中国报道周刊

　　本文旨在探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同毛澤東时代文化的精神联结：“范跑跑” 、茅氏“愚蠢论”的社会意义；灵魂缺失的当代中國所面临的困局和走向。

　　一、引言：放魔鬼出笼

　　中國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震出了一个“范跑跑”。地震发生时，中学教师范美忠甩下学生径自第一个逃生，被人称作“范跑跑”。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展示的是人性弱点，不能算作美德。懦夫虽招人鄙视，也能博得几分同情，因此成为古今中外的讽刺喜剧所偏爱的角儿。假如范美忠就此打住，他是不会成为“新闻”的。然而，范由媒体追捧而名声鹊起，得力于他逃生之后宣扬的“先跑学说”。范认为，灾难来了，人应当自顾自，“其他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他认为谭千秋老师为保护学生而牺牲，算不上美德。他声称要挑战中國人的道德底线，要批判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制造了伪君子、伪圣人，而他实话实说，是“诚实”的，不怕丑。否认舍己为人是美德，否认极端自私自利是丑行，范跑跑的自我辩白首先需要完成对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颠覆。

　　无独有偶。中國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改革旗手茅于轼也宣扬说：“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听起来是道德高尚的，其实是欺骗性的。”范、茅等人的言论在时下的中國社会居然不乏唱和，诸如“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个人的生命高于公德”、“国家、道德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这些人物及其言论在事关救助他人，事关为人、为国、为公上，无不展示出怯懦和冷漠，但在主张自私、利己、为我，在挑战中國社会道德、中华传统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上则都血脉贲张，勇气十足，一副“斗士”摸样。这出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中國。

　　中國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三十年下来，“资本主义的草”已经培育成丛林，而“社會主義的苗”已经转基因嫁接到资本主义藤上。在经济领域，本土资本携手西方资本攻城掠地，羽翼日益丰满；在政治领域，资本及其附庸积极谋求与其经济力量相当的政治权利，呼吁政改以利参政甚而当政的声浪日益高涨。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资产階級极端利己主义嘶喊着登上了中國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魔鬼自然出笼。

　　二、三次文化颠覆浪潮

　　近百年间，中國社会风潮迭起，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的全面颠覆中國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次是五四，一次是纹革。五四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参照物，全面批判与否定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仲共建政后，以馬列主義为理论指导，持续批判中國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在纹革中臻于极致。

　　批判与否定毛澤東时代的文化，始于毛之后的“改革开放”，盛于“接轨”，参照物依旧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包括西方资产階級价值观。范、茅们虽在拾人牙慧，但打着“人權” 、“自由” 、“民主”的西式招牌，肆无忌惮地公然鼓吹、标榜、叫卖极端利己主义以攻击毛澤東时代的文化和儒家文化，这是中國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产物。这些，应属于全方位批判和否定中國既往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的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不过，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所引领的方向同五四与纹革截然不同。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大潮，旨在摧毁蕴藏在中國文化和中國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中任何抗拒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免疫机制。它本能地无可置辩地确认中國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同西方资本主义无法兼容，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它立意颠覆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体系，矛头指向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观，旨在切割当代中國人同中华民族的精神联系，从而摧毁既存的中华民族精神。

　　在漫长的中國社会发展史上，截至满清王朝崩溃，儒家文化是中國社会的主体文化，在中國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为中國人提供行为规范，为中國社会提供伦理道德规范，主导塑造了中國人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经由一代代士大夫阶层和文化阶层的倡导、践行，经由王权推助，散播输灌到民间，又为一代代民众所践行。一代代的中國人反过来又以其道德实践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古往今来，一代代的中國人是何德性、何种形象、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作为？需要首先解说什么是儒家文化，尽管也需要解说道家、法家、释家等。因此，对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褒贬评价，直接涉及对两千五百年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褒贬评价，也涉及当代中國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定位。

　　那么，儒家文化为中國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塑造出了什么类型的中國人？儒家文化与经受儒家教化的一代代中國人的人生实践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何在？什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儒家文化精神

　　古代中國，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周公即“制礼作乐”，主张“敬德保民”，以礼治天下；之后，孔子曰“仁”，孟子曰“义”，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纲常”，宋代程、朱倡导“理学”。这些学说确立了中國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规范。

　　儒家学说强调人自身的品格修炼，主张自修、自律、自省甚而自我牺牲以践行“仁义礼智” 、“礼义廉耻”等社会道德准则。就社会价值观说，儒家主张“先义后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生死观说，主张“舍生取义”。砥砺修炼个人的品行操守，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达到了“必也圣乎”的理想境界，也是个体修齐治平的至高境界。人由关爱他人、关爱众人而融于家国天下，融于他所生活的社会，融入“青史”。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走出了一代代贤哲，一代代志士仁人。上古，屈原秉持强国济民的社会政治理想，以死殉国；汉代，苏武出使匈奴，遭羁押十九年，宁死而不“屈节辱命”；宋代范仲淹为官一方，追求实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宋末元初，文天祥抵御异族入侵以死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林则徐禁毒而遭流放，矢志不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人为国为民，舍生忘死，舍生取义，言行一致，堂堂正正，求仁而得仁，正气浩然。这就是儒家文化陶冶的仁人君子，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数千年巍巍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精神长城。

　　无庸置疑，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也引导和影响着中國普通民众的人格追求和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同时，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古代中國民众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也滋养了影响了儒家文化精神。远在孔子出现一千五百多年前，远古传颂，大禹在外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公而忘私，受到中國老百姓的祭祀、崇敬，历四千年而不衰，至今中國不少地方仍有香火不绝的禹王庙，民众用以追念这位华夏先祖。大禹，融入了中华民众的心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青史”。中古传说，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精忠报国”。民族忧患之际，一位普通人家的母亲对儿子的刻骨铭心的叮嘱是：“国家事大，个人家庭事小，全心全意报国。”这，就是中國古代民众的生死观、人生观、价值观。个人、家、国，一脉相联，但个人家国的关系在中國民间四千年来的传说中，受到崇尚的是“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和品格的人受到中國民众世世代代的崇敬与拥戴。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公而忘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和整个社会对这精神的崇敬，五千年来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社会道德传统，成为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所拥有的深厚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历史来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

　　质而言之，中國上下，数千年传承，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核心精神始终指向：一、崇高的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二、为国为民的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三、崇尚精神道德追求的公益性和现世性，即对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融入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并以之为终极追求。

　　在古代小农经济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儒家文化的这种精神同墨家“举公义，辟私怨” 、法家“无私”“背私” 、道家“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学说主张相互支持，相辅相成，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以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和高尚的道德内涵，使得中华民族精神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

　　四、毛澤東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精神联结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國社会危机重重，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相继发生。儒家文化被认为禁锢思想，扼杀性灵，维护落后的封建制度致使中國落后挨打，因而受到了全方位的批判和否定。为求变法维新救国救民，谭嗣同舍生赴死，认为舍生取义，“死得其所”。作为影响了五四文化思潮的作家，鲁迅斥孔孟之道为“吃人礼教”，无情批判儒家文化和專制势力。他坚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怒向刀丛觅小诗”，“我以我血荐轩辕”。无情批判儒家文化的谭、鲁一代志士仁人所展现的人格追求和人生道德实践是：公而忘私，舍生取义，以身许国。耐人寻味的是，这正体现了儒家情怀，同儒家文化精神一脉相通，同数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通。

　　五四文化运动颠覆了儒家文化。毛澤東领导的人民革命则进一步颠覆了中國有史以来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同公有制经济形态相适应，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是毛澤東时代社會主義文化的基本特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澤東时代的社会道德准则。毛澤東时代提倡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学习和培养“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提倡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就比泰山还重，反之就比鸿毛还轻。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小我融入大我，个人融入集体。“毫不利己”，个人的人格追求和人生实践就升华为高尚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专门利人”，个人的精神和道德追求就指向利他性的社会价值追求，即造福他人，造福人民。毛澤東时代的文化洋溢着社會主義道德精神和昂扬的理想主义光辉。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毛澤東时代文化鼓励人在极端菲薄的物质条件下克服一己之私，培养和发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努力建设一个消除了階級剥削和压迫的繁荣昌盛的新型社会。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澤東时代文化激励中國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建设中國，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短短二十七年，在经历了上百年内忧外患的社会废墟上，毛澤東时代文化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营造了以大公无私为荣自私自利为耻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环境，培养和造就了无数为国为民富于牺牲奉献精神的人，造就了以雷锋、王杰等为代表的解放軍战士，以焦裕禄以及唐山地震时坚持最后一个撤出矿井的贾邦友等为代表的干部，以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大庆人为代表的工人，以大寨人为代表的农民。

　　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被认为服务于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级制度，毛澤東时代文化则把有史以来的私有制社会制度颠倒过来，确立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社會主義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同时也将儒家文化精神从小农经济私有制的社会条件的局限下解放出来，将“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中华民族精神奠基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使中华民族精神在社會主義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弘扬。毛澤東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看去泾渭分明而且曾经你死我活剧烈冲突的两种文化，实质上有着相通的精神，即崇尚精神道德追求，崇尚利国利民的社会价值追求，倡导人的精神道德追求融入集体性的社会价值追求之中。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國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國文化优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后者，更有待于实事求是的认识和系统的阐述。毛澤東时代文化同中國传统文化有着历史的精神联结。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是毛澤東时代文化的内在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基础。毛澤東时代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三十年来的非毛化，毛澤東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已经在中华文化中扮演着文化基因的角色，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同美国新奥尔良飓风灾害时各自为我的美国公民社会相对照，中國四川汶川震灾时，千千万万中國人所展现出的舍己为人、乐于助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的精神，体现的是毛澤東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儒家文化精神，是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五、儒家文化制造了伪君子？

　　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階級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及伦理道德准则得到提倡和推广，指示着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受到社会认可、接受和追随。社会伦理道德准则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具有同一性和约束性，否则便失去公信力和可行性。人们在践行社会道德准则上的表现大略可分为：积极践行者、追随者、阳奉阴违者和反对者，通常又被称为仁人君子、伪君子和小人。积极践行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推崇，认可、追随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肯定，伪君子受到嘲讽，小人受到谴责。

　　历史上的无数仁人志士与毛澤東时代无数模范英雄人物是倡导和实践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表率，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民族优秀人物的社会道德实践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引导人们“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

　　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实践具有强大的社会道义力量，对任何逾越道德界限的企图、做法都产生压力和威慑力，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亡”。在社会道义力量足够强大，任何挑战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的做法都将付出充分代价的情况下，认同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却又回避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义务，伪君子就出现了。伪君子是邪不压正的社会产物。伪君子的道德实践的特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毛澤東时代“黨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检讨，“永不翻案”，但后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永不翻案”成了伪君子的烙印。

　　伪君子也并非只是中國有。基督教宗教文化在欧洲国家占据文化统治地位达一两千年之久，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然而，倡导基督教教义的罗马天主教会从教皇到主教到神父纵欲犯罪，包括性侵犯男童、修女和已婚妇女，不绝于史书。即便在十世纪，基督教推行极端禁欲主义、宗教统治极端專制而被欧洲史学家称为“黑暗世纪的午夜”，教皇瑟各斯三世（Sergius III 904 - 911）养着情妇玛茹莎；玛茹莎的孙子后来成为教皇约翰十二世 （John XII 955 - 963），“几乎无恶不作，性侵犯处女、寡妇，同其父的情妇姘居，使得教廷成了妓院。”1

　　罗马天主教会的性丑闻延续千年直到今天。2002-2003 年期间，美国、法国、波兰、爱尔兰等国的天主教神父的性丑闻象瘟疫一样遍布欧美社会。受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委托而采写的《约翰??杰伊报告》（John Jay Report）披露，1950-2002期间，4392位美国天主教神父涉及性丑闻、性侵犯；美国天主教会先后为各教区神父的性侵犯案所付赔偿高达20亿美元。在爱尔兰，天主教神父史密斯（Father Brendan Smyth）1945-1989期间曾强奸或性侵犯数百男童。宗教伪君子，作为欧洲基督教社会特有的现象，早已成为欧洲文学作品反复描述的对象。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莫里哀的讽刺喜剧《伪君子》中的神职人员答尔丢夫，比任何其他种类的伪君子更具知名度。数不清的神父成了伪君子，是基督教制造了伪君子，还是神父们不守信仰？还是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教会与神父都是伪君子？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西方的宗教领域，也出现在西方政治领域。1776年美国的《獨立宣言》布告天下说：“人人生而平等， 具有造物主所赋予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但与此同时，以及此后上百年，美国人大肆屠殺印地安人，贩卖黑人。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直到1948年禁止华人移美，禁止华人赴美与家人团聚。美国社会迄今仍存在着种族主义。美国人是伪君子还是美国“人權”虚伪？1789年，法国资产階級大革命的《人權宣言》宣称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法国资产階級政府此后从未停止对亚非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战争与殖民扩张，包括毫不迟疑地参与1840-1860年间侵略中國的鸦片战争。法国资产階級是伪君子，是真小人，还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团伙？

　　在西方经济领域，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之际，向世界声言要清除世行的“腐败”，但接着就被曝光利用职权为其女友违规加薪，现了原形，原来也是伪君子。

　　在西方新闻领域，西方媒体最近就中國西藏地区藏獨暴亂蓄意炮制假新闻，攻击中國，被一一曝光，戳穿了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真实” 、“客观公正”的西洋镜。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是一伙伪君子。在当前国际社会道德环境下，伪君子也是邪不压正的产物。

　　儒家文化倡导“仁义” 、“道德” ，被认为制造了一批“伪君子”；毛澤東时代文化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认为“愚蠢” 、“欺骗”。美国社会强调法治，被认为是法制最完备的社会，但美国也是世界上几个工业发达国家中杀人犯罪率最高的国家。是诸如此类的美国人没有遵守法律，还是美国的法律制造了犯罪？

　　道德无法使人人有德，正象法律不能让人人守法，哪怕是“一夜美国人”所鼓吹的美国法。然而，人类社会需要为人为公的道德精神追求，正象需要公正的法律。没有为人为公的道德精神追求的社会，只能将人们再次送回丛林世界，而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则是丛林世界的行为准则。

　　六、“诚实的”小人

　　伪君子变成“诚实的”小人，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变化有关。小人敢于亮相挂牌作为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的旗帜鲜明、立场鲜明的反对者，而又无须顾忌或者无须承担逾越社会道德界限的风险，那多半意味着“千夫所指”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有了缺口，原有的社会道义力量已经衰落不足以对反对者构成道义威慑，或者既存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开始翻转或者倾复。在这个意义上说，“诚实的”小人是正不压邪的社会产物。

　　“诚实的”小人，或者反对者，同依然认同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的其他社会成员已不再处于同一社会，而是自外于“这一”社会，成为“社会异己份子”。真小人不再认同“我们”，而是宣称“你有你们的准则，我有我们的准则”。真小人拒绝使用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仍在继续使用的社会道德准则，而用另外一套准则武装自己以批评或攻击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例如，用“美国制造” 、“欧洲制造”攻击“中國制造”。同一社会于是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评价标准，社会道德和规范的同一性遭到破坏。人可以各行其是，莫衷一是，社会由此分裂，斗争交锋也由此发端。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认为“先公后私”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美德，而范、茅们则认为“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 、连爹妈也不顾的极端利己主义是“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再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认为“精忠报国” 、为国为民、维护中國国家利益是美德，而范、茅们或“一夜美国人” 却“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在他们眼里，爱美国才是德，“上帝保佑”他们的美国；中國人爱国有罪，是“爱国贼”，需要他们的上帝及其仆从们 “救赎中國”，尽管他们的上帝两千年来连教皇在内的宗教仆从们都不能“救赎”。颠倒黑白，因为颠倒了立场；出卖自我，接着出卖祖国。一个爹娘不认、 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认的人，做梦都想成为美国人的人，是不会同中國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的，是不会认同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的。怎么能够期望这类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既然没有共同的立场、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道德准则，也就没有共同认可的道理，无理可喻。“缺德”与“无耻”对范美忠们已经不再构成道德压力，因为他们所攻击的正是中國文化及中國社会道德准则，使用的是“他们的美国准则”，诸如， “人權” 、“自由” 、“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等。所以范美忠不怕丑，放言“即使有人如岳不群一般地道德完美大义凛然也吓不倒我”；所以，中國的“自由派”们或“一夜美国人”们为跪下的秦桧申请站起来的“人權”，为日寇侵华及其南京大屠殺开脱罪责，为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中國叫好，质疑非难中國抗美援朝；所以，《河殇》们奉洋枪洋炮的西方文明为神明，贬抑和否定中华文明。

　　对中國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的丑化、批判和否定，对中國一切既往文化包括中國社会、历史和中國人的丑化、批判和否定，是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正在展开的“伟业”。西方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对中國社会的全面渗透、对中國社会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挑战，目前正处于上行波段。茅、范等所鼓吹的西方极端利己主义社会思潮同中國亿万民众所秉持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交锋， 印证了当代中國社会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对立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这一事实，也印证了当代中國社会道德行为混乱的社会现状。

　　“范跑跑现象”，浮上表面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同儒家文化精神和毛澤東时代文化精神的交锋；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看，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华文明精神的博弈；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社会的极端资本主义化倾向。

　　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过去三十年，邓主导下推行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國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社會主義公有制经济被促死而全面瓦解，私有经济经百般培育而疯长如日中天。史无前例的化公为私的改革及其所指引的路向，收买、腐蚀、败坏了共產黨的执政队伍。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前腐后继，也终将葬送共產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资格。前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坍塌，殷鉴不远。伴随着这一切，展开了对毛澤東时代文化的清算、丑化和否定，极端利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奴颜婢膝的卖国媚外论调充斥了中國的舆论舞台。

　　邓主导的声称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改革，诸如教育私有化、医疗私有化、住房私有化、矿山资源开采私有化等，比当代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资本主义化。相比加拿大，加拿大的学校，除去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公立，所有适龄青少年享有高中程度的免费教育；各省拥有各自的免费医疗制度；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消费加以必要的调剂，以维持基本的社会公正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这些被认为是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受到大多数加拿大人的欢迎。

　　社會主義中國的医疗改革可以同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美国的医疗制度媲美，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人生老病死是“自顾自”。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负责任的”政府和政客们宁肯让穷人、普通人象富人一样去为自己的生老病死“负责”。美国的工薪族络绎不绝的到加拿大就药又被指控为违反医疗“法规”。“损有余而益不足”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原则的。千百万无法“自顾自”的美国人多少年来都在呼吁美国政府和政客们关注“医疗保险问题”。美国民主黨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2008年竞选许愿之一就是改革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往“互助组”和“合作社”方向改。这也正好同中國的医疗改革的方向相反。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在美国社会都不得不披着面纱示人，但在自称社會主義的中國却可以光光鲜鲜招摇过市。

　　中國社会浮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中國社会现实的写照。暴发的资本大亨、贪官污吏声色犬马，为富不仁；下岗工人、打工仔辗转沟壑，自求多福。中國地产资本家王石的赈灾言论同美国资本家贝尔??盖茨的退休演说两相对照，明显见出中國新生代资本家青胜于蓝的“真小人”本相，理性冷血、自私无耻；而贝尔??盖茨呼吁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兼爱” 、“双赢”，充其量只能算个伪君子。损公肥私、为富不仁、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本来是王石、王益们巧取豪夺发家致富的准则。正是在中國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王石、王益们的社会道德实践营造了中國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状。范美忠作为升斗小民本是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实的受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开口张扬的却是王石、王益们的话语。实质上，范氏的嘶喊所传递的，实在是一个升斗小民对中國极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现实的认知、接受、无奈和激愤的抗议。

　　中國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中國社会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逐利，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同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毛澤東时代文化所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价值观、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相对立的，是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儒家文化精神及其道德准则相对立的；是同五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相对立的。因此，中國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儒家文化、毛澤東时代文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

　　这也解释了当代中國社会所出现的荒诞的文化现象。自改革开放同西方“国际”接轨以来，被中國网民们称为“美国鹦鵡”的中國“自由派”人士以及海外的各色黄白人物扮演了颠覆中國文化的杀手角色。他们一面别有用心、别出心裁地“戏说”编派中國历史，“戏说”编派中华民族英雄和民族人物；一面肉麻地开口西方、闭嘴洋人。在中國历史上受到老百姓崇敬的民族英雄人物，从大禹到岳飞到毛澤東，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他们的“质疑” 、丑化、攻击和否定；历史上为中华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人，从李白到李清照，无一例外地受到他们的恶意“关照” 、调侃、丑化、抹黑。他们极力丑化和否定儒家文化和儒家社会，极力丑化和否定毛澤東时代文化和毛澤東时代的社会。很不幸，中國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半是由儒家时代和毛澤東时代构成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國文化大半是由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的文化构成的。否定了这些，剩下了什么？剩下了一副灵魂缺失的躯壳。这些“自由人士”说，中國文化都是垃圾，有史以来的中國人都丑陋。他们眼里盯的、嘴上喊的都是洋大人。这是一伙丧失了文化家园的丧家犬，转身投靠跟随洋人，成了断了脊梁骨的乏走狗。因此，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预示的是西式文化殖民地和精神洋奴的未来。

　　八、灵魂缺失的中國走向何方？

　　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是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渐进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而日益深入的文化颠覆过程。选择和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拒绝接受西方资产階級价值观念，似乎是天方夜谭。成千上万的执政黨及政府的大小官员不怕掉头前腐后继，地产大亨与升斗小民一起呼唤极端利己主义等，在在表明了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的成效。然而，中國民众及中國政府在汶川地震中的行为却也昭示，中华民族精神仍在。因此，包括极端利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同中华民族精神的冲突、交锋和博弈也势所难免。

　　一百年来，频频发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國文化的浪潮，都是在西方势力的强力夹击下诱发的，都影响了或试图影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博弈，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选择，实质上也是选择一种人际关系模式，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果认为这可以是一种自主选择，那无疑是颠倒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无疑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水银泻地般的渗透腐蚀力量。如果认为极端利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是未来中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同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区别表明，人们的自主选择是可以影响社会面貌的。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值得自豪的文化成果。然而，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是今人的责任。明清之际将儒家文化僵化、道学化终于导致五四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剧烈摇摆。扬弃儒家文化中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坚持弘扬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毛澤東时代的文化实践对此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毛澤東时代的社会，批判和否定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等级观念等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倡导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实质上坚持和弘扬了儒家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但在社会舆论导向和道德实践中 “斗私批修，灵魂出窍”，过激过急，把思想认识问题和道德教育问题政治化，同儒学道学化一样，在同一方向上趋于极端。只争朝夕“跑步进入共產主义”，巨人撩开大步，小个子追得气喘。个人利益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依然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索和追求的理想。

　　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儒家文化曾经有过洋枪洋炮下“秀才遇见兵”的遭遇，有过落后挨打以身饲虎的经历。现代世界已经不同于古代中國所置身的世界。此后，中國直到有了毛澤東的旗帜，才有了胜利的进步的旗帜。但毛澤東时代的文化已经而且仍然在受到攻击和否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诱导和围剿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坚持和弘扬毛澤東时代的文化精神，听来也将是天方夜谭。

　　一个丧失了民族文化的民族是一个灵魂缺失的民族，而一个灵魂缺失的民族是无法成为一个强国的，是无法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当代中國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提示当代中國人所思考的道德准则问题是：你是谁？你希望是谁？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提示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是资本主义改造中國和中國文化？还是中國和中國文化改造资本主义？还是中國将重新发现社會主義？

　　中國贵州近日发生的瓮安事件警示中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008，07，06

　　作者为加拿大学者

　　作者:赵大可

　　真实的故事。拿破仑家有个中國厨子，服务周到热心，只是和大部分中國厨子一样有揩油的毛病。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左右说：“你们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是是要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國朋友很爱钱的，你们给他五百法朗吧。”

　　拿破仑可谓是最了解中國的政治家了，他预言中國如东方睡狮，必将震惊世界。如今他的预言很准，中國强大得要办奥运。中國人也的确爱钱成了宗教。

　　中國有两大怪从明清延至今天，官员有陋规，厨子爱揩油，都源于我们平实的生活观。如今我们爱钱到大夫拿回扣，爱到西瓜打催红素，爱零花钱爱到许多年轻人当了五毛黨，建筑商爱钱爱到教室水泥柱里都没有钢筋的地步——爱钱爱到连我们孩子命都不要的地步，从九十年代始，这个国家就是正气陆沉的。

　　请君略略扫一眼神州大地：

　　在上海大超市开业的第一天， 四百只烤鸡不翼而飞，在厕所里发现遍地是鸡骨头。

　　在拆迁的旧房上，一个人点燃了自己，人们静静看着他燃烧。

　　有人犹豫地徘徊在高楼上，他的妻子与孩子在下面呼喊，警察忙着架云梯，男人渐渐缩回了半空中的脚步。等了一个小时的群众，突然发出狂呼：“跳啊，有种跳啊！”男人摔了下来。一片安静。

　　在世贸大厦被毁的那天，众多的国人齐声叫好。

　　一位美女作家这么写道，为了吃更多好吃的，我吃饱后进了厕所，扣着喉咙，吐出食物，出去继续吃。建设银行行长被抓，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亿元的私人存折。

　　为了让旧房中的老人早点搬出去，拆迁组买了几麻袋黑老鼠，放在老房子中，几位老人受不了惊吓去世了。

　　为了筹钱山东临沂借计划生育为名，诛连十族，一家结扎，全村人被抓，不亮车灯晚上悄悄进来。桃花顶村，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全村人睡在田里，村子变成空村，老人家说这只有当年鬼子进村时才发生过这样的事，女镇长用高跟鞋踹着老汉，一个个血洞，她不停地说“说，我打你了吗？”……

　　我们真是一个缺德的大国，注：我不是说国家政府缺德喔，免得又说我诽谤朝廷（现在叫颠覆国家政权罪，哎呀，吓死我了），我说的是这是一个充满缺德状态的国家。

　　偏偏好象又是很道德的，连教育厅发言人都来谴责一个叫范跑跑的老师只顾逃命不顾学生。美国道德学家斯麦尔说过，“一切美德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满足日常生活的要求”，一个社会真正的美德是那些普通人都能尊守的品德，如勤劳，正直，诚实。超出一般人水平的，哪怕是最高尚的美德，也不过是充满诱惑力危险的东西。柏克说过：“以英雄的品德为基础的人类制度，必定会有一个脆弱或堕落的上层建筑。”英雄道德只能景仰不能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范跑跑虽然不值得赞美，但是值得肯定，他尊守普通人的道德，即诚实，坦率说了害怕。出于人的本能，他逃跑了，无可厚非。相反余秋雨用超英雄道德要求因不合格校舍失去孩子的灾民，要以主人的身份，将动人的气氛维持下去，这是超人道德要求，难怪被骂了。不过既然我们批评余秋雨，我们就应当肯定范跑跑，否则我们的逻辑不大对哎。

　　我说我们缺德，绝不是说我们缺英雄道德。一场地震震出多少英雄啊。领导接见都来不及呢。

　　不过我听现场的记者朋友说英雄常常是这么造出来的：上海消防局带着几省消防队救人，什么累活脏活让别的省消防队干，发现有活人在下面，就喊你们撤，上海消防队上。结果成了救人的英雄队。但有一天来了更牛的四川消防队：“我们是本地的，你要服我们管”于是两队打起来了，争英雄如此，我只有佩服可言。

　　那是假英雄，也有真英雄啊。

　　在大跃进时代，我们要求农民个个当英雄，让他们饿肚皮贡献粮食，结果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所以我说的缺德是我们缺少最基本的美德，如诚实。

　　教育厅发言人盯住范跑跑，却放跑了自己最要面对的校舍问题。

　　偏偏在校舍问题上这个发言人却回避，该管的不管，我该说这个发言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呢？

　　按照香港电视台的报道，教室楼一般是三十米长，要求有六根主力柱，这六根主力柱中每根都要有四根粗钢筋，二层与顶层要铺有钢筋网，网与柱子钢筋要勾连。结果发现北川十七所学校只有二所合格。有的主力柱完全没钢筋，有的钢筋象钢丝，手都可捌动，你总不能说人家香港电视台统统是反華媒体吧。《财经》与《南方周末》都是别有用心吧。

　　发言人同志，如果你连这些镜头都面对不了，你起码是不诚实，睁眼说瞎话，与老百姓常识在做对。

　　所以全国人民啊，把范跑跑放跑了吧（——也别让范跑跑太得意，梁文道说得好，他毕竟不值得赞美），盯住校舍才是正路。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现场，连线记者问：现在灾区的孩子最想要的是什么，敬一丹说：“奥运的福娃。”后来我才知道央视被要求将赈灾与奥运联系起来报道。一个记者拿着话筒问安置区的孩子，饭好吃吗，孩子大声说：不——好——吃！还是孩子可爱。

　　公瓦（这字不认识，分开）安事件，之所以引起网络狂潮。是因为政府这么解释，二男二女在河边聊天，在一个男子做了第三个俯啊卧啊撑时，女生跳河了。这种解释又是与常识不符的。你解释也解释个通啊，你解释不通，说人家是青春期心理躁动，说自杀就自杀。那些无知老百姓会帮你解释，解释成俯卧撑其实是强奸。谣言不就这么出来了吗？

　　所以政府再强大，再是人民的好政府，也不能与常识为敌，你斗不过常识的。

　　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先生早就解释过这种状况，原话如下：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英雄道德说太多，基本道德少了点，老百姓就不管你解释什么都不相信了。

　　碰到什么大事，“我都是路过去打酱油的”，酱油打多了，大家不成柏杨说的酱缸了吗？

　　最可爱的是山东的王兆山同志，他写了“黨疼国爱，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一词，还公开朗诵了。朋友和我说起这词，我大叫这个人太有才，反讽如此，佩服佩服，朋友一把按住我说他是真心，真心的。我说打死我也不相信。后来大家都说他是真心的，真心的。我才明白： 肉麻当了常态自然会有这种事。是我认识社会的程度不够，跟不上形势了，把奴才的诗说成反诗。地震把中國最好的，与最坏的都震出来了。

　　最好的还是老百姓，那些志愿者啊，连中國猪都很坚强，其次是战士，空手挖人。最坏当然是造谣的人啦还有那些在网上拼命做俯卧撑的人，你们想怎么的，很黄很暴力吗？

　　还有我要表明态度与立场，地震绝不是天谴。天堂与地狱都是人造的。乱世乱在心头。

　　作者:翟明磊

　　心术不正。在咱们这片官场里，总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的升官秘诀就是摸主子脉，揣摸主子心理，千方百计找机会，树立什么典型，搞得越大越好，无限拔高，动不动就是什么体现了伟大的时代精神。还有人是利用别人的痛苦和无奈来捞取政绩和升官的资本。这类例子很多，作为记者，我经历大大小小多次这样的“噩梦”，比如有这样的报告团，其团员在会场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英雄为了省下一顿出差的饭钱犯了胃病，这顿饭实际才10几元钱。我不怀疑英雄行为的真实性。但是当我看到礼堂外操场上那一排排当官用的、严重超标的每辆不低于30万“万国汽车博览展”时，我觉得这样的报告会简直是在愚弄人！还有什么张家港卫星，我也参加过报道，现在这颗卫星哪里去了？是不是登上月球了？为了宣传这个典型花了多少民脂民膏！光去参观的单位就上千个！所有这些宣传，旗号大的吓人，冠冕堂皇，又是发文，又是组织委员会，又是领导重视，实际上是政治把戏！组织者要的是领导高兴，与领导有接触机会，在领导心里留下个印象！与英雄何向干也！不说谢磨杀驴也差不多，大家看透了这种把戏，所以非常反感。

　　强奸民意。许多当事人对这样的事情躲都躲不过来，甚至多次求组织者“你们饶了我吧！”这次则拿未成年人的心灵之血做文章，简直不可思议。看看他们的高调吧：临危不惧、勇于救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要问问：哪位家长希望和鼓励自己10几岁的孩子这样做？提倡10几岁孩子临危不惧，你们想干什么？组织童子军啊？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10几岁的孩子能活命已算万幸，为什么还要鼓励他们做出牺牲？官方鼓励未成年献身是什么行为？看看历史吧！读点国际法吧！了解点联合国妇女儿童公约吧！请组织策划者自己回答：你们是不是鼓励自己的孩子去献身？去牺牲？去临危不惧？

　　践踏道德。孩子们的行为本来是人类道德无邪的体现，来自遥远的年度，根植于人类大地，与活动策划者无关！也用不着你来树牌坊！道德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作用是根本不需要大肆宣传的，如果有人硬要把道德情怀政治化、官场化，利用之谋取政治资本，那就是践踏道德！因为孩子根本就不是那么想的，孩子不是那么想的，你非得让他按照你的口径说，这不是践踏孩子的心灵又是什么？这点在操作上已经露了马脚：一些地方不是把评选当成政治任务了吗？

　　坏事就是坏事，是哪家的魔法要把它变成好事！为什么要变成好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还是什么部门也好，都没有权力操纵人伦道德意向。

　　上帝坐在上帝的位置上，国王坐在国王的位置上。如果国王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那么我们的回答就两个字：滚开！

　　作者:曹冬雁

　　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词二首”，第一首”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面对“黨疼国爱”和“民族大爱”，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

　　全文如下：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黨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不难看出，此公颇有文采，虽唐宗宋祖不可比，亦我等浅薄之流所不及，此词一出，举国“忿詈”，人们亦互相转告：前有余秋雨，今有王兆山！前有范跑跑，今有王屁屁！

　　此词以废墟下的“我”为第一人称，表达虽身在废墟，但心情却无比激动和喜悦的“紊乱”之情。此公以独特“艺术加工”和不知所以然的“矛盾”手法来虚构一个罹难者（坦白讲是此公自己）“精神”世界的“胡思乱想”以及死亡面前的大脑进水，可谓形象逼真、入木三分，作者虽未亲历地震，却用自己无比“错乱”的想象力来为广大读者勾勒出了一个美丽、激动、充满幻想和摇头丸的废墟下的世界，实乃虚构之“搞”手、想象之奇葩—不—“鸡巴”。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此词间接赞扬了“黨国”的猥琐——不——伟大，以及领导人的虚假—不—虚“伟”，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真不愧是新时代的思想奴隶、黨旗下的走狗，以及万民唾骂而浑然不觉的英模。

　　我们先来看此词的题目，《废墟下的自述》，哇考，这样充满革命凌然气质的题目也只有受我黨教育下的走狗王屁屁同学才能够想出，此题目不但有《一个出轨女人的自述》这样充满挑逗性的吸引力，更有《一个刽子手的自述》这样带有忏悔感的丰富内涵。此题目直奔主题、单刀直入、庖丁解牛、酣畅淋漓，给人以此公想象中废墟下压抑的快感，传达出此公想象中死亡面前大脑错乱的真切，虚中带屎、屎中有虚，不但令灾区人民汗颜，更令我等国民蒙羞，我想，我们敬仰的另一“痿”大作家余秋雨先生看完此题目，也会不由得黯然泪下，发出 “之前我一直用油条擦脸，以标榜自己的油滑和无耻，但看完此公之题目此后再也不擦了”的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此词第一句，看似平淡，实为此公故意设下的伏笔，其间所隐含之无穷情感非我等小民可揣摩，但从此简单七字中我们却可以浅薄地了解到“地震这样的天灾我们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个死嘛”这样的深切韵味，而最后一“诉”字不但是押韵的韵脚所在，更是充满了动感。

　　“主席唤，总理呼”！天呢，此公果然是个“痿”男，没想到刚刚进入了第二句，此公就毅然开始高潮。虽只六字，却同时包含两个对象，此公虽年界60有余，不想意淫能力却依旧高强，并竟有3P之爱好，可见作者修养之高、造诣之深、淫荡之极，此公必当淫得一手好湿。

　　“黨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前面谈到此公生性奇淫，并有3P之爱好，但从之句看来，此公真乃淫荡界的老手，极乐之中仍不忘床底之语、缠绵之意。作者虽身在废墟，但依然不忘“黨疼国爱”，依然可以“声声入废墟”，这是什么精神——病！答曰，这是恬不知耻的奴才精神——病！

　　“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此两句骤然急下，想必是作者已经射了，可见作者投入之深、感情之真切、动作之疯狂以及性能力之不足，但如果此公生为女人，并步入AV界，肯定是AV界的皎皎者，更可以留下“前有武藤兰，今有王兆山”这样的佳话。此两句此公还采用了“拉十三亿人垫背”的无耻手法、妄图以“十三亿人”来为自己呐喊助威的下流之举，可见作者之深思熟虑、老谋深算。而“纵做鬼，也幸福”这句点睛之笔实乃可与“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相媲美，且更简短、更直接，从这一点来说，王屁屁同志绝对短小精干、阳痿早泄。

　　“银鹰战车救雏犊”，我考，此公果然是个玻璃，从此句的隐喻中可以看出，此公将自己比作“雏犊”，而性幻想的对象却充满了“银鹰”、“战车”这样阳刚的强大意味，如果在下猜的没错，此公更有SM之爱好，且喜欢金属受虐。

　　“左军叔，右警姑”，此公把救灾的军人比作军叔，把女军人比作警姑，但从字面的意思上我们看不出什么，但通过前面对此公的分析，这句所隐含的意思应该是此公还有乱伦嫌疑。但让在下纳闷的是，护士作为XX中常出现的角色在此公此词中却没有出现，看来此句虽美，却仍有遗憾。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感人！就俩字儿，感人！在下真想发自肺腑地说句：真他妈逼的感人！

　　“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无论从字面来说，还是从隐含意味所谈，所有的赞誉之词在此两句面前都显得那么不足，所有的猥琐之态在此公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够，所有的无耻之徒都会觉得自己其实很不无耻。因为此公已经将拍马屁的功夫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人可比的地步，已经将灾区人民的疼痛化作了意淫的强大力量，已经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和优良品质扔到了其思想罪恶深渊的垃圾堆里，对于这样一个无耻之徒、马屁之精，我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加以吹捧和敬仰，给予最丑恶化的赞誉，好让全世界人们都认清他的嘴脸。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在此公面前，似乎连早已死去的和珅都无言以对。

　　面对此公之无耻嘴脸，更有网友另赋词一首，以表达对此公无耻嘴脸之佩服和敬仰。

　　无名氏作《江城子　　和王兆山》

　　江城子——和王兆山

　　天灾临世万民苦，

　　孤儿啼，寡妇哭，

　　中华儿女，含泪共祈福。

　　十三亿人相扶助，

　　此天劫，吾共渡。

　　兆山拍马悦官府，

　　丧汝心，忘汝祖，

　　尸海死寂，亡灵怎欢呼！

　　显示器前网友怒，

　　恨不能，碎汝骨！！

　　下面是从网上查到的此公信息：

　　王兆山：山东沂南人。仲共黨员。大学文化。1977年参加工作，历任山东省出版局文学编辑，中國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秘书长，《当代文学》杂志副主编，山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山东文学》主编，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二级。1997年加入中國作家协会。 亡灵派代表诗人。

　　作者电子邮件：china_qq888(at)163.com

　　作者:左左北

　　余秋雨自从青歌会沾了一身娱乐界的臊臭以后，在文化领域的低位已经逐渐式微，那种贩卖多年的悲情闲愁市场正在变成另一种恶心的猥琐，但是他心系中华大地之纷纭政局，日夜担忧海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和苦旅市场的生意惨淡，时逢汶川地震，顿时一念，何不化悲剧为动力，化动力为利益。在网络上惊现他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时间四海翻腾云水怒，海内海外网上骂声一片，但是国内门户网站很快将不同政见的帖子删除，回顾余秋雨自纹革以来的为人，再看多年的苦旅铺垫，再看最近的表现，我发现他的长期走势一直都是为从政做准备，他苦旅了一趟，由一个最初的看似獨立思考者逐渐蜕变成了一个出卖良知的御用文人和利益集团的公关顾问，只是这次没忘了拿死去的孩子们作为脚下的铺路石，实在是让人感叹秋雨无情。

　　解读他的那封信，主要论点如下：

　　1.你们这些沉溺于丧子之痛没有大局意识，不懂克制自我感情的孩子家长是外敌的帮凶，（敌人反对的我们也不管怎样一定要拥护，纹革时候我这个最清楚。），你们的孩子给政府形象添了麻烦，给国际反華势力可乘之机，这次地震不是人祸，不是“天谴”（谁说这是大自然报复的我和他拼了，革命者不信邪。），地震是不可抵抗，不可预告，不可回避的天灾，天灾是什么？是免责，保险公司都不赔的，你们还不主动认罚。你们孩子的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不懂政治，不化悲痛为和諧，没有做到主动配合，帮忙不添乱。“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因此你们的孩子也要作为尊严的代价。

　　2.全国都为你们灾区哀悼默哀了，面子够大了吧，这可是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待遇呀，共和国成立以来，谁有这个面子，你们得了这么大便宜还不谢主龙恩？一个佛学大师都说了，那天13亿人的哀悼叫“护持”，你们没文化不懂佛教，我给你们解释，就等于说那天你们的孩子连修行都不要，被国家组织的悼念活动一下子都成晋升成了菩萨，都突击提干了，多大的造化呀，他们都提拔成保护中國的天兵天将了，比活着时候地位高多了，天堂里吃饭都不用粮票，你们还在这里操心个啥？这要是我余秋雨被砸着了，我还得给老天爷烧一柱高香哪。

　　3.那些奸商贪官是该抓，但是大家不是都忙着抗震了么，你看那个堰塞湖就在那里，湖水在，咱别的事都停下别做，等着湖水过来了，都洗刷刷的一干二净更省事。再说911布什都故意把拉登家族放跑了，做人总不能斩尽杀绝呀（我现在写这个就是留后路），所以，相信政府，相信开发商，给他们充分时间把这些麻烦的事情搞掂摆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催什么，你办户口都还要排队是吧？

　　4.再说专家都说了，地震是8级，8级呀我的同志哥，你们没文化的不识大体不明大理的感情还挺丰富的小百姓还在细节上追究个啥？ 8级的意思是什么，是豆腐渣和炸豆腐都是一样的，要是都到了，也就没有豆腐渣了，也就没有贪官奸商了，而你们却依旧不依不饶，你们不听主旋律，不听佛学大师和地震专家的安排，也要听我这样著名文化专家的话，我这么大名气，就给你们哭一把总可以了吧，现在不是时兴心理救援吗。

　　5.我老余判断，那个堰塞湖比你的孩子重要，快去忙呀，大家都忙起来，不要想，要以主人的身份去“保持那种动人的气氛”（嘿，就跟我喜欢的娱乐节目似的），而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去横生枝节，忙着忙着就忘了，就化悲痛为力量了，就坏事变成好事了，就幸福的拍手笑了。要知道，国外那么多不怀好意的坏蛋都在等着我们出错，大家要是都能保证看上去好像没有出错，不就是等于没有出错了吗？

　　余秋雨的眼泪立刻让我想起那个叫蒋国华的下跪锦竹市委书记，也是面对一群这样的要去上访的家长，当过公安局长的，比余秋雨更有从政经验的老蒋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架势，要是平日早就武警伺候了，这时候还真不好办，于是就像那些上访的人扑通一下跪在衙门前一样，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给公民跪下了，这一跪解读下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这么大官员都给你们跪下了，平时你们这些不敢叫板的草民还不震撼不领情吗？另一个是你们看我当官的都牺牲了自己的面子，你们是不是也要牺牲一下你们的孩子，我们来个交易，一了百了，要是你们这样闹下去，坏了我多年的政绩，多不和諧。余的眼泪和蒋的下跪，在这里都是同一心态的不同行动方式，只是和情急之下官员下跪比，老余那点悠然阴损的眼泪远远灭不了对于豆腐渣的怒火，丧子家长们没有那么多苦旅闲愁，丧子之痛是他饱食终日坐在图书馆里怎么也无法从文化角度上去体验和升华的题材，我未见他为没有死去的孩子流泪，未见到他为汶川的灾难流泪，未见他为中华民族的痛苦流泪，倒是当别人都流泪的时候，他却为别人流泪而流泪了，这事听上去很另类，但用来表忠心捞提干资本倒是很实惠，要是他未来受当地政府和建筑商之约去灾区苦旅的时候，可以免费给他做个体检，看看本来是心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早就剩下一个黑窟窿了。

　　作者:安静怒火

　　6月5日，余秋雨在新浪博客上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余秋雨哭了，为什么呢？

　　是因为灾区的一些学生家长们为被倒塌校舍压死的子女请愿，使反華势力有了借口来诬陷中國。于是余秋雨反过来向灾民请愿――我向你们请愿，请你们不要请愿了！

　　余秋雨从画面上看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我们就不去追究他一叶知秋的洞察力和以丰富的“画面”作为论据的严谨的广阔的信息视野。他用一个“但”字表示转折，警察“温和”，家长们不应该情绪激烈，应当温和！你们这情绪一激烈啊，反華势力有借口了，来诬陷中國。

　　人家诬陷了四点，一是“是天灾，更是人祸”，既然是诬陷，自然表示它的不真实性，那余秋雨的意思就是“是天灾，没有人祸”或“是天灾，有一点人祸吧”，因为后面提到政府严惩责任者的决心，那说明起码是有人祸的，但我国的人祸是“可控的”，是“结构性的”，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大啦。二是“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意思是官方未就此事发表声明，或者说官方声明，法院一定会受理的啦。三是“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意思是绝无此事了，大概是因为余秋雨确实没有在国内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吧，这点我深信秋雨同志。四是“难道地震真使中國民主了吗”，余秋雨认为，地震真使中國民主了！呵呵，地震之前确有那么一点不民主，推测的弦外之音吧。

　　我很不同意用“反華”这个词，在我们认真分析过这四点诬陷之后。“华”指中华或华人。人家是对中國的“人祸”、“法院”、“公安”、“民主”提出的质疑和批评，批评的是政府行为，怎么就把人民一起批了呢？他们是人民代表啊，批评他们当然就是批评人民了。在政府面临危机的时候，政府和人民会永远站在一起。只是请不要总是把人民推在前面。人民的责任心来自于人民生存的状态和这个社会给人民起码的尊严――吃饱饭、看好病、有屋住、有言论自由、有选举权，象人一样的活着。

　　余秋雨哭了，开始向灾民请愿。请愿是弱者因自身能力有限，向强者的愿望请求，也就是说弱的余秋雨开始向强大的灾民请求，如同相对弱小的灾民向无比强大的政府请求是一个道理。

　　余秋雨说：你死了儿子，我就像也死了儿子一样，我跟你们一样痛苦。十三亿人为你的儿子悼念，他成了菩萨，不但自己安宁了，还会一直佑护中國。

　　余秋雨说：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但是，这需要过程。

　　余秋雨说：八级地震，所有的房子都会倒，没倒的房子是特殊情况，分析这个特殊性很麻烦，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还需要辩论，还要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

　　余秋雨说：有关部门正在全力搜救生命、挖掘遗体呢，办好后我们会会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目前么，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余秋雨说：堰塞湖、卫生防疫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手不足啊，灾民们，你们都识大体、明大理。虽然已经给了反華势力借口，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余秋雨说：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國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我余秋雨不能上前线，也在博客上“请愿”一把，以尽我绵薄之力，感动中國。其实谁都知道，这为中华民族赢来的最高尊严，是属于谁的；当灾民房屋倒塌，失去兄弟、姐妹、父母、妻儿，这所谓的尊严已经与他毫不相关；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关注，期待死了会给他人留下永恒的怀念？而继续活着的人，会继续被抗震救灾战天斗地的号角、欢欣鼓舞的战果所包围，死了的人会被遗忘，活着的人也绝无例外。

　　余秋雨哭了，因为灾民的行为给了反華势力诬陷的借口！

　　永恒与不朽，属于那些有良知、有灵魂的人！尽管很多人期盼自己死后会成为菩萨。

　　十万死去的同胞，你们没有得到最高的尊严死去，十三亿活着的人，正走在追求尊严的路上……

　　作者:老叶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華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華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 是天灾，更是人祸；

　　2、 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 难道地震真使中國民主了吗？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國。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國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國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来源：余秋雨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yuqiuyu

　　作者:余秋雨

　　道歉，是近年来社会舆论里频频出现的一个词汇，要是搞个词汇出现频率排行榜，道歉肯定会榜上有名，而且进入前十名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说起来道歉一词的崛起，恐怕最早是要追溯的到1999年的中國驻南联盟大使馆遇袭，中國政府以美方伤害了中國人民感情为据要求美方道歉。此后不久，2001年王伟撞机事件中，中國政府以同样的理由要求美方道歉。从此以后，要求道歉的事情就数不胜数了。机场飞机晚点要道歉，车站厕所收费要道歉，街头吵架要道歉，对簿公堂要道歉，打碎鸡蛋要道歉，吓哭小孩要道歉，等等，等等。最最新近的有铁道部长要道歉，地震局长要道歉，亿万富翁要道歉，媒体记者要道歉，CNN要道歉，家乐福要道歉，莎朗.斯通要道歉，陈冠希也要道歉。如此种种，非道歉不可，非道歉不能脱身，不道歉不足以谢天下，不道歉不足以平民愤。不仅要公开道歉，还要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否则不接受，否则不原谅。

　　奇哉怪也！道歉何时变得如此之重要：关乎国计民生、纲常律法、教化人伦了？

　　除强扶弱，济危救困，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向来是社会价值之所在。但是这种咄咄逼人、铺天盖地的强人道歉的叫嚣实在令人厌烦。不管是违法悖德，还是有伤风化，只要不是顺天应民的善举，通通列入需要道歉的行列，口诛笔伐。这种霸道的强人为善的舆论究竟意欲何为？诛心之论俯首皆是，一不小心就上纲上线，一不留神就头顶高帽。仿佛跟着大众随波逐流才是识时务，否则即便是稍作保留就是逆流而上，心怀不轨。幸亏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则枪毙几个“反动派”也是为国请命，惩奸除恶。

　　重要的是，道歉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小奸小恶就不提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该法办的法办，该谴责的谴责，要他道歉作甚？再公开的道歉，再诚恳的道歉，我们也不接受。争来争去，我们得到只是一个无法鉴别真伪的形式，别人的心理你又怎么能得知。对于受到伤害的人来说，真的就很在乎这样一个道歉吗？强迫而来的道歉真的给了你尊严吗？还是虚伪的道歉本身又是一次对尊严的践踏？

　　为什么道歉变成了一种人们热烈追逐的形式？其实这反映出了社会大众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凡是被要求道歉的人在大众的眼中都是“逍遥法外”的人。他们“调皮捣蛋”、作奸犯科，给别人造成了伤害却依然我行我素，风光依旧。他们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界之上，精打细算的做尽“伤天害理的坏事”。法办他们则依据不足，谴责他们则道德乏力，于是乎道歉成了一个出口。淤积的民怨民愤蜂拥而出，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势必要求“坏人们”有所回应，有所收敛。可怜的人啊，拿着这一点收敛和回应的姿态聊以自慰，平复一下激越亢奋的心情，舒缓一口难以下咽的怨气。

　　不得不说，强迫道歉是一种弱者维护自尊的行为。于国来说，强迫道歉则是一种弱国心态的彰显。99年和01年的中國政府对美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与其说是要求道歉还不如说是请求道歉，喋喋不休的态度下面隐藏了一句说不出口的话：你就道个歉吧！于民来说，市民百姓面对社会不公、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等等现象只能坐壁上观、有心无力，对身带原罪的权贵富豪们充满愤恨，对贪污腐化的官吏满腔仇视，对道貌岸然的明星们惊疑鄙示和骨子里的妒忌。早早的就为这些“坏人们”筑下了舆论大刑，只等他们前来撒泼。只要抓住一个把柄就无限放大，讨伐索要道歉之声一浪高过一浪，逼你就范。

　　强迫道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反映出在国人的心目中道德审判才是最终的审判。清朝大学问家戴震说过，“人死于法，犹可怜之；人死于理，谁其怜之”。法治的框架始终是被放置在更为宏大更为根本的道德框架之下。当法律不能满足某种道德诉求的时候，就被弃置一旁。然而只有封建社会才会产生并强化这种以道德为根本和指归的意识形态。鲁迅曾经讲过，封建社会的历史，翻来翻去就是吃人两个字。鲁迅在这里攻击的不仅仅是封建的專制制度，更是封建的道德统治。道德统治有一个危害，就是每个人心目中的标准不一样，具备统一标准的道德实际上已经有了法的素质。在一个道德统治的社会里，当有人认为社会上出现了悖德行为的时候，内心便生出一种希望来，希望有一种力量可以消灭这种悖德的行为，惩戒悖德的人。这种力量就是高高在上的权力，于是臣服于权力的顺民产生了，崇拜权力的奴隶也产生了。于是，标准不一的道德派系形成了，开始以德的名义互相杀伐了，于是道德开始吃人了。

　　有人说红色经典影视重拍不尊重原著，请广电总局出面管管，处理重拍者。于是总局就发话了：不得擅自重拍红色经典，须经审查。有人说王石不道德，最好中央出面把他搞掉，于是中央说王石你小子最好别偷税漏税。有人说城里大楼发生火灾了，市委领导却不来现场，对损失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于是呼请上面领导做处理。于是市委书记下岗了。

　　表面上“穷凶极恶”的要求道歉，其实一面是精神上的自慰，一面是在告诉上面的人：喂，这里有个败类，快来处理！即使你真的道歉了，人们也不会理睬，也会认为你是在作秀，是伪善。需要更为彻底的打击。这就是道歉要求者的真实心态，这就是道德吃人的现代形式。在这种突发的大事件中特别能够嗅到这种一股股令人心惊的封建死尸的味道。

　　强迫道歉是在强行维护一个虚假的高尚的道德社会，这种道德不但不真实，还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阴谋与阳谋。虽然“坏人”面对舆论的压力可能会暂时的低头，又或者受到了大快人心的制裁，但这只是强迫道歉所形成的表面结果，更为深层的结果可能意料之外的。为了维护各自心中的道德，强迫“坏人”道歉，过程之中分化的恰恰是大众自己的阵营，打击的不是“坏人”，而是持不同观点的“维护坏人的异己”。从整体上来看，结果就是大众给自己带上严酷的道德枷锁，接受权力的反复鎮壓。丧失了自由的人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追问被权力鎮壓的事实，还在为悖德与否而喋喋不休的争吵，互相指责。社会在进步，我们需要容纳异己的雅量，放下心中的道德幻觉，走进真实的世界，不要再期望无上的权力能够赐予你高尚的世界，否则在你面前的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作者:多情公子

　　见死不救，见难不助，见义不为已经成为社会通病，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公道、公德已经成为社会最稀少的资源。为什么在官方竭力倡导“以德治国”背景下，社会道德却每况愈下呢？本文试作一点简单分析。

　　长期以来，官方宣传把“道”与“德”混为一谈，把道德范畴定位成个人行为规范，重德轻道，且以教育民众为主，笔者认为这完全背离了社会道德初衷。

　　所谓“道”就是公平正义，老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追求公平，伸张正义就是“道”。

　　所谓“德”就是善良仁慈。孔子曰：“仁者人也，  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就是”德“。

　　專制獨裁社会的特征是掠夺窃取公众利益，满足特权阶层利益，无公平可言，无法理可讲，于是天下无道。处于无道的社会环境中，必然是小人得势，伪君子盛行，于是天下无德。

　　道德是人性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讲道德首先要讲公道、公德。

　　何为公道？公道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立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宪法、法律和相关制度。

　　何为公德？公德就是公职人员和机构组织兑现公道的人格魅力。要把纸上的条文变成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必须成为道德楷模。

　　道德要成为全社会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须要落实道德的三项重要属性：

　　一是共同参与的实践性。道德是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实践活动。既然是人人参与，就不能设立难以逾越的道德门坎。道德规范应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起码标准，而不是只有少数人能做到的特殊要求。道德的终极目的不是让社会成员做出清教徒式的牺牲，而是让每个成员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环境仲共享道德关爱。社会要为每个成员提供实践平台，而不能只给少数人提供表演舞台。

　　二是每个成员的平等性。道德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在道德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不遵守道德的人都应受到质疑、批评、乃至谴责。道德平等的重要性体现在每个社会成员都是道德的实践者，同时又是道德的批评者。大家都能同时兼任这两种角色，道德才能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三是公职人员的先进性。人的道德水平参差不齐，提升道德水平的关键在于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遵守社会秩序，不触犯法律法规，就是恪守了道德底线。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则要以捍卫公道，履行公德为底线。做到“有求诸已而后求诸人，有非诸已而后非诸人”。社会道德之船的升降，取决于公职人员的公道公德水平。

　　道德的天敌是專制。在專制国度，权力暗箱运行，根本无诚信可言。專制者从来不允许公众监督评判官员道德，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必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

　　古往今来的專制者不仅享受道德豁免权，而且以道德宪兵自居，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忠君、忠于利益集团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却把违背人性的道德高标强加给民众，让他们背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无法抬起头来。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结论，公道公德是社会健康发展之本，而公道公德的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因此中國大陆的当务之急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后，中國大陆的公道、公德才会成为人人得以享受的无尽资源，那时才会有社会的健康发展，才会有公众最广泛的福利！

　　作者:田奇庄

　　——儒家伦理历史与当代价值的科学评析

　　“仁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也是当代学者几乎公认的儒学精华所在。一些伦理学家甚至将其视为应继承下来推广开去的普世美德伦理或道德“金规”。这就形成与五四时代进步思想家、与鲁迅先生完全对立的观点。围绕同一孔子，如此褒贬不一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儒家的科学评价，更影响到中國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走向。所谓“２１世纪是中國文化世纪”的观点，就是建立在对仁爱等“儒学精华”全盘肯定的理论基础上的。依笔者所见，许多学者全盘肯定仁爱的观点，并非基于保守的政治立场，而是由于他们对儒学的诠解还停留在以儒释儒 层面上，对仁爱及儒家伦理缺少科学的价值评析。为此，笔者试图从重新梳理仁爱概念入手，对儒家伦理的历史与当代价值分别进行科学解析。由于儒家伦理乃儒学核心，因此，本文也是笔者对儒学重新解读或科学释儒建立科学儒学的尝试。鉴于文中一些结论与学界特别是新儒家的流行观点相对立，是否妥当，期待大家的批评。

　　仁爱内涵及儒家伦理的价值本质

　　首先需要梳理“仁爱”概念，以填平可能出现的符号陷阱。本文所讨论的“仁爱”，特指儒家伦理中“仁者爱人”之“仁爱”，而非其它抽象的爱。当我们通常用“仁爱”来翻译指代西方的“博爱”、“慈爱”等概念时，它当然可能属于现代美德，但那已与儒家伦理无关了。如果不严格划清这种界限，任凭滑动所指捣浆糊，西方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以及本文将涉及的“博爱”范畴，中國皆古已有之。如此万论皆备于我的论证，其实没有论证，也无所谓学术。但显然，假如仅据“仁者爱人”，也是得不到实质性的仁爱定义的，包括西方的博爱在内，世界上哪一种“爱”不“爱人”呢？象《论语》中其它构成儒学范畴的“子曰”一样，孔子所回答的都是“如何做”，而少有“什么是”的诠释 .因此，我们必须将“仁爱”放到儒家“仁—礼”系统中去理解和把握，而不能只抠其字面义。所谓科学释儒，就是要防止断章取义，孤立释义，而要使儒学诸概念彼此衔接，相互印证，既自恰，又互圆，没有阐释的盲点或黑洞。实际上，儒家的“仁”与“礼”，互为体用、互相辅佐（“人而不仁，如礼何” ，“克己复礼为仁” ），道法一体（道德与法律、道心与法术统一）、虚实结合（“礼者，仁之实也，而成乎虚。” ），已构成了一套精致严谨的由治人治心而治家治国的社会自控系统。这套系统，既是伦理的，也是政治法律和宗教文化的。仁爱，作为这一“仁—礼”互补系统中的重要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就是指体现“仁”之精神、符合“礼”之规范的“克己”利他、利群行为。作为广义伦理原则，它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泛指，忠孝仁慈等等皆为仁爱；作为狭义道德规范，它则有所专指，与忠、孝范畴对举，所谓君“仁”臣“忠”是也。那么，什么是“仁”之精神、“礼”之规范呢？这就又涉及到对“仁”和“礼”的具体理解了。

　　翻开当代学者著述，孔子的“仁”，“是‘人’的发现” ，“孔子的仁学实则人学” 之类论述论断比比皆是。仅从字面上讲，这不能说错，因为仁学的确是围绕“人”而设立的。但实际上，仁学中的“人”，从来就不是单数的个体存在。“仁者，人也”，实则“二人”也、关系也；离开人伦关系的对象，就没有“人”。儒家仁学系统中的“人”，只是复杂的宗法人伦网络节点上的角色集——为臣为父为夫等等，而不是獨立的个人，更不是现代意义上大写的“人”。这一点也曾为新儒家所公认，梁漱溟便反复指出：“中國没有个人观念” ，并称之为中國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张东荪也认为：“在中國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是不承认个体的獨立性” .儒家“人”中无我，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仁”的精神，也就是无私忘我，忠于宗法角色的伦理精神 .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归”的就是用礼制名份或宗法角色取代自我的“仁” .因此，作为体现这种“无我”精神的“仁爱”，在其逻辑起点上，便是与现代文明原则相背离的：作为现代美德的爱必须尊重彼此人格与权利，是个体自由、自愿地奉献，而仁爱却是一种完全无视个人權利、不尊重个体自由、由角色规范所预设并倡导或推行的爱。尽管抽象地讲，这种无私忘我的仁爱可归属为美德、圣德 范畴，但站在现代立场上看去，它却难免在宗法伦理实践中被异化或阉割，走向爱的反面。

　　事实也正是如此。孔子倡儒兴仁的目的，不在学问，而在拯世，为得是重建以三代为楷模的封建 社会秩序。仅凭一套伦理说词，是绝不能实现这一目的的。因此，倡“仁”是手段，复“礼”是目的。儒家的“礼”，是集多种职能于一体约束角色行为的规范，如西人孟德斯鸠所说：它“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都是品德” ，即都是靠“仁”的精神推行的德行规范。儒家一面将人伦血缘关系的自然代序结构巧妙“取譬”延伸到封建社会等级结构中：由父父子子而君君臣臣，然后用统一又复杂的“仁—礼”规范钳制，将“仁道”的侧重自律性规范（如“恕”）与“礼纲”的侧重他律性规范（如“忠”）混为一体，统一在对各种宗法社会角色（君、臣、父、子）的要求上；一面又调动哲学教育艺术等等诉诸价值情感与理性的教化力量，通过“乐教”、“礼教”、“名教”使这些“仁—礼”规范具有先验的、不可违抗的神圣性。正是在此基础上，儒家设计出一幅下忠上恕、互敬互爱、彼此和諧、仁治天下的美妙社会蓝图。但从现代文明视角解读下来，这幅蓝图却并不美妙，更缺少真爱。受礼纲约制的仁爱难免或必然要演变成维护封建專制蒙骗弱势群体的愚爱、伪善或虚套。

　　我们将仁爱放到礼纲所处理的两类关系中进行分析，这两类关系是：“下对上与上对下”与“左右互对”——即平行的兄弟朋友关系。其中，上下差序关系既是礼纲之核心，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表面看去，礼纲为上下关系所设定的伦理规范都是成双成对的，所谓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君“恕”臣“忠”等等，但实际上，各规范因宗法角色不同而性质完全有别：凡属下层角色对上的规范，“忠”、“孝”等等都被强化，明确归属礼法纲纪范畴，可称为责任伦理；凡属上层角色对下的规范，“恕”、“慈”等等却都被弱化，缺少硬性的礼纲约束，只能归属仁义道德，可谓纯粹义务伦理 .这样，上下层角色真实拥有的权力与责任、义务是完全不对称的：对上负有忠孝礼敬责任的下层弱势角色，其自身权力却无法保障；对下拥有绝对权力的上层强势角色，其应尽义务反倒不受约制。因此，这完全是一种护强凌弱的礼制法则：强／弱势角色间的互动关联是不对称不平等的，即弱势角色绝对之“忠”，换回强势角色相对之“恕”，我将其称为“忠恕权责不对等原则”。这一原则体现的正是儒家“仁—礼”系统架构高明之处：它用诸多表面上对等互动的规范，掩盖了差等角色间人格及政治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借以蒙蔽弱势角色意识、强化强势角色威权、夯实宗法社会基础。

　　服务服从于这一法则的仁爱之“爱”，必然要异变了。对那些既有礼纲约束又有律法强制的弱势角色来说，想不克己敬上、奉献忠孝也不行，仁爱变成了“必爱”。特别要指出的是，儒家的忠孝礼敬是要落到实处的，或献上“贡品”、“礼品”或拿出忠顺行动，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便是，绝不能空洞地表示一下忠心、爱心了事。这样，在弱势角色特别是臣民自觉或被迫遵礼忠孝强势统治角色时，所谓仁爱难免变成丧失自我泯灭人性的愚忠愚爱、或讨好上司曲意奉迎的作秀伪爱，其中的真爱成分自然消失或异化了。而对强势角色特别是封建统治者来说，接受、享受弱势角色的忠顺孝敬乃心安理得之事，他是否厚德爱下、履行回报义务，全靠其个人修养觉悟了。我并不怀疑确有忠诚践履儒家仁爱的强势角色或封建统治者，但他们对弱势角色的爱，绝非人格平等的挚爱，而只是一种恩施，一种居高临下的“赐爱” .同时，由于觉悟是靠不住的，多数情况下，弱势角色克尽礼责献上愚忠愚爱后，对强势角色的“赐爱”期待是要落空的 ，有时所换回的还可能是冷酷暴力、无情奴役，甚至是作为皇帝殉葬品的命运。这样，恰恰在最需要实践仁爱规范的角色关系中，孔孟之道往往只剩下无爱的抽象空壳了。这便是儒家仁爱在礼纲之“上、下”关系实践中的虚伪性。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左、右”关系。这种相对平等角色关系主要表现在兄弟朋友之间，除胞兄弟关系外，它们一般没有礼定的强弱势之分。因此，这种关系中的仁爱看上去纯属义务伦理，甚至具有现代美德性质：先人后己、彼此礼让，这难道不是一种友爱、博爱精神吗？其实非然。作为现代美德的爱，是既不能强加，也不讲功利，更不求回报的。而维系此种仁爱的仁义礼数完全有悖这些精神。香港学者张德胜先生曾总结了四条礼数规范，其中两条便与此相关：一是“虚己让人，处处以别人为重。《礼记》有云：”夫礼者，自卑以尊人‘“；一是”强调对等回报，此即礼记所指的’礼尚往来‘，藉以作为民间制裁手段，从而确立社会秩序。“ 据前一条，国人面对兄弟朋友的仁爱便同样是一种责任伦理，是一种”必爱“之”仁义“——每人都有时时处处对兄弟朋友尽”仁“爱表友谊的”义“务。而这种爱同样不限于情感关照，而是有功利内涵，需要让渡利益和权益的。换言之，儒家社会中个人所获得或拥有的权益，除去孝敬贡献上层角色之外，还如同交税一样先要尽仁爱亲朋好友的义务，然后才能归于自己；如果谁不履行此种义务，独享权益，则要受到绝情寡义的舆论谴责。当然，受赠者更有回报义务，如果有人只进不出，违反后一条规矩，更要被”民间制裁“。这实际上是儒家配置和交换社会利益的礼制法则：仁者要无私让渡，义者要对等回报，我将其称为”仁义权益共享回报法则“。正由于仁爱规范变成利益配置法则，它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仁爱—仁义机制。后文将论及，这一法则，对于增强家族成员的情感凝聚力，减少社会利益摩擦，都是极有益处的，但从现代文明价值角度审视，仁爱却往往因此而变成无偿剥夺个人權益、搀杂功利目的非爱或虚爱了。

　　总之，透过仁爱美妙的说词，儒家伦理所倡导和强制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充满虚伪或功利内涵的伪爱，一种扼杀个人自由、戕杀自我意识的愚爱，它离现代友爱博爱精神可谓远矣哉！而儒学衍变为宋明理学，儒家仁义道德演化为“吃人”的封建礼教，实乃合乎逻辑的结局。五四时代进步思想家的揭露批判，多数切中肯綮。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同一儒家仁爱思想，为什么当代学者或新儒家们还是总要将其释为“美德伦理” 、“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 ，认为它“近于博爱精神” 呢？如果撇开新儒家站在儒家立场上弘扬儒学动机不论，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学者将儒家之仁爱思想与传统社会中爱的实践混在一起，将儒家之爱与非儒之爱混为一谈。儒家仁爱本质上无爱，并不意味着中國传统社会中没有真诚的爱。实际上，在儒家仁爱之外，中國民间还有的良知仁慈传统、有墨家佛家的兼爱普爱思想，相对说来，这些传统思想所产生的爱更为纯粹真实。同时，儒家伦理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之常情常德基础之上的，如子女之孝、父母之慈或兄弟之情、朋友之谊等等，尽管它们被仁爱思想所覆盖，但在具体道德实践中，只要不被礼教所束缚，它们同样可以是真诚的。中國传统美德，正体现在这种民间伦理实践中。另一方面，则是学者包括国外学者对儒学词语孤立释义自觉不自觉地误读所致。儒学自身缺少明晰的概念逻辑系统，像本文揭示的“忠恕权责不对等原则”皆隐蔽在儒家众多价值符号中，几乎就是刻意让人们误读误解，以维护其封建话语权威。

　　而儒家理论误读下来，那可真是尽善尽美。譬如“泛爱众” .一个“众”字，难免使人望文生义为“大众”，以致包括南怀谨先生的《论语别裁》在内，众多有关《论语》的释文，都将其解释为“爱天下人”  .其实，人三为“众”，在“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语境中，所“泛”之“爱”，就是体现在“孝”、“第”之中，而非宽泛的博爱；所“爱”之“众”，也只能如李泽厚先生解释的是“本氏族的成员” ，是“小众”，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在中國传统社会中，既不存在陌生人构成的“大众”，又有礼法在“定亲疏”，所以，即便谁想真正实施“泛爱”也不可能。更容易被作为论据的，还属儒家自己的“博爱”说，如韩愈的“博爱之谓仁” .但此“博爱”非彼博爱，韩愈早已说的明明白白：儒家“博爱”，并非平等之爱，乃是“亲亲而尊之” .朱熹曰：“人之有爱，本由亲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级” ，也坚决主张爱有差等的观点。这些大儒倒是很懂得捍卫儒学之封建文化精髓的，子曰：“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设若承认爱无差等，又如何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專制秩序呢？因此，韩愈坚持“仁爱有差等”的观点并不奇怪，而假如象新儒家所言，孔子仁爱及儒家伦理都是为拯救现代人类文明而设计的，那倒是很奇怪的。

　　仁爱及儒家伦理的历史价值与人道价值

　　我们认为儒家仁爱非爱、无爱，只是站在现代价值立场上得出的结论，而绝非要否定儒学的历史价值。恰恰相反，放眼人类文明史，儒家伦理及其仁爱理论能维系中华文明生生息息二千余年，其历史地位或文明价值是绝不能低估的。儒家文化及其所支持的中國封建制度，在历史上不仅不是反动的，而曾经是非常先进的；包括新儒家在内，既往对儒学的评价不是过高了，而是过低了。我甚至这样断言过：“即便古希腊罗马伟大的民主法治思想，横向移到春秋战国时的中國，也未必胜过孔子的君主德治思想，反倒可能使战国版图延续至今，如同现在的欧洲那样，我们刚刚开始研究统一大业呢！” 这便涉及对人类文明的评价尺度了。世界上并没有抽象的绝对的文明价值尺度。如果我们只是高擎一把现代人道尺度去评判衡量历史文化、去臧否褒贬文明优劣，那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文明史几乎都乏善可陈甚至漆黑一团，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古代社会更是如此。恩格斯当年肯定“恶是历史动力” 的观点，就是要否定这种用抽象人道尺度评价历史的唯心史观。在人类史上，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几乎总处于悖谬和两难境地。因此，我们只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用能否相对适应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尺度和能否相对承认保护“人權”的人道尺度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评价。正基于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我认为儒家文化及其仁爱理论，作为去时态的先进文化，其历史与人道价值绝不在西方文化及其博爱思想之下。

　　这其实是历史已经给出的客观结论。在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世界各民族逐渐认同西方科学文化及某些价值体系，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与现代大生产相适应并彼此促进的西方文化，已在人类诸多文明竞争中无可争辩地胜出；它在近现代无疑是一种先进文化。但恰如顾准所说：“直到产业革命以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优越性” .而中华文明直至十七世纪，都当之无愧地居于世界文明领先地位，前后持续近二千余年。那时间欧洲之欣羡中國，如同今日中國之钦服欧洲。特别是在盛唐时期，繁荣统一的中國与腐败混乱的欧洲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便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当代公认先进的希腊罗马文化，在历史上却输于儒家文化呢？以笔者所见，就在于希腊文化及由天赋人權派生出的博爱理论，其本质便是与專制制度相脱离并对立的，它不仅“明确地表明了政治权力统治的国家与一个由至善所关爱的相互平等友爱的伦理共同体可以分别獨立存在，” 而且始终具有质疑君主專制统治合法性的批判功能。而在客观生产力无法支持人类普遍享受人權、專制制度为必然选择（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也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情况下，人權民主博爱理论既不支持建立强大的專制国家，也无益于奴隶或被压迫者获取实际权益，却只能导致权力的争夺或频繁的战争，最终难免被專制统治者所封杀或变成宗教的乌托邦。脱离现实的抽象价值，并不能带来真实的善。欧洲在灿烂的希腊罗马文明之后沦入被蛮族统治的黑暗中世纪，并非偶然。

　　与之相反，儒家文化及其的仁爱理论本身就是孔子为支持和维护封建宗法專制而量体订做的思想体系，且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專制制度为必然选择的历史背景下，儒家却用一套“崇高”的忠恕理想规范将它包装起来，其礼制设计既合乎“(人)情”又顺乎“(天)理”，内外平衡，上下和諧，这殊为难得。既往有关儒学的治国功能常常被人低估，认为儒表法里，孔子不过是块羊头招牌，中國皇帝主要是靠权术统治的。其实，我倒认为，更科学的表述应是儒体法用、儒道法术，儒家之道统正统治统地位绝非虚设。正如顾准所说，所谓外儒内法的一套做法，正肇始于孔子本人 ；关键是儒家本身是可以兼容支持法家的，而法家离开儒家却难以独存。可以设想，假若中國封建王朝不靠儒家护佑，历代都学秦法，逼迫农民不断起义，新朝不过二世，那中國绝不会生成灿烂的古文明。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文明成就，大都源自汉唐宋明清这些皇权被十几代继承，且不断创出太平盛世的“煌煌天朝”中。而儒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简单地归诸其支持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质是不够的，关键是它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益地发挥这种功能。我们以现代政治文化视点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儒家文化及其仁爱理论确有许多独绝高妙之处。

　　首先，儒家支持和维护君主專制并不靠理性宣布其合法性，而是用“天”、“道”、“命”等宏大观念直接诉诸人们的价值理性和伦理情感，使之成为天经地义的神圣存在。由于儒学词典中压根没有“人權”、“自由”、“平等”等概念，其“忠恕不对等”法则难以被觉察和质疑，又由于儒家愚民政策（“畏圣人言”和不可使“民知”等）实际上剥夺了百姓思考怀疑的权力，再由于儒学通过礼乐教化使其已具有类宗教的精神寄托功能，这就既形成绝对的话语霸权，牢牢控制了“思想舆论阵地”，使中國封建制度几乎从确立起就没遇到来自本土的合法性质疑，又避免了各种宗教势力坐大，影响世俗政权的权威。这些都大大减少了社会动乱的思想因素。如此精神控制乃儒家治国之一绝。

　　其次，儒家用礼制预设的“家国同构”、“角色差等”社会组织形式遮盖甚或取消了階級矛盾，巩固了封建等级制。儒家社会中，尽管每个个体都不享有完整的人權（皇帝也是“天子”），却都拥有或可能拥有绝对的角色权力。如梁漱明所说：“中國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就是皇帝” .这种儒家人格可能是畸形的，但它却实现了个人權力义务的内在平衡，使人人能将其弱势角色所义务承受的压迫，转身通过自己的强势角色权力转嫁和渲泄出去，从而都视等级制度为合理。包括受多重压迫的媳妇们，一旦熬成了婆，同样有着将多年积怨发泄的机会和对象！这便大大减少人们“犯上作乱”的可能性，使中國封建社会从上到下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和缓解社会冲突的机制。如此制度设计乃儒家治国之二绝。

　　再次，儒家用儒学武装儒生的思想，配合不断完善的选举取士制度和文官任用制度，使封建中國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的干部教育选拔任用制度。儒家社会以儒取士，既强化了儒学的正统思想地位，也使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制度的衷心拥戴者。尽管儒生的儒学抱负难免要碰壁于官场的黑暗现实，但历朝历代都有坚持儒圣理想、刚正不阿、甘愿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所谓忠臣清官；尽管他们个人难免其悲剧命运，但客观上却保证了封建王朝的开明与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如此组织建设乃儒家治国之三绝。

　　最后，儒家倡导仁爱思想，以德治国，借以约束皇权、调和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延长封建王朝的寿命，如此德治方略乃儒家治国之四绝。这是本文题旨所在，我们还需从三个方面多说几句。前文已分析过，尽管仁爱对被统治者本质上是虚伪的，但历代大儒在维护封建宗法專制前提下，对仁爱的倡导却是真诚的，特别是孟子，他将孔子仁爱思想发挥到极致 .历史实践已证明了这种倡导对于封建王朝的重要性。根据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条规律，口含天宪又不受监督的皇帝们是绝对要踏上腐败速朽之路的。但中國历史上还确曾有过延续数百年的长命帝国。究其原因，就在于儒家仁爱、仁政思想客观上起着制约皇权的功能。这既包括儒家“天德合一”、“为仁由己”理念对皇帝角色提出的“保民”、“仁民”、“亲民”、“贵民”自律要求，也包括儒生们依仗正统思想对皇权所形成的强大舆论约束，它们共同促使皇权将政策调整到臣民所能容忍的阈限之内。这便是儒家社会长治久安的“秘密”所在：它虽然没有彼此制衡的分权制，却有着由仁爱舆论构成的“制衡阀”，此其一。

　　其二，仁爱思想，还是约束被统治者的“紧箍咒”。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使百姓获得一些实惠的明君清官，但多数情况下，仁义道德只是统治者的伪善口号或作秀姿态。孔子不也承认“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吗？但这并不影响仁爱思想对被统治者的麻醉与束缚。要知道，在儒家辞典中，不仅角色有上下之分，仁德也有上下之别：上为君子，下为小人，“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 .因此，下层草民不仅要忠顺愚爱统治者，还要相信对方比自己高尚 .这样，即便昏君恶政，百姓也不能、甚至不会想到反抗。因为他们既无反抗的角色权力，更无道德资本。儒家这一手是很厉害的。弱势角色应当爱强势角色的理念本身，就将其对强势角色的怨恨或异心抑制或销蚀了—— 一个人怎么能仇视自己所应敬爱的对象呢？即便暴君虐政，那也如同父亲打儿子，这“打”本身就是“爱”呢（皇帝处死大臣叫“赐”死，大臣还得“谢主隆恩”）！因此，尽管今天看去不可思议，习惯于儒家愚爱的弱势角色却就能如此这般地从种种“非爱、无爱”中体验到“爱”。既有此“爱”在，“而好犯上者，鲜矣” .

　　其三，仁爱思想，还是调和社会矛盾减少社会摩擦的“润滑剂”。如果说中庸哲学思想是调和“上、下”矛盾冲突的思想武器的话 ，那么，仁义回报法则则是调节“左、右”利益关系的道德手段。我们知道，孔子是不言利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是禁欲主义，没有利益的需求和交换，只是它们往往要靠他人“遵礼”奉献来满足、要通过彼此“遵义”回报来实现，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由此便披上了温情脉脉的仁义面纱。梁漱溟先生说：“各人尽自己的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与，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國伦理社会所准据之理念。而就在彼此各尽义务时，彼此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亦没有迟延” .梁先生所言乃大儒之慧眼，用来阐释儒家仁义利益配置法则极为精当。根据这一法则，争利者即便再有道理，争本身却有悖于仁义：“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帐的人” .正因在儒家社会中“交易”变成“交情”，这就不仅拉紧了彼此的情感纽带，也大大减少了各种利益纠纷和摩擦——既然我的利益都该礼让给兄弟朋友，又怎能公开争利呢？中國传统法典中没有民法，今天看来是落后，放到当时却未必。内有德治，外有刑罚，等于取消了民事诉讼。假如丢一头羊，打一场架也要对薄公堂，以今日农村司法现状视之，那古代县衙机构该膨胀多少倍不说，还将生出多少腐败啊！贫瘠的民力难以承受这种高诉讼成本和司法腐败，自然就纷争频仍、官黑民反、国将不国了。我称儒家德治思想为高绝，绝非饰言。

　　接下来，我们专门谈一下儒家仁爱思想在历史上的人道价值。就在罗马时代将奴隶随意买卖杀戮，甚至以奴隶决斗、人兽厮杀取乐时，儒家已在倡导敬德保民、厚德仁民思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權”意识。尽管“保民”的动机是维护封建專制，“仁民”的措施也往往落空，但“人”的生命价值却由此获得承认和尊重，并受到“礼”、“法”的保护。这也是取法乎上，不得其中，亦得其下的道理。特别是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之后，儒家的人道规范更是被社会所普遍认同，这就使得中國漫长的“中世纪”相对说来專制而不野蛮、封建而不黑暗。其间，虽然皇帝用活人殉葬制度，直至元代才终结，但就整个封建社会而言，人的生命权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所谓宋明理教杀人，也主要是靠宗法舆论而不是靠私刑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宣扬博爱的宗教裁判所杀人，却是要将人活活烧死的）。

　　不仅如此，在基本生命权受到保护的前提下，儒家个体还能从角色转换中受到来自下层的爱戴、普遍体验到自我尊严。下层角色的这种爱可能是异化的，但上层角色所获得的尊重却是真实的。即便受虐待最严重的童养媳，也都有从自己孩子那里获得爱和尊重的权力。因此，中國封建社会中没有绝对的下贱种姓或终生奴隶，只有底层的或奴隶的角色。正是在这种角色权力的转换或享用中，国人获得了有限的人道尊严。由于没有现代人文思想和人權平等理念做参照，这有限的甚至虚假的人道尊严给当时百姓带来的知足感受和幸福体验，是今人所难以体察的。儒家社会的“人權记录”也因此而远高于同期的欧洲。尽管欧洲希腊化时期斯多亚学派哲学家便提出人權博爱理论，“力劝皇帝实行仁政，实施宽恕……并且严厉批判那些随意剥夺人權、残酷迫害奴隶的罪行。” 但这种呼吁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黑暗的中世纪姑且不说，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发动的灭绝种族的侵略战争、所保护的奴隶制及种族隔离政策一直延续二十世纪中期，其血腥与暴力的“人權”记录令人发指。西方学者直到上世纪还曾寄希望于用儒家文化拯救西方社会痼疾，道理恐怕也就在此。儒家仁爱的人道实践价值曾大大高于西方博爱理论恐怕也是不争的实事。

　　儒家文化“仁—礼”并举，无论是控制稳定社会也罢，保护“人權”也罢，其动机都是维护君主專制，但客观上却使中华文明及中國的政治文化版图能在生产力极端落后、通讯交通极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持续二千多年保持下来，并代代承传不断进步，最终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正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途径一样，实践也是检验价值真理的惟一途径。对于历史已证明了的儒家优胜处，我们理应充分肯定。包括“克己”、“无我”之仁爱，从巩固宗法制度、实现“人道”的社会效果来说，也是应该承认其历史进步价值的。

　　正确评价仁爱及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

　　现在，我们便将视点转到当代来。根据儒家仁爱的非爱、无爱本质和儒学的封建文化性质，它们在现代社会自然应是被扬弃或取代的负价值存在。这并非是在重复“五四”政治反孔的口号，而是基于充分学理分析和价值评价得出的科学结论。这里的关键并不在儒家伦理自身、不在仁爱是否真爱，而在于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代中國社会，其政治性质、经济基础和组织结构都已迥异于传统社会。二十世纪的革命史，使现代中國彻底终结了封建專制统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使当代中國初步摆脱传统文明的束缚；伴随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步伐的加快，社會主義中國正向着现代文明国家转型。正像任何价值真理都要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一样，儒家伦理的社会价值随着文明环境、文化语境的质变而质变也是必然的。汉儒有句名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如今，封建社会的“天”已经变了，这封建文化之“道”岂能不变？设若儒家伦理几千年一贯制地发挥着正社会价值效用，那反倒不合历史逻辑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代学界倡仁兴儒之风正盛呢？原因恐怕有这样几个：一是对仁爱及儒家伦理的误读；二是对当代道德危机根源的误判；三是对批判继承方法的误用。前一问题已讨论过了。因为西方冒出一个“普世伦理”概念，我们学者便迅速跟进，借赋予儒家伦理当代性品格来提升儒学国际地位，以争取中國学术的话语权，这似乎是今日某些人自觉误读的学术动机。但更多学者则是基于对中國道德现状的焦虑 .他们认为，由于“五四”反孔，导致儒家美德失传，再加上发展市场经济，使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趁虚而入，才造成今日中國道德沉沦之现状。因此，当下亟待重倡儒学、回归传统、承继美德，于是，让稚子颂经或创办儒学特区的建议便轰轰烈烈地由著名教授提出了。其实，这些结论似是而非，它的两个立论前提都是含混的，即：儒家是否活着；今日道德危机是否是因儒家伦理缺位造成的。新儒家认为儒学已死掉了，需要拯救，继圣开来，返本开新。对此，李泽厚先生持异议。尽管我不完全同意李先生关于儒学已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观点，却赞同他关于儒学还活着的结论 .我甚至认为，儒家不仅现在时态地活着，而且既是今日道德文化资源的主体，也是导致道德危机的重要根源。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严重道德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象少儿杀父拭母等恶性事件的出现的确与家庭伦理和社会常德教育缺失相关。但对于社会公德领域严重道德失范和钱权交易、司法腐败等问题的出现，我认为却是与儒家伦理及仁爱的负面效用直接相关的。显然，这与某些将仁爱视为救世良方的新儒家和伦理学家观点是完全对立的，究竟孰是孰非，事关重大，不可不深入辨析。

　　这便也涉及到对儒家批判继承方法的认识了。实际上，儒家传统在当代的负价值效应，本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譬如官本位思想、等级制观念、以职位名分取人意识等等皆是。曾有过关于大学生舍己救农民值不值的讨论，便直接反映出人分差等的儒家思想。对此，包括新儒家在内，人们或称其为封建遗毒，或视之为儒家糟粕，皆将其排除在应承继的儒学精华之外。这便是所谓“一分为二”的批判继承原则，似乎掌握了这一去粗取精原则，儒家就可“开”出新天地来。问题是这原则放到儒家伦理身上并不科学。正如前文已分析过的，儒学“仁—礼”是系统存在，仁爱等道德因素都服从服务于该系统，并非孤立地发挥功效。在当代中國社会起负面效用的是整个儒家伦理系统，是由于其整体价值在现代文明环境中产生的消极作用，因此，是不能靠扬弃某些儒家因素来解决的。其下我便试图结合例证探讨公德滑坡、腐败蔓延与儒家仁爱固有结构及规范的内在关联。

　　曾有学者以《救救大人》为题，对国人道德冷漠现状表示深深地忧虑 ，其中，列举了多例国人面对落水者见死不救的事例。尽管已是21世纪，此类“新闻”却仍不绝于耳，并不断引发出有关道德滑坡的感叹。其实，这新闻不新，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便在《中國人的特性》一书中，详细记载过国人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的情形 .他还观察到，每当一场大火降临时，“总有一群乌合之众在那里看热闹”，但很少有人会主动参与救火 .更有甚者，也是从这本书中我们知道在路中间挖个坑，让车辆陷进去然后再出工抬出来的“坑人”术，也是渊源有自的，并非今日刁民之新把戏 .因此，当我在读到某些村干部率全村造假或外出盗窃作案之类的“新闻”时，便不再诧异了。这类缺德现象的发生既与百年批孔无关，也与西方什么主义的侵蚀无关，它们才是原装的国粹衍生物呢！

　　当然，仅仅局限于表面现象或拘泥于儒家的道德说词，是难以寻找到儒家仁爱伦理与这些不仁不爱之恶德丑行间的逻辑关联的。儒家“无我”的仁爱境界是何等崇高啊，岂能与此等卑鄙苟且之小人行径挂钩！但问题是，能自觉“克己”“修身”而“成仁”“成圣”的人，即便在封建社会也是极少数，真正被儒家纲常伦理所泯灭的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私心、私欲，而是他们的獨立人格。经过儒家文化千百年“陶冶”，中國人只有角色的自觉，而没有属“人”的类觉悟。各种角色伦理义务，只能在“私域”中施于情缘对象，而不能在“公域”中施于陌生对象。这便使中國人从来只有私德没有公德、只有仁爱没有博爱。或曰：孔子不是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吗？孟子不是说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和“老吾老及人之老” 吗？确是如此。人性相通，人类之爱原本是不需要刻意启蒙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孔孟的这些论述也只是用来向强势角色推行仁政的，这些说法如同“仁者爱人”一样，一旦放到“亲亲为大”的“仁—礼”系统中，它们也早都被儒家礼法制度或“爱有差等”的伦理实践所窒息了。

　　“爱有差等”既表现在上下的等级性差异中，也体现在远近的亲疏性差别中。后者即是以自我为中心，按亲疏程度确定道德义务实施范围。这样，尽管从理论上讲，儒家由亲情网络组成的宗法社会是“没有边界” 的，但对每个伦理主体来讲，其仁爱行为的实施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 .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所谓“五服”之内的长辈或同辈亲戚，即便是心存芥蒂，也要作仁爱秀，否则，便要遭到“六亲不认”的道德舆论鞭笞。但对这“五服”或“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呢？国人则理所当然要漠然待之了。非我族类，必有异心，岂能施以仁爱！这就是爱不爱亲情分，换成纹革语言，就是“爱不爱階級分”。曾有句名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阐明的也是这个道理。既然爱必须“有缘有故”，那么，国人对陌生人的痛苦麻木不仁，甚至对异己分子无情打击便很正常了，因为那很可能被私德所纵容呢！

　　至今有人提及纹革情景仍不免诧然并不得其解：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怎么能一夜间便丧失人性自相残杀起来呢？年轻学子们怎么能抡起皮带即刻成匪，将自己的老师和同学活活打死呢？其实，这种法西斯暴行滋生的土壤恰恰在仁爱非爱传统中。缺少人權意识、人道精神的中國人，一旦离开原有情缘伦理规范的约束，其良民角色向刁民或暴徒转化，几乎是毫无障碍的。何况红卫兵们还得到某种正义信念的支持，要以此表忠心呢！“忠不忠见行动”，行动就是对所谓异己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