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问题不在于“本能”

　　可以说，“范美忠争论”与他当时的行为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事后的言论。

　　大概多数人都不能认同范美忠的主要观点。我也是。但是他的说法究竟错在何处？我觉得很多批评者并没有想清楚。事实上，许多批评者尽管慷慨激昂，但他们的一些认识与范美忠十分相似。所以他们与范美忠实际上是犯了类似的错误。

　　例如，范美忠说“先跑”是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有的本能反应。有人就反驳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也是人的本能反应。老实说，如果真是如此，范美忠就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所谓本能者，就是先天的东西。先天的遗传因素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但凭这些因素是不能论人之善恶的。因为这些东西无论好坏都非其主观所能控制，自然也没有什么道德责任可言。例如过去人们说同性恋是“思想堕落”的结果，要予以惩罚。而现在人们相信性倾向主要是先天形成的，因此当今先进国家的主流意见 （尤其是左派意见）大都趋向于反对歧视同性恋，支持同性恋维权。

　　甚至于如果能证明“本能”不受控制（例如如果证明有精神病），即便杀人也可能不负刑事责任。所以如果例如谭千秋老师的英勇救人与范美忠先生的“先跑”确实都是“本能”所决定，那人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充其量人们只能遗憾范先生先天遗传的“本能”不行，但这就像同性恋，能说是他的错吗？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范美忠说救人与“先跑”都是一种“选择”，这才是大实话。既是“选择”，那就不能说只是“本能”的反应。如果趋利避害与恻隐之心都是“本能”，那么在两者出现矛盾时如何“选择”就是另一回事。哪怕在那一瞬间来不及深思熟虑，但这反应还是在主观控制下，包括了后天习得、而非先天遗传的行为模式。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只有对这些后天习得的东西、主观选择的东西才能论善恶，进行道德的乃至法律的评论才有意义。

　　问题起初与“虚伪”无关

　　还有人把范美忠问题当成一个“真”还是“善”的问题。他们批评范美忠“真”而不“善”，是“真小人”。而小人哪怕再“真”，似乎也是君子的对立面，因此即便是“伪君子”也比“真小人”强。有人还认为，这就是笔者的观点。因为笔者在5月10日即地震前两天一次朋友的新书发布会上，针对古代传统中的所谓虚伪问题讲过一番话，这番话的录音被人以《伪善是重要的社会功能》为标题整理成文后，在未经我审阅的情况下，很快在网上传播开来。正巧两天后就发生了汶川地震和范美忠“先跑”事件，有人便把此文当成支持此后发生的辩论中有利于谴责范美忠一方（即被对方反驳为“伪善”的一方）的论据，认为此文说明“社会”对范美忠这样的老百姓施加压力强迫其为“善”，也比放任其为“小人”要好。

　　其实这篇网文虽未经审阅、有若干误差，但大意仍然不难理解。它主要是针对那种站在中國法家传统專制主义立场上指责 “民主虚伪”（同时也指责儒家虚伪）的理论，指出民主宪政尽管不能“改变人性”造成一个“君子国”，但是由于统治者乃至任何强势者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权力都受到制约，而责任都可以被追问，因此即便“小人”当政，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危害百姓而自利的恶事他想干也干不了，为百姓提供的服务他不想干也得干，于是尽管是“小人”也得做出“君子”之事。哪怕这是“虚伪”，是“伪善”，不也是大进步吗？相反，如果在專制之下统治者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为虎作伥者生，犯颜直谏者死，所谓小人得志，君子难以生存，甚至君子也不得不“违心”地作小人乃至恶人之行。这种“虚伪”可以叫“伪恶”，那恐怕要比即便是“小人”执政的民主宪政也要恐怖多了。

　　显然，这篇文章既非为这场争论而作，其主旨也是对强势者要限权问责，并不是针对范美忠这样的老百姓，更不是主张对老百姓实行强制逼其“伪善”。恰恰相反，我认为就像黄宗羲所说：法家制度“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恰恰是造成最坏的虚伪、即那种迫使君子也不得不违心地做小人乃至恶人的“伪恶”现象产生的根源。

　　关于范美忠的争论，有不少地方的确与所谓虚伪问题有关。对此我还会以另文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是，这主要都是争论延伸以后的内容，例如范美忠与郭松民两人的那场电视辩论就很深地涉及了这种问题。然而作为争论缘起的范美忠那篇著名网文《那一刻地动山摇》实际上只讲了自己的经历，并为自己的“先跑”作了辩解，并没有评论他人。在以后的回帖中他提出了 “牺牲是选择，不是美德”这个后来成为众矢之的的观点，但也没有说牺牲者“虚伪”。显然，如果说那些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是虚伪的还可以理解，甚至那些在平安状态下自己 “做好事”的人（例如范美忠对之不以为然的雷锋）真实动机如何也还可以分析，那么在山崩地裂的那一瞬间，很难设想当时有什么“伪善”者来得及权衡得失，然后为了沽名钓誉而去冒险救人。所以支持范美忠的人可以说郭松民是伪君子，但不会有人、包括范美忠本人也不会说谭千秋们是伪君子——如果这样说那可就真是丧尽天良了。

　　“真君子”与“真小人”没有区别？

　　谭千秋们是真君子既然毫无疑义，那么在范美忠比较“先跑”和舍己救人 （也就是他自己与谭千秋们）这两种“选择”时，他显然就不是说“伪君子”与“真小人”相比如何，而是说“真君子”与“真小人”相比如何。他的回答是：这两者都是“选择”而已，没有高下之分。牺牲 “不是美德”，“先跑”也很“启蒙”。

　　应该说，范美忠这样的观点的确太出格。如果他只是贬低要求别人付出 （当然说自己如果碰到也会付出，但至少这未经证实）的郭松民，或者，甚至如果他贬低的是自己付出了、但并无生命危险并且已经获得很多荣誉的人，比如雷锋（众所周知，他死于意外而非死于做好事时，而且生前他已经是被宣传的典型，只是宣传力度没有死后那么大）或比尔·盖茨（他可以说是天字第一号慈善家，但仍然有人说他沽名钓誉），都不至于让人这么反感。但他贬低的是已经盖棺论定的真君子、为他人牺牲了生命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人，这就让人受不了。范美忠后来与郭松民交锋时赢得了相对较多的同情，而他此前发表 “选择”论时得到的几乎是一片骂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范美忠为什么要这样说？显然，简单地谴责他道德人品低下并不足以服人。因为，如果“先跑”本身是一件自利的事，“先跑”之后又把它说出来对他自己究竟有什么好处？是为了出名？范美忠自己的反问我以为很有力：“这样的‘出名’，你要吗？”

　　因此我认为，范美忠可能真的认为自己讲的在理。他认为他是在捍卫自己作出“选择”的权利，而且还可能认为，在一个传统上常常忽视个人權利的国度，他的这种对自己权利的捍卫还具有“启蒙”意义。

　　然而我们都看到：他这次“启蒙”是十分失败的。而这未必可以怪国人太过“蒙昧”。

　　“正当”不同于“善”

　　为什么？因为他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与道德，或者说，“正当”与“善”。我认为，范美忠争论中最重要的、最需要澄清的问题，不是什么“真”与“善”的关系，而是“正当”与“善”的关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大骂范美忠的人其实与范美忠一样错得离谱。

　　近代以来，很多伦理学著作都提到一个命题：“正当”（right）不同于“善”（good）。所谓“正当”就是要确定你可以做什么——做那些事就是你的权利，它体现你作为个人拥有獨立意志，对于你的right范围内的事你可以自行决定做与不做，而无需听命于他人乃至公众。而所谓“善”是指在诸多 “正当”的选择中你应该做哪些事——那些事有利于他人或社会，做那些事出自你的良知，体现你的道德，从而得到社会的赞许或者上帝的嘉悦（如果信仰宗教的话）。

　　众所周知，在英语中 “权利”与“正当”就是同一个词right，而且这个词有褒义，表明维护个人獨立意志本身被视为具有正面价值。这的确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征。中國过去的老传统中缺少这个概念，因此当年严复等人为了找一个汉语词来翻译right曾煞费苦心。以“权利”对译right有两个缺陷，一是它无“正当”之褒义，古汉语中这个词原意为权势带来的利益（类似于“以权谋私”），反而含有一定的贬义。二是由于前一缺陷，加之读音相近，中國人往往把权利与权力（power）混淆，正如西方人往往把right与correct（正确）相混淆一样。

　　但是我们也无需过分夸张这方面的“文化”差异，因为研究表明：那种“不同于道德的正当性”概念即便在西方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形成不早于16世纪的英国。也就是说，它与其说是个“西方”的概念，毋宁说是个“近代”的概念。当人们不再是臣民、不再是农奴，而成为具有獨立意志的公民时，他的自主意识就会觉醒，就会认为追求行为自主是“正当”的。我想我们中國人也不例外，我们很热爱自己独特的文化，但这应该不会使我们自甘于类似16世纪以前西方的状态吧！

　　其实，任何“文化”本来都有这两种规范：一种，如《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讲“正当”的，是说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不能去害人（侵犯他人權利）。另一种，如《圣经》中圣徒之所为，儒家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那是利他人、利公众、利天下，而自己却要付出代价的。这是讲“善”，人们“应该”向往、努力。即便做不到，也应该持一种“高山仰止”的态度。

　　“正当”与“善”绝不对立

　　任何“文化”中这两种规范本来都是不宜混淆的。例如我有选举权，这意味着我可以选某甲，但不意味着我应当选某甲。现代社会都承认婚姻自由，这意味着甲、乙可以结婚或离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结婚或离婚。承认离婚权并不妨碍人们仍然会以白头偕老、地久天长来为婚姻祝福。权利与道德是两回事，有权做某事并不等于应该做某事，“正当”的也未必就是“善”的。

　　另一方面，“正当”虽然不等于“善”，但更不等于“不善”。相反，维护“正当”正是追求“善”的基础，把“正当”与“善”对立起来更是荒唐。其实道理很简单：只有明确了什么是自己的，助人、利他乃至奉献社会才有切实的基础，否则在公私不分、你我不分的状况下讲“奉献”，不会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吗？

　　然而过去在这方面的确有许多糊涂言论。例如说保障正当权利似乎会妨碍善，最典型的是：见到人家保障公民财产私有权，就说人家是“性恶论”，而“性恶论”就是不讲善，就是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似乎可以随意对百姓抄家没产的社会才是镜花缘式的“君子国”。前些年曾有过一则所谓新闻：有媒体称，美国西点军校竖起了雷锋像，可见咱们舍己为人的道德把老美也感动了。然而别的不说，这些人也不想想：人家流行基督教已经上千年，到处都是十字架和基督像。而基督是什么？不就是那位据说是为拯救人类而不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若说那边的人崇尚的就是自私自利，那耶稣这样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岂不成了大傻冒，而那个为了30块银币出卖耶稣的犹大才会受到崇拜了？！

　　反过来，一些人又认为“善”讲多了会妨碍“正当”权利的保障，其中典型的说法就是把專制时代的许多弊病归结为“理想主义”太多、“道德激情”和“献身精神”过剩导致的“乌托邦悲剧”。似乎要走出那个时代只需要祛除“理想”回归平庸、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行了。然而那时的“阳谋”、“人祸”与“浩劫”真的是由于“献身精神”太多吗？就以那饿殍盈野的三年人祸而言，如果那些满嘴高调的权势者果真“激情燃烧”不能自已，以身献祭累死饿死了，也算真是“理想主义”了一把。但当时那些放“卫星”的、搞“平调”的、刮“五风”的、反“瞒产”的，一个个都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只以逼迫别人“献身”为能事。而上千万老百姓被逼上黄泉之路时，又有谁问过他们是否“豪情满怀”？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專制兴起时可能需要“狂热”，维持时却更需要冷漠，先靠原教旨主义剥夺人们的权利，后靠犬儒主义来解构人们的良知。这两者完全可以互补。企图以后者来矫正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

　　所以从根本上讲，“正当”不同于“善”，两者不应混淆。很多事，例如救人、捐款、做义工帮助他人，是“善”事，同时也是行善者的“正当”权利。然而也有很多的事，例如在市场上，合法的买卖双方为各自利益最大化而讨价还价，这谈不上“善”，但仍然是双方的“正当”权利。人们既不能因为后者并不是“善”而剥夺他们的这种“正当”权利，他们也不应该因其“正当”就自以为与行善者没有道德差别。

　　“正当”与“善”问题上的两种误解

　　但在这一点上，“范美忠争论”中双方都有人把握不当。范美忠“先跑”并没有损害别人，应当说是他的“正当”权利（这是就他的个人權利而言，至于他作为中学教师有未履行职业责任之嫌，上一篇专栏已有申论），批评者中有些人如郭松民先生显然无视这一点，甚至把“先跑”与“教师强奸学生”之类犯罪行为等量齐观，实际上是以“善”为借口否定别人的“正当”权利，这明显是不对的。而范美忠只强调牺牲与逃生都是“正当”的权利，却否认两者在“善”的方面有着巨大差距，实际上是自恃权利“正当”而否认“善”之价值，这也应该批评。

　　有人认为，正如经济学方面关于“效率与公平”争论一样，在伦理学上，社会应当更重视“正当”还是更重视“善”，长期以来也一直有争议。但是，这只是社会政策方面的争议，而就一个人来说，实际上两方面并不冲突：对于他人我们首先应当尊重其正当权利，只有在此基础上“劝善”才是合理的。宁可宽容那些“正当”而未必“善”的行为，也不能以侵犯正当权利的方式强迫别人“行善”，这就是“正当比善优先”的原则。但对于自己来说，“正当”之上还应当有“善”的追求，不仅只能做“可以”做的，而且要尽量做“应该”做的。这就是“善高于正当”的原则。我在《实践自由》一书中曾讲：“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在这场争论中我想这句话也适用。

　　事实上即便就社会政策而言，是否真的存在所谓“‘正当’优先与‘善’优先之争”也是个问题。当代宪政民主国家一般都有 “左派更喜欢福利国家，右派更喜欢自由放任”的区别。但是所谓“右派”未必对于帮助弱势群体更冷漠，他们不仅个人可能是热心的慈善家，而且在公共政策上也更多地寄希望于民间志愿公益组织即所谓“第三部门”，通过捐助、义工等方式获得资源来帮助穷人。换言之，这恰恰是以正当权利（捐款之不同于纳税，就在于它是权利而不是义务）来达致善行的主张。而所谓“左派”则不对这种善举抱多大希望，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民主国家的多数决定机制实行转移支付，即高税收高福利。而纳税作为强制性义务虽非“权利”，但它也属于“正当”的范畴，而不是“善”。所以我们很难说福利国家是“善优先”。而自由国家加第三部门则是“正当优先”。毋宁说，两者的区别实际上还是在正当性优先的基础上对权利与义务 （而非权利与道德）的不同安排。

　　而这，正是抗震救灾中另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大问题。

　　作者:秦晖

　　鲁靖，“5·12”地震发生后，自动请缨赶赴地震最严重的北川、绵阳、都江堰等地做抗震志愿者。在抗震救灾过程中，鲁靖曾经历生死考验从未退缩，被称为“抗震美女”。她回京后曾闭门大哭3天，后在博客发表惊人言论：“嫁人就要嫁‘范跑跑’！”（7月6日新快报）

　　是什么让一个充满善心的“抗震美女”如此一说，语出惊人。是大地震造成的人间噩梦般凄惨景象吓坏了吗？是充当抗震志愿者时受到了什么严重的打击使其“脑残”了吗？不会吧？我看多数媒体说“鲁靖曾经历生死考验从未退缩”。那么我又想到了鲁靖女士的职业，鲁靖女士供职于一个名叫“第一视频公司”的单位。是不是因为职业的关系痛恨于各类媒体“只为帝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的虚假报道，才有感于范跑跑说了实话，而愤然呼出惊人之语？其实，媒体“不为苍生说人话”的报道方式，却有难言之隐，甚至是打掉牙齿自己咽到肚里的“无可奈何”、在我们这个一切从政治出发，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强势政治社会里，媒体你不为政治服务难道想做死不成？所以，建议鲁靖女士，也别赌气“嫁了范跑跑”。那样真的解不了您“爱国、爱民、关注社会民生的百般柔肠”也便宜了范跑跑那个已婚男生。一是范先生长相及行为举止确实另类，（但其思想观念确实有长可取），二是应该进一步深思一下您所看到的您所感受到的现实“情景剧”根源所在。三是重读一下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

　　这里我只想探讨一下强权政治的强大功效。强权政治就是以国家名义，以政治谎言和暴力维系，维系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统治，和所谓的“国家”利益。同时强奸民意，禁锢思想，形成单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以至于造成一个“大国寡民”畸形社会形态，人人为“生存权”而不惜“昧尽良心”假言以事，以图活出人样来。至于人心深处的人性，只有当不影响政治的稳定和权力张扬需要借用时才可以表演表演。以至于如此偌大泱泱民族，人性扭曲到了美女大哭三天，疾呼“嫁人就嫁范跑跑”的无奈的、扭曲的人性诉求。

　　强权政治的强奸，无休无止的政治谎言和欺骗，整个社会的“假面人生”的充斥，如此长期蹂躏、揉合、杀伐，将一个民族的人性导入了善恶不分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 “人權就是生存权”的极端无耻的人生观和生存方式的选择，一切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和高尚的元素，再也不能让人心生向往，舍身践行，从而异变成只是为了个人人生的抒情或看别人去做然后受难受苦的旁观式的自我安慰和对别人的意淫。“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人權神圣化、言论自由化，”是不是挽救中华民族人性的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可行的选择，我无力判断。因为很多“大家”都断言，民主是西方式的民主，不一定具有普世性，民主必须符合国情，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应该是渐进式的，等等等等。但一个谎言充斥的社会，一定是政治欺骗加上强权杀伐对个体生存的恐怖挤压和无情规制而逐步形成的。不具普世性，有悖联合国所倡导的“两权公约”。五四运动以来，梁启超、谭祠同，等百年以来追求民主变革的先行者们，天堂有知，对中國当今的社会状况不知作何评断和感慨。但值得告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先辈们英灵的是，您辈洒血舍命追求的“德先生”“赛先生”式的社会形态，在中华版图上偏安一隅的台湾得到了伟大的实践，中华儿女不但实践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形态，而且通过2008年台湾政黨间平稳的令人瞠目的政权轮替，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伟大政治梦想。国民黨胜不用武，民进黨坦诚言败，台湾岛内的政治权争，永远远离了刀光剑影的拼死搏杀，永远远离了硝烟夺命的王霸纷争，所有的政治主张的的实现，皆以“人民”是不是“乐意”也就是选票的多寡来决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或许永远的和美丽的宝岛告别了，尽管台湾的政治世相还有诸多“滑稽”、诸多“闹剧”、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甚至令人恶心”的地方，但所有台湾人民都是我们炎黄子孙们政治民主实践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当有一天所有中华儿女像现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感慨的那样：“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那一天，就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最伟大辉煌的节日。

　　主政治的社会形态，而且通过2008年台湾政黨间平稳的令人瞠目的政权轮替，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伟大政治梦想。国民黨胜不用武，民进黨坦诚言败，台湾岛内的政治权争，永远远离了刀光剑影的拼死搏杀，永远远离了硝烟夺命的王霸纷争，所有的政治主张的的实现，皆以“人民”是不是“乐意”也就是选票的多寡来决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或许永远的和美丽的宝岛告别了，尽管台湾的政治世相还有诸多“滑稽”、诸多“闹剧”、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甚至令人恶心”的地方，但所有台湾人民都是我们炎黄子孙们政治民主实践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当有一天所有中华儿女像现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感慨的那样：“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那一天，就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最伟大辉煌的节日。

　　作者:呐喊

　　本文旨在探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同毛澤東时代文化的精神联结：“范跑跑” 、茅氏“愚蠢论”的社会意义；灵魂缺失的当代中國所面临的困局和走向。

　　一、引言：放魔鬼出笼

　　中國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震出了一个“范跑跑”。地震发生时，中学教师范美忠甩下学生径自第一个逃生，被人称作“范跑跑”。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展示的是人性弱点，不能算作美德。懦夫虽招人鄙视，也能博得几分同情，因此成为古今中外的讽刺喜剧所偏爱的角儿。假如范美忠就此打住，他是不会成为“新闻”的。然而，范由媒体追捧而名声鹊起，得力于他逃生之后宣扬的“先跑学说”。范认为，灾难来了，人应当自顾自，“其他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他认为谭千秋老师为保护学生而牺牲，算不上美德。他声称要挑战中國人的道德底线，要批判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制造了伪君子、伪圣人，而他实话实说，是“诚实”的，不怕丑。否认舍己为人是美德，否认极端自私自利是丑行，范跑跑的自我辩白首先需要完成对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颠覆。

　　无独有偶。中國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改革旗手茅于轼也宣扬说：“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听起来是道德高尚的，其实是欺骗性的。”范、茅等人的言论在时下的中國社会居然不乏唱和，诸如“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个人的生命高于公德”、“国家、道德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这些人物及其言论在事关救助他人，事关为人、为国、为公上，无不展示出怯懦和冷漠，但在主张自私、利己、为我，在挑战中國社会道德、中华传统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上则都血脉贲张，勇气十足，一副“斗士”摸样。这出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中國。

　　中國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三十年下来，“资本主义的草”已经培育成丛林，而“社會主義的苗”已经转基因嫁接到资本主义藤上。在经济领域，本土资本携手西方资本攻城掠地，羽翼日益丰满；在政治领域，资本及其附庸积极谋求与其经济力量相当的政治权利，呼吁政改以利参政甚而当政的声浪日益高涨。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资产階級极端利己主义嘶喊着登上了中國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魔鬼自然出笼。

　　二、三次文化颠覆浪潮

　　近百年间，中國社会风潮迭起，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的全面颠覆中國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次是五四，一次是纹革。五四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参照物，全面批判与否定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仲共建政后，以馬列主義为理论指导，持续批判中國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在纹革中臻于极致。

　　批判与否定毛澤東时代的文化，始于毛之后的“改革开放”，盛于“接轨”，参照物依旧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包括西方资产階級价值观。范、茅们虽在拾人牙慧，但打着“人權” 、“自由” 、“民主”的西式招牌，肆无忌惮地公然鼓吹、标榜、叫卖极端利己主义以攻击毛澤東时代的文化和儒家文化，这是中國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产物。这些，应属于全方位批判和否定中國既往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的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不过，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所引领的方向同五四与纹革截然不同。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大潮，旨在摧毁蕴藏在中國文化和中國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中任何抗拒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免疫机制。它本能地无可置辩地确认中國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同西方资本主义无法兼容，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它立意颠覆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体系，矛头指向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观，旨在切割当代中國人同中华民族的精神联系，从而摧毁既存的中华民族精神。

　　在漫长的中國社会发展史上，截至满清王朝崩溃，儒家文化是中國社会的主体文化，在中國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为中國人提供行为规范，为中國社会提供伦理道德规范，主导塑造了中國人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经由一代代士大夫阶层和文化阶层的倡导、践行，经由王权推助，散播输灌到民间，又为一代代民众所践行。一代代的中國人反过来又以其道德实践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古往今来，一代代的中國人是何德性、何种形象、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作为？需要首先解说什么是儒家文化，尽管也需要解说道家、法家、释家等。因此，对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褒贬评价，直接涉及对两千五百年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褒贬评价，也涉及当代中國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定位。

　　那么，儒家文化为中國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塑造出了什么类型的中國人？儒家文化与经受儒家教化的一代代中國人的人生实践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何在？什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儒家文化精神

　　古代中國，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周公即“制礼作乐”，主张“敬德保民”，以礼治天下；之后，孔子曰“仁”，孟子曰“义”，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纲常”，宋代程、朱倡导“理学”。这些学说确立了中國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规范。

　　儒家学说强调人自身的品格修炼，主张自修、自律、自省甚而自我牺牲以践行“仁义礼智” 、“礼义廉耻”等社会道德准则。就社会价值观说，儒家主张“先义后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生死观说，主张“舍生取义”。砥砺修炼个人的品行操守，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达到了“必也圣乎”的理想境界，也是个体修齐治平的至高境界。人由关爱他人、关爱众人而融于家国天下，融于他所生活的社会，融入“青史”。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走出了一代代贤哲，一代代志士仁人。上古，屈原秉持强国济民的社会政治理想，以死殉国；汉代，苏武出使匈奴，遭羁押十九年，宁死而不“屈节辱命”；宋代范仲淹为官一方，追求实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宋末元初，文天祥抵御异族入侵以死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林则徐禁毒而遭流放，矢志不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人为国为民，舍生忘死，舍生取义，言行一致，堂堂正正，求仁而得仁，正气浩然。这就是儒家文化陶冶的仁人君子，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数千年巍巍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精神长城。

　　无庸置疑，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也引导和影响着中國普通民众的人格追求和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同时，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古代中國民众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也滋养了影响了儒家文化精神。远在孔子出现一千五百多年前，远古传颂，大禹在外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公而忘私，受到中國老百姓的祭祀、崇敬，历四千年而不衰，至今中國不少地方仍有香火不绝的禹王庙，民众用以追念这位华夏先祖。大禹，融入了中华民众的心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青史”。中古传说，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精忠报国”。民族忧患之际，一位普通人家的母亲对儿子的刻骨铭心的叮嘱是：“国家事大，个人家庭事小，全心全意报国。”这，就是中國古代民众的生死观、人生观、价值观。个人、家、国，一脉相联，但个人家国的关系在中國民间四千年来的传说中，受到崇尚的是“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和品格的人受到中國民众世世代代的崇敬与拥戴。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公而忘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和整个社会对这精神的崇敬，五千年来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社会道德传统，成为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所拥有的深厚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历史来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

　　质而言之，中國上下，数千年传承，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核心精神始终指向：一、崇高的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二、为国为民的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三、崇尚精神道德追求的公益性和现世性，即对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融入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并以之为终极追求。

　　在古代小农经济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儒家文化的这种精神同墨家“举公义，辟私怨” 、法家“无私”“背私” 、道家“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学说主张相互支持，相辅相成，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以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和高尚的道德内涵，使得中华民族精神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

　　四、毛澤東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精神联结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國社会危机重重，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相继发生。儒家文化被认为禁锢思想，扼杀性灵，维护落后的封建制度致使中國落后挨打，因而受到了全方位的批判和否定。为求变法维新救国救民，谭嗣同舍生赴死，认为舍生取义，“死得其所”。作为影响了五四文化思潮的作家，鲁迅斥孔孟之道为“吃人礼教”，无情批判儒家文化和專制势力。他坚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怒向刀丛觅小诗”，“我以我血荐轩辕”。无情批判儒家文化的谭、鲁一代志士仁人所展现的人格追求和人生道德实践是：公而忘私，舍生取义，以身许国。耐人寻味的是，这正体现了儒家情怀，同儒家文化精神一脉相通，同数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通。

　　五四文化运动颠覆了儒家文化。毛澤東领导的人民革命则进一步颠覆了中國有史以来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同公有制经济形态相适应，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是毛澤東时代社會主義文化的基本特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澤東时代的社会道德准则。毛澤東时代提倡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学习和培养“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提倡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就比泰山还重，反之就比鸿毛还轻。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小我融入大我，个人融入集体。“毫不利己”，个人的人格追求和人生实践就升华为高尚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专门利人”，个人的精神和道德追求就指向利他性的社会价值追求，即造福他人，造福人民。毛澤東时代的文化洋溢着社會主義道德精神和昂扬的理想主义光辉。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毛澤東时代文化鼓励人在极端菲薄的物质条件下克服一己之私，培养和发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努力建设一个消除了階級剥削和压迫的繁荣昌盛的新型社会。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澤東时代文化激励中國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建设中國，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短短二十七年，在经历了上百年内忧外患的社会废墟上，毛澤東时代文化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营造了以大公无私为荣自私自利为耻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环境，培养和造就了无数为国为民富于牺牲奉献精神的人，造就了以雷锋、王杰等为代表的解放軍战士，以焦裕禄以及唐山地震时坚持最后一个撤出矿井的贾邦友等为代表的干部，以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大庆人为代表的工人，以大寨人为代表的农民。

　　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被认为服务于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级制度，毛澤東时代文化则把有史以来的私有制社会制度颠倒过来，确立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社會主義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同时也将儒家文化精神从小农经济私有制的社会条件的局限下解放出来，将“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中华民族精神奠基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使中华民族精神在社會主義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弘扬。毛澤東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看去泾渭分明而且曾经你死我活剧烈冲突的两种文化，实质上有着相通的精神，即崇尚精神道德追求，崇尚利国利民的社会价值追求，倡导人的精神道德追求融入集体性的社会价值追求之中。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國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國文化优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后者，更有待于实事求是的认识和系统的阐述。毛澤東时代文化同中國传统文化有着历史的精神联结。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是毛澤東时代文化的内在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基础。毛澤東时代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三十年来的非毛化，毛澤東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已经在中华文化中扮演着文化基因的角色，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同美国新奥尔良飓风灾害时各自为我的美国公民社会相对照，中國四川汶川震灾时，千千万万中國人所展现出的舍己为人、乐于助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的精神，体现的是毛澤東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儒家文化精神，是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五、儒家文化制造了伪君子？

　　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階級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及伦理道德准则得到提倡和推广，指示着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受到社会认可、接受和追随。社会伦理道德准则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具有同一性和约束性，否则便失去公信力和可行性。人们在践行社会道德准则上的表现大略可分为：积极践行者、追随者、阳奉阴违者和反对者，通常又被称为仁人君子、伪君子和小人。积极践行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推崇，认可、追随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肯定，伪君子受到嘲讽，小人受到谴责。

　　历史上的无数仁人志士与毛澤東时代无数模范英雄人物是倡导和实践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表率，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民族优秀人物的社会道德实践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引导人们“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

　　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实践具有强大的社会道义力量，对任何逾越道德界限的企图、做法都产生压力和威慑力，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亡”。在社会道义力量足够强大，任何挑战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的做法都将付出充分代价的情况下，认同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却又回避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义务，伪君子就出现了。伪君子是邪不压正的社会产物。伪君子的道德实践的特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毛澤東时代“黨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检讨，“永不翻案”，但后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永不翻案”成了伪君子的烙印。

　　伪君子也并非只是中國有。基督教宗教文化在欧洲国家占据文化统治地位达一两千年之久，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然而，倡导基督教教义的罗马天主教会从教皇到主教到神父纵欲犯罪，包括性侵犯男童、修女和已婚妇女，不绝于史书。即便在十世纪，基督教推行极端禁欲主义、宗教统治极端專制而被欧洲史学家称为“黑暗世纪的午夜”，教皇瑟各斯三世（Sergius III 904 - 911）养着情妇玛茹莎；玛茹莎的孙子后来成为教皇约翰十二世 （John XII 955 - 963），“几乎无恶不作，性侵犯处女、寡妇，同其父的情妇姘居，使得教廷成了妓院。”1

　　罗马天主教会的性丑闻延续千年直到今天。2002-2003 年期间，美国、法国、波兰、爱尔兰等国的天主教神父的性丑闻象瘟疫一样遍布欧美社会。受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委托而采写的《约翰??杰伊报告》（John Jay Report）披露，1950-2002期间，4392位美国天主教神父涉及性丑闻、性侵犯；美国天主教会先后为各教区神父的性侵犯案所付赔偿高达20亿美元。在爱尔兰，天主教神父史密斯（Father Brendan Smyth）1945-1989期间曾强奸或性侵犯数百男童。宗教伪君子，作为欧洲基督教社会特有的现象，早已成为欧洲文学作品反复描述的对象。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莫里哀的讽刺喜剧《伪君子》中的神职人员答尔丢夫，比任何其他种类的伪君子更具知名度。数不清的神父成了伪君子，是基督教制造了伪君子，还是神父们不守信仰？还是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教会与神父都是伪君子？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西方的宗教领域，也出现在西方政治领域。1776年美国的《獨立宣言》布告天下说：“人人生而平等， 具有造物主所赋予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但与此同时，以及此后上百年，美国人大肆屠殺印地安人，贩卖黑人。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直到1948年禁止华人移美，禁止华人赴美与家人团聚。美国社会迄今仍存在着种族主义。美国人是伪君子还是美国“人權”虚伪？1789年，法国资产階級大革命的《人權宣言》宣称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法国资产階級政府此后从未停止对亚非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战争与殖民扩张，包括毫不迟疑地参与1840-1860年间侵略中國的鸦片战争。法国资产階級是伪君子，是真小人，还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团伙？

　　在西方经济领域，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之际，向世界声言要清除世行的“腐败”，但接着就被曝光利用职权为其女友违规加薪，现了原形，原来也是伪君子。

　　在西方新闻领域，西方媒体最近就中國西藏地区藏獨暴亂蓄意炮制假新闻，攻击中國，被一一曝光，戳穿了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真实” 、“客观公正”的西洋镜。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是一伙伪君子。在当前国际社会道德环境下，伪君子也是邪不压正的产物。

　　儒家文化倡导“仁义” 、“道德” ，被认为制造了一批“伪君子”；毛澤東时代文化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认为“愚蠢” 、“欺骗”。美国社会强调法治，被认为是法制最完备的社会，但美国也是世界上几个工业发达国家中杀人犯罪率最高的国家。是诸如此类的美国人没有遵守法律，还是美国的法律制造了犯罪？

　　道德无法使人人有德，正象法律不能让人人守法，哪怕是“一夜美国人”所鼓吹的美国法。然而，人类社会需要为人为公的道德精神追求，正象需要公正的法律。没有为人为公的道德精神追求的社会，只能将人们再次送回丛林世界，而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则是丛林世界的行为准则。

　　六、“诚实的”小人

　　伪君子变成“诚实的”小人，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变化有关。小人敢于亮相挂牌作为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的旗帜鲜明、立场鲜明的反对者，而又无须顾忌或者无须承担逾越社会道德界限的风险，那多半意味着“千夫所指”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有了缺口，原有的社会道义力量已经衰落不足以对反对者构成道义威慑，或者既存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开始翻转或者倾复。在这个意义上说，“诚实的”小人是正不压邪的社会产物。

　　“诚实的”小人，或者反对者，同依然认同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的其他社会成员已不再处于同一社会，而是自外于“这一”社会，成为“社会异己份子”。真小人不再认同“我们”，而是宣称“你有你们的准则，我有我们的准则”。真小人拒绝使用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仍在继续使用的社会道德准则，而用另外一套准则武装自己以批评或攻击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例如，用“美国制造” 、“欧洲制造”攻击“中國制造”。同一社会于是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评价标准，社会道德和规范的同一性遭到破坏。人可以各行其是，莫衷一是，社会由此分裂，斗争交锋也由此发端。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认为“先公后私”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美德，而范、茅们则认为“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 、连爹妈也不顾的极端利己主义是“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再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认为“精忠报国” 、为国为民、维护中國国家利益是美德，而范、茅们或“一夜美国人” 却“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在他们眼里，爱美国才是德，“上帝保佑”他们的美国；中國人爱国有罪，是“爱国贼”，需要他们的上帝及其仆从们 “救赎中國”，尽管他们的上帝两千年来连教皇在内的宗教仆从们都不能“救赎”。颠倒黑白，因为颠倒了立场；出卖自我，接着出卖祖国。一个爹娘不认、 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认的人，做梦都想成为美国人的人，是不会同中國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的，是不会认同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的。怎么能够期望这类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既然没有共同的立场、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道德准则，也就没有共同认可的道理，无理可喻。“缺德”与“无耻”对范美忠们已经不再构成道德压力，因为他们所攻击的正是中國文化及中國社会道德准则，使用的是“他们的美国准则”，诸如， “人權” 、“自由” 、“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等。所以范美忠不怕丑，放言“即使有人如岳不群一般地道德完美大义凛然也吓不倒我”；所以，中國的“自由派”们或“一夜美国人”们为跪下的秦桧申请站起来的“人權”，为日寇侵华及其南京大屠殺开脱罪责，为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中國叫好，质疑非难中國抗美援朝；所以，《河殇》们奉洋枪洋炮的西方文明为神明，贬抑和否定中华文明。

　　对中國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文化的丑化、批判和否定，对中國一切既往文化包括中國社会、历史和中國人的丑化、批判和否定，是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正在展开的“伟业”。西方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对中國社会的全面渗透、对中國社会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挑战，目前正处于上行波段。茅、范等所鼓吹的西方极端利己主义社会思潮同中國亿万民众所秉持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交锋， 印证了当代中國社会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对立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这一事实，也印证了当代中國社会道德行为混乱的社会现状。

　　“范跑跑现象”，浮上表面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同儒家文化精神和毛澤東时代文化精神的交锋；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看，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华文明精神的博弈；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社会的极端资本主义化倾向。

　　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过去三十年，邓主导下推行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國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社會主義公有制经济被促死而全面瓦解，私有经济经百般培育而疯长如日中天。史无前例的化公为私的改革及其所指引的路向，收买、腐蚀、败坏了共產黨的执政队伍。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前腐后继，也终将葬送共產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资格。前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坍塌，殷鉴不远。伴随着这一切，展开了对毛澤東时代文化的清算、丑化和否定，极端利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奴颜婢膝的卖国媚外论调充斥了中國的舆论舞台。

　　邓主导的声称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改革，诸如教育私有化、医疗私有化、住房私有化、矿山资源开采私有化等，比当代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资本主义化。相比加拿大，加拿大的学校，除去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公立，所有适龄青少年享有高中程度的免费教育；各省拥有各自的免费医疗制度；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消费加以必要的调剂，以维持基本的社会公正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这些被认为是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受到大多数加拿大人的欢迎。

　　社會主義中國的医疗改革可以同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美国的医疗制度媲美，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人生老病死是“自顾自”。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负责任的”政府和政客们宁肯让穷人、普通人象富人一样去为自己的生老病死“负责”。美国的工薪族络绎不绝的到加拿大就药又被指控为违反医疗“法规”。“损有余而益不足”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原则的。千百万无法“自顾自”的美国人多少年来都在呼吁美国政府和政客们关注“医疗保险问题”。美国民主黨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2008年竞选许愿之一就是改革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往“互助组”和“合作社”方向改。这也正好同中國的医疗改革的方向相反。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在美国社会都不得不披着面纱示人，但在自称社會主義的中國却可以光光鲜鲜招摇过市。

　　中國社会浮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中國社会现实的写照。暴发的资本大亨、贪官污吏声色犬马，为富不仁；下岗工人、打工仔辗转沟壑，自求多福。中國地产资本家王石的赈灾言论同美国资本家贝尔??盖茨的退休演说两相对照，明显见出中國新生代资本家青胜于蓝的“真小人”本相，理性冷血、自私无耻；而贝尔??盖茨呼吁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兼爱” 、“双赢”，充其量只能算个伪君子。损公肥私、为富不仁、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本来是王石、王益们巧取豪夺发家致富的准则。正是在中國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王石、王益们的社会道德实践营造了中國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状。范美忠作为升斗小民本是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实的受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开口张扬的却是王石、王益们的话语。实质上，范氏的嘶喊所传递的，实在是一个升斗小民对中國极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现实的认知、接受、无奈和激愤的抗议。

　　中國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中國社会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逐利，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同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毛澤東时代文化所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价值观、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相对立的，是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儒家文化精神及其道德准则相对立的；是同五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相对立的。因此，中國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儒家文化、毛澤東时代文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

　　这也解释了当代中國社会所出现的荒诞的文化现象。自改革开放同西方“国际”接轨以来，被中國网民们称为“美国鹦鵡”的中國“自由派”人士以及海外的各色黄白人物扮演了颠覆中國文化的杀手角色。他们一面别有用心、别出心裁地“戏说”编派中國历史，“戏说”编派中华民族英雄和民族人物；一面肉麻地开口西方、闭嘴洋人。在中國历史上受到老百姓崇敬的民族英雄人物，从大禹到岳飞到毛澤東，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他们的“质疑” 、丑化、攻击和否定；历史上为中华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人，从李白到李清照，无一例外地受到他们的恶意“关照” 、调侃、丑化、抹黑。他们极力丑化和否定儒家文化和儒家社会，极力丑化和否定毛澤東时代文化和毛澤東时代的社会。很不幸，中國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半是由儒家时代和毛澤東时代构成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國文化大半是由儒家文化和毛澤東时代的文化构成的。否定了这些，剩下了什么？剩下了一副灵魂缺失的躯壳。这些“自由人士”说，中國文化都是垃圾，有史以来的中國人都丑陋。他们眼里盯的、嘴上喊的都是洋大人。这是一伙丧失了文化家园的丧家犬，转身投靠跟随洋人，成了断了脊梁骨的乏走狗。因此，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预示的是西式文化殖民地和精神洋奴的未来。

　　八、灵魂缺失的中國走向何方？

　　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是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渐进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而日益深入的文化颠覆过程。选择和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拒绝接受西方资产階級价值观念，似乎是天方夜谭。成千上万的执政黨及政府的大小官员不怕掉头前腐后继，地产大亨与升斗小民一起呼唤极端利己主义等，在在表明了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的成效。然而，中國民众及中國政府在汶川地震中的行为却也昭示，中华民族精神仍在。因此，包括极端利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同中华民族精神的冲突、交锋和博弈也势所难免。

　　一百年来，频频发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國文化的浪潮，都是在西方势力的强力夹击下诱发的，都影响了或试图影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博弈，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选择，实质上也是选择一种人际关系模式，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果认为这可以是一种自主选择，那无疑是颠倒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无疑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水银泻地般的渗透腐蚀力量。如果认为极端利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是未来中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同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区别表明，人们的自主选择是可以影响社会面貌的。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值得自豪的文化成果。然而，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是今人的责任。明清之际将儒家文化僵化、道学化终于导致五四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剧烈摇摆。扬弃儒家文化中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坚持弘扬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毛澤東时代的文化实践对此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毛澤東时代的社会，批判和否定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等级观念等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倡导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实质上坚持和弘扬了儒家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但在社会舆论导向和道德实践中 “斗私批修，灵魂出窍”，过激过急，把思想认识问题和道德教育问题政治化，同儒学道学化一样，在同一方向上趋于极端。只争朝夕“跑步进入共產主义”，巨人撩开大步，小个子追得气喘。个人利益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依然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索和追求的理想。

　　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儒家文化曾经有过洋枪洋炮下“秀才遇见兵”的遭遇，有过落后挨打以身饲虎的经历。现代世界已经不同于古代中國所置身的世界。此后，中國直到有了毛澤東的旗帜，才有了胜利的进步的旗帜。但毛澤東时代的文化已经而且仍然在受到攻击和否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诱导和围剿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坚持和弘扬毛澤東时代的文化精神，听来也将是天方夜谭。

　　一个丧失了民族文化的民族是一个灵魂缺失的民族，而一个灵魂缺失的民族是无法成为一个强国的，是无法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当代中國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提示当代中國人所思考的道德准则问题是：你是谁？你希望是谁？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提示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是资本主义改造中國和中國文化？还是中國和中國文化改造资本主义？还是中國将重新发现社會主義？

　　中國贵州近日发生的瓮安事件警示中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008，07，06

　　作者为加拿大学者

　　作者:赵大可

　　在“先跑事件”本将随时间淡出舆论之际，范美忠被都江堰光亚学校解聘引发了网民新一轮对抗。粗略地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分为“倒范派”和“拥范派”，我的观感是：网络上“倒范派”和“拥范派”人数大致是六成强对四成弱。平面媒体上抨击范跑跑的人占大多数，一些乍看是为范说话的人也多半是要求吊销范美忠教师证程序必须合法。光亚学校校长曾坚称不会因为言论问题解聘范美忠，突然解聘内幕扑朔迷离，教育部发言人已称与此无关，所谓的要求程序合法说自然不了了之。

　　确凿无疑的事实是范美忠丢了饭碗，起码今后一段时间也不可能当教师。他已经不再是四川话所比喻――“一个人吃饱一家人不饿”，也连累了妻女。“倒范派”民意直截了当地觉得这属于活该，是大快人心事，教授与时评家则一本正经地说范跑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嘛。而既然事已至此，我必须指出：不管解聘范美忠的压力是如何奏效的，就其本质，这类似于以“划右派”方式迫害一个公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无形的古拉格群岛依然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

　　汶川大地震震出的若干事件引发价值观与思想方法交锋，一度，我曾希望持不同观点的人群对立不要太直接、情绪不要太强烈。因此写作了《地震时，我曾先跑》，期望以一种“置身情景”的经验论视觉缓解“道德家”的怒火。既然现在既有裂痕进一步被撕开，范美忠被解聘没有引发“道德家”一丝态度软化，那我也就没有什么话语策略上的作茧自缚了，不妨公然为范美忠辩护一番。

　　一、在事实层面上，范美忠在地震中的表现不比一些现在正被讴歌着的正面人物差多少。“道德家”不仅无法“共情”，他们还不拘小节，只思考大事，没有时间关注事情的细节。不是吗？在凤凰卫视节目中，范美忠的一位同事顶着压力，一再介绍范美忠在学生跑到操场后，是做了安排、组织学生（避灾）工作的。“道德家”不屑听，也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在余震不断引起惊恐的氛围中，范美忠表现得并不是他的博客文章所言的那样自私，他没有脱离学校奔向他的妻女，即使当时通讯已断，家人生死未卜。“道德家”认定跑出来之后就进入安全的保险箱，他们只盯住地动天摇那一瞬间你是不是英勇无畏、大义凛然。

　　“道德家”无法置身事物的情景却可以想当然，比如，北大伦理学教授王海明在接受《中國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其他教师都没有临阵脱逃啊，也就这么一个范美忠（跑了）”。而事实又是，近7000间教室倒塌，先跑的教师绝非个别。在灾区倒塌的校舍旁，大家统计的是哪些老师、同学跑出来了，哪些没有跑出来，而不问他们是如何跑出来的。

　　无可否认，范美忠因言获罪。地震发生时，跑的人很多。“道德家”提到教师、医疗等行业的人绝不能跑，事实却是：震后那几天的具有真实性的电视报道透露，在距离震中比都江堰远的成都中心城区，地震时，华西医院正在做手术的医生、护士以及手术室外的病人家属绝大多数都跑了；没有跑或者跑后又回到手术室，冒着余震威胁做完手术的医生就是令观众流泪的英雄。那些跑离手术室，以及为躲避余震而中止手术进程的医生、护士是不是也需吊销执照呢？

　　二、范美忠主张通过博弈、协商方式形成教师在地震这样的情景中的行为规范有合理之处。我的一些朋友有小儿女，属于“倒范派”，针对我写的《地震时，我曾先跑》，他们一再追问：如果你有孩子上幼儿园，你会听任老师在灾害发生时不照顾他吗？我说，普通灾害发生时，我自然认为教师有照顾学生的责任；但是，除非同老师达成细化的协议（这种协议可以是具体法条这样的社会契约），我无权要求他们为我的孩子牺牲生命。几乎所有认定教师应该不惜为未成年学生牺牲的人都没有置身过实践情景，教授和时评家们更是一丝风险都没有，他们的话无法令人信服。

　　把范美忠打入社会另册，于是学生就更安全是一种幻觉。范美忠主张通过博弈、协商方式形成教师在地震这样的情景中的行为规范倒是具有可行性。理性地看，家长其实属于教师责任的博弈一方，教师本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属于博弈的另一方。某些“道德家”混淆了不同的职业要求，拿对军人的规定要求教师等。军人供应国防公共品，需要时必须牺牲，所以实行强制性兵役制度。要求教师必要时为本学生牺牲生命可以，但必须形成契约。说得俗点，就是社会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就教师一旦需要付出的“命价”达成协议。

　　三、现在“道德家”已经走得太远，需要警惕他们荒腔走板带来的多重危害。同样以北大伦理学教授王海明为例，他的泛道德主张一经发作，居然提出对捐款“进行强制”，说网上对他们（收入高而捐款少的人）进行通缉声讨是“低的强制”，还应该有其他强制，比如单位、机构是否可以考虑加入。按照一般财政学知识，既如此，王教授不如直接主张征收赈灾特别税呀？通观他接受采访的说法，有可能觉得直接征税尚无法体现过程中的道德教化作用吧。

　　说到底，我所指称的“道德家”们认为可以从一套价值预设中推导出可以付诸行为的“道德底线”。在思想方法上，“道德家”不是经验论者而是唯理论者。在社会层面，唯理论走到极致就会出柬埔寨那个波尔布特大哥。切实可行的“道德底线”来自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与博弈。单方面的道德主张、呼吁、强制、绑架形不成“道德底线”。以“划右派”方式处罚范美忠让“倒范派”获得一时之快，却根本无助道德提升，相反将导致道德水准下降。中國历史上，这样的道德通货膨胀现象屡见不鲜。一番幻觉之后，道德通货膨胀只让“道德家”获益，他们的道德大棍更有用武之地――这是六成强“倒范派”亦需提防的，当心大棍子哪天敲到你们头上。

　　来源：荆楚网

　　作者:袁幼鸣

　　最近一个在四川大地震刚发生时，丢下满班学生以最快速度独自逃到足球场的中学教师很出名。这位被戏称为“范跑跑”的教师先是在网上自我曝光、辩护，引起一番争论，然后又被传统媒体注意到，又是接受报纸采访，又是上电视台参加辩论，俨然成了红人。

　　不过，这事如果发生在范跑跑所向往的“自由、公正”的美国，没什么可争的，他铁定会被学校开除，而且这辈子别想再当教师了。原因很简单：他的所作所为非常不具有professionalism。

　　这个词在汉语中没有恰如其分的对应词，翻译成“专业精神”、“职业道德”、“敬业态度”都不太准确。它其实是某些特殊行业的业者所必须达到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干这一行就要有这一行的样子。这些特殊行业对公共事业至关重要，不是普通人所能从事的，其业者必须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有自己的行业组织，社会地位崇高，因而也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更高的道德要求，讲求行业自律，才对得起公众的信任和尊敬。一旦违反了行业准则，就会被清除出那个行业，即使道歉也未必能被原谅。

　　像医生、护士、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以及教师都属于这样的行业。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有了特殊的责任，需要对学生和公众做出一定的承诺，而不能特立独行。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制定的《教育行业道德准则》规定，教育者为了满足对学生的义务，“必须尽合理的努力保护学生避免有害学习、健康、安全的情况”。在灾难来临时，教师不一定要舍己救人，但是采取保护学生的必要措施，例如组织学生疏散，是根本要求。抛下学生不管独自逃生肯定是不行的，虽然那是人的本能，也不犯法，但是对不起社会和学生的信任，不像个教师的样子，也就不配再当教师。当然，他可以去从事其他行业。范跑跑的校长不仅不开除他，还替他辩护，同样也不像个校长的样子。

　　范跑跑能成为媒体红人，还有那么多人为他辩护，也正说明许多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教师这一行业的特殊性，或者意识到了也不以为然。其实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学术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等等，都可以归结为特殊行业人士没有特殊行业人士的样子：科学家不像科学家，工程师不像工程师，医生不像医生，护士不像护士……只是将行业当成谋生手段，而不承担相应责任，没有行业自律，还被公众容忍，岂止是教师这个行业。

　　作者系专栏作家

　　来源：长江商报

　　作者:方舟子

　　昨日，凯迪社区发出最新消息：教育部在“范跑跑”所在学校学生家长的强烈要求下，顶着“广大网民”的巨大压力，取消了“范跑跑”的教师资格。文中还附带了凤凰博主“朱光兵”的14日晚上8时许采访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的电话记录，表示“范跑跑”已被光亚学校正式解聘。

　　看了这则报道，我感到无比震惊！我觉得不能不说几句心里话，哪怕这种心里话也和“范跑跑”（都江堰光亚中学的教师范美忠）5月22日在地震后发表的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样不合时宜！

　　首先声明，我是一个四川人，距离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很近，也有亲戚、朋友遭受地震的灾难，至今还处于悲痛之中。

　　但是，对教育部解聘范美忠的行为，我感到愤慨和悲哀！

　　原因如下：

　　其一，关于范跑跑（请大原谅沿用网络上对范美忠的称呼）的行为。

　　灾难降临，才凸显人的生命的脆弱；灾难面前，才凸显人性的本质。可以肯定地说，灾难突降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逃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我实在不相信，凡是跑出来的人，全部都是在灾难面前镇定自若、救出了自己亲人的人。正因为如此，汶川大地震，死亡那么多人，受伤那么多人，也跑出来那么多人。

　　既然如此，对范跑跑的在地震来临之时抢先跑出的行为，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过多的指责。

　　作为地震灾区的人，我个人认为，在灾难瞬间降临的时候，能跑出来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跑不出来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范跑跑之所以遭人诟病，主要的原因不在于他的先跑，还在于他作为教师的特殊的身份，在于如他自己所说他在跑的时候忘记了告诉学生一声。但是，这能成为教育部取消其教师资格的理由吗？

　　其二，关于范跑跑的言论。

　　我在第一时间仔细阅读了范跑跑的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对范跑跑的观点，我不敢恭维，也很反感。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國，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国家，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自己的老人、小孩以及其他亲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有一千条、一万条逃跑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理由。

　　范跑跑是一个教师，他自己说他很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他的学生也说他很爱教书、很爱学生，而且教得也很好，为学生的将来考虑得很多、考虑得很远。严格地说，教师仅仅是一种职业，教师不是万能的，不是董存瑞，不是黄继光，不是邱少云，不是王杰。――当然，也不排除教师中久不久出现那么一个、两个英雄人物的可能。――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要求范跑跑这个普通的教师除了教书，还必须作英雄。

　　范跑跑最大的错误，就是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全国都在大力抢险救灾的时候）、用不合时宜的举动（公开发文的方式）、表明了不合时宜的观点（很多人如我这个懦夫在心里其实也曾经有和范跑跑一样的想法）。

　　但是，不合时宜难道就是有罪吗？这能成为教育部取消其教师资格的理由吗？

　　其三，关于教育部的决定。

　　作为中國教育行政的最高主管部门，教育部对中國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究竟研究了多少？对中國的义务教育、中國的素质教育、中國的升学教育（也就是应试教育）究竟研究了多少？对中國的教育体制、方法、效果究竟研究了多少？

　　对教育部的功能，我不太懂。但既然名字叫做“教育部”，我想，总不会和“教育”相去十万八千里吧？那么，在范跑跑的问题上，教育部为什么不可以先行教育，为什么要“不教而诛”呢？难道范跑跑就是真正的十恶不赦吗？那还不如干脆拉出去枪毙算了！

　　作为一个公民，范跑跑在法律的范围内享有他言论自由的权利；他的言论可能很刺耳，可能让很多人伤心、反感甚至愤怒。但这能成为教育部取消其教师资格的理由吗？

　　我的结论：

　　1．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的社会。一个真正的重视生命、尊重人權的社会，应该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尊重别人的选择，尊重别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哪怕这种意见确实是逆流而动，哪怕这种选择确实是不合时宜，哪怕这种方式是一个异类。

　　2．情理与法律、法规是两回事，这是常识。对范跑跑的言行，为什么一定要给予道德捆绑、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3．中國是一个什么事都喜欢一哄而上的国家，特别是现在网络时代。但我们对范跑跑可不可以多一分理智、多一分宽容、也多一分理解？做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声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4．教育部取消范跑跑教师资格的决定，我认为，是高高在上的老爷作风，缺乏起码的理性，缺乏起码的沟通，也就缺乏起码的人性。在范跑跑的问题上，我不知道教育部的“教育”功能体现在什么地方？

　　作者:曾训骐

　　昨天又是1千多家股票跌停板（跌幅10%），虽然此前中國股民已经习惯了跌停板，只是这次跌停板与以往不同，它是国家经济将被掏空的标志。去年仅银行和房地产被外资掏走的财富就超过3万亿。要知道，全年经济增长才2万亿，也就是说，外资不仅拿走了每年经济发展的财富增量，还不断加大对原有财富存量的掠夺。外资控股中國产业，外资控股中國银行，外资进入中國经济和金融各个角落，已成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在银监会宣布允许外资控股中國银行业之后，中國人民银行又以银行令的形式宣布允许非金融企业进入金融市场发行中期票据，前者将把银行交给外资，后者将把企业财富交给银行。如此一来，中國所有财富最终都将被外资所控制，中國除了血和泪之外，就什么都剩不下了。

　　最近一直想写篇文章把包括中期票据在内的最近一系列金融“创新”的恐怖后果告诉那些一直在没日没夜苦干的百姓。可是，看到郭松民和“范跑跑”的电视辩论，我知道，完了，劫难已经不可避免了。一个堕落到如此地步的民族要想躲避金融灾难的打击是不可能的。看到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血性汉子郭松民，被“范跑跑”那种极端变态的人渣和几个卑污下贱的骚货刺激得怒发冲冠，我突然有一种失去方向感的迷惑。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那些卖国毁国的买办汉奸是最堕落的群体，可是和“范跑跑”以及那几个帮腔的骚货相比，我才发现那些买办汉奸其实也是受害者，他们之所以走上卖国道路，恰恰是被“范跑跑”和那些骚货创造的流氓文化逼出来的。所谓流氓文化并不在于灾难面前扔掉学生独自跑掉，而在于事后的公开欣赏和炫耀。“范跑跑”之所以敢于炫耀是因为他知道中國肯定有欣赏他的骚货；那些骚货之所以敢在亿万观众面前欣赏“范跑跑”，又是坚信有这种流氓文化可做依靠。如果不是坚信有这种流氓文化的支撑，恐怕他们即使敢在演播大厅脱裤子，也不敢展示如此肮脏的灵魂。当初“范跑跑”跑出教室是为避免地震伤害，现在“范跑跑”走进演播大厅，是因为知道不会遭受任何伤害，他和那帮骚货的自信就是来自于这种流氓文化，如果他们不是坚信中國已被这种流氓文化支配，即便打死他们，他们也绝不敢走进演播大厅的。在这样一种肮脏龌龊的流氓文化中，中國官僚又如何不走上买办道路！如果不走上买办道路，又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

　　我又想起了俄罗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想起了孕育出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欧洲妇女沙龙。现在的中國人是怎么了？暂且抛开道德伦理不说，单就女性的柔弱和生命进化的要求来讲，女性也不会欣赏“范跑跑”这样的男人，连自然界的母兽都知道接受强大的雄性，所谓禽兽不如，用在那些骚货身上已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实实在在的禽兽不如。欧洲有个流行说法，叫做男人创造世界，女人创造男人。女人决定男人的品质，男人决定世界的面貌。如果没有凤凰卫视上那些骚货，就不会有“范跑跑”这样的人渣，就不会有突破文明底线的流氓文化，中國就不会有那么多买办那么多汉奸。特别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主动卖国当汉奸，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属于地地道道的中國特产。可能会有人说，“范跑跑”和那些骚货只是个别现象，不，绝不是个别现象，如果是个别现象，他们是不敢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的。并且网上的反映也证明了他们的自信是有充分根据的，到现在为止，他们在网络上弥漫的腥臭骚气，已经完全压倒了郭松民的血气和正气，如果不是这种流氓文化的强大作用，郭松民也不会极端地愤怒失控。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把“范跑跑”作为中國人的典型在进行报道，美国媒体十分自信地肯定在美国绝不会有这样的教师。只是这次已不再是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國，而是中國人抢着把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还声称满脸流淌的屎尿散发着无比芬芳，站在世界任何一个角度来看，电视台上这些中國人都是在亵渎人类亵渎文明亵渎天理。可以说，“范跑跑”已经取代瓜皮小帽下一条稀疏小辫的传统中國人形象，成为西方人头脑中新的中國人模版，至少在以后30年里，“范跑跑”都将是丑陋中國人的典型和代名词，要想改变中國人在世界心目中的“范跑跑”形象，将会很难很难，代价将会很大很大。“范跑跑”已成为2008年中國人留给世界的最深刻印象，在向世界传达着一个可怕信息：中國人不但可欺，而且可鄙。可欺是因为男人遇到危险就逃跑，可鄙是因为女人还在欣赏和炫耀男人逃跑。日本政府就刚刚通知全国各地，以后台湾人到日本，不再注明是中國人。

　　所谓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中國即将发生的巨大金融灾难和目前正在发生的股市灾难，的确与这种流氓文化有关。大家想想看，美国爆发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股市下跌也不过百分之十几，可现在中國绝大多数股票一天就下跌百分之十。越南股市下跌近百分之六十就被认为是震动世界的金融动荡，可中國股市同样下跌超过百分之五十，却认为十分正常。美国投资者赔钱不过十分之一，政府就全力救市，越南投资者赔钱超过一半就引起整个世界关注，而中國投资者赔钱又何止一半，去年到现在多数股票下跌超过三分之二，却没有任何人承认更无人呼吁关注中國股灾。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和越南股市下跌是大家都赔钱，唯独中國股市下跌只有老百姓赔钱，既然只有老百姓赔钱，自然就没有人关注了。之所以只有老百姓赔钱，是因为中國同一张股票具有不同的价格，国家一个价格，企业一个价格，外国人一个价格，中國老百姓一个价格，期间相差十几倍，比如中國石油，外资购买价格是1块多人民币，中國百分之一运气好的人抽签价格是16.7元人民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平均购买价格是三、四十元，至于那些通过国企私有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没花钱。银行类也是这样，兴业银行股票的外资购买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国内百分之一老百姓抽签价格是16元，百分之九十九中國老百姓的购买价格是四、五十元。也就是说，只要中國石油股票不跌到一元钱，兴业银行股票不跌到2元钱，外国人就不会赔钱，可是一旦跌到这个价格，中國老百姓早就死了几个轮回了。本国老百姓购买本国股票的价格是外资购买价格的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老百姓购买价格之所以高出十几倍几十倍，是当初国家承诺只有老百姓手里的高价股能够上市流通买卖，其它所有低价股不能上市流通买卖，也就是说，中國老百姓高价购买的实际上是上市流通权。在所谓股权分置改革之前，这种同股不同价的现象虽然不合理，但是至少没有形成一部分富人和外资对广大股民的公开掠夺。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国家违背承诺，允许所有股票统统上市流通，富人和外资的低价股与老百姓的高价股都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无异于是把老百姓账户上的钱直接划拨给富人和外资，于是老百姓的灾难就开始了。富人和外资天天欢天喜地抛售股票（即所谓减持），由于他们手里的低价股超过市场总数的三分之二，随着富人和外资的抛售，股票价格就天天下跌，中國石油已经跌去了近百分之七十，兴业银行已经跌去了近百分之六十，世界历史上的股灾也不过如此。由于这是老百姓单方面的股灾，富人和外资与此同时仍然在大发其财，价格48元的中國石油只要不跌破1元钱，价格70元的兴业银行只要不跌破2元钱，外资就仍然在赚钱。中國老百姓购买价格高于外资十几倍几十倍的强制规定，决定了无论股市怎么跌富人和外资都赚钱、只有老百姓赔钱的独特市场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外资在中國市场上都能成百上千亿地赚钱，唯独中國老百姓赔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國市场上赚钱而在美国市场上赔钱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國股市是老百姓单方面赔钱，富人和外资都在赚，国家和企业都在赚，所以虽然老百姓赔得血本无归、爹哭娘叫，仍然不算股灾不算动荡，甚至仍然感觉是大牛市。

　　最近建行老总在反驳贱卖银行股时就声称：虽然外资赚了，但是建行也赚了。建行老总却故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建行和外资都大赚特赚的同时，中國老百姓却赔了，并且赔得很惨，建行去年上市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股价跌去近一半，目前已跌破6.45元的国内发行价，最低达到6.35元，连最初那百分之二抽签买到的幸运者都已赔钱，可是距离不到一元钱的外资购买价仍然很高，也就是说，在中國投资者已经亏损近一半的情况下，外资仍然拥有超过6倍的溢价盈利。世界上有这样对待本国人民的上市公司吗？建行是中國人民60年来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银行，为什么要以如此惊人的悬殊高价卖给中國人，以同样惊人的悬殊低价卖给外国人？让中國股市对外国人永远是牛市，对中國人永远是熊市？面对近万亿资金被建行套牢的那些国内投资者，建行老总不仅没有丝毫的反思和愧疚，反倒振振有词地大谈低价卖给外资的合理性。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建行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发生在韩国又会怎么样？别的方面不敢说，至少有一点肯定无疑，就是有人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坐在监狱里解释这一切。美国龙星公司持有韩国外汇银行股票十年赚了46亿，便引起韩国一片哗然，迫使政府立案调查，拘留了包括美国龙星公司在内的十多名参与的高管。可是建行让美国银行赚了1千多亿，高管反倒站出来为美国人辩护，好像美国没有把整个建行拿走中國就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一样。

　　可见，中國股市的单方面股灾完全是利用国家信用进行欺诈的结果。股票是由各种承诺构成的信用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承诺，没有政府的承诺，公司和中介机构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老百姓花钱买股票，其实购买的就是这种承诺。当初政府承诺三分之二的股票不上市流通，老百姓购买的三分之一股票才会出现高价，现在全部股票都上市流通了，承诺改变了，老百姓手里的股票也就不再是原来的股票了，违背承诺的政府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损失，谁造成的损失由谁来赔偿，这是全世界市场监管的基本原则，这就如同我们花钱购买的是汽车，无论汽车公司怎么改革，都必须给我们汽车，而不能最后给我们一辆自行车，即使公司已不再经营汽车，也要把钱退给我们，绝不能用所谓改革的理由把我们打发掉。操纵股市的买办集团说什么股权分置改革是要解决全流通问题，和世界接轨。其实，解决全流通问题有许多方法，将目前解禁的那部分国家股法人股按比例卖给所有股民，是国家、市场和股民的双赢格局，既可以推动股市的健康发展，又可以让老百姓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让中國股市和中國经济保持同步发展。只是一旦实行如此真正强国富民的改革，中國的权贵富豪和外资也就没有机会黥吞约十万亿现金资产了，中國股民也就不会在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天天赔钱了。十万亿啊！分摊到5千万股民头上就是每人二十万，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要使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目标也就实现了。所谓财产性收入主要就是房租收入和股票收入，依靠房租收入目前中國老百姓还做不到，唯一的财产性收入就是股票收入，所以去年中央提出让老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老百姓立刻蜂拥股市，惟恐错过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结果却是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不仅财产性收入没见到分文，连平日积攒的工资收入都被掠走了绝大部分。政府之所以允许少数富豪和外资利用国家信用掠夺中國老百姓，既有被蒙蔽的因素，更有过于迷信暴力的因素，用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干都可以”。

　　形成这种悲惨结局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上面讲的流氓文化，买办集团不过是这种流氓文化结出的政治果实。许多人总是把股市的掠夺归结为中央政策，其实不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股权分置改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恰恰是在中央提出民生路线开始的。针对中央确定的民生路线，推出一个大规模抢劫亿万股民的所谓改革措施，可谓是一石两鸟：既能掠夺数万亿财富，彻底堵塞民生路线的发展道路；又能把罪名归在中央头上，形成百姓和中央的对立，为下一步颜色革命夺取政权进行准备。去年十七大政治报告的民生部分包括两个层次：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层次上，提出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目标，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在股市财富分配的层次上，提出了要让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目标。无论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还是就股市来讲，都完全具备了建设“五有社会”和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物质基础，所以十七大制订的民生路线完全具有实现条件。可是，当今年3月看到政府工作报告把股权分置改革列为重大改革成果时，我们就知道十七大政治报告确定的民生路线，肯定是命运多舛了。股权分置改革之所以能够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是当时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此明目张胆的公开抢劫，与“范跑跑”和那帮骚货具有同样明显的善恶性质，可是财经领域的“范跑跑”和财经领域的帮腔骚货完全占据了舆论优势，把对绝大多数人的公开抢劫称颂为与世界接轨的重大改革，中國股民的悲惨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可以说，中國悲剧命运的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都会出现类似的“范跑跑”和那帮骚货，在加入WTO前夕，中國文化媒体掀起了歌颂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的汹涌潮流；最近在西方国家准备对中國进行经济占有、政治瓦解和领土肢解的关键时刻，又出现了为秦烩翻案和“范跑跑”现象。只是很少会有人注意，为洋务运动翻案和为秦烩翻案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反映了中國历史地位正在发生根本性逆转，当初为洋务运动翻案的依据是洋务运动能使国家强大起来，现在为秦烩翻案的依据是衰落国家的唯一选择就是卖国求和。从强大国家的唯一选择，到衰落国家的唯一选择，买办集团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辩护，反映了国家正在发生根本性逆转。先是打着开放才能强大的旗号掏空国家，掏空以后再打着国家衰弱的旗号出卖国家。本来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应该以空前的团结和牺牲精神摆脱危亡，可是现在却铺天盖地宣传生命普适价值，在伦理上彻底瓦解这个民族。既然生命具有普适价值，那就要普适到每一个人，普适到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将军，每一个官员，每一个学者，每一个百姓，相反，凡是违背生命普适价值的为国为民牺牲精神，统统都属于邪恶理论。在对中國动手之前，为了能把这种苟且偷生的观念注入每一个中國人的大脑，让中國人完全放弃抵抗，竟然把汶川大地震作为宣传契机，用八万遇难同胞的遗骸作为普适价值的垫脚石。抗震救灾以来，中央电视台用各种方式在理论上宣传普适价值；凤凰电视台则干脆弄来“范跑跑”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向人们具体展示什么叫普适价值；为了让人们相信普适价值里面“自有黄金屋，自有颜如玉”，便又找来几个骚货欣赏“范跑跑”的普适价值。可以说，目前对普适价值的宣传，已成为中國媒体压倒一切的主流舆论，而堂堂国家主席、仲共中央總書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题词，则只能写在偏僻灾区帐篷小学的一块小小黑板上。因为總書記的题词，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展现的是毛澤東社會主義政治遗产，这显然与肢解中國的普适价值水火不容，所以虽然贵为總書記也只能靠边站了。连總書記题词都是如此待遇，郭松民变成堂·吉诃德也就十分自然了。

　　估计郭松民和“范跑跑”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那场辩论已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关键篇章，郭松民的极端愤怒失控与“范跑跑”的极端无耻堕落，恰恰是当今中华民族双重性的典型反映：这个民族已经危险到了极端，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极端，这个民族也已经愤怒到了极端。无论横向比还是纵向比，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目前中國这样极端危险；无论横向比还是纵向比，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王朝像目前中國这样极端堕落；无论横向比还是纵向比，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理由像目前中國这样极端愤怒！抗战期间中國有一千万汉奸，却没有一个人欣赏和炫耀汉奸，所有的汉奸都声称是曲线救国，而无人像“范跑跑”和几个骚货那样认为自己的生命至高无上。那些汉奸畏惧什么？畏惧的就是底线，人类文明的底线！这是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不曾突破过的底线，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突破过的底线，甚至是许多脊椎动物都没有突破过的底线。可是今天中國人突破了，在全世界60亿人的众目睽睽之下，突破了不仅是人类，甚至是许多高等动物都十分敬畏的行为底线！虽然西方人天天用所谓生命普适价值来忽悠中國人，但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没有突破过这个文明底线，无论是好莱坞的电影里还是CNN的电视上，都绝不会欣赏和炫耀“范跑跑”，更不会弄几个骚货来歌颂“范跑跑”。虽然许多中國人都愤恨CNN丑化中國人，但是CNN只是丑化中國人不文明，至少没有丑化文明本身，这就是底线。

　　郭松民和“范跑跑”的电视辩论，双方都突破了底线：“范跑跑”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郭松民突破了电视台的底线（拍案离场）。“范跑跑”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堕落已是举世公认。关键是郭松民的愤怒失控，究竟预示着什么，是这个民族绝望的最后狂啸，还是这个民族觉醒的第一声怒吼？当时郭松民如同一头被彻底激怒的雄狮，困在当地怒吼狂啸，那种愤怒已经完全超出了个人情感，就在那一刻，我更加清晰地感觉到了冥冥中那股巨大力量，那股决定我们这个民族生死危亡的巨大力量，它意味着和平发展的时期即将结束，我们这个民族必将在两种极端命运之间进行选择：崛起或毁灭！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

　　如果郭松民的血性占据上风，世界看到的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如果“范跑跑”的理性占据上风，世界看到的将是中华民族的消亡。

　　股市还在暴跌，危机爆发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崛起还是毁灭，最后的底牌很快就要翻开。

　　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

　　作者:张宏良

　　都江堰光亚中学（私立）教师范美忠一篇博文在中國大陆引起了轩然大波。气势汹汹的各路豪杰口诛笔伐，恨不得将范美忠乱砖拍死。另有一些道德官崽则暗下杀手，要求该校（私立学校）校长将范美忠除名。

　　范美忠何罪之有？他不过是在大难临头之后说了几句真话。他在特定情况下写的文章，尽管有可商榷、可质疑、可批评之处。但是，如果因此而诅咒、攻击范先生，这本身就不道德。如果因为说了一句话便要砸碎范先生饭碗，则属于可恶乃至罪恶行为。这样的言论及行径在中國大陆大有市场，足以证明中國社会道德水准有多么低下。

　　讨伐范美忠的英雄豪杰，几乎都强调，教师在地震发生后，应首先掩护学生，自己最后一个撤离。

　　教师能这样做当然很好。可是，我国的教师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教师必须履行如此义务的具体条款。如果教师必须这么做，法律却不做出明确规定，必然会让缺乏师德的人钻空子，这说明《教师法》本身就不是一部健全法规。由此而论，不去责怪立法人，却没完没了找当事者的麻烦，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如果要求教师在地震到来时必须履行舍己救人的义务，教师则有权利要求主管部门提供足以抗震的安全房屋，同时教学大纲要安排逃生演练课程。

　　在中國大陆，奢望高等级抗震教室属于墙上画饼。近期我到过几所农村学校，那里的建筑属于全村最差水平，根本禁不起五级地震。我所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全国不知有多少学生至今还在危房中上课。

　　911事件发生后，不少有识之士就提出，要把逃生教育纳入教学大纲。时至今日，教育部有动静吗？

　　我国政府早在三十年前就承诺，教育经费比例要尽快达到占GDP百分之四的世界平均水平。然而直到今天，还远不能达到如此目标。

　　与此同时，公务消费则居高不下，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以上。官员们公款吃喝有钱，乱购公车有钱，出国旅游有钱，盖办公大楼有钱，偏偏在投入教育时没钱。

　　几十年来，大家对官场“说的不做，做的不说”现状装聋作哑，鲜有豪杰勇士公然质疑哪位官员的道德底线。然而当衮衮诸公发现了震灾教师的一句不当言论后，却倾巢出动，大加挞伐，恨不得将范美忠就地正法。

　　依我看，这就是古往今来一脉相承的现实——窃国者侯，窃钩者诛！这也是以大搞“以德治国”为能事，道德水平却每况愈下根本原因——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能保证落实道德的三个基本属性：实践性、平等性、公职人员先进性。

　　所谓实践性，就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善行才能成为社会道德规范。不能以个别英雄人物的神圣道德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过高的道德标准只能使道德成为口不应心的面子工程。

　　所谓平等性，就是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也不能置身其外，谁也不能享有道德豁免权。如果自己做不到，或者压根就没有打算做。却要求乃至强迫他人去做，否则就以道德讨伐逼迫，或者以利益威胁，甚至剥夺他人性命，就是道德暴徒表现。

　　所谓公职人员先进性，是由于公职人员能否公平公正决定了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公职人员掌握了重要的权力，享受着纳税人提供的良好待遇。他们的道德水平决定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因此必须对公职人员提出比较高的道德要求。换言之，普通民众能做到守法就可以了，公职人员则要在守法的基础上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必须接受公众对他们的道德监督和道德质疑。公职人员不能成为道德楷模，全社会只能在不道德的泥淖中挣扎。

　　我不批评范美忠。因为我知道，舆论的主要批评对象只能是官员，不能把矛头对准普通老百姓。而且范先生的道德品行自会有朋友同事调节，用不着他人多此一举。

　　而且我承认，如果设身处地，我不会比范先生做的更好。有事实为证：由于多年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向来十分痛恨叛徒。可是1986年的一次经历让我转变了看法。那一次，我的两手不慎摸到了两根电线头，顿时电的我死去活来。我拼命挣扎，怎么也甩不掉。其时天旋地转，感觉自己随时会死去。幸亏一位同事把插销拔了下来，我才从鬼门关回到人间。可两只手的四个指头已经深度电伤，半年多后才痊愈，打那儿之后，我足有一年多不敢动电线。

　　事后有人问我，挨电是什么感觉。我说，我明白了，为什么遭受酷刑的人会当叛徒。以已推人我不难想象，如果真的动了电刑，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会招供。

　　各路豪杰们义正词严地给范美忠的行为上纲上线，有人声称自己在危机关头一定能做到如何如何。这些人当然明白，世人不可能复原大地震时情境，因此他们才敢说大话。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哪个说自己有种，先尝试一下过电。过得了这一关再吹，否则趁早闭嘴。

　　战后，以色列情报部门抓到了曾经为纳粹服务过的巴黎市长，准备将他绳之以法。上诉到法院后，大法官听了被告的辩解。经过激烈辩论后，认定如果自己处在被告的境地，不会比被告做的更好，于是一致裁决被告无罪。

　　中國社会要想提高道德水平，唯一的出路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什么时候大家能像监督范美忠一样监督政府官员了，中國社会才能实现健康和諧，道德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作者个人主页： www.zglnw.net

　　作者:田奇庄

　　在6月7日凤凰卫视节目“一虎一席谈”中，范美忠就自己的“先跑事件”与嘉宾展开辩论，郭松民辱骂范美忠，中途甚至愤怒离场，被网友冠以“郭跳跳”、“郭道德”的绰号。有网友发帖调查“跑跑”和“跳跳”谁得到支持更多，令人意外的是，多数网友选择了范美忠。（6月10日《新快报》）

　　一个是“口无遮拦”的肆意直言，一个是“仗义凛然”的肆意批判，两人的颠峰对决不但引发了众多媒体与广大网友的空前关注，更是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性人格与职业道德的大讨论。

　　按常理讲，弃学生于不顾的“范跑跑”理应受到广大网民的道德批判。可是，让人不解的是，调查结果显示，支持“郭跳跳”反而比支持“范跑跑”的少，如此有悖常理的调查结果让人直叹看不懂。

　　抛开是非争论，人们之所以同情范跑跑更多一些，关键在于“范跑跑”敢于讲真话、说实话，即便这样的真话与实话，与社会道德相违背，也无碍人们对其坦诚的理解与尊重，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多了台上侃侃而谈、台下蝇营狗苟的龌龊。

　　相比于“范跑跑”，不时挥舞着道德大棒的“郭跳跳”却似乎显得毫无辩论道德，动辄骂别人“无耻”、“畜牲”、“杂种”，很难想象，这样的言论能与我们理想中的道德相联系。我并不赞成“范跑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在一场辩论中，不管对手如何不道德，我们都应该在人格上尊重对方，这才是应有的辩论风范。

　　此外，许多人之所以同情“范跑跑”，还在于看到了这起事件背后存在的严重问题：如果学校重视避灾教育，学生在灾难发生时就会知道如何应对。如果每栋教学楼都修得坚固无比，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孩子命丧黄泉。或许，正是人们的公共道德和生命价值理念逐步成熟，才使人们对“范跑跑”身上所表现的本能和自救意识多了一份理解；而对“郭跳跳”的过激言辞和道德大棒少了一份认同！

　　看来，单纯的争论“范跑跑”与“郭跳跳”孰是孰非，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而客观看待与正视“范跑跑”与“郭跳跳”PK过程中人们的反常态表现，才是我们更加需要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来源：燕赵晚报

　　作者:孙广勋

　　在6月7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范美忠就自己“先跑事件”与节目嘉宾展开辩论，作为观点对立方的郭松民用“无耻”、“畜牲”、“杂种”之类的字眼对范美忠进行了辱骂，情绪异常激动，中途甚至一度愤怒离场，事后被网友冠以“郭跳跳”、“郭道德”之类的绰号。（6月10日《新快报》）

　　不能不说，以中國社会的“道德代言人”自居的郭松民先生在这场电视辩论会上的表现显得滑稽而可笑，极具漫画色彩。笔者愿意相信他的愤怒是真诚的，也尊重他的道德观，却仍然无法确定——当他身处范美忠“先跑”时的情境中时，会不会表现得象他自己宣扬的那么“崇高”。或许，他可能会比范美忠跑得更快罢！只是在事后，他绝对没有勇气将自己的 “先跑”在博客上披露出来，甚至，他还有可能仍然在博客上高喊他的道德口号。尽管“郭跳跳”自认为“具备了某种稀缺的品质”，但是，对于网友“浪漫的老虎”提出的问题，即愿意选“范跑跑”还是“郭跳跳”作为自己儿子的老师，笔者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选“范跑跑”，绝对不选“郭跳跳”。

　　首先，我希望自己的儿子学会尊重别人——甚至尊重自己的敌人。俗话说，“敝帚自珍”，坚持自己的信念或观点是正确的，这不能不说是人之常情；然而，若将自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到别人的身上去，可就有点不妙了。“郭跳跳”可以不认同范美忠的观点，但是，以非理性的谩骂代替理性的辨论，在电视上以“无耻”、“畜牲”、“杂种”等字眼对范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不管“郭跳跳”怎么以道德或正义的化身自命，都很难说这种行为是“道德”的或“正义”的。有理不在言高，搞得脸红脖子粗或 “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并不就表示道理就站在自己的一边——“郭跳跳”的“过激反应”除了暴露了自身的修养有所欠缺之外，在一定程度也说明了他所宣扬的“道德”和“正义”本身就是不堪一击的“纸上谈兵”。

　　其次，我希望自己的儿子做个理性的人，能够直面自身的所谓 “阴暗面”；而且，对于任何问题，如果没有经过自己的头脑的认真思考，不要轻易地接受或拒绝——尤其对那些外表很能迷惑人的诸如“崇高”、“伟大”、“正义”、“美德”之类的货色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假如“郭跳跳”之类的人作了我儿子的老师，我儿子要受到他专横与粗暴的“道德绑架”且不说，万一将他那不着边际的道德空谈信以为真，变得神神道道的，以“道德”或“正义”的化身自居，整天想着做“英雄”或“烈士”，害了自己且不说，更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公害”，真可谓“害莫大矣”！

　　再次，我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自立的人，不要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道德”或“利他”之上。自然，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但别人却并没有帮助你的义务；因此，别人帮了你固然应该心存感激，但却不能因为别人没有帮你而谴责甚至谩骂别人，或者认为别人“不道德”。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与生命负责，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任何一位称职的家长或老师，都应该从小就培养孩童形成这种健全的自我责任意识，并为孩童搭建一个实践这种自我责任意识的教育平台与社会平台，否则，长大之后，他们有可能成为在肉体上与精神上依赖别人的“寄生虫”。

　　此外，我希望自己的儿子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对于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苛求别人，也不要随意向别人作出承诺。作为真正的人，应该摆好自己的位置，要把自己当成人来看，不要将自己当成“神”或“救世主”。任何人都有他的弱点和局限性，根本没有必要忌讳这一点，更没有必要装模作样，将自己塑造成“高大完美”的模样儿——整天戴着个“完美”的面具，活得累不累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英雄”或“烈士”。作为中國人，我们确实活得太累了——连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肩上却背负着太多有名目没名目的各种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就拿“范跑跑”事件来说吧，尽可能地减少地震对于学生生命的伤害本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即政府应该将校舍建牢固些，并且平时多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和逃生演习——可当大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范美忠的“先跑”上时，这种本不应该由老师承担的责任似乎天经地义地变成了老师的责任。国人对于“见义勇为”的提倡和鼓吹也有着类似的功能，即将政府的失职与缺位转化为公民的责任，从而转移了民众的视线，其结果往往是公共空间的管理越来越混乱，而社会的道德水平也日见败坏。

　　当然，我也不反对自己的儿子去帮助——甚至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别人，但前提是——必须自己先要有帮助别人的能力，而且，那样做是他的自愿选择或能令他感到快乐，却并非出于对空洞而冷血的道德教条的盲从，更不用说是在其压迫下作出的选择。我同样也会为有这种儿子而感到骄傲，但是，除了“人”这一称谓，我拒绝将类似于“英雄”或“烈士”的一切称谓加在他的头上。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