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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不纳税的人吗?

星期四, 08月 28th, 2008

  纳税人的概念,在中國充满许多尴尬。一方面,你必须纳税,但你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没有得到与你纳税后相匹配的权利。中國人赋税之重而享有之权利是如此之稀少,即使得中國税收不合理程度,稳居世界前列。但官方和传媒却继续一直沿用“纳税光荣”等忽悠性词汇来进行洗脑性宣传,使民众不知纳税可以不必“光荣”,但一定要享受相应之权利。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而不替我们办事,有时不仅不办事,或者把事办得更坏,甚至采取诸种敲榨态度,此种做法实与抢劫之土匪一般无二。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所养的公权力机关,其门难进、脸难看、理难讲、态度横、易枉法是他们的常态。有时甚至感到他们不刁难纳税人,他们似乎就找不到做官或者运用公权力的快感似的。非得让纳税人低三下四,脸都给他笑烂,他才可能稍发善心,做一点本属他自己工作份内的事。这种严重的官民倒置——即本该官服务于民,却让官骑在民之头上——就是因为许多纳税人不知自己的权利何在而造成的。

  韩寒是八零后中颇有识见的作家,他与白烨之争、评文坛老作家的文章里,以及日常许多文章里,都不乏一定的见识。但前两天我在读他《可怜的运动员》一文的时候,偶然看到他说:“我在现实生活里看到两个小孩在聊天,关于刘翔的问题,大意是一个说刘翔就算给我爬也得爬过终点,像个逃兵算什么。另外一个的立场是,刘翔是用纳税人的钱培养的,他要退赛还得问问广大的纳税人同意不同意。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我对刘翔因伤退出比赛完全理解,并致以很深的同情。但在中國这种花纳税人钱的举国体育培养体制下,在各种商业利益的夹攻下,“体育政治经济学”正使刘翔的退赛变得绝不像外界公布出来的那般简单。刘翔退赛既不是逃兵,也不必纳税人同意——因为受伤是个实情,这要从科学来考虑,而此点不由纳税人决定——但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有相当之知情权,这里面有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的利益。各方利益都要受到保证,那么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难道就不应该受到保护吗?对比姚明受伤后的全方位报道,刘翔退赛这种忽悠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就不能自解。你说又不是他想用纳税人的钱,但问题是你用了纳税人的钱,同时你也被官方绑架到用纳税人钱培养你的体育机制中来了,所以你不能只在这种绑架中得到好处,却不承担相应为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公布真相的义务。

  刘翔退赛问题,已不是本文的重点。更有可商之处在于,韩寒说“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这种说法,至少违背纳税常识。在一般人的日常印象中,好像是只有挣钱的人才纳税,只有商人才纳税,只有有工资的人才纳税。换言之,所得税这个概念在一些民众心目中已经比较清楚,即挣钱和拿工资的人都在纳税。但不挣钱的人,只是纯粹的消费者如婴儿、小孩是否就没纳税呢?他也是纳税人,只不过这钱是其父母代缴。与所有民众有绝大关系的税种并不仅是所得税,联系更为深广的是流转税。通俗地说,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基本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尽管近年来所得税越来越多,但流转税依旧是中國政府的主要税收主体。别的且不说,单是消费税,就是任何一个叫人的动物都免不了,除非你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没有任何人不是纳税人。所以说,所有只要不是像“星期五”一样特定环境下的人,都在纳税,都是不折不扣的纳税人,连乞丐都是如此。他乞讨得来的钱拿去兑换和购买所需品,就已然成为纳税人。有鉴于此,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必须明确,以让更多的人明了自己作为纳税人在尽了义务后所得之权利,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才是民众之福。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權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權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產黨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產黨养的,你拿共產黨的钱还骂共產黨。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產黨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黨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權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2008年8月28日8:42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税收过度增长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星期四, 07月 24th, 2008

  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7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上半年税收数据,两组数据形成强烈反差。

  从数据来看,中國的财富分配重政府轻居民、重生产轻消费的格局没有改变。长此以往,拉动内需将成一句空话,不当的税收政策已经对中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造成负面影响。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形势并不匹配,企业与个人在忍受信贷紧缩的同时,不得不同时承担高税负的痛苦。

  我国经济形势虽然稳定,但GDP处于下滑区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06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接近15%.第二产业增长率大幅下降,表明我国工业发展出现明显阻碍。

  令人欣慰的是,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仍在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8402亿元,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43亿元,同比增长21.4%,比上年同期加快6.0个百分点。

  但真相并不如数据所显示的这般美妙,投资与消费增加,除了企业为了维持前期投资效益,不得不在民间市场借贷增加自有资金,政府功劳至大。据国金证券的宏观分析报告,1至4月的政府支出为13585.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29.3%,此后由于震灾等因素影响,政府支出大幅提高。

  在出口下滑、第二产业增长率下降之时,政府税收与居民收入的情况又如何呢?上半年税收增加迅速,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0.5%,与2007年度31%的增速接近。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企业所得税,增幅达近2000亿元,为2007年企业所得税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国家税务总局对此的解释是,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带动今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扣除此因素后,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应该此解释补充两点,2007年下半年人民币开始加快升值,央行实行货币紧缩,制造企业开始过冬,去年与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还是托国有控股企业的福。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与税收增长相反,居民收入与消费者信心下降。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由2007年的17.23%大幅下降到14.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可比增速由12.6%回落到6.3%.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放缓情况与此类似。收入下降之后消费本应随之下降,但我国出现了消费与存款同时增加的情况,这种增加不是好消息,只是热钱增加、居民资产投资渠道被堵塞、通胀压力之下的居民被迫消费的无奈之举,注定无法持久。

  消费者信心指数表明我国消费前景不容乐观。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千家核心商业企业零售指数同比增长20.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只有12.6%,比去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二季度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的满意指数为90.3,分别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0.5和2.7个百分点。反映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看法的预期指数为96.7,分别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0.8和2.6个百分点。消费者对经济状况和走向的预期,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意愿,都比去年低。

  在企业遭遇困境、居民收入下降、消费者信心回落时,发布政府税收收入大幅上升的喜讯,实在有些不合时宜。在中國经济走向市场化的巨大转变中,政府对于生产、资源的调控能力不降反增,在市场的名义下,优质、廉价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行政对市场的强大控制,真是几十年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吗?

  经济回落而税收增长,政府支出增加,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宏观经济数据与税收增长反差,说明企业的市场化动力在衰退,说明居民财富缩水、消费意愿下降,这种情况不改变,我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表面增长下的实质性衰退。

  市场化的财税体制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相辅而行,税收与经济应该保持平衡。过高的税负已经影响到中國经济的发展前景,影响到中國市场化改革的百年大计。税收政策此时不改,更待何时?

  作者为经济评论员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

  作者:叶檀

减税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星期四, 07月 24th, 2008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消息称,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共完成837亿元,同比增长34.2%.

  我国上半年的GDP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3倍。国家税务总局认为,上半年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原因之一是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带动今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扣除此因素后,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但是,即使扣除“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的因素,税收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依然是令人担忧的,它使得减税问题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两税合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降低税率后,税收仍然高速增长呢?主要原因是征管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过去在设计税收机制时,考虑到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扣除了各种税收优惠后,如果将当前我国税法所确定的各种税收全部征收上来,那么各种税收总收入应该占到GDP的50%左右!因此,随着我国税收实际征收能力的提升,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本身就凸显了减税的紧迫性。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上半年税收数据显示,个人所得税完成2135亿元,同比增长27.3%,在今年3月1日个税起征点从每月1600元调至2000元之后,个税依然快速增长,说明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依然过低。在CPI增速超过银行存款利率,股市又持续下跌的情况下,通过降低个税起征点,把多一些的财富留到居民手中,藏富于民,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消费实力,促进内需的拉动。在美欧等国受次债危机影响消费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提高个税起征点,不仅显得必要,而且显得迫切。

  因此,清华大学教授魏建议:“应将个税起征点调到5000元。”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表示:“个税起征点还有上调空间。”这意味着,个税起征点有可能再次面临调整。问题是,如此频繁的调整税率是否会影响到个税的严肃性?笔者认为,与其这样“修修补补”,不如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万元左右,不仅可以藏富于民,也可以使个税起征点保持至少几年的时间不用变动。

  企业所得税的增长同样过快,应该修正。虽然,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是带动今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國企业税收高于欧美许多国家,甚至也高于东南亚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去年开始实行的紧缩政策,给企业尤其是生产类企业的资金链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少数国企还能通过银行贷款弥补资金缺口,但大部分企业尤其中小企业与此无缘。降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有利于缓和我国企业尤其生产类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要继续实行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就应该采取宽财政的措施,而降低企业税负正是“宽财政”的主要内容。而且,减税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认同,作为我国第一税种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应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增值税改革的一个原则就是减税。

  同时,税收增速过快导致政府掌控资金过多,会引发两个后果。一是是行政开支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接近或超过20%,“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而日本仅为2.38%.减税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政府节约而效率提升。二是政府主导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实际上,我国的经济过热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国家统计局于7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8436亿元,同比增长26.8%。减税有利于减小政府投资,而鼓励社会投资,使我国的投资机构更合理。

  诚如某经济学家所言,严格说来,减税其实没有时机问题,在任何时候减税都是有利于民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原题:减税正当时)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4日

  作者:魏也

实施新税法,国家财政每年减收千亿元吗?

星期一, 02月 25th, 2008

  2008年1月1日,国家新税法将要开始实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将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国家税务总局发言人声称,企业所得税税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为百分之二十五之后,国家财政每年将要减收千亿元。——真的是这样吗?

  刚好,美国总统布什于2008年2月13日也签署了一个总额为1680亿美元的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法案,布什声称,这次给美国一些中小企业减税,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美国经济衰退。

  既然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经济衰退,为何中國政府对企业减税,就不可以刺激中國的经济持续增长?如果中國的经济增长了,中國政府的财政收入还反而会每年要减收千亿元吗?难道中國政府以前给深圳特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比内地低17个百分点)是真的亏大本了?

  实际上正好相反,根据中广网1月4日消息,2007年,深圳市国税收入规模首次突破1800亿元大关,达到1805亿元,同比增长93.4%;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国税系统排名列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其中:深圳国税直接组织收入突破1300亿元,达到1385亿元,增长138.6%;出口退税突破350亿元,达到376.9亿元,增长24.8%;海关代征进口税收达到420.6亿元,增长19.1%.如果按人均上交税额计算,深圳市的人均上缴税收数额为全国之最。

  难道是深圳的政府官员弄虚作假,在做数字游戏?我想,深圳的政府官员并没有弄虚作假!而是国家给深圳市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内地更趋合理。我认为,对于税收也需要进行科学计算和合理分配,即:对于税收也存在求函数最大值的原理。

  我们知道,如果税率等于0 或者税率等于百分之百,那么国家财政部门也会一分钱都收不到,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0和100之间,对于税率来说,必然会有一个数值,既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又可以使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最大值。这就是一个对函数求最大值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间题。

  设某企业的投资为A ,为了简单,这里我们仅用A来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因为流动资金可以向银行借贷;增值为B,B = bA,同样,为了简单,这里我们可以把B看成是产出或产值,而把原材料成本归到费用之中;费用为C,C = cB,同样,为了简单,这里我们把企业的所用费用全部包括在C之中,比如,原材料成本、厂房租金、银行利息、水电费、人工费等;税收为D,D = dB ;利润为E,E = eB.那么,我们可以列出下面关系式:

  B = C + D + E           (1)

  或者:

  bA = (c + d + e)B         (2)

  c + d + e = 1             (3)

  这里我们可以把b、c、d、e称为抢钱系数。因为在上面的A、B、C、D、E关系式中,谁都希望自己为老大。

  对于抢钱系数b,投资人当然希望企业创造的产值越大越好,b的具体意义是单位投资创造的产值;对于抢钱系数c,厂房出租者当然希望租金越高越好,工人当然也希望他们的工资越高越好,原材料供应商当然也希望他们的材料价格越高越好,还有设备、水电等等,所有的供应商都希望自己获得的收益最大,c的具体意义是单位产值的费用;对于抢钱系数d,国家财政部门当然也希望他们的税收越高越好,d的具体意义是单位产值创造的税收,(需要指出的是,读者不要把这里的d与现实中的各种税率完全对应,现实中的税率比d复杂很多);对于抢钱系数e,投资人当然希望自己企业获取的利润越高越好,e的具体意义是单位产值创造的利润。

  由于抢钱系数的宿主都想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简单地对抢钱系数的数值进行分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决定抢钱系数大小的主动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投资者手里,因为,投资者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自己的投资得不到合理的回报,他宁愿不投资,而宁可把钱存在银行里。例如,当投资回报率低于银行的存款利率的时候,投资者就不得不这样做,从而,上面的关系式也就不会再存在。

  现在假设投资者是赢利的,并且投资者为了扩大企业的经营业务把每年或者每次赢利得到的资金都用来继续进行投资。由此可以求得:

  第一年的投资为  A ;

  第二年的投资为  A + eB ;

  第三年的投资为  (A + eB)×(1 + e) ;

  第n年的投资为  (A + eB)×(1 + e)n-2                (4)

  同理可以求得:

  第一年的税收为  d×B ;

  第二年的税收为  d×b×(A + eB) ;

  第三年的税收为  d×b×(A + eB)×(1 + e) ;

  第n年的税收为  d×b×(A + eB)×(1 + e)n-2              (5)

  从(4)式和(5)式可以看出,只要投资者乐意继续投资,企业的规模就会不断地扩大,同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也逐年在增加。从(5)式还可以看出,由于d与b、c、e互相关联,特别是与e关联,并且d与e还存在互补性质,即:d的增加或减少,同时也意味着e的减少或增加,因此,单纯地减低d的值(降低税率),并不意味着税收总量的减少。

  税收总量的减少只取决于税收总量的数值点是否远离税收总量的最大数值点的位置。从(5)式可以看出,税收总量是有最大值的,最大值的求法就是对(5)式进行求导数(或微分),然后令导数等于0,并计算出导数等于0时的d值d(0),然后再把d(0)代入(5)式,即可求得F(d)的最大值(F(d)为d的函数,即税收总量)。显然,每一年税收总量(F(d)最大值对应的d(0)值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控制输出结果要迟延于输入变量的原因。因此,经常调整税率大小也合理的。

  我们再仔细观察第(5)式,当变量因子(1 + e)n-2的指数n大于2的时候,变量因子(1 + e)n-2的值就永远大于1,并且其增长的速率要比变量d高好几级,因为它含有高阶导数,而d只有一阶导数,含有高阶导数的函数其变化或增长的速度远比仅有一阶导数的函数快。因此,很可能从第三年开始,(1 + e)n-2的增长就基本可以抵消d值的下降(即税率降低);以致第四年以后,(1 + e)n-2带来的增长将远大于因d值下降产生的结果。

  由此可知,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下降并不意味着税收总量的减少,而税收总量的增减,主要取决于税率是否合理。

  如果把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同时摆到一个位置上,或者把国家税收与企业收益都看成是社会财富,那么,根据平行四边形的原理,只有企业收益与国家税收完全等值的时候,社会财富才是最大,这种状态也是最稳定的。显然,目前的情况是,国家的税收要远远大于企业收益,即税率离税率理想值还相差甚远。这才是目前国内的大多数企业普遍存在经济效益差的原因。

  根据上面分析,国家税务总局发言人声称,“企业所得税税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为百分之二十五之后,国家财政每年将要减收千亿元。”的话,完全是信口雌黄,没有理论根据。如果此话出于小学生之口,我们真的为他高兴,这么大的数字,他也能算得出来;如果此话是出于官方之口,未免有点令人感到恶心,难道中國的官员都具有这么个水平。

  作者:陶显芳

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

星期日, 02月 24th, 2008

  由于连年来我国税收增长率高出GDP增长率一倍多,而2007年的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两倍,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更大的比例被政府征收,留下给百姓就越来越少。税收低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大。但是税收高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像现在这样的变化,税收在GDP中的比例上升,对于贫富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所得税。可是在我国,由于财产性收入很难征到税,所得税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资所得,而财产所得是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结果是富人收入中有较大的部分没有交税。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个老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税收在GDP中的比例提高以后,不同收入的人群受到的影响如何。

  大家对税收的印象主要是从个人所得税来的,有些收入低的人不交个人所得税,就以为自己没交税。其实在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只占7%,其余的93%也都是从老百姓那儿征来的。我国的政府很聪明,收了税还不让你知道。不像大部分别的国家,从百姓那儿收了多少税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纳税人。我们从超市买东西,价格里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并不写出来。我们打电话,用电交电费,里面都有税,而且收据上都不写明白。于是大家以为政府多收了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关心个税的起征点是1600元还是2000元,而把纳税的大头给忽略了。

  个税以外的93%的那部分都是什么税呢?按照征收的比例高低排列,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占36.7%;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占20.0%;再其次是营业税,占14.7%;再次是进口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占14.3%.这四项税占了全部税收的85.7%.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的7%,就是92.7%.其他还有消费税5.4%,关税3.3%等。要分析税是从哪儿征来的,主要是分析这几部分税收的来源。

  分析税负最后是谁在负担,在经济学里叫税负的归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國的税都是企业在交。其实企业肯定会把税加到价格里去,不可能企业自己掏腰包替消费者付税。企业的产品加税以后,消费者的负担加重了,产品的销量会减少,这是企业真正的损失。所以不论表面上是企业付税,或者是消费者付丹税,最后都是一样的,税负都会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分担。分担个的比例由商品的消费和生产特点决定,是一个很难计算的问题。

  但是从总体上可以看出,税收都直接间接跟消费有关。不论是超市买东西,或者是交电话费等等,其中都包含着增值税和营业税。连关税也是和消费有关。比如讲,进口一台发电设备,国家征收了关税。这部分税负进入到发电的成本之中,最后是由电的消费者负担的。所以说,我国的税收最终是和消费联系着的。消费多的人多纳税。不消费就不纳税。一般而言,从纳税的绝对数来看富人消费多,所以每个富人纳的税也多。穷人则相反。但是,如果拿相对值,拿纳税占收入中的比例来看,结果正好相反。

  每个人的收入分成消费和储蓄。除开个人所得税,储蓄的那部分是不纳税的。你在抽屉里放上一万块钱,过了一年还是一万块,政府不可能从你储蓄的钱里征税。如果你在银行里存上一万块钱,一年后也还是一万块(不算利息所得的话),政府不能从你的存款本金中收取任何税金。但是如果你有了消费,政府就有办法收你的税。而富人的储蓄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高,也就是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高。所以相对于收入而言,他们的纳税比例较低。穷人则相反,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都纳了税。因为他们的储蓄比例低,所以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也低。

  所得税应该和收入相联系。一个人有了收入就要纳税,不管你消费了没有。这比较合理。可是我国的所得税只占7%,而和消费有关的其他税种占了大头。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变成了累退税,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我们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其他税的比例,尤其是要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把累进所得税真正落实。在发达国家里,个人所得税要占总税收的一半左右,而且都执行累进制。这个道理很明显,但是我国的税改至今还没有认真地考虑如何增加所得税的比例,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并实行累进制。

  作者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作者:茅于轼

血色税收

星期日, 01月 20th, 2008

  无论是企业还是公民个人,依法纳税是人类社会天经地义的事,这与欠债还钱一样无可厚非。但任何事物都有个度摆在那里,如若不适度,尤其过分了,好事就要变成坏事了。

  企业和公民依法纳税其实没什么可说,但近年来政府暴敛税收属实惊人至极,受害者不仅仅是企业还有更多的纳税人。

  人们知道,中國是个发展中國家,贫富相差悬殊,有多少贫民仍处在未温饱之境地;纳税人工资普遍很低,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还把个人薪金所得税曾定为800元,二十一世纪,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个人所得税规定得如此之低。在影响国民生计方面,国民没有话语权,政府不考虑国民的得失与利益,国民只能被动地无奈地承受,政府总以行政法规的方式达到万马齐喑的目的。后来总算由800元上调到1600元直至目前2000元。现已全面通胀,个人所得税即使2000元,难道合适吗?

  再看一下针对股市的税收政策,2007年5月,政府一夜间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千分之三,股民上交证券印花税近2000亿元,加上券商佣金收入1500亿元,两者合计超过3000亿元,远远高于上市公司上半年2646亿元的净利润。对此,广州某私募基金经理乐平惊呼:“交易成本太高了,没有几个国家有这么高的水平。”他担心,如果这样下去,“股市可能就会完全成为一个资金推动型的投机场所,成为一场零和游戏甚至是负和游戏。”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显示,2007年前三季度,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1436亿元,同比增长11.7倍,增收1322亿元,拉动整体税收增长4.7个百分点。2007年印花税接近2000亿元,而2006年的印花税为179.46亿元,即2007年印花税为2006年的11倍。从成交额和税率算,超过以往16年的总和。

  仅从股票交易印花税而言,足以让人嗅到税收的血腥味道。不仅如此,国家税务总局还出笼了新纳税申报表,要求年收入12万元者依法纳税,同时要求股民如实填报股票交易所得,并信誓旦旦说国家暂不收取股票交易所得税。股民对此说辞似乎十分耳熟,07年五月三十日前,政府一再申辩没有上调印花税的意图,还在媒体上大肆辟谣,可就在五月三十日前夜,政府突然宣布上调印花税,直接导致五月三十日股市大跌。说到这里,人们还相信政府的说辞吗?由此人们感到,股票交易所得税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彻底击溃股民的投资热情。这决非杞人忧天,因为历史是会一再被重复、被复制的。

  中國一直是高税收国家,虽然企业所得税最近由33%下调为25%,这种高税收政策世界罕见。如上所说,由于上调印花税,国家税收竟然远远高于企业净利润,如此血色税收,企业还有发展的空间吗?如此血色税收要把企业逼上绝路吗?如此血色税收,不知政府是远视,还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且已达到了疯狂地步,这对国家长远利益有何益处!

  政府取得如此暴敛的血色税收,却并未用到国计民生方面,国家的医疗、教育仍实行产业化,公益事业极不发达,本该由国家担负的责任和义务一味地推向市场,虽然近一年来有所改观,但远远不够。我们没法跟西方福利国家相比,即使跟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印度也无法攀比。政府总得意于我国GDP位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经济每年以两位数字高速增长,可人们不仅要问,政府每年投资于国计民生又有多少,有关这一数字,人们无从看到,不知政府为何不公布这一数字,是政府在这方面丑媳妇难见公婆?看来政府也知道在投入国计民生方面实为捉襟见肘,不好意思端到桌面上来。这实际上形成国民只有无限纳税的义务,政府没有惠民的义务,近年来,政府在这方面有些许起色,但要求被救助的贫民要感谢黨、感谢政府。政府税收逐年提高本应惠及于民,这本该天经地义,纳税人没必要对政府感恩戴德。这么一个简单道理,政府还是希望人民要感谢黨的好政策。

  高税收少有投入国计民生,但政府办公大楼越盖又豪华;各级官员屁股下的座骑越坐越高档;行政成本越提越高,这难道不都得益于血色的税收吗?!

  纳税人没有话语权,只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纳税人要有足够耐心,也许要等到2020年以后,或是我们下下一代才能看到一些变化。

  改革是艰难的,尤其是政治改革,黨和政府要求人们不能急于求成,政府说美好的日子需要我们三四代人去创造。

  作者:迷人的海

减税才是最好最直接的加薪

星期二, 01月 1st, 2008

  人们翘首以待的提高个税起征点终于尘埃落定。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31次会议于2007年12月29日上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将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人民币。届时,月收入在1600百元至2000元之间的纳税人,免除的纳税额在零至20元之间。全月应纳税额在2000到5000元的纳税人,将免除不超过60元的纳税额。真是“毛毛雨”、“湿湿碎”、“意思意思”跟打发什么似的。要知道仅2007年一年,粮、油、肉食品价格上涨都在20%以上,很多地方房价更是上涨50%以上。

  财政部门提出个税起征点的根据,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居民人均负担费用支出。按照测算,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7395元,按照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一个就业者负担人数1.93人计算,2007年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将达到1586元/月。据悉2000元的免税额可以保两年,所以具有“前瞻性”,因为财经委进行了测算,2008年就业者人均月负担是1745元,2009年大概是1920元。也就是说,免征额刚好到你人均月负担为止,没有让你借债来交税,已经是很大的恩赐了!这样“可满足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需要”。至于为什么不更有“前瞻性”一些,好让标准保他个十年八年不变,让我们的法律不那么朝三暮四一两年就改,是因为“兼顾了财政承受能力”。其实所谓“兼顾”,明眼人都知道,那才是“正项”和“主业”。谁叫我们的税收法律不是由纳税人来定而是由财税部门主导的呢?

  我们还知道,中國的CPI包括食品、衣着、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及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杂项商品与服务等八类,但近几年来民众消费所占比重最大、价格上涨最厉害的消费支出项目并没有包括在CPI中,如民众教育消费、医疗保险、住房消费等。也就是说,财税部门在算人均消费支出的时候,是不包括后面“三座大山”的,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只要满足最低等的动物式生存,“活着就好”。

  这就叫“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國”,政府要算老百姓的账,算得比谁都清楚;政府要算自己的账,或者老百姓要算政府的账,却怎么都是一笔糊涂账。甚至每年两会上的预算报告(还不是明细的预算),都是国家机密,不对非与会的代表公布,而且常常弄得代表们“看不懂”。

  还是让我们算个最简易的账吧:2007年我国税收可达5.1万亿元,政府土地出让金1万亿以上,央企一年利润1万亿。按13亿人口计,平均每人贡献了5462元。如果加上“费大于税”的各种部门、单位截留的收费、罚款、腐败收入等等,按13亿人口计算的人均贡献额更有可能达到8000元以上。而2007年城乡居民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不会超过7000多元。但国家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2006年是11.5%,合计4485亿元,平均每个国民仅可享受345元!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2007年12月26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报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工作情况时透露,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的社会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支付机制的《工资条例》正在起草中。我看,直接减税才是最好的加薪。政府不能总是“严以待人,宽以律己”,否则,企业难以承受关门大吉之时,也是国民工资不升反降之日。

  作者:童大焕

穷人存钱,富人借钱——利息税成穷人税

星期六, 12月 22nd, 2007

  国家三部委2005年联合发文,自2005年10月1日起,对教育储蓄进行整顿,实施新办法。整顿的理由是,教育储蓄涉嫌偷逃利息税。此举给人的感觉是,对征收没有利息的利息税不但不会停止收取,还要加强征管,寸土不让。

  2006年中國银行储蓄的基准利率为2.5%,而通货膨胀率在3%.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越存越少。这里面还没有计算银行的收费。

  银行收费的账单为:对于小额账户收费,如果只存一笔100元的存款,那么开户时要交10元年费,银行每季度收取3元管理费,一年下来,100元变成了78元。

  就这,还要收取利息税。

  请注意,教育储蓄是一种专为供不起孩子上大学的家长们所设的穷人储蓄。更何况利息税本来便是一种穷人税。

  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一段对白让人久久难忘,那是阿春对王启明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在美国,穷人存钱,有钱人借钱。”她说的是美国,可对今天的中國也一样适用。

  向来都是穷人把省吃俭用攒下的那点儿血汗钱存到银行,而银行再把穷人的钱借给富人。穷人“常将有时想无时”,总能从锅沿碗边牙缝里多少省下点钱,存到银行,以免冻馁之苦。可对富人来说,钱就像大海里的水一样,喝得越多口越渴。

  明白了这个道理,理顺了这条食物链,你就会明白,利息税的征纳主体是低收入者,是工薪们。不知这一点,当初此税种的设计者是否心知肚明?

  2003年10月,商务部亦曾根据当年国内物价上涨现实和趋势,提出取消征收利息税、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的建议。但是,此建议并未被采纳。

  负利率时代的利息税涉嫌双重纳税。2006年,中國已是进入“负利率时代”的第四个年头了,这样的双重纳税还要继续纳下去吗?

  2005年11月,许多专家学者、人大政协委员们再次强烈呼吁,应在2005年年内取消利息税。语声未落,税务机关立即在媒体上回应说,利息税涉及国家税收300多亿元,不能说取消便取消。

  那么,对于中國2006年将直逼4万亿元财税收入,己占到中國GDP总量25%的财税收入,仅占4万亿元尚不到1%的300多亿元,是个很大的数字吗?够国家税收的一个零头吗?而300多亿元的减税将惠及几亿人的工薪阶层,又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对于不公平不合理的税收,一元钱都嫌太多。

  构建和諧社会:请从为穷人免税、返税始。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魏雅华

为什么我们的后脖子总是有凉风

星期二, 11月 27th, 200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最新修订的《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自行纳税申报表》,首次要求高收入者申报时要单列炒股收入。上次是调高印花税,这次还只是申报而已,可很多人似乎脖子后面又有一股凉风吹过。

  这倒不能怪股民神经过敏,年所得自行申报已经要进入第二年了,申报的项目越来越详细。本来详细也不是坏事,但如果把前段时间吵吵嚷嚷的“资本利得税”的消息与单列炒股收入结合起来看,就确实会有一种被人盯上的感觉——在收入申报里把情况写明白了,就等于猪身上写好了毛重、净重、精肉比例,任何一头猪如果有知,都会觉得这是被宰前的征兆,未必一定要看见杀猪刀与热水盆才明白自己的命运。

  有论者云,即使真的收取了资本利得税,也是我国税收从流转税向所得税方向的转变,总体来说还是好的。关于这话,任何有基本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苟同。道理很简单:在流转税没变的情况下,所得税增加个不亦乐乎。跟转变没什么关系,只是跟多收税、层层收税有关系。如果说有什么转变的话,那就是你的钱包更瘪了。

  除此之外,税收这东西从来都是单向意见,增加与减少很少知会老百姓一声,也很少听说有什么听证会之类的东西。虽然听证会基本算个摆设,但摆设都没有就赤裸裸地加税,总是更让人难以接受。诱奸固然令人发指,强奸就更过分了。

  就个人而言,我倒是不很反对增加税收,尤其是所得税的增加。因为所得税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而我们都知道,社会不能只有有钱人,还要让大家都能过上体面的日子,社会才能稳定。这个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但作为一个辛勤工作的人,虽然有这种认识,还要掌握税收的人告诉我,到底我多交的税款去了哪里;增加的部分为什么增加以及增加的额度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说明,只是让我自己报上来一年中的增肥斤数,然后等待别人操刀一割,这种感觉确实让人不寒而栗,而且觉得自己相当没有尊严。

  所以,申报表的申报项目一出,好多人就觉得脖子后面凉风习习,这个是不奇怪的,要是没有这种感觉才是奇怪的事情,因为那就是说明我们被宰杀得太习惯了,已经到了一种宠辱不惊的程度——你说是麻木不仁也可以。

  这两年,每到年底就出现这种关于个税的争议,我把自己后脖子的感觉说了说,证明自己还没到麻木不仁的程度。也顺便提醒打算操刀的人,我们还不是一头没有常识的猪。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散人

我们到底交了多少税?

星期一, 09月 11th, 2006

  今年上半年税收增加到两万亿元,增长的比例,像过去一样,比GDP的增长几乎加倍。这样长时间的、非正常的税收增长大家有什么感受?我猜想大多数人会说:没什么感觉。这似乎是一个好现象,大家交了更多的税,可是谁都没感觉—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征税机关的管理高明。

  城市的职工大多数都交过个人所得税。交这份税都觉得很心疼,自己交了多少税心里很清楚。但是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拿2004年来讲,全年的个人所得税是1737亿元,而税收总收入是24165亿元。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收入的7. 2%.那么其余92. 8% 的税是谁在交呢?

  答案还是老百姓。不过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自己在缴税。事实上任何一样消费,不管是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还是用电交电费,打电话交话费,里面统统都有税。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国外一般把价和税分开,居民花的钱里多少是价,多少是税,都很清楚。而在我国,有意无意地把价和税混在一起,所以大家搞不清自己交了多少税。黨和政府的一切开支都是由大家所交的税款维持的,所以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话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货真价实的。

  有人会问:除了个人所得税,其他的税是怎么交的呢?

  举例说,假定因为用电,我交了100元电费。这100元扣除17% 的增值税,其余的83元成为电力公司的收入,用于支付各种成本,如开工资、买原料等。其中开工资这部分又变了别人的收入,又拿去交电费,超市买东西等等。他所交的电费又有17% 成为政府的税收。如此循环不已。

  企业用来买原料的这部分开销也有一部分成为生产原料企业的工资。如此追究下去,所有的成本最后都归结为个人的收入,有的是以工资的形态、有的是以奖金或利润的形态存在。这就应了那句话“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所创造的”。个人的收入最终都要消费掉,有的是当今的消费,有的是由储蓄转为将来的消费。

  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到底交了多少税是很难说得清的,除非能够把每个人的每一项消费都加以跟踪—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总体来看,税收是和全国人民所生产的价值总量有关,也就是和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目前国内生产总值中有20% 的价值被政府征税征走了,剩下的才是我们的可支配收入。所以所征的税收不是我们收入的20% ,而是25%.比如价值总量是100,征税20% 即20,剩下80是大家的收入。20是80的25% ,就是说征税是收入的25%.

  如果我一年的收入是40000元,那么我一年为国家上交的税收是该数的25% ,也就是10000元,其中包括了我所交的个人所得税。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是一个总平均的数字,未必确切适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但大体上不会错。

  明白这一点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每个人在创造劳动收入的同时,也在为国家创造税收。所以一个地方政府增加税收的最好办法是增加就业,帮助百姓赚钱。百姓多赚了钱就会多消费,每一项消费国家都从里面收了税。如果增加一个人就业,假设每月工资1000元,一年12000元,国家所征收的税就是它的四分之一:3000元。所以国家应该为能够增加就业的各种活动提供优惠,比如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到农村招工、保护工作岗位等。每增加一个就业国家补贴几千元并不亏本,当年就能够收回。第二年如果这个人继续在岗位上,国家就能继续收税,不必再对增加就业作补贴。所增的税收是国家的纯收入了。

  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一方面想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帮助百姓赚钱增加收入。对许多赚钱的活动横加干扰,比如把马路边摆小摊的赶尽杀绝,对注册办企业的多加刁难,用各种罚款吓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甚至不仅仅是吓唬,而是直截了当地阻挡。一般政府对招商引资有兴趣,但不知道小商小贩同样能够创造价值,帮助政府增加税收。如果考虑到百姓最盼望的同样是多赚钱,政府就应该帮助大家赚钱。这是既有利于百姓、又有利于政府的大好事。

  茅于轼:南京人,天则经济研究所高层,今年77岁。

  作者:茅于轼

纳税的重担

星期日, 10月 19th, 2003

  回国探亲时常常会有亲戚朋友冷不防地问“你在美国的年薪是多少?”使我有一种瞠目结舌的感觉,会好几秒钟说不出话来。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是因为这类问题纯属于个人私事,在美国从来没有人问过,缺乏回答这种问题的心理准备;二是因为这个问题相当不易说清楚,要附加很多解释才能让国人明白美国的年薪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友人往往对解释并不感兴趣,他们只要一个数字就够了,接下来便是在大脑中做飞快的运算,眨眼间美元已经被折合成人民币,那平静的眼光里立即便有了异样的色彩。

  如果你说3万,友人的脑子里马上就有了三八二十四万的人民币数字,你在朋友的心目中立刻变成了大款。的确,如果从抽象的数字来看,按照现时的汇率,3万美元真的能生出24万多人民币,把这个钱拿来中國消费,的确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因为国内很多城镇居民的收入每年不足一万元人民币。但在事实上,如果把假设抛开,凭三万美元的年薪在美国生活,即便是没有家庭和子女的负担,他的消费其实抵不上在国内三万人民币的水平,他的生活内容也远远没有那些国内年薪三万人民币的小资来得潇洒。

  美国人的3万年薪只是个毛收入(gross income),每月拿到工资之前,首先要被雇主按照联邦收入法扣除各种税项。其中有社会保险税6.2%,这是每个人必须要缴纳的,是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用于将来65岁退休后或退休年龄前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是退休后由国家统一颁发的收入来源。然后是老年住院保险基金1.45%,用于退休后的重大医疗保险费用。然后是联邦个人所得税,按3万毛收入为基数,单身个人在2002年为16%,近5千美元(3万是低收入,税率相对低,如果年薪9万,税率为28.5%,缴税2万5千多元)。当然实际纳税额还会有变化,主要依据纳税人的个人情况,比如是否婚姻和有子女,是否有房屋贷款利息,单身者的税额要高一些,有孩子的税额则要低一些。除了联邦税,大多数人还要缴纳州税,我所在的康州的税率为4%左右。如果在大城市,比如纽约市,除了联邦税、州税,还有城市税。

  除了必须随工资扣除的税项,很多人为了退休后能有体面的养老收入,还要每月拿出一些钱,存入雇主赞助的退休基金,这些钱仍属于个人所有,从纳税前的工资中支出,可免缴所得税,而且今后该基金所得利息和投资增值也不予征税,直到59.5岁后基金才准许使用,届时所支出的钱则按照纳税人当年的收入缴税。因为退休后收入减少了,税率相对降低,退休后的税额相对会比退休前低。所以退休基金的钱不是真的免税,而是推迟纳税。但如果在退休前动用这笔退休基金,那么会受到罚款,并且要补缴该基金的联邦税,当然有些例外情况可不受罚款,比如用来买第一所房子,或用来供孩子上大学等等。虽然国家并没有要求每个人参加退休基金计划,但因为推迟纳税的优惠政策,很多人还是勒紧裤腰带尽可能每月从工资中挪出一部分钱存入退休基金。而且不少大公司和单位为了鼓励员工加入退休基金计划,亦会按照员工工资的比例和工龄长短另外拨款存入员工的账户,比如耶鲁大学为教工的退休基金补贴为年薪的7.5%,印第安那大学为15%但条件是员工必须首先同意携自己的钱加入基金。退休基金由专业投资公司代理管理,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每季度会向参加基金的人宣布盈亏明细表。

  这样几经折腾,3万块钱的毛收入到手时已经差不多削掉了1/3多,剩下的大概不足两万块钱了。这就像用手从海底抓起一把沙子,在露出水面之前便眼见着那把沙子随着海水从手指缝中流泻而去。而如果按照国人的计算,这两万的数字仍然相当于十六万人民币,仍属人上人之列。

  美国人又如何支配这剩下的两万块钱呢?除了工资单上已经被扣除的税目,他们还远远没有完成纳税的任务。如果有一个房子,比如在康州一座25万元的房子,每年需缴纳财产税近4000元,有些州每年对汽车也征收财产税。来自财产税的收入主要用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比如说中小学的义务教育费用,公共图书馆的费用,消防队和公共设施的费用,以及市政府的支出。如果购买日用品消费品,比如电视或巧克力,还要付6%的商品购置税(每个州的购物税不同,一般在4%—8%之间。一台1000元钱的电脑,在康州要花1060美元才能买到,在纽约则需要花1080美元。在饭店吃饭,找人修下水道,都要付6%的服务销售税。另外,香烟,酒类,属于奢侈或特别消费,其税率比普通商品高得多,在10%以上。通过各种购物税和服务税的过滤,纳税人所实际能支配的工资又进一步打了折扣。

  在美国,家庭财务支出的大头是住房。3万年薪的单身族是难以买得起住房的,即使靠贷款买了房,每月交纳的贷款额连本带息,将会用去工资的大半。如果是租房,在康州纽黑文地区的两室一厅套房每年的租金要1万美元左右。每个月必付的账单有一长串:水费,电费,煤气费,燃油费,有线电视费,电话费,手机费,上网费,各种保险,等等,有些地方还有污水费,垃圾费。这些费用罗列起来少说也在300—500元之间。有些人为了省钱,要么冬天室内温度调低一点,要么夏天少开点空调,要么不安装有线电视。其他的主要的开支是汽车的费用,每年的汽车保险费用,按地区达500—1000不等,还有日常的汽油费,汽车保养费。医疗保险方面,单身费用较低,如果购买家庭医疗保险,每年要2000—5000美元之间,取决于各自公司的医疗保险计划。另外还有牙医保险,人寿保险等等。由于医疗保险的日益昂贵,很多美国人干脆不买保险,拿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作赌。这轮费用算下来,那3万年薪还能剩多少,我已经无法计算,省钱的地方,只有靠节衣缩食了。所以有不少美国人从来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而是到救世军(Salvation Army)之类的旧货店买旧服装,那儿的用品大都是教会或慈善机构捐献的,价钱很低。在吃的方面,好在美国的食品相对便宜,如果自己愿意多动手做饭,要比买现成或半现成的食品便宜得多。但家庭开支仅靠节衣缩食能节省多少钱呢?

  大多数普通美国人向来没有存款的习惯,美国人的银行账户上的存款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比中國和日本要低得多,80%以上的人根本没有存款。三年以前,耶鲁大学的工会发起罢工,要求校方给行政后勤员工增加工资,我们系里的一位秘书是工会的积极分子,因为参加罢工会影响系里的教学工作,她便诚恳地写了一封信,向教师们说明她参加罢工的必要性。在信上,她把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公开出来。她是单身,当时的年薪是1万8千美元,生活之拮据,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写信那天她的口袋和银行里只剩下25元钱,然而离下次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所以为了收支平衡,她不得不寻找第二职业,每天晚上到一家小超市当出售员,每小时挣几块钱,来补充在耶鲁做秘书工作的收入。她的收入和生活情况在美国不是少数,很多人还远不如她。一个年薪1万8千美元的年轻人竟然活得这么累,这么凄惨,恐怕国内的人难以想象。但当扣除了各种税目、保险、住房、汽车、水电,她口袋里剩余的钱确实是非常可怜的。

  1996年我曾在布洛克(H&R Block)工作过一个季度。这是一个税务服务公司,每年在报税期间为纳税人做报税业务。我在布洛克工作期间,曾经为上百个美国人报过税,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有一般员工,教授,医生,学生,工人,因为工作的性质,我能详细地了解报税人全年的收入情况,税表上其中有一个栏目是存款的利息收入。令我惊异的是,虽然顾客的年收入不尽相同,有的1—2万,有的高达6—7万,有一点却非常相似,来报税的人90%以上没有分厘的存款利息,这说明他们的银行账户根本没有钱。

  收入所得税是压在美国人身上的重担,所以有人算了一笔账,说一个人每年有大概四个多月的时间是为缴税而工作的,也就是说那四个月挣到的钱相当于全年应该缴纳的税费,剩下时间的收入才真正属于自己,而且为缴税而工作的天数一年比一年多。所以很多美国人不得不靠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不得不靠推迟退休来维持体面的生活。这样算下来,一个人一辈子的很多时间是为纳税而活着。这是一种有趣的异化现象:他被税费捆绑着,每年为了那三分之二时间的自由,他不得不在三分之一以上的生命时间里做税费的奴隶。

  在税收方面,美国有一个严密的系统。每个就业人员都必须有合法的就业身份,即合法的社会保险号。到美国来的外国人,也要申请社会保险号,一般分为可以就业和不可以就业两类,比如J—1签证配偶的社会保险号允许工作,而F—1和H—1签证的配偶的身份则不能工作。任何公司,不分大小,都只能雇用具有合法工作身份的人。雇主会从员工工资单扣税,按时向联邦税务局报告和缴纳,联邦税务局保留着每个纳税人的纪录。年底报税时,雇主会同时给员工和税务局各送一份全年总收入表,叫W—2表,表上注明员工一年的毛收入和所扣除的税额。员工然后参照此表报税,最后将税表寄到税务局,多退少补。如果工资单中扣的税超了,税务局会退还,如果数额亏欠,则要补缴。如果纳税人报税时出现了大的误差,税务局会写信通知你,要求你对某款项做出说明并改正,如仍有争议,则会采用税务听证会,一一查明每项税目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件费事费时的事情,是纳税人最不愿涉入的窘况。

  纳税人在寄走税表后,如果几个月没有收到税务局的信件,说明一切平安无事。过去很多年,税务局因管理不善屡出丑闻,比如大量丢失报税材料和记录,比如税务人员偷窃他人的报税资料,等等,受到国会和社会舆论的批评。近几年来,态度有所改善,采取了对纳税人较为友善的工作方式,减轻了纳税人的心理压力。联邦税务局对纳税人的报税表提出异议和要求听证的数量并不多,所占比例不到纳税人总数的5%,他们更多注意的是那些小业主们,比如开饭店的人,比如对外出租房产的人。至于一般纯粹靠工资吃饭的蓝领和白领,他们的收入很单纯,一般无空子可钻,不在政府严防范围内,只要按时报税,一般即使有点小差错,比如数字加减错误,社会保险号误填等,凡是能及时纠正,都不会引起麻烦。

  当然,在美国也有非法从业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大公司极为罕见,主要出现在一些小型私人行业中,比如,在中國饭店,很多男女服务员常常是一些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人,他们从店主那里领到极低的现金工资,主要的收入则来自小费。我在当地的饭店里曾遇到过一位来自天津师范大学的教授,50多岁,与来美探亲的太太一起当服务员。当时他是访问学者,J—1签证,不能合法工作,但他为了多挣点钱带回国,也就放下了教授面子,操起了端菜收盘的服务工作。饭店的地下室里那些每天担任10小时切菜任务的,或在油锅前日夜操作的小工,很多都是廉价的黑工,即非法工人,人选往往是非法入境者,或者是来美国探亲的中國学者的亲属。老板会用现金支付这些黑工,一方面老板可以逃掉应该为工人的支付的那部分社会保险金,另一方面黑工们也可以逃避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根本就没有报至税务局,所以无案可查。不过,税务局对这种雇佣黑工的情况防范得很紧,会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出现在某饭店,逐一检查员工的就业身份,发现问题后则会对雇主处以重罚。而那些违法就业的人会留下不良记录,如果将来申请绿卡,则会带来麻烦。

  从事现金交易的行业,比如食品店,酒吧,饭店,加油站等行业,都会有人设法逃税漏税。美国的收款机在设计上也是记录交易的工具,每次现金箱的开闭都记录着一次交易,是店主收入和报税的主要依据。有些小店配备两种收款机,有一种常年开着,处理现金的业务,另一台则处理信用卡的交易,前者入了自己的腰包,后者则是为税务局准备的。尤其在酒吧和饭店里,到了晚上,收款机一直不关,这样每次的交易就不会被记录下来,收到的现金则完全可以逃开税务,肥入业主的腰包。也有一些手艺匠人或闲杂工,比如帮别人收拾房间的,割草的,看孩子的,雇主会付给这些人现金,这样双方都省钱,雇主免交了服务税,受雇者则可逃避所得税。这样看来,现金交易的20元便相当于30元含税的毛收入。当然这些都是违法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在康州有位匠人,从小经营房屋修缮的事情,下水道,电工,木工,换房顶,内部装修等工作样样通。他曾经有过一个中國老婆,所以常给中國人干活,工费按天算,一天200美元。他挣的钱便是不用交税的钱,相当于别人的税后钱,因为是现金交易,税务局也无从稽查。

  美国国会于1913年通过第16条修正案,开始向公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每年的报税时间是次年的4月15号以前,遇到假日可推后一天。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填单报税,比如,按照2002年的情况,如果你是单身,年收入低于7700美元,就可不必报税。但是如果你的公司在发工资前已经代替联邦税务局从你的工资单上扣了税,那么你需要报税才能索回被扣掉的钱,因为税务局绝不会主动把多扣的钱退还给你,退税只能通过纳税人报税完成。另外,政府对那些低收入的人也会给予信用补助,比如你有收入,但收入很低,你会得到政府的收入信用补贴,也就是说政府会倒贴钱给工作收入低的人,但前提是,你必须工作,你的收入必须来自工作。如果收入不是劳动所得,而是靠其他方式,比如租房、利息、遗产、劳保等方式,则不具备享受信用补贴的条件。这种政策主要是鼓励公民,尤其是那些吃救济的人,积极参与就业,而不是靠吃国家。同样,凡是符合信用补贴条件的人,也必须通过报税才能得到这笔钱。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去要,税务局也不会主动把钱送到你的家门口。所以我在布洛克工作期间,发现那些报税最积极的人,是那些收入最低的人,他们符合享受信贷补贴的条件,报税期刚刚开始,他们便蜂拥而至了,希望以最快的时间从政府那里拿到这笔钱。而那些需要补缴收入税的人则相反,往往要拖到最后一天才将税表寄出,所以4月15号那天美国的邮局总是排起长长的队伍,很多城镇的主要邮局延长开门时间至午夜,报税的时间以寄出的邮戳为准。

  一般来说,雇主在工资单上扣除的税额与应该缴纳的税额大体相当,不应该有太大的误差。人们在申请工作的时候,都要首先填写一份表格,叫W—4,说明你的身份,婚姻状况,子女状况,雇主则会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每月按照规定的税率在你的工资单中扣税。至于年底出现欠税的情况,主要是因为W—4填写有误,或是因为除了工资另有其他的收入,比如稿费收入,失业金收入,投资股票的收入,等等,这些收入都是含税的毛收入,未曾扣过税。所以你必须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税务局补齐所欠税额,过期会处以罚款并加利息。如果年终欠款额超过了允许的限额(2002年为1千美元),纳税人则需主动向所在单位重新填写W—4扣税表,请求每月增加扣税数额,以防止来年再次出现超额欠款,否则会受到罚款。相反,如果你每月扣的税额太多,超过了你应该付的,那么来年报税的时候税务局应该退还给你多扣的钱,你通过报税索回退款。当然,萨姆大叔(老百姓对政府的称呼)不会为这笔钱付利息。很多美国人喜欢每月多扣一些钱,在年底可以从萨姆大叔那里退回一大笔钱,然后用这些钱去买一个大件,或用来旅游度假。对于一个没有储蓄习惯的民族,这倒成了一种有趣的存款方式,让萨姆大叔每月多扣你的工资,替你保管一年,然后年终把多扣的钱一次退还给你。但不幸的是,很多纳税人忘记了这些钱本来就属于他们自己,他们本来是可以自己保管这些钱的,很多人却以为是政府开恩,在年底发给了他们一笔红利。

  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的税收制度日趋繁琐,各种规定达万条之多,各种税务法规,一般人很难看懂。与之并生的则是各种报税服务公司和收费报税业务,税法愈繁琐,报税服务公司的生意愈红火。布洛克公司就是美国最大一家报税业务公司,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小的服务点。随着电脑功能的日益强大,为消费者设计的报税软件也多了起来。传统的税表都是靠邮寄完成的,今天越来越多人的依赖电子方式,通过问答形式,在电脑上输入数字,电脑为你计算出最后的税额。然后你可以通过英特网将最后的税表以电子邮件形式寄出。这样做的好处是,税务局退钱的时间缩短了,过去1—2个月的周期,现在缩短为1—2周。你甚至可以把个人的银行账户号码标在报税表上,税务局会直接把所退款项电汇到你的账户。电子邮寄对税务局也有好处,他们收到的是电子文件,不必作再次输入,省去很多的人力资源。

  美国的税务是支撑政府和国家运作的主要来源,除了征纳个人收入所得税,每个公司企业也要缴纳企业税。据美国国家税收局的统计,2001年的全国上缴税收为两万亿,其中个人所得税占50%,社会保险、医疗、失业基金税收为35%,企业纳税占7%,海关及财产税收占8%。在支出方面,国防占总税收的18%,社会保险等支出为36%,社会公益项目,比如教育,卫生,农业补贴,救济项目的支出为28%,政法机关的开支为2%,支付国债的利息占10%。在支出方面,国防开支和国家债务的利息所占份额显然相当巨大。

  纳税制度和国家财政事关国计民生,税率的高低划分和制定影响着美国国内的政治,历来是美国总统选举的热门话题。柯灵顿总统在位八年,使美国的财政收入连续几年消除了赤字,达到预算平衡,并且几年有预算盈余。布什总统上台后,大张旗鼓地减税,尤其是针对高收入纳税人的税率,但结果并不甚乐观,一方面又开始出现巨额财政预算的赤字,并且有日益加剧的趋势,另一方面削减了联邦政府对州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使得当地政府不得不增加百姓的其他税项,来弥补联邦资金的短缺,结果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观。9·11恐怖事件以后,美国加大了在军事反恐方面的投入,也加剧了财政预算的恶化。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耗费了大量的国力。仅以伊拉克战争为例,每天的费用为11亿美元,每小时的费用为4千6百万美元,而这一小时的费用则可应用来修缮升级20所学校。每发卫星制导的精确巡航导弹价值百万,每枚导弹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所以很多反战的团体列出大量数据,向人民宣传战争对美国民生的不良影响。

  下一轮的总统选举即将拉开帷幕。91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凯旋而归的老布什总统,因为国内的经济萧条而竞选失败,让位于民主黨候选人柯灵顿。现在,小布什似乎也在步其父的后尘。小布什在战争结束后民意测验支持率曾经非常高,但最近由于美国经济仍然没有完全走出低谷,失业率居高不下,甚至有上升的趋势,小布什总统的支持率连续下降,选民对他处理经济问题能力大为不满,忧虑日增,他执政期间已经失掉3百万个工作岗位。布什所面临的将是灰色的、不容乐观的前景,税收政策仍将是竞选人的首要辩论议题之一。

  选民所关心的主要是工作和就业问题,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了饭碗。虽然政府有失业救济金,但数量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对于没有存款习惯的美国人来说,失去了工作就等于丧失了支付住房贷款和信用平衡的能力,有些人不得不被迫卖房。不少人常年滥用信用卡,欠拖大笔信贷,在无力偿还的情况只得宣布破产,从而合法拒付信用卡的债务,但同时也使自己变得一贫如洗。近两年来美国宣布破产的个人都创历史新高。这些宣布破产的人,将来的生活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贷款方面,在租房方面,在任何需要个人信贷纪录的事情上,都会受到阻碍,生活和工作都将困难重重。

  在美国的中國移民,虽然也受到美国经济的影响,但他们有一套自己防护的措施。中國移民在生活上常常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不管收入多少,都会注意储蓄,为了孩子,也为了将来。所以中國人在美国遇到失业和突如其来的经济困难,比美国人较容易地度过,转危为安。他们的相安无事正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节俭上,受惠于来自遥远故土的传统。

  税费是压在美国人背上的一个重担,日常所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后的钱。所以经常回国探亲的中國人,见到国内人大把花钱常常感到震惊,同时国内的人也会不理解这些来自美国的“大款们”,笑话他们花起钱来竟那样缩手缩脚,那样寒酸。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来自美国的中國人并不是大款,他们并不富裕,他们口袋里没有多少钱,而且他们攒下的那点钱也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是经过税收的榨取以后所剩下的钱。在美国,他们享受不到中國式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他们挣的钱原本是一个不大的死数,经过层层剥削和榨取,已经所剩无几。在美国的中國人,深知税后工资的分量,在花每一笔钱的时候,都免不了反复掂量,并时时感触到那无法承受的税费之重。

  寄自美国

  作者:老牟

税不可漏,富不必仇

星期五, 09月 6th, 2002

  在中國,富人应该怎么做?先人传下来的所有告诫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总结:“财不露白”。

  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位经济学家在私营企业的大本营浙江温州做报告时,还用这样的话来形容那里的中小企业家:“他们做企业的最大乐趣是晚上两口子关起门来偷偷数钱。”

  这种习惯源远流长。因为在五千年文化中,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个人的财产权利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确认。而今天,刚刚有了一些勇气把自己的财富公之于众的企业家们,都掂量到那句老话的分量。

  “情形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福布斯》上榜富豪向本刊记者吐露担忧:“已经不仅仅是税的问题,我自己也感到有些紧张。在一些媒体的推动下,总理关于富人上税的劝喻,在某种程度上已演变成为社会上对富人的敌意。”

  而在某些地方,所有开奔驰车的车主的资料已经从车辆管理所报到税务局,这些人将被重新审视。一名已经交了钱准备买宝马的私人老板,闻知此讯改买了一部帕萨特V6。他说:“有些事是很难说的,像我们做工程的,对方给你钱,你开发票,这没有问题。但是,你去采购那么多砖头,木头,水啊电啊,批发市场上很多是没有发票的,这怎么办?”

  在不少富人匆匆忙忙申明“自身清白”时,也许还有些富人想的是“找个安心的地方”。而假如那个地方不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我们将面对双重的流失—税收,还有企业家的创富动力。

  富人的个税

  富人个税问题引起重视的过程,各家媒体都已经有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富人们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内存心不要工资、不交个人所得税?大部分报道却基本上语焉不详。

  懂一点财务的读者大概都会知道“企业招待费”这一名目,这个科目属于企业管理费用之下,根据企业所在的行业,税务部门会给一个招待费比例,计算基数基本上是企业的销售额。这就意味着,企业销售额到了一个水平后,就可以相应地在税前报销一定的交际费用。相对来说,这个科目的报销范围比较宽,多种费用都可以报销。富人可以不要工资的一大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企业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企业主把自己的日常费用都通过这个项目报销了。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富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科目,把一些实际上不是企业花费的费用报到该科目下,那就说明税务部门拟定的招待费比例太高。如果简单一点看,把这一税前列支的费用比例降下来就可以了。

  其实不成—“因为相应行业中还有国有企业,他们公款花费的手笔比起私有企业来说要大得多。在很多国有企业,招待费支出往往不够用,还要到差旅费科目中去想办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少有私营企业主会把可用范围内的招待费空置。于是不仅个人开支,只要是挨得上边的支出,都被私企列入了这个项目之下。

  另外还有房子和车子。如果有自己的公司,这些也可列入公司的固定资产,也就是说,私企老板们住的房子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其公司的“福利房”。对于这一点,记者接触到的私营企业主都认为是职务行为。国企可以为领导配车配房,私企为什么就不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工资”,所以给自己发低工资,以逃避个人所得税。

  “当总理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劝告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时候,很多上榜富人都采取了相应的动作,比如说尹明善和刘永好都开始为自己发工资,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记者采访的一位富豪说,“但使我感到不公平的是,如果说是个人消费与企业消费相混淆的话,为什么没有人来管管国企?为什么没有人来管管政府官员?从消费来说,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行为比私企企业主厉害得多。一个销售额只有几百万元的企业的国企领导,一个月能在家吃几次饭就不错了。”

  法制的漏洞

  个人所得税风波的形成亦有其社会根本原因。

  从个人所得税税种实行以来,占国家税收总量的比例一直偏低,虽然这几年一直有20% 以上的增长幅度,在整个国家税收的构成中只占0.6%。之所以在2002年个人所得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新华社有一条消息是最好的注脚。消息说,今年以来,由于在进口关税等税种上国家采取了减让政策,税收增幅较去年有很大的下降,去年同期较前年的增幅是27% ,而今年增幅只有10% 。另一方面,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在今年还是推进经济状况进一步上升的主要动力,所以进一步开辟税源事关重大。正如总理所言:“都不交税,国家哪有钱,怎么办事业呢?”

  在这场富人纳税的风波中,人们的主要关注对象有二,一是《福布斯》的上榜富豪,一是演艺圈内的大腕明星。而这正反映出目前中國税务体系在个人所得税上的薄弱。从在北京、浙江和广东已经开始实行的对高收入人群实行监控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受控者无非是前述两种人群的延伸。而这些人群大部分采取的,都是类似擦边球的避税行为。实际上,在应税人群中,这两类人应该是比较透明的,顽固如刘晓庆者,采取法律行动也相对容易。但从真正意义上的开辟税源来说,大头并不在这里。

  从较富裕的江浙粤地区看,真正构成个人所得税“应税未税”人群中坚的,是大批的中小工商业者。富豪们可采取的避税手法他们都采用,同时,因为他们没有引起媒体和大众的注意,财务上可采用的手法也更多样。相比而言,富豪和大腕们因为浮在水面上,透明度要高得多,所以除了避税,不合法手段如假账就会较少使用。

  必须指出的是,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是造成今天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把目标对准富人,仅是一个非常肤浅的理解,中國改革已经到了今天,社会已经完全进入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如果再简单地对避税的富人实行道德批判,会是什么一个结果?其实个人所得税0.6%的比例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苍白的批评

  与执法的单薄相比,媒体对富人的批评更显得苍白。一位私营企业主说:“(媒体)说得好听,换个位置,他们会怎么办?”

  与这种批判相对应的是,很多企业对记者试图了解其税收情况的采访要求避之唯恐不及。记者遍询相关资料,在此次富人上税的风波中,主动出来说明纳税情况的,只有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一人。

  是其余所有的私营企业在税收上都有问题吗?当不至于。前面那位不愿具名的富豪接下来的话可能是一种代表性说法:“别说了,越说越糊涂。真的不行了,大不了我再回去戴顶红帽子,把企业交给国家总可以了吧。”

  令人担忧的是,这次“富人上税”的风波,在媒体的推动下,社会有可能形成新一波的“仇富心理”。几年以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使全社会都受益的改革措施已经越来越少,改革利益受损集团已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仇富心理稍经催化即可形成。

  但另一方面,在《福布斯》排行榜中的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是中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财富。之所以这几年来民营企业在各个行业都经营得风生水起,一个公认原因是民营机制优势—用更少的社会资源,产生出更大的社会财富。这是民营企业从政策、资金、人力资源等种种不利因素的夹缝里脱壳而出的主要因素。在入世背景下,经过中國市场严酷考验的他们构成了中國在全球竞争中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他们放弃了经营,退回到个体户、甚至是食利族的水平上去的话,将会是全社会的悲哀。

  财富与安全感

  不可否认,目前个人所得税确实是只能管住工薪阶层而管不住企业主,如果加上农民所交的农业税,一个收入越低、交税越重的逆增体系已经存在。但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困难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一定要去判断一个私营企业买一部车是公用还是私用,判断一个老板应该给自己发多少工资,或者说他的这顿饭是交际需要还是自己享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恐怕除了增加社会的仇富心理之外,对国家的税收并无多少好处,不仅税务体系无法承担这样巨大的工作,征收成本也实在是太高了。

  其实国外以存款实名制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国内,存款实名制已经开始实行,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也已经开始申报,全社会范围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已经相距不远。

  当然,这将会是相当艰难的一步。困难之处在于到目前为止,与税收相关的很多法律弹性实在太大。但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我们对全社会财富的调节,要比今天用媒体批评和民众敌意来迫使企业家以道德来规范自己,要有效得多,也要有力得多。

  同时这也是一种公正的调节。几年来,在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民营企业在整个经济中被歧视的程度已经大大减轻,但这种歧视并未完全消除,时有“平地风波”之忧。而这正是很多企业家一旦小有成就,就急于把财产转移到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财产透明化,才能使公正感不仅仅回到社会弱势群体中,同时也回到虽然手握财富但却缺少安全感的企业家心里。

  “财富超过一定程度后,必然社会化,而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对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拉大,其实我们也十分不安,有恒产者有恒心嘛。有资产在运作的人最希望社会稳定,最希望得到社会各方面配合。但是人总是趋利避害,关键在于政府要有稳定的和公正的法律环境。违法的事情我不会去做,但如果不违法又有利可图的事也不能做,那么企业靠什么生存?”这番话也许正是这次“富人上税”风波中,一些富人们心态的最好总结。

  作者:郑作时

个税征收严重“缺位”的思考

星期五, 09月 6th, 2002

  当前,私营企业家、高收入者普遍存在的偷税、漏税、逃税问题,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当整个“蛋糕”(GDP 和国民财富)迅速做大之后,由于个人所得税征收严重“缺位”,导致分配失公,造成公众强烈不满。

  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

  一是城镇居民成为主要受益者,居民消费额占GDP 比重不断上升,由1990年的21.7%上升为2000年的26.4%。而农民居民消费额占GDP 比重由1990年的28.0%降为2000年的21.8%;

  二是居民储蓄额10年增长了10倍,不足10%的人口拥有50%的储蓄和现金额;

  三是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居民中最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人均年全部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呈现大幅度的高速度增长,分别在8%~10%之间,成为扩大内需和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过去20多年是我国经济总量和国民财富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但是当“蛋糕”迅速做大时,“蛋糕”的分配愈来愈不公平。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及其征收办法出现“制度失效”,不能有效地发挥“公平分配、调节差距”的作用。

  名实不符的累进所得税制

  在发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实际税率低于名义税率的现象,但中國更为突出。表现为:一是城镇居民实际个人所得税率不仅低于名义税率,而且还低于农民的税率。从宏观数据看,到200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额达510 亿元,只占GDP 比重的0.57%;从微观数据看,根据城镇家庭抽样调查,实际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0.58%,甚至还低于农民的人均税率3.74%。

  二是城镇居民中,最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实际个人所得税率不仅低于名义税率,而且还低于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税率。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重要特征是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即人均收入水平愈高所得税率就愈高。1994年以来,中國也实行了国际上的累进所得税税制,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税制却是累退性税制。例如2000年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人均年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额分别为50元和79元,人均居民储蓄和现金额分别为2331.88 元和4060.39 元,相当于人均纳税额的46.2倍和51.09 倍,实际税率分别为0.53%和0.59%,远低于名义税率,在世界上也属于实际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西方国家对高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实际税率都在30%以上。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调查的收入项目还是名义上的合法的收入,还不包括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

  个人所得税的空白地

  我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低于发展中國家水平。1998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为3.4 %,到2001年提高至4.4 %。尽管如此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國家的水平(大多在10% ~20%之间)。

  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薪与利息所得税占大头。在2000年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税占42%,其次是利息税占28%,两者合计占70%;个体经营、劳务报酬等应交税所占比例较小。这就意味着大部分非工薪高收入者应交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足额收上来。

  尽管过去几年中國个人所得税税收大幅度增长,但是2000年中國城镇居民实际平均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0.58%,最高收入户实际平均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0.59%,差不多是世界上最低的税率水平。

  中國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趋势是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经济部门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迅速上升,但是他们所提供的税收或财政收入比重明显低于经济比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1986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2.32%,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2.76%,纳税比例与工业产值比例较为接近,到1998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7.09%和17.11 %,相差10个百分点,若扣除必要合理的减负税收,至少纳税少了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相当部分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从事地下经济,有的从事非法经济,大量偷税、漏税和逃税,成为快速致富或暴富的主要手段之一。

  出路:四个方面的工作

  依法纳税是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的基本义务。美国建国初期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曾讲过,人一生下来有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是纳税,二是死亡。社会公众人物必须懂得他们在从社会获得声誉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的义务,其中“依法纳税”是起码的条件。而政府需要承担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实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征收办法的改革,为公民纳税提供良好、便捷的税务服务。

  规范城镇居民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根据相关研究,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统计存在严重低估现象。非法、非正常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原因。

  加大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激励公民依法纳税。不能有效地打击逃税人,鼓励或奖励纳税人,就等于打击正直人,鼓励不正直人。打击逃税最重要的是提高逃税的成本,增加逃税的风险。这就要求首先提高被稽查的概率。其次增加对逃税行为的惩罚成本,一是增加逃税的罚款比例,这一比例应当是被稽查概率的倒数,例如稽查概率是20%,那么这一比例是5 倍;二是增加逃税的心理成本和精神代价,特别是对那些社会公众人物(如富豪、明星、名人等)逃税行为应鼓励舆论界给予曝光,使其增加名誉受损的心理代价;三是建立公民个人信用记录体系,凡逃税者应列入黑名单。

  进一步规范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与服务关系。在和平时期,在现代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公平的强制性的现代税收系统比建立一支现代的军队、警察、政法机构更为重要。但也需要指出的是,必须通过合法的手段汲取应得的社会资源,同时必须放弃以国家名义使用非法手段吸取社会资源,例如屡禁不止的“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采取非法手段向公民强征暴敛,只是政府堕落的表现。为此应重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三大关系:一是纳税人与收税人关系;二是公共產品消费者与供给者关系;三是公共财政支出与分配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人民政府由人民供养,人民政府理应代表人民、服务人民。

  (作者为中國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胡鞍钢

全球税,抑或地区税

星期日, 12月 30th, 2001

  (此文在传统媒体——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赢周刊》上首发,在互联网上公布与转载时请保留此条目。)

  著名的湘籍作家和学者韩少功先生,在湖南汨罗与当地的乡镇干部座谈时,提到了修路给乡村市场带来了负面的冲击——交通的便利使得一部分本土本乡的市场被发达地区与城市的厂商所占领。因此,他认为修路并不一定会给乡民们马上带来实惠。如果放大到全球视野来分析这个事例,那么发达国家就好比是比较发达的城市,发展中國家就好比是比较落后的乡村,上述的情形同样是存在的,发展中國家改善本国的交通以及其它基础设施的努力并不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公正的报偿。

  这种付出与收获之间的不对称的情况由来已久,是新时代的老问题,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弱势者(不管是位于乡村还是不发达国家)一贯就是为了强势者(不管是位于城市还是发达国家)作嫁衣裳。归根结底,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完全是由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造成的。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交通的发达,通讯手段的完备等因素所导致的市场一体化的结果总是有利于经济竞争中的强势者而不是有利于弱势者的,因为只有在强势者在一体化的市场中进行经济扩张时才需要并且才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便利条件。

  一体化的市场,不管是全国性的一体化市场还是全球性的一体化市场,都是赢家通吃的社会。因为一体化的市场容纳不了更多的品牌,只能让那些竞争中的优胜者来代表一切。经济竞争中的强势者与弱势者相比具备更强的生存能力,能够承受较为苛刻的竞争条件,能够在较长的经济盈利周期中生存下来。因此,对于强势者来说,经济竞争的本质就是要尽可能少地负担成本与责任,把绝大多数的成本与危机转嫁给竞争对手,提高市场准入的资金、技术以及其它的种种门槛,淘汰过多的竞争者,最后垄断市场与利润。而那些弱势者在激烈的竞争中也许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破产或者退出,使得它们先前投资与努力的成果被强势者以极低的代价占有。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竞争总是趋向于全面与无限的,力求突破一切人为的限制:资金要求不受限制地向成本低的地方流动,劳动力要求不受限制地向工资高的地方流动,商品要求不受限制地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消费者总是希望尽一切可能获得更高的效费比与更多的选择余地。只要盈利是经济活动的最高宗旨与法则,那么人之趋利,如水之润下,不可阻遏,任何事后的补救与干预的措施都将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根据统计,目前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国家占有85% 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自一九六零年以来,这些最富有的国家与全世界最穷困的五分之一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实际上就是在上述的种种不受限制的经济交易活动中,“帕累托平衡点”在不断地向发达国家一方移动,产生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实质上,如果把全球市场看作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体系,其总的利润是趋于零,发达国家之所得正好就是发展中國家之所失。

  针对这种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穷国的经济地位日益恶化的情况所提出的一些改良措施,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征收“全球税”的方案,实际上又是不可行的。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國家之间的经济与技术水平的差距正是发达国家利润的最终来源,而且,发达国家还在处心积虑地扩大这种差距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为了永久保持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它们不惜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因此,要求发达国家主动放弃自身的优势等于是与虎谋皮,痴人说梦,不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或革命是不可能在整体上彻底改变发展中國家的命运的。

  既然改变不了现有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作为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境不利的发展中國家为了加强竞争力,在残酷的国家竞争中生存下来,主动去适应发达国家的标准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中國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农村地区所遭受到的种种痛苦正是这种行为的必然结果,恐怕在中國最终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之前,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扭转的。中國既然要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损害了的作为国内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政策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归根结底将有利于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的中國人。

  另一方面,可以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地区税”(类似于古代中國的地方关卡所征收的厘金),按照商品的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道路远近来征收全国统一的“地区间商品流转税”以及适当征收“人员及物资交通税”,以此来在国内进行地区间的财富调节以及消除过度的竞争。这种政策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尤其是在中國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发展中國家来说是可行的,也是绝对必要的。

  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在国内总是或多或少要搞一些消除地区之间过大差距的政策,这是政府存在的道义前提与法理基础,这对于保持本国内部的政治稳定与各地区平衡发展有极大的意义。象前面所述的修路的例子,就可以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全国性的“地区间商品流转税”以及“人员及物资交通税”,再根据地方政府在修路时所投入的资金与劳动力予以一定的补偿。这个政策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至少是聊胜于无。

  中國目前所处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的困境,正是发达国家当年资本在国内扩张与原始积累的阶段的相同处境。当年为了适应资本扩张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发达国家的统治階級采取了种种残酷卑鄙的手段。与之相比,中國目前所推行的政策还是比较人道与温和的,这是由中國的社會主義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目前在各发达国家内部,各地区间发展水平基本上趋于一致,因此其资本的对外扩张的倾向极为强烈,因为在本国内部已经丧失了巧取豪夺的空间了。而且从历史经验与利害关系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对内牺牲的程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对外宽容,对内消除矛盾就是为了一致对外,对内民主就一定伴随着对外扩张。

  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时刻都在孕育着冲突,最后就要以战争手段来彻底解决各种矛盾。如果没有发生战争,那么列强之间一定是以牺牲弱国的利益为条件进行了交易。而且,根据资本主义强国的历史纪录,它们倾向于利用各种手段尤其是金融手段来加大发展中國家的内部地区差别,培育几个吸血中心,来为自身的经济掠夺战略服务。例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國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繁荣程度在亚洲首屈一指,而周围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受剥削的程度与贫困的水平也是世界之最。

  因此,中國政府以包括征收“地区税”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对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统一的规划与部署,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形成本国的统一的市场,加速本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增强本国的政治凝聚力与综合国力,而且也是还击发达国家经济掠夺战略的有力武器,必将为我国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完成于2001年9 月21日夜

  附:

  承蒙某位关心我的学界与出版界名流的厚爱,将此文向《赢周刊》推荐并首次发表,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全球性的贫富分化以及国内的地区差异,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问题,牵涉面过多,短短的两千字实在不能够阐述得明白清楚。原本已经写了六千字,按照要求删得只剩下了一付骨架,结果仓促之下将最为关键的文眼删除了。现在决定将此文在互联网上公布,并且已经将主要的意思补充完整,希望广大读者与专家批评指教。

  作者:李寒秋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星期五, 02月 23rd, 2001

  一、纳税:一个普遍匮缺的意识

  常有人指责国人缺乏纳税意识,这话不假。如果进而指责国人普遍缺乏纳税意识,不幸,这也是真的。我国每年偷漏税额高达几千个亿。偷漏税主体当然是各类企业,特别是暴富群体中的个人。别的不说,仅明星们的逃税丑闻就早已是长盛不衰、源源不绝的社会新闻。虽说暴富者在社会中始终是极少数,就是说,实际上可以实施逃税的个人在国民中人数极少,但人们对纳税的漠然态度却是普遍的。这漠然态度既表现在当一般收入者需要纳税时态度多被动,心不甘情不愿,也表现在对社会中不断涌现的逃税丑闻不在意、不上心,至少,此间人们绝不具有发达国家公民普遍具有的纳税人的自豪感,绝不持有人家普遍持有的“逃税可耻”,“逃税者是不尽国民义务的败类”这样的观念,当然也就没有基于这种观念而形成的谴责逃税者的强大舆论场。所以,一位明星大宗逃税远不及一次耍脾气罢演罢唱更激起公众愤怒。不断爆出的逃税丑闻很少激起过公愤,除非逃税者在别的方面早已劣行昭彰,人们才会抓住税丑闻来一次“借事出徐州”。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状况。诚然,对那些本来就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占尽了好处的富者来说,无论从道德上谴责还是以法律去惩处其逃税行为,都是他们应得的。但人们对纳税的普遍漠视呢?且莫说法律对此无用武之地,即使从道德上去指责,怕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对此,需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先追问,国人为什么会普遍缺乏纳税意识?

  二、纳税所为何来?

  在现代经济社会,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征税作为公民个人和法人团体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强制性捐献或让度,实际上是压低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去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但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而这整体利益既应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產品上,也应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税收制度去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运作中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正,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公认的现代税收原理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税制与公正的关系。

  在第一点上,现代税收原理表明了一个至关重要、但又几乎不为国人所了解的事实真相:政府是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撑的,政府官员是靠纳税人的钱在供养的。既如此,人们心甘情愿出钱的第一要件就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换个更明瞭的说法,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应能让纳税人感受得出,不是让钱打了水漂,更不是花钱买了罪受,请人来高踞于自己头上逞凶扬威,而是花钱换来了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提供的服务。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不外乎两个方面。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年》一书主人公言:“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可以说这段话道出了政府必须提供的最基本服务——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保护公民不受无端侵扰。威尔。杜兰在《希腊生活》中谈及古雅典税收时说,黄金时代的雅典人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又表明,政府应提供给公民的不仅是消极性质的保护,还应把社会安排得有利于每个公民去发展自己。无疑,广泛的发展机遇必须以安全为前提。由此观之,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雅典虽然谈不上有精深的税法理论,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社会,政府服务于人民的性质是明晰可感的,因为她的人民可以感性地体会到由政府提供的消极性保护和积极性发展机遇——后者除了要求社会有广泛的自由和广泛的参与权,还要求有发达的教育、文化及其设施等公共產品——这两类服务。在当代民主国家,安全保护和发展机遇更是每个公民可以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权利来要求于国家的。

  在这样的关系基础上,自觉向国家纳税,不作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逃票乘客”,也就自然会成为公民普遍具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这里,义务和权利是不可分离的。所以,确切地说,发达国家公民普遍具有的,实际上是完整地把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统于一体的纳税人意识。而我国通常讲的纳税意识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并不含有公民应享有权利的意思。一字之差,透露的社会格局和观念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单纯强调纳税意识,反映的却是一种跟索贡与纳贡无大区别的社会关系格局;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脱离权利的纳税意识却还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之间连着一条脐带。

  撇开残缺不全的纳税意识,立足于纳税人意识,政府征税是必要的。但对于掏钱的人民来说,既有个成本高低问题,也有个税收负担在各个人和各阶层的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此外,政府征税除了满足财政需要外,还要通过征税去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也涉及公正。优良的税制既可以把人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代价降到最低,又可矫正财富分配不公;恶劣的税制则增加人民负担和加剧分配不公。

  亚当。斯密早在两百多年前提出的优良税制四原则——个人纳税能力、确实、方便和节约——至今仍具经典意义。其中,“确实”指征税必须以确定不移的法律为依据,使纳税人明确应缴哪些、缴多少、怎样缴,明确什么机构有权征税,以避免任意专断的征收和税吏的勒索。“方便”指纳税手续简便。“节约”要求把征税过程的耗费降到最低,避免因税吏过多、薪俸开支过大以及贪污、中饱私囊、随意加征等腐败行为而造成税款流失,使人民付出的高于国家所收入的。这几点主要影响人民负担的高低,同时也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而最直接影响公正的是如何根据个人纳税能力确定征税额。现今,任何国家的税收都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间接税是从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任何人每购买一次消费品,就纳了一次税。适合消费者纳税能力,可起到矫正分配不公的对消费品征税是从价计征而不是从量课征,即对高档商品征高税,对大众化、平民化的日常用品征低税。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基于个人纳税能力并有抑制和矫正财富分配不公之作用的征税方式是分级累进税,而累退税则背离个人纳税能力和加剧分配不公。

  良好的服务(含公共產品)和社会公正都是人民所欲的,人民乃为此而纳税。

  三、为我国现行税制把脉

  暂且搁置蕴涵于现代税收原理中最根本的问题——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先用优良税制四标准来衡量我国现行税制。其中,是否方便、是否节约,人们心知肚明,用不着在此“饶舌”。是否确定,纳税人是否避免了任意专断的征收和敲诈勒索?对此,学界有“一税预算内,二税预算外,三税无底洞”的总结;民间有“雁过拔毛”、“有一座庙就要烧香,有一个菩萨就要磕头”的切肤之痛,还有随便哪个部门、随便弄个什么标志戴上往路中一站就强索“买路钱”的奇特景观;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会上则说更清楚:“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所以,这里也用不着多说。需要探究的是,税收负担是否体谅到个人纳税能力,是否在人们中间公平分摊,是否有矫正分配不公的作用。

  首先,与发达国家分级累进的所得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相比,我国税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财富基数越大,征税比例越高的分级累进所得税是富者多负担,贫者少负担或不负担,因而可以克服由于市场经济的短视、人们在机遇上的差异和占有公共资源的差异造成的分配不公,具有调节贫富并合理负担的功能。流转税却无此功能。第二,在最终要转嫁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的间接税征收上,发达国家实行从价计征,对只有高收入者能问津的高档品征高税,对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征低税,这就减少了低收入者的间接负担。而我国虽一定程度上实行对高档品征高税,但同时“对盐等生活必需品征税具有累退性质”(1 ),这意味着我国部分间接税有加重低收入者负担从而加深其生存窘况的性质。近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大幅提价的邮资费便有此性质。第三,在发达国家,遗产税和馈赠税之类税种的征收目的不是提高财政收入,而是为了抑制不劳而获和矫正不公,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是为了“逐渐地、持续地纠正财富分配中的错误,并避免有害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机会公正平等的权力集中。”(2 )为此,实行的是高额征税。而我国却没有实行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还莫说我国权钱结合的现实使富人得到无数好处,仅就现行税制这几方面而言,如果要说现在的中國是“富人的天堂”(3 ),一点也不过份。而且现行税制的下一个特点更为这个判断提供了证据。第四,我国对广大农民征收的税带有人头税性质。还在18世纪,休漠就指出“人头税是一种横征暴敛”(4 )。稍后,亚当。斯密也指出,人头税不是流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就是完全不公平的;在不把社会底层的福利和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5 )。从18世纪至今,视人头税为最不公正,是税法学界的普遍看法,各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废除人头税,还宣布人头税非法。而我国对农民的征税,不光是亚当。斯密批评的任意性与不公平性兼而有之,而且我国农村金钱与权力往往合一的现实还使得富者既有手段也有力量把自己应纳的税转嫁到贫者头上,甚至搜刮贫者以肥已,形成“劫贫济富”的颠倒格局。

  以上种种,表明我国税收制度相当缺乏公正性。而且,我国税收不确定这一众所周知的弊病,使我国财政收入除了预算内的,还有高比例的预算外收入这一大世界奇观。这一部分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收入不受监督,没有加入再分配,使我国税制缺的不只是公正,还有透明度。这些制度缺陷无疑与国人缺乏纳税人意识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还不是国人缺乏纳税人意识的最根本原因。最根本原因是现行税制和我国自1949年后一直采用、至今也尚无根本改变的高积累、低工资制遮蔽了公民的纳税人身份,从而遮蔽了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真相,使出钱者和花钱者大都弄不清钱的来路和去处。

  其中,对农民的征税一方面带有最不考虑贫困者生存状态的人头税性质,此外还有雪上加霜的恃权敲诈、索贡性质的滥收费;另一方面,又从未给农民以机会去对所征的税(更不用说各种“费”)表示同意。农民纵然在纳税,也多半仍像处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抱着臣民纳贡的心态纳钱纳粮。这种情况下,谈何纳税人的身份意识?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纳税人身份同样浑然不觉。而原因,除了没有机会对所征之税表示同意,还有扭曲的税制与高积累、低工资制的结合使城市职工一般都不知道自己创造的财富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很大差额,不知道这一差额被转移到企业利润中进了国库,因而也就不知道自己已把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可支配收入让度给政府了。至于人人都在通过购买消费品纳税的事实,无论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无论有稳定职业者还是无稳定职业者,仍然大多浑然不觉。

  这一遮蔽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税收范畴和经济范畴,而在政治、文化、国民心态及素质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不良影响。因为,与普通公民的纳税人身份被遮蔽同时发生的遮蔽是:纳税人的钱在供养着各类官员和公务员的事实。所以,公民缺乏纳税人意识与官员缺乏公仆意识便犹如一币之两面。官员普遍持有的是一种颠倒的意识:手中权力是黨和政府给的。于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民负责成了一种很有典型性的行为取向,许多严重的社会弊病就由此而生。

  四、纳税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无论纳税人明不明瞭自己的纳税人身份,但纳税人的钱支撑了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和警察、军队在内的整套国家机器运转的事实并不以此为转移,纳税人是所有这些机构中的官员及其他一应人等的衣食父母的事实也不以此为转移。所以,仍应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出发来考察两个相关问题:人们为支撑这一切付出了多大代价?人们付出的代价购买到了什么样的服务?

  说到代价,中國公仆“价”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冗员越来越多。50年代初,全国总人口与官员之比是297 ∶1 ,1994年已高达29∶1 ,而且还在增长。如此庞大的队伍,仅工资就令纳税人负荷不堪。官员的过高耗费更是既进一步加重了纳税人负担,又制造了最为刺眼的一种社会不公。还不去说其中腐败者的大量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单是官员享有的种种制度性特权就够纳税人受。例如,按官职大小来确定的医疗待遇、住房待遇,公费配备的轿车、司机及服务人员,还有价廉质优的特供商品之类,纳税人为官员们这些福利所付出的甚至远远超过为官员们的工资所付出的。

  官多也好,特权也罢,钱都得纳税人来出。如果官员好好当公仆,“价”高倒也罢了。问题是,官员的特权使他们在自我身份上发生膨胀,在与民的关系上发生倒错。官员中问题丛生,也就不奇怪了。不久前,朱镕基总理曾列数官员几大问题:第一跑官,第二追求享受,第三扰民,第四瞎指挥(6 )。

  “跑官”显然是官民关系倒错和官员在权力来源上的颠倒意识(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