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思想是人类的灵魂，语言是民族（社会）的灵魂。因此，思想自由是人类灵魂的自由，而言论自由则是民族（社会）灵魂的自由。也正是因此，笔者曾有如下的格言：“人类智慧的奥秘，在于思想；人类思想的奥秘，在于语言；……”。笔者还特别指出，人类生命最终极的价值，在于创造智慧。人类生命一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仅仅为了吃饭、性交，追逐权力、金钱、名望等等而来，而是希望，最终能为世界留下造福人类后世的智慧而来。只有这样，作为一个“人”，才能不枉来到人世一场。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分析了汉语中的“毒素”，其实，也就是中华民族（社会）灵魂中的“毒素”。换言之，两千多年来，孔夫子及其儒家在汉语中留下的这五种“毒素”（复古主义、唯上主义、独断主义、人治主义、專制主义），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中华民族（社会）的灵魂之中。此外，一个民族（社会）中其成员的个人语言的状态，实质上也反映了该民族（社会）灵魂的状态。

　　经过近四十多年关于人类“智慧”发生、发展、进步的研究，我坚定地自信，我已具有足够的理论根据可以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两千多年来文明历史的发展陷于严重的停滞状态，中國人的智慧之所以长期以来难得长进，甚至在近代，中國人事实上已经沦为世界上最落后、最穷困、最愚昧的民族之一，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中國人的语言中长期以来含有了太多的由孔夫子及其儒家所造成的“毒素”（复古、唯上、独断、人治、專制），它们严重地毒害了中华民族（社会）的灵魂；更加上两千多年来，民族（社会）中的成员（个人）的语言状态受到了极其严酷的非人道的打压、摧残和禁锢，用现代的话来说，即两千多年来，绝大多数的中國人，始终缺乏作为“人”的最起码的语言自由表达的权利。从而事实上即是，中华民族（社会）的灵魂长期以来始终受到了极其严酷的非人道的（自我杀戮民族灵魂的极其愚蠢的）打压、摧残和禁锢。

　　为了证明上述的论点，我请网友们与我一道来回顾一下典型的人类思想史（实际上也是人类智慧史），以求解人类语言的自由状态与人类文明、智慧发展之间的客观、普遍而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人类不能不承认的社会存在中的客观、普遍而必然的真理。

　　一，为什么迄今为止，人类中真正有效的思维逻辑体系惟一只诞生在古希腊？

　　答：因为古希腊曾出现过一段非常光辉的城邦民主社会的历史时期。人们自由选举，自由辩论，言论充分自由。演讲术、辩论术应运而生。当时曾有不少智者靠教练演讲术、辩论术为生。苏格拉底就曾拜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为师学习辩论术。众所周知，“需要，就是创造的原动力。”正是因为言论自由，竞选自由，于是演讲、辩论的“需要”就自然产生了，所以人类发明演讲术、辩论术，以及创造更一般的哲学逻辑理论的原动力也同样自然地产生了。人类的古代，惟一只在古希腊曾出现过“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时期，所以人类中真正有效的思维逻辑体系就只能惟一诞生在古希腊了。古希腊的思维逻辑体系事实上构成了后来人类一切哲学、科学、理性思维，乃至近现代技术、艺术思维的种子。可以说，如果没有古希腊人创造的思维逻辑体系，就将绝对不会有今天人类世界的几乎一切科学技术等理性文明的成就。

　　二，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

　　答：因为英国在西欧，包括在全世界，首先确认了人类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三，为什么近代西方古典哲学（思辨哲学、辩证法哲学）首先诞生并盛行于德国？

　　答：因为德国是新教革命的故乡。中世纪神权的極權專制首先在德意志民族之中获得了瓦解的动力。第一个宣布“不是神造人，而是人造神”的是德国人，第一个宣布“上帝死了”的是德国人。德国的统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德皇威廉二世曾有一句名言：“你可以乱说，但绝不允许乱动”。总之，以一种思辨的形式体现言论自由的学说，事实上首先发生在德国。正是因此，思辨的哲学、辩证的哲学，也即近代西方古典哲学首先诞生并盛行于德国。

　　四，为什么馬克思在西方仍被人们怀念，并被誉为世界千年的第一伟人，而在东方，特别在中國，馬克思却被人们诅咒？

　　答：这是因为，馬克思要求解放一切劳动者，尤其是解放一切无产者的战斗的理论，大大地加速并推动了西方人自由、民主的普世的价值观，从而让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受益；而相反，在东方，包括在中國，馬克思却反而被人们扭曲为禁止言论自由、禁止民主政治的象征，因此，在中國真正受益的并不是大多数人，而是相反，仍然是极少数人。事实上我们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即开宗明义，首先讲的就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于人类文明的绝对的重要性。显然在东方，馬克思是严重地被人们扭曲了。应该看到，馬克思作为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的地位，是不应该被否认的。中國人没有理由诅咒馬克思，应该受到诅咒的是扭曲馬克思的思想的人们，是顽固继承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中國传统的“五毒”主义的人们。

　　五，为什么古代中國人没有科学，没有民主？为什么中國人过去的历史充斥着愚昧和不文明？

　　答：因为孔夫子及其儒家利用顽固的“五毒”主义严重地毒化了中华民族的语言，历代的專制统治者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因此而在中國推行了两千多年严禁言论自由的人治的極權專制社会。而且显然，正是孔夫子本人，首开了“以言定罪”（枉杀少正卯）的极其恶劣的严禁言论自由的中國历史的先河。

　　如上所述的历史案例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所有的这些历史案例全都能非常充分地证明，语言是民族（社会）的灵魂，语言、言论的自由即是民族灵魂的自由，只有存在言论自由也即民族灵魂的自由，才可能会有民族的文明，才可能会有民族的智慧，才可能会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一切事业的兴旺发达。正如馬克思所说，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所有的这一切”都将只能是“一句空话”。

　　以上述的观点看待中國的历史，孔夫子及其儒家，以及一切帝王将相，全都应是中华民族的不可饶恕的“罪人”。继续严禁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就将是继续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因为上面已经证明：如果中國人没有言论自由，实际上就将等于中國人没有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仅就这一点而言，孔夫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现在的人们最重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要继续恢复对他的作为“圣人”的崇拜，而是更应该擦亮自己曾经盲目迷信的眼睛，清醒地看到，孔夫子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给中华民族所造下的深深的历史的罪孽。看不到这种历史的罪孽，中國人就将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光辉的未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则可以说，谁为中华民族首先打开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言论的禁锢——“言禁”，谁就将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伟人。我期待着这“第一个”或这“第一群”真正的“伟人”在２１世纪初的中國的诞生。我坚信，这将绝对是２１世纪初中华民族应得的福分，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等了。再等，中华民族就将沉沦。

　　作者:黎鸣

　　摘要：解放思想，就是改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阻碍了我们继续发展的思想。我们应该树立以下三方面正确的思想：黨的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存在错误之处；应该大力发展宗教。我们不能“解放”的错误思想是：土地私有化、土地可自由买卖。

　　“解放思想”再次成为中國的热门话题。我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改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阻碍了我们继续发展的思想。

　　我认为只有在以下三个方面树立了正确的思想，中國才能继续向前发展。这三方面分别是：正确认识黨的领导；正视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错误；正确认识宗教的功能。本文还指出了一个不能得到“解放”的错误思想：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买卖。以下展开论述。

　　1，黨的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

　　我们一直强调“黨是中國人民的领导核心”、“黨领导一切”。在中國这样一个大国，有一个领导核心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黨领导一切”，不应该是黨对人民的要求，而应该是黨对黨员，尤其是对那些做着官的黨员的要求。

　　黨的领导不应该是黨强制人民接受黨的指挥，而是因为黨的成员和官员的确能够为人民服务，能够为中國、为某地、为某单位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能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因此人民主动地寻求和接受黨的领导，心悦诚服地服从黨的领导。

　　现在，“黨领导一切”已经变成了“黨委领导一切”，而“黨委领导一切”已经变成了“黨委书记领导一切”。在他管辖的地皮上，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他实际上成了该地、该单位的土皇帝。首都北京就在黨中央的眼皮底下，上海是中國最大的直辖（！）市，但其市委书记陈希同、陈良宇能够不受任何束缚，为所欲为，更不用说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市、县、乡、村的黨委书记了。县委书记出动警察抓捕批评他的下级干部，远赴北京追捕批评他的新闻记者，批评违规建造办公大楼的人被关押后原因不明地突然死亡，……等等等等。这些新闻已经多到让人麻木的程度了。

　　我们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民谣往往高度精练地反映了人民的看法。民谣说：“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全部拉出去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这个民谣说明，在人民看来，中國的官员有一半以上是有罪的，而且罪大恶极，罪可及死刑。这次四川大地震，那么多学校被震毁，那么多学生和教师惨死，其背后有多少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和偷工减料？！早就有民谣说：“造起一座大楼，就必然会倒下一批干部”。

　　套用一句名言可以这样说：“有多少腐败假借了‘坚持黨的领导’之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倒下的将不再是一片片房屋、一个个贪官，而是整个黨！

　　中國现在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一大原因就是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攫取了大量财富，而诚实劳动的普通民众的收入没有随着中國经济的飞速发展而相应提升。实际上，人民群众对官员腐败致富的怨恨远远强于对企业主经营致富的嫉妒，人民的“仇富心理”已经被“仇官心理”所取代。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盲目地、不加区分地“坚持黨的领导”，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接受黨的领导，那么只会使黨受到贪官污吏的牵连，不得不为他们的罪行买单，最终一起被人民抛弃。

　　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认识到“黨的领导”并非必然正确，并非必然符合人民利益，并非必然符合黨的根本利益。我们坚持的应该是黨的正确领导，而不是黨的错误领导。黨的领导不仅应该接受黨员群众的监督和制约，也应该接受黨外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

　　在黨内，应该建立制约黨委书记的制度，降低黨委书记的地位，削弱其权力，使他只是主持工作会议的角色，而不是一言九鼎的诸侯王。在黨委会议和黨员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时，他只有一票。还应该实行这样的制度：在该届黨委的任期内，各黨委成员轮流担任黨委书记。

　　在黨内应该鼓励和保护彭德怀式的斗争精神，支持黨员按照组织原则对黨委书记和黨委成员提出批评。打击报复者一票否决，解除一切职务，并开除出黨。没有必要“留黨查看”，如果能够痛改前非，认真工作，将功赎罪，可以重新申请入黨。

　　黨还应该保护和鼓励黨内外的舆论监督，应该把舆论监督看做是苦口良药。能不能保护和鼓励舆论监督，实际上关系到黨的生死存亡！即使存在不实批评甚至造谣污蔑，也不能因此而一刀切，封堵言路，而应该在事后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如果继续讳疾忌医，必然会逐渐病入膏肓，最后一命呜呼！

　　中國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应该积极地利用起来，并不断加以完善。黨体现自己意志的方式不应该是黨委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工作，而应该是通过合法的人大代表竞选程序，使仲共（zhong gong）黨籍的人大代表在当地人大中占据多数，然后通过人大对政府和行政官员的制约来体现黨的意志。

　　各地各级黨委今后的主要任务将不是参与政府的决策工作，而是组织黨员深入各选区，为选民服务，积累政治资本，在人大代表选举活动中，使仲共（zhong gong）黨籍的人大代表获得多数席位。

　　黨提名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能够当选，不是暗箱操作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在平时能够代表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为人民服务，能够为人民参政议政，人民群众主动地选择他们来代表自己的利益。

　　2，应该厘清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正确和错误之处

　　馬克思主义是中國的核心意识形态，馬克思主张的公平思想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思想也已经成了举世公认的价值观。但是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的利润只能来自剥削、完全（100％）来自剥削，资本利润不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这一错误至今没有被正视（请见《资本异论》）。虽然中國人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财产性收入”等理论或概念绕过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但根据馬克思经济学，企业家的正常收益（企业家才能和投资风险的回报）以及普通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在理论上仍然是剥削所得——“剩余价值”或其转移形式。

　　为了避免说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错误，中國学界不能说资本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只能用“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剥削是合理的”来解释黨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结果为企业压榨劳动者提供了理论基础。

　　馬克思主义是中國的“国教”，但其经济学理论中的错误没有被彻底纠正，只是暂时绕道而过，暂时不谈资本的剥削本质，暂时不谈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消灭剥削。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不确定因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需要向投资者提供额外的经济优惠以抵消因此引发的政治风险成本。

　　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國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但是大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却另做一套，这使中國青少年的思想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不利于培养他们诚实做人、言行一致的品格。中國官场说空话、假话成风，官员自称天天在做“假人”。政治理论和工作实践不得不两张皮，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劳动力结构很不理想，低端体力劳动者严重供大于求，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劳动力的价值被严重压低，这是中國出现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之一。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遏制私有经济，强化国有经济。但实际上，在缺乏民主制约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早已成了“官有经济”，赚来的钱大部分肥了企业干部（官员），小部分肥了企业员工。交给国家的钱，则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里，在缺乏监督的情况，民众受惠极其有限。

　　其结果是加剧了另一种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官富民穷。贪官的贪污所得不敢存银行、不敢拿出来消费，都藏在家里或者设法转移到国外，而老百姓不敢把有限的积蓄拿出来消费，导致了中國市场需求萎缩，经济停滞。

　　国有企业或者缺乏进取精神、坐吃山空，或者乱交“学费”，浪费国家财富，除了利用垄断地位榨取社会财富，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为代价获取暴利，少有正常健康发展者。因此，在遇到问题时，把“国有化”作为药方，实际上是在饮鸠止渴。很多领域的确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但不能把“国有化”当作万能的灵丹妙药，必须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馬克思经济学主张“生活成本决定劳动力的价值”，而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供求情况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在中國劳动力供应数量无法迅速减少的情况下，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提高劳动力价值的唯一根本措施。利用法律手段提高工人最低工资和劳动保障，虽然非常必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体劳动者的问题，在一部分劳动者收益提高的同时，另一部分劳动者则更难找到工作了。

　　根本性的措施应该是提高政府效率、消除腐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以此鼓励投资和创业、发展经济，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中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大户”，但他们受到官员的刁难也最多。改善黨的领导、减少官员的贪污腐败，把雁过拔毛、与民争利的政府改造成为民服务的政府，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但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导致了错误的政策建议。

　　3，应该大力发展宗教

　　宗教认为存在灵魂，存在来世，存在因果报应。因此宗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行为，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如果样样恶行都只能在靠法律和舆论来制止，社会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去侦察、取证、裁决和惩罚犯错者。

　　现在那么多官员肆意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大量企业偷工减料、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甚至有害商品、大肆排放工业污染，除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制裁不力，抓一漏万，赚百罚一，犯罪成本很低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事人缺少敬畏心，无所顾忌。普通民众在平时自私自利、行为放肆、违背公德，也与此有关。

　　宗教宣扬“犯罪者死后下地狱，永世受罚”、“子女受到报应”等，至少可以使信教者心存畏惧，即使在非常隐秘、无人察觉、事后也难以侦察取证的情况下，担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担心受到“报应”，因此自觉地不做亏心事。

　　发展宗教和发展科学并不矛盾。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多数中國人已经拥有了基本的科学是非观，因此不必担心因发展宗教而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國佛教的香火虽然非常旺盛，但是人们拜佛的目的是很功利的，实际上是在购买菩萨的服务——保佑自己实现很功利的目的：能够升官、生意顺利、考试顺利、找到好的婚姻对象、疾病痊愈等等。我们在寺庙里也不难看到政府官员和军队高官恳求“大师”指点前程的身影。因此，佛教在中國已经沦为一种第三产业了。

　　宗教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在国法和黨纪之外的另外一种约束人的行为的方式：每个人现在的行为决定了他在死后的待遇（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来世的待遇（做人还是牛马，做男人还是做女人，做人上人还是做人下人，……），子孙后代的待遇（因父母和祖先生前的行为而受到奖赏或惩罚，……）等等。

　　中國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文化习俗存在显著差异，为了避免中國因宗教信仰差异而分裂，中國的宗教应该继续坚持多神、泛神的原则，拜菩萨、拜上帝、拜真主、拜孔夫子、拜老子、拜关公、拜毛主席（汽车司机喜欢在车上挂毛的照片、摆毛的雕像，以保佑一路平安）、……都可以。

　　还可以把每个人自己的祖先尊为神仙。不孝之子在父母生前再不孝敬老人，在他们死后，也会厚葬之，因为中國人觉得人死了之后就成了鬼神，拥有了无边法力，于是顿生敬畏之心。

　　强调宗教的作用，不是要否定黨纪国法的作用，而是要三管齐下。很多事情用黨纪国法去管，成本很高，例如官员受贿，侦察取证非常困难；还有很多事情黨纪国法管不着，例如随地吐痰。而宗教信仰可以使人自我约束，对黨纪国法形成补充。

　　我们可以继续坚持无神论思想，但应该从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宗教，不再把宗教单纯看做是迷信活动或单纯的民众信仰，还应该把宗教看做是维护社会安定、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建设和諧社会的重要工具，并加以引导。

　　4，不能“解放”的错误思想：土地私有化

　　近年来，很多人提出中國应该改变土地政策，把土地的所有权分配给农民，并且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

　　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目前中國农民非常穷，他们获得土地后会迅即出售自己的土地，以购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或支付医疗费、子女学费、还债等等。大量农民集中出售土地，导致土地供应量大增，土地价格急剧下降。农民出卖土地得到的钱款则会迅速地被坐吃山空，即使投资商业或其它产业，也只是少数有能力、有经验、运气比较好的人能够成功。最终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农民手里既无土地也没有现金或其它资产，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中國的大城市现在还不具备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城市里无法立足的农民，如果在家乡还有土地，会返乡务农，至少不会饿肚子。但如果在家乡没有土地了，只能流落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成为城市犯罪或革命的基本力量。有人说：有田的农民有恒心，而无地的农民只有横心。真是非常精辟！

　　发展现代农业，的确需要土地的合并，以现代化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但土地自由买卖并非土地合并的唯一途径。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资本，入股农业公司，一方面参加公司安排的生产劳动，一方面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分红。（请见“中國需要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文）

　　2008年5月18日

　　作者:黄佶

　　内容摘要：信仰的“意义”一指信仰的内涵或本质，一指信仰的价值或功用。本文认为，信仰是人意识到自身终极有限性而要超越之的精神需要。信仰可以通过宗教的途径也可以通过哲学的途径达成。宗教信仰作为满足人从精神上超越自身终极有限性的一种途径，是绝对必要的。信仰层次的高低由信仰什么与如何信仰共同决定。无论是对个体的人还是人类，信仰都是完满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维度。

　　一，信仰并不是人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条件

　　认定人有信仰的需要，是就人类存在的经验事实来看，人可以有并且已经有这样一种需要。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类个体都会有这样的需要，更不是说人如果离开对信仰的自觉追求就不能存活。就人作为一种动物的自然属性而言，就像猪、狗、猫等动物如其生命得以延续的物质需要都被满足就能存活一样，人在其吃、喝、穿、住、呼吸、排泄等需要被恰当地满足后，也可以存活。不过这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而任何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人，几乎都不可能仅仅在生物学意义上存活。但即使是在社会存在的状态下，没有信仰自觉仍能活着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其主要表现可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虽然没有对于信仰的自觉追求，却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社会约定成俗的伦理规范和法律范围内生活。其人生价值仍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即作为人，其精神和物质潜能都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了与社会整体人文价值一致的情况下得以发展和实现，甚至能在特定的领域为社会作出贡献。

　　二是受到人化的动物性欲望的支配，钱名利色成为其生命的自觉追求。这种人对于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的遵守是消极、被动、或被迫的，对于种种能满足钱名利色欲望的思想、制度、风俗相应地也都是无原则地跟着跑的或无批判的。在社会风尚良好，法律健全的情况下，从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出发，他们能做到遵纪守法。然而，当有机会行缺德违法之事而不被发现和惩罚时，为了其私欲的实现，他们会选择违背伦理和法律。

　　三是主动地并严重地违犯社会伦理规范和挑衅法律，这种人是公然地故意地侵犯和伤害社会和他人的罪犯。

　　上述三种都可视为缺乏正信信仰自觉的行为表现。第一种情况比动物要好，第二种情况与动物相近，第三种情况则属我们通常说的禽兽不如。然而三种情况都并不影响人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

　　二，信仰的本质

　　黑格尔认为，宗教的本质是有限生命向无限生命的提升，这只在有限精神的人类才可能，因此更正确地说，宗教是有限精神与无限精神的合一。 黑格尔这个见解非常深刻但不够精到，如果把这个表述中的“宗教”二字改成“信仰”二字，就更为贴切了。这反映出宗教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对信仰为何与宗教为何*或信仰的本质与宗教的本质在概念上的混乱。

　　对于宗教本质的认识，固然像有些哲学家着眼于人神关系 、或像实用主义哲学家着眼于信众的个人体验或经验 、或像康德等着眼于宗教对于人的社会生活的积极规范 、或像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眼于宗教的消极社会功能 、或像当今中國宗教学者着眼于多种与宗教相关因素的综合 ……，都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宗教的理性把握。 但只要是没有把握住宗教解决的是人们的信仰问题，它首先满足的是人们对于信仰的需要这一要件，对宗教的认识就或者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或者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由于不能认清信仰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相应地信仰与哲学的关系，自然就会对许多与宗教、信仰相关的问题停留于混乱不清的状态。比如，对中國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人文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 、甚至信仰以及宗教信仰对于完满人生的核心价值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 等等的莫衷一是，都证明着孔子早就教导过我们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宗教是人的信仰需要得以满足的一种形式或途径。这意味着，一，界定宗教首先需要界定信仰；二，宗教并不是满足人的信仰需要的唯一形式或途径；三，只要人的信仰需要具有正当性，而其他满足这种需要的形式或途径不能涵盖宗教提供的形式或途径，宗教的存在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合法性。

　　那么信仰是什么？人的信仰需要又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张雪珠在对于宗教形成的先验推论中，根据实现的东西必有实现的潜能这一亚里士多德－托玛斯（Thomas Aquenas，　1224-1274年）哲学原理，从宗教存在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逻辑地提出宗教存在的主观条件在于，“人的心灵本来就具有形成宗教的本能”。然后她把这种主观本能称之为“先天宗教心”，进而又把“先天宗教心”界定为“求生意志”。“‘求生意志’在人类的运作是有意识的，有理性参与的。人类在宗教中所追求的生命终极圆满，从今生今世跨越到彼岸、神圣界永恒的圆满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终极关怀的主观先天条件，……实际上‘求生意志’应当含有足以发动终极关怀的机能和动力。” 这种解释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提炼。如果作更为深入具体的盘查，则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先天宗教心”之“先天”需要进一步界定，如果人不是在社会环境中生活，比如“狼孩儿”，他不会养成人的能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先天”宗教心。第二，如前所述，即使是在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也不是全部都有宗教心。因此可以断定宗教不是出于人的本能。

　　若把张雪珠所说的“宗教心”进一步界定为人对于信仰的精神需要，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人对信仰的精神需要不是先天的，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精神需要。但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经验事实的信仰，仅在曾有、现有及将可能有信仰追求的人的范围内，其信仰发生的人类心理的或主观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从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人类信仰的经验中，可以概括出这样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信仰需求的发生学原因：这即是人凭借理性和生活经验能发现自身生命的终极有限性并能形成超越这种有限性的心理或精神要求。

　　无论是佛陀发现人不可避免地会有生、老、病、死以及与它们相伴而生的人的精神痛苦等等人不能超越的有限性，为超越人的这些有限性而创立了佛教，还是从求观音菩萨保佑生子、求药王菩萨保佑祛病、求妈祖赐福渔民航海安全的大众性的偶像崇拜心结，……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的，都是人对人无可奈何的终极有限性的发现以及试图超越之的渴求。哲学家对宗教的不同界定也都内涵着这一发现和渴求。史莱马赫（F．E．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说：“宗教是一种绝对的依赖之情。”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3年）说：“宗教是一种利己的求福心。”弥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说：“宗教是某种理想的愿望。”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年）认为：“宗教是犹疑与恐怖的结果。”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说：“宗教是面对自然界的一种无知无能。”近代主义者（Modernists）认为，“宗教是一种具有生活力的现象，宗教活动，是从非理性的下意识里产生出来的。当人观察到整个大宇宙和小宇宙时，便感到有很多事物，超越人的智力而不可思议，并感到需要有一个超越的‘神’，因着这种需要的倾向，宗教情绪，就在下意识里活动起来，从而感觉到对于内在的宗教情绪的活动，可以予以培养，以获满足。” 这些哲学家对于宗教的论断都说明，满足人类信仰需要的宗教，实质上满足的是人要超越自身有限性的需要。人提出信仰的需要，是由于他意识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假如人无所不能，心想事成，想不死就能不死，想怎么活就能怎么活，人就不会有信仰的需要了。就连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 1820-1895年）也说：“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 问题是，人不可能一切的一切都能心想事成。

　　按照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理解，人在其存在中会在“边际经验”中体验到“对‘世界存有’（Weltsein）的不满，即不满足于只是‘此在’（Dasein），而要走向人之存在的实现”；体验到“存在性的灾难：死亡、痛苦、斗争、及罪责”。“在此，存在不只瞥见自己具体的历史性和自由，而且面对了‘无条件者’。最后，存在突破‘世界存有’而经验‘超越界’。雅斯贝斯强调，只在这最后的边际经验，即向‘超越界’突破时，存在才实现自己。”“‘超越界’是终极根基，是‘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存有’”，“是包容一切者。” 信仰使信仰者的“存在与超越界接上关系，而赋予存在一种新的意义。” 有限的人本来十分脆弱。没有人能长生不死，不患疾病，不经历感情的痛苦，不经历人生的挫折和失败。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真实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与无奈，人对许多事情都无能为力，他被一种必然性裹挟，常常会感觉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人建立起一种可以使他在精神上超越自身有限性的信仰时，他“对超越界所作的肯定，其实正是对他自己与超越界的关系所作的肯定。” 这种关系使人在精神上超越了自我，使其生命由于获得了一个向上提升的垂直向度，而得到了水平或横向扩展和内容充实的空间。就像是一顶帐篷，当它没有被垂直地支撑起来时，它的存在状态就只是平面性的，没有容积，它作为帐篷的潜能不能实现。只有当它被垂直地支撑起来，它才能有广大的容积。而它容积的大小与其垂直高度成正比。

　　积极地看，人的信仰的精神要求，还是由人的本质或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特殊存在状态决定的。人的本质不仅在于其作为一种动物不能不受其求生的本能和欲望的制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能不受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更在于他能主动地处置、理性地驾驭——包括顺应、利用、推动和改造——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能有意识地协调与同类和其生存条件的关系，有建立于理性活动基础上的自由意志——即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并能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在为保证其存在和发展的对象化活动中，能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并不断地在其存在的物质层面（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社会层面（人与人的关系）和精神层面（人与自身、人与神或人与道的关系）自觉地追求对自身有限性的突破。其中，特别是人在精神层面对自我有限性的超越，需要有一种信仰对象提供的终极意义作为参照和向导。因此信仰的作用就像是夜色笼罩下大海中的灯塔，为人自觉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照亮前程。没有信仰航标的精神生命，就像是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船、像是断了线随风而飞的风筝、像是找不到支点的水面浮萍，在其生命过程中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对意义的茫然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信仰：信仰是人类在精神上突破自我终极有限性的一种精神需要，信仰的作用是给人类生活以终极意义或价值指导。

　　三，宗教与哲学都可提供信仰实现的途径

　　能给人提供在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照下生活的意义指向的信仰对象的，不但有发源于人类轴心时代今天已具有世界性的古老宗教，而且有同样发端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古老哲学。这里的古老宗教包括犹太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等，古老哲学则包括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和中國老子哲学以及孔子、孟子、墨子哲学等等。

　　考察当今各世界性宗教，无论位格神为存在最终因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非位格终极起源为存在之最终因的宗教――如佛教，通过这些宗教形式保证和维护的信仰对象都需要一往情深的感情投注与依赖感才得以建立。宗教信仰者可以怀疑一切，但是他信仰的对象必须是至高、至善、至能者，是不可以人的理性评断和置疑的。这里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给出一个宗教的定义：宗教是人通过情感投注的方式，通过对一种代表着无限终极实在的、为生命提供终极意义指向的对象的信仰，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超越人的终极有限性的一种途径。

　　哲学走向信仰的途径与宗教截然不同。宗教接受信仰的路径是从上往下，首先要求具有的是虔诚、信任、敬畏与亲近的态度，笼统地说是“由诚而明”；哲学走向信仰的路径是从下往上，要求有刨根究底追求至善的理性态度，是“由明而诚”。 哲学的信仰维度需要靠理性的探索和批判的态度才被建立起来，而哲学与宗教都可以是人自觉到自身的终极有限性而在精神上对其实行超越的努力形式。由于能够受到哲学教育并掌握哲学方法的人从古到今一直是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宗教信仰作为满足人从精神上超越自身终极有限性的一种途径，就是绝对必要的了。

　　不少人批评中國人没有对代表无限和至善的神的信仰，只有祖宗崇拜和功利性的迷信——例如相信送子观音和供奉灶王爷。这种认识一方面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浅薄之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正在失传的现实。黄克剑以“道”作为统摄老、孔、墨、庄、孟、荀、名家、法家与阴阳家等先秦九大家之纲，他的一句体悟之言――“‘道’只在致‘道’者真切的生命祈向上呈现为一种虚灵的真实” ，恰恰点透了“道”首先是中國人信仰的对象。中國文化对道的信仰贯穿于雅俗文化各个层面。不但老子、孔子、孟子涉道的至理名言说明中國文化以道为信仰对象——如老子之“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孔子之“朝闻道夕死可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且对道的信仰渗透了中國俗文化中，许多表达都几乎是家喻户晓。比如“替天行道”、“以身载道”、“君子生财有道”、“艺以载道”、“文以载道”、“讲道理”或“没道理”、等等。

　　恰如冯友兰曾深刻地指出过的，中國人“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以老子为例可以说明中华民族是如何哲学地解决信仰问题的。《老子》第81章明确地揭示了道所承载的终极意义：“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而这个“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或无条件地成全众生，或爱，并不是像耶和华那样的位格神按照自己的肖像故意创造的结果，而是自然而然就是如此。天地自然善利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而不争，“生而不有、长而不宰、为而不恃、功成不居”，——这一思想至少在《老子》第2、8、10、34、51、77、81章共七章中有明确表达——即人可以从天地成就万物的事实中看到其善举是无条件的，由此老子找到了人彼此善待的道德终极根据——天道如此。按照天道——这个天道不仅有善的规定性，而且有人以辩证智慧可以把握的运行规律的规定性——行事做人，其报偿也不指望来世或天上，在现世人间就能获得充实而完满的人生——健康、成功、和諧、快乐。

　　正是中國人对于道而不是位格神的信仰，引导出中國文化对于人类自由精神的重大建树。中國人的道德终极依托不是一位创世神，而是天道。老子从天地自然中悟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孔子及儒家则从“天行健”引伸出“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地势坤”引伸出“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由对天道的体认，引出人之应立的行为规范的思路，在《易传？象传》中俯拾即是：如从“蒙卦”、“师卦”、“小蓄卦” 之象引伸出“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以懿文德”这些修德的指向来。“道”作为中國人信仰的最高对象，同时能包容各种不同的信仰，这是中國文化特别具有包容性的重要原因。对“道”的信仰使中國人可以包容各种有位格创世神和无位格创世神的宗教、包容一神论、泛神论和多神论，也可以包容各种唯心主义的或唯物主义或二元、多元的世界观，还能包容对低层各种民间神的信仰和对祖宗先灵的祭拜与供奉。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在他的《全球对话的时代》中对于人类信仰史上不同的终极实在观有一个总结，他认为“构想和称谓终极实在的尝试可以根据它们各自所持的终极视角被归到几个‘家族’中。它们是：（1）多神论（多）；（2）印度教（一和多）；（3）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一）；（4）袄教和摩尼教及阴阳（二）；（5）基督教（一和三）；（6）佛教（空、无）；（7）儒教和道教（和諧）。”  由于斯维德勒对于中國哲学了解不够，因此他把中國人信仰的终极实在理解成了“和諧”。如果按照他这里的量化角度看，中國文化的终极实在观应当是“全”，而承载“全”的则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一”解释的是从“无”生“有”，进而达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各种不同的世界观或终极实在观就这样完全被包容了。由于中國文化有着能包容不同信仰这种最大的包容，所以在中國历史上，很难发生西方那样的宗教战争。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这就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主动或文化优势。

　　当代人由于进化论的思维定势，往往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在那样久远的年代形成的宗教和哲学，为何能达到如此的思想高度？为何能提供给人类几乎是有着经久不衰的价值维度和意义指导的信仰对象？仅就我们所能理解的原因来说，是由于这些哲学，在揭示了最为显而易见的存在的真实和认识的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人之为人的一些最普遍最基本的底线伦理规范。这三个内容——对存在的真实、认识的规律、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底线伦理规范的揭示，共同构成人类存在之道。而这些宗教则更为侧重于对人之为人之伦理规范的建构。并且，揭示这人类存在之道的先哲先圣们，他们本人都是以身载道的。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他们留下的教导，在人类精神的垂直维度上树立起几乎是不可超越的思想境界或道德高标。即他们不但以言传的方式告诉我们，人应当如何才不至于在精神上沦落为非人，而且以身教的方式展示给我们，人的精神有可能达到的至善高度。而无论是要自觉地做到不沦落为非人，还是要自觉地追求至善的精神高度，最重要的保证就是要有一种高层次信仰的自觉。

　　由宗教途径和哲学途径通过信仰达成信仰者精神生命的不断成长各有难易。前者可说是“始易终难”，后者则反过来，是“始难终易”。比如，基督宗教上帝的信仰者，会相信神时时在他身边照管、呵护、监督着他，因此一旦他真诚地信仰主了，他立即会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道德水准的人。可同时他也被要求相信教义明示的圣母终身童贞，耶稣从死中复活等超常现象，并对教会、教规、教仪、以及神职人员所行的圣事也都要笃信。他的信仰被建立在“不许怀疑”的基础之上。他也许可以抗争一切人间邪恶，放弃人世的一切利好，以顺从上帝为最高的行为原则，可是他较容易形成一种终极的精神被动。而老子之道的信仰者，信仰道是其理性的选择。他不用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也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奇迹需要论证其真实性。他并不以存在着能惩恶奖善的神为其避恶扬善的条件，也并不以将来能升天国永脱人世之苦为趋善抑恶的动力。他自觉地在同道、载道、行道、弘道的过程中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完全是靠了对天道的理性体认与自觉追随。从始至终，他不会走入一种难以与盲从划清界限的精神被动。但是他的修炼难在过程中的自觉。由于道不是位格神，他做好事，道不会知道；他做坏事，道也不会知道。他需要做到“慎独”，自觉地在社会生活中自律，洁身自好，抵御名、利、色、欲的诱惑。总之，他在其人生修炼中的境界提高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

　　四，信仰有不同的层次

　　黑格尔说：“说到信仰，我真正所指的是我的个人信仰，是一种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内在确定性。” “信仰必须‘自由地’接受它的内容。……信仰必须接受，才能成其为真。正是这种自由接受给信仰带来了确定性与个人性格。” 信仰以人对于自我有限性的自我意识和主动突破的意向为前提，信仰不能靠强迫、靠利诱、靠欺骗，它必须是人的无条件地自愿认可。在此意义上，信仰是人对于自身的一种内向度精神关系，是信仰者面对自己的心灵对自己生命所追求的意义的一种承诺。其特点之一是，它不容做作，不能假装。一个人出于欺骗的目的，说自己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骗得了别人，但是他无法欺骗自己。其特点之二是，它不能强加，它不是1＋1＝2或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那样的客观公理。也不是靠了外在的强力压制就能使人接受。其特点之三是，人的信仰一定会渗透于人的整个生活态度、行为方式、意义取舍、为人处事之中，而成为人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涵。

　　“信仰”这一中文词汇，显然意味着以敬仰、仰慕的态度去相信。由于人的思想境界不同，通过信仰要达成的愿望不同，人的信仰会有不同的层次。粗略地，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低、中、高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恐怕要算是迷信。迷信通常表现为启求、盲目地（即非理性地）相信、并通过真诚地供献、甚至某种类似奉承、贿赂的手段，感动超自然的力量，帮助信仰者达成某种具体的功利目的。中间层次则是不求现世功利，但是渴望来世功利或超世间功利，为了能免进地狱、修成正果、死后得进天堂，或下世得福报这种超现世功利，信仰者可以舍弃许多现世生活中的物质利益，而成为无私奉献的人。可同时，对超世间功利的追求恰恰就是修炼者难以跳出的终极精神被动。高级层次则表现为，人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努力从超越有形的、肉体的生命有限性的祈求上升到超功利层面，出于人对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人生意义的反思，在追求自我价值完满实现的过程中，去找寻一个能寄托其价值和意义追求的无限的对象，这样一种具有终极意义因而为其指出生命的价值方向又代表着无限的存在就被设定为信仰的对象。正是在这种高层次信仰追求中，信仰者达到了无条件的善待世界和众生的境界，即他的一切善的选择并不以天堂、地狱、来世福报为前提。在此意义上，他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终极实在相汇，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实现了有限精神与无限精神的合一。

　　信仰对象并不必然地决定信仰者所达到的境界层次。信仰者的精神境界是由信仰什么与如何信仰两重因素决定的。比如，一个自认为信仰馬克思主义的人，他认为这种信仰所要求的只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他理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仁者爱人”或“老吾老，及之人之老；幼吾幼，及之人之幼”；那么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受压迫的劳动階級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历史局限性就不会给他造成消极影响。如果是在“纹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背景中，他出于其信仰还有可能对那些被错误地打倒和非人道地迫害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真诚地给予人道的同情、关心和帮助。而一个自认为虔诚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他认为信仰基督，意味着一切事情做成了都可归为主的成全，做不成都可归为主的反对，并且能得之利的他寸利必争，能逃避之劳他尽可能地推脱。这样地信仰，反而提供给他在一切利他人利世界的事情上都持守被动，而在一切利己的事情上都异常主动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因此，信仰者如要达到真正的精神高度，则一，他选择的信仰对象一定能给他提供真正的生命终极意义。二，信仰者一定要真诚地依其信仰指引的价值或意义方向真诚地在实际生活中修炼、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能满足高层次信仰需要的被信仰对象，对于信仰者而言就有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规定性。一是必须代表着无限的终极实在，是人的理性可能追溯到的存在的最初因。唯有如此才可能具有帮助信仰者实现在精神上突破其有限性的要求。二是必须具有指向至善的人文意义或价值维度，这种价值维度与人类历史地形成并被人类经验证明为对每个人和一切人都有积极的成全意义的人类普遍价值相一致。它提供人生最高或最重要的价值，统合所有更具体的价值，使信仰者在其下能不断地提升精神境界。恰如杜普瑞（Louis Dupre）所言，“假使宗教丧失了统合其他价值之能力，则注定要归于消亡。信仰若非生命之全面统合的要素，就是纯然虚无。” “纯然虚无”言过其实，但是信仰如果不能提供信仰者生活的最高意义，而局限于只满足一定的功利需求，或更糟糕，与人类普遍价值相违，则会误导人生。轻者会把信仰者的精神生命局限于狭窄有限的层面，严重者则导致其精神生命萎缩甚至人性扭曲。奥姆真理教等邪教所以是邪的，就是因为它们是直接违背人类普遍价值的。而判别一种宗教是邪是正，标准也并不复杂，那就是看它是强加人类普遍价值的，还是瓦解人类普遍价值的。科学与不科学、实证与非实证则绝无资格作为评价宗教信仰与哲学信仰好坏的标准。

　　就个体而言，自觉的高层次信仰使人的整个生命活动获得一种统合意义上的价值支撑。通过信仰，人的有限生命与无限的存在获得统一，信仰者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精神上对自我有限性的超越。烈火见真金，越是在面对人生利与义、小我与大我、甚至生与死的抉择时，越是可以看出自觉高层次信仰对于人的加强作用。信仰使病弱衰老的身躯可以焕发出人间邪恶无法战胜的坚强力量，会成为社会良知的坚固柱石。没有信仰的人，是生活于对意义的盲目之中。一切选择都会来自于功利的、经验的考虑。即使其行为是善的，也常常并不是因为他发自内心想如此，而是被动地遵守一种约定成俗的社会规范或者法规而能如此。

　　所以，信仰基督宗教中的耶和华和基督、信仰由亚里士多德哲学地表达的致善――最高神、信仰由佛陀传授的佛法、信仰“利而不害”的老子之道、“仁者爱人”的孔子之道，……对于信仰者个体就意味着，一是他通过信仰的形式在精神上突破了个人的有限性而获得了深不可测或高不见顶的精神支持，因此会表现出一种超越利害、生死之自信、自由、从容和坦然；二是他由于有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领悟，而在通往死亡的整个生命路途中，在整个生命活动空间能获得一种内心的明灯，这盏明灯使他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特别是人生两难选择时，能自觉地做出符合善的选择，使他的知、情、意或智、美、善能力的培养与实现更加自觉；他能当仁不让，甚至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三是在他的信仰对象面前，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同时意识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众生的生命的价值，因此尊重生命，待人谦和、理解人存在的痛苦、并持有深切的同情之感，有分寸、能包容。他好学不已，不会陷入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愚昧与狂妄。他能意识到自己有限生命得以实现的绝大多数必不可少的条件，实际上并不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而是得自“天道”的一种无条件的惠予，也因此他会有一种真诚的感恩心态。

　　就社会而言，由宗教和哲学提供和维持的高层次信仰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它维系着人类普遍价值，是社会良知的营养源，即它起着养护社会良知的作用。二，它使整个社会的道德维持在人的水平上，拉扯着有限的受制于动物性欲望的人在整体上不致沉沦于低于人的动物水平和低于动物的禽兽不如的水平。三，它提供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意义指向。

　　所以，无论是对个体的人，还是对群体的人类而言，信仰是人的完满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维度。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迫切任务之一是重建对“利而不害”之道的信仰。

　　作者单位：中國人民大学馬克思主义学院　（邮编：100872）

　　作者电子邮件：llihua2003(at)vip.163.com

　　作者:刘利华

　　我一直以为，思想是智慧之光，矛盾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但是，当社会矛盾处于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推荡的时候，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矛盾的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压制或吞食另一方，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受控稳定，也就是强势一方实施强制稳定时，社会矛盾就会变成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

　　思想是智慧之光，是洞悉社会矛盾，察微知变的关键。所以，发现矛盾、洞悉未来、解决矛盾，是新的思想而不是已有的经验。无数事实证明，经验是人类最大的智障，因此，我们要求发展就不能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新思想、新观念、新智慧的基础之上。我这样说并非主张抛弃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而是主张在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经验教训中寻找新的思想源泉，烛照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以动态的思想、动态的眼光、动态的智慧，寻找动态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但是，在我国，思想上的动态变化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我们一贯的一元思维方法导致的一元思想在作怪，事实上，在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没有其它思想的对立与冲突，新的思想就无法激活。

　　本来，人类对自然与社会未知的渴望与深度探索的渴望，是人类思想发展变化的动力，特别是社会学意义的思索，犹其是人类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社会的构成基础是利益关系织成的网络，但在这个利益关系织成的网络中，利益配置是否合理就成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者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于利益关系持不争论态度，这个本来最容易开启人们思维闸门的开关被狠狠的关闭了。如果说当初关闭这个思维闸门的原因，在于保持利益一元性所致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无法确知其中的内幕，但不论是何种原因，其结果都导致了维护利益的一元性。现在我们能够猜测的，或许既有为了维护利益一元性的原因，亦有思维惯性的原因。

　　在我国古代，由于阴阳学说兴盛，多维度思维一直是我国人们擅长的思维方法，所以，虽然是皇权主导中國历史几千年，但在社会利益配置和社会利益配置价值观念共同作用下，集權式统治一般情况都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由文化观念主导下的社会利益配置，大体上维持在人们能够接受的区间，进一步说，也就是那时的人们，多元思维支撑着社会多元利益。有资料证明，在唐代的时候，当时的人们为了寻求社会权力的支撑点，采取民众推荐的方法选择官员，无疑为唐王朝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元的思维方法必然发现的是多元、多层次的利益格局，而在这个多层次的利益格局中，如何使之趋于合理或趋于不合理，这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维护公平正义的关键。

　　事实上，当权力群体不受民权制约的时候，强大权力的优势便会转化为攫取资本的优势，当这个优势成为社会的普遍法则时，为维护一元利益，一元思维的模式就形成了。

　　就目前看，如果要想打破一元思维下的一元思想，其实应该从制度上确立民权至高无尚的制度地位和一元的利益格局，否则的话，不论是解放思想也好，民生问题也罢，都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在眼下的中國，最缺乏的一是制度关怀，二是权力由民权制约，而缺乏制度关怀的关键还是权力不受民权制约的问题。

　　作者:田忠国

　　世界上有多少种思想存在，恐怕谁也不知道。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但这样就把思想下降到很低的层次了，每一个时代的世俗观念无疑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知识分子对此往往不屑一顾，我们更习惯将思想理解为对世界和人生比较深刻乃至系统的认识。人们都想被称做有思想的人，考虑问题多的人更盼望着得到思想家的尊称。人是被思想指挥着的动物，古人说，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现在有句时髦话叫思想决定高度，人们都想往高处走，思想也就越来越活跃了。网民们更是各抒己见，提出自己对各种问题的主张，张显自己的思想。可以说网络时代培养了千千万万的思想者。各种不同的思想之间展开了混战，越战越红火，人们的思想也一天比一天活跃，什么奇谈怪论也都被创造出来了，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对于这个思想爆炸的时代，我想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当代人追求思想，喜欢思考，这绝对是好事。就拿我们中國人来说吧，３０年前全国人民还都只有一种思想，天天只会背毛主席语录，全中國人民的思想都成了老毛的跑马场，而后我们才醒悟毛澤東那些思想是何等残忍何等荒谬，今天的中國人都抛弃了马列毛的教条，回顾当年，中國人不但在肉体上做了毛的奴隶，就是在思想上也是奴隶。现在中國人都没信仰了，都讲个性化了，得有自己的思想了，特别是年轻人，以异端叛逆标榜，思想越独特越好，都有点极端了。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中國人被压抑得太久了，不管老的还是小的，别看年轻人都生活在纹革后，但他们还都进过学校，接受过中國的教育，那简直就是精神监狱，对人性的压抑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进入大学乃至走上社会后，这种被压抑的自由意志得到了释放，每个人都会自由选择与其个性相称的思想，再加上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合成自己的思想，于是人们的思想就特别混乱了。二是中國文化的断层导致中國人缺乏良好的思想训练和文化底蕴，高深的思想很难接受，接受不了怎么办？那就否定。把根本看不懂的传统文化全部否定掉，然后盲目接受西方思想，但西方思想其实也很深奥，可中國人不管这么多，他们只吸取一点皮毛，便以为这就是西方思想的精髓了，怀古的人也会翻翻古书，同样学到点皮毛，于是天天囔囔着复兴传统文化，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懂传统文化是啥鸟。

　　说句老实话，世上有思想的人是很稀少的，因为真正的思想不是看几本书，辩论一番就能得到的。人类历史上的思想虽然多如牛毛，但归类起来却是很有限的。伟大的思想古今中外就那么些，其它各种思想都可归到其中，看做它的演变和支流。但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是伟大文化所放射出的光芒，甚至可以说思想与文化是一而非二。现在很多人以为自己很有思想，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但他不知道自己所谓的思想都是吸取历史上其它思想，通过自我这个载体，展现在当代的某个特定环境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但我们也可以说每个人的思想背后最终都能找到它的历史原本。有一种误解认为人类的思想可以无限发展，事实并非如此，思想不可能无限发展，就象人类和地球不可能无限存在一样。人类的思想同样有极限，这个极限不是还没有到，而是早就到了，在几千年前，人类的思想就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中达到了极限，以至宗教导师放弃思想，而通过修行达到那语言思维所不能达到的境界。虽然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多思想学说的创立，但我要提醒人们想想那只在如来手掌中一跳十万八千里的猴子。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打击人们对思想追求的热情，追求思想的獨立对我们中國人建设民主自由的社会尤其重要。只是我希望人们可以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不要被虚假的思想给迷惑了。什么叫假思想？这种现象太普遍了。读几本哲学书或思想家的著述，学到一点教条，以为这就是自己的思想了，这很危险。谈到叔本华就是悲观，说到尼采就是疯狂，提起鲁迅就是偏激。思想不是这样产生的。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一种思想要成为你的思想，一定要经过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痛苦，没有经历很大的痛苦，你不会有真的思想，所以我说真思想者很少。如果你想明白叔本华为什么这么悲观，你至少得承受人生的种种打击，直到“苦”字深刻烙上你的心田；如果你想知道自由为什么比生命和爱情还要可贵，那么你至少得亲身体会專制对你的种种压迫。思想家就是苦难中的幸存者，现在的年轻人整天谈情说爱，怎么可能会有思想呢？即使有，也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当前中國的社会风气非常浮躁，很多人都喜欢独树一帜，自创新说，有这个抱负当然很好。但我还是要说，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伟大思想，未来漫长的岁月里恐怕不会有谁可以超越。因此我希望喜欢思考的人们，不要太追求獨立了，而能够对前人的思想谦逊的学习，用生命去体悟人世，洗尽铅华，不被世俗的虚伪所惑，成为真正超世獨立的思想者！

　　作者联系方式：ＱＱ：２５８１７６８６１

　　Ｍｓｎ：ｈｕａｎｇｔａｉ８４（ａｔ）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黄泰

　　有的朋友看了题目，可能会说，这还用问吗？人们的“思想”必须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不仅要“保持一致”，而且还要在“一致”前加上“高度”呢！（即同黨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或在思想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错，这种提法由于来自最高权力层，所以，在中國人心目中，特别是在中國理论界和思想界，恐怕没有谁不是耳熟能详的。又因为它被作为“政治纪律”要求人们恪守，所以，又没有多少人愿意讨论它、研究它。那么，它究竟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和讨论的空间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所以也就斗胆拟定了这样一个题目来议论一番。

　　为了讨论的方便，首先得把什么是“思想”和什么是“思想自由”说一下。那么，究竟什么是“思想”呢？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给出的定义是：“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们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这种认识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仔细想想，这个“定义”似乎还缺点什么。这就是，作为“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被人们的“五个官能”输入头脑，进行加工，由“感性认识”进而“变成了理性认识”后，只有借助口语或文字“跃出”头脑之外，进入他人的耳目和心田，产生了影响力，才能算作是“思想”。否则，倘若始终呆在人们的头脑中，尽管可以自由自在，驰骋万里，纵横天下，恐怕还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潜在的思想（即“变成了理性认识”的“感性认识”）。当潜在的思想不仅能够自由地“跃出”人们的头脑，而且“跃出”头脑之后又能自由地到处徜徉，展示自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便是“思想自由”了。

　　由此可见，“思想自由”的关键就在于潜在的思想“在”跃出“头脑之外与”呆在“头脑之内是否具有同样的自由。倘若它在”跃出“头脑的过程中，或者受到强权的阻碍；或者受到强权的惩罚；或者受到强权的强迫必须改变成强权认可的”模样“……它便痛感自己不自由了。当然，人们心甘情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思想而上赶着去接受别人的思想，这不仅不是思想不自由，而恰恰是思想自由的体现。所以，所谓的”思想自由“，即是指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认可的”潜在的思想“能否得到”跃出“头脑的机会，或者”跃出“头脑之后能否与其他思想自由地进行交流交锋以及是否受到惩罚为标志。

　　什么是“思想”和“思想自由”说到这里先打住。再说说什么是人们的“思想”必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提法，有人说它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初期提出来的，其实，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它就已经“问世”并行使自己的职权了。只不过起先它的称呼并不这样叫罢了。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要求人们“同黨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就显得越来越不好把握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如“黨中央”可指黨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委会；也可以指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还可以指中央书记处、黨的最高的“一把手”等等。而“保持高度一致”的“对象”，既可以指黨的最高领导机关以及它所做出的决策，也可以指黨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某一成员特别是“一把手”以及他的“思想观点” .所以，要求人们“同黨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即强制全体人民同黨中央高层领导的决策或思想观点或者权力“保持高度一致”。

　　那么，为什么要让人们的“思想”必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不允许“思想自由”呢？主张此说的政治家总能说出某些理由来的。

　　首先，如毛澤東所曾经说过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澤東选集》，第５卷，第４１７页）那么，因为是“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所以就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的这种理由能否成立呢？笔者以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批判者以法律、判官和原告集于一身的角色来起诉、审判人们的思想是“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这不仅有欠公允，而且令人不可思议。况且，这种起诉、审判并不是因为先有了“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才进行“，而是先有了起诉、审判的权力再去寻找”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进行起诉、审判，进而定罪。很明显，这种做法是有脖于人类公认的法理和普世价值观的。因为人类公认的法理和普世价值观认为，任何惩罚只能针对人们的行为，而不能针对人们的思想。即使是”错误的思想“和”毒草“也仅仅是思想，犹如人们的”身影“，根本不可能构成对他人或社会的危害，当然也就不能进行惩罚。由于对人们的思想无法进行惩罚，也就只好惩罚思想的生产者了。思想生产者常常因为生产出为当权者所讨厌的思想被无端地定为”毒草“，自己因此身败名裂，以后也就不敢再”标新立异“了。所有社會主義国家的思想没有不贫穷的，原因大概不能不与此有关。

　　其次，在某些政治家看来，让人们的“思想”“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非常必要和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们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思想不一致，行动如何能统一？而行动不统一事情又如何能做成呢？是的，人们作好多事情确实需要行动统一，步伐一致。否则便不可能成功。但是，这种行动统一，步伐一致是以某种共识为基础的。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一定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并不是人们的“思想”同某种“主义”或“思想观点”“保持高度一致”的结果。现实社会生活中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不同的利益群体，经过讨论、协商，可以订立合同或协约，以便在做某些事情上统一行动便是证明。之所以要达成共识，就因为人们的思想本来就是不一致的。达成共识的途径只能是讨论、争论和辩论。人类历史不止一次证明，那种以一种思想来强制统一其它思想的做法，没有一例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再次，在某些政治家看来，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先控制人心。这是强调思想一致的另一个理由。然而，控制人心，往往是最不得人心的。而最不得人心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吗？诚如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说：“人的心是不可能完全由别一个人处置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的。因为这个道理，想法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神学政治论》第２７０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前苏联政权就是一个极力“控制人的心的政府”，控制不了，便实施残酷的鎮壓。这有前苏联最著名作家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从“从骨头和肉里，并且还是从活生生的肉里，从今天还活着的蝾螈的肉里，拣出一点东西”和由“二百二十七人（名单从略）在一起口述、回忆和书信中”所提供的“资料”而“建造的纪念碑”（笔者按：即指《古拉格群岛》一书）可以作证。然而，前苏联政权“长治久安”了吗？“万寿无疆”了吗？

　　一个政黨、一个团体、一种宗教，当然可以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甚至某种神祗，这是人们思想自由的体现，是无何非议的。但以国家机器作后盾，强制要求全社会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某种神祗，并同其保持高度一致就不合适宜了。诚如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所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１２５页。）别说其他什么思想，就是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能运用权力强制人们接受。运用强权强制别人接受某种思想的做法，本身就不是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是依靠理论的逻辑力量，才在上个世纪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在苏联等社會主義国家，由于运用强权强制那“处于健康清醒状态中”的人们接受馬克思主义，结果却使馬克思主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事实上，即使在同一政黨、群体、宗教内部，其成员的思想也未必能完全一致。共產黨员信奉馬克思主义，但对馬克思主义却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共產黨员的思想是既一致，又是不一致的。如，在中國共產黨的历史上有很多人其中包括毛澤東、鄧小平，在很多时候也没有与黨中央、与黨主席或總書記保持一致。革命早期，毛澤東与当时担任黨的第一把手的陈独秀就没有保持一致。而后与黨的第一把手王明、李立三也没有保持一致。鄧小平也是如此。他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后，既没有与黨主席毛澤東保持一致，也没有与黨主席华国锋保持一致。事实说明，连提出强调这一要求的伟人都做不到，更遑论广大凡夫俗子。又如，某些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全国确立唯一的、共同的信仰。但伊斯兰教内部又分成不同的教派，互相指责为异教徒，同一宗教内部也出现了类似不同宗教之间的纷争。连自愿选择某种主义、学说、神祗的人们，其思想和信仰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更何况作出各种不同选择的人们呢？

　　本来，按照人们思想的天性，是不可能做到“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但硬要人们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严加惩处，其结果不是思想殭化，便是思想贫穷，更导致讲假话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与“黨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者受到惩罚时，便以受惩罚者为鉴，本来不一致也要假装一致，以假话满足上面“同黨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要求，以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于是，大家说同样的假话，不说还不行；彼此知道是假话，不信也不行。人们都讨厌说假话，又都需要说假话。由于大家都说假话，法不责众，也就不必担心说假话会被揭穿或受到惩罚。相反，极少数说真话者反被视为异类，成了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以致被善良的人们誉为民族英雄。

　　其实，说假话，本属个人品质问题。但许多人普遍说假话，就发人深思了。记得李瑞环同志在任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普遍发生的事情要从制度上找原因，经常发生的事情要从规律上找原因。”仔细想想，人们为什么普遍说假话？还不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说假话的机制，强迫人们说假话吗？其实，正是社会的说假话机制造就了一大批言不由衷、表里不一、双重人格的人。说假话的人越来越多，公众场合的活动也就自然成了“假面舞会”了。既然说假话公然流行盛行，那么，还有什么不能造假呢？精神转化为物质，假话转化为假货，也就在情理之中势所难免了。由此看来，社会造假之风源自社会说假话机制；而说假话机制恐怕与要求人们的思想必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脱不了干系。人人痛恨假货，屡屡“打假”无效，就是因为没有层层追根溯源，真正打到“点子”上。

　　再说，要人们的“思想”必须“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势必剥夺人们公开地、善意地批评“黨中央”的民主权利。诚然，黨中央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也符合事物客观规律性。因此，在实际执行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黨中央”也是由人组成的，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黨中央”的领导成员，或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或由于调查研究不够，情况不明，缺乏严密的论证，或由于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等诸多原因，有时也会制定有一定缺陷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另外，任何政策都必须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情况变了，政策也必须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可是，在人们必须“同黨中央在思想上高度保持一致”的约束下，人们压根就不敢对这些制定伊始就是错误或有严重缺陷的政策及时善意地提出不同意见，议论其失误和缺陷，指出其弊端和危害，以使错误的政策得到及时纠正，使有严重缺陷的政策及时得到改善和调整，使已过时的政策适时加以废止。而只能解说和诠释，证明其如何“英明正确”。否则，便把人们对政策的善意批评和意见当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问题加以兴师问罪，造成严重的后果，导致蒙昧主义横行，并严严实实地封上了人们批评、质疑权力家的嘴。这种状况是有碍于政治文明的，大有改变之必要。

　　我们这个民族，过去吃“政治口号”的亏实在太多了。痛定思痛，不能再吃一百个豆不嫌腥，仍捧着一些不合适宜的提法不放。那么，说一千道一万，人们的“思想”到底应该同什么“保持一致”呢？笔者以为，最好还是不提类似句式的口号为宜。实在要提，不妨提，人们（包括黨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必须“同全国人民的福祉”或“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保持一致为好。这种提法不仅有利于思想生产者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成为国家之瑰宝，民族之至亲。也有利于民族整体思想素质和思维能力的提高以及思想繁荣和政治文明的进步。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７日晚８时半

　　作者电子信箱：ｙｃｙｕ９９@ ｓｏｈｕ. ｃｏｍ

　　作者:于成玉

　　中國近六十年来左左右右的折腾，基本上是在四种思想的指导下走过来的。这四种思想对于中國的进步和发展，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简单分析如下：

　　馬克思主义：馬克思指出存在资本家階級剥削劳动者的现象，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论证“资本利润只能来自、也完全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的过程存在错误，结论不能成立。但是这一结论决定了馬克思主义天生就是斗争的主义、革命的主义。它可以指导革命黨领导人民获得解放斗争的胜利，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既高举它的旗帜、又不走上极左的道路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思想：它把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國革命实践相结合，不仅指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也取得了早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它太过功利，需要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时，承诺“耕者有其田”，但是革命胜利后为了工业化，却又剥夺了农民的土地；需要打倒保守势力时，动员群众起来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但斗争结束后，又收回人民的各项权力，包括自由思想的权力；它在国际上不畏强权，但是对具体利益往往大大咧咧。毛澤東思想的确有“思想”或“主义”的成分，但它也有很多“谋略”或“权术”的成分，有着很深的封建统治思想的烙印，不够现代化。

　　鄧小平理论：在它的指导下，中國人民勇于突破旧的思想，大胆尝试，摆脱了极左的思想，走上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使中國的面貌涣然一新。但它更多地是鼓励探索，而缺乏系统的理论；在某些方面矫枉过正，有些方面却仍然相当保守。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中國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和实行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中國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和资本，又出现了资本和权利勾结、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情况。

　　显然，这四种思想单独都不能成为中國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简单的取长补短、然后再糅合在一起也不行。

　　因为它们都没有为下面三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

　　１，从五四开始，中國传统文化被打倒在地，“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又极其彻底地革了中國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一次命，用共產主义道德思想取而代之。但是市场经济大潮又把共產主义道德规范冲垮了。虽然西方基督教思想积极渗透中國，但中國人的实用主义宗教观使宗教不可能成为中國人的道德规范。所以中國人现在没有一个可以皈依的道德规范。

　　２，市场经济要求权力下放。中國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是自上而下的、事后惩罚型的。这个机制的启动门槛太高，只有死了人（如孙志刚事件，矿难事件等），才能够“惊动高层”，在事后、在延迟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启动制约机制。这导致人民对执政黨和中央政府产生巨大的不满，这实际上是执政黨和中央政府在为基层官员的腐败或无能“买单”。显然这个权力制约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不适应了。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应该是上下结合的、事先预防型的、能够即时启动的。

　　３，中國强大起来以后，引起了其它国家的猜疑，利益上也不可避免地逐渐开始产生冲突。国人的思想同样两极分化：一端是强硬的民族主义，另一端是软弱的妥协思想，还用了很多华丽的辞藻进行包装。前者加剧了世界针对中國的敌意，后者则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华奸）卖国贼思想。因此，中國今后如何面对世界，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思想。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没有一种单一的、现成的思想可以成为中國的指导思想，而只能是在以下四个主要的方面确定基本的指导思想：

　　１，重建道德规范：整理发掘中國传统道德思想中合理的部分，重新包装，在各级学校，重点在幼儿园、小学开展教育，同时在社会上以合适的形式，如电视连续剧等，进行传播和教育。应该建立“道德审查机构”——隶属各地人大（而不是政府）管理，对文化不健康、道德错误的传播物如电影等进行控制。

　　２，充分利用现成的人大制度：利用选民可以提名并选举基层人大代表这一法定机制，利用国家法律赋予人大的巨大权力，让人民能够参与当地政治经济重大事务的决策，直接制约地方官员，避免地方官员的腐败和胡作非为引发人民对执政黨和中央政府的不满，破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基层人大可以为中國人民提供学习民主政治知识并进行民主政治实践的机会，愿意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士可以通过竞选和担任基层人大代表来锻炼自己的政治工作能力，积累从政经验，并接受人民的检验。中國要实现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目标，需要大量能够代表人民利益、受到人民认可、同时也有政治头脑和实际从政经验的政治人才，在各级政府和人大工作。

　　３，国家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在追求效率、鼓励发展的同时，用国家的力量创造公平的环境。为贫困阶层提供廉价而优质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保护和鼓励民族资本的发展，注意制约外国大资本集团，以免其控制中國的经济命脉。

　　４，在国际上恩威并施：既不能一味强硬，也不能一味软弱。要巧妙利用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合纵连横。在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成为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要官民协力，努力塑造中國良好的国际形象。要充满自信，更要有使命感，用中國的“求同存异”思想，取代主导世界数百年的西方“弱肉强食”思想。

　　四个方面的核心，归纳起来是十六个字：

　　重建道德，人大民主，扶贫励富，影响世界。

　　一介小民，随意点评和提出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但是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有这样的标准说法：“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结晶”，那“中國思想”为什么不能是“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呢？找到了这些理由，就不怕丢脸出洋相了，写就上文，欢迎大家补充完善，或者另起炉灶。在正确的中國思想的指导下，祖国强盛兴旺，是我最大的幸福。

　　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１日于上海

　　黄佶个人文集网站：ｗｗｗ. ｎｏｗｓ. ｃｏｍ

　　电子信箱兼ＭＳＮ：ｆｉｓｈｍａｎ_ ｕｕ@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黄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举世瞩目的秘密报告不仅表达了苏联人民的愿望，也象十月革命一样，给中國带来了新思想，新理念。

　　赫鲁晓夫是从他的亲身经历深刻体会到斯大林的残暴，体会到斯大林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恶有多大。体会到斯大林对苏联人民欠的债太多。人格，良心促使他说出真话，以求苏联人民的解放，也求苏联共產黨得到苏联人民的宽恕。

　　但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只迈出了半步，而没有跨出历史性的决定一步。这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在思想认识上，即赫鲁晓夫没看到，造就斯大林残暴的决定因素不是斯大林的人格缺陷，而是斯大林的体制。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使斯大林具有了主宰一切的权利。

　　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官员腐化堕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错了，而是由于斯大林的滥杀无辜，是斯大林牺牲农民利益，只搞工业化造成的。所以，他在揭露批判斯大林后，积极在各地搞经济改革，以期赶上乃至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证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优越性。他的继任者虽因现实的需要，修改了赫鲁晓夫的一些激进做法，但还是在同一条道上往前走，要和资本主义国家一决高低。

　　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之所以没看出本质，当然与他们的学识。理论修养有关，与他们身处权利的高端有关。但我们应该看到，重要的是与那时社會主義公有制腐败等种种弊病暴露的不充分有关。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按馬克思理论建立起来的国家，虽然它违背了馬克思中年所说的，社會主義不能在一个国家建立的理论。但一是馬克思晚年，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危机不断，却越来越繁荣，没有一点崩溃的迹象，转而对俄罗斯的土地村社所有制寄予希望，作出了它可能使俄罗斯饶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會主義的预言。二是列寧斯大林用暴力夺权后，宣称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用机枪消灭富农，实现集体农庄，以人民利益的牺牲换来了工业化，又用苏联人民的鲜血和工业化，与全世界进步力量一道消灭了法西斯。使苏联的威望空前高涨。这一切既使赫鲁晓夫等人能看到斯大林个人的罪恶，又以为工业化是需要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优越性的表现。因而一时难以看到斯大林体制的本质。

　　正象对工人片面的激情蒙蔽了馬克思的眼睛一样，共產主义的美好理想也蒙蔽了赫鲁晓夫和人民的眼睛。而已过上共產主义美好生活的勃列日涅夫之流，则利用手里的一切新闻媒介，天天宣传形势大好，天天宣传盛世已到，以期永远的蒙蔽人民和他们自己。让人民相信，他们领导人的小集团，坐在共產主义的火车头里，能够拖着越来越破烂不堪的车厢，奔向全面小康，奔向现代化。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由于和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搞竞争，耗尽了人民的利益，腐败等各种弊端充分暴露，国力已是不堪重负。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不合理性已充分显现。有着对苏联人民深沉的爱，有着高尚的人格，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渊博的理论知识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欣终于联手，勇于放弃个人的利益权利，彻底抛弃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抛弃了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迈出了历史性关键的一步。叶利欣以大无畏的气魄，坚决大胆的走上彻底私有化之路，把公有了七十年的国有资产平分给每个俄罗斯人，这虽然带来了一时的混乱，但还清了斯大林所有的欠帐，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了人民，使俄罗斯人民跟上了全世界人民的步伐，走上了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不归路。今天俄罗斯的成就，充分说明俄罗斯十五年来的改革之路走对了。

　　为什么这一张张私有化证券有那么大的神奇之力？因为，它们不仅仅是钱，而是俄罗斯人把自己的命运撰在自己手里的一张张选票。正是这一张张选票，使俄罗斯人选出自己认可的总统，自己认可的议员。这一张张选票决定了总统，军队，法官的工资由议会发，议会的钱来自握有选票的摆摊人交的税，税金多少由摆摊人选出的代表说了算。而一切政黨，团体，报社，出版社，电视台等全都摆摊去，自谋职业，自己养活自己，休想拿到纳税人的一分钱。

　　那为什么俄罗斯乱了几年？让我们以一个工厂为例，全面私有化了，厂子要有一千张私有化证券才能买下来。厂长，技术人员，工人，谁的思想都有点乱，不知道谁会来买厂子，生产下降也就不可避免，商店里商品也会少下来。但有人看这个厂子不错，于是想法筹集资金，买来一千张私有化证券，让厂子开工了。经营了七十年的黨政机构，工农业体系等全要重组，怎能一点不乱呢？

　　还有，事情也不都是顺汤顺水，即使在在买卖私有化证券过程中，也肯定有欺诈，有掠夺，如有名的三Ｍ公司就是一个骗人的证券公司。但有民主政府，打击黑社会，市场就会逐步稳定，健全。摆摊的人就会逐步断了靠掠夺发财的念头。

　　短短的几年里，俄罗斯有四次全民公决，也就是说，俄罗斯人民选择了乱这个短疼，而换来了长治久安的好日子。全面私有化了，俄罗斯人没有重吃二遍苦，没有重受二茬罪。

　　为了更好的说明俄罗斯改革的指导思想及主攻方向的正确性，我们再简略的看看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是什么。

　　一，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因而要剥夺资产階級的财产，实现一切生产资料归国有的公有制。

　　二，国家的权利主体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而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锋队，由黨领导国家和人民，对资产階級等一切剥削階級实行无产階級專政。

　　三，按劳分配。

　　四，计划经济。

　　五，由此必然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六，以社會主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和人民的指导思想，扼杀一切反社會主義的思想。

　　以上六条，第一条是根，其余是枝叶。而所谓公有制，绝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一个小团体的所有制。而小团体，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即说到底，是私有制。公有制，是个说了一百多年的特大谎言。这些，我在一论和再论“人类，有资产階級專政吗？”两文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在猫眼里，该两文的题目为：中國，该向美国学点什么了及再论中國，该向美国学点什么了) 。

　　苏联七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实践，充分暴露了上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弊病，出尽了社會主義的洋相，梢有良知的人都意识到社會主義搞不下去了，必须改革。但如何改革呢？比如，大锅饭不是搞的人民饿肚子吗，那把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好了，保留其他的社會主義的体制不变，也就是不挖根，而只砍掉一根枝叶，不是既不乱又有效吗？如果把国家公有制变了，那又要出现地主，资本家，又要出现人剥削人，又要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工人农民不又要受二茬罪了吗？

　　社會主義的国家公有制不变，既一切生产资料仍归国有，只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即不挖掉根而只砍一枝叶，行不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市场经济是什么。

　　市场经济是什么？很简单，交换，没有掠夺的等价交换。

　　那些了不起的中國的经济学家一定会跳出来，说哪儿冒出个不懂装懂的门外小子，抢我的饭碗，照你这么说，那人类的远古时代不是也有市场经济了，还需要我们把吃奶的劲都拿了出来，在中國搞什么市场经济？改革，有这么简单？

　　你说对了，中國的经济学家们。简洁的往往是最好的，真理，往往是最简洁的。中國的经济学家们，你也知道，影响人类历史的有八大宣言，其中七个宣言文字的长度加起来才有“共產黨宣言”那么长。但谁有生命力？谁是笑料？谁是真理？

　　这是不是说不要理论研究呢？恰恰不是，人之所以能成为地球之王，就是因为人有思想。问题只在于，不能把某一个人的理论奉为治国的真理，不能推倒了一个神而又树起了另一个神。十几亿人，被病入膏肓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几句语录或几条理论捆绑得象一个人，是中國人的悲哀，也是中國人的耻辱。思想贫乏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只会搞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

　　在人类早期，确实有市场经济。一个猎人想用一只兔子换农民的一斤米，两人都乐意。成交，这就是公平的市场经济。参加交换的人多了，慢慢的，粮食的产量提高了，兔子被打得越来越少了，有人愿意用五斤米换一个兔子，摆摊的人觉得这很公平，都如此成交，这还是市场经济。

　　但由于一种难以避免的因素掺与进来，破坏了这样公平的交易，使市场经济变形了。

　　人类总有一些好逸恶劳之徒，他们既不想种田，又不愿打兔子，于是结成团伙，在市场上以市场需要保护的名义收取保护费，而保护费的多少又由强者的小团体说了算，还凭着暴力强买强卖，赚取最大利益。谁都知道，这就是常说的黑社会组织。显而易见，黑社会靠什么过上好日子？他们不是靠劳动，而是靠掠夺。有掠夺行为的市场就不是公平的市场经济。它必然要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必然要造成两极分化，必然要发生动乱。发生以暴制暴。

　　于是，政府在人类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人类政府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人们也很容易看出其本质只有两种，一民主，二，專政。那么，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政府搞的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呢？能搞同样的市场经济吗？

　　我们先看民主政府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的市场，也要有人管理，即需要公务员，公务员需要有个头，也可以说是主持人什么的，中國人喜欢好听的，就叫总统好了。产品交易中难免有纠纷，市场上也会有小偷小摸，有黑社会分子。为此，要有警察，法官。这些政府的人要吃饭，也即在市场摆摊的人得纳税。可纳税的人说，纳税是应该的，但纳税的钱不能交给总统一个人，纳税多少也不能由总统一个人说了算，还有，法院也不能归总统管，要不，发生纠纷了，最后还得听总统的，那还要法院干什么，那总统不也成了黑社会老大了？于是议会产生了。

　　而总统呢，带着警察，公务员管理市场，见着捣乱市场的小流氓黑社会就把他逮起来。摆摊的都拍手叫好，说总统可了不起，真威风。这总统既不要种田又不用打兔子，还荣耀得很。人都有管人的欲望，你说总统谁不想当？但，法律规定了，总统和议员干了几年都得走人。也就是说，总统和议员当不成了，也得摆摊。总统和议员无疑都是聪明人，于是，当他们在职时，一门心思就是要保护好每个摆摊人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市场繁荣了，税收多了，他们也不会拿去搞豪华的政府大楼那样的面子工程，而是救济穷人。因他们知道，谁没个意外之祸呢，谁不会老呢？保护好别人，也就是保护好自己。这才是最实惠的。至于一个兔子该换几斤米，总统才不费那个心呢，市场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至于要把钱多的人划成个什么階級，把钱少的或没钱的再划成个什么階級，鼓动他们起来斗，那是疯子干的事，总统才不会自找麻烦，，摆摊的人也不会那么傻跟着你干。

　　那政府是不是也可以搞几个国营企业干干呢，总统在这一点上也不会发昏。上面说过了，他绝对是个聪明人，政府有了企业，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又是仲裁者，政府和单个的摆摊人去竞争，那不明摆着是掠夺。那总统不又成了黑社会的头了？就象在足球场上，总统既要踢球又要当裁判，他能忙的过来？还不要被人骂死？

　　人最大的财产是什么？人的身体，人的思想。在上面所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断了靠掠夺发财的路子，摆摊人都只有靠劳动靠点子发财致富，且人人都可以自由的说话，自由的对政府说三道四，人活的象个人，人的道德与日俱增，人的聪明才智极大的发挥了出来，所有市场里发生的问题都能得到理性的解决。人人安居乐业，这样没掠夺的市场经济，你不让它繁荣昌盛都不行。

　　至于秦始皇开创的中國两千来的皇权專政是不是靠掠夺过日子，皇帝是不是黑社会老大，是不是市场经济，想必人人皆知，不用赘述。一句话，有掠夺的市场不是市场经济。

　　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在欧洲美国生根发芽？因没有它的土壤。它在苏联和中國能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因那里有非市场经济的專制的土壤。社會主義是用暴力跟在皇权專政后长大的，它的名称虽和沙皇，秦始皇不一样，但它们的土壤一样。斯大林和沙皇一样，也是黑社会老大。苏联的公有制就是来源于掠夺。

　　那么，现在要说的问题是假设叶利欣同志不挖掉公有制的根，而是听中國经济学家的，只砍掉计划经济的枝叶，搞渐进改革，俄罗斯会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呢？

　　有着充分经验的中國的经济学家来莫斯科了，对急于要搞改革的叶利欣说，總書記先生，你也想向中國学习，搞渐进改革了？容易得很，先在农村搞联产承包制，搞乡镇企业，在全国搞价格双轨制。

　　叶利欣点头称是，中國经济学家就是了不起，言简意赅。

　　几年下来，叶利欣发现有点不对头了。

　　一，农民是吃饱肚子了，搞乡镇企业也有点钱了，但乡镇干部越来越多了，税不够，再收各种各样的费，农民一年忙下来，除了糊口，所剩无几，这不是掠夺还在而且扩大了吗？还有，这一家一户的用老黄牛耕田，原有农业机械生锈了不说，这农村何时才能现代化啊。

　　二，乡镇企业是使农村兴旺起来了，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但它靠的是什么呀，几乎全是从国营企业挖人才，挖技术，挖市场，是重复建一个个厂而已，劳动生产率，技术等并没提高，反而把一个又一个国营企业搞的很困难，这里也还是有掠夺啊。

　　三，价格双规制的掠夺就更明显了，官倒。这在俄罗斯语里，绝对是新创的，要进吉尼斯了。

　　叶利欣急了，赶紧给中國的经济学家发Ｅ- ｍａｉｌ汇报情况。

　　中國的经济学家回电说，你怎么眼红了呢，總書記先生，不是说好了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吗？这些人富的还不够，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引进外资，引进股市制度，搞下岗分流，搞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把有俄罗斯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进行到底。

　　已骑虎难下的叶利欣一看，中國的经济学家就是聪明，要不，哪有四大发明呢。

　　又是几年过去了，叶利欣又发愁了。因为人民的意见越来越大了。叶利欣想想人民有道理啊。

　　一，这社會主義公有制，资财全在政府手里。税金也在政府手里，收多少税也有政府自己说了算。农民么，人太多，亏得当年就是因为保不起，搞了户籍制，现在也不用操心他们的社会保障。至于他们的孩子上学，是早有承诺，要搞九年制义务教育，不能再让农民掏钱了，古巴，朝鲜都搞了，孩子上学都不要钱了，但他们的孩子少啊。我们要是也搞，一年几千个亿，哪政府官员怎么涨工资啊，官员的工资不长，哪能扩大内需呢？哪能和国际接轨呢？哎，农村孩子，以后再说吧，等改革搞好了，再搞不迟。

　　可城里的工人就难办了，他们可是领导階級啊。这住房要钱买，看病自个儿要掏钱，原来仅有的两项社会保障没了，他们还能享受到什么公有制的好处呢？这不是明火执仗的把他们应有的社会保障的钱掠夺了吗？还有下岗分流，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领导階級能不对改革有意见吗？

　　二，这外资进来是有好处，可开的厂子几乎全是服装鞋帽，皮革造纸，化肥，塑料……拼命消耗煤炭石油矿藏森林等资源不说，还大面积的污染水流空气。破坏植被，扩大沙漠化，这可是对后代的疯狂掠夺啊。还有，外资厂也罢，私人厂也罢，打工崽的工资仅够糊口，几乎没任何社会保障，看着他们那麻木，呆滞，绝望的眼神，有几个梢有良心的人会不震撼？

　　三，至于股市，叶利欣早看清了。股市，本身就有着一定的投机，赌博性，它只有在欧美那样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发挥积极作用。而把它移植到所谓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场，橘窬淮则枳，社會主義股民是天下第一大傻瓜，就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监会的负责人全是黨组任免的，它不是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提歀机才怪呢。可国营企业把银行的钱贷走了，继续亏，把股民的钱掠夺了，还是亏，这一元钱的硬币丢进水里还有响声，可这几万亿的钱象掉进了无底洞，连个象蚊子哼的声音也没有。这死搬硬套的中國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咋样啊。

　　四，那些上不了市的医院啦，学校啦圈不到钱，可它们一产业化，富是富起来啦。但这明摆着也是掠夺啊，更要命的是人人都向钱看，人人都说假话，连幼儿园的娃娃也说，这可是比腐败还要可怕啊。

　　政府，国营企业，学校，医院等全在人民身上掠夺。政府为了自己，一个劲的卸包袱，一个劲的增加税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能不出事吗？

　　社會主義国家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社會主義搞不下去了。可渐进改革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南辕北辙的渐进改革，指导思想不是明显错了？目的不是明显错了？加上特色二字就能改变问题的实质？

　　叶利欣等不及发Ｅ- ｍａｉｌ了，拿起电话就打。

　　那头的中國经济学家发火了，气鼓鼓的说，叶利欣同志，你还称得上是共產黨的總書記吗，你怎么能怀疑黨和政府呢，我们出了纹化大革命那么大的事，还不照样伟大光荣正确。为什么引进美国的市场经济和股市，出现了腐败？你不知道，教科书上早说了，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吗？那为什么要引进呢？那是因为他们富啊。改革的目的就是改革，必然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样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对俄罗斯人说，深化改革，再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再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到最后，不都富起来了吗？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你们不是有个靠近资本主义国家的列寧格勒吗？开发它，搞房地产，更大力的引进外资，把列寧格勒建成有俄罗斯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样板，让人民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俄罗斯的。至于一些亏损国企，把它卖了，而石油，电信，供电，烟草，盐业，银行，大型钢铁，造船等重工业别卖……

　　又是特色，叶利欣听了总感到有点不对头，感到中國的经济学家是不是人格上出了问题。但他来不及细想，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再听一次中國经济学家的吧。

　　又是几年过去了，列寧格勒成了世界超一流大都市，各地的市府大楼也把美国的市府大楼远远的甩在身后。全世界都说俄罗斯最强大。可盖房的人拿的是银行贷款，买房的人搞的是按揭。这银行坏账呆账象火箭一般向上窜。还有这五千万元的工厂，怎么四百万就被人买走了呢？这中國的经济学家们确实了不得，哪一天把我这个總書記卖了，把俄罗斯卖了，我还蒙在鼓里呢。

　　电话响了，叶利欣惊了过来，才发现是一个梦。他庆幸自己没有遇到中國的经济学家们。他对着话筒说，请进。普京走进办公室，叶利欣紧紧握着普京的手，只说了一句话：珍惜俄罗斯，就永远的从政坛消失了。正是这一消失，使俄罗斯人民永远缅怀叶利欣。

　　摆摊的人期盼低得可怜，他们绝不指望政府把他们都养起来，他们知道，任何政府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期望靠摆摊人纳税养活的政府能把市场上的流氓地痞黑社会管起来，让他们放心的摆摊。但摆摊的人却发现，政府始终穿着一件印有特色两个大字的制服，在市场上晃来晃去，无止境的掠夺摆摊人，他们能不对政府失望？能不欲哭无泪？

　　看病谁都知道要对症下药，可改革为什么要南辕北辙呢？

　　十五年，俄罗斯不用再提改革，一切走上正规了。

　　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算不了什么，但这是人的半辈子。当年二十岁的小伙子举起双手，欢呼改革的到来。但三十年过去了，他发现，自己孩子的生存环境还不如自己年轻时的生存环境，自己的孩子还要举起双手，期待着改革，期待着人的解放。做父亲的他能不困惑？能不伤心？能不流泪？

　　社會主義国家，只有把国家前面的四个字去掉，把宪法前的一大段序言去掉，把宪法里專政两个字去掉，把公有制这个根挖出来，劈成碎片，平分给人民，才是唯一出路。

　　舍此以外的任何改革，只能是舍本求末，暴殄天物，饮鸩止渴，死路一条。你信不信？中國官方的经济学家们。

　　作者:汪红雨

　　我在“人类，有资产階級專政吗？”一文中提出的，美国没有階級，没有階級斗争，没有资产階級專政，美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民主国家的观点，从目前的评论来看，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只有少数人提出疑义，其为以下几点。

　　一，美国没有资产階級專政，那两黨轮流执政算什么？

　　ＰＡＲＴＹ，黨，政黨，社交聚会，在一起开会的一群人而已。美国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就是这样松散的组织。在美国人眼里，黨和围棋协会，钓鱼协会没什么两样。民主黨，共和黨，都没什么黨支部，黨委，政治局那一套，也没什么入黨宣誓等玩艺。它们的功能就是用来搞选举的，选举完了，黨就该休息了，为下次竞选养精蓄锐。至于执政，那是政府的事，它们连边也摸不着，它们也从未轮流执过政。要是还来个黨领导国家，那美国人准说你疯了吧。你要是说布什是美国人民的领导，那也要让美国人笑掉大牙。即使哪个黨推出的候选人当上了总统，那个黨也休想从国库里拿到一分钱。它们黨的活动经费全是私人赞助的。即便如此，赞助的上限，法律也有规定，这明摆着是不相信黨。美国信上帝的人远远多于信政府的人，你还指望它相信黨？

　　正因为美国政府的领导是美国人民，所以在国内，美国政府对每个美国人毕恭毕敬。在国外，若是有某个国家，胆敢伤害一个美国人的生命，无论你多强大，美国总统不跟你拼命才怪。

　　二，有人说，在黑人和妇女没选举权时，在屠殺印第安人时，该是资产階級專政了吧？

　　任何事物都有个发展过程，民主也不例外。在华盛顿等５５个美国人关门三个月拿出宪法，又用三个月到各洲通过后，美国政府才逐渐运转起来。开始，美国人是按财产额来交税的，交税的人才有选举权，这不能算專政，而是既合理又不太完善的。那时黑人是奴隶，他哪有钱交税？是林肯总统发出了解放黑奴的法令，并为此献出了生命。黑人不是奴隶了，但种族歧视仍在某些白人那里还有，又是在政府，白人和黑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消除了种族隔离。美国总统甚至派部队保护黑人孩子上学，就是一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的完善，美国早已走上了年满１８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的这一步。

　　至于屠殺印第安人，这事有，如同当年欧洲人开发非洲，美洲，印度等地一样，也要历史的看问题。人类社会，各个民族文明的发展，哪里没有血腥？美国人刚到新大陆时，面对蛮蛮荒野，和古代人一样，为了生存，总要砍伐森林，开垦荒地，这誓必要和土著人发生冲突，有白人杀土著人的，但同样有印第安人袭击白人的。中國人几千年来，民族和民族之间，同一个民族内，血腥屠殺不比西方人少吧？若非要用现代法律来苛求古人，恐怕人类现在还处在洞穴时代。不要忘了，人是由动物脱胎而来，人的动物性还或多或少的残存在现代人性里。

　　三，至于有人说美国搞霸权，纯属无稽之谈。美国给联合国的钱占全世界给联合国的钱２５% ，你中國只占１。５% ，你对美国在全球到处插手烦的很，那你把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３５０个亿给联合国好了，保管联合国要请你到处管事。

　　有人说美国搞掠夺，那行，你对美国人说，我把中國白送给你，当你的一个洲，或当你的殖民地也行，你看美国人要不要。美国人品德绝对没那么高尚。当初，墨西哥全民表决，要加入美国，美国人都说不，现在还要你这个资源贫乏，环境恶化，有十三亿人的烂摊子？别看你的市政府大楼比美国的豪华，但你白送给他，他都绝不会要，还用得着来掠夺？

　　美国广袤的大地上从未有过皇帝的脚印，从未有过專制獨裁者的声音，那这些有理性有道德，生活幸福的美国鬼子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是不是上帝特地留着美洲那一大块土地不用，待人类互相残杀得差不多了，在一个早晨，把一些天兵天将下凡到新大陆，给人类作榜样呢？

　　谁都知道不是，知道美国建国前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这时，那些道貌岸然的中國学者，专家，教授可要登场作总结报告了，我说是嘛，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不是全球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吗，你还敢说人类没有资产階級專政？你还敢做这么大的课题？

　　那好，让我们简略的回顾一下英国的历史，看看英国有没有资产階級專政。

　　约２５万年前，人类从欧洲大陆来到现英国小岛——不列颠。５０００年前，有了新石器，在新石器后期，不列颠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建筑群——巨石圈。大都是同心多圆形，直径最大达５１８米，石块重量最大的有５０多吨。这么多这么重的石头至少是从２０公里外运来的。它们是怎么运来的？如何吊装？为什么修成那样？这可能是个永久的迷，但人们却永不会怀疑不列颠民族伟大的创造力。

　　约公元前５５年，罗马人进入不列颠，他们带来了古希腊文明，带来了基督教，各地都有了类似罗马元老会的议事会，由拥有财产权的成年公民选举产生。此后，英国一再出现多民族融合情况，伊比里亚人，克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诺曼人等和当地人先后融合成今天的英格兰民族。这里有没有血腥？不用说，有，但重要的是文明在进步。

　　公元６５０年，英格兰有十个国家，即战国时代，象世界其它地区一样，王权向着强大的方向演变。公元８２５年左右，有了全英格兰的国王，此后，国王不断的更换。但有一点必须说明，英格兰任何一个国王，从未单独占有过全国的土地，矿山，森林等生产资料。即从未有过象秦始皇那样的中央集權專制。即使如此，王权还要受到很多制约，主要有：

　　一，受到法律的限制。英国公众的民主意识一直保留着，长期公认的习惯法即天赋人權等，对国王和王室有着坚韧的约束力，许多国王都制定法典，如“艾塞伯特法典”，“伊尼法典‘等，内容大多为习惯法，对国王都有约束力。

　　二，受教会限制，基督教的传教者大多是信仰虔诚知识丰富的学者，受罗马教廷的委托，借着上帝的名义，引导芸芸众生，协助国王治国安邦，而国王也乐得信教，听从规劝，借用神权，使自己的权利合法化。

　　三，受贤人会议的限制，贤人会议是王国政府的重要机构，起源来自日耳曼人的‘马克大会’或民众大会，其由国王主持，参加者有高级教士，世俗贵族，国王近臣，地方官员，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显圣节等都是理想的集会时间。它保留了群体表决，多数认可的原则，使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传统得以延续发展。在威廉一世期间，贤人会议改造成“大会议”。

　　中世纪的英国，国王和贵族之间一直维系着双向契约关系，公元１２１５年６月１５日，国王约翰和２５名贵族签署一份由贵族递交的文件，即著名的“大宪章”。其主要内容是重申贵族的权利和防止国王侵权。

　　１１２９年，贝弗利首先获得自治特许权，成为英国第一个自治市。

　　１２３６年，大会议制定“默顿法典”，明确规定了立法，司法和维护土地所有权等，随后，大会议渐渐的被人们称为“议会”。１３世纪中叶，平民代表——乡村骑士和城市市民先后进入议会。

　　１６４９年１月３０日，内战后的胜利者——英国人民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议会于５月１９日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

　　此后，王朝复辟，英国内战又开始了。但１６８８年举世闻名的‘光荣革命’，终于使英国人不再流血了，英国人找到了适合国情的政治归属——立宪君主制。１６８９年，议会通过“权利宣言‘，经国王和王后签署生效，称”权利法案“。其保证了议会的立法权，强调了议会至上的宪法原则。英国从此走上了没有内战，良性发展之路。在随后的１８世纪初，内阁制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