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比尔·盖茨宣布退休，并表示将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慈善事业，不留一分一毫给子女。国内颇有人问：为什么中國出不了比尔·盖茨这样的慈善富豪？说不客气点，这真是一个很傻很天真的问题。

　　比尔·盖茨将财产尽数捐出，人称“裸捐”。这样的人，只可遇而不可求。这样的道德境界，已臻完美。拿这样的最高道德标准来要求国人，且不说现实可能性，意义也不大。因为一个人钱再多总是有限，呼吁出现几个中國式盖茨，不如追求全民化的慈善精神——也就是人人都多少具有点慈善意识。即便将来出现，其象征性意义也有限，这更多只表明个人而非社会整体的道德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出现比尔·盖茨并非偶然，类似他这样的企业家和个人并不少见。美国有为数众多且历史悠久的慈善基金会，大抵均由企业家倾囊设立。所以，与其反思中國为何出不了盖茨，不如追问为何美国会有像盖茨这样的慈善家。

　　关于这一点，答案并不复杂：美国有着催生盖茨式慈善家的制度和土壤。

　　首先，美国在慈善事业上持全面开放政策，不存在过多门槛或政策管制。实际上，美国并无所谓官方或民间慈善之说。因为严格来讲，任何官方救助行为都是政府所应做的，不能称作“慈善”。同样道理，只要属于慈善语义范畴，必定是民间慈善行为。而在国内，慈善事业的大半壁江山尽归各类官方或“半官方”慈善机构。也就是说，在对待民间慈善组织方面，相关政策真的还不够放开。

　　其次，美国在税收上鼓励慈善事业。这方面已为人们所熟悉，不必多作介绍。但应澄清一个误区：法律鼓励美国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并不意味着捐款人都是奔着税收减免优惠去的。法律鼓励慈善事业没错，但美国社会还有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即“财富应为社会所有，把财富带进坟墓是可耻的”（卡耐基语）。现在，随着中國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对此应当更有所体悟。在经济条件容许情况下，人的向善本性更容易激发出来。这和人类的社会属性有关，并不纯粹依赖于法律的引导作用。

　　当然，这么讲不是否定制度的作用。事实上，要让人们自觉认为“把财富带进坟墓是可耻的”，除了依赖于道德意识，还需要整个社会为此作出安排。换句话说，发展慈善事业是需要社会支付成本的，像盖茨这样的“裸捐”尤其如此。这就是我所想说的第三点。

　　为什么比尔·盖茨敢于不留一分一毫给子女？除了他所说的“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我认为还在于整个社会给了他“裸捐”的底气。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讲求市场竞争的社会，子女獨立意识也比较强，“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依赖心理并不受推崇。这和中國传统的“福泽子孙后代”观念有所差别。否则的话，盖茨这么一干，家里岂不闹翻天了。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比较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裸捐”的后顾之忧。虽说“裸捐”不是连身上衣服都捐出去，但没有相对的社会安全感，富人也轻易不敢这么做。如果一个人明摆着知道，所有钱捐给社会后，自己和家人很可能有一天连基本生命健康和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么除了偏执狂外大概没有几个人敢开这种玩笑——总不能那时候再把捐出去的钱要回来吧。

　　鼓励个体竞争，而又有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即便失业甚或一时穷困潦倒，也有整个社会为他撑腰。这就是社会为慈善事业所应支付的成本，也是比尔·盖茨谈笑间让个人财富“灰飞烟灭”的底气所在。相形之下，中國富人当下普遍状况是越富越缺乏安全感，也就越拼命地追求财富。如此的话，又怎么可能将全部家当一捐了之？应当说，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状况。但从这里也可看到，问中國为什么出不了盖茨式裸捐，是多么的荒谬啊。

　　作者:魏英杰

　　郎咸平教授的文章《和諧社会的时代意义》写得非常深刻，可谓一针见血揭露了中國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

　　看看中國这20多年来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价值观的沦丧，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國社会大众所创造的财富和民众所享受到的待遇并没有同步呈正比例增长，80%的社会财富集中到了不到20%的权贵和暴富的新贵手中。所以说“腐败铁三角”才是目前中國大地上最可怕的恶魔，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侵占社会公众财富，侵占国家利益。

　　中國每一笔国有资产的流失，每一起财产掠夺的事件，几乎无一不是“腐败铁三角”紧密合作的杰作，以昨天宣判的，也是郎教授最早就批判的“科龙顾雏军案件”为例，如果没有无良学者狗头军师的出谋划策和摇旗呐喊高唱赞歌，没有政府职能部门腐败官员的密切配合，就他一个人决不可能翻云覆雨强取豪夺，把庞大的科龙集团三两下就收入囊中，更不可能在郎教授第一次披露后还有那么多的“猪流”经济学家出来替他辩护。

　　正是由于有腐败官员和流氓学者的通力合作，中國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独此一家的“管理层收购”模式，正是这种神话般的模式，才能在一夜之间把一个普通人变成中國超级富豪。看看中國富豪排行榜上的人，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怎么来的，有几个人敢把自己的原始积累翻出来放在阳光下晒晒太阳，在迅速举起的富豪中，例如房地产界，最初大多是通过与政府官员黑色交易，拿到便宜的地皮，通过回扣拿到银行贷款，通过行贿拿到相关部门的批文，然后迅速建起劣质工程，有的拿到工程后直接转包出去，连融资贷款都省掉了，迅速得到第一桶金，房地产业已经算是比较“仁慈”的了；再看其他的行业，那就更是来得简单和迅速，不管多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只要搭上相应的政府官员给足红包，找两个“主流”经济学家来搞一些复杂得只有他们自己能看懂的换算公式，贴上“管理层收购”的标签，鸠占鹊巢就大功告成，一批批董事长和高管就出炉了，简直比路边的狗拉屎拉尿还快，如果不信，看看沪深股市上市公司中的私（民）营企业，起码有超过一半的是国企改制后通过管理层收购而来的。

　　只要有腐败官员和腐败学者协助，就可以通过管理层收购的方式成为企业的东家，而且众所周知这种收购是不用花一分钱的，他们以企业的名义代款或融资来收购企业，这就是中國流氓经济学家独创的绝杀招术“空手套白狼”，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如果政府官员的腐败再严重一点，相信他们将会创造出更大的神话，比如从银行融资出来收购银行，把所有的银行都通过“管理层收购”后，他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去收购中央银行——中國人民银行了，这时流氓经济学家马上会跳出来帮他们引经据典，理直气壮地告诉政府和老百姓：中央银行也可以是民营的，美国的美联储就是民营的嘛，政府把央行的职责委托给美联储，你们看看美联储把美国的金融管理得多好啊，所以中國也要和国际接轨，让民营企业甚至是外资来管理央行……等中央银行都到了他们手里之后，再要侵占社会和国有资产就更是易如探囊取物了，仁慈一点就把货币发行量增加十倍，那就等于可以用一折的超级VIP价格购买中國境内所有的东西了。

　　巧取豪夺的新贵就是旧社会的恶霸，可耻的流氓经济学家就是狗头军师，腐败的政府官员就是瘪三和打手，这三者联盟可谓“无坚不摧”啊，如果不早日斩断这三只黑手，无论中國什么颜色的GDP飞速增长，就算财富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也是权贵和暴发的新贵越来越富，而老百姓仍然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和諧社会仍然是难以合拍。

　　2008-02-01

　　作者:七月农夫

　　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要实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諧社会，必须坚决打掉这个铁三角。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鄧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划时代思想以来，我们中國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革使命。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不能回避的是，由于某段时间鄧小平的改革思想被特殊利益集团歪曲，造成大量腐败产生，社会道德出现堕落。

　　在当下中國，腐败势力严重桎梏了中國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社会不和諧的主因。因此，胡溫体制面临一个重大考验，那就是如何在鄧小平第一阶段成功的改革基础上，回归鄧小平的改革思想本质，在新的时代用更多务实的方式继续深化改革。

　　我认为以胡錦濤为總書記的中央决策层所提出的构建和諧社会的思想，正是针对时弊，继承了鄧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再延续。

　　在某些西方媒体眼中，对这次中國高层整肃贪腐的大战役，包括查办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般解读为政治斗争，认为是以胡錦濤總書記为首的新核心利用反腐之名义排除异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持这样观点者既不獨立也不客观，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美英两国都有政治斗争，你怎么能以这个理由来解读中國政治上的所有事件呢？

　　在我看来，这一次波及北京、上海、天津的腐败战役缔造了中國社会少有的新局面。看一下中國的民间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知道，这次反腐战役获得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发现，胡核心和社会大众之间终于取得了重大共识。

　　如果不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谈反腐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我想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谈问题。不用谈什么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仅仅从最普通的商业逻辑看，商业的繁荣要依赖适宜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就不能经商，没有平等就不能对价，没有公平公正的交易就不可能市场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而腐败势力滥用公权力肥私，其对应的社会代价恰恰是商业环境的被破坏，社会环境的被颠覆。经济的发展是增加国民福祉的硬基础，破坏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还奢谈发展经济，不是缘木求鱼吗？

　　反过来说，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諧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我们中國要想富民强国，只有依赖经济的发展，而严厉打击破坏商业环境的腐败势力，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

　　胡錦濤讲当前黨的首要任务是反腐，我个人认为他是懂经济的，比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懂得多。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受益颇多，但谁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是社会大众吗？是中央政府吗？都不是，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我归纳的“腐败铁三角”。

　　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他们操控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误导中央政府，甚至大讲腐败是经济发展之必需，是不可避免的次优选择，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等。这是无知还是无良？在当下中國存在的诚信丧失、司法不公、监管失控、贪污受贿索贿蔓延无止等危害商业环境的问题，背后基本上都是由“腐败铁三角”作祟所致。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腐败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搜刮百姓财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化了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商业环境。这是西方媒体所没有注意到的实际情况。

　　胡溫新政之中，将反贪腐当作核心要务来抓，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卓识的。因为贪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到中國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國持续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碍，贪官们网罗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成为了中國社会进步的真正瓶颈。只有彻底肃清贪官们编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國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改革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社会才能安定和諧，才能达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諧社会。

　　现在中國社会上一切的不正常现象，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不可思议，都是因为腐败势力所导致。这样的例子在内地俯拾皆是。刚刚去世的霍英东老先生，投资40亿元在他的老家南沙，竟也长期遭到了当地腐败势力盘剥侵吞；美国金融界苦等20年收购深圳发展银行，在北京市打官司遇到的离奇遭遇，不由得你看着不心惊。其实，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只有看透其背后是腐败势力作祟方可理解。

　　在这些腐败势力编造的所谓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的口号下，社会大众的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外商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举例而言，美国法律不允许美国商人或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当地的贪污腐败，必须按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这个城市是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外商就可能要做出一个矛盾的选择：或者选择加入“铁三角”参与腐败，否则你就不能得利；或者选择道义清白却又无法生存。你要怎么做选择呢？我知道你想要选择清白，这才是企业经营的正确准则，但现实环境允许吗？

　　因此，这次黨中央所推动的反腐行动，客观上是帮助了好的外国投资人，因为他们日后做生意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清廉的中國而不是一个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國，黨中央这次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廉的社会，一个更干净的商业环境。

　　反腐是全民和全世界的共识，但是国外媒体采访我的时候，经常纳闷地问，为什么一个反贪的政府会出现打压本应是反贪重要力量的媒体的情况？在我看来，一些媒体的失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某些地方“腐败铁三角”的打压。

　　2006年2月，我在上海一家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财经郎闲评》，被当地的腐败势力所关闭，原因很清楚，就是我揭发和抨击了腐败的铁三角。我做了三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是批评当地一些医院的腐败，腐败分子借人民医院改革之名大敛不义之财。第二个节目中呼吁中央政府把周正毅引渡到香港去受审。我们保护香港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因为香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同和差异化，我们不能允许腐败分子到香港大肆掠夺之后受到“铁三角”的保护。周正毅当时是香港廉政公署的通缉要犯，所以我建议中央政府把他送回香港审判，树立一个法律典范，绝对不允许国内的不良商人在香港席卷一把逃回国内，被腐败势力所庇护。第三个节目是张荣坤的案子，这直接打击“铁三角”的核心。

　　我的节目被关掉了。但是其后，我继续与腐败势力作斗争。在香港的《亚洲周刊》，我首先提出上海社保案要直接查处陈良宇。9月25日，陈被撤职，这是人民的胜利，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结果。胡錦濤主席在庆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5周年以及国际反腐大会等等公开场合上的讲话，也都显示了中央政府视反腐为中國推进改革首要任务的鲜明决心。而众多网上论坛中数以千万计的帖子发言以及960万平方公里上的街谈巷议，都已证明了公众对反腐有着同等的认同和期许。我想告诉大陆媒体，面对腐败，媒体有没有责任站出来说话？如果媒体为了自己的效益，噤若寒蝉，忘却民族大义，那么永远是没有前途的。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来源：《商务周刊》杂志

　　作者:郎咸平

　　一

　　报载：中國四川成都市的火车站，站内公安派出所有４２名涉嫌与盗贼沆瀣一气结伙分赃的警官被捕。这４２名犯罪嫌疑人被移送贵阳异地审判，但不准新闻媒体入庭采访。

　　当这伙与盗同谋的“警匪”被判刑，站内警署警员“大换血”之后，善良的人们以为天下就太平了。错矣！火车站盗者数量几乎有增无减，而且倒卖黑票的“黄牛”似乎比候车等票的乘客数量还多。一切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难道新换入的警察是天使、白痴或者神仙，他们就不懂得要同盗匪集团和“黄牛黨”勾结一道分赃？物欲横流，上行下效，难道新换入的警察就不“瞎子见钱眼开”？

　　国内权威数据统计：中國大陆近年来有４０００多名贪官污吏逃往境外，卷走国民资财５００亿人民币之巨（可以修造两个三峡大坝，更可以赈济多少下岗工人、贫困农民和失学少年）。

　　四千名——五百亿！这个数据并未包括，尚在官位上早就把化公为私、占人为已的“私方钱”存于国外银行的官员们，恐怕未统计的未潜逃的贪官与赃款的数额远比这还要大得多。

　　难道自上而下安之若素、置若罔闻、视若无睹？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二

　　海外多家媒体披露：某某民主人士被开除，某某正义之士又获罪，某某异已分子遭监视……难道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是肉体凡胎，不畏悸十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所遭遇的残暴戮掠和淋漓鲜血？

　　防人之口，难于防川！

　　三

　　贪腐为何屡禁不止，贪腐分子为何屡斩不绝，“发如韭，剪复生”，难逃生于艰危、死于婪索之宿命？

　　民運精英为何如蓬勃劲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贪污腐败，私利熏心，欲壑难填；

　　反腐反贪，正义盈怀，不平则鸣。

　　现今中國这互相对立、互为死敌、云泥之别、水火不容的两种人，一是贪官污吏，二是民主精英，皆是抓不完也杀不绝的。——因为什么？因为：体制！因为体制的弊端，他们注定下地狱或上天堂，为体制而成为祭礼的牺牲。

　　谁让你“水至清则无鱼”？谁让你“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谁让你设置了这么一个买官鬻爵的张力场？他不贪，官无法升，利无法获。

　　谁让你不高薪养廉，利刃斩贪？他“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与时俱进，比学赶超”。

　　谁让你明明在搞小集团利益，假公济私，却信誓旦旦要为大众谋福祉？他自己觉得与其自欺欺人浪费青春，毋宁争分夺秒以权谋私发家致富，比掩耳盗铃来得更痛快些。

　　谁让你谆谆教导他们要不怕杀头，誓死如归？他失却对正义和法律的敬畏，从而觉得花天酒地脑满肠肥半辈子，为儿孙三代不愁吃不愁穿，把治下的土地卖光，把手中的财政吃光，把相中的女人搞光，死了也值得……

　　怪只怪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不忘礼义廉耻，存怀天地良心，以家国天下为已任，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置个人安危得失荣辱誉毁于度外，批判现实，直面人生，痛反專制，力倡民主，痛恨贪腐，锐意清明，甘洒热血荐轩辕，生如夏花之绚丽，死若秋叶之静美。

　　四

　　当年“文盲总理”陈永贵的儿媳的兄弟恶言：“谁反对我就是反对俺姐的老人公陈永贵就是反对黨中央毛主席”；而今贪官污吏学舌：“谁反对我就是反黨反国家”。

　　殊不知：当而今执政黨当年在野黨（反对黨）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生最后一次被捕，时为獨裁的旧中國的大律师、大学者，后来做过專制的新中國的中央政府首任部长和“不可改正”的大右派的章士钊先生，其后来发表于《申报》的辩护词标题即为《黨即国家乎？》。章士钊隽语激辩：“陈独秀非危害国家也，执政黨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执政黨，不反国家，何危害国民可言乎？”陈独秀其言铮铮：“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国父孙中山曾言：吾最爱革命，推翻满清專制政府；次之，爱女人；再次者，爱书。

　　笔者亦言：我最爱民主，建构公正社会；次之爱女人；再之爱书；再次之，爱在生态环保的大地上疾走如飞，在自由纯美的空气里悠然漫步，在白云蓝天丽阳中无羁地遐想徜徉。

　　作者:刘斌夫

　　中國的社会正在转型，从一个农业、农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工业、工人为主的社会。从一个人治的社会转变为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从一个文化单一的社会转变为多元文化的社会。

　　社会的发展有四种形式，即改良、改革、变革和革命，变革是社会的全面改革，即社会的转型，中國正处在变革状态。变革状态下的社会矛盾会比较多，社会矛盾在冲突和非冲突之间徘徊，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一些非冲突矛盾成为冲突性矛盾，主要矛盾如果成为冲突性矛盾，就会导致社会革命。

　　中國的变革时期要求社会的各种力量在解决好各种矛盾，避免社会进入革命状态。因为革命是柄双刃剑，在破立的冲突中，会严重的削弱国力。在资源争夺成为主导政治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國社会进入革命的状态，革命就等于亡国。因而，中國需要在变革的状态下，化解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諧安定。中國需要优秀的政治艺术。

　　仲共建设和諧社会的号召，是符合中國国情的，是优秀政治艺术的表现。建设和諧社会的主要途径是化解社会矛盾，要使社会的各种力量都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力量，工会应该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力量之一。

　　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劳资矛盾已经是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近几年来，这种矛盾已经有普遍的显现，经常表现为告状、上访、怠工、罢工、游行、阻碍交通，矿难，恶意拖欠工资，体罚，非法搜身，甚至鱼龙混杂，出现打、砸、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府官员采取了掩盖矛盾和压制矛盾的方式，只是企图暂时缩小事态，不是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不是禹导而是鲧堵，这是一种且顾眼前，不负责任的方式。这种官场的方式用多了，最后必然会把社会矛盾聚集起来，把变革引向革命。

　　社会需要在劳资之间寻找一种缓冲矛盾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是工会。遗憾的是，现在的工会组织没能充当劳资矛盾的缓冲器，在劳资矛盾有激化趋势的的时候，在近几年的劳资矛盾事件中，几乎看不到工会的作用。

　　面对社会的转型，工会迷茫了。当近亿农民进入工人队伍时，工会麻木，不能及时在农民工中开展工作，甚至还不认为这些农民已经是产业工人。当企业改革中发生损害工人利益，发生激烈的矛盾的时候，企业工会还在等待着上级工会或者其他上级领导的指示，不知道怎样介入，不知道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只得装聋作哑。

　　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社会中，不能再把工会只理解为階級斗争的工具；要与时俱进。在劳资矛盾必然性的情况下，构建和諧社会的大局，要求工会成为站在工人立场上的劳资矛盾的缓冲器。

　　工会首先要有明确的工人立场，能代表工人。工会的工人立场表现在工会干部必须有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在工会干部的选举中，必须实行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要提倡竞选制。工人随时可以撤换工会干部，工会主席的撤换和任命不需要任何机构批准，工人弹劾工会主席，只需要有超过一半工人的签名。工会干部成为工人的雇员，才能保证工会干部工人立场。工会干部的收入来自会费，工人可在社会上招聘工会干部。工会的工人立场还表现在决策的提案民主表决制度。其次，在维护工人利益的基础上化解劳资矛盾，要成为工会的主要职责。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的劳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的劳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都是由于处理不及时或者处理不当造成的。工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及时化解这些矛盾，不让这些矛盾有计划的条件。

　　工会理论工作要与时俱进。随着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社会的建立，工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以出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都是工人，包括黑领（以工为主的亦工亦农的劳动者，俗称农民工）、蓝领和白领。传统的工会只代表蓝领和部分白领，远远跟不不上时代的发展，工会必须是全体工人的代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是必然的要产生的，工会的改革也是必然的。因为利益诉求不同。这种矛盾不只是表现在非公经济实体中，公有资本和工人之间也有矛盾，当然是局部和整体之间的矛盾，是公有资本代表方式和工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把这些矛盾控制在非冲突的条件下，只有在劳资之间使用缓冲器，只有工会能够充当这种缓冲器。

　　劳资和諧也是工人主要利益所在。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可以避免劳资之间的冲突性矛盾。因为公有资本是资本的主要成分，劳资之间相辅相成，劳、资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应该是和諧的生产关系。劳资和諧给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由公有资本和劳动力结合产生的利润是公民整体的利益，当然包括工人的利益。企业经营的成果中也有工人的利益。这些利益当然要建立在劳资和諧的基础上，否则一损俱损。

　　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劳资关系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为主的劳资关系，也不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体式的模糊劳资关系，而是以劳资合作为主的和諧劳资关系。

　　为了使工会成为构建和諧社会的支柱，使工会成为法定的劳资矛盾的缓冲器。工会应该脱离官归属，消除官僚化，回归社团性质。取消工会的单獨立法，工会章程服从社团法规。黨对工会的领导体现在对建立法规和法规修订的领导上，体现在培养黨员成为工人领袖——争取工会委员会的民主决议和黨组织的决议一致性上。在利益多元的社会中，个人不能代表黨，企业黨组织也不能代表黨，应该维护的是黨中央对总工会的领导。企业和地方的黨组织应该为为了工会的獨立性，民主性提供条件。

　　现在劳资矛盾集中表现在农民工和各种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企业改革中工人和公有资本代表方式之间的矛盾。为了掩盖和压制这些矛盾，把农民工排斥在工会之外，取消改制企业工会的维权活动。一些企业工会也没有按《工会法》来组建，也没履行其法定的责任和义务，企业领导任命企业黨委成员或企业领导中的副职兼任工会主席现象比较普遍，这样的企业工会是不合法的。这样就毁坏了工会的形象，同时也毁坏了仲共的形象，是在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与构建和諧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如果工会能够成为和諧社会的支柱，就不会使非冲突的劳资矛盾发展成为冲突性矛盾，还能使已经冲突的劳资矛盾化解为非冲突型的矛盾。我们不能幻想消除劳资矛盾，更不能掩盖或压制这种矛盾，组织工人进行有序的，合法的抗争，就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应该是工会的主要职责。另外，工会在参政和参加企业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要站在工人立场上，力争避免法律和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劳资矛盾，对社会的不和諧因素防患于未然。

　　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的主要工作既不是階級斗争，也不是只是工人的福利代言人，是劳资矛盾的主要协调者，和諧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

　　现在出现的主要劳资矛盾有两点，一是农民工和各种资本之间的利益矛盾，二是企业改革中新产生的工人利益和公有资本代表方式之间的矛盾。

　　现在最需要工会的是农民工，因为他们遭受的利益侵害最严重，但是，组建黑领（农民工）工会不符合和諧社会的要求，因为那会造成社会更严重的分裂。工会的目标应该是优化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使黑领变成蓝领，消除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另外，农村的改革必然会使土地集中使用，现在的农民工脱离土地是必然的，农民工现象只是暂时的现象，农民工阶层是一个暂时的阶层。由于农民工具有流动性较大，季节性强，从业的连续性差的特点，他们的会员证应该得到各地各企业的承认。在企业的基层，现阶段可以成立农民工的工会小组，甚至可以成立以车间（工区）为单位的农民工基层工会，这样可以集中特点和资方打交道，有利于及时消除劳资矛盾。

　　广东兴宁大兴矿难表明，矿难是劳资矛盾无限发展，矛盾激化的产物。矿工几乎都是农民工，由于没有工会，他们没有力量同官商勾结的资方进行利益博弈。工人需要养家糊口，资方需要利益最大化，在这对矛盾中间，没有一个起协调作用的力量，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最后无限强势的资方利益牺牲了工人的生命，导致矿难。如果工人有知情权和话语权，绝不会发生这种用命换煤的惨剧。工人没有工会，就不会有知情权和话语权。如果有站在工人立场上的工会，组织工人履行工会对安全生产的监察权，资方的利益就会让位于“安全第一”的原则，就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创造出安全生产的条件，避免矿难发生。工会缺位，是兴宁大兴矿难的主要原因。

　　在企业改革的过程，职工、企业、国家的利益本来就有一定的矛盾，由于一直没有优选出公有资本的代表方式，出现了第四者利益，即管理层利益，增加了企业中的矛盾。由于管理层利益以强势的权力方式出现，不同程度地侵害了其它三者的利益。企业改革中出现了多方利益的博弈，由于法制不够健全，这种博弈一时还不能有一个科学的完善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权力的弱势地位造成了对工人權利和利益的严重侵害。这时候，工人就更需要工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以集体的力量改变权力的弱势地位，削弱第四者利益的强势，保护其它三者的利益。

　　铜川、阜新矿难表明，矿山负责人为了追求绩效，也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拼命超产，破坏了安全生产系统各个环节的平衡，导致矿难。错误的公有资本的代表方式形成了第四者利益，第四者利益已经凌驾于安全生产的原则之上，也就是凌驾于工人生命安全之上。如果公有资本的代表方式不是精英主义的方式，而是民主的方式，使工会成为公有资本的代表之一，职工利益和第四者利益就有了博弈条件，安全生产是职工最大的利益，工会就会使用法定的安全生产的监察权，阻止危险的超产，避免矿难发生。铜川、阜新等矿难的发生，是错误的公有资本代表方式和工人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工会安全生产监查权缺位的结果，也就是工会弱势的结果。

　　频发的矿难，只是工会缺位，工会弱势的典型表现之一。在步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劳资矛盾都会逐步显现出来，需要工会来协调劳资矛盾，需要工会成为社会和諧的支柱。

　　最平稳的办法是改造现在的工会，使其尽快适应近亿农民成为产业工人这一现实，尽快适应企业改革产生的新的劳资矛盾。是否可以探讨农民工入会和参加工会活动，缴纳会费的灵活性？探讨在从事高危险生产的企业设立工会领导下的工人安全生产监察委员会？探讨工会（职代会）成为公有资本的代表？总之，原来工会要与时俱进，通过改革，成为和諧社会的支柱。否则，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中的必然的劳资矛盾以及在构建和諧社会时需要劳资矛盾缓冲器这一政治需求，会孕育新的工会，来代替原来的工会。

　　作者:俞愚

　　每逢新春佳节，富裕起来的中國人要炫耀一下自己渐渐富足起来的生活，在浓浓的、温馨的大年夜，肆意燃放震耳欲聋的鞭炮，即使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大也无法听清正在播放的逗人的小品，满耳充斥逐年升级的鞭炮炸响的噪音，浓烈的带有硫磺味的火药气味无孔不入地强行钻进人们的鼻息。

　　燃放鞭炮者，置行政法规不顾，只图一己的热闹与欢心，哪管侵扰别人的清净。当市民好容易摆脱喧嚣的年夜，疲惫地进入梦乡，突然会被响声大作的鞭炮惊醒，再也无法入睡。炸烈的鞭炮哪里代表喜庆，成了扰民忧民的妖魔鬼怪。

　　民族传统要继承，但决非全盘接受。要取其科学的、文明的、有意义的精髓，屏弃封建的、愚昧的、落后的糟粕。

　　据说恼人的鞭炮的来由是：相传阴历元旦，俗称“大年初一”，为了驱逐“山魈”. 山魈，据说是古时深山里的一种凶恶的独角鬼怪，但是它最怕声响，人们就用烧竹子的爆破声来吓跑它。有了火药后，人们就用火药装入竹筒，做成爆竹，后用纸制筒，也称爆仗或炮仗。由此可见，燃放鞭炮的传统完全是愚昧落后的积习，本不在传承之列。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应该屏弃之。

　　再看，每年新春佳节后，新闻媒体不断报道因燃放鞭炮导致人员死伤，火灾泛滥的消息。例如，时代商报记者常成钢，今年２月２５日，从沈阳市消防局获悉，春节期间（２月１７日１５时至２４日１５时）全市共发生火灾５５５起，死亡１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６１. ８万余元。其中，因燃放鞭炮引起的火灾达３１８起，约占全市火灾总数的５７% ；记者从哈市消防支队了解到，春节期间，全市的消防官兵都处于一级备战状态，随时应对发生的火灾。消防官兵在灭火救援中发现，近９成火灾都是由于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起火点多数集中在居民阳台、单元楼道、居民楼顶和以及悬挂在墙体上的空调。全国因燃放鞭炮引起的死伤和火灾的报道更是数不胜数。其损失无法限量。

　　燃放鞭炮还污染空气。大量燃放鞭炮，使空气中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浓度明显增高；燃放产生的灰尘在空气中飘浮，增加空气中颗粒物的浓度，这些尘中含铜、镁等金属粉尘，均对人体有害；散碎的纸屑满地都是，极不卫生。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可见燃放鞭炮有害无益。可为什么一些人还那么热衷燃放鞭炮？细心的人不妨观察一下，是什么人热衷燃放鞭炮？不难发现，一般说来，均为文化水平低下，素质修养不高的人所为。他们凭借佳节祥和的气氛，宣泄渐渐鼓起的腰包，他们毫不顾及人们需要温馨、祥和、宁静的氛围，肆意扰民，把快乐建立在他人难以忍受的境地；他们毫不在乎行政法规的约束，不在规定的时间燃放，随心所欲，任意妄为。

　　笔者以为，国家应该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搞一次民意调查，以便制定法律，严禁生产、买卖、燃放鞭炮。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由政府组织一次性燃放焰火，以此屏弃封建愚昧的燃放鞭炮的积习。这样既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又丢弃了封建传统的糟粕，既避免了人为的纵火，又保护了大气环境。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作者:迷人的海

　　１２月１４日在网上看到“数百多位各界人士上书指物权法仍违宪应纠正”的帖子。对于物权法草案本人也曾写过几篇帖子“写在难产的物权法草案出世之前”、“一部将要违背宪法的物权法草案”、“期待社會主義又一座里程碑”等，大概在网上还可找到。物权法为什么会这样？

　　中國建设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也就是说中國更强调更注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建设，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都没有多大改变。不同的是为了坚持和维护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前中國几乎是放弃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后又几乎是放任了经济建设。

　　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社会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思想观念，恰恰不包括经济。而中國要建设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却又恰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跟意识形态应该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那它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还是仅仅就是一个名词。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國的上层建筑却又要坚持和维护“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请宽恕我的无知，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物权法的最终出台会让人明白吗？

　　一、垄断

　　近一年前，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资委负责人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记者）：“我们注意到现在央企的盈利大户中很多是垄断企业，而垄断企业对社会公众利益会造成损害，请问怎么协调这方面的关系？谢谢！”（负责人）：“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两年国有企业的效益确实比较好。这么好的一个局面中间有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竞争。也可以说我们这些行业当中几乎没有哪一家垄断的。实际上石油、电信、电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竞争的格局，而且这些企业的主要资产都在上市公司。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怎么来看待垄断，我想这个含义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有省略）

　　这位负责人指出，国有企业的效益好是缘于竞争。只是不知这位负责人例举的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在国内市场里是在跟谁竞争，在这样的“国家垄断”行业里，国有企业之间与其说是在竞争，还不如说是“同室操戈”更合适；或者说是这位负责人把右手伸进左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右口袋、在把左手伸进右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左口袋，他所说的竞争，就是国有企业（右手）和国有企业（左手）之间的“竞争”。玩这样的把戏却硬要“别人”为他这样的“演出”付费，如同侯宝林的三棒鼓。这样的倒来倒去，口袋就还真的都鼓了起来，不过使他（国有企业）的口袋鼓起来的恐怕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所说的竞争，只能是国有企业们对“别人”的竟争（竞争），国有企业们如何获得更大的利润，就是竟争着利用自身的政策、资金、资源上的优势，来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

　　不知国资委负责人去年的这个看法今年是否会改变。

　　然而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８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國目前还是在坚持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系里，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被继续坚持着，国家对国有企业所具有的“主体”地位也还在继续维护着。

　　“机场建设费于法无据遭质疑；公络养路费是否合法引争论；公路收费员月薪８０００；电厂抄表员年薪１０万；手机漫游费成本为零却在收；水价招待费要算成本还想加；电力行业要减薪；银行企业要加薪；油价只涨不跌；药价不跌老涨……”不敢说罄竹难书，恐怕也不胜枚举。这是主体地位的表现还是垄断的表现。为什么“人们”在质疑这些现象？“人们”在质疑谁？这些现象跟“国有企业”都有什么联系？“国家”在这些现象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谁在“助纣为虐”？

　　“铁路价格听证会、民航票价听证会、交通行政处罚听证会、春运价格听证会、电价听证会、电信资费听证会、医疗服务价格听证会”。各式各样的听证会都有，但一提到价格听证会，似乎总是涨价会。开价格听证会，似乎就是要给你打涨价的预防针，而且还要让你觉得这是在为你好。这是主体地位的表现还是垄断的表现。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价格听证会成了涨价会？那些能开价格听证会的企业，跟“国有企业”都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它们可以动用“听证会”的名义？这跟国家又有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能左右价格？谁在“假充慈悲”？

　　在中國，对于国有企业所具有的政策、资金、资源上的优势以及所具有的上述种种表现，用政治的话说是——主体地位；用经济的话讲则是——垄断。

　　那位国资委负责人继续回答：“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据说每年“公款吃喝”掉一个三峡工程；据说每年“公车私用”掉一个国防预算；据说每年“公车消费”掉一个国家投入教育经费再加一个国家投入教育经费；据说每年“公费旅游出国考察”掉一个年教育经费外加一个医疗经费；据说中國公务员耗电是普通百姓的１９倍；据说中國“公务员”（或称财政供养人员）“超标”是发达国家的２０倍；据说一个贫困县有十一个副县长；据说一个民政局有四个局长。据说……这也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表现。

　　必须承认，上述的“公家”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是不知道国有企业搞了半天获得的盈利够不够这一部分人民谋利益。然而这一部分人民的所做所为“国家”却还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相信这是在表现着先进性，他们谋得的利益“国家”却还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相信这是在谋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真是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盈利，那也只能而且惟一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榨取了更多的垄断利润，榨取了它的雇佣工人和更多的其他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４３６页）即使是中國的国有企业，恐怕也遵循了这样的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现实的情况正如这样，国有企业目前最大的作用，只能是成为了利益集团用来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现实的情况也正如这样，大多数的人民他们付出的总是一定比他们获得的要更多。

　　改革开放的中國，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中國的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做出的奉献恐怕要比“国有企业”大的太多。又有多少国有企业职工为了今天的国有企业盈利牺牲了他们曾经的利益。目前全国国有工商企业拥有职工４３００万人，其中中央企业职工约１０５３万。这些人又能养活多少“公家”人、养活多少中國人。中國有１３多亿人口，这还不包括每年还未出世的千万胎儿和每年死掉了的几百万人口，当然也包括“公家”人，这是多少消费者！“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是消费养活了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为消费了的“人民”谋了利。在中國，消费者和纳税人的贡献恐怕要比“国有企业”大的太多太多。在中國恐怕还找不出没有给改革开放做了贡献的“人”了。谁养活谁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

　　二、和諧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８日举行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仲共中央关于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看来“国有企业”获得的盈利并没有给人民感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国有企业”最大的贡献恐怕反而是造就了太多的腐败，成为了腐败的源泉。牺牲了太多的本应该是用来为“人民”所服务的那部分资产。而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也似乎都与“国家”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力有关。影响社会和諧的矛盾和问题，似乎每一条也都能与“国家”挂上钩。

　　中國要构建“和諧”社會主義社会，那么“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吗？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內市场。”“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２２页）。之所以继续引用这句话，是因为比城市的改革开放还早几年的农村改革，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國的农村却还在馬克思所揭示的那个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阶段里徘徊。这不能不说是中國农村（改革）的奇迹。

　　当垄断也成为中國社会所必须经历的阶段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便可全部完整的浓缩在当代中國社会的发展阶段里。所不同的是，中國城市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资本主义需要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必须承认，这是中國城市改革的奇迹。只是有些过程被压缩在了一起完成，甚至被放弃了，有些过程则被压缩到了提前，如国有的私有化改革，就被压缩到了垄断之前施行。但这仍不失是一个经济奇迹。

　　中國城市改革的极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徘徊不前，创造的两个奇迹，使得中國的一头跑进了二十一世纪，另一头却落在了几百年前的一个世纪。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样极度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又将怎样使之成为“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呢。

　　“增加财富、建立社會主義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會主義，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會主義了；”（《列寧全集》３２卷２０５页）。“我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列寧全集》３２卷４７９页）。

　　中國的“社會主義”固然有它自己的特色，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目前仍停留在几个世纪前的农村社会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在人口和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會主義”的“国有企业”的“大机器”工业基础之上？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卷２８９页）。中國的新农村建设，能缩短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吗。能做为“和諧”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吗。

　　对于中國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来说，不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更有农民工）问题，恐怕就没有解决好社會主義的基础问题。也就谈不上社會主義，也就更谈不上如何构建“和諧”社會主義的问题。

　　“跑马圈地”、“盖房修路”、“电灯电话”，如何——再次——进行农村改革和建设，是一个需要认真实施的问题。“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如何花钱去国外考察学习，恐怕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國最大的与众不同恐怕就是中國有最大的农村问题，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本来恐怕是只有几十年的“工农”差别（叫城乡差别也行）被拉大了几百年，这绝不应该是中國所具有的特色。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１）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２）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３）私人资本主义；（４）国家资本主义；（５）社會主義。”（《列寧选集》３卷５４０- ５４１页）。

　　不管有什么特色，恐怕这也都是列寧给出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初级阶段”的中國所具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中國的特色。那么还有谁能给现今的中國“公有制”、多种所有制经济划分出另外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全部关键恐怕也就在这里。不是承认的人都考虑到中國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甚至都不承认。

　　当所有的指标都不适合用来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和諧”时，那么惟一能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和諧”的指标就只有看是否缩小差别了。构建“和諧”社会的全部内容，恐怕就是从如何缩小差别开始了。不承认差别，又怎么能去缩小差别。

　　三、大国

　　何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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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有多么“大”的容量，恐怕便如同一个人有多么“大”的胸怀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众所周知，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

　　如果一只木桶里盛装的是“大”，那么影响这只木桶里盛装的这个“大”、大还是不大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会是什么，是“思想”还是“物质”。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什么，“思想”还是“物质”，崛起的大国能持久“大”下去靠的又是什么。

　　“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５９页）决定中國这个“社會主義”的是“思想”还是“物质”，是否“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中國的思想是否走的太远了点。中國要用构建的“和諧”社會主義来决定“大”国的地位吗。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整体水平，那么影响这个国家整体实力、整体水平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会是什么。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富有，那么“象征”这个国家富有的最长的那块木板是否是ＧＤＰ，它在说明什么。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和諧”，那么这个“和諧”是由哪些木板构建起来的。“和諧”的桶底（基础）又是如何构成的。如果“和諧”是由一块块的“指数”木板构建的，“幸福”指数会成为其中的一块吗。影响这个国家“和諧”的最短的那块木板又是什么。

　　出现不和諧，那是因为差别扩大了；或是又产生了新的差别。消灭差别是不可能的，就像不可能把最短的那块木板去掉一样，锯掉长木板，整体水平也还是没有提高。惟一的可能就是增加“短”板的长度。在一个国家里永远都不要指望“真正”的平等，就像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一样。当各种差别缩小到一定程度，看起来和諧了，目的也就达到了。遗憾的是包括舆论宣传在内，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却总是在“扬长避短”、对“短”轻描淡写。不重视“短”，只能是短视。

　　如何理解和諧？是不是只要“人人都有口饭吃，个个都能说上话”。[ “諧”：詥（ｈｅ）也。龤（ｘｉｅ）异用。龤专谓乐和。]

　　“和諧”恐怕不仅仅是“人人”都能吃上饭了，“人人”都能说上话了，更多的恐怕还在于是否能看到“别人”也吃上饭了、是否能听到“别人”也说的话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绝不是和諧的画面（看到了跪卧在冰天雪地里的乞讨者）。和諧的氛围是更多的“别人”都能感受到；和諧的乐章是更多的“别人”都能享受到。

　　而如果“人人”说出的都是一个声调，听到的都是同一种声音，那也不“和諧”。时间长了反而会使人心烦意乱。“《真理报》每天教他们应该知道些什麽，想些什麽，相信什麽，出了轨是不行的！‘每次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等於和所有的人谈话一样’”（“苏联还在教育我们”）。而现在，在我们可爱的中國，只要你愿意听愿意看！现在“每次听一个中國领导人讲话就等于听所有的领导人讲话一样”。看着小品《汇报咏叹调》，不知你笑的是否自然。而如果有一天中國的“和諧”文化建设也建成了“每次听一个中國人谈话就等于听所有的人谈话一样”，是那么的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千篇一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恐怕笑都笑不出来了。没有汲取经验教训是可悲的，然而更可悲的是认识到了这个经验教训却又再一次重蹈了这个教训。难道在中國的文化建设领域也要实行“垄断”。

　　“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到枪眼的、一个自称白居易后代的‘国学辣妹’在孔庙内大摆性感造型，声称要‘勾引孔子’……”。“‘恶搞’泛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长期以来官方所宣传的理论和道德等内容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落差太大，很多人对这些宣传经历了一个从信任到怀疑，从抛弃到颠覆的过程。”“腐败官员先后落马，这些官员出事前大谈理想信念，出事后被发现原来个个‘五毒俱全’。‘两面人’的现象给老百姓的理想信念打击很大。”

　　政治宣传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落差，这样的“两面性”现象与腐败官员的‘两面人’现象又有何区别。恐怕不会不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信念。眼能观六路，耳能听八方，扬出的长处别人未必能感受到，避掉的短情别人未必看不到。人们看到的听到的如果有差别；人们享受到的和感受到的如果有差别，未必和諧。

　　一部电视片《大国崛起》中的解说词“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替我说了这样的话，如果让我选择是要”主义“还是一碗粥，我一定会选择一碗粥。因为我确实在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也不会再去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了。之所以能支撑着我这样的写，是因为包括对物权法（草案）在内的一些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并产生了反应。不再去写，是因为对我来说一碗粥确实是要比”主义“、物权法等什么的要重要的多。再不面对现实，恐怕连粥都没得喝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因此我说了。“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因此再也不说了。本以为象个“匹夫”，却原来“蚍蜉”都不是。

　　备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审议并原则通过，要加大对西部的扶持力度。希望企业家们能投资新疆，企业家想投资新疆，我可以做您的经理人。真城的敬望企业家们能关注新疆。愿为企业家们效劳。如您与企业家有联系，敬请代为转达。

　　作者:刘济齐

　　华尔街开完会，我又来到波士顿，在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经历了一系列感动——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諧社会，到底和諧社会是什么样子呢？６月初，我到美国开会、游历，碰到了一些小事，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体会却很深。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諧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Ａｖｏｌａ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Ａｖｏｌａ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Ａｖｏｌａ街５３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

　　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國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諧社会不仅仅是中國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諧了，外部却不和諧，纷争不断，还和諧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國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諧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諧。

　　其实，在中國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ＧＤＰ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國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

　　作者:茅于轼

　　和諧社会是中國人几千年来的理想，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时代的奋斗目标。

　　几千年来，中國乃至世界，和諧的时候少，不和諧的时候多，战乱、动荡、危机、冲突、压迫、反抗……何其多也。好花不常开，盛世不常在，绝对的和諧社会绝对没有，相对的和諧社会也是那么的少见。面对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和諧？又是什么造成了不和諧？

　　联系历史和现实，无数个例子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或结论：只有社会公正，才有社会和諧；社会不公正，社会难和諧；社会有多公正，社会就有多和諧。没有社会公正，追求社会和諧，那是缘木求鱼、自欺欺人。

　　唐朝是中國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当时的文明执世界之牛耳，八方来拜，四面来朝，至今亚洲诸临国的文化中仍保留着许多唐朝的东西，那是他们从唐朝学习去的，如日本的和服，其实就是唐装。而开创唐朝辉煌篇章的当属唐太宗李世民，他当政的年代被称为贞观之治，当时真可谓是盛世了，经历隋末农民起义、内外战争多年之后，社会矛盾缓和，出现了封建社会也是中國历史中难得的比较和諧的社会。

　　唐朝实行均田制，全国男女百姓按人头分得桑田、麻田，所得收获除税赋外可以自由支配，遇有灾荒还会免除税赋。均田制避免了土地过于集中、贫富严重分化，相对而言比较公正，劳动人民大多能安居乐业，这应是其社会和諧的一大原因，或者说是其社会和諧的经济制度保证。

　　唐太宗政治开明、处事公正，是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个时期社会比较和諧的政治保证。他胸襟开阔，唯才是举，不计前嫌，重用昔日政敌太子建成的门客魏征，对其批评虚心听取、采纳。而当初魏征曾建议太子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唐王李世民。他体恤民情，轻敛薄赋，节制欲望。他以法治国，不循私情，其姐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因参与太子承乾的不轨之举，被判流放，唐太宗到长广公主府上慰问，长广公主以头叩地，哭着为儿子谢罪，唐太宗也哭着向姐姐行礼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姊。”

　　反观乱世，则是社会极不公正，社会极不和諧，贫富急剧分化，社会矛盾激化，每个朝代的末年莫不是如此，许多朝代甚至从一开始就不公正、不和諧，到最后越来越严重，终于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内乱外患中退出历史的舞台。

　　再回到现在，虽然评论社会现实是敏感而富有风险的，但我们对现实不能视而不见，或者判断错误，那样只会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不能说没有公正、没有和諧，但与和諧社会的目标和理想还相差很远。之所以要提出建设和諧社会，是因为社会现实中不和諧的方面太多，有的还相当严重。和諧社会现在还只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还远未成为完美的现实。

　　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写进了《宪法》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又怎样呢？按照《人大代表选举法》规定，农村人口只有城市人口１/ ４的选举权，平均每２４万城市人口中产生１名全国人大代表，而平均每９６万农村人口中才能产生１名全国人大代表。盗窃、抢劫１０万元可能会被判死刑，而贪污受贿百万甚至千万元以上却仍能活着，当然，也有个别的给枪毙了，但他们也许会觉得自己死得很冤，因为比他们贪污受贿多得多的却并没有死，有的还逍遥法外。

　　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世界上及中國历史上已名列前茅。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０. ４０，也就是说，基尼系数超过０. ４０，就表示该国的贫富分化已相当严重，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而当代中國的基尼系数有的说是０. ４５，有的说是０. ４８，据经济学家魏杰等人说，如果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形收入、非法收入，当代中國的基尼系数比公布的数据还要大不少。在中國历史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社会剧烈动荡的明末和民国年间，当时的基尼系数分别０. ５８和０. ５３，由此可以看出当代中國贫富分化之严重，这不仅导致国内市场长期不振，而且已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社会上不满情绪强烈，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社会阶层对立，社会冲突加剧。

　　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说：“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的天职。可是，前些年里，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不公正的社会体制、分配制度长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当贫富悬殊已经严重时，有的领导人还认为“不严重”，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贫富悬殊已相当严重。所幸的是，执政者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最近，仲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提出要取缔非法收入、限制垄断行业收入过快增长、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救助弱势群体、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等，这不仅对于整顿和规范社会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建设和諧社会来说，也是必要之举，必经之路。

　　２００６年６月６日

　　天津市河西区政府刘革学

　　作者:刘革学

　　和諧社会是动态的和諧

　　和諧社会的“和諧”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静止的“和諧”。在和諧社会，仍然会出现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但是和諧社会有着良好的协调机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可以充分地沟通和协调，预先消除可能引发不和諧的苗头；即使出现了不和諧，由于存在良好的协调机制，也能够迅速解决矛盾，恢复和諧。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３日上海新闻晨报有一篇报道，题目是“五角场禁非，骑车人尴尬”，副标题是“横穿中环舍命抄近道”。事情是这样的：中环线建成后，五角场地区禁止非机动车通行了。但五角场地区有十万居民，其中九成人有自行车。过去骑自行车穿越五角场，只要五分钟，现在只能绕道通过，需要花费三十分钟时间。所以，现在汽车畅通了，骑车却不畅通了，很多骑车人冒着生命危险抬着自行车横穿车流密集的中环线道路。

　　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打算采取如下措施：（１）增加公交线路和站点（但是五分钟的路也坐车？更多的人只是穿越五角场，还要骑自行车走很多路，难道他们把自行车带上公交车？还有很多底层人民使用人力车或三轮脚踏车运送货物，公交车也丝毫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２）建立人行天桥（中环线刚造好，在刚造好的地方短期内再开工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３）逐步加大对非机动车闯禁行道路的管理力度。所谓“加大管理力度”，无非就是增加人力，阻止骑车穿越机动车道，对不服从管理者，进行处罚，等等。

　　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骑车人的困难，只是强迫他们多花费五倍时间绕道。所以必然会使他们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在各个地方表现出来：与执法者的冲突；对政府的不满，不配合政府的其它工作；对有车族的怨恨，等等。媒介频繁报道的轿车夜间被居民划伤、砸坏，甚至轮胎被戳破、玻璃被砸碎等等，都是这些不满的极端化表现。所以，这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不满，最后形成了社会的不和諧因素。

　　和諧社会需要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

　　如果有一个协调机制，在规划和设计中环线五角场段时，充分听取和考虑各方面意见和利益，包括无车族和骑车族的意见，建造一个横穿五角场的地下通道，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和不和諧。

　　实际上，要建设和諧社会，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使各方面的利益在事前得到充分的考虑，而不是在事后、在矛盾爆发后、社会不和諧了，再来整改。事后补救虽然最后也能够使社会恢复和諧，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人民对执政黨和政府的感情和信任已经受到了伤害。显然我们应该选择预先避免，而不是亡羊补牢。

　　中國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制度可以在建设和諧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还有很多偏差。传播者有责任使人民了解人大的作用，并帮助他们学习使用人大这一工具，这是传播者对建设和諧社会的一个具体贡献。

　　传播业者的任务

　　任务一：消除误解

　　我们应该消除“中國不民主”、“中國不可能民主”等误解。民主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更应该因地制宜，并非只有“多黨制”、“直选”等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一种民主机制。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现成的机制，能用我们就应该先用起来，而不应该舍近求远。盲目追求现在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完美无缺的民主机制，反而会耽搁和影响民主政治的建设。

　　中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要素或特点：选民推荐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并直接选举基层人大代表。基层人大权利很大。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上一级人大代表选举更上一级人大代表，最后选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有权选举和罢免国家主席等政府和司法部门负责人。

　　这些要素和功能是由法律规定的，但“中國不民主”、“中國不可能民主”等误解，使人们忽视了人大的存在和作用，影响了人民大众和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对人大的重视和使用，更谈不上通过努力去实现法律所规定的人大功能，实际上是自动放弃了法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具体形式所赋予人民的权利。所以，要利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现成机制，作为建设和諧社会的基本措施，首要的任务是消除上述那些误解。（返回索引）

　　任务二：介绍人大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介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基层人大的权利非常大；２，老百姓可以提名推荐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３，基层人大代表是由老百姓直接选出的。（返回索引）

　　１，基层人大权利非常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根据法律的这一条款，上海市杨浦区人大有权利审议并决定中环线五角场地区的建设方案。如果五角场地区居民中那九成骑车人在交通方面的利益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体现，那么在建设中环线五角场段时，就很可能会同时建造一条自行车地下通道，这个地区现在的交通情况就可能和諧很多。

　　上述法律还规定各地人大有权“选举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

　　这说明人大至少在法律上有权决定各级官员的去留。如果各级人大真正地发挥起作用，各级政府官员就会主动考虑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群众的利益。

　　上述法律还规定：人大有权“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此基层地区的司法公正、司法腐败问题也可以用人大来解决，冤假错案将大大减少。上访现象也可能彻底消失。

　　中國社会千年来“乱”“治”交替、动荡不止的症结之一就是“天高皇帝远”，对地方官员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走样了”。老百姓的唯一的希望是皇帝微服私访或清官主持公道。但是这些都是偶然的。于是老百姓只能忍受，直到忍无可忍了，就暴動、推翻旧王朝。但是新的王朝仍然没有可以在地方上直接解决问题的常设机制，仍然无法摆脱治乱循环。

　　中國很大，这是客观事实。分裂中國，是下下下下策。利用基层人大，监督和控制基层官员，才是上策。对地方上的庸官、贪官、坏官、恶官，可以在本地直接罢免，而不必绕道北京和省城，地方上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贪官污吏等等也必然大大减少，人民必然更加热爱和信任黨和政府，社会也必然和諧融洽。实际上，人民对地方不良官员的不满，最后总是转移到执政黨和政府身上，认为是任命时失察、出问题后包庇。因此，及时罢免地方坏官，只会增加执政黨和政府的威望，而不是相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代表人民的切身利益，人大代表是关键之一。因此，在介绍人大时，还要介绍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返回索引）

　　２，选民可推荐人大代表候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各政黨、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而实际情况是，很多人居然不知道自己可以推荐人大代表候选人，还以为人大代表候选人都是政府官员指定的。（返回索引）

　　３，基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实际情况是：每次人大代表选举，最认真的是基层黨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认真通知选民参加选举活动，组织选民登记、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投票选举，等等。而选民们往往不重视自己的权利，在几个候选人中间随便挑选一个。某选区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候选人和香港明星陈小春同名，大家就都选了他，把一件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变成了儿戏。

　　在实际选举中，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候选人一个都不认识（绝大多数选民放弃了推选自己信任和熟悉的候选人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全部投弃权票。

　　选举时随便选的另一个原因是听说如果选票分散、没有一个候选人得票达到法定当选票数，就需要重选，“很麻烦”。于是就按照提示，把票投给被重点介绍的候选人。

　　传播者应该告诉人民：如果我们连这点麻烦都不能承受，那就无法享受民主。民主就是当家做主，当家做主当然是麻烦的；现在怕小麻烦，以后就会有大麻烦。（返回索引）

　　任务三：打破幻想

　　很多人说：法律虽然写得很好，但是实行时不会那么理想。当然是这样的，民主社会并非世外桃源。人大代表着权力。好人要利用人大，坏人也要来利用人大。在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和人大的运作过程中，有激烈的斗争，是非常正常的。人民利益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靠斗争得到。

　　传播者应该告诉人民：如果我们连在人大里依据法律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的意识和思想准备都没有，如果中國人宁愿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搞暴動，却不愿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来制约和罢免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员，那么就无法享受到民主。（返回索引）

　　任务四：引导“愤青”

　　“愤青”不是贬义词。“愤青”就是那些用激进的态度同情和代表弱势群体的青年知识分子。传播者应该让他们认识到：可以通过竞选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来影响政府的方针政策，参与制定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用合法的手段争取和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争取事前避免不合理的法规和政策出台，而不是在事后，采用对抗的、过激的、暴力的、非法的手段解决问题。

　　共產黨员的“先进性”具体应该表现在哪里？不是打扫街道卫生、在公交车上让座，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体如何“代表”？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竞选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在人大里为选区人民的利益呼吁，利用人大代表的权力阻止损害人民利益、忽视人民利益的行为，选举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监督和制约政府官员，罢免不称职的官员。

　　如果连中國最先进的共產黨员和知识分子，都不愿意出来竞选人大代表，那中國的老百姓就无法享受到民主了。如果美国没有人出来竞选众议员和参议员，美国也不可能有民主。（返回索引）

　　任务五：抓住商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

　　在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传播者可以协助候选人进行自我介绍和宣传，这是中國传播业的一个新的产业分支，蕴涵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中國的传播教育机构也应该开始注意培养政治传播人才，为和諧社会的建设未雨绸缪。（返回索引）

　　任务六：开展预研究

　　传播学界应该开展预研究，为相关法律的制定提供依据。如何规范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宣传介绍工作？如何防止强势群体利用强大财力为自己进行强力宣传？是否应该为弱势群体代表提供对等的宣传工具，以免产生新的不平等？随着人们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主动地使用这一制度，这些具体问题都会浮现出来。（返回索引）

　　结束语

　　今年仲共中央转发了《仲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黨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即中央９号文件。全国各地黨委积极落实执行。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上海《劳动报》报道：仲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批转《仲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黨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市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要求各区县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若干意见》指出：根据中央９号文件和《仲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人大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当前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发挥市人大代表作用，支持、规范和保证代表依法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二是加强市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更好地发挥本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和代表机关的作用。

　　《若干意见》提出了进一步发挥市人大代表作用的具体措施。市人大代表是本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加强新形势下的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建立健全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各项具体工作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要为代表知情知政提供信息，扩大代表对常委会活动的参与，为代表深入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创造条件。保障和落实代表的知情权，提高代表审议议案、报告的水平和效能。要明确代表议案的基本要求和范围，规范代表提出议案的程序，改进对代表议案的处理工作，提高议案提出和处理的质量。要明确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范围和程序，认真负责地处理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提高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及处理的质量。要明确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活动的内容和原则，改进和加强代表视察工作，坚持和完善代表小组活动制度，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和规范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增强代表活动的实效。要提供经费和时间保障，提供服务保证，为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仲共中央９号文件和各地黨委的积极行动，反映了黨对人大建设的重视。

　　中國共產黨领导中國人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國的民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应该重视和珍惜，为充分利用人大，增进人民利益，作出我们作为传播者的贡献。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于上海

　　作者信箱：fishman_uu@hotmail.com，个人网站：http://www.nows.com

　　作者:黄佶

　　和諧社会的建立是一项浩大的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去维护和奋斗，方可实现。如今社会上最不和諧的就是贫富悬殊过大和不健康竞争心理的干扰。所幸的是，对于贫富悬殊过大的社会现象，“两会”上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了，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是会解决好的。

　　可是，不健康竞争心理现象，依然突出。不健康竞争心理现象就其原因，由如下几个方面构成：

　　１、由政府参与的各种承包、租赁、发包……等过程中还有很多猫腻现象，里面的门道太多，而影响了公平竞争，这种不公平竞争造成了政府形象的不诚信，迁移心理让公众认为没有公平的竞争，容易滋养不健康心理的泛滥。

　　２、长期以来受儒学和中庸思想的影响，有人将明则保身当成法宝，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参与到竞争当中来，并与对手心平气和地展开激烈的竞争。认为竞争只是一场游戏而已，不必过份认真，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就行了，这类人缺乏昂扬的竞争斗志和竞争意识，也是形成不健康竞争心理的重要原因。

　　３、麻将效应使不健康的竞争心理得以滋长。有人对麻将效应总结为：“抵住上家，卡死下家，盯紧对家。只能自己和，不准别人听牌。”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在竞争中采用的是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偏激的不健康的竞争思想。正是这种麻将效应，在侵食着人们的正当竞争的意识，滋长着不健康竞争心理的产生。

　　４、以钱为唯一目的的经营方式，使不健康的竞争心理得以蔓延。有人总结：“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在竞争当中也是如此，有的人为了能够赚钱，认为商场如战场，都是你死我活，采用不正当手段挤跨对手。你也想挤跨我，我也想挤跨你，其结果是形成窝里斗。这正应验了：“一个中國人是条龙，两个中國人是条蛇，三个中國人是条虫。”的总结性语录，因为你不让我发展，我也不让你发展，缺乏合作精神，导致无法做强做大自己的事业。

　　如何消除这种不健康的竞争心理，创建一个和諧向上的社会呢？

　　Ａ、要有天平太国的：“有钱同使，有田同耕，有衣同穿”的大同思想。当然这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且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但大家想想，不管是什么创造了我们这群人，生生死死我们这群人都要在一起，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沦为乞丐，总来跟我们乞讨，总来干扰我们的生活，或者这群人中有人思想偏激，认为我们的富足是建立在他们痛苦之上的，总与我们过意不去，我们自身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再富足要有什么意思呢。当然只要通过我们自己勤劳和正当挣来的钱，是没有什么的。但现实生活中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而是搞一些不正当竞争，或是与一些腐败分子相勾结，而富起来的。正是这种不正当的原因，才使仇富仇官心理不断膨胀，也使不正当竞争得到恶化。同时，也是产生不健康竞争心理的孽源。因此，如果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暴利的，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充分，都要坚决予以打击。否则，社会正气无法树立，要做到公平竞争，那只是骗人的把戏，要建立和諧社会也只是纸上谈兵。我们认可的是那些靠勤勤恳恳，老老实实致富的精英分子，这些人我们不仅认同他们，而且要大力宣传他们，他们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Ｂ、要保持健康的竞争心理，必须铲除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有些人为了赚钱，不惜丧失天良，比如将烟酒、黄色读物等出售给还不具备是非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网吧、歌厅不适合青少年去的地方，为了赚钱故意引诱他们去。甚至为了赚钱，就不顾子孙后代的生存了……我们要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性当中欲壑难填的弱点。一个人自己已经活得很好了，还要想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即使自己靠才智和勤劳致富了，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懂得“家有千亩良田，每顿只吃三餐；家有万间房屋，每晚只睡一床。”的道理，贪欲过旺，有时还会引自己出现心理偏差，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总之，我们把眼界放远点，不要只局限于动物式的享受、贪婪，只我们有人的境界，创建和諧社会，便会只日可待了。

　　作者:鹤阳奇

　　我们今天都在讨论“和諧社会”的议题。其实，如果我们不死抠字眼的话，建立“和諧社会”并不是我们国家单独面临的课题。事实上，考察一下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就会发现，建立“和諧社会”乃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必然要面对的课题。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既有大量的经验、也有一定的教训可供我们借鉴。温习一下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走过的道路，对我们应当会有一定的启示和教益。

　　从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早期自由主义阶段、干预主义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也有人称之为“新保守主义”阶段，但我认为称为“新自由主义”阶段更为名副其实）。如果以“和諧社会”作为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三个阶段分别看作是社会逐渐走向不和諧的阶段、“和諧社会”的形成阶段以及“和諧社会”的反思和调整阶段。

　　单纯市场机制不可持续

　　导致现代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所导致的社会购买力总量相对偏低。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是１９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早期自由主义阶段大体起自１７世纪后期、结束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即“小政府、大自由”。一方面是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社会运作；另一方面，相对应的是，每个人在法律上或形式上都平等地享有比以往更多的个体自由。人们认为只要政府不去干预经济、社会运作，让个体享有充分自由，使个体能够利用这些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整个社会也就能够繁荣。这是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信条。

　　这样的社会体制有它的积极一面。和前现代社会相比，个体自主行动的空间发展了，个体的理性能力也能充分发挥，不再受到包括宗教在内的多种外在权威的限制了，个人活动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的提高。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这种活力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空前高涨，达到前人所不能想象的地步。

　　但这样的社会体制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消极后果。它虽然在形式上赋予每个人以平等的自由，但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同等的去利用这种自由。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差异，人们在利用法律赋予的自由等条件去获取个人幸福方面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和地位分配等方面的两极分化。而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没有对这种分化进行自动调节的机制。在缺乏其他调节手段的情况下，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尖锐，并引发一系列其它的负面后果：

　　第一，引发一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这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重要负面后果之一。导致现代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所导致的社会购买力总量相对偏低。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是１９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第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现代社会的两大主要階級即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频繁。１９世纪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激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冲突，它们有时候甚至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血的冲突和斗争，如工人起义等。

　　第三，导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的精神危机。尤其是在弱势人群中造成严重的心理或精神危机。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越来越焦虑，看不到前途，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精神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自杀率越来越高。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社会普遍经历了自杀率上升的阶段。

　　面对上述危机，面对社会的高度不和諧，１９世纪的许多思想家们都出来进行讨论，试图对它们做出恰当的诊断、开出有效的解决处方，结果导致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如无政府主义、社會主義、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但从整个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上看，直到２０世纪初期西方国家都没有发生过重要的改革与调整，始终是自由主义信条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分化程度以及相应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日趋严重，最终导致了１９２９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们才认识到必须要改革。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行了体制改革，结束了早期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将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到干预主义阶段。

　　活力与和諧难以兼得

　　政府对经济社会运作过程的各种规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社会的活力和效率。福利国家的建设不仅降低了国民财富中可用于投资的那部分财富的比重，也降低了社会成员为生存而努力的积极性。

　　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虽然很多，但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标志性内容，它们实际上成为干预主义时期西方社会的三根支柱。

　　第一是建立“大政府”。政府开始转变自己的角色，开始从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直接介入到经济与社会的运作过程中去。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直接投资、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各种途径来对经济和社会的运作过程进行组织和协调，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单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与社会运作过程进行组织和协调。

　　第二是建立福利国家。就是由国家出面来向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国家提供福利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救济型的，只给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完全失利的人。另一种形式就是保险型的，其中有一些是由国家强制实行并给予一定的资助。第三种形式就是平均主义福利给付，国家在对社会成员平均提供一份福利，而不在收入等方面设立任何资格限制。

　　第三是建立所谓的社会伙伴关系。就是要在国家的指导监督下，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措施，在地区、行业和全国范围里面将劳方和资方重新组织起来，让他们定期就劳资双方利益分配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谈判，通过谈判来确立规矩，解决双方利益分配方面的问题。由此使劳资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那种激烈的对抗关系转变成一种“伙伴”关系、“合作”关系。

　　上述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下，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由自由、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自己分别去进行，劳动者个人生存和发展方面各种需要的满足也不完全只靠个人的努力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政府、工会的协助和支持来获得。这样一种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之一，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１９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并日益尖锐的两极分化趋势，从而逐步缓和了经济社会危机，使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諧的状态。这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繁荣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也大部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最终完成的。

　　但另一方面，这种体制转变也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弊端就是它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活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降低。政府对经济社会运作过程的各种规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社会的活力和效率。福利国家的建设不仅降低了国民财富中可用于投资的那部分财富的比重，也降低了社会成员为生存而努力的积极性。通过劳资双方有组织的谈判来确定工资增长率，也是对企业自主权的一个很大限制，使企业家不能根据企业的生产、销售状况随行就市地对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从整个社会来看，市场经济自由运作的条件有所破坏。在发达国家里不仅造成了不同企业之间工资增长率和价格变化率的拉平化趋势，而且还造成了“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的工资结构和价格结构，使产品成本日益上升，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逐步下降。

　　当然，如果发达国家相互之间都是封闭的，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没有相互竞争，或者虽然各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是相互联系的，各国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但各个国家在政府干预、福利提供和劳资谈判结果等方面都是协调一致的，那么，上述所谓“弊端”并不会成为真正的“弊端”。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参与相互竞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低效率，不会有太强大的挑战者出现。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是相互联系的，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向干预主义政策转变的程度是不平衡的。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这种转变，但政府介入的程度不同，福利化程度不同，社会伙伴关系的形态及对企业家自主权的限制程度也不完全一样。这就导致在发达国家里面市场运作机制受到限制的程度不一样，企业活力降低的程度不一样。

　　其中，干预程度相对比较低因而企业活力相对较强的发达国家是日本。在日本，国家对经济社会运作直接进行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由国家提供的福利也较少，福利主要是由企业提供，企业效益好多提供，效益不好就少提供，比较灵活。由于日本没有全国性的工会与企业家对抗，只有企业工会组织，也使日本企业家能够比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对劳动者实行更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使日本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强度和效率都高于欧美，因而在相同技术条件下，日本产品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就更低。因此，２０世纪７０- ８０年代，日本的制造业产品如汽车和电器纷纷涌入欧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美制造业的不景气状况。日本的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制造业部门的企业家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一部分企业就从工资成本比较高的地方跑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或是跑到本国比较落后的地方去，或是跑到发展中國家去），从而给落后地区和落后国家带来一个工业化的机会，并逐步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另一条出路就是改行，把工厂关闭，转到别的行业如服务业、金融业里去。这两种行为的直接结果是在欧美国家引发了一轮“去工业化”的浪潮。并进而导致了其他一些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例如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受到了严重影响，国家提供的福利水平难以维持，以及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大量失业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面，欧美国家面临了新的危机，它们的政府调节机制、福利国家体制、社会伙伴关系都受到了挑战。大家开始对干预主义战略及其体制进行反思和批评，认为它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条件，限制了企业家的个人自由，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活力，降低了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因此，２０世纪７０- ８０年代，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下，发达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降低国家对社会经济运作过程的干预程度，包括通过将原有的国有企业大量出卖给私人等措施来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以及降低税率等；二是改革福利国家体制，包括降低福利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以平均主义形式给付的福利种类等；三是减少对工会组织的支持，增加资方的权力和鼓励资方“灵活使用劳工”；等等。

　　这样一个转变的结果是西方发达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我们前面所讲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不可能完全转变到１９世纪那种早期自由主义的状态上去：政府不可能重新变成１９世纪那样的小政府，福利国家体系也不可能彻底瓦解，劳资谈判制度也不能完全抛弃。因此，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场改革看作是对干预主义发展战略及其社会体制的一种反思和调整。在这种新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市场经济运作的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得到了恢复，企业家拥有的自主权则比干预主义时期更多了，企业家的行动能力更强了，灵活性更大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和效益也因此而进一步提高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上述新危机。但就工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处境跟以前相比则有所恶化（政府提供的福利减少了，失业率上升了，社会两极分化程度又有所提高）。怎样在这种新形势下重新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又重新成为发达国家的政府面临的难题。

　　世界难题期待中國式破解

　　如何真正妥善适当地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从目前来看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然属于发展中國家的大国来说，更是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从上面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我想，至少有这样几条可以供大家考虑：

　　第一，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諧状态。建设和諧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遭遇的课题和任务。“和諧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套用来从社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方面解决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引发的那些经济、社会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单纯的市场经济是以“能者多得”作为自己的基本运作原则的，“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是它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当社会生产力还不是很高、财富总量还不是很多的时候，这种贫富差距还不会很突出。而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社会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的时候，这种差距就可能变得十分悬殊。这个时候，上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有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就会逐渐产生和凸显出来，不仅影响许多社会成员个人的生存状况、引发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破坏社会秩序，而且也会阻碍经济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諧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弥补单纯市场经济机制所包含的这样一种缺陷，从社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方面来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建设和諧社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降低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将这种分化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以缓和社会内部各个階級、阶层或群体之间的矛盾。一定程度内的社会分化是市场经济机制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但超过一定限度的两极分化却是有害无益。虽然导致社会不和諧局面的因素有很多，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社会陷入严重不和諧状态（经济萧条、以个体犯罪和集体对抗等形式出现的烈性社会冲突、普遍性的精神危机等）的主要原因则是社会成员之间超出一定限度的两极分化。因此，缓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虽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经济、社会问题，但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上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有的那样一些经济、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中期近３０年的稳定繁荣可以作为此方面的例证。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那些主要措施，如政府对经济社会过程进行宏观调控、建立和完善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福利体制以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社会伙伴关系或协商谈判机制等，虽然对经济效率有一定副作用，但从缓和上述经济社会危机、促进社会和諧这个角度来说还是相当有效的，值得我们仔细加以研究。

　　第三，在和諧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和諧社会的建设和经济增长应该相得益彰，不能相互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諧之间始终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有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社会的和諧状态才能够持续地得到维护。否则，所谓的“和諧社会”只能是昙花一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的持续增长则必须以本国企业相对其国际竞争对手而言始终拥有一定的比较成本优势、因而始终拥有一定的效率优势为前提。而社会和諧状态的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能是以限制或破坏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某些必要条件（如占用可用于投资的财富资源以作为居民福利、提高产品中的工资成本、对企业的运作进行一定的规制等）为基础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发生一定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后期所遭遇的问题就是一个实例。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来重新振作经济的活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社会的和諧局面。因此，如何真正妥善适当地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从目前来看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然属于发展中國家的大国来说，更是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摘自解放日报。本文根据作者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８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２００４·学术前沿论坛”上所做的演讲补充修改而成。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谢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