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是影响过当今所有重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现代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尽管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对民族忠诚和民族团结的强调由来已久，但民族国家的出现却是近现代的事情。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的殊别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國，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獨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獨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獨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國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獨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國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國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

　　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專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獨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專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專制的政治主权。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專制，但很容易为專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國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塔利班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獨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獨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獨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產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產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國，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纹革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產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產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產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產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國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國，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獨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專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獨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專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

　　以上的观察表明，民族主义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一方面是弱者的主义，另一方面又常常严重地妨碍着弱者摆脱其贫弱的地位，是使弱者难以变强的主义。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提升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时要格外留神，以免像近代那样再尝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被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践踏的苦果。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日益开放的今天，一族一国和闭关的立国政策不仅不可能，而且对国家和民族利益有害。若要避免民族主义的危害，就应当在承认民族主义客观存在的同时，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和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全面开放来约束、驯服民族主义，把它的作用局限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这样才不致出现民族主义情绪失控的局面。要热爱民族热爱国家，请先锻造自由民主。民族主义虽然把民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但除在文化领域可小有作为外，根本无法为实现民族利益提供真正有效的手段。在当今，越来越无可争辩的是，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济手段是自由市场经济，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与宽容异端，这些手段值得每一个胸怀民族利益的人去认真对待。

　　作者:刘军宁

　　在前不久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莎朗·斯通在回答对于中國四川地震的看法时，称她不满意中國人对待達賴的做法，因此地震是“对中國人的报应”。此言一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来自国内的谴责如雪片般飞来，“十几亿”中國人的愤怒倒让这个“已经过气的艺人”重新赚足了媒体曝光率。美联社、法新社、《旧金山纪事报》、《好莱坞报道者》等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并强调中國人的愤怒，“莎朗·斯通深深激怒了中國人”，“她的话立即影响到了她在中國的明星位置”，“中國人正在全面抵制她”。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还在一张莎朗·斯通低着头的图片下面放上一行大字：“斯通错了”。 不仅与她合作的中國影像唱片公司撤下她的作品，而且与莎朗·斯通合作的法国公司也打算撤掉她的广告。无奈之下，莎朗·斯通于日前两度发表了道歉声明，并且中國网民还不依不饶，于是有媒体认为这说明中國民众力量在崛起，世界在惊讶中國的民众力量！

　　本人一直关注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全国媒体声音一致谴责莎朗·斯通的错误言论时，我倒觉得中國动用国家舆论工具和民众力量如此万众一心去抵制一个好莱坞三流明星的小角色，从小处说是抬举了她，往大处说是小题大做，不伦不类，正像有些网友认为的：谁跑去听这个斯通废话了？真有闲功夫！确实莎朗·斯通的说法太无知了，其中内含其人对中國政府的不满和宗教的不确定的因果报应的理论，把一件自然灾害说成一个政治的结果，如果仅仅是在私下或者不正式的场合说说也无关紧要，但大庭广众利用媒体的力量放大无疑肯定是欠妥，应该受到谴责，不过国内把一个外国娱乐明星的话太当真也太弱智了，为三岁小孩信口雌黄大动干戈恐怕不是一个大国国民的宽阔心胸和优雅风度所允许的行为，这次失态的不仅是莎朗·斯通，还有我们中國人自己。

　　国家机器本来就体现了民众的意志，代表了民众的公共力量，中國政府的一言一行无疑也代表了14亿中國人民的利益，特别我不敢苟同的是某些人由此站出来肆意将我们政府和人民割裂开来，大作“民众力量强大”的自我意淫的文章，人们说莎朗·斯通是可笑的，那么下面这位教授的话更加可笑：“从奥运火炬传递以及西藏骚乱的事件中，中國的民意已经开始与西方的主流媒体发生碰撞，西方社会因此开始认识到蕴藏在中國民间的巨大力量，”中國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國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借助网络这个新技术平台，迅速得到释放，有时甚至是加倍释放。从目前的情势来看，中國民间力量一次次地爆发出来，既与国际环境有关，又与自身实力相关。 显然，民意即群众意志最终不通过政府的公共权力机关的通道释放和表达出来那是很不正常的，而不应该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政府把玩的工具和显耀民主的面子工程，不要谈在外交事务上和处理中外人民之间的复杂分歧与争端上了！事实上，躲在民意背后的政府外交太不够自信和主动了！

　　毋庸置疑，民意的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需要一种合理的规范性的通道，初始阶段便是看媒体的容忍度了，那么目前我国官方色彩浓厚的新闻出版业的这样的声音能否真正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意见？我看不容乐观，尽管现在互联网代表了一种力量，可是在制度审查的过滤下还要多少民意货真价实的东西我很怀疑，目前来势汹汹的丧失理智的所谓民众舆论倒有幕后操纵的嫌疑，就像中國股市一样。莎朗·斯通惹恼十几亿人倒不如说惹恼了政府，是够喝一壶的，因为一个国家动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和权力要打压一个娱乐界的小明星哪怕她是美国的明星也根本是小菜一碟，蚂蚁和大象那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比赛，远古时代的中國军事斗争就像一个笨拙的体育比赛，是够君子的，兵对兵将对将，战场就是行使一个硬拼的游戏规则，一定意义上看，这不失为一种文明古国的君子风范，同样，一个国家和一个外国国民之间一本正经的较量总是有些以强凌弱的感觉，哪怕这是正义和道德的！两相比较我宁愿选择前者！

　　其实对于这些并非政治家的娱乐明星的奇谈怪论不去理会它，就会烟消云散，她们代表不了美国或者其他外国友人的政治态度，何况中國的民族政策很成功，也很人性化，我们这要不着面对人家的不同意见甚至胡言乱语反应这么大！这么激烈！可你如果把它正儿八经当靶子打或者以军事演习来证明自己的打击力够大，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家放个屁你当原子弹回击，只会贻笑大方，而对于长期处于舆论一边倒环境下的中國需要建立的倒是容纳不同意见的主流价值观。保留一种宽容的优雅姿态比辱骂以及涉及到人身攻击侮辱等极端行为尤其必要！莎朗·斯通的无知妄言需要谴责，需要抵制，驳斥，但人家道个歉也就完了，一窝蜂地上纲上线和提上民族公敌的高度进行批判并不可取，假如外国出现一百个莎朗·斯通，我们岂不要什么事情都不干了？所以中國全面抵制莎朗·斯通的奇谈怪论有些小题大做！至于以这样不理智的行为来炫耀民众力量的强大更加不能！

　　作者:鲁国平

　　这些天的媒体越来越看不得了，感觉像是回到了二十年前，再次体会到了纹革时智者的痛苦。不仅滥用国家主权、奥运与政治无关等原则，论述过程也充满逻辑错误。

　　真理进化论认为，追求方法是决定发展速度的唯一要素，一个国家取得迅速发展的唯一方法就是改进制度，将发展方面的问题归因于各种外部因素是不理智的。例如，将当前中國的经济问题归罪于美元贬值就是错误的，等于是在限制美国央行的决策自由，难道人民币将来贬值（现在的通货膨胀就是在为此埋下伏笔）也要先征求持有人民币的外国人的同意？

　　中國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这不一定是好事，甚至成为坏事的可能性更大。人们常说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但是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多数民族、国家意识崛起的国家并没有大幅提升发展速度，而后者对于证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优越性是很关键的。相反，采用统一市场、维护契约、保障个人选择自由等正确制度的国家绝大多数都能大幅提升发展速度。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民族主义往往是被少数人当作牟利工具，一个国家总是秉承首先一致对外的原则可能最终是被真正的国贼暗害，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属于这一范畴（列举名单很可能会被删，所以也就免了），中國同样存在这种可能性。

　　虽然抗日战争时期御外侮更重要，但那是因为战争迫在眉睫，如果凡事都要攘外先于安内，一些人就会始终让国家处于外部压力之下，从而减轻国内改革的压力，从而为少数人不法利益提供长期保障，这是久经考验的民族主义害国之道。民族主义等于是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很多人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在国内改革无门的情况下滋长起来的。

　　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不能办好事，但是条件是国家制度的正确，没有了这一条，民族主义就是危险的。甚至，即使是伴随着制度进步而来的民族主义，也难保正确，日本的民族主义是伴随制度进步而来的，但是由于带来了很多错误的制度而走上了战争罪犯的道路。

　　对于外界舆论，是没必要过于紧张的，纹革时对国外舆论也是动辄批判，也经常说西方国家侮辱了中國人民，其实那是少数人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了制度优势才是不可替代的，那比任何物质财富都要巨大得多（中國人习惯强调西方一百多年前从中國抢走的大量财宝，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多于此前人类创造的总量，光是从资本主义学到的制度、技术的价值也远远超过此数）。民族主义往往是为了保护物质财富，殊不知，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中國媒体说“一小撮”一词的历史太悠久了，可是中國大多数人总是上当受骗。每次看到这种情景就让人心灰意冷，虽然社会制度的进步是必然的，但是看到这样愚蠢的行为实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从传媒舆论来看，国人似乎已经把中國看得太完美了，主要问题全都是外国人、一小撮坏人带来的（台獨、藏獨、疆獨、美联储、热钱还有英法德美等国政府），中國俨然是一个饱受歧视、欺凌的贫穷的完美追求系统，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微乎其微。

　　作者电子邮件：unifytruth(at)163.com

　　作者:蒋锴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它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骨血里。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的指归是本民族的自我反思、完善、自强，最终实现民族的文明和强大。中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起源于鸦片战后外敌入侵的强烈刺激。特定的历史原因，导致了中國民族主义的内涵不同于西方獨立国家对外侵略和对内自强的表征。防止外敌入侵和排外，以及反击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本国政府，成为中國民族主义的突出特征。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國民族主义的如下特征：

　　动辄排外

　　义和团运动是典型例子。从山东的中德矛盾扩展成见洋人就杀，导致外国入侵由以往一两个国家同时侵华，发展成八国联军同时入侵，外敌的空前强大，对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损失自然更大，赔款数额和中國付出的政治、军事代价达到史无前例程度；杀了德国驻中國公使克林德，不仅违背基本国际公法，也使清政府付出了多余代价，并有屈辱的克林德碑之出现。类似义和团一样的运动，表明了中國人不怕死的决心，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求得民族的强盛。

　　动辄抵货

　　抵制洋货无疑是打击外国侵略的有效手段，但当这种运动被赋予政治意义时，就必须考虑到策略问题和条约约束。中國对于洋货，想抵就抵。但这种抵制的积极作用却乏善可陈。某些时候，抵货运动还让中國付出过惨重代价：大革命时期，中國在南方的主要敌人是英国，在北方是日本。但中國人见洋货就抵，烧合法商户店铺，结果将保持中立的西方国家赶到敌人一边，使国民革命军付出更多代价，帝国主义以此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加速了他杀害工农的步伐，削弱了中國反帝发军阀的力量。

　　民粹主义

　　民众总是对的，政府总是软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已经成为中國民族主义的基调。七七事变后，为免于北平古都毁于炮火，张自忠奉命撤退，如果不是化了妆，在火车上会被上来搜索他的愤青打死。正是他自后一直被指责，故亲自赴前线捐命以洗雪清白。只有他死了，国人才可以饶了他，而不在乎丧失了一员抗敌虎将，真乃亲痛仇快之事。中國人的价值观是：只有扑火的才是精英。只要与敌人谈判的，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都有汉奸卖国嫌疑。

　　盲目自大

　　中國人从鸦片战前的“天圆地方，中國在中央”，到被八国联军打得彻底屈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跌落到低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國人作了日本仆从，捡得个战胜国地位；同时，西方文明被血淋淋的欧洲战场所重创。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被打昏头的西方人间短暂兴起的东方文化热，刺激了中國人的神经。立时，从辜鸿铭到杜亚泉；从梁漱溟到学衡派，将中國文化的价值高扬到非理性地步，并有中國文化代替西方文化之说。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结合，贯穿了中國现代历史。它在鼓励民族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消解了中华民族对外问题上的理性和诚恳、谦虚，阻碍国家进步，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之敌。

　　有实力的低调，没实力的自大，这已成为一条规则。中國近代民族主义就被深刻打上了弱国自卑的烙印。直到现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反思，对别人的谦虚。行为上不顾一切追求西方科学技术取得的物质文明，嘴巴上却丝毫不认输：中國一切都是好的，包括脓疮。拿不出实际行动，仅仅用打肿脸的方式，无益于国家和民族进步。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卫金桂

　　最近，网上民族主义汹汹，抵制欧洲产品的呼声排山倒海。乃至中國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出面澄清：将认真维护与欧洲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國政府始终如一地追求一个目标：政治是政治，贸易是贸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中國作为全球化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西方国家也结纳了一些盟友。比如美国最有影响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就非常了解美国经济和中國发展的共同利益。在最近几年内，该报虽然政治上不断批评中國，但在贸易上一直为中國进行辩护。从吴仪到中海油总裁，在关键时刻都在该报发表文章阐述中方的立场。这种跨国的、超越政治的自由贸易联盟，来之不易，而且在未来仍将是中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目前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崛起，对中國的海外市场构成严重挑战。美国今年的大选，民主黨胜面甚大。从希拉里到奥巴马，都在竞选中不断挑战自由贸易体制，并不停地点中國的名字。甚至共和黨选民也开始对自由贸易表示怀疑。在大选之后，要保持中美贸易关系的现状已经非常困难。

　　欧洲在对华贸易上，虽然叫得没有美国响，但内部不满情绪非常严重。比如，人民币并没有对欧元形成对美元那样明显的升值，这对欧盟一直是个大问题。欧盟没有行动，主要还是因为各国之间利益不同、意见不统一。但随着对华贸易赤字的加大，共同行动的立场正在形成。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中國民众成功地抵制了欧洲货，那么就更加严重地加大了欧盟对华的贸易赤字。其实，具体数字还在其次。以现在中欧贸易的规模，象家乐福这类的企业受到些抵制，对中欧贸易的平衡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抵制欧货一旦成气候，中國就将在欧洲面临着强大的公共关系危机。欧盟就会面临日益强大的民众压力，要对从中國的进口产品采取实质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四分五裂的欧盟，就可能团结起来。

　　这样的贸易战一旦打起来，谁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呢？当然是中國。我们不妨从双方的贸易和工业结构上进行一番分析。中國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输出的，主要是廉价消费品，我不妨称之为“初级产品”。即使是这些产品，也多是顶着人家的牌子，是接受西方企业的外包。目前中國生产廉价消费品的优势，正在受到象越南等许多后起国家的挑战。西方并非没有能力甩掉中國而把外包甩给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且，欧美的许多产品，早就外包给中國制造。中國人抵制的许多产品，实际上是中國劳动力的产品。这样的抵制，有时就是自家打自家人。更何况，欧美消费者要报复中國的抵制，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不管什么牌子的产品，只要看到商标上有个“中國制造”，就算锁定了目标。在几年前中美外交危机之时，美国消费者就进行了这样的动员。幸好危机及时化解，才没有对中美贸易构成实质性危害。

　　西方出口中國的产品，则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产品有两类：一类是如计算机之类的高档消费品，一类则是生产性的设备、部件，我称之为“二级产品”。固然，前者可能受到抵制，但是那些进口先进设备和部件，则是在消费市场上看不见的，很难抵制。比如，一个国产汽车中，可能就有大量法国的部件，甚至是用法国进口的设备生产的。你可以抵制法国车，但怎么抵制用法国设备生产的、带有法国零件的国产车？更有些先进设备，你不抵制人家也不卖，你还不得不进行游说要求对方政府进行技术出口解禁，何来抵制？

　　以上的分析，不过说明了一个现实：中國还是发展中國家，要依赖国际合作才能发展。中國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靠的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这种产品要保证质量、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必须依赖进口的“二级产品”（即设备和关键部件）来生产。在中國还没有发展出替代“二级产品”的能力之时，抵制了“二级产品”的进口，只能降低我们产生“初级产品”的能力、打压“初级产品”的海外市场。如果“初级产品”不能在足够规模的海外市场上竞争、缺乏足够的利润，就将削弱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内厂家设备投资、更新的动力，最终导致“二级产品”的研究开发不足，使中國在“二级产品”上永远有求于人。可见，抵制外国货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在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激化欧美和中國的贸易矛盾。一旦引发了贸易战，就将对中國经济的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损害。

　　最后我还有必要提醒读者一个历史教训：美国建国之初，年轻气盛，和英国一有矛盾就对之采取禁运，以为这样人家才知道尊重自己。没有想到，禁运了半天，住在伦敦的美国人什么感觉也没有，大英帝国的日子照样过；反而是美国，经济凋蔽，弗吉尼哑的烟草离开英国市场后变得一钱不值。历史证明：任何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必须积极寻求沟通而不是壁垒才能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国际贸易体系而保持长期的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抵制外国货，实际上就是抵制自由贸易，进而抵制中國的崛起。

　　作者:薛涌

　　前两天，韩国民众抗议某国设立“竹岛日”，大规模示威游行，其中有两人切下自己的手指。虽然这样做法并不能伤害某国，只是损失了自己的手指，不过，他们用行动证明了韩国民族性格中壮烈、剽悍的一面，还是有警示意义的。

　　但这有个前提：自切手指的只是两个人，他们牺牲自己的同时起到了激励其他韩国民众的目标。假若所有韩国民众都把自己的手指切下一根来，那就变成了白白牺牲，简直愚不可及。这个道理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民族需要有个别人用偏激的行动来表达血性，但如果全民都往偏激的道路上跑，就变成了无意义的消耗，对整个民族毫无裨益。

　　最近几年，在热血的爱国青年中，“抵制某货”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口号。和斩手指一样，“抵制某货”可以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个别人出来采取这类行动，表达我们对某国政策的不满，是桩好事。可是，从商业的角度看，“抵制某货”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如果真的指望鼓动全民“抵制某货”，达到削弱某国经济的目的，那就像鼓励全民都来自切手指一样，愚不可及。

　　原因很简单：除非我们同时断绝对某国的出口，也就是对某国实行彻底的经济禁运，否则“抵制某货”并不能真正起到削弱某国经济的效果。详细解释这个话题非常复杂，通俗地说，就是因为当我们向某国出口时，我们就用自己的货物或劳务，换回了某国的货币。这种时候，如果我们抵制某货，不从该国进口，我们等于是把大把大把的该国货币砸在了自己手中。吃亏的并不是某国，而是我们自己。

　　当然，我们不会这样愚蠢，我们肯定会把手中的某国货币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向其它国家购买商品和劳务。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这批该国货币转到别的国家手中，他们还是要花出去。而他们花这笔钱，就必定要从某国进口。最终，某国的出口总量并不会因为我们“抵制某货” 而减少。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却因为“抵制某货”，而不得不从其它国家进口质次价高的产品，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有人可能质问：我们向某国出口时，为什么一定要收某国货币呢？我们可以收美元嘛！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样做不过是把上述那个圈子绕得更大一些而已。最终的结论不会改变：只要我们不同时限制自己对某国的出口，单方面“抵制某货”的结果，不会减少某国的出口总量，只会限制自己的消费选择。

　　其实，如果把市场经济理解为自由选择的经济，就可以明白“抵制某货”并不明智。因为这样做，等于限制了本民族的购买选择自由，与此同时，某国的商人却仍然可以自由地在我国采购任何商品。谁更吃亏是明摆着的。从经济利益上说，“抵制某货”其实就是一种自切手指的行为，不过切得更隐蔽一些，大家不容易自己感到痛罢了。

　　当然，如果实行彻底的“禁运”，在抵制某货的同时，也停止向某国出口，是可以实质地伤害到该国的经济的。不过很明显，这样做也同时伤害我们自己的经济。作为一个以智慧著称的民族，我们维护民族利益，应该有更聪明的做法。损人也损己我看是下下之策。

　　今年春节期间我去了一趟夏威夷，大家知道那里是二战时期美国的伤心之地。在遭到日本人偷袭的珍珠港，美国至今保留着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残骸，故意不但不打捞，而且还在上面修建了一座纪念建筑，供人参观，以牢记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美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不可谓不强。与此同时，美国人又把夏威夷变成了日本人的旅游胜地，据称游客中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比例高达4比1.在毛伊岛，我和太太准备乘游艇观鲸时，恰恰有一个日本游客团组也在登船。码头上立刻有一个美国人的乐队载歌载舞，用日语高唱《请稍等片刻》的日本情歌，以示欢迎。这些美国人是“美奸”吗？我看未必。其实，这种美国式唱着情歌的民族主义，和韩国式自切手指的民族主义比起来，也许蕴藏着更厉害的内力。

　　作者:吴向宏

　　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使得诸如马基雅亚弗利、黑格尔等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坚信历史不过是人类行为的循环。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重复发生的周期性和共时性。它们产生于此时此地，却在彼时彼地再度重复，虽然由于时空的差异，现象复发的形式与意义不尽相同，但某些实质性特征则依然如旧。民粹主义便是这样的社会现象之一。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当地控制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的旋风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个游荡世界的幽灵，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年代，尤其是90年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在东欧各前社會主義国家中，“走向民粹主义”成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句响亮口号，在西欧和北美的大众传播媒介中，“下列这些领袖和运动均被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是贝奈德？泰皮（Bernard Tapie），而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则是让-玛利？勒佩（Jean-Marie Le Pen）；在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是西维尔？伯鲁斯克尼（Silvil Berlusconi）及其Forza Italia运动；在澳地利是约克？海德尔（Jorg Haider）；在美国则是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罗斯？佩罗（Ross Berot），据称他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超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政治的宗教民粹主义；在俄国，叶利钦据称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秘鲁，1990年当选的总统阿尔伯托？佛基莫里（Alberto Fujimori）被当作是民粹主义者.最近，在上述清单中又加上了‘塞族民粹主义’（Serbian populism），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民族主义。在9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视为邪恶，于是它与民粹主义便在媒介中交互使用”。

　　正象任何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一样，对民粹主义人们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从本世纪60年代后便走出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术语，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谈论诸如“民粹主义的动向”、“民粹主义的努力”和“民粹主义的祸患”。民粹主义成了一个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以指各种不同的现象。诚如保罗？皮可尼所说，大家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如此地模糊，以致于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无所指。人们把罗斯？佩罗看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因而，克林顿和里根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总是声称‘代表’人民，因而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不少学者之所以把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看作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階級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獨立自主。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

　　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民粹主义研究者弗郎西斯？威福特这样说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民粹主义当作是一种个人而非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象瓦加斯和贾尼奥？夸德洛斯这样的领袖在政治上的急速转变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民粹主义不是什么而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几乎无限的操纵群众的能力的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

　　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不仅体现在其定义上，也体现在其作用上。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

　　民粹主义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人们通常在贬义和褒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总之，“按照以前的解释，民粹主义首先与人民统治的黑暗面相联系：暴民统治、3K黨的集体非理性、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恐惧症”。所以，当人们欲反对一个政治领袖或一个政府时，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这位领袖或这个政府斥为“民粹主义的”。

　　然而，也有人在褒义上使用民粹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本世纪60、70年代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褒义词”。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專制、简言之，正象奥地利政治家约克？海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的官僚（社會主義者），也不代表黑色的官僚（基督教民主黨人）”。

　　民粹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及其作用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它几乎与当代所有最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反之，在现代的民主政治、权威主义或民族主义身上，人们也可以不时发现民粹主义的烙印。

　　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 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在政治上，这种民粹主义表现为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階級政治，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例如，“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着对国家权力以及对那些运用或力图运用国家权力的人的敌视。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的民粹主义都追随痛恨统一权力的托马斯？杰佛逊。所以，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与把宪法看作一种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这种观念紧密相联。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若仅仅就这一基本点而言，人们极难将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明确区分开来，把民粹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并不过分，反之亦然。

　　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它们在以下这一关键点上开始分道扬镳。民主主义认为，在现代国家，人民主权的现实机制是代议政治，即通过普选制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主权机关，代替普通群众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换言之，在民主主义者看来，真正的人民统治只有通过间接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与此相反，民粹主义把主权在民的理想唯一地、直接地诉诸全体人民，它反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执政者和非执政者两大阶层，反对把普通群众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因此，民粹主义反对建立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民主，认为代议民主排斥直接民主，从而使自己堕落为“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来说，必须超越代议民主机构以便重新确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若全体普通群众不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便是腐败、无效和无用的。所以有人把民粹主义的这种民主逻辑称之为“民主的极端主义”或“超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獨裁政治相联系。

　　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 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此处指介于民主政治与極權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限制民主）。其一，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其二，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

　　作者:俞可平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國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團體.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作者:龙应台

　　中华民族是个自虐型的民族，中國人对自己人百倍的残忍，而对别人则百倍的仁慈。中國人对同胞是冷漠的、厌恶的、凶残的，而对外国人却是热心的、喜欢的、敬畏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國人对日本俘虏优待备至，把他们像老爷似的供养起来，宁愿自己吃少点、吃差点，也尽量让日本俘虏吃多点，吃好点；日军撤退后，中國人民无微不至地抚养日本人留下的孩子，用中國人自己的话说：“孩子是无辜的。”但是，我们太迷信“无辜的”这个词了，把它抬得太高了。我们这么做，完全扭曲了自己的人性。当狼咬死我们的孩子时，我们却不能打死尚在吃奶的狼崽，甚至还得将它抚养大。–这是中國人的看法。中國人真的又把“无辜的”这个词抬得太高了么？不尽然。中國人想来不会忘记纹化大革命吧！

　　在那场所谓的革命中，中國人对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又何其残忍无情啊！他们被迫与他们的父母“划清界限”，被逼离出校门，被剥夺政治权力，被关被打遭受各种非人的待遇。因为按照中國人的说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实际上，中國的传统倒是：子女要为父母的罪孽负责，父母不好子女也不好。但是，这种观点只适合于来对付自己的同胞，对待异族人，却完全不是这样。中國人会自然而然地、不加思索地、毫不留情地迫害本国“恶人”的后代，而对异族人，那怕你摆出一万条理由，他们也决不会去惩罚人家的后代，所以中國人会如此信奉“日本人的后代是无辜的，我们不能去复仇”这条谬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和自卫反越战争中，中國人会无微不至地关怀美国俘虏和越南俘虏，给他们以教育，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给他们发工资，给他们以娱乐场所，让他们跳舞，玩耍。相反，抗美援朝时被美俘虏的中國士兵虽然在狱中表现英勇，可在回国后却倍受刁难与歧视，并遭到无情的政治迫害，连民间人士也对他们如此。十年动乱中，无数所谓“牛鬼蛇神”惨造迫害，有的被活活折磨而死，有的被迫自杀。害人的人并不一定是“四人帮”或他们的黨羽，而包括普通群众。更有可怕的是，亲人相残，而且表现得忠心赤胆，并没怀有一丝野心，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忍。中國人在纹化大革命中用尽酷刑拷打自己的同胞，但是所有那些酷刑从没有施之于日本人，哪怕是罪行累累的日本人。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中國犯了自虐病，对自己人残忍，对别人仁慈。中國会花费无数人力物力去把一个罪恶的外国人改造成一个善人，同样又会花费无数的人力物力去把一个善良的中國人打成“恶人”。

　　中國人会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那些酒足饭饱的外国人做佳肴，而不愿丢一碗饭给一个饥饿待毙的同胞。中國男人，要是外国人割去他的睾丸，他也不过是对着人家象流着口涎的傻瓜一样嘿嘿一笑而已，而要是哪个中國人瞪了他一眼，他一定会把人家的眼睛挖掉。

　　也许有人会把这些现象解释为别有原因，但是，我要说的是，所有他们讲的原因都不过是一种表象，还远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与核心，纹化大革命之所以能产生，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存在深深的自虐症，或者说，中國人根本不爱同胞，不珍惜同胞的生命、权力。

　　试问，如果没有那样的中华民族的性格，又怎能发动起那么浩大持久的“纹化大革命”？单靠几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无法掀起那么大的风浪的。所以说，“纹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耻辱。在那场耻辱和灾难中，中國人的一切人性中的劣根性表露无遗。

　　这些年来有些明智的中國人认为中國之所以落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國的“内耗”太多，这是很新颖也很有见地的见解，这种观点实际上说明了中國人存在着自虐的心理，以致中國内乱无穷。中國人对自己的同胞残忍无情，寸利必争，绝不宽容，让步，而对异族人，中國人却表现得惊人的宽容，大度。

　　我先前总不清楚，为什么中國人时善时恶，好像很矛盾，但后来懂得了，中國人是对外国人善，对同胞恶。外国人好像很讲人道，其实他们是对本国人讲人道，而对别国人讲兽道。

　　中國被欺凌被蹂躏达一百年，可是我们来看看中國人对此的反应吧！

　　某中國人说，中國要发达，就必须做三百年殖民地。

　　某日，几个中國青年在看《南京大屠殺》时，囔道：“怎么不多演演‘密席密西’女人的情景？”

　　某年，有人主张将《南京大屠殺》改名为《南京1937》。

　　某些中國人说，中國往往杀了几个日本士兵，结果人家报复，反而杀了我们一村的人。

　　某地，出现这样的照相馆：里面设置了旧日本军服和军刀，去照相的人化装成日本军官留影。

　　某地，出现了名为“共荣花园”的花园。

　　多年前，我在上初中，亲眼目睹一个老师对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其实要是我们也侵略人家，也是一样的。”

　　最令一个国家悲哀的恐怕不在于遭受侵略，而在于她遭受侵略后，自己的儿女却还讥笑她，攻击她，污辱她。这其实又很正常。人都相信强权，公理是不顾的。“落后就要挨打”，好像不打就不对，打却是义务。中國遭受列强侵略，挨骂最多的不是那些列强，而是中國自己。

　　《读者》1994年第8期上一篇文章《荒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日本侵华时，有一个村把九个日本士兵打死，后来日军进行血腥报复，将这全村的人都杀了，然后将他们埋入一座大坟，又把那些日本士兵的尸体埋在那座大坟上。数十年过去了，那座小坟一直压在大坟上，谁也没动它。中國改革开放后，一个日本人来到中國，找到那座坟，花钱请中國人修那座小坟。中國人竟照办了。那些压在日本人下的中國冤魂，在九泉之下恐怕要表示强烈的抗议了。我们来看看日本吧！1971年12月12日，日本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炸毁了北海的兴亚观音像和殉国七士墓碑，1972年4月6日又炸毁了横滨的总持常照殿，1972年10月23日又炸毁了札幌的北大北方资料室和旭门的“风雪群像”。在这方面，中华民族居然连一个倭族都不如。

　　中國有过世界上最反动最无耻的大卖国贼，和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汉奸”，这些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灾难，这些人带来的灾难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卖国贼给他们国家带来的灾难都要大得多。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中國人爱国意识是很淡薄的。百年之辱使得中國人产生了浓厚的自卑心理，因而中國人不大喜欢自己的国家，而向往外国。中國人会自豪地说：“你中國要是没有美国放原子弹炸日本，打得赢日本么？”“你中國被日本打成那个样子！”“你中國多穷！”“美国那么发达，你中國打得赢么？”这个“你”字加得最好，好像他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国人。中國人便是这样，你要是指出了中國的缺点，他会兴灾乐祸，而不会思图改变中國这一缺点，甚至他自己都会不思进取，甘于堕落。也许有人会反驳我的观点，并举出建国初有许多科学家、艺术家等人不顾艰难险阻回到祖国的事例作为反面论证。可是，这些人都是少数，而且是特殊人所为，而我说的却是多数，且是普通人所为，因而更具代表性。

　　中國人恭顺、怯懦、软弱、柔和、仁慈、愚善、自卑，缺少冒进、强悍、粗野的性格，要让这样的人复仇，实在难呐！1949年以来，中國没出现过一篇宣传复仇的文章，这是一个奇迹。只是这奇迹是一种悲哀。纵然复仇是非正义的，甚至是反动的，但由于中國蒙受了莫大的耻辱，中國也应出现一篇宣传复仇的文章，这才是正常的。可是这种文章始终没有出现。中國已到了不正常的顶峰。要是其他国家也蒙受了中國这么大的耻辱，那么它们的宣传复仇的文章必会如雨后春笋般暴出。

　　朝鲜，一个远比中國弱小的国家，都敢在教科书上把日本当做敌人，而中國却还在津津乐道地谈中日两国几千年的交流和友谊。“敌人”这个词应当从中國的词典里抠掉，因为这个词对中國来说是用不上的，在词典里简直是白占位置：“复仇”这个词也应当从中國的词典里抠掉。

　　中國有一万个人反对复仇，而没有一个人支持复仇；中國会找出一万条理由来反对复仇，而不会找出一条理由支持复仇；中國有人在反对复仇上想方设法，不遗余力，而没人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鼓吹复仇。这是中國的悲哀，也是中國的耻辱。在本文第六节所列举的八条反复仇理由，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中國遭受日本无数次侵略而都不能复仇。为什么是这样，读者只要做一番反证就不难推理出来，其中有几条我已经做了反证，其它的几条我就不想再罗嗦了，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思考吧！

　　谁能想到呢，中國人所说的反复仇的理由，其实都是肤浅到极点的理论，而就是这种肤浅到极点的理论，却能赢得十亿中國人深深的拥护。在中國，再没有任何其它一种思想能像反复仇思想这样得到如此之多的人的拥护了。中國人反复仇思想已成了一种信仰，哪怕你给他们的理论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也依然如故地反对复仇。

　　这是个顽固反对复仇的国家，谁要是在这个国家鼓吹复仇，那么连坟墓中的死人都会拱出来大声抗议。要是中國人有朝一日被日本灭绝了，有谁去问死掉的中國人愿不愿复仇，他们都会摇头说道，日本人民是无罪的，日本后代是无辜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这个民族能容忍异族加在自己头上的一切，复仇是她所极力排斥的。（我知道本文对中國人进行了过份的攻击，这也令我感到悲哀，但是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又不能不如此，一切理智在这里是无用的。在中國，谁想要改造本民族的灵魂，似乎都不得不攻击自己的国家、同胞。五四运动之后，多少人都著书立说，对自己深深爱眷的中國进行了无情的、甚至是情绪化的攻击。我的做法也与此类似，我简直不能控制自己。唉，我用什么来表达对中國人的恨呢？又用什么来表达对中國人的爱呢？我希望我国的读者不会因为我说了一些过份的话而感情用事，武断地否决本文中的观点，即希望本文的缺点不会影响它的一些正确的观点）

　　本来，复仇是很正常的事，在一个正常的民族，复仇的言论不会遭到多大的反对，一个人只要略略说几句复仇的话，甚至不用说得很有说服力和煽动力，就会引起无数的呼应；甚至不用别人宣传，他自己就会产生复仇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心中满怀仇恨，德国的社会上充斥着形式各样的宣传复仇的小册子，这也是后来纳粹黨得以上台的心理基础；而在中國，谁要是鼓吹复仇，纵然他说得很有道理，也会遭到无数人的反对。要使中國人接受复仇主义真是难于上青天。

　　那些顽固反对复仇的中國人，看起来思想修养已达至高境界，是个高尚者，其实都很平庸：他们是平庸的高尚者。他们是中國的耻辱，而且是中华民族灵魂的下毒者。

　　一九九五年，时值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中國方面发表了许多文章，有的揭露日本侵华罪行，有的谴责日本否认罪行，有的怒斥日本美化侵略，但所有这些文章我都不愿看，因为它们太消极了，太暗淡了，太悲惨了，看了只会让人悲哀，气愤，伤心伤脾，总而言之，除了给中國人一种精神折磨外，别无他益。这些文章是属于保守的、退缩的、让人只知回忆的东西。我希望看到鼓吹复仇的文章，因为它们才会使人开朗，振作，给人以希望，指示人未来，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最后什么也没看到。可怕的是，中國年年推陈出新，把那段悲惨史一遍遍地讲给自己人听，在中國人的心灵上进行长期的狂轰滥炸，到最后也许只能麻木中國人的灵魂，将其变成一个个死灵魂。因为看多了悲惨史，谁都会渐渐地麻木。不幸，这一点已露出了一些迹象来了。当小孩子在电影上、书籍上看到那段悲惨史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复仇念头，但长大后这种念头就日渐消失，到最后甚至还成了一个顽冥不化的反复仇者。这是何等的让人心痛！多年来，中國在大力宣传爱国教育，但是那些爱国教育不过是让自己多看看怎么挨人打，多看看自己的女同胞怎么让人蹂躏而已。如《火烧圆明园》、《鸦片战争》和《南京大屠殺》等等，让人不忍卒看。而在看这种片子时，每一中國观众身旁都站着一个“博爱而宽容”的中國人，一旦中國观众燃烧起复仇的火焰，这个“博爱而宽容”的中國人就会赶紧去提来一桶冷水，把他心中的火焰浇灭，并且教训他几句：“我们不能复仇，因为”于是中國观众一时又没有复仇的火焰，继续观看这爱国片，后来又燃烧起了复仇的火焰，这个“博爱而宽容”的中國人又赶紧去提来一桶冷水，把他的火焰浇灭如此循环不已。在这里，中國用一种最残忍的手段把中國人的天性最大限度地激起来，让中國人心中的复仇的火焰泼辣辣地燃烧，足可以毁灭整个人类，而又用一种最残忍的手段把这一天性压制下去，使中國人从心底认为自己刚才的想法是最罪恶最野蛮的，是完全应当否定的。在这种不停地奔走于两个极点的情况下，中國人的心灵就完全扭曲了。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中國人眼里，复仇是个反动的概念。本文若得发表，我想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看了后都会说：“这是一篇反动的文章！”这点我敢拿我对民族复仇主义的忠诚来打赌。可见，现在的中國人已经愚昧到何等程度。

　　中國是个唐僧式的国家，唐僧的性格即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唐僧便是这样，昏聩懵懂，不分是非，懦弱无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百无一用；明知是杀人的盗，他也要饶恕；明知是吃人的妖，他也要放掉；他一次又一次地遇妖，一次又一次地吃妖的苦头，却一次又一次地予以饶恕；孙悟空要除恶诛凶，他要阻挠，甚至念紧箍咒；他心中只有“不许杀生”，只知讲仁行善，而没看到别的东西。唐僧这么做，却还能得到回报，他成了佛；而中國却成不了佛。

　　为我们的民族性格而惆怅慨叹的人们啊！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抑郁的人们啊！我们一起去祖国各地看看吧！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啊！在乡村，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唐僧；在城市，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唐僧；在学校，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唐僧；在工厂，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唐僧；在机关，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唐僧；在祖国各地，我们看到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唐僧。

　　作者:黎鸣

　　一、左派、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只是粗俗的思想划界，它们之间的的争论应该让位于各种思想体系、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

　　我在我以前的文章中曾说过，当前的思想界被粗俗的划分为左派和右派，思想界的斗争被称之谓左右之争。这里的右是指自由主义，左却并不仅仅指新左派，而是指一切自由主义反对派，它包括新左派，也包括民族主义，还包括何新八九之后倡导的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和现今又提出的新国家主义。

　　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一样，是不喜欢这种左右派的粗俗划分的，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都指出，中國目前需要的是新思想、新思想家，目前的左右之争，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之争，应该让位于各种思想体系之间的争论，就象中國古代的百家争鸣一样。目前的左右之争，只是由于这些新思想家还未出现或成熟，新思想体系还未建立或取得广泛影响的情况下出现的暂时现象吧了。新保守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新左派也好，新国家主义也好，都是在中國还未真正出现大思想家、未建立起成熟的思想体系之前的临时表现。

　　二、中國现今正处于第二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中國近现代最缺乏的不是大政治家，而是大思想家：

　　我们常常羡慕西方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古希腊和近现代西方，而我们只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春秋战国时代，认为这是西方在近现代超过我们的根本原因。不过许多有时之士都认为我们现今正处于中國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我是赞成这一观点的，不过与中國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产生的原因是自发的不同，中國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主要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因此，中國的第二个黄金时期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西文明融合的问题。而中西文明的融合是需要大思想家对这两种文明的本质进行深入思索以发现两者之间融合的切入点，并根据中國目前的现实需要加以取舍的。中國现今需要一大批类似中國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國根本就不缺乏大政治家，孙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将是名垂千古的大政治家，而缺乏的是大思想家。

　　三、中國的新思想、新思想家将主要从民间新左派中分化出来：

　　关于新思想、新思想家将产生于学院还是民间的问题，顾则徐先生认为，新思想、新思想家九成将产生于学院，一成将产生于民间。我相信顾则徐先生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对此问题的看法，不过我不赞同这一观点，我认为，如果中國真能产生新思想、新思想家的话，那么他们八成将产生于民间新左派，一成将产生于学院左派，一成将产生于民间右派，零成将产生于学院右派。

　　因为，学问家和思想家是有区别的，学问家是旧理论的承继者和解释者，而不是新理论的开创者。学院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学问家，而较少是思想家；民间知识分子尽管其思想很可能很幼稚，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思想家的特征。另外，中國现今的教育体制也决定了其培养出来的是学习性的人才，而不是创造性的人才。因此，中國的学院知识分子更是学问家类型的，而极少思想家类型的。至于左派和右派，我在以前已经论述过了，左派知识分子更是思想家类型的，而右派知识分子则更是学问家类型的。事实上，学院知识分子如果要用左右来划分的话，正如许多人指出的９０% 的是右派，１０% 的是左派。因此，中國的学问家八成是学院右派，一成是学院新左派，一成是民间右派，零成是民间新左派。但思想家则相反，如果中國未来真能产生新思想、新思想家的话，那么其八成将产生于民间新左派，一成将产生于学院新左派，一成将产生于民间右派，零成将产生于学院右派。

　　当然，就目前来看，中國还并没有出现被公认的思想家，我上面所说的只是新思想、新思想家所可能产生的群体，以及认为民间新左派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思想家的特征，在他们未被公认为思想家之前，他们只能称之谓思想者。不过，随着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扩大和深入，我相信真正思想家型的人物将主要从民间新左派中分化和成长出来，尽管他们自己通常是不喜欢目前知识界的左右之划分的，而更喜欢以自己所创立的思想体系和派别本身作为划分的标致。当这类新思想家出现之后，中國目前知识分子的左右之争将退让给各个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

　　四、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波先生在他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一文中认为，学问家和思想家是两种不同类型和素质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它们的区别陈波先生说了四点：

　　１．学问家以学问见长，其学问贵乎博与专；思想家则以思想行世，其思想贵乎新与深。

　　２．学问家偏重于“我注六经”，思想家则热衷于“六经注我”。

　　３．学问家靠的是功夫积累，思想家则常常靠“天纵我才”，可遇而不可求。

　　４．就思维方式说，学问家偏向于综合，思想家则着意于创造。

　　我认为还有第五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学问家的思维主要是演绎的，即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演绎，寻找出其“隐”知识；思想家的思维主要是归纳的，即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归纳，归纳出更深、更根本的知识。

　　但学问家和思想家最大、最根本的区别是继承和创新的区别。学问家是已有知识的学习者、继承者和使用者，思想家是新知识的开拓者、创造者。

　　五、互联网上出现思想家和学问家争论的原因和意义：

　　互联网上为什么会出现思想家和学问家的争论？以及这场争论的意义是什么？

　　互联网之所以兴起学问家和思想家的争论，不是如Ｗｄｙａｎ网友所说，有人把“思想家和学问家截然分开”。而是恰恰相反，人们常常混淆了思想家和学问家之间的区别。由于中國自秦汉以来就是鲜有思想家出现的时代，而博学多才的学问家却并不缺乏，只不过，古代以儒家经典为学问，近代以西方经典为学问，毛澤東时代以马列经典为学问，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以西方经典为学问。这造成了人们常常喜欢用学问家的标准来衡量、评价思想家。他们要求思想家的思想，定义明确，论证严谨，论据翔实可靠。这对思想家的产生、发展，以及被社会认可是极为不利的。思想家贵乎新与深，过于明确的定义，严谨的论证，翔实可靠的论据会花去他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限制他们思想的张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反对“定义明确，论证严谨，论据翔实可靠”。而是，我认为从思想发展到学问需要一个长期的完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好几代人来完成。思想家有思想家的局限性，他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对思想家和学问家的辩明，有助于我们正确的理解、评价和接受思想家，认可他们产生的时代背景、作用和意义。

　　我本人也并不是那种高扬思想家，而贬低学问家的人，我认为，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发展的最终结局就是要演变成一门严谨的学问。

　　只是我认为，中國目前面临着两条出路：一条是融合中西文化开创出一种新型的、更优秀的文化；另一条是全盘西化。融合中西文化，开创出一种新型的、更优秀的文化，最需要的是创新，因此这项工作、这条道路只能由思想家来承担、来完成；全盘西化，最需要的是学习、继承先进的西方文化，因此这项工作、这条道路只能由学问家来承担、来完成。而在这两条道路中，我本人是赞同中西文化融合，而反对全盘西化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更需要的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

　　另外，我认为，从思想发展到学问一般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而在我们目前的这个需要融合中西文化的伟大创新时代、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的时代，更需要的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一旦这个创新时代已完成、已过去，我们又会回到学问家的时代。

　　互联网兴起的思想家和学问家的争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辩明中國未来的走向与其主导这一走向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关系问题，有助于正确看待和引导中國未来的发展。

　　六、现今的民族主义的作用是树立我们正确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助于造就当代的大思想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是全盘接收西方文化及全盘打倒中國传统文化；而现代的民族主义则恰恰相反，他们对西方文化抱着怀疑和有选择的学习，对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排斥而是抱着学习和吸收的态度。

　　从道理上讲，现代的中國人应该远比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國人对西方文化理解的透彻，为什么他们反而怀疑起西方文明了呢？为什么他们反而重新接受传统文化了呢？我觉得这正反映了中國的民族主义已经走向成熟。五四运动的中國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机，他们不能冷静的思考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而现今的中國虽然还有很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中國的国力已经上升到世界前列（这可是在远没有全盘西化的条件下取得的成果）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现今的中國人可以冷静的思考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

　　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一直影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形成了十分不利于中西文化融合的环境——盲目排斥中國传统文化和崇洋媚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是对这种环境的反击，它的最主要作用是树立我们正确的心态——从中國的实情出发，以中國的繁荣强大为本。这种心态可以端正我们对中國传统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态度和看法，有助于形成思索中西文化融合的环境，有助于造就当代的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

　　作者电子邮件：ｃｔｋ３@ ２１ｃｎ. ｃｏｍ

　　作者:知原

　　端午节年年过，除了到时候吃一阵子粽子或者有机会看看龙舟赛以外，没有什么新鲜花样。不过这两年的端午过得比较特别，从去年起就爆出了韩国人将端午节作为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跟中國人争夺端午节发源地的荣誉的消息。这被国人视为文化财产盗窃和文化商标恶意抢注，在互联网上引爆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浪潮。对此，我国著名学者何新先生今年端午节前夕著文指出，端午节起源于中國殷商时代的夏至节亦即新年日，通常要进行祭神活动。与此类似，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就没有吃粽子和划龙舟的习惯，也不兴纪念屈原，却有着祭神的习俗。联系到中國上古时代周克商之后，周武王封殷商之王族箕子于朝鲜的故事，倒觉得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有可能直接继承了殷商古礼，其所体现的上古中國民俗色彩更浓一些。圣人云，礼失求诸野，信矣夫。

　　中國古老而辉煌的文化自古以来就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广为传播，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便是直接承受这种辐射的地方。古代朝鲜和日本作为地处文明核心边缘的国家，其地缘处境类似于后世的西方民族主义国家。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治和文化心态下，在接受学习中國先进文化的同时，为了保持自身的獨立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不得不极其强调自身的民族特色和传统。正因为这样，这两个国家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古代的种种民俗。

　　只有从这种角度出发，才能理解韩日这两个近现代典型的民族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國的种种自相矛盾和莫名其妙的反应，才能理解中日韩三个国家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上的恩恩怨怨，包括这两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发源地之争。不带偏见地说，中國人必须公正地看到，韩日两国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都有特色鲜明的民族服装和文化上的强烈的防卫意识。这两个国家对于本国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习俗的积极保护和宣传的政策是以一贯之的，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宣传韩国式的“端午节”中．

　　与韩日两国相比，古代中國很少民族国家的概念，更多体现为一种有教无类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历朝革故鼎新时，都会讲究“改正朔，易服色”，历代王朝都会规定各色人等的标准服饰作为政治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象征。这种象征主要是表达一种对超越种族和宗教的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对大一统统治秩序的服从，并没有像日韩两国那样将这些服饰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从秦汉开始，到满清结束，三千年的领土分合，政权更迭，历代王朝规定的传统服饰没有一家能够流传下来，当代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都没有一套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服饰。中國的这种依靠中央集權的强制而维持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正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至上主义和文化天下主义的表现。

　　中國古代文化曾经在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后长期经受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國文化处于三千年从未有过的全面的弱势地位。正是在这种弱势地位中催生出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心态，与长期继承的传统文化天下主义的心态形成一种矛盾，既承认事事不如人而崇洋媚外，又迷信在人心而不在技巧而固步自封。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显得半心半意，只能步步退却。经过一连串的战争、革命和文化改造，到如今中國大陆在传统民俗的保存和流传方面处于乏善可陈，数典忘祖的地步。传统节日虽然依附于中國的传统历法而在形式上继承了下来，但是当改用公历纪元和移风易俗之后，除了春节这个最重要的节日以外，其他传统节日所蕴含的重要传统文化意义也越来越淡薄了。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國的复兴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而微妙的时刻。一百多年以来的屈辱奋斗目前似乎已经看到了曙光，步入了“和平崛起”的坦途，但另一方面，中國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战略性竞争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这个充满挑战性和希望的国际环境中，一个自信的民族，应该勇敢地继承它过去的光荣、追求她现在的利益、并给它带来明天的希望。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文化彼此交融，与时俱进，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绝对的国际化，其前提必须是绝对的民族性，因为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有两种表现，其一是坦然接纳异国风俗，并加以改造；其二是固守本民族文化本位，并积极向外传播。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事实上，西方文化标准的现代化或“单一”的西方文明的绝对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格局的终结。任何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古代文化的民族都应该拒绝这种单一化导致的灾难性的结果。作为四千年来绵绵不绝，一枝独秀的中國文明，最有资格也最有权利对西方文化发表獨立宣言——“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

　　历史学大师汤因比有言，宗教是文明的蛹体。根据历史经验，对于中國这个信仰古代唯物主义，上层“圣人神道以设教”，下层则“制天命而用之”的非宗教民族来说，只有祭祀祖先和过传统节日这类世俗主义的形式才能唤起和加强久远的共同文化意识。有鉴于此，中國政府的有关部门方面应该顺应民意，将对祖先神（炎黄尧舜禹）及其陵墓的祭祀作为国家正式大典以及将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作为国家的正式法定假日，以此为中國传统文化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传统民俗文化方面的继承、保护和复兴也是不可避免的各种文化应战或者文化冲突中可供选择和操作的最为温和的一种方式。

　　中國大陆面临着保护和复兴传统文化的任务，而台湾需要对“去中國化”说不。在这种微妙的形势和适当的时机下，积极开展两岸的文化合作，以两岸共同研究、保护和复兴传统民俗文化为契机如共同祭祀祖先神，共同过传统民俗节日，这有利于加深两岸人民的文化和情感认同，为祖国的最终统一减少文化上和情感上的阻力。并且，中國传统民俗文化的复兴甚至可以作为一种非政治军事的文化认同力量，将全球华人在精神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给予传统文化和民俗以更加尊崇的地位，自豪地将中國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和富有魅力的传统习俗推向全世界，这是中國成为一个大国尤其是文化大国的标志。中國政府把传播传统民俗文化作为统一国家和扩展全球影响力的一种比较温和的先导政策，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因此，当代中國在继承文化天下主义的传统，胸怀宽广地吸纳西方风俗的同时，是很有必要如韩日两国那样来一点文化民族主义的行动的。

　　写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２日

　　作者电子邮件: ｈａｎｑｉｕｌｉ@ ２１ｃｎ. ｃｏｍ

　　作者:李寒秋

　　从田横八百壮士为国捐躯，到文天祥舍生取义，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生命。这些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爱国主义的典型。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可是当前有一股令人关注的民族狂热情绪，试图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向歧途。

　　这股极端民族主义的暗流，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假借爱国主义教育之名，行美化封建王朝和异族残暴统治之实。

　　电影电视是最主要的宣传手段，对民众的影响相当大。在当前的影视节目里，充斥着荧屏银幕的那些歌颂所谓“大一统”的作品，映入眼帘的都是些大辫子晃来晃去，不仅把一个个封建统治者美化成体恤民情的好皇帝和清官，竟然还有不少把异族入侵者的残暴统治美化成什么盛世的汉奸之作。

　　元朝是一个蒙古人入侵的外来政权，在其统治之下，把汉人划分在四等人之中的末等，其地位无异于鸡犬，十户人家共用一把菜刀，新娘的初夜必须献给鞑虏。这些灭绝人性的残暴统治手段，几百年之后回想起来仍然让人倍感屈辱。一些无耻的文人竟然数典忘祖认贼作父，极尽美化之能事。

　　蒙古人凭借超凡的实力，把匈奴人赶到了西亚和南欧，占据了匈奴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世代游牧的草原。成吉思汗不仅灭掉了金宋政权，占领了中华大地，随后又征服了欧亚大陆，组成了一个世界版图最大的国家。但是，这是成吉思汗的光荣，是蒙古人的光荣，是中华民族和欧亚各民族人民共同的耻辱。蒙古的异族统治被推翻之后，元顺帝及其军队并没有被彻底地消灭，而是重新逃回了他们的大草原。以后的岁月里，蒙古的瓦剌部落甚至还俘获了明英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中。据说中央电视台马上就要开始播放投入巨资拍摄的连续剧《成吉思汗》，估计不仅会把用野蛮的马蹄践踏文明的倒行逆施行为描写成雄才大略，还会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美化成一个促进民族融和的功臣。

　　满洲人和蒙古人一样，两次蹂躏过中华大地，同样肆无忌惮地用野蛮的马蹄践踏过灿烂的中华文明，使中國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惨绝人寰的罪恶令人发指。满洲人占领中國之后，用跑马占地的手段残暴地剥夺了中國人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使之彻底沦为亡国奴。为了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的尊严，强迫汉人髡发，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随后制造了一轮又一轮的文字狱。当前有些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不仅不加谴责，竟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出来颂扬。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蒙古人和满洲人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但是不能因此忘记元朝和清朝的异族统治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些入侵者当年的行径和日本人对中國的占领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对异族占领者的歌颂，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径。我甚至担心，在百年之后会不会有人出来“另类描写”（美化）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殺。

　　其次，一些人别有用心地纵容和煽动民族狂热，不能理性地处理民族关系。

　　每当和周边国家出现摩擦之后，不是进行理性的思考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而是掀起一浪又一浪的民族狂热以达到激化矛盾混淆视听的目的，网站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尤其不光彩。如果在网上发表比较理性的文章或者帖子，大多会被网管或版主扼杀在摇篮里，如果是声嘶力竭的粗俗谩骂，则会立刻予以放行。于是，于事无补的狂热喧嚣充斥了各大网站的绝大部分版面，让人误以为中华民族都成了一些狂吠之徒。

　　中华民族要真正地实现腾飞，必须首先拥有一个健康的民族心态。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既不是先天的优秀民族也不是先天的劣等民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个自信的民族应该充分理解其他民族的爱国情绪，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积极地化解与各民族间存在的矛盾和争议。应该正视国内改革带来的社会分化和階級对立，而不是用激化民族矛盾的手法以掩盖国内存在的尖锐矛盾。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了一个广泛流传着于民间的小故事。某达官的家人修书京师，要求其兄为其与邻居的宅基纠纷出面。这位兄长并没有火上浇油，而是晓以大义：“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在对待兄弟民族的时候，也应该拥有同样宽广的心胸。

　　在与台湾关系这个内政问题上，也应该时刻保持理智和克制，加强和台湾人民的交流与沟通以增进双方的了解，积极寻求共识，尽量避免兵戎相见。战事一起血流千里玉石俱焚，将会出现亲痛仇快的可悲局面，将会在两岸人民之间形成难以填平的心里鸿沟。只要两岸人民共同努力，和平统一的那一天不会很遥远了。

　　极端民族主义的暗流值得警惕，不要让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随着中國的和平崛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将受到国际间广泛的尊重。

　　作者:石燕湖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國的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９０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虽然当时其具有暖昧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但在社会上基本是孤家寡人，应者寥寥。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对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并且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而《中國可以说不》可以说是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它直接迎合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非理性心态，以一种极端化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社会意识中潜在的、非主流的西方情绪。

　　这种自上而下弥漫开来的反西方主义，是否象有的评论所说的，象征着“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國民族主义的觉醒? ”我们知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的觉醒或建构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但问题在于，反西方主义是否等同于现代的民族主义? 中國民族主义的重构，是否有可能通过反西方的情绪煽动，而简单地加以解决? 如果不能，又如何建构中國的民族主义? 我认为，比较起其它问题，这也许是应该引起公众重视的问题之核心所在。

　　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在中國的知识界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國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國也是渊源流长。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古代中國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中國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１】。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 国家) 或文化( 天下) 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只是一种“王朝中國”或“文化中國”，而且王朝的合法性在于代表文化的正朔，“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的。”【２】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巨服于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钱穆说：“中國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３】。因此，古代中國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无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当西方列强以血与火涤荡了华夏中心论的古老梦想之后，中國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然而，对民族共同体简单的、质朴的认同，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还带有强烈的情感成分，如果要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还必须对该共同体所特有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为规范作进一步的建构。也就是说，原生形态的情感认同仅仅为现代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形式性的外壳，更重要的工作是要使这样一个外壳“实”起来，在其内部拥有实在性的内容。

　　认同民族主义的外壳，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只要通过国际间的交往和对抗，就可以实现，而确立其独特的内涵，则复杂、困难得多，因为它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凭藉，需要实实在在的建构和再创造。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现代化的变迁，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过程。现代化，成为民族主义“实在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甚至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的“实在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

　　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呈现一种正相交关系，西欧、北美的民族主义形成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对于中國这一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更复杂一些。中國的民族主义情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而现代化在当时又无异为西化，于是，对于中國人来说，西方具有了敌人和老师的双重身份。正是这双重身份，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变得扑溯迷离起来，在许多时期，尤其是民族危机的时刻，西化与质朴的民族主义情感常常显得格格不入，甚至直接发生着冲突。

　　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观察家白鲁恂谈到，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导人的行为。但现代中國的民族主义缺少象美国的獨立宣言、人權宣言、宪法这样的神圣象征，也没有英国那样的议会制度和一整套行为规范，显得分外单薄【４】。这样，尽管中國的民族主义情感形式形成较早，大致在甲午海战以后就初具形态，但它的内容却迟迟不能“实”起来，始终停留在激烈而浅薄的排外情绪上，即一种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而且，民族主义的情感越是炽烈，它的现代化内容就越是难产。民族主义在中國，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徒有激情洋溢的爱国情绪，而始终缺乏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的人们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这些迫切需要建构和认同的实质性内容，恰恰又是中國的民族主义所最匮乏的。

　　反西方主义是一种粗鄙化的种族主义

　　由于近代以来中國的民族主义徒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躯壳，一个世纪以来，不少黨派、社会集团和知识分子都企图以某种东西去填补这一空洞，比如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作为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对象，或者回归中國古老的文化传统，重新弘扬儒家的价值理想等等。但是，这一切努力不是以某一黨派的特殊利益冒充民族的普遍利益，就是一厢情愿地以古代的文化认同替代现代的政治认同，其实质依然等同于传统观念中的“王朝中國”或“文化中國”。这样的“民族主义”内容建构尽管可能具有某种一时的填补真空的功能，却经不起稍长一些时段的历史检验，——暴露出无法整合民族、凝聚人心和规范行为的拙处，很快被时间所抛弃。当代中國的民族主义，犹如一尊被抽空了内在灵魂的蜡像或稻草人，无法找到自己真实的历史位置，徒有虚张声势而已。

　　一旦民族主义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民族主义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民族主义蜕变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义。本世纪初的义和团就是反西方主义的一次可笑表演。尽管义和团是从反抗西方的强权伊始，有令人同情之处，然而，由于这种“爱国”的反西方主义不具有任何现代性的精神内容，甚至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其实质无疑成为一种最糟糕、最落后的种族主义，一种顽固拒斥现代文明的种族主义。这种发端于社会底层的粗鄙化的种族主义，又是以传统的“王朝中國”或“文化中國”为认同背景的，所以具有极强的保守主义性格，一方面容易与知识分子中的民粹意识合流，另一方面也更乐意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统治者抵抗现代变革、维持现实秩序的最好藉口和最现成的社会资源。

　　今天，尽管反西方情绪所依赖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但那种精神脉络依然清晰可辨。有评论为中國的民族主义辩护，认为其所凭藉的中华文明传统是和平的、温和的和非扩张性的。固然，中國文明不同于伊斯兰文明，较少具有极端排它的、原教旨的侵略性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种民族主义如果长期缺少现代理性的实质性内容，而始终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层次，那么，其中内含的排它性成分仍然具有潜在的暴力性。当种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处于劣势时，可能是“温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实现了“富国强兵”，圆了所谓的“强国梦”，由于没有现代理性的内在制约，民族主义中那种情绪化、非理性和种族化的成分，未必没有可能导致一种黩武的冲动。要知道，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使得中國人比西方人更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所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相信唯物主义的“武器的批判”。现代中國人早已将老祖宗的“不争”“无为”忘记得一干二净，绵延一个多世纪的抵抗外敌、内部残杀和你死我活的階級斗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形成了中國文化的新传统，即所谓“斗争哲学”。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这样的“斗”文化( 当然不会仅仅是文斗而没有武斗) 没有或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民族意识和反西方的情绪中去呢?

　　在本世纪，反西方主义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一次是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第二次是六十年代的“纹化大革命”( 火烧英国领事馆是当时最具象征性的事件) ，我们注意到，这两次全社会的排外骚动，都是以爱国、忠君、保教等传统民族主义为号召的，而且出现了朝廷、士林和江湖即社会上、中、下三个阶层的某种合流。未来的中國有无可能重演历史的一幕? 这自然取决于一系列历史因素的藕合。到目前为止，这些因素有萌芽的迹象，也有藕合的趋势，但尚示形成不可逆之定势。

　　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要防止反西方主义的恶性发展，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尽快使中國的民族主义“实”起来，使之具有一种开放的、现代的精神内涵。

　　建构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其意义在于，它不是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而是与整个全球的现代化变迁接轨，成为本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发展中國家，由于其现代化发生的历史是外部刺激型的，而现代化的经验典范又往往是具有殖民主义面目的西方国家，所以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常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现实中可以理解，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充足的逻辑。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得以廓清。

　　其一是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的区别。反西方主义往往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将西方霸权当做西方文明中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核心内容，因为要反对西方霸权，索性连西方文明也一起拒绝。然而，我们知道，西方文明虽然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来到东方，但二者并非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霸权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的体现，而西方文明并非以此作为必要的前提。文明的价值是可以脱离狭隘的“国家利益”而獨立存在的。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多元结构中，既有支持霸权主义的资源，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论。反对霸权主义自然必要，但没有必要连西方的现代文明也一并拒绝，从而丧失民族主义自身的开放性格。

　　其二是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反西方主义通常也将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别，以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固然，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这也许是对的，因为至少在５０年代之前，作为现代化成功的模式，只有西方诸国。然而，二次大战结束五十年来，全球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化的模式，不仅有西欧北美，还有日本、东亚以及南美、东欧若干国家。再以西化这样一个狭隘的概念来根据现代化的丰富多样性已经远远不够了。即使仅论西化，也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多种模式，它们之间文化和制度的差别比我们所能想象得要大得多。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经呈现出一种多种模式并存和竞争的多元化格局。现代化不再是西化的另一种说法，而是东西方多种现代模式的一种理论抽象，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无论在理念还是经验层次上与民族主义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冲突关系，因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建构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无论哪一种现代化模式，即使是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都没有必要以反西方尤其是整体性的反西方主义为其前提。至于究竟何为现代化，我们不妨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观念来理解它。所谓的“家族类似”，是指没有一个特征是所有“家族”的成员都共有的，但所有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都有相似之处。从经验的层次来说，一般认为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是现代化公共元素。从“家族类似”的观念加以解读，没有一个特征──比如“民主”──是所有现代化“家族”成员所共同具备的，比如香港就是有自由而无民主，而日本恰恰倒过来，有民主而无自由，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都是现代化“家族”的成员，都有彼此类似的特征，至少现代化元素中的大部分，无论是香港还是日本都共同具备。在现代化的诸元素方面，西方国家是最典型的。如果整体性的反西方，就等于拒绝了现代化的大部分元素，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相似性意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澤東时代的中國，也曾经以现代化为标榜，但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苏联和中國的发展方向是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趋势背道而驰的，只具有个别性的现代化元素，自然不具有“家族”的相似性，无法归类于现代化的“家族”成员。

　　中國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

　　由此可见，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民族主义之建构，必须是开放的、非种族的，必须置身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