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7月1日，广州市社科院发布了《广州与我国其他副省级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的报告，对广州和全国其他的副省级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和排名。广州的综合竞争力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二。

　　其实“城市竞争力”这个概念有些不伦不类，因为城市不是一个企业，没有利润，没有盈亏，用一些诸如产业组织、企业规模、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投入等指标来对城市排名次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我们姑且可以用“城市竞争力”这个概念来描述其财富增长的潜力或者对企业的吸引力的话，这种竞争力也不是一些具体的指标能够衡量的，因为每个城市都千差万别，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北京高校、科研机构云集，广州如果去和北京比研发、比人才，那么比得自己无地自容也是自找的；同样的，你去和深圳、东莞比制造业，和浙江比小商品，也只能比得自己丧失信心。

　　其实这种比较毫无必要。每个城市都因为自己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人才资源、气候等而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有自己的比较劣势，没必要把广州去和别的城市进行比较。

　　广州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在历史上，广州就是中华帝国几乎是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是华南的物流、人才、资源的聚集地，这种物流中心和财富集散中心的特殊地位在今天也仍然存在，而且轻易不会被取代，广州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劣势项目上去一争短长，只需利用和扩大自己的优势就可以在经济格局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或者说是城市的魅力的源泉更在于这个城市是不是足够自由，伟大的商业城市的崛起都是因为这个城市给了民间商业社会以充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伦敦、19-20世纪的纽约、20世纪的香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创业的自由、低税收、灵活的劳工市场、奋进创业的精神、健全的法治，以及开放的经济，政府隐退在舞台的背后，只提供城市治安的保护，保证产权不受到侵害，保证契约得到履行，并通过低税收来保证创业的激情和民间经济的活力。

　　如果说城市有竞争力的话，这个竞争力应该说来自于政府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不轻易逾越自己的界限，给民间商业以自由，资源自然就会以其效率最高的方式来进行组合，至于广州是适合发展高科技产业、金融业、制造业还是物流业，相信市场的选择会比我们的政府官员和研究机构更聪明。

　　具体说来，政府应该做的，我们认为，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大幅度降低税率，藏富于民，吸引国内外的资本，给人们以创业和发展的足够空间；撤销一些阻碍企业创业和发展的法律；大幅度削减政府审批项目，让政府不再干预经济的运行；放开一些政府垄断的行业，例如金融、市政、公交、传媒等，给资本以投资的空间；放松政府对土地的管制，让土地资源以其最高的效率进入到市场；对政府进行改革，精简机构，削减政府预算；扩大民意基础，扩大人民民主；改善广州的治安，保证企业和个人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自由地经营。

　　如果政府能够真正解放思想，让市场充分地自由和开放，释放民间商业的活力，那么广州的潜力是无可限量的。

　　来源：《新快报》2008年7月3日

　　作者:陈青蓝

　　我记得，我的一名来自惠州的大学同学在第一次向我介绍他的家乡的时候说，“20年前，东莞是惠州的，30年前，深圳也是惠州的，160年前，连香港都是惠州的。”

　　大亚湾是惠州南部的新城区，这是一个曾经与北海，海口齐名的地方，中國历史上第一轮房地产泡沫的发源地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末，惠州市提出的口号是，“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这个踌躇满志的城市准备依托总投资50亿美元的中海壳牌石化项目，20亿美元的熊猫汽车城项目，吸引全国的淘金者们来此开发房地产。1992年，且不论吸引的外资，国内就有超过260亿人民币的热钱涌入惠州，大亚湾中心区的房价从每平米200元炒卖到每平米1.1万元……

　　火炬的传递并不经过大亚湾，这片惠州人曾经的希望似乎正在被遗忘，或者正在被人抢走。这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房地产热潮，目前的房价甚至高于惠州市区。“都是深圳人过来把房价炒高的”。当地人抱怨说。在大亚湾的主干道两侧，到处是房地产广告和工地。名流，大湖，别墅，果岭，在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中都能见到的房产广告关键词充斥着视野的每一个角落。一切似乎又回到了90年代初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

　　1988年，美国熊猫汽车公司准备投资20亿美元，以大亚湾熊猫汽车厂为核心，建成具有底特律、香港、夏威夷特色的综合性现代化城市，一期投资2.6亿美元迅速到位，最惹人眼目的是一片16万平米，当时全国最大的单顶厂房。当年建设时，据说水泥地面施工标准达到国际水平，运来的汽车生产线不需找平，放在地上就能用。他们的目标是，从1995年开始，年产30万辆“熊猫”牌小轿车——当时整个中國的小轿车产量不过才3万，捷达、富康都尚未诞生，可堪使用的仅桑塔纳和北京吉普两款车。

　　如果是现在，这个项目无论如何得不到通过，美国熊猫汽车公司的名字本来就让人产生狐疑——美国根本就没有一家这样的企业。实际上，这是一家韩国的教会通过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利用教产来华投资。他们一开始承诺全部产能将用于出口，这并未违背当时的汽车产业政策的——直到现在，外商都不能在华设立独资汽车产业面向中國市场销售。

　　当时的惠阳县（现惠州市惠阳区）对这家公司的到来欢欣鼓舞，他们甚至将刚刚建成的县政府大楼转让给“熊猫”做办公楼，并将该楼西南侧的大片土地提供给熊猫做厂房，将该楼以北的一片土地提供给“熊猫”做生活区。在“熊猫”的带动下，从1991年到1993年，惠阳县实际利用外资从1673万元人民币，上升到1.8亿美元。 但后来，“熊猫”在投资已成事实之后，进一步要求30%的产能在中國销售，在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情况下，韩国人也意兴阑珊。而在90、91年，新一轮改革到底“姓社姓资”争论也让这个教会背景的企业备受争议。当时参与项目的中國汽车工业专家陈祖涛回忆说。

　　1991年底，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在惠州视察时说，这个汽车厂就不要搞了，已经建好的厂房可以改成贸易大厅。陪同视察、正在侃侃而谈的“熊猫”美方经理帕克当时就愣住了。没有任何过多的解释，”熊猫”在中國流产了。

　　曾经的熊猫汽车厂旧址，从2006年开始已经变成了一片被称为“熊猫国际”的小区，总面积110万平方米，主打欧洲风格主题社区，屹立10余年的工厂废墟已经不见踪影。雄心勃勃的“汽车城”被最保守最赚钱的房地产所取代，1996年，熊猫汽车就更名为熊猫置业发展（中國）有限公司——大股东还是那家韩国的教会，原本的美籍经理人已经被扫地出门，资方请来的新总经理，是一名中國的朝鲜族人。当时轰轰烈烈的汽车梦，留下的只有“熊猫”这个作为楼盘名字相当奇怪的商标，和那个颇似汽车车标的公司标志。接待我们的熊猫置业行政部经理林强2002年才进入这家公司，对这家房地产企业的前身，所知也颇为有限。但他骄傲的说，先有“熊猫”，然后有惠阳，“整个惠阳区就是因为熊猫起来的。”

　　怎样评价1993至1994年的宏观调控对惠州的影响都不为过，据记载，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惠州城市信用社的总损失超过60亿元。遗留了55万平方米的烂尾楼，52万平米空置商品房。大亚湾在整整10年间，犹如一个“鬼城”。

　　当时与熊猫齐名的项目，是总投资号称50亿美元的中海油壳牌南海石化项目。大亚湾这个天然的深水良港，似乎天生就是为石化项目所准备的。从1988年开始，以中海油，英荷壳牌为首的投资人就开始规划，设计这里的石化项目。但从1992年南海石化获批到2005年建成，因为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动和大型国有企业调整等一系列原因，这个深水良港整整等待了13年。

　　与此类似的，还有康华公司的30平方公里征地、建设东方夏威夷的计划、李嘉诚的港口开发计划，20多年来，外来的投资给惠州带来了多次希望，确又一一破灭。而1988年才分出去的东莞，则依靠几百万，几十万元的港商，台商投资，组建发展成GDP总额3千亿，常住人口上千万的超大型城市。

　　一个国家重点项目改变一个城市，这在新中國的历史上并不鲜见。一汽之于长春，二汽之于十堰，还有西昌、酒泉、宜昌。想要重复这一模式的惠州屡屡碰壁，而民间自行生长起来的企业则一步一步成为惠州经济的支柱。2007年，惠州的GDP总额在民营经济的推动下终于超过千亿元人民币。从1993到2003，这落后于东莞和深圳的十年，是惠州为稚嫩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当时希望通过“上项目”而一举改变落后面貌的地方政府何止惠州一家。改革开放30年，那些国家扶持最少的温州、宁波、东莞、江阴们，已经成为惠州们艳羡的对象。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胡贲

　　此前，愚人曾有一文提出，“现在，农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而当工人，他们居住在农村；当农民，他们又工作在城市，自己的生活无法优化，国家的土地又无法整合，这个问题将来会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乃至小康进程，中央迟早一天要提出来解决。”

　　今天，从南京沿省道公路西行至昆明，沿途荒芜土地不计其数。回想昔日，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为了种地，不惜冒坐牢危险，立契为盟，何也？时代变也。昔日小岗农民争要土地是为了吃饭、脱贫， 现在众多农民抛弃土地是为了造房、变富。累死累活一亩地，一年到头五、六百，谁愿意；脏活累活出去打，一年回来五、六千，谁不愿意。可是，这个不起眼的个人选择，却将直接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今年1.5至2亿吨，明年就不会变成1.5至1亿吨吗。

　　我算了一个账，2007年全年进口大豆3082万吨，食用油838万吨（折合进口大豆4190万吨），两项相加为7272万吨，以亩产125公斤计，需耕地5.8176亿亩，减去粮食出口730万吨（进出相抵后）折合2281万亩及大豆、食用油、果品、蔬菜等出口折合的约2000万亩 ，以现有人民生活标准和农业科技水平，我国尚欠5.4亿亩耕地，折合两季与混种，至少还欠3亿亩。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惊人数字。1.5亿吨，能代表粮食自给了吗。

　　正因如此，中央才下那么大的力气来保护耕地。可是，能保18亿亩耕地，却保不住18亿亩种地。农业和工业一样，规模越小，成本越高。谁愿意买台大农机来种自己承包的那一亩三分地。据说，国家的“保耕”标准将要提高到50元，行吗，也许对有千亩大户奏效，对只有5亩小田的家庭来说却无力，250元只是10天的打工工资。粮食问题在农业，农业问题在农村，农村问题在农民，农民问题在种地，种地根本在收入，而收入根本在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三化”之首，首在规模。“保耕”补贴，权益而已。

　　中國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民众多，要全面实现小康非常不易。现在册农民约10个亿，人均不到2亩。2亩地，不举极端例子的话，种什么可以富裕？要富裕，大比例离开土地，离开农业，到其他产业去，制造出更多的人类需要，参与到世界交换中去，各取所需，才能富裕。同时，腾出土地，连遍整合，解决农业现代化不可迂回的症结，这是终极手段。倘若，农民继续依靠农业，农民继续分散土地，农民继续聚居农村。农民不可能富裕，国家不可能粮食充足。

　　从人类群居开始，到近一百年的历史来看，一个人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参与社会交流生活所必需的各项配置：水、电、信，道路、车辆，生产、生活工具等，只有在群居适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可能配置相对齐全，也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效用。无论新农村如何建设，也不可能将城市的所有设施建设到农村去，即使将来有那份财力资源，这样的消耗人类财富，也不科学。要切实优化农民生活，实现全面小康，多数农民离开农村，是必由之路，剩余的也叫农业工人。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78年，那场大讨论之后，中國变革，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变革推动了时代，时代在推动着变革。邓公伟大，指明了变革的方向：过河奔小康；邓公伟大，指明了变革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河有宽窄，水有湍平。长江最窄处几米，最宽处几公里。从哪里过河，这就是战略。也许有人反感这个词：中國不缺战略家。可不谈战略谈什么。中國有太多的问题，一环扣几环，放、化单投，这边杀死癌细胞，那边又激发出肾衰竭，有句老话，按下葫芦翘起瓢，不在局内之人，岂知中國问题之复杂。跳出“走路”看“道路”，会更清晰许多。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才能则近道矣。我们不缺改革精神，缺的是改革战略，大战略。过去，时有，时无，时虚，时实的那种，不是战略，至少不是大战略。大战略，至少十五年不变。

　　当然，可以不必，也可以没有什么战略。中國问题不要管，让它自由去发展，正所谓无为而治矣。但历史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七十年来，从我的祖父辈起，有的奔县城，有的去省城，有的到北京。现在，许多远亲近戚、乡村邻里，还都在计划打算县城买房，省城工作。这不是一个家族变迁，而是整个中國80%的城市人的演绎写照。我是农民的孙子，我了解农民的想法，只要具备条件，有几个农村人不想变成城市人？君不见，考学进城的农民娃，回农村去的又有几个？农民不象国家，有那么多方针政策。也许“进城”就是他们一辈子的战略。国家与农民协同一致的“战略”唯此一也，意义之大，何事能过此耳。

　　现在部分农民已经离开农业、离开土地，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但是，城市似乎没有做好准备让他们留下，农村似乎也没有做好准备让他们离开。生活在城市周边、底层，成了城市问题，回归到农村中心，占地修屋、抛荒承包，成了农村问题。无为怎能而治。中國80%的城市人往前推三代都是农村人，这是历史的潮流。将来80%的农村人还要变成城市人，是现代化的要求，小康的要求。政策不宜提前，又岂能滞后。因势利导，完成一次历史大战略，是决策者的历史贡献。

　　对于城市化，城镇化，此前的二十年来，不断被提出，不断被冲淡，城市化城市怕大，乡村化城镇怕小。一个城市大到什么程度合理。北京、上海，能最大程度发挥城市功能吗？当然，这些是城市专家的问题。但是，因工作、生活要浪费大量的时间于在城市中流动。而政府为了节省人的时间，要消耗大量的人类资源，用于建设节约时间的设施。这些看似必要，确实无谓的消耗和浪费，至少是城市过大的一种缺陷。直辖市、省会城市的人口容量终会有限，这个矛盾终究要显现，与其待到非为不可，还不如未雨绸缪。反之，一个城市小成了一个城镇，科学吗，无须再论证。中國难，难在农村、农业、农民，其实归根结底难在城市、产业、市民。

　　也许抛荒，还没有抛到缺饭吃，也许城市，还没有大到不能再容人，也许人的流动彷徨，还没有达到难以忍耐。但这些问题在向可预见的方向发展。顺势而为，制定前瞻战略，此为政思也。本文提出“产业定向聚集结合农村土地整合利用的大县城发展战略”，内含三个要素，一是产业建设，二是大县城建设，即地州所在地城市的扩大化建设，三是农村土地整合。产业建设为大县城建设做准备，大县城建设为农村土地整合、转移农民做准备。

　　农村，现在有许多房子，一、二百平方，住着的仅是两个老农夫妇和几个孙子，为什么呢，壮年人没有事干呀。一个城市也一样，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生命力与生产力。产业化战略是城市化战略的保障，是城市化战略的战略，农民变成市民与务农变成务工，缺一不可。将来，总不能还把农民变成的市民，过年前，一火车皮、一火车皮拉回来，过完年，又一火车皮、一火车皮的拉出去吧。

　　产业定向是因地致宜，扬长避短，着眼新型产业，特色产业的科学抉择，适合旅游的做旅游，适合矿产的做矿产，这是产业定向。东部五省，没有一个发达的县市，不是以专一或专二的产业发家致富的。做好产业定向，是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现。

　　产业聚集就是将相同或相关联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销售规模优势，配套互补优势，技术交流优势，让供原料的人方便，让购产品的人省力。如贵州，旅游产品许多县都有，这么多年下来，面具还是“木面具”，蜡染还是“布蜡染”。在这上面，省里，也想弄出个“多彩贵州”来，可只刮起了风，却没有下出来雨，原因很多，不必罗嗦。没有聚集就等于没有定向，没有聚集成规模就等于没有聚集。

　　大县城建设，就是城郊变城市，农民变市民，务农变务工。就是在地、州所在地城市，或具备条件的县城，修路建房，配医配教，有娱有乐，大范围扩大城市功能。让“流动人口”，这个无奈与茫然的时代烙印逐步淡去，将来流动的不再是“人口”，而是游客和货物。当然，纸上谈兵，何其容易，就城市“低保”如何衔接农村土地转包费，就农民进城购房是否实行农房、市房两个轨制，就土地，抛中有种，种中又抛，如何调整连片，等等这些，就将延伸无数困难，不过，终会有办法的。

　　农村土地整合利用。一是整合，二是再利用。前者追求的是民愿、民安，后者诉求的是国力、国安。要解决农民愿意，农民安心，靠一个公司，靠一个组合，靠一个机构，终究困难，只有靠国家参与，以成立的农村土地转包中心或其他组织，以补偿来接包抛荒耕地，然后进行土地调整与土地整合，最后联片发包。同时衔接好城市社保中心与土地转包中心，形成身份互换，支付互转。专家会有更多的办法。必须提出的是，农村土地整合利用与大县城建设、产业建设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不可割裂。枝分根结，都在指向农民。

　　所有之事，动态运行，但终有趋势，不可一蹴而就，但需循序渐进，复杂难测，但不是没有方向，困难虽多，但决不因噎废食。因于动态，因于复杂，因于困难，才更需制定战略。粮食安全在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之首在土地整合，土地整合的关键在农民转移，农民转移的出路在城市，城市生命力的基础在于产业，产业的生命力在于产业聚集和产业定向的好坏。在目前历史时期下，产业定向聚集结合土地整合的大县城发展战略，不妨作为制定相关政策围绕的方向。这方向，也促进以城市分流来化解城市汇集。

　　战略要提出，使百姓、官员都知道未来要做什么，干什么。不至于许多乡长、村长埋头苦抓乡村工业。我想，将来的中國，极有可能，也应该是：乡镇管土地种出来的（农、林产品），县城管机器造出来的，省城管办公室想出来的（软件、教育…）。北京、上海，则是政治文化，金融科技的世界中心了。

　　作者电子邮件：pyongp(at)126.com

　　作者:彭勇

　　都市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让他们在城市住下来，最终融入城市？在民主时代，或者允许贫民“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成为两种基本选择，而普遍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尽管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识是：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

　　真问题并非“贫民窟”而是拆毁“贫民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就应该解释，这些人没有住在贫民窟，那住在哪呢？所有讲奇迹的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是不是在城市买了商品房呢？估计很少。是不是住进了国家提供的福利房呢？好像也没听说过。是不是他们自己盖了一些棚户呢？好像也没有。那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上了天还是入了地？

　　现在某些人批评贫民窟，已经很少再说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了，因为这些国家的贫民区，至少在建筑景观上都是很漂亮的，而棚户式的贫民窟，大概只能在发展中國家看到了。于是，这些人就说，你看印度的贫民窟多糟糕、拉美的贫民窟多糟糕，而且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这些人关于资本主义造成贫民窟的理论，在19世纪恰恰是馬克思主义者曾经严厉批评过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道：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階級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階級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階級”。

　　换言之，“贫民窟”并非馬克思恩格斯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现代”真正特殊的问题是：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无法维持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城市主城区的地价飙升，于是很多人盯住了这一块地皮，认为在这一块地皮上盖低档住房很不合算，千方百计要把城市中心区的穷人赶走，然后盖一系列豪华的建筑。恩格斯说，这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问题。对此，我们不妨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首都巴黎做个案例考察。

　　法国的奥斯曼“大拆迁”

　　在没有迁徙自由的中世纪，巴黎是没有“贫民窟”的。法国大革命后国民有了迁徙自由，迁入巴黎的“进城农民”大增。尤其是复辟时期、七月王朝与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化加快，城市也加速扩张。1800-1860年间，巴黎人口从58万增至170万，即三倍于前。贫寒的新移民见缝插针，在昔日的峨峨“皇都”里 “私搭乱建”，加上适应贫寒租户需求的廉租私房大量出现。于是在市内的西、北、东三面都出现了“贫民窟”。这些街区不仅不“雅观”，而且使与之为邻的达官贵人感到不舒服。加之自大革命起在“无套裤汉”的抗争遗风之下，贫民区被视为“起义”的渊薮。尽管激进思想并非发源于贫民区，但在某些人看来，从1789 到1848年，“捣乱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竖起街垒路障，而狭窄的街巷使鎮壓者的大炮难以到达。所以，统治者对这些“贫民窟”深感头疼。但在革命后“民权”的保护下他们无可奈何。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1852年拿破仑三世颠覆共和、恢复帝制后，政治出现專制化趋势，民权被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皇帝实行“警长治城”，于1853年将其心腹、巴黎警察局长奥斯曼伯爵升为塞纳省省长和巴黎市长，授命他清理贫民区。

　　奥斯曼权势巨大，他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荫大道”。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在此期间，第二帝国通过提高税收投入了巨资，为打造奥斯曼的“新巴黎”花了25亿法郎，而这个时期国家每年财政总支出不过14亿-23亿法郎。奥斯曼以其对民权的蔑视而被称为“凯旋了的万代主义”。

　　奥斯曼不仅手段强硬，而且生财有道，他使用政府的暴力帮助开发商赶走贫民，规定开发商建造的豪华“新巴黎”房产由投资者特许经营，并以政府的垄断权力保证他们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并得到足以诱人的利润，但特许期满后房产必须归政府所有。于是政商合作发财，帝国基建-财政部门的不少官员借之也大捞一把。而被驱赶的穷人所得补偿很少，奥斯曼的改造对他们完全是一场灾难。

　　奥斯曼之后的“自由拆迁时代”

　　不过，奥斯曼现象不仅是在民主国家中很少见到，即使在法国，也就是那二十年的一个特殊现象。奥斯曼以后，巴黎的城市改造仍然在进行，但它的原则以及相应造成的城市风貌，就和奥斯曼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共和民主时期，城市改造基本上遵循两条原则：商业性拆迁，遵循自由交易原则；公益性拆迁，遵循民主决策原则。

　　所谓民主决策，是指一个项目如果是公益性质的，那么首先要通过民主程序来确定，要经过议会讨论、舆论论证等等，最终达成共识，建还是不建。如果建，那么第二个程序就是自由交易的尝试，尽管是公益项目，能够做自由交易也要尽量做自由交易。如果在第二个程序遇到问题，有人漫天要价，怎么办？那有第三个程序，就是由中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来财产评估。如果这个评估的价格，拆迁户仍然不能接受，仍然是漫天叫价，那怎么办呢？第四个程序就是要有替代方案的论证。如果替代方案论证也认为不行，公益必须要这个地方，那么在走完这些程序以后，可以实行国家最终定价，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来给予拆迁补偿。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不是哪个领导一拍脑瓜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奥斯曼以后的巴黎城市拆迁和改造更加重视贫民的权利，一方面，政府不能强行驱赶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责任要为穷人提供服务。这是民主国家的两个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受限制，责任越来越可问责，也就是说，政府想做就能做的事越来越少，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事越来越多。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帮助穷人。这就涉及到贫民区、简陋住房的改造问题。这些相关问题等我介绍完另外几个国家的贫民窟情况后，再作介绍。

　　南非索韦托：隔离型贫民窟

　　南非的一些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前是很漂亮、很安静、很整洁、治安也很好的，但前提是不准黑人进来。可是，白人又需要黑人给他们打工，又不想给他们提供福利房，怎么办？南非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城郊划一大片地方，让黑人自己在那里盖房，这就是索韦托贫民窟的来历。到 1980年，索韦托已经发展到160万人口，比约翰内斯堡主城区的人口还要多。这两个地方紧挨着，但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约翰内斯堡是天堂，那索韦托就是地狱。

　　索韦托可以说是黑人的伤心地，但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到索韦托不再是地狱，而约翰内斯堡也不再是天堂，黑人开始大量地移居约翰内斯堡，开始盖起一些不是太漂亮的房子。

　　虽然现在很多人对于这种状况不满，但在索韦托也可以看到很乐观的景象。因为索韦托的房子虽然还是不怎么样，但已比上世纪60年代好很多了，而且索韦托的公共设施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索韦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地有一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就会出现大量的人涌到这个公共汽车站坐车回家过年。不过，这种景观和中國似曾相识又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那些回家过年的人，基本上是跨国的外籍劳工。因为南非本国的黑人劳工，一般来讲都是全家住在一起，尽管索韦托的条件不是很好，但至少他们是可以在那里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就不存在回家过年的问题。

　　尽管现在的约翰内斯堡变得比以前脏乱差了，治安也比以前糟糕了，但人们普遍还是认为现在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有一个曼德拉广场，就是为了纪念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给他们带来的进步。当然，南非现在面临的问题也还有很多，但南非人绝不会用恢复种族隔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今日第三世界都市的贫民窟

　　（1）印度贫民窟的来历

　　在殖民时代，由于英国人的“城管”相对较严，尽管当时的印度农民远比现在更贫困，但印度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并不多。獨立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对穷人迁徙限制放宽，大城市不可能“贫民与狗不得入内”，于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加速。

　　同时，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政治上不仅搞民主而且承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经济上却实行“马哈拉诺比斯社會主義”，被当时苏联定义为“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种体制虽然也号称民主社會主義，然而却不是学瑞典搞福利国家、二次分配，而是学苏联以国家财政投资搞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经济”，这样一来，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便严重不足。名义上尽管国家对公民的教育与卫生承担责任，但实际上除了左派执政的一些邦外，那时印度多数邦中的乡村公立医疗与教育网点量少、质差、经费缺，而大城市里对穷人的保障就要好些，虽没有发达国家那种住房福利，教育、卫生条件还是远比农村强。在迁徙自由状态下，这更加速了乡村中最穷的那部分居民迁入城市。

　　而另一方面，这种“社會主義”的国家垄断也导致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难以做到充分就业，进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难以脱贫。尽管他们并不比进城以前更穷，但在现代化大城市中，他们的棚户区的确触目惊心。这些因素的综合，便使得印度在獨立后的几十年内都市贫民窟大为扩张。

　　（2）拉美贫民窟现象：开发商给穷人让路

　　中國人到拉美，往往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可思议，比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而房地产商往往在一些条件很差的地方，比如 50多度的陡坡，搞商品房开发。于是中國人很惊奇，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圈呢？拉美的开发商会瞪眼睛回答，你们真是有本事啊，怎么能够把他们搞走？

　　其实，拉美的城市周围也有圈地运动，可这不是政府圈老百姓的地，而是老百姓圈政府的地：一帮进城农民，进城后要找地方盖房子，于是找一块政府公地拉起一道铁丝网，自己盖起了房子，政府说这是违章建筑，但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支持他们的，折腾了半天，政府也就说，算了算了。比如BOSCO合作社区就是这样的，百姓征了官家的地。

　　我觉得拉美的贫民窟，有一点比美国好，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要比美国强，他们往往有的是从农村整村地往城里迁，保持了农村里原有的人际关系，社交活动也比较多，像我看到的BOSCO，他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盖了一些房子，都是二居室的，很简陋。他们是穷人，而且进城的年限不过是五年十年，基本上是来自山区的印第安人。但是这些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土地是圈来的，也没有开发商的利润，基本上是自己合作盖房，成本就是建筑材料，据说这样一套房子才2000多美元。

　　民主福利国家的贫民区改造

　　前面提到，在奥斯曼时代，巴黎虽然大拆大建，建立了很多豪华建筑，但基本上没给穷人盖什么房子。但到了民主共和时期，这种现象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二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法国先是在巴黎周边贫民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伊夫里、苏瓦希、楠泰尔等地，建立了以高层廉租为特征的第二代福利房。这种福利房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给穷人盖的房子还是不够好，建筑密度太高、绿地太少、居住太拥挤，人们在里面缺少自尊心。在这种批评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开始大量兴建所谓第三代福利房，也就是以低楼层、低建筑密度，绿地和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街区为主。

　　那么，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全社会盖的，而不是像我国那种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第二就是它的分配标准，唯一的分配条件就是贫困（低收入）。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左派掌权的福利国家，有右派掌权的自由放任国家，福利房覆盖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富的人开始覆盖的。

　　中國的“负福利”住房制度

　　由政府房政部门兴建，以贫困（低收入）为唯一分配条件。此种制度在西方普遍，在剧变前一些东欧国家也有。但我国从未有过。国共鼎革初，政府曾把一些没收房交由房政部门安置社会贫民，但从未新建此种住房。此后用房政经费维修旧房且远不足。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按“负福利”原则实行“单位分配制”：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住房差（往往无房）。在单位内部同样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房待遇”更高；官小工资低，“住房待遇”更低。而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后来我们搞住房改革“取消福利房”，其实是把过去的“特权房”予以变现、赎买。真正的“福利房”制度，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现在也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新建一套前所未有的福利房制度。

　　不要让中國农民再做“两栖人”

　　中國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中印工业化进程都导致大量农民进城，但不同的是：印度农民往往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占地搭建简易住房，形成为人诟病的“贫民窟”。但是这些新移民相对易于在城市建立家庭生活，同时形成社会保障压力。而中國农民没有地权，不可能卖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内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中國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

　　我记得重庆有个官员说过，重庆“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原因是中國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你们印度人喜欢全家进城。恰恰就在这个城市，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长远下去会怎样？别的社会问题且不论，请看奇文《亲子鉴定与文化问题》：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680例鉴定为非亲子，比率达22.6%.而其中农村例子中非亲子率更是“有点惊人”，高达将近50%！今后我们的社会基础、文明基础、人伦基础会如何变化？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國的其他城市也非常多，我觉得，重庆最近搞的城乡统筹改革非常之有意义，我也希望重庆的城市化能开创一个新的模式。我要讲的是，重庆的城市化如果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社区，我不会批评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免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政府有足够的理解。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又多出几百万的两栖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比有贫民社区更严重了，尤其是现在的农民工子弟发展到第二代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第一代还可以说他们是两栖人，第二代还让他们当两栖人吗？

　　现代城市新移民的问题，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方式是应该避免的，老实说，像索韦托那样的方式，很多人就认为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认为，索韦托毕竟还是给了黑人一个在城市里成家立业的条件，我们现在不能给他们提供廉租房，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在城市里自己盖起类似棚户区，而且我们还要整顿城中村。现在整顿城中村，大家讨论的都是如何给城中村原来的户籍人口以更多的补偿，拆迁补偿往往都是给房主的补偿，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不考虑租户的利益。其实城中村的改造，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租户都去了哪里？这些租住城中村的农民工去了哪里？

　　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或者给他自由，或者给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给。二者都不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负作用很大。中國最应该警惕的不是什么拉美化，中國怎么会拉美化？中國现在正在奥斯曼化，怎么防止这个现象，这是大家要考虑的。

　　作者:秦晖

　　22层98米高的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建成使用仅7年，但政府决定下月将其爆破拆除，在原地新建一座250米的高楼。该医院总造价3776.70万元。此事引起各方关注和热议。有市民认为用了7年就炸掉非常浪费。而规划局有关人士称炸掉大楼政府并不吃亏。 （现代快报3月17日报道）

　　一个只使用了7年的高楼，说拆就拆说炸就炸，而官员竟说“政府不吃亏”，只因“建一个新的更大的医院，政府花掉10亿多点，而转让一个老医院地块就获得12亿多元，应当说政府实现了盈余，此举是成功的。”

　　社会综合资产就这么多，一直呈流动状态而已。政府卖地盖医院不吃亏，开发商买地盖楼卖房子当然也不会吃亏，那么究竟谁吃亏？只能是全无锡的老百姓吃亏！要知道不论那栋250米高的大楼是做高端五星级酒店、办公、顶级商业等用途也好，是做住宅用途也好，去买房子去消费的都是老百姓——羊毛出在百姓身上。在这其中，政府就像一个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钱过其手“实现了盈余”。城市面子好看，官员脸上光彩，哪还管城市的“里子”——百姓们高兴不高兴乐意不乐意？

　　98米高的大楼建成三年之后就要按“新规划”拆除，当地的发展速度之快真令人咋舌。让人担心的是经济建设与规划意识发展如此之快，那这栋二百五十米高的摩天大楼是不是也很可能在建成三年之后也被“规划”掉？这并非不可能，既然现在能有一个“二百五”的大楼规划，怎么知道未来不会出现两个“二百五”的规划呢？

　　炸掉市值上亿元的高楼，在拆迁和重建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建材资源与人力资源，不光是不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更是以一次败家子的行为换来了一个“二百五”工程，10亿元人民币在转眼与转瞬的“规划”之间消耗使用。突然想起了去年的无锡水污染事件，不知道深受太湖蓝藻之害的无锡老百姓们现在是否喝上了安全水放心水。要知道，春天已经来了，夏天还会远吗？而夏天正是蓝藻泛滥的季节，我们很担心无锡会遭遇去年的水危机之困。如果，无锡的医院不搬迁仍在原址“为人民服务”，如果把新规划医院的地块卖成10亿元人民币，如果这10亿元人民币用在太湖蓝藻治理上，建立一个防污、治污、监测、调水的饮水工程，我们还用担心今夏无锡爆发水危机吗？

　　执政为民的本义，不是要给市民建一个“二百五”大楼好看又气派的虚政，这类形象工程只会给官员政绩填上那华丽而无力的一笔；而真正的执政为民，应该是类于保障居民喝上安全水似的民生善政，如此才是民心考核中官员作为一个苍劲的“好”字，而更该是政府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

　　作者:张兮兮

　　当前房价居高不下在北京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已经向二线城市蔓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创意十足，依稀就是幻想小说，建议这些人学学遣词造句、叙事结构，把论文润色一下，改行当科幻小说家算了。一些违背常识而又没有直接明了的客观证据的经济理论，或者是一些对经济模型不顾理论前提的套用，对现实世界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依笔者看来，大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房价高企不下的情况，可以由国人对“城市化”这个概念的误解来解释。而这份误解，也并不是我们这些“经济学木匠”所能解决的。其实大城市房价高企不下，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法律的公平性没有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每个法律主体并没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鼓吹城市化。但什么是城市化，好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历史上来看，城市是由集市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天的很多城市，刚开始时只是一个集市，就像在乡村里过一段时间就赶一次集似的。随着客户的稳定和专业商人的出现，商人开始在集市旁定居，便形成了城市的雏形。而随后的城市化是劳动分工进一步加强的结果。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形成，大量商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向市场靠拢，于是原有的非固定的集市逐渐形成有固定居所和附属服务业的定居点——城市。城市中巨大的客流量为这些三产者提供了广阔的客源和强大的广告效益，盈利的商人比农村的居民更有能力发展城市的基础建设。而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定居，一些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学者、政客在城市中的定居和聚集，形成了学校、医院、自治政府，让城市的生活进一步便利，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就是城市梦的由来了。城市化之所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单纯由于居民的增多，更得益于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医疗和教育的广泛普及，法律条文的公平性和执行力以及城市中众多的商机和信息。

　　随着城市面积的膨胀，特别是通讯技术和交通能力的提高，大城市在某些方面已经失去了它面对市场的信息优势和交通优势。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城市化时代，也就是说，第三产业者不用处在拥挤的城市中，也能快捷地同外界交流。但是这要建立在交通和通信设施完善的前提下。如果这些经济学家在看国外城市化发展的数据时，能够关注一下城市居民数量的话，就能理解外国人对中國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能吸引如此多的人口的惊讶了。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当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乡村‘升级’到城市的。人口规模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是分工更细了，与外界联系加强了，人口流动范围加大了。

　　但是当前的一些学者对城市化的理解还停留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层面上。种种促进城市化的政策其实是在鼓励农村人口，特别是人才，迁移到城市去，而不考虑现有城市的承受能力，也不考虑城市无限扩张所带来的市场效益递减现象。外部人口迁入城市又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许多压力，譬如房价上涨，就是住房不足的市场反应。随之而来的又是旧城区的改造。且不论新规划的合理性和旧区的文化价值，经济学上来讲，旧城区真的值得去拆吗，或者说旧城区改造能解决能让房价降下来吗？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表明是值得的。理由是新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我们用常识来想一下：当你想买新车，你怎么处理你那功能尚好的旧车呢，把它砸扁了卖废铁，还是当成二手车来卖？问题是：为什么在那么大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城市却不断的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呢？而广大农村地区有条件追求更好基础建设的人才严重外流，农村的发展又靠谁来‘升级’而实现城市化呢？

　　这其实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关于各个人类聚居地是否享有同样发展机遇的问题，抑或是关于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不因出生地而遭遇门槛或享受特权的问题。

　　当前我国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区）、镇（街道）三级行政区划，在有些地区还实施四级区划，在省和县中间设市级行政区，管辖各县。这本无可厚非，但行政部门以首府为中心的观点从行政上扩展到了经济、文化、艺术、医疗、基础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人类聚居点之间按着头衔已经论资排辈，首都，省会，城区，郊区，县区，镇上，最后是村里。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促进地区财富积累的政策，优先在省会城市，城区实行，结果“姐姐不出嫁耽搁了妹妹”，一些有条件优先发展的地区由于没有处在行政中心，无法享受到政策支持，眼巴巴地看着资源流失。而一些已经处于饱和的行政中心由于政策优惠而在市场竞争中继续占据着“优势”，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其实在这些大城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当地居民和周边地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医疗、教育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房价居高不下，只是冰山一角。

　　从最初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到现在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或是中部崛起，都是以地域来分别考虑问题，订立不同标准。还有中原城市群、辽宁中部城市群的设立，行政中心依然在城市群中享有诸多特权。这样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经济发展不是建立在市场的选择，而是建立在对政策优惠的追求，对地方贡献的规避上。如果这种订立政策的思路不转变，而来奢谈什么推进改革，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成果。当初以深圳为代表的一批特区的蓬勃发展，便表明了摆脱了行政区划上的论资排辈的地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优先发展并带动周边地区。但是三十年过去了，特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宝贵的经验呢？有些学者没有看到摆脱了制度枷锁的区域自身发展起来的优秀制度，并加以推广，反而把特区看作可以跟省会城市平起平坐的新贵族，看到提拔新贵族带来的对经济的刺激，就做起‘画一个圈就振兴一个地区’的梦来。在祖国大江南北圈圈点点，给看似有优势的区域加冕进爵。这分明是循规蹈矩，萧规曹随，哪里是推进改革了。这样做也只是把当前行政中心和特区面临的问题转嫁给这些新贵族城市，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让问题陷入死结。既然当初特区的设立是摸着市场经济的石头过河，为什么不把他们摸到的石头标注出来，反而还要让这些新兴城市在去摸一遍石头，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呢？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后城市化时代，我们对城市化该有怎样的理解呢？

　　我们要吸收那些在所谓特区发展起来的优秀制度，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发展地域经济。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保证政策的公平性，让市场在全国各地面临着同样的规则，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资本和劳动力对政策的寻租。看看今天的特区随着新法规的实行而面临的衰败，就可以看到寻租前提下的虚假繁荣。那么，如果在法律实施上一视同仁的话，特区衰败问题怎么解决，另外，会不会有些发展薄弱的地区无法参与竞争呢？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特区的衰败只是暂时的，撤出的资本和劳动力是那些在寻租前提下呆在特区的那部分，就像水坝开闸后水要外流一样正常。而且外流的资金和劳动力会给其他地区带来活力，这些资本和劳动力在正常的市场调节下在新的地区必将产生更大的效益。特区也会因为外来劳动力减少而减轻住房、失业、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管理上的负担，让特区的居民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

　　另外，一些薄弱地区不但不会受损，反而会因全国法规一体化受益。原因如下：第一，法规一体化摘掉了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贵族的帽子，让所有地区享受同等待遇，薄弱地区会面临更多的机会。第二，有些地区并不欠缺先天条件，而是不公平政策的实施导致资源外流。随着公平法规的实行和资源的回流，会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公平的法规意味着对不同区域的区别对待取决于各村落、社区、地域经济发展程度，而非取决于行政区划上的头衔。我们就可以针对某些经济发展指数对薄弱地区有的放矢，加强扶持。

　　在法规一体化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协调发展，即各地区的特色是经济特征决定的，而非政策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对某一经济要素的需求，适当制定优惠制度，向所有符合条件的要素持有者开放。既可以满足需求，又可以避免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会产生真正的特区，才是才能让特区内居民的生活质量真正因为优惠制度提高，真正使劳动要素向特区聚合产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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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三

　　作者:李维烨

　　温州在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产生了众多企业家，这已尽人皆知。本人由于工作关系，近期和多家温州企业打过交道，头脑中一直思考着温州成功的原因。

　　温州成功的原因有多种，我们试图撇开一些偶然的机遇，如改革开放的机会、适当的政策、地理位置、重要项目入驻温州等等，寻找一下温州为何发展那么快的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和与温州人的交流，我发现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能够让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本。

　　什么是文化？归根到底是价值观外化形成的一种风气、习俗、习惯等，深入到人们观念的深处，流在血液中，渗入到骨子里，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中起着深刻的持久的作用。于是一个好的文化成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长期良性发展的内驱力就不足为怪了。

　　一、温州的文化

　　文化是长期积淀的结果，我们看看千百年的历史演变在温州留下了什么：

　　1） 重商的文化环境

　　温州人的做生意的意愿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了一个温州的老板，他的闯荡商场二十多年，在温州小有成就，他有一个儿子２２岁，他自费送他的儿子去英国读书。他的儿子在英国读书期间，自己和伙伴们做起了在英国的进口生意，把出口到意大利的中國货倒入英国，赚取了大笔的利润，不到两年就在英国开上了宝马，而这一切都是背着父母干的，父母从来没有给他在生意方面的教育。当然这其中也出过事，也经常“栽”，比方说有一次被英国海关查出进口到英国的是假货，被罚巨款，只能由他的父亲还债，这时他的父亲才知道他的干的好事。虽然“栽了”，不管多少次的“栽”，但生意还在继续，屡“栽”屡起，生意逐渐走向正规。在我这里不评价他的儿子做生意方法的好坏对错，但从他的做生意的意愿来讲，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父母有意识的教育和培养，他却能做到这种地步。这恐怕只能从温州的文化环境来解释。温州的土壤养育了温州的生意人。

　　温州人的下岗的情况耐人寻味。温州人不怕下岗，在企业宣布解散之前他们早都已自谋生路，而且下岗以后过得多半比在国营企业还好，有大批的人在企业还没有采取下岗措施时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耕着公有田，却早已自己开垦和经营好了自己的自留地”，以备后路。这对比一下内地很多国有企业对下岗职工出路问题解决中的重重困难，这是否耐人寻味？是否可以从文化观念和商业意识上面找一找原因呢？

　　2）注重实践性

　　温州人，被称为中國的犹太人，有着聪明灵活而且极为务实的生意头脑，而这种头脑来自于多年的商场上的闯荡，来自于自古以来就从不停息的探索生财之道的努力。

　　很多温州人十几岁就开始做生意，甚至有些不到十岁的小孩就在大人的带领下开始跑生意。试想一个读了MBA的人毕业大概二十五六岁左右，如果再读博士毕业可能二十八九岁，他的实践经验比别人少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在他们毕业时，温州人可能已经在这么多年的摔打中，在多次的破产中，在无数次生意的失败中磨炼中练就了一幅打不垮的刚筋铁骨，那些苍白的缺乏承受力的理论家决非他们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历很低甚至是没有文化的人成了我国改革法开放后第一代企业的老板，而那些学院派高材生们却往往空有文凭无所作为。这个现象是普遍的，那是因为它的背后有着规律性的，必然的东西。

　　我们并不反对学习，但一定要以实践为主，从实践出发，经过了极为广泛而丰富深刻的实践，再辅之以适当的理论学习，这才是成功之道。实践出真知，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反作用于实践，实践是出发点和归宿点，这符合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的。如果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关系，就一定颠倒了成功和失败的大门。

　　温州人的注重实践的这种个性，反映在对待高科技上，温州人比较注重应用性，而不是理论研究和开发，他们的研发费用并不高，甚至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研发这一项。但是只要有了一个主意，一个好的方案，只要自己目前的技术和工艺能力能够达得到，他们就以令人恐怖的速度立即上马，马上转化为产品，投入市场变成利润，攫取了第一桶金，一个好的项目的早期利润是极为可观的，先手得黄金，后手得废铁。

　　3）人情世故

　　灵活、善于迂回、注重人脉、有极强的销售意识，极懂人情世故，这就是温州人。很少有象温州人那么会做人的。

　　前些日子报纸上看到温州老板包机送员工回家过年。这样的老板让人怎样能同那些“每个毛孔都沾满鲜血的”残酷压榨剥削雇员的“资本家”联系在一起。这不正是现代人性化管理所鼓励的吗。这个老板未必学过MBA， 他们的这种做人方式似乎也是在温州那片土地上自然而然地“长”出来的，天生的吗？还是文化使然？

　　4）放下身段，勤劳、执着、百折不挠的销售大军

　　当年的红军靠的是“战士双脚走天下”转战南北东西，打出了红色江山，而温州人在跑生意做买卖上的勤快、吃苦耐劳的精神丝毫不差，他们也靠双脚走天下打出了温州的大片市场。他们的市场领地从温州到杭州，从浙南到浙北，从华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中國到日本，从亚洲到美洲，从最偏远落后的西北山区到豪华的华尔街，哪里有人，他们的双脚就走到哪里。很多温州人经历了人生的多次波折和生意上的多次失败，甚至是自己企业的多次破产。失败以后他们又走向各地去打工，做小买卖，倒衣服、卖菜、做服务生、做保姆……历尽艰辛，人生变幻无常，可是通过生意改变自己命运的意志确是百折不挠的。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几次失败甚至几十次击败次的失败仍然不能打消他们东山再起的意志。700余万人口的温州市，就有164万人在全国各地闯市场，有50万人在世界各国做生意。在北京市从事商业活动的温州人不下20万，在天津和石家庄两市各有10万左右的温州人在从事服装、鞋帽、纺织布匹等生产、批发和经销活动。这些商人或企业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温州人遍布在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全民皆销售（似乎颇得毛澤東的人民战争，全民皆兵思想的精髓），形成了一支渗透的全球各地的蔚为壮观销售“百万大军”，将温州的产品打向全球各地。看到了这一点，温州的天文数字般的销售额（仅打火机一项就占全世界市场份额的50%）就并不奇怪了。

　　5）当然温州人还有其他的很多优点，比方说：

　　* 销售意识，善于进行商业炒作，有很多炒煤团、炒房团等等。

　　* 敢闯敢创，敢吃螃蟹的精神。

　　* 不迷信高技术，不迷信权威。温州并非靠高科技起家，高科技是手段，并不是根本的东西。

　　* 模仿力，学习力。温州曾一度“假货”之说风行，我们当然不提倡假货，可是不能小看这其中反映出的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否则想以假乱真也做不到。

　　* 控制成本的本领的意识。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绳，灵活调整成本分解各项的比例，随时拼成价位不等的产品。

　　* 扎堆，团队精神。 温州曾有很多“帮会”组织，我们称之为商邦，即是具有一定地缘关系的商人的集合，具体说就是由一定范围内的商人按照一定的联系原则结成的统一团体，这一统一团体即使没有十分严密的组织，也应该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存在形式（有人说这也是来自海盗的组织方式的启发，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规章和等级观念，只有铁打的团队才能抵御的海上险恶的、复杂多变的环境。温州在海边，温州人对此应极为熟悉）。有帮规和约定俗成的经营和运作方式。只要一个人成功，马上带动一片过来参与，很迅速地发展到一条街，一个大市场，一个城市、商帮组织的发展了极快极大地发展了市场占有率。

　　* 合作精神，很多家工厂都有外围厂，可以进行多种零配件的代加工。企业间相互代工极为平常。

　　* 不管生意大小，努力去做，薄利多销。

　　温州的环境文化造就了温州的许多优点，温州人在实践中慢慢形成的优点又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成了温州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入到思想观念的深处，又对一代又一代的温州人起着潜移默化地深入持久地作用。

　　文化的作用就是这样的神奇和可怕，一个良好的文化如同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不知不觉中使一个个的良好的观念进入到人们的头脑。而观念的突破和更新，打碎旧观念的桎梏往往是很多人一生经历了种种努力和无数困惑都难以做到的。有人说一句话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到另一个人听到需要几秒钟，而一个观念从一个人的头脑到另一个人的头脑需要30年，这话未必准确，可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观念转变的困难。多少人带着坑害了他一辈子的旧观念走进了坟墓，一辈子不觉悟。被观念的枷锁锁一辈子，他的一生就如同被叛了无期徒刑，永远无法超越心理的羁绊。而一个好的文化却使这一切化解得、转变得无比自然，可称奇迹。温州人的商业头脑似乎出自天成，不学自通，大概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商业气息极为浓重的文化环境。

　　二、“企业家精神”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很多人有过归纳，比方说敢想敢干、勇于冒险、果断、创新、坚韧、想象力，善于设计和描述美好的远景，对市场的敏感……

　　笔者曾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刚走向社会时处处显得不适应，在国营企业因为不善和人交往而显得迂腐而不合时宜；在商场上由于头脑僵化、保守和缺乏一往无前的进取心，也毫无起色；搞项目因位过于迂腐，不懂变通也打不开局面；做外企做员工也由于不善于沟通而不能满足公司和老板的要求；个人的生活也曾由于木讷内向而屡屡失败（天知道这些是不是应该归罪于传统和保守的教育）。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和失落后，我一直在苦苦地思考着，渐渐感觉到我身上似乎缺一种东西，一种暂时说不清楚的东西，总之是一种能够使人振奋和成功的东西，一种能使梦想实现的东西……

　　到底缺什么呢？我为此求索……

　　我曾下决心彻底地改变个性，来一个脱胎换骨。我听说搞销售是改变性格的最好方法，而在搞销售中做保险推销员是最锻炼人的，并且保险公司是极愿意对员工进行培训的公司。于是我曾参加了一个保险公司。在那里，我偶然认识了一位有着复杂经历的温州小伙子。他和别人合伙做生意失败了，手头仅有的三四万元有一半赔了进去，另一半被朋友骗走了，他于是就走了一段极为迂回坎坷的奋斗之路。他打过各种各样的工，当过民工、帮人押过车、做过黑帮的马仔、在桑拿洗浴中心作过服务生、极困难的时候也偷一些东西糊口，然后又是做保险推销员……受尽了别人的冷眼和指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过了很长时间的没有尊严的日子。但是不管多么困难和悲惨，他心中东山再起，闯出一片天下再次成功的梦想永不改变，后来积累了一些本钱和朋友合作果然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又成了老板。

　　不灭的梦想，不灭的希望，永不停息的奋斗。“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不甘于命运的摆布，闯荡江湖！笑傲波澜壮阔的、波谲云诡、复杂多变的市场。从小就有弄潮儿的胆魄和气势。哪怕在生意场上多次惨遭失败、头破血流，但是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在心中那“燃烧的欲望”的驱使下，立即全力以赴地去追求心中那永不磨灭的成功梦想……这种精神我在很多温州人身上看到过，不要怪机遇总是垂青于温州人，这样的成功绝非偶然！

　　写到这里，我找到了我欠缺的东西；写到这里，我觉得是否应该以温州人的精神为基础来总结企业家精神呢？

　　自从《狼图腾》这本书在市场上出现以后，把狼精神作为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建设的养料和素材加以发掘研究的人很多。在温州人身上，我也看到了“狼”的影子，狼的团队意识和严密的组织纪律、狼的计谋、狼的坚韧、狼的周密策划和准备。它们没有放弃，没有自卑，没有信念的丧失，永远不变的是那份执著，永不消失的是心中的梦想，在生意极度困难的时候，“只有咬住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的美丽的草原”， 只要心中那个“美丽的草原”还存在，就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压倒！

　　三、总结（温州文化模式和温州的将来）

　　研究温州企业模式的人已有很多，温州现在每年的各种研究企业发展经营的协会和组织很多，有关温州企业发展策略的重要会议也不停地在温州举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研究一下温州的思想文化模式，并把它们推向全国。当全民都有了一种好的商业意识，好的思想方法，对我们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帮助将会是极大的。那样，我们在和国外做生意时所交的学费是否会小一些呢？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那么多大中型企业有那么好的设备，厂房设施和资金条件，却屡屡搞不活，非要国家的支援才能支撑下去，从根上讲，是因为他们是被计划经济的体制抱大的，不愁项目、不愁订单。一旦让他们自谋出路，就无所适从。他们需要的是闯出去，去自行开创打拼市场，他们需要新鲜的有活力的市场意识和进取精神，他们的企业文化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温州文化的“输血”。

　　当然温州企业也存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缺乏高技术的意识、很多企业无技术含量、无后劲，利润也变得越来越低，员工文化程度偏低等等。这些方面的制约目前已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了，很多企业已经到了发展的瓶颈，而这些也反映出温州文化中的负面的东西的影响，成业文化，败也文化。温州目前需要第二次的崛起，这第二次的崛起离不开高科技的参与，离不开有高度的理论的总结。温州的产业结构需要向高技术转化，企业需要深化对企业理念、企业文化和经营哲学的研究和推行，进而形成文化层面的东西而起到长久而深入的作用。我们希望温州的将来会出现更多的经营高技术产品的，注重经营理论和文化建设的儒商，为我国的企业行为和思想文化建设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模式和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奇迹，相信温州的将来会变得更加璀璨动人。

　　作者单位：北京吉尔巴克公司

　　作者电子邮件：mkt05(at)yuking.com.cn

　　作者:刘文杰

　　近年来全球城市贫困现象日益严重，同时导致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城市贫困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受到学术界及政府的高度关注。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21世纪，与现代社会相伴的城市贫困程度的加深，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和諧的因素和不安全的隐患，利益分化冲突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城市贫困问题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突出，各种新旧矛盾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在社会冲突中，有时看似一件突发的偶然事件却反映了社会利益分化冲突和社会公平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一些地区和国家频繁发生的社会冲突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在全球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中，分析利益分化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不能排除贫困因素的影响。

　　一、当今世界城市贫困现象

　　自工业革命以来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其中分配不均是导致城市贫民阶层存在和迅速扩大的重要因素，城市贫民阶层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许多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城市中一些贫困人口从暂时的贫困走向长期的贫困，不仅终身贫困甚至延续到后代，改变贫困命运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普遍涉及到城市贫困问题，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人口密度的加剧，世界城市人口由原来的30%增长到大约50%，到2030年这一比率将接近60%.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也带来了城市贫民的大量增加和贫民窟问题的日益突出。目前全球有近10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6，占全球城市人口的32%）住在城市贫民窟，预计2007年将超过10亿人，而最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中有78.2%的贫民长期生活在贫民窟。其中贫民窟人口最多的是亚洲地区，有5亿5400万，占亚洲人口的40%左右，全球城市贫民窟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非洲撒哈拉地区是全球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城市贫困现象加剧和贫民窟发展速度地区，城市贫民窟人口比率则最高地区，约占当地人口的71%.以最典型的肯尼亚为例，目前肯尼亚现有城镇居民中约60％到80％的贫困人口定居在贫民窟，失业和贫困使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目前在发达国家约有5400万人居住在类似贫民窟的环境中，与其国力和发达程度极不相称。在全球化进程中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预计到2030年城市贫民窟人口将增长到约20亿。贫民窟代表了当前最为严重的城市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市场贫民窟的产生和存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在这些因素中，战争和地区形势的动荡导致难民大量增加，流动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城市贫困和不平等加剧，居住没有保障等都是贫民窟产生并存在的重要因素。

　　城市人口密度增长随之带来城市贫困化风险日益突出，国内外学者在对城市贫困化趋势的研究和调查中发现，随着移民的急剧增加和流动状态的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贫困问题存在如下特点：（1）移民和流动人口的贫困比率高。目前全球约有2000万难民远离自己的国土以及约250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内流离失所，在城市中移民和流动人口大多都属于贫困群体，甚至是赤贫，占城市贫困比率较高；（2）居住条件恶劣。贫民窟通常是城市卫生条件最差的地区，甚至是废旧物堆放地（其中包括工业有毒废弃物），在贫民窟居住的群体时常遭受着各种污染带来的各种疾病，贫民窟的妇女及其子女是这些问题的最大受害者。（3）基本生活、医疗和就业得不到保障。一些国家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城市贫民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等许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了城市贫民阶层的存在。（4）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因贫困、社会动荡、地区冲突和战争导致难民危机不断加剧，难民的大量出现也带新的贫困问题。例如，伊拉克战争后难民的大量涌入不仅给邻国造成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以及不稳定因素增加，而且难民人数的迅速增加严重威胁着地区稳定。目前伊拉克共有近400万难民，其中流落到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埃及、伊朗、土耳其等邻国的难民多达200万，还有约190万在国内漂泊不定。由于目前伊拉克国内仍持续发生暴力冲突，难民危机将愈演愈烈，甚至有失控的危险。（5）城市贫民在社会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其中流动人口的平均贫困率比城市常住人口高出50%，被纳入社会救济范畴。城市贫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社会地位“低微”，甚至部分极端贫困人口连基本的社会救济也得不都保障。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危机的诸多隐患。

　　二、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导致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均衡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少数富人手中；国家内部的城市贫富差异悬殊。目前，全球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十分普遍，越来越趋于国际化，其中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國家和不同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城市贫困现象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的贫困大多是相对贫困现象，发展中國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是绝对贫困。由于发展不均衡和分配不合理等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甚至在某些地区趋于恶化，全球范围内的城市贫富悬殊日渐扩大，特别是发展中國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城市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拉大了。从全球范围看，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世界财富增加了7倍之多，但世界财富的80%％是由世界20%的人口拥有，发展中國家中50亿人口仅拥有余下的20％，发展不平衡和分配均导致的城市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困的减少与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并不同步……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不仅使全球城市贫困人口居高不下，同样使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正如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所说，“全球60亿总人口中有近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美元”；同时指出，“在20个工业化国家中，有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此可见，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贫富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困扰着整个国际社会，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发展不平衡和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使减贫工作更加艰难。甚至有人认为，只要世界上20％的富人占世界财富的80％这一状况不能改变，贫穷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就不可能成为现实。

　　发展不平衡和城市贫富差距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國家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的数字表明，进入新世纪后，世界人口超过了60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44.38万亿美元，其中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1.8％（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八个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国家），GDP却占世界GDP的63％以上，达到28万亿美元，人均GDP高达3.4万美元；而占世界人口的近40.6％的最不发达国家GDP仅占世界GDP的3.44％，其中世界最贫穷的前十个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布隆迪、刚果（金）、尼日尔、尼泊尔、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乍得和马达加斯加）人均GDP不足3700美元，预计到2030年全球GDP总值将扩大到72万亿美元。从地区来看，以非洲和拉丁美洲为例，尽管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但非洲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1980年的2.3%下降到目前的1%.目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城市贫困人口达1.23亿人，占地区总人口的23％，其中0.6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失业率从1990年的6.9％上升到2006年的10.6％。特别是，发达国家占有绝对多数的跨国公司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支配力量。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最近的统计，全球跨国公司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个产业，控制着40％的全球产出、60％的贸易、70％的技术转让、90％以上的直接投资，一个以跨国公司为主轴的国际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同时，各大跨国公司为增强竞争力和拓展市场，加速了兼并与收购活动，使最不发达国家沦为它们的原材料生产基地，失去了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主控权，导致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市两极分化现象严重。财富分不均和贫困始终是造成非洲和拉美地区社会秩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贫富国家矛盾加深的主要原因。

　　三、贫困化带来的社会危机隐患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繁荣与城市贫民窟的存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集中反映了城市贫困和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城市贫困化的日益突出也带来了社会危机的诸多隐患。城市贫民阶层的扩大和贫民窟的存在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容易导致暴力冲突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压力，社会的平衡显得十分的脆弱。从目前世界各国社会状况看，社会阶层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严重然影响到社会阶层的均衡，一旦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阶层均衡将随时有可能被打破。由于城市贫民阶层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在生活没有保障，而且在社会中受到歧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不均等、权利不平等等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有机会和权力被剥夺的感觉，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强烈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和酝酿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冲突。城市贫民阶层的扩大和贫民窟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不仅仅反映了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且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矛盾尖锐化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严重性已引起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正如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贝琼卡夫人在2007年1月召开的77国集团加中國会议上发出的警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增长最快的社区是贫民窟，贫民窟是日益增长的犯罪和暴力的中心，就气候变化而言，城市贫困是最大的污染源之一”；同时指出，“在这个地球村，他人的贫困很快就会成为我们自身的问题：产品缺乏市场、非法移民、污染、艾滋病、其他疾病、不安全、犯罪、宗教狂热、恐怖主义。我们不能再无视贫民窟居民的疾苦。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能无法实现针对很大一部分贫民的千年发展目标。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排斥现象，随之带来危及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影响”。

　　为了缓解城市贫困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蜂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承诺将解决城市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并且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即截止到2020年至少使1亿贫民窟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重大改善。2006年联合国为了进一步缓解非洲严重的饥荒和城市贫民等问题，宣布计划筹集约5亿美元建立紧急援助非洲基金，帮助解决非洲的城市贫困和援助资金短缺问题。但许多发达国家对此反应冷淡，到目前为止，资金只筹集到约四分之一。2007年4月联合国人类居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理事会部长会议又通过一项决议，支持成立非洲基金，以帮助非洲应对不断加剧的城市贫民问题。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的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加，贫困状况不断恶化，特别是俄罗斯国内城市贫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城市贫困人口急剧增加。1996年俄罗斯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为16％，随着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9％。虽然近两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逐步恢复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增加，俄罗斯城市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目前仍有1060万人生活在政府确定的“最低食品消费线”以下，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6％，其中退休人员的月平均退休金只有2026卢布，在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以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资产私有化过程中暴发起来的少数富豪富可敌国并不夸张。在2005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榜上27名俄罗斯富豪因个人资产逾10亿美元而榜上有名，比上一年增加了2名，入围人数继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估计这27位超级富豪个人资产总和接近80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与之相对照的是，多数普通居民生活水平尚未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目前俄罗斯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高达30：1甚至40：1，城市贫富差别悬殊是目前俄罗斯社会现象较为敏感的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目前社会经济现状。

　　每一个国家都客观存在着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以最富有和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虽然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准，但在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上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为典型，已经成了困扰美国的一个社会痼疾。多年来美国财富的增加不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加剧了“超富阶层”与赤贫人口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美国经济有史以来的繁荣时期，但美国的城市贫富差距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近20年来城市贫富收入差距明显扩大，最富裕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已达最贫困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的7.28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占美国纳税人口的0.1％的“超富阶层”收入比中低收入家庭大约高出12倍，到了本世纪初达到22倍，而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不能保障的城市赤贫人口超过了1500万，是超富阶层的20倍。与此同时，美国的城市贫困和饥饿人口也有大幅度增加。据200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城市贫困人口已连续两年上升，达到1，86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以上；其中城市极度贫困人口从上年的540万增至620万，有740万人面临饥饿和300多万人无家可归，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另外，近年来美国黑人的城市贫困和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据美国劳工部和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白人的失业率为5.2%，而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0.2%，几乎是白人的两倍；美国黑人的城市贫困率高达19.4%，比上年的12.3%，另有18.2%的城市黑人没有健康保险。2005至2006年间，美国城市家庭收入的中间水平增长了1.1%，与此同时美国的城市贫困状况没有改善，仍有12.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高于2001年的11.7%，即城市中10个美国人中至少有一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的。欧盟国家同样也存在着城市贫困问题。据统计，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原因，目前7%的欧盟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另外，随着欧盟东扩和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新加盟国家的贫困移民不断涌入欧洲发达国家将增加欧洲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数量，这也是目前欧盟东扩前原有国家民众所担心的现象。发达国家的内部不平衡加剧，城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下阶层收入普遍缩水，在全球化中也是苦乐不均。这种多层次的不平衡相互重叠交织，直接影响了不同利益集团对全球化的态度，加剧了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的分化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阶层的分化、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愈发明显，社会阶层发生了重要变化，普遍存在的社会贫困现象使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全球化使富人阶层充分享受着经济的发展成果，国家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与此同时，社会贫困阶层特别是赤贫阶层不断扩大，凸显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

　　因贫穷和利益分化导致的社会冲突，法国的城市贫困化和社会冲突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西方社城市贫困化和社会现象的集中表现。2007年11月法国相继爆发铁路大罢工和社会骚乱。铁路大罢工是以“退休体制改革”而引起，社会骚乱因两名驾驶小摩托车的少年与一辆警车相撞身亡，车祸之后引发巴黎郊区大规模骚乱。铁路大罢工22日法国政府、交通部门和工会“三方会谈”首轮谈判宣告破裂，致使全国陷入混乱的交通大罢工，除罢工外，接连两天法国均爆发了示威游行，医务人员、教育系统、公务员、警察、邮电、航空部门职工、烟草店老板、渔民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均走向街头。此次社会骚乱事件与两年前发生在巴黎郊区的骚乱有着相似之处。2005年10月27日也是因为两名男孩的意外死亡引发的，当时两名少数族裔少年在一座变电站躲避警察追赶时触电身亡，骚乱便随之而起，先是在法国巴黎郊区发生大规模骚乱，不久骚乱便蔓延到了巴黎市中心，尔后骚乱又蔓延到邻国的德国和比利时。法国铁路大罢工和社会骚乱，进一步凸显当前法国社会矛盾的加深和社会冲突的加剧。法国近年来多次社会骚乱是继1968年“五月风暴”后法国最严重的社会危机，震动了整个欧洲和西方国家。尽管法国政府很快平息了骚乱，并提出多项措施力图改变目前的社会状况，但在短期内仍难以奏效，由此法国也进入了社会危机高发时期。2005年骚乱后，法国国内陆续发生多起不同形式的小规模骚乱和罢工，社会问题成为法国当前政治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虽然引发2005年法国社会骚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骚乱后人们在惊恐和困惑之余关注更多的是社会矛盾的放大和不满情绪的渲泄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其深层次根源值得思考。从表面看，引发2005年和2007年法国社会骚乱的导火索和直接原因是意外事件与社会不满情绪的积淀，与1968年“五月风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因社会不满情绪的释放和失控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充分地暴露了法国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同之处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事件主体的不同，1968年“五月风暴”的群体主要是学生和工人，而2005年11月和2007年11月骚乱的群体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那些生存状态不佳，失业和贫困的人群（骚乱群体多为穆斯林后裔）；二是社会不满情绪的表现内容的不同，1968年“五月风暴”发泻的不满情绪主要是针对政府，表现的内容突出的是政治社会的需要，更像是一场政治变革，而2005年和2007年的骚乱表现的内容突出的则是移民、失业、贫穷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不断分裂的深层次矛盾，针对的是对现实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满。

　　法国的骚乱与长期以来积累的移民和贫困问题有着深刻的渊源。据统计，目前法国有600万移民人口，占法国人口的1/10，而这部分人口中的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普遍存在着失业、教育水平下降和贫穷，属于社会被社会严重丢弃的最底层弱势群体，是全球化时代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特别是青年人失业和生活没有着落已成为法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失望和不满情绪在青年人和其他社会阶层中不断蔓延，构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长期酝酿的社会危机的一次大爆发。法国的社会现象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普遍，社会冲突的特点多数表现在贫富两极化对立的社会矛盾。

　　作者单位：中國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作者电子邮箱：wangdong(at)cass.org.cn

　　作者:王东

　　我国至今仍然是个农业大国，将１３亿人口中约７０% 在农村；农村劳动力有五六亿，农业剩余劳动力近２亿。近２０年来，农村耕地每年以５００万亩左右的速度递减，而农村劳动力每年以１０００万上下的速度递增。解决“三农”问题方案很多，但谁能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立足生存之地………１９４９年全国设市城市１３６个，城镇人口５７６５万，城市化水平为１０. ６% ０１９７８年全国设市城市为１９２个、城镇人口为１. ７２亿人，城市化水平为１７.９% ０２００２年全国设市城市增加到６６２个，城镇人口超过了４. ８亿，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８%.美国的ＧＤＰ是在上世纪６０年代达到１万亿美元的，１０年后，ＧＤＰ总量增长到了２. ７万亿美元；日本的ＧＤＰ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达到１万亿美元的，１０年后ＧＤＰ总量达到２. ４万亿美元。我国的ＧＤＰ总量是在２０００年达到１万亿美元的，按照新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今后１０年我国ＧＤＰ每年都保持在７. ２% 的增长基础上，到２０１０年我国ＧＤＰ才可再增加１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１０年时间可使ＧＤＰ增长１. ７万亿美元，日本可增长１. ４万亿美元，我国同样用１０年时间，ＧＤＰ却要分别比他们少增长０. ７万亿和０. ４万亿美元？如果按所发展速度再发展４０年，到本世纪中期，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农村，农业现代化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國城市化进程将遥遥无期，中國实现现代化的强国梦将化为泡影。本文从分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着手探讨解决实现现代化途径问题。

　　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和收入的权利；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由长期短缺变为供求平衡、丰年有余，改变了粮、油统购统销制度，基本上能够满足进城就业农民食品供给，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这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分散的、小规模的自然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已经显露了。过量劳动力密集地分散在小块土地上，无法大规模向城市化和非农产业转移。加之近几年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如计入农业劳动成本，收入实为负数，农民生活困苦，农村青壮年相继外出。只是因为户口在农村，城里没有他们的社会保障，甚至没有合法居住权，不得不留退路，才托人代种、代交上土地税而保留那块承包地。有的人则不惜土地抛荒外出寻求谋生和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和制度障碍很多，如重工业优先发展弱化了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影响了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劳动力的吸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持续支撑力；农民对工业发展提供了巨额积累而自身被排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不能随工业化进程转移而造成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建立起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合理集中的体制；过小的土地规模严重限制了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步伐，阻碍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了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和富余生产力转移等。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采取“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发展乡镇企业，尽管吸纳了１亿多劳动力，但却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企业在人力资源进行选择配置是采取不同的用工标准，剥夺了农民公平竞争的权利。许多城市采取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措施，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自由转移。我国在很长时间，不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城市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而是从行政体制、政策制定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都在限制城镇的发展和劳动力的流动，限制农民大量进城。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拉动力量。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外商投资、个私经济等非国有经济部门快速成长，进一步扩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民工潮”，并显示出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多向性，和市场配置人口资源的多样性。随着城乡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食品供给状况的好转，国家从最初限制流动到允许流动，从控制盲目流动到实施有序化流动，直到实行城乡统筹就业，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使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为现实。事实上，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逐步彰显出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增收问题，必须走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子，要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尽可能地转移出来。农村这种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经营规模过小，无法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劳动生产率极低。要想农村富，只有进一步解放农民，消除城乡壁垒，让农民彻底向城市和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够将土地合理集中，扩大经营范围，取得规模效益，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据{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年中國城市发展报告》测算，通过城市化，当我国农村人口数量降到全国人口的２５% 以下时，我国农村的土地才有可能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农产品的成本才会大大降低，农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的比例才能得到大提高，农民才能从传统的农民变为现代农业工人，人均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能达到与城镇人口相等或接近的水平，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

　　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这是中國城市化面临的严峻现实。我国城市发展战略５０多年来走了一条弯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工业化为主，相对抑制城市化，工业项目带动城市发展。６０年代，人们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消费，提出的口号是“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改革开放后，人们认识到城市化进程缓慢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加快了城市化建设的进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城镇化历史任务的同时，中國却仍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我们曾经还采用“城镇化”战略，让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去谋生去就业，以为建它十来万个小城镇，农民就不到大城市里来了。以为乡镇企业发展了，农民收人提高了，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就实现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

　　第一，小城镇的发展使黨政机构迅速膨胀起来，乡镇财政实行“分灶吃饭由农民负担乡镇财政开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第二，乡镇企业的盲目、无序、低层次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其发展后劲不足，破产或被迫转移。人们不会忘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其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出口、上缴国家税费中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耕文化下的工业乡土化发展模式注定了在买方市场到来之时，乡镇企业由于处于落后农村和欠发达的小城镇中，加上其信息不畅、技术落后、产权不清等原因而面临艰难的“二次创业”，这就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实代价，也是违反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还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冲突，在小城镇这个乡镇企业集中的地方造成了环境污染。乡镇企业的污染使我国的环境问题由城镇向农村扩散，形成当今最难治理的大范围、区域性的污染。人们曾经哀叹发展中國家发展乡村工业是“２０世纪干１８世纪的事”。

　　第三，小城镇发展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在大城市因土地价格高昂遏制着土地使用量。相反，在小城镇，土地价格相对较低，生产者在许多情况下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土地，尤其是在我国这种土地管理制度存在很多问题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第四，城镇化所引起的小城镇的发展，不能产生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益。在小城镇密集的苏南地区，人们曾形象地描述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都像村；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都像城。人口不能聚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不能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丧失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第五，小城镇的发展，导致了许多公共设施的低层次重复建设。许多公共设施如城市供电系统、供水系统、排污系统、通讯系统等，建设成本居高不下，远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不仅如此，许多小城镇公共设施简阻，根本无法满足城镇居民生活的基本要求，造成小城镇公共服务低层次循环。

　　第六，小城镇的无序发展和低层次管理致使小城镇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品位低、层次低、无序现象严重。有的小城镇不但没有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源，反而成为社会治安混乱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污染地。

　　此外，城镇化所引起的小城镇的发展，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工业化的全部内涵。我国到２０２０年能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关键就是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发展中，形成信息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方互动的格局，让那些在城市具有生存能力的农民率先转变为市民，这应该成为城市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那种拒绝农民的市民现代化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注定要减少、注定要流向城市的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小城镇建设要搞好规划，农村城镇化不是要分散地发展乡镇企业和遍地开花地发展小集镇，而是要走出一条引导农村人口聚集和农村非农产业向农村小城市化发展的道路。虽然，中國从意识到“城市化”开始至今己走过了不算短的２０年，用实际行动积极跨越了三个阶梯，但时至今日依然面临着城市化的快速增长的“爬坡”期。

　　三、

　　城市化作为农村人口从传统分散的乡村向现代先进的城市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是牵动中國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是２１世纪中國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同时也是中國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在北京召开的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城市发展战略设想， ~Ｐ“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此后，我国一直采取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方针，但我国大城市的规模一直在扩大，大城市的个数比１９８０年翻了将近一番。从实践中看，中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而大城市却具有加速发展的天然优势。我国由于人为控制大城市使城市规划普遍脱离实际，规划的人口规模不久即被突破，这是造成交通拥挤、布局混乱、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快速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和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聚集的“巨大瓶颈”。广东顺德，一个县级市，经济总量独占我国百强县整头，人均ＧＤＰ居全国第一。经济实力与行政区划所赋予的经济管理权限之间如此悬殊且不匹配，有人将这个落差比喻成“大人穿童衣”。除了公检法系统及黨组织属佛山市管辖之外，准德的其他序列都直属广东省管辖，甚至连长途区号、车牌号也是獨立分设的。在管与不管之间，双方生出了不少摩擦和内耗。摩擦的主要原因是旧的行政区划难以适应新经济发展格局了。

　　广东省采取果断措施，将佛山和顺德进行合并，合并后的佛山总面积３８１４平方公里，２００１年ＧＤＰ高达１０６８亿元，成为广东省第三大城市。伴随着大佛山市的设立，顺德“大人穿童衣”的“成长烦恼”也烟消云散。如果关系理顺，顺德、南海等四市也将跃上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这种用做大经济区域的办法来化解存在于行政区划的矛盾，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策略。大佛山市的整合，为同类地区化解矛盾提供了一种思路，但它不应成为固定模式。２０００年底，世界上第一条投入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线一一上海磁悬浮列车线首次试运行。借助磁悬浮或高速轻轨，上海人可以自豪地宣称，用１０年的时间把南京、杭州纳入自己的“一小时圈”，届时上海将北牵常州、南京，南连杭州、宁波，形成一个半径为１００公里、人口２５００多万的“大上海都市圈”。长江三角洲１５个城市中，共有１９个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不下上百个。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１００多个，造成港口建成后货源不足，浪费巨大，产业间的恶性竞争也轮番上演。目前国内有１７个城市把发展目标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２０多个城市把发展目标定为“全国性大都市”，至于想成为“区域性大都市”的就更不计其数了。“大北京”也好“，大上海”、“大广州”也罢，在短短的一年间，中國最有实力的三大城市，其发展战略选择同时指向了大都市圈，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从大城市到大都市圈，新一轮竞争显然跃上了更高的起点，其暗含着的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划之间的交锋也将随之升级。在现行体制内，每一个行政区划几乎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实体，也就是地方利益主体。由于利益驱使，中國的行政区划除政治功能外，在自身职能还未明确的背景下，还错位地担当起一定的经济功能，因而他们不仅拥有发展经济的责任，还拥有发展经济的冲动。用这种冲动去管理经济，各地区势必会构筑贸易和行政壁垒，势必会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单纯地去谈论用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的办法去解决经济发展和行政壁垒问题，显然是一种权宜之计。

　　四

　　几个大都市快速发展只是拉开了中國城市化的一个序幕。如果把城市化看作是建设现代化中國链条的一个环节，我们就会发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实意义；我们就会发现“三农”问题将决定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而城市化的实现将缩短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就会发现城市化的进程就是中國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应进行科学定位。各城市要依据自身的资源、区位、市场潜力、历史文化条件以及总体规划，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进行城市定位，注重城市文明，充分体现特色，并且要根据城市发展过程中内外条件的演变相应调整定位，从定位和优势出发建设特色城市。

　　第二，必须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乡村工业化结合，穷实城市化的基础。发展中國家出现“过度城市化”问题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多大改进、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提高、没有产生大量剩余农产品的情况下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城市人口急剧上升，粮食和副产品供应紧张，从而反过来制约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１/ ３，必须稳定农业生产，加大对农业的经济、技术、人才投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三，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发展城市以满足当代人需求，不能以危及后代的生存能力和发展为代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生态、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在于认清对城市发展的限制在关键性制约性因素允许的范围内，避免过度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第四，要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加快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化本身就是从区域着眼观察城市现象的，而且任何城市都离不开区域的支撑，因而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市要发展就要依据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共同市场。要使城市发展与区域总体发展相适应，强化区域规划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第五，必须降低城市建设的成本，提高城市的竞争能力。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民进城和非农产业化的过程，如果不考虑中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单纯地去追求城市化的产业化发展是很不现实的。如果不考虑非农产业化而单纯地追求豪华城市的建设，势必会大大增加城市建设的成本，就会减弱城市的竞争能力。解决好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交通、居住、就业问题，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降低工资成本和基础建设的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就能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第六，必须把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作为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一件大事。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中國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是实现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因此，研究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生存和发展问题，建立一套科学的、平等的、公开的劳动就业政策已迫在眉睫。

　　第七，必须克服在城市化问题上的盲目攀比和玩“数字游戏”所导致城市的盲目合并和地毯式扩张。其实城市化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城市的面积大小也不是城市的综合实力的标志，政绩化的城市才是城市泡沫的真正“动力”。城市化的发展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市场的现有条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发展道路，一定要避免人为地拔苗助长，更要避开面子工程和盲目攀比的误区。而城市化绝不应是个单纯追求规模的问题，城市化的发展应与城市所产生的效益相适应，保持在规模与效益正比效应，城市化的建设应呈现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色，绝不应该再陷入“大小”之争当中，更不应该不按城市化发展规律，人为地控制某一类型城市的发展或不适当地加速城市发展的进程，再次陷入泡沫城市化之中。我们必须力争在２０５０年以前，将我国城市化率从现在的３５% 提高到７５% 以上，形成具有容纳１１亿- １２亿人口的城市容量，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促进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 个人简介]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先后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过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研究，出版过个人专著。现在河南省委讲师团从事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Ｅｍａｉｌ：ｄｉｎｇｙａｎ２０２０@ １６３. ｃｏｍ）

　　发表于《文明与宣传》２００３年８期

　　人大复印资料《区域经济城市经济》２００３年１０期转载

　　作者:丁言

　　讨论被“妖魔化河南人”的话题最初出现是２００１年的时候。结果雪球越滚越大，激怒的河南人也越来越多。有兴趣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本不愿意趟这个浑水，“拣”这个话题；是看到仍然有人在说，并且，是“一地鸡毛”的废话多。

　　河南人也曾经出过二本辩护的书，一本叫《河南人你惹谁了？》，还有一本叫《解读中原》。这二本书我都没有看过，也不打算看。完全能想象出里面说些什么。因为；即使是一个品德高尚的河南人，在写这种‘反击’文章时；心态是会左右他的。

　　我所以写这个文章，是想站在较公正的立场来说河南。我自认为能做到公正是因为首先我不是河南人，没有“护家丑”的嫌疑。其次是我在河南生活过八年，对于河南不算陌生。因此；应该说是有些发言权的。

　　前不久很长时间媒体的最大热点都是抗战话题。而在所歌颂的民族英雄中，份量最重的人；国民黨人自然是张治中，共產黨人是当然是杨靖宇。

　　当杨靖宇牺牲后被日军砍下头颅示众的同时；日军讨伐队的最高指挥官让人用木头雕刻了一个头颅，与杨将军的尸体合并后厚葬，并给立了石碑并刻了碑文。同时宣称；这是中國的战神。

　　一位当时只有１５岁的日本姑娘，在日记里写到：“中國的杨将军是我精神的偶像和精神的丈夫”。６０年后，这位日本妇女来到中國的靖宇县，在自己的精神丈夫墓前，倾述自己一生的思念之苦。陪同的中方人员都为之动容。

　　对反叛者的这种尊敬，在我的历史知识中；古今中外从未有过如此程度。

　　可是；当今中國人的大多数，并不知道杨将军是哪个省的人。

　　他就是河南人。

　　这个答案，在以前，许多河南人自己也不知道。但即使是当今的河南人，又有多少知道杨将军是河南具体什么地方的人呢？

　　近年来外省人‘妖化’河南人时；有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骗，教练就在驻马店”。

　　而杨靖宇将军就是驻马店人。是驻马店市确山人。真名马尚德。杨靖宇是斗争需要的化名。

　　将军为我们中國人，河南人，驻马店人挣来的面子，都让这少数败类给卖光了。

　　试想，我们出差在外时人家问到：“您是那里人啊”？当回答：“河南人”，或者：“河南驻马店人”时，别人肃然起敬到：“杨靖宇将军的乡亲啊。来，抽根烟大哥”。是什么感觉？

　　反之；当别人听说是河南人时；赶紧捂住钱包。又是什么感觉？

　　深圳警方曾在街上拉上巨大标语：“严防河南诈骗犯”。后在河南人的愤怒和全国媒体的批评下，才扯下标语并公开道歉。

　　深圳警方的理由是；深圳当地的不法人数中，河南人很多。由河南人形成的黑社会势力太大。

　　其实；无论是在广东，还是沿海发达地区其它省份，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大案，排在第一的外省人并不是河南人。而是来自众所周知‘那个’地区的人。但河南人也基本排第二了，这一点；公、检、法部门的人很清楚。

　　总之，无论是民间的，还是网上的声音；给人的感觉是，河南人品德有问题。

　　其实；要说道德水准，北京人，天津人，绝对排不到河南人前面。

　　因此我很奇怪怎么没有人去‘妖魔化’北京人，天津人？首都和直辖市还有其它地区都惹不起？偏惹得起河南？

　　有人不服气吗？那你一定是很少出差，甚至根本没有到过这些地方。如果您经常去北京，天津，与您到河南去比较，就知道究竟在哪里受气多，哪里受骗多。

　　绝大多数评价河南风波的人，都会有句话：“哪里的人都有好人和坏人”。

　　这句话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绝对废话

　　人们把妖化河南称‘地域歧视’。但‘地域歧视’是永远会有的，永远存在的。因为；地域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的认识，也就决定了价值取向。

　　如果容许解放軍的各集团军‘自主’招兵，他们一定只会去四川，湖北，湖南，山东四省。如果容许名牌大学‘自主’招生，他们一定会只去长江以南。长江北只会去山东。

　　例如毛主席在解放后，把他的警卫中队全部（是一律）换成山东人。说明什么？江主席在任期间，解放軍的一，二把手也都用的山东人。一个张万年，一个池浩田。又说明什么？对此，其它省的人心里肯定有点‘那个’。包括我自己也不是滋味，因为我也不是山东人。但我们有点‘那个’又怎样？

　　但你真的常去山东，就会发现；这里的人怎么天生就不会好好说话？二句话没有完就要跟你动手。经常能气你半死。短期与山东人接触的外地人，都不会有好印象。

　　一个人，一个省，一个国家，善于承认自己的缺点，本身就是一种优点，就是有希望的。河南人在这方面，就显得不太大气。人家一说，就跳八丈高。山东人在这方面还不如河南人，早就一老拳过来了。

　　对那些‘反击’别人的河南人，给人看到的都是‘义愤填膺’。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反省的意思。

　　河南著名作家刘震云（写“一地鸡毛”的），也参与了‘河南保卫’战。但他也同时说了一段很值得咱们河南人记住的话：“被人非议和歧视，怕也不是空穴来风，作为河南人要自省。治好头上的秃疮再上街，对人对己都有好处”。

　　河南大地，自古就多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