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鄙人孤陋寡闻，从未见过象牙，只听说此物煞是珍贵，小者尚值千金，特大号的或可价值连城。吾等升斗小民，自不敢对此说三道四，存一丝一毫怀疑失敬之心。直至近日，又有达官贵人显耀一个唤作物权法的宝物，称它可“促使中國改革再上一台阶，确保中國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与国际接轨”云云。吾人仍然是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宁信其真，不信其伪也。

　　若论狗的嘴巴，吾人倒是见得多。古人有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狼走千里吃人，狗走千里吃ＳＩ（此字欠雅，容我以洋文代之）”，将这一动物器官的功能勾划得栩栩如生。记得早年在毛时代的穷乡村艰难度日，时常见到各式犬类旁若无人地在村头乡尾对着人们遗弃在路面的固体排泄物又啃又舔，不一会就风卷残云，收拾得干干净净……

　　如今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犬类们也与时俱进，基本上已用不着靠这一先天嘴巴功能谋生。尤其是一批纯种细毛、投入豪门者，更是能登堂入室，吃香喝辣，穿金戴银。出有名车代步，入则医生佣人伺候，丝毫不低人一等。这时若有智者宣告某富贵狗某日经过七次磨炼终于吐出一颗象牙，鄙人绝不会感到特别惊奇。这年头，各类比这更荒唐的奇闻怪事充塞报章媒体，什么母鸡报晓公鸡下蛋，大学生卖淫三陪女提干，盗钩者诛窃国者侯等等，不一而足，早已见怪不怪。

　　问题是，有一名为巩献田的正人君子，竟然逆水行舟，啸聚三千余同黨联名进谏朝廷，指责《物权法》违反宪法。本人识字不多，对这类高深的司法纠纷一向只能做丈二和尚。只不过一听到“宪法”二字，马上就联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桩与之有关的离奇谋杀案：有一刘姓老人，恰为巩君子所要维护的“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官至“人大委员长”、“国家主席”，被一群身分不明之徒从北京家中绑架至外地一间黑暗小屋后暗杀。据说他死前四肢被捆在一简陋小床上，头上的白发有一尺多长，欲喊无声，欲哭无泪，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本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离奇的是，此绑架谋杀案的元凶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头像挂在市中心广场供万民朝拜。该元凶涉案，可不是警方随意猜测，而是有铁证如山，特别是曾有一女性疑犯当庭指认：“我是某人的狗，某让我咬谁就咬谁”。不知巩教授今日舍身护宪之时，对此一现代案例作何解读。

　　而另一方人多势众的为《物权法》保驾护航的改革精英们，不知是否记得炮制该法的同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曾在十余年前通过一个建造三峡大坝的法案，令数千年文物葬身水底，上百万居民背井离乡。精英们打造《物权法》时，能否发一下善心，附带一个十五年的追诉期，让那些可怜的三峡移民们可以据此讨回他们失去的“物”与“权”？当然，如果能将追诉期延长到六十年，还那些在五十年代初期被剥夺生命财产的地主资本家们（顺便提醒一下，这些人现在有个新名称，叫作“先进生产力代表”）一个公道，则该法律定能真真正正“促使中國改革再上一台阶，确保中國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与国际接轨”。

　　其实，巩义士等人若要有效杯葛《物权法》或其它任何违宪法规，根本不必搞什么吃力不讨好的联名上书，而只需身体力行落实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权，以此三千人为骨干，成立一个“中國左派为民护宪大联盟”，在全国各地公开竞选人民代表。凭你们这大公无私的政纲，只要登高一呼，必有万民响应，不愁选不上个把两个“全国人大代表”。这样便可名正言顺地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叫停该恶法。而且还可以顺带另提一法案，追查当年刘委员长绑架谋杀案的真凶，还宪法一点起码的尊严。巩献田兄，你看此计如何？

　　同理，改革精英们如果真是胸有成竹、立法为公，也无需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而应该明人做明事，安排巩派人士作为法律专家在人大开会期间当着中外媒体的面公开作证、辩论。如此，真理越辩越明，是骡子是马，拉到人民大会堂遛遛，岂不更好？

　　任何一项法律是否威严公道，不在于条文用词如何圆滑，更不在于名称取得如何花俏，而在于用- 什- 么- 方- 式- 建- 立。如果是由全国公民一人一票选出立法代表，再由这些代表们按事先公认的程序经过充分辩论产生，则该法律便是公义的、有力的，即使有缺陷也可不断补救。日本的法律如是，韩国的法律如是，蒙古的法律如是，台湾的法律如是，印度的法律如是！（免提欧美，因吾人深信“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國国情”。）相反，如果一项“法律”是由少数权贵黑箱操作而成，即使原意不坏，也无法取得民众公信，最终难免沦落风尘靠色相谋生——谁有权就上谁的床。

　　狗嘴里终究吐不出象牙。

　　作者:戴甲

　　中國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认为是信仰危机。

　　教师没有师德，医生没有医德，官员没有官德。工人吃原料，中干吃发票，厂干吃支票。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不讲信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信仰危机！一位哲学家曾说过，没有信仰的人，就如同野兽一般。没有信仰，没有了崇高的目标，没有了远大的理想，其人生的价值充其量不过是封妻荫子，锦衣玉食，更多的却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于是，我们见多了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的官员，见多了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商人，见多了坑蒙拐骗的老乡，见多了落井下石的朋友，冷漠无情的亲人……没有了羞耻感，没有了愧疚感，没有怜悯，没有同情，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是非观念。有的是无情、贪婪、自私、暴戾。如果再给它们生长的土壤，它们就将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遗患无穷。就如有识之士的高声疾呼：道德底线全面崩溃！

　　造成这样的局面，不是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必然的！

　　五四以前，中國人的信仰几乎都可以在儒、释、道里找到影子。五四以后，传统文化在中國成了封建的代名词了。一夜之间，支撑了数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变得一文不值了。动辄打倒，动辄棒杀，不少人拿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４９年之后，传统文化的日子仍不好过，纹革十年，传统文化更是惨遭屠戮，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消灭。其破坏程度远比阿富汗塔利班炸毁卡米扬大佛为甚。人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清除了千百年来压在自己头上的“历史包袱”，就可以天地一新，就可以跑步进入共產主义社会了。结果却是打烂了坛坛罐罐，拣起了瓦瓦片片。黄帝庙、仓颉墓、大禹像等等等等作为传统或封建的象征被纷纷摧毁，传统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也随之轰然倒塌。可怕的是，没有新的信仰能够填补或完全填补这个巨大的空白。以致许多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活得迷茫，活得窝囊，活得如行尸走肉，毫无意义。

　　陈寅恪先生早就预言：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的激情方式，将对日后中國思想文化发展埋下深层隐患。

　　有位名叫庄士敦的英国人，则在１９１３年说过：“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國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國的道德伦理、中國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國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当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

　　中國五千年历史创造了璀璨无比的文明，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的文化，她处处闪耀着智慧和理想之光。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非诸己而后非诸人的处事哲学，到三省吾身，克己复礼的修身之道；从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理想追求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从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烛幽探微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哲理思辩……中國传统文化如一条滔滔大河，哺育了华夏儿女，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下面是几条消息：

　　１９９３年，在巴黎会议上，１００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认为，如果人类要在２１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至２３５０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韩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五大文化输出国，而韩国文化主要是承儒家文化的余绪。

　　９月２８日，是孔子的诞辰日，也是美国和海外华人的教师节。

　　中國准备在海外建造１００所孔子学院，作为传播汉语文化的基地。

　　中國民族促进会主席许嘉璐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没有先进的科技可能亡国，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就可能亡种。

　　诚然，传统文化并非毫无瑕疵，非但如此，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局限性。只是我们不应一叶障目，因为泼洗澡水而把孩子也扔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扬弃”。发扬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同时融合世界先进文明成果，让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永远充满活力。

　　在这里，我要高声疾呼：爱我们的文化，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国家！

　　重庆二棉中学谢华

　　Ｅ- ｍａｉｌ：ｘｉｅｈｕａ_ （ａｔ）１２６. ｃｏｍ

　　作者:谢华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我封建社会的光彩夺目的一幕。形成“贞观之治”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唐太宗善于用人和善于发现人材，却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贤不弃仇唯才是举

　　公元六二六年，李世民一当上皇帝，就向他的臣下申明他用人的规矩是：“设官分职……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贞观七年，他再次申明：“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不论远近、亲疏、新旧，乃至昔日之仇敌，唯才是举，量能授官。这就是唐太宗用人的基本政策。

　　魏征在我国历史上素以犯颜直谏、刚直不阿著称。他曾是李世民的政敌，投唐以后，他当过太子李建成《李世民的哥哥》的洗马官，还劝说李建成早点把李世民除掉。这种情况，在他的对头当了皇帝以后，一般说是很难幸免于难的。但是，李世民不因仇弃贤，在他登基以后，却提拔魏征当了谏议大夫和侍中。一直到死，他都是唐太宗的左右手。魏征先后陈谏二百余事，匡正唐太宗的错误，以敢于摸逆鳞而受到唐太宗的青睐。甚至在他活着时，唐太宗就曾慨叹道，自己取天下主要是房玄龄之功，治天下更是得魏征之力。他死后，李世民痛心疾首，亲制碑文，说自己丢了一面“明得失”镜子。唐太宗如此赏识魏征，是因为他看中了魏征忠直不二、以社稷为重的品格，以及精于事理的才干；魏征所以能在唐太宗手下“大展宏图”，也是因为他看出唐太宗从谏如流，励精图治。正如他向唐太宗说的：“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在李世民平定海内、争夺天下的战争中，唯才是举的方针就已在积极贯彻。李靖、尉迟敬德等战功卓著的骁将，都不是李世民的元从宿卫，但却都得到了他的重用。慰迟敬德既在隋朝任过朝散大夫，又当过割据一方的刘武周的偏将。投降唐朝后，因同降的人中有的叛逃，李世民手下的大将怀疑他会叛变，将他囚禁，有些人说他骁勇绝伦，建议李世民把他杀掉，以绝后患。李世民却说，敬德要是打算叛变的话早就叛变了，立即释放了敬德，而且赐以金宝。李世民对敬德说：“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这时，王世充与李世民大战，世充部将单雄信直逼李世民，幸而敬德跃马大呼，将单雄信刺下马，李世民才幸免于难。从此，李世民对敬德更是深信不疑，宠遇日隆。

　　李世民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也都来了。因此，“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从这一认识出发，他选择人材又十分小心谨慎，决不滥封官员。贞观元年，中央机构的文武官吏才六百四十三员。这样一支干练的官吏队伍，为唐太宗成就事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赏不私亲

　　罚不阿贵

　　有功则赏，有罪必罚，赏罚严明，历来是那些有作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驾驭臣下的主要手段。唐太宗本人就说过：“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但这一方法要运用得当，尤其是赏不私亲，罚不阿贵，却并非易事。

　　李世民曾被他父亲封为秦王。他就是靠秦王府僚属力量夺得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刚一结束，这群人就一个个以功臣自居。公元六二六年九月，即玄武门之变后的三个月，唐太宗当面确定功臣的爵邑。太宗怕勋赏不当，又叫个人自报，“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首先起来反对：“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面对这样一个宗亲的挑战，太宗并未徇私赏赐，而是向他指出晋阳起兵后你虽然率兵先到，但并未亲临战阵；让你平定关东，你却全军覆没；刘黑闼军起你也是望风披靡。房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幄、定社稷之功，好比汉之萧何，理应功居第一。经太宗这样一说，诸将也就只好说：“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如果说赏不私亲还比校容易做到的话，那么要做到罚不阿贵就更困难了。长孙无忌是太宗文德皇后的哥哥，位居皇戚国舅之尊。他在一次被太宗召见时，竟然带佩刀入殿，看门官也没有发现，而带刀入殿是违背戒律的。国舅犯了法如何处置？一向善于诌上压下的封德彝，居然认为看门官未发现，罪当死；而犯法的当事者长孙无忌却是“误带入，罚铜二十斤”。这个极不公平的处分，太宗也表示同意，但却遭到了大理寺少卿（司法官）戴胄的驳斥。戴胄认为，如果说无忌是误带入，那么看门官未发现也应属失误。现在一个判当死，一个罚铜二十斤，生死天渊之别，怎么能服人？太宗感慨地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于是免除了看门官的死罪。

　　知人善任各得其所

　　唐太宗总结教训时说，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尽管是励精图治，但并不信任群下，一切自决，结果劳形苦神，还是不能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他用人方法是：“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

　　太宗曾令封德彝推举贤才，而封德彝却久无所举。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是“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十分生气地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人治理国家，难道还要到别的朝代去借人吗？应当为自己不能知人而忧虑，怎么可以诬蔑一个时代没有人材呢！可见，唐太宗不仅相信人材就在当代，而且只能是：“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唐太宗非常善于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大旱，太宗叫群臣讨论对策，中郎将常何一下子提出二十多条建议。太宗很奇怪，一个不怎么读书的武将怎么能提出这么多可行的建议呢？一问，才知道是马周起草的。太宗马上派人去叫马周，亲自考察，发现真有才能，立即封他作官。常何因为推荐人材也受到奖励。

　　为了随时掌握各地都督、刺史在官的善恶得失，太宗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作为罢免或升迁的依据，这可算得上煞费苦心了。

　　几十年的共事和平日留心观察，使唐太宗对臣下的优缺点了如指掌，因而能“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使这些人各得其所，效其死力。房玄龄之多谋，杜如晦之善断，魏征之忠谏，李靖之将略，都未见用于隋朝，而在唐太宗手下，或运筹帷幄之中，或决胜千里之外，或显才文翰书墨，个个“大展宏图”，这与唐太宗和知人善任是密不可分的。

　　《旧唐书》的作者在评论唐太宗用人时曾说：“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贤，不拘阶陛。”这里不乏封建史臣的溢美之词，但剔除这些褒奖之词，不拘一格选拔人材，的确是唐太宗用人的一大特色。

　　通联：河南省西华县委政法委

　　作者:刘忠全　程东坡

　　从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幼儿园都有所谓的重点学校，区重点、省重点、国家重点，遍布各地。这些学校，当然就是各地政府的宠儿，骄子了，其硬件设施，教师待遇，名声名气，非重点学校只能望其项背并自惭形愧而已。

　　可是，如果我们翻翻老帐，就不会是自惭形愧，恐怕还要怒火冲天了！

　　这些所谓的重点学校，除少数得益于部分知名人士的余荫外，绝大多数都是靠政府的政策扶持起来的。资金的堆积，人才选拔的优先，土地征用的优惠等等，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真是不成名都难。鸦有反哺之孝，羊有跪乳之恩。成了重点学校，按理应该反哺社会了罢。反哺倒是有的，不过，那不是社会，而是部分的官员。本地有名校了，多光彩的事，这是政绩啊。对于老百姓，却成了他们心中抹不去的痛。名气有了，胃口就大了。叫你拿５万，你不能拿４万９，排队交钱的人多着呢！于是，这些肩负培养下一代精英的重点学校们，变成了名利场所。自己划定一个分数线，差一分多少钱，明码实假，童叟不欺。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可怜天下父母心，尤其是可怜中國人的父母心，谁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谁敢拿自己的子女的前途不当一回事。所以，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情愿，也只得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双手奉上自己的血汗钱。我们这些用纳税人的钱打造出来的重点学校，一个班的收入就当一个中型企业利润的重点学校，只有白花花的银子才是敲门砖的重点学校，现在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势利小人，一部赚钱的机器！披着神圣殿堂外衣，干着的却是疯狂敛财的勾当。在这样的教学思想指引下，又怎能培养出目光高远，心忧天下的大师、伟人？

　　其它“非重点学校”可就惨了。虽然他们担负着大多数孩子的教学任务，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既然没有领导的恩宠，天生就不讨人喜欢，所以存在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资金嘛，没有！人才嘛，没有！收费嘛，自各看着办！破烂的教室，陈旧的设施，没人眷顾的后妈生的孩子，谁傻冒了要抱着钱到你这儿来（假设收钱是许可的话）？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同样在中國的土地上，同样是政府办的学校，其差别却有如云泥。看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看看那些为节约一段粉笔头而费尽心思的寒酸老师，看看那猪圈似的昏暗的教室，再看看我们那些花园似的重点学校，豪华的装饰，先进的设备。你会相信它是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地区的学校吗？

　　有人说，判断一个地区搞得好不好，不是看它最富的地方，而是看它最穷的地方。这样的观点，作为我们教育系统的政绩观我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重点学校的存在，也许是资源极度匮乏时的一时之举，但现在，它早就应该成为历史了。不说扫进垃圾堆，起码也应该进入博物馆。可是，事实却是，这些养尊处优的重点学校们，非但没有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一方面，凭着名气大肆收钱；另一方面，凭着财大气粗，公然到各个学校去挖名师，挖尖子生，用不劳而获的手段装点门面。可怜我们的“非重点学校”，本身条件就不如人，培养一个名师，一个尖子容易吗？要收获了，却被被他们一锅端去。天理何在！

　　因此，取消重点学校刻不容缓！

　　重庆二棉中学　谢华

　　Ｅ- ｍａｉｌ：ｘｉｅｈｕａ_ （ａｔ）１２６. ｃｏｍ

　　作者:谢华

　　每逢新春佳节，富裕起来的中國人要炫耀一下自己渐渐富足起来的生活，在浓浓的、温馨的大年夜，肆意燃放震耳欲聋的鞭炮，即使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大也无法听清正在播放的逗人的小品，满耳充斥逐年升级的鞭炮炸响的噪音，浓烈的带有硫磺味的火药气味无孔不入地强行钻进人们的鼻息。

　　燃放鞭炮者，置行政法规不顾，只图一己的热闹与欢心，哪管侵扰别人的清净。当市民好容易摆脱喧嚣的年夜，疲惫地进入梦乡，突然会被响声大作的鞭炮惊醒，再也无法入睡。炸烈的鞭炮哪里代表喜庆，成了扰民忧民的妖魔鬼怪。

　　民族传统要继承，但决非全盘接受。要取其科学的、文明的、有意义的精髓，屏弃封建的、愚昧的、落后的糟粕。

　　据说恼人的鞭炮的来由是：相传阴历元旦，俗称“大年初一”，为了驱逐“山魈”. 山魈，据说是古时深山里的一种凶恶的独角鬼怪，但是它最怕声响，人们就用烧竹子的爆破声来吓跑它。有了火药后，人们就用火药装入竹筒，做成爆竹，后用纸制筒，也称爆仗或炮仗。由此可见，燃放鞭炮的传统完全是愚昧落后的积习，本不在传承之列。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应该屏弃之。

　　再看，每年新春佳节后，新闻媒体不断报道因燃放鞭炮导致人员死伤，火灾泛滥的消息。例如，时代商报记者常成钢，今年２月２５日，从沈阳市消防局获悉，春节期间（２月１７日１５时至２４日１５时）全市共发生火灾５５５起，死亡１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６１. ８万余元。其中，因燃放鞭炮引起的火灾达３１８起，约占全市火灾总数的５７% ；记者从哈市消防支队了解到，春节期间，全市的消防官兵都处于一级备战状态，随时应对发生的火灾。消防官兵在灭火救援中发现，近９成火灾都是由于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起火点多数集中在居民阳台、单元楼道、居民楼顶和以及悬挂在墙体上的空调。全国因燃放鞭炮引起的死伤和火灾的报道更是数不胜数。其损失无法限量。

　　燃放鞭炮还污染空气。大量燃放鞭炮，使空气中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浓度明显增高；燃放产生的灰尘在空气中飘浮，增加空气中颗粒物的浓度，这些尘中含铜、镁等金属粉尘，均对人体有害；散碎的纸屑满地都是，极不卫生。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可见燃放鞭炮有害无益。可为什么一些人还那么热衷燃放鞭炮？细心的人不妨观察一下，是什么人热衷燃放鞭炮？不难发现，一般说来，均为文化水平低下，素质修养不高的人所为。他们凭借佳节祥和的气氛，宣泄渐渐鼓起的腰包，他们毫不顾及人们需要温馨、祥和、宁静的氛围，肆意扰民，把快乐建立在他人难以忍受的境地；他们毫不在乎行政法规的约束，不在规定的时间燃放，随心所欲，任意妄为。

　　笔者以为，国家应该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搞一次民意调查，以便制定法律，严禁生产、买卖、燃放鞭炮。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由政府组织一次性燃放焰火，以此屏弃封建愚昧的燃放鞭炮的积习。这样既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又丢弃了封建传统的糟粕，既避免了人为的纵火，又保护了大气环境。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作者:迷人的海

　　四月三日，国家发改委通报了２００６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六年中第五次排在乱收费榜首，交通运输和医药乱收费位居第二、第三。

　　近六年来，教育、医疗、房地产、电信、交通、运输等垄断行业胡乱任意收费已是世人皆知的顽疾，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广大人民群众一致呼吁政府痛下决心，尽早治愈乱收费的顽疾。可现实实在强差人意，究其原因如下：

　　一、国家在相关国计民生行业投入不够

　　为什么乱收费屡禁不止，主要因为国家在相关国计民生行业投入不够。譬如在医疗、教育、住房等国计民生行业实行所谓产业化、市场化，本应国家重点投入的行业，国家竟予以断奶，完全推向市场。这种做法实属罕见，即使发展中國家，如非洲的一些贫穷落后的小国，甚至连朝鲜那样穷掉底的国家还仍然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而我国经改革开放，国家实力日益强大起来，反在这个时候，国家竟把相关国计民生具有公益性质的产业推向市场，其结果，国家减轻了负担，同时肥了一批贪官、奸商，而广大国民却不得不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民脂民膏还源源不断地流进贪官、奸商的口袋。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國政府最大失误。这哪里是以人为本，这哪里是和諧社会。广大农民因病、因教返贫在社会上已司空见惯，大量农民子弟因贫辍学，成为新中國的苦难童工，生活劳动在社会最底层，他们饱受心比碳黑的私企业主的肆意盘剥，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不能不说是政府政策失误的一大病诟，甚至可以说政府已经成为贪官、奸商的帮凶。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没有及时搞明白发展经济究竟为什么，是为向世界炫耀中國经济增长强劲，ＧＤＰ越滚越大，越滚越超前？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一味追求政绩，为一己之仕途铺垫？还是在增强国力的同时，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看似极为简单的问题，竟然二十多年来怎么也搞不好。究其原由，就是因为中國那绵长的苦难的历史沉重感以及地方官员的一己私利在作祟，中國太需要向世界宣称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地方官员太需要向中央高官邀功请赏，企图更上一层楼。而百姓的生活、百姓的利益跟它们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百姓的利益保障与否能证明国家富裕了吗？它能为官员升迁保驾护航吗？两相比较，只有放弃百姓利益，顾及所谓的国家利益，更应顾及官员高升的机遇了。所以说乱收费想不成顽疾都不成！

　　二、行业垄断缺乏竞争

　　乱收费与行业垄断，缺乏竞争有着天经地义的关联。无论哪里，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只要存在行业垄断，缺乏竞争，必然存在胡乱收费。中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乱收费为什么一直取缔不了，这跟中國社会性质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中國标榜是社會主義国家，公有制为主体。我们看一下，中國的垄断企业不都是所谓国有企业么，谁在垄断，说白了不就是国家在垄断么！教育、医疗、电力、电信、交通、运输等等，哪个不是国有，社会上，有比国家力量还强大的经济实体吗？至少在中國绝对没有。垄断可以轻易赚取高额利润，国家当然不会放弃垄断，国家只有通过垄断才能聚敛社会财富，才会向世界标榜自己的强大，吐出多少世纪以来受外民族、西方帝国主义的压抑、欺凌的恶气；地方官员也要力保他们所辖地盘上的国有垄断企业，并以此为他们提升政绩，给他们脸上贴金，向中央政府邀功请赏，其用意路人皆知。这就是所谓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因此，无论那级政府都不可能制止乱收费。要想彻底禁止胡乱收费，就必须取缔行业垄断，让市场主体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参与，相互竞争，唯有此才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胡乱收费，在此基础上，相关政府部门，依法严厉惩处胡乱收费的法人、自然人。总之，行业垄断不断，在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环境里，永远也不可能遏止乱收费。

　　三、利益驱动官商勾结

　　各垄断行业胡乱收费的另一大诱因就是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拿教育乱收费来说，在长达六年乱收费评比中，竟然五年高居傍首，如果说这里没有利益驱动，有谁会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每年下发的禁止乱收费的规定、通知如同纷飞的雪片一般，可为什么屡禁不止？难道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切身利益没有关联吗？试问，学校乱收费的费用去向哪里，难道不是按比例上缴教育主管部门了吗！教育主管部门把收缴上来的乱收费完全上缴国库了吗？没有截留，没有纳入小金库，没有私下坐地分发奖金？如果教育官员说，没有截留，没纳入小金库，没有分赃，又有什么人会去信，俗话说得好，无利不起早，如果官员们真得那么清廉，社会上的贪官岂不都是从台湾进口了？而从已经暴光的贪官发迹史看，哪个不是靠乱收费，损公肥私，中饱私囊！正因为此，中國的乱收费只能是个老大难问题，因为有那么多的理由，而且又都冠冕堂皇，它们捆绑在一起支撑着乱收费，似乎乱收费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因为它能够提高中國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能够为各级官员升迁铺路搭桥，能够让官员中饱私囊，过上等人的生活。世间上万事万物，均有得有失，阴阳终需平衡，所以只有弱肉强食，国家利益是第一位，官员的利益似乎也应该是第一位的，那么接下来就只能是平民百姓为之买单去吧！

　　作者:迷人的海

　　去年底，笔者去辖区派出所申请办理二代身份证。在派出所照相，交２０元工本费。授理人员给笔者开具领取身份证回执，白纸黑字地承诺，一个半月，来派出所领取身份证。

　　届时笔者去领证，授理人员说省厅尚未寄回身份证，要再等一个月。不久，正赶笔者出国，要办护照，于是又去派出所，授理人员再次告知还未收到省厅寄回的身份证，并告诉笔者，如果着急，可申请办理临时身份证，当然要再次缴纳相关费用。

　　看办事人员那副表情，没一点歉意与愧疚，在他们看来行政机关违约，天经地义，理直气壮；更何况是因省厅没按约寄回证件，与他们无关。

　　对此笔者提出异议，办身份证派出所授理，在派出所照相，派出所收钱、出具收据及领取证件的回执。因此实际上笔者已与派出所签订了行政合同。笔者据理力争，公安机关一而再，再而三拖延发证日期，实属单方毁约行为，派出所应是第一被告，因为笔者是与派出所签订的行政合同，派出所授理、派出所照相、派出所收费、派出所出具取证回执。但授理人员竟振振有辞地说，如果不服，去告省厅，所里不管。

　　这是什么逻辑，竟拿不是当理讲，还讲得理直气壮。由此看出，我们的执法人员素质太差，一点法律常识也没有，有的只是一身匪气。由此可见，现在的公务员官本位思想相当严重，他们根本不把老百姓、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放在心上，老百姓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根本算不上什么，因为他们服务的对象从来就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而是他们的上级领导。在他们的眼里、心里领导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应该极力维护。因为他们的前途、对他们升迁罢黜的权利掌握在领导者手中，而不在人民手里，所以他们当然不把人民的利益当回事。这就是官员不直选的病诟所在。

　　这种公务员的命运直接掌控在领导手中，就必然导致公务员不思进取，不去千方百计提高职业道德、业务水平、文化修养以及综合素质。试想，这样一群不思进取、素质低下的公务员管理国家行政的、司法的以及其他公益事务，结果可想而知，只能像本文给出的题目——官方违约，百姓埋单了。

　　在中國，为什么腐败越反越腐，政府及其公务员肆意行政、肆意侵犯公民权利，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员非直选，官员不是老百姓自己选举出来的，这样的官员会为老百姓利益着想吗？能成为人民公仆吗？一个精神没有问题、智力健全的人便可想而知了！

　　因此说，中國什么时候官员真正实现直接民选，才能有真正的民主可言，社会才能真正步入民主的、和諧的、昌盛的、法制的文明社会。

　　还套用那句著名的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你、我、他应该携手并肩，不断奋斗。民主和文明从来不是等来的，也不是上帝或者伟大领袖恩赐的，从来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与奋斗争取来的！

　　作者:迷人的海

　　０引言

　　当代中國社会的学术腐败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学术腐败直接危害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严重伤害了我国科研队伍的科研创新心，不仅糟践了国家本来就投入有限的科研经费，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使民众对学术研究的崇敬心受到了打击。学术腐败将直接导致民族素质的下降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下降，“中國人能否站得直，就靠科技这根脊梁的支撑！”（《光明日报》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６日）本文探讨当代中國学术腐败的现象、根源及其治理对策。

　　１中國当代学术腐败现象

　　１. １权学交易

　　所谓权学交易指的是部分高校以及高校中的部分黨政官员通过黨政权利的寻租而获取不正当的学术地位，并且通过所获取的学术地位获取连带经济利益。此外也包括通过学术地位或办学权利的寻租获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例如，据报道，某校“校长两年就成功申报了１３个国家和省市级项目，而这其中还不包括他正在承担和表格制作公布后新申报的项目，还不包括学校的校级项目”[ １].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批评湖北省哲学（１９９４－１９９８）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这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黨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同上）国内每两年一次的博士点评审工作是学术地位或学术评审权利寻租的集中表现，景况可用惨烈二字形容。各申报点之间流传一句格言：跑点未必成功，不跑点必定不成功。有些学校为申报一个博士点所投入的经费上百万计。多数经费开销于请客送礼变相贿赂。不少高校的中还出现了高层干部为获得高级职称或高级学位所进行的权学交易。先当官后当教授，甚至先当官后当院士的也不在少数。本世纪初短时间内我国行政干部中的硕博士学位的猛增也似一种不正常现象。在学术资源寻租方面，个别科研单位和高校利用手中的学术刊物或学会组织，兜售学术头衔（接受某些大款资助而授予名誉教授的高校不在少数），出卖刊物版面（某些刊物已经被学者称为“卖淫刊物”），典型的例子是山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国内刊号：ＣＮ１４- １１５７/Ｎ）是被《中國期刊网》和《中國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的刊物，该刊每期可以发表１７０篇左右的论文，平均每篇论文不到２页，涉及科技政策、经济、管理、信息、电子、商务、机械、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力学、土木建筑、交通、运输、教育、各科教学交流、物流、图书情报等几乎所有学科，据披露，该刊每篇论文收版面费６００人民币[ ２].某些高校甚至出现了出卖文凭的丑恶现象（《中國教育报》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５日第２版）。此外，各大高校的校级行政领导都或多或少担任了全国性的专业学术领导职务，而这些职务多数是通过内部瓜分或行政指定得到的。多数院校中学术委员会主任绝大多数由校长或院长担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１. ２学术造假

　　学术造假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１）科研成果造假，例如汉芯ＣＰＵ陈进造假事件骗取国家上亿元的科研经费；最近媒体披露四川大学的两起事件也涉嫌严重的学术造假；原北京大学教授刘辉将别人的科研成果统计在自己名下；２）科研项目造假，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经费用于资助各类科研项目，有媒体披露，有相当一部分科研项目的申报存在不同程度的造假，例如项目参与者成员的学位、职称的虚假。多数自然科学项目主要是由硕士研究生来完成的，项目承担者变成了老板或者学术包工头；３）学术履历造假，例如在履历中编造子虚乌有的学历、学术头衔、学术经历，或者拔高学历或学位（现在社会上已经分不清硕士生和硕士、博士生和博士）；４）学术泡沫，天下文章一大抄已经成为人文学科的一大景观，极端的方式是直接剽窃他人的论文，如天津师大的沈姓教授的一本《求是集》“专著”中至少有１４篇文章剽窃自他人的作品。隐蔽的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他人研究成果或已有的成果，然后堂而皇之出版所谓的“专著”或教材。据统计，我国已出版１６００余部中國文学史，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类教材不下千部（每年产出３０余部） [３] ，但是真正有质量的都不超过５部。网络上公然出现买卖论文的站点，例如：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ｌｗ９９. ｃｏｍ/ 等，用搜索引擎ｇｏｏｇｌｅ搜索“网上买论文”可以得到３３８万个结果，可笑的是ｌｗ９９网站的首页上竟然还挂着“黨的先进性教育学习心得”的广告。当代抄袭论文已经告别剪刀加浆糊的作业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复制”“粘贴”的操作。现在各大高校大都有自己的出版社，某些校领导要评定职称，利用本校出版社，出版所谓的著作，利用本校的学报发表论文，这些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据统计，中國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名列世界前列，但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成果乏善可陈。５）学术失范，中國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区分“著”“编”和“编著”，论文最后没有参考文献，文中没有脚注或尾注，无视他人的研究和成果，吹捧夸大自己（如擅自使用“世界著名”“世界一流”“填补空白”“领导世界研究潮流”“站在世界学术前沿”等用语）。

　　２造成学术腐败的根源

　　２. １官本位和学术缺乏獨立性。

　　官本位和学术的失声直接导致了大部分“权学交易”学术腐败。中國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官本位传统体制。虽然说新中國建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直倡导“民主”思想，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意识依旧缺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对上负责制已经成为中國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几乎所有的工作，最为典型的模式是：领导决定——开会布置——下级执行，而不是：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分头执行。长官是每一个基层单位真正意义上的酋长，掌管着这个单位的所有资源分配大权，生活资料的分配依据行政级别实行三六九等，高校中，科研处长掌管全校的学术资源，教务处长掌管全校的教学资源，后勤处长掌管全校的国有资产分配资源，人事处长掌管着全校的人才资源，招生办主任则掌管是否录取新生的杀生大权，各个院系的院长主任则掌管本院系的所有财政、人事、教学、科研大权。所有的这些权力在当今社会中都能够成为利益寻租中的资本。例如当官有权就能轻而易举地当上教授，当上博导，并且凭借这些权利在国家评审机制中获得话语权，通过国家评审机制中的话语权从而光明正大并轻而易举地进行各种学术资源的交换。往上说，国家各种科研项目的评审、国家各种科研成果奖励评审、博士点评审等等。所有这些评审无非是参与这些评审的各个高校的长官们之间的瓜分和交易，每次参与评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狂欢。往下说，各省市、各高校内部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评审无非是国家项目评审的缩小版。这些都已是高校教师们无言默认的游戏规则。而在这一游戏规则中，纯学术的力量基本失声。

　　这种长官优先的游戏规则直接造成了学术竞争的不公平性，它直促使普通教师不得不放弃部分正常的科研精力进行所谓的学术公关，甚至有部分人直接走上了行政的道路，通过行政的道路“成长为学科带头人”。这种由行政决定学术的体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性，破坏了学术研究本该具有的公平性 [４] ，直接导致了学术水准的下降。

　　２. ２国家对教育科研投入的不足

　　造成权学交易尤其是卖文凭、出卖学术刊物版面以致乱收费的另一个根源是国家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不足。１９９８年，教育总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美国为６. ４３% ，挪威为６. ９% ，日本为４. ７２% ，而我国到２０００年只有２. ８７%.而这有限的教育投入得很大一部分还投入到了少部分重点高校。在科研投入上，美国和台湾为２. ５% ，韩国是３% ，而我国是１% 略多一些。

　　现在全国所有大学实行黨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中包括教学经费的负责制。一所大学几乎就是一个小社会，所有的教师要养家糊口，年轻教师要买房，年老的教师要抚恤，生病的教师要照顾，有突出贡献的教师要奖励要津贴，一般学生的生活要照顾，贫困学生的经济要帮助，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钱。而国家每年给学校的投入可谓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果各高校完全依据国家拨给学校的经费，很少有学校能够正常运转起来。校长们不得不动脑筋想办法为学校的经济问题奔波，以弥补国家教育经费的不足。全国几乎绝大部分大学中，至少有一名校长专门主管学校的第三产业或者负责学校经费的创收。没有这一项工作，学校几乎就要关门。学校本来是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最后一块净土，但是这最后一块净土也由于经济的压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因此，学术资源的寻租、教学资源的寻租以及各种所能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都摆上了交易市场。这些也直接导致了一部分权学交易的腐败。这种局面不改变，全国大专院校的校长们科研机构的领导们都将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发生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学权交易的学术腐以及相关学术腐败就很难得到遏制。

　　２. ３评估机制的出错

　　在以上１. ２中我们讨论过学术造假的种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便是我们的评估机制出了问题。

　　现在我们评价一所大学的科研水平，并不是衡量这所大学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或者是这所大学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学术界所引起的重视程度，而是统计这所大学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所具有多少个博士点和硕士点、具有多少个国家级科研基地或省市级重点学科等等，总之是一种完全量化的评估系统。我们评价一位教师的科研水平，并不是衡量该教师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或者该教师所发表的论文在学术界所引起的重视程度，而是该教师所发表的论文的数量。追求数量而不是质量成为评估当代中國高校学术水准的最重要的手段。更为要命的是，这种量化的评估结果还与国家对高校的经济投入紧密联系，比如２１１工程评估，进入２１１工程的高校，国家就有相应的投入。诸如此类，建立了国家级科研基地，或者省市级重点学科，国家也有相应的投入。目前全面铺开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体系也同样如此，所有的评估项目都量化到具体的项目上，如教师的备课笔记、学生的考卷、教学活动记录等等。如果这些所谓的硬性指标不能达到标准，即使你的水平再高也与国家投入无缘。这样的本科评估所直接带来的后果便是全校动员造假（没有备课笔记的补备课笔记——哪怕这位教授所讲授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要写成备课笔记；没有教学研讨纪录的补教学研讨——甚至无中生有）否则不予通过。

　　我们的评估体系中的另一个要素也直接导致了学术腐败。那就是学术水平的评估与学科点的挂钩。为什么那么多高校对博士点的申报趋之若鹜？明知道竞争惨烈还乐此不疲？那是因为博士点与学校综合水平的排名挂钩，博士点与科研项目的审批挂钩，博士点与重点学科的建立挂钩。而这些挂钩的背后依旧是国家的经济投入。如果没有博士点，学校的综合水平就排不上号，如果没有博士点，科研项目就难以获得，如果没有博士点，就必然与科研基地或重点学科无缘。据说在评审科研项目的过程中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项目申报者如果不是博导，通过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在这种评估体系之下，各校的领导不鼓励教师“高产多出”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高产多出，才能申报博士点，才能申报国家基地，才能申报重点学科，才能争取到国家投入。这也是高校领导们不得以而为之的无奈之举。为此不少学校规定了教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在这种数量的压力之下，哪有什么高质量的、世界前沿性的课题或论文问世？

　　３必须彻底治理学术腐败

　　学术界是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和净土，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大脑和脊梁，如果一个民族最后的良心和净土也腐败了，以致这一民族的大脑和脊梁被病毒彻底侵袭了，整个民族将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劣等民族。虽然当代中國的学术腐败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这一程度，但我们决不能让这种腐败的病毒得以蔓延。这必须引起中國所有知识分子的严重关注。以下我们讨论治理学术腐败的可行性对策。

　　３. １摒弃官本位的管理体系，还学术研究的相对獨立性。

　　摒弃官本位的管理体系的一件事就是要彻底转变观念：各级领导部门从“管理者”角色转换到“服务者”的角色，包括国家教育部、各省市教委和各高校相关领导部门。学术的问题让学者们来解决。同时，将管理者角色和学者角色分离开来，杜绝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的现象。管理者绝不参与专业学术评价工作，更不准参与与本人有关的学术评价活动，包括各种科研项目、职称评审等。这里指的“不参与”是不参加各种评审和被评审的任何项目，如，管理者在位期间不参与职称申报和科研项目的申报。

　　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学的学术都具有相当的獨立性，学术研究不会受到来自任何行政权力的影响，大学“对学术非常尊重，而不是对权力的尊重”。“提高中國大学科技成果，就要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对学术和学术精神的尊重” [５] ，学术规划、科研项目、学科点的建立、学术成果的评定等问题要由学者们来决定，而不是行政和官员的干预。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学术问题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时实行学术委员会学者化制度，学术委员会中兼任行政干部的教授（所谓“学官”）不得超过半数。只有充分尊重学术，给学术以充分的自由和獨立，学术研究才能给社会和国家更多的、实质性的贡献。否则学术研究很容易流于迎合行政管理层所需要的花拳绣脚，好看不重用，学术腐败也必然随之而生。

　　３. ２严格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加大国家对高校和科研的投入，开放教育。

　　高薪养廉最具有可行性的便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任何腐败都与权力相联系，例如各级政府权力部门、各国营企业的管理层。这一类权力腐败要通过高薪养廉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有限的“高薪”和这些行业腐败所获得的利益相比相差太大。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腐败是一种需要用降低社会地位去换取较少的经济利益、需要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扭曲的权力腐败。这种被扭曲的权力腐败只需要正常的经济支撑，就能回归到社会传统道德价值观上来，学术腐败也就能得到治理。因为绝大部分社会公民都认为社会价值地位比相对有限的经济地位更为宝贵。一般人犯不着用宝贵的社会地位换取有限的经济利益。

　　其次，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中只应该包括小学和初中的基础教育。而研究生教育不应该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内。高中和大学都已经不再义务教育之内，但是新中國历史上却一直实行研究生义务教育，这不仅不合法，同时也不合理。如果取消研究生义务教育，我相信可以减轻很大一笔经济负担，而这些资金完全可以部分缓解高校经济投入的部分不足。

　　最后，政府还可以考虑放松对开办私立学校和外资学校的限制，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解放前清华、燕京及上海的一些外国学校或教会学校，都为中國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许多共產黨人革命者，所以我们不要怕民间办学或外国人办学。这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益无害。

　　３. ３建立科学公正的评估机制

　　从世界各国在科学贡献上的价值观以及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来看，任何科学研究的价值评判，并不在于其数量，而在于其质量。因此，我们的评估机制必须从量化系统义无反顾地转移到质量系统上来。数量只能是用来衡量质量的手段。例如，在教学上水平上，合格率、优等率、标准差或离差度等量化手段就可以用来衡量质量水平。衡量一个学者的科研水平也不是以数量来比拼，而是在质量的基准上看数量。所谓质量要看科研成果在学术界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

　　避免花钱买论文或变相买版面之类的造假现象的有效措施是不以论文数量论长短，而以论文质量排名次。其中一个比较好操作的标准就是论文发表后在相同专业内论文的他引、正引率（有些引用率属于反引或自引，都应排除）。此外，国外出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报告、国内外大学邀请讲学等，都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学者在学界的学术影响和地位。这些都是比单纯的论文要实在可行的衡量标准。虽然国内大学邀请讲学也会有腐败的现象（例如小圈子内的互相邀请），但是如果把讲学限定在公开发布的形式，同时讲学过程中有听众监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遏制可能产生的讲学腐败。此外，著名学者被邀请作为学术刊物的编委，这也是衡量学者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的因素。

　　为了避免评审任何学位点、科研项目和获奖项目中的腐败，可以采用公开评审的办法，所有参与评审和被评审的单位、个人都必须公开（这一点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毫无问题），不仅评为的评审意见要公开，入选的单位和个人的材料也要公开。被评上的单位或个人材料在网上公开后，鼓励举报，一旦发现作假，一票否决，并给于一定年限内不得申报同类项目的惩罚。

　　学术评价机制不仅是客观的、公正的，同时也是严厉的。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惯例是，一个学者一旦被揭发学术不端（哪怕是轻微的抄袭、数据造假、试验虚假等），其学术生命基本终止。再也没有任何学校会聘用他。只有严厉的制裁措施，学术泡沫之类的学术腐败才能得到遏制。

　　[ １] （ｈｔｔｐ:// ｘｙｓ. ｄｘｉｏｎｇ. ｃｏｍ/ ｘｙｓ/ ｅｂｏｏｋｓ/ ｏｔｈ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ｊｉａ７/ ｙｕａｎｓｈｉ２４.ｔｘｔ

　　[ ２] ｈｔｔｐ:// ｘｙｓ. ｄｘｉｏｎｇ. ｃｏｍ/ ｘｙｓ/ ｅｂｏｏｋｓ/ ｏｔｈ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ｊｉａ７/ ｄｚｋｊ３. ｔｘｔ

　　[ ３]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ｈｕａｎｔｉ/ ｘｘｓｂ/ ８６４７４７. ｈｔｍ

　　[ ４] 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同研究之间的学术竞争，而长官垄断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竞争。

　　[ ５] 刘全生，２００６，中國大学教育最需要什么——美国著名华裔教育家刘全生教授访谈录，文汇报，２００６年５月８日，环球视窗

　　作者:金立鑫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也可以不注意，宁愿不注意。希特勒军队人侵苏联时，苏联的犹太人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如果他们一开始抓紧时间向后方逃亡，是可以逃脱纳粹的魔掌的。要命的是犹太人对德国军队抱有好感。根据历史的经验，十月革命后那些“入侵俄国的外国干涉军中，德军的军纪算是好的”。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还记得当年白军头目彼得留拉在乌克兰屠犹，哀鸿遍野，血流成河；幸亏德国军队进驻，才制止了彼得留拉的屠犹。如今德国人会怎样对待犹太人呢？难道还会坏过彼得留拉？尽管苏联政府于战争爆发后不断宣传纳粹残暴，犹太人主动随苏军后撤的却不多。这造成了惨痛的后果，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４年，德国黨卫军屠殺了９０万苏联犹太人。

　　再说犹太人。波兰与丹麦是两个居住有犹太人的国家，两国的国情差别很大。波兰人是苦难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列强欺凌，国家四次被瓜分，卡廷森林惨案是世界史上重大悲剧之一。丹麦人是幸运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富裕，国泰民安。波兰民族被纳粹视为劣等种族，处境只比犹太人好一点。丹麦是北欧国家，按法西斯标准，属高等种族。

　　二战爆发，波兰、丹麦相继沦陷，两国的犹太人同时沦入纳粹之手。根据一般判断，波兰人可能会对犹太人伸出援助之手，而丹麦人却可能成为德国人迫害犹太人的帮凶。理由很简单，波兰民族与犹太人同属苦难民族，天下受苦人一条心。丹麦人被纳粹列为‘高等种族“，饱汉怎知饿汉饥？事实上德国占领丹麦后一直对丹麦采取亲善政策，包括不在丹麦设立占领机构，允许丹麦保持军队和原政府机构，鼓励两族通婚等等。黨卫军在丹麦屠殺犹太人，丹麦人即使不配合，起码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人们预料的完全相反，波兰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两次屠殺犹太人，一次在１９４１年，一次在１９４５年。丹麦人在战争期间上至国王、高官，下至警察、平民。开展了一场全民族营救犹太人的运动，个别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波兰人第一次屠犹极其没道理，１９４１年，纳粹连屠殺波兰犹太人的计划都还没有制订，波兰东北部耶德瓦布内镇的波兰居民突然发生了暴動，暴動的目标是针对比自己更苦的犹太人。７月１０日，“镇上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大概有１６００人）惨遭杀害。有的人是在街道和墓地被人用棍棒、钉子鞭、砍刀、石头打死的，有的人是被赶到木制仓库里用火活活烧死的……幸免于难者屈指可数。”杀害犹太人的是普通波兰人，有些犹太人死于自己邻居手里。

　　波兰人第二次屠犹更加没有道理。１９４５年法西斯德国覆亡，美军解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少得可怜的犹太人幸存者被释放了，但当他们回到被洗劫一空的家中时，发现等待他们的是死亡。波兰用一场大屠殺来庆祝赶走纳粹，在这场大屠殺中有３５０名犹太人遇害。过去总把耶德瓦布内惨案挂在德军的账上。２００２年波兰国内战争罪行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论，证实‘’没有发现任何有德国军人在场的证据。“２００１年３月，波兰政府下令将耶德瓦布内惨案纪念碑（碑上写着：”德国法西斯在这里杀害了犹太同胞“）移走。波兰总统、总理、大主教发表公开声明，”不同程度上承认了波兰人杀害犹太人的罪行。“４月９日，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发表书面谈话，”代表波兰人民向犹太兄弟和以色列人民道歉。“

　　反之看丹麦人。德国占领丹麦后曾勒令全体犹太人佩戴六角星标志，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说，“如果犹太人必须佩戴六角星，那我们也佩戴。在国王的带领下，结果全体丹麦人都戴上了六角星。１９４３年，因丹麦出现了抵抗运动，德国和丹麦的关系骤然恶化，８月，德军开驻丹麦首都，软禁了国王并迫使丹麦政府辞职。接着纳粹决定遣送犹太人出境，这意味着丹麦所有犹太人将要被送入灭绝营。得知这一消息后，丹麦全国上下行动起来，开展了一场全民性的救援行动。他们设法通知犹太人，德国人即将开始大搜捕。在丹麦人的帮助下，犹太人全部隐藏了起来。与此同时，丹麦人克服重重障碍与瑞典政府取得了联系，瑞典政府也伸出援救之手，表示愿意在几个指定的港口接收有组织出逃的犹太人。在丹麦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人们在夜间用小船把一批批犹太人送到瑞典避难。两个月后，德军在丹麦全境大搜捕，只抓到５００多老弱病残犹太人。丹麦人英勇的救援行动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尾声。犹太人逃亡之后。他们在丹麦的住房、财产等都被当地的丹麦人妥善地照看守护，二战后这些财产全部归还了犹太人。

　　谁能回答，历史的经验何以如此被颠覆？

　　印尼历来被称作宗教宽容之国、民族宽容之国。当年民族通婚在那里很平常，一个家庭中孩子信天主教，父亲是穆斯林，母亲是基督徒，祖父是佛教徒也不是稀罕事。印尼曾经贡献给世界人民许多美好的歌曲：　《宝贝》、《哎哟妈妈》、《星星索》、《美丽的索罗河》……其美好真如印尼人的心灵。３０年前笔者曾问过印尼归侨朋友对印尼人的看法，答案是“印尼人善良！”印尼人确实善良，一本苏联人写的书《金蔷薇》曾满怀深情地把印尼人比作‘容易受骗的孩子“。１９８５年法新社曾这样评价印尼：”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设法避免了在伊斯兰教中盛行的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保持了高度的宗教宽容“。１９６４年苏联和平代表团到印尼访问时，步步见鲜花，声声闻”和平“；’友谊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直把老苏感动得热泪盈眶，真以为世界大同就在不远处招手了。

　　随后是１９６５年惨绝人寰的大屠殺。杀人的数字最保守的估计５０万，最高的估计２００万，鲜血把索罗河的河水都染红了。随后又是１９９８年那场对华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殺。１６００多人被杀害。１３０多名妇女被轮奸，后者是不准确的数字，因为还有许多妇女不愿公开自己的受辱。

　　如果说１９６５年的屠殺可以归诸右派军队所为，那么１９９８年的大屠殺则完全是平民所为。各种职业的人都参与了，低文化社会阶层居多。他们不仅仅是“到牙床上打个滚”，那是残暴毒辣的大屠殺。

　　纯朴善良的印尼人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美好的历史记忆。

　　当人们在网上看到印尼华人向全世界发出的求救呼吁书，看到那一张张惨不忍睹的照片，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会为之心碎。照片上那一具具烧焦的尸体，有暴徒用摩托车拖着尸体满街跑，街上的行人不是在喝彩，就是在参观，哪有什么“百分九十五”。那一具具奸后杀害的尸体，有剖腹开膛的，有棍子插进下体的。有砍断头颅的，有的奸后被杀害的女孩才１２岁。华人街区的商店、住房全被烧毁。一张照片可以清楚看出四个印尼青年将赤裸裸的华人女青年举起往烈火里扔，以杀人灭口。１９９８年印尼暴徒对华人大屠殺的恐怖程度比１９３８年的纳粹“水晶之夜”不知超出多少倍，不晓得为何在世界上反响这么微弱，也不见联合国有什么决议。明显不如对塞拉利昂、科特迪瓦、海地风吹草动的关注，真是令人费解。

　　更令人费解的是，１９９８年的印尼屠华并非没有先兆，之前暴徒们已经散布大量恐怖信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印尼华人是不躲，不避，不呼吁，不向联合国求救（如何求救？），不作自卫准备，其麻木不仁与卫国战争时的苏联犹太人有一比。

　　“历史的经验”误了你们。印尼人善良是你们华人传的，唉！

　　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作者:林子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在制定具体办法的时候，大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划出了许多条条框框，诸如一些地方提出了“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的，经过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城镇居民一般只准生育一个子女”等等。根据社会调查和一些统计资料，笔者认为，上述这些法律法规在实际操作和运行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建议将其修改为“无论何种情况，不管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准许生育两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

　　首先，独生子女风险太大，意外伤亡事故的发生使一些独生子女父母老无所依。自２００２年开始，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就曾经多次称：“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据统计，每１０００个出生婴儿中，约有５. ４% 的人在２５岁之前死亡，１２. １% 的人在５５岁之前死亡。根据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國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５７万之多。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天灾人祸总会使一些人过早夭折。尤其现在，不可考虑因素、恶性事故越来越多，据有关单位报导，近１０年来，全国中小学生平均每年死亡人数为４万左右，因交通事故、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原因死亡的中小学生平均每天高达１００余人。２００５年６月，黑龙江宁安县沙兰镇中心小学在罕见的洪灾中，有１０５名小学生被夺去生命，其中独生子女占了５６%.由于癌症等顽疾、遭遇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以及猝死，成年人死伤比例也在不断增加。某省两个区殡仪馆每月火化的数字表明，５０岁以下的青壮年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１５% 左右。一般来说，这个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他们的离去，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简直是塌天之祸，尤其是年迈的父母，后半生永远没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家庭永远没有了天伦之乐，那种欲哭无泪、绝望至极的感觉，无论怎么说，都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这类事情的发生常使一些独生子女父母心有余悸。

　　其次，生育三个子女的问题控制不住使得社会上“黑人”增多。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这么多年来，大部分群众能够自觉执行政策，但也有一部分人想尽千方百计偷生，这已经成为人们对计划生育工作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２００４年《解放日报》曾有这样一则报道，吉林省某市一高三毕业生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却因家庭贫困被迫放弃，仔细一了解，该学生家庭年收入仅有几千元钱，而他家竟有五个小孩。说来这并非偶然，１９９８年南方闹洪水，被解放軍救出的小江珊就姐妹５人。那一年仅湖北省禋洲湾乡就被洪水“淹”出了７０００多人。救灾物资本是按各村人口数分下去的，分到最后却不够了，原来有些人根本没上户口。一统计，该乡竟有７０００多这样的人。大家平时浏览报刊杂志，看到一些案例的时候，有的当事人家中竟有三四个子女。这些虽然都是无意中发现的，但却蕴含着很大的普遍性，不能不让人为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担忧。一方频频超生，无所顾忌，一方恪守政策，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稳定部分公务员低生育水平”的现状，总会让一些遵纪守法或者迫于无奈的人心里不是滋味。况且，还有一些因为子女多而生活困难的家庭，孩子上不起学了，老人看不起病了，社会上还要为其捐款捐物，而这些捐助者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条件相对较好，造成了独生子女家庭心理上的不平衡。

　　其三，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一个子女势单力孤。一方面几代人守着一个子女，会产生娇生惯养，子女成为“小皇上”、“小公主”，说一不二，责任心差等诸多社会问题；一方面会出现小两口赡养８个老人的状况，倘一位老人长期生病卧床，无疑会牵涉孩子过多的精力，影响工作。有一个５０多岁的同志因患脑血栓住院后，独生女颠前跑后，连个商量事的人都没有，不得不动用老家的侄子和外甥前来照顾。人们说，倘若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中再有一个人有一差二错，真不知这家人怎么混下去。不言而喻，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功能比多子女家庭要弱小得多，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具有唯一性，缺乏起码的回旋余地。如果独生子女迁移、外出或者出现意外事故，独生子女父母就缺乏可替代的家庭养老支持，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家庭养老支柱。同时，独生子女父母的高龄化也会导致养老需求的变化，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就越多。前两年，针对社会上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的情况，有些报刊展开了“过年过节在婆家过还是在娘家过”的讨论。其实，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无论小两口到谁家去，都会出现一方老人“孤孤单单过节”的问题。

　　其四，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现在出现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有一定关系。按照国际标准，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为１０３至１０７：１００. 可近几年来，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三普１０８，四普１１１，五普已达１１７. 这一问题已引起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视，在２００４年３月的中央人口资源工作座谈会上，他把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集中力量抓好的三件大事之一。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的原因，有人归结为现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席和不正当应用现代检测技术。这两点当然不容忽视，但是，问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的父系血缘传继制。不管承认不承认，父系血缘传继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谓父系血缘传继制，就是嗣系的绵延以父方为脉络向下传递的“制度”规定。具体而言——从个案入手看：通常，一个男孩长到结婚年龄本人乐意又条件具备的话，便会从别家娶一个女子来组成家庭，而后生儿育女，并让儿女都随父姓，以示传承父方血脉。这其中，男为“本位”，男娶（进）女嫁（出），妻从夫方住。由此延伸，儿养老送终、支撑门户（续香火）、继承财产；女儿从出嫁时起则成了“外人”，没有干系。由此形成了家中儿子重要于女儿，家庭香火续绝看有否男孩存在。于是，人们在生育上自然地偏重于生男孩，并且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计划生育压缩生育空间的情况下，人们只好更加人为选择生男孩（所谓“更加”，就是不搞计划生育之前，人们也人为选择男孩，如过去社会一直存在的溺弃女婴现象，那时虽不担心计划生育，却有“孩子多了养不起”的忧虑），恰好今天又可以借助于科技手段（Ｂ超的出现）遂愿，其结果就是全国性的（主要是农村）性别比升高和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采取“限制人口选择性别、严禁医院晚期堕胎”的方法，只会使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堵不如疏，最起码要堵疏结合，综合考虑，通过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奖一，放二，控三”）来降低人口性别比。要知道，生育一个子女有儿子的机率只占１/ ２，生育两个子女有儿子的机率则占３/ ４，这样，可以满足部分有重男轻女观念的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要一个男孩子”的愿望。尽管这个“愿望”不是很恰当，但却很符合“人性、人情、国情”。

　　其五，“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准许生育两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符合民心，顺应民意。在２００７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國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２９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我国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换句话说，就是“放开二胎”。这一提案在搜狐网举办的关于２００７年两会“最受关注的提案议案”排名投票中，排在了第一位，说明“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人担心这一政策的执行会影响到稳定低生育水平问题。其实，从目前全国生育情况来看，能够控制住不生第二胎的人，只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左右，比例并不是很大，并且如今的很多年轻人已经摒弃了上面提到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有的甚至选择了“丁克家庭”（二人家庭）的生活方式。前几年有一个统计，在京、沪、穗等大城市，中青年女性持结婚不要孩子观点的比率高达２４％，即使准许生育两个子女，很多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夫妇考虑到今后经济负担和孩子就业压力等问题也不会再生育，在我们周围，按政策规定可以生育二胎却自动放弃生育的不乏其例。下面是一些新闻报道的例子：例一：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６日《青岛晚报》报道：日前，市计生委发布：从２０００年到现在，青岛市已有１８９３３对夫妇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这些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绝大部分是一胎为女孩的农村户口夫妇。而且，最近几年，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家庭一年比一年多。例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６日，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组织召开首都人口与发展论坛，来自市人口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显示，６４. １% 的独生子女夫妻不想生第二个孩子。例三：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３日《宁波日报》报道，据慈溪市计生局统计，目前该市已有近２万双农独女户自愿放弃二胎生育指标，其中三年来就有１. ２万对。例四：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４日《华西都市报》报道：近三年来，成都共有１６０００多对育龄夫妇主动放弃生二胎指标。最近，“富人、名人超生”成为一个新闻热点，那么“富人、名人超生”是不是很严重呢？国家人口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表示，去年，人口计生委曾在４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富人、名人超生绝大部分都是超生二胎，只有１０% 的是超生三胎。可见，炒得纷纷扬扬的“富人、名人超生”问题，绝大部分是不应算作“超生”的。广州市人口计生局日前传出信息：鼓励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北京计生部门也曾公开作出过类似表示：鼓励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按照政策许可生二胎，此举将有利于未来解决劳动力和老龄化问题。然而，自国家计生委在６年前于全国２７个省（市、区）范围定下这一政策后，各地的独生子女夫妇们“应者寥寥”。人口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设计的电脑模型显示，即使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二胎，在现实情况下，中國妇女终生平均生育的数量仍会低于２. 在这个水平上，人口自然更替不会出现增长。所以，即使实行这一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不会多到哪里去。不过，因为这一政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比较合理合情，富有人情味，所以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其六，一些地方制定的准许生育两个子女的条条框框使得一些人为生育两个子女弄虚作假。比如，有的地方规定“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有些人便采取开具假证明的办法，千方百计钻政策的空子，使得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

　　另外，“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的，经过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城镇居民一般只准生育一个子女”的政策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一般来说，城镇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来说素质较高，这部分人基本上都能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成长教育环境，控制这部分人却放宽另外一部分人生育两个子女，从总体上来说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甚至会使一些地方形成“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对于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及早步入小康社会无疑有着一定影响。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目前国家首要的任务应该是采取过硬措施，在如何控制生育三个子女方面做文章。在此基础上，采取“提倡生育一个子女，准许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于人是为人道，于后是为家合，于国是为长久，才符合以人为本的方针，才是民之所望，也才是科学文明的社会管理方式。

　　河北省河间市文化局０６２４５０

　　作者:李秋河

　　１９９８年，《文汇读书周报》先后发表了陈福康先生的《赵孟俯也成了“爱国名人”》和张建智先生的《评判还是理解》两篇文章。陈先生认为赵孟俯以赵宋宗室的身份在元朝做官，是不能称为爱国名人的。张先生则认为，在没有明确爱国的标准之前，不能随便下结论。张先生的态度，显然是慎重的、负责的。可是，有一位署名李牧的先生对张先生的文章大为恼火，写了《“理解”的艰难》一文予以驳斥（载９８年１１月１８日《中华读书报》）。

　　我认为，争论赵孟俯是不是爱国名人，并不仅仅是赵孟俯个人荣辱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历史人物的功过与是非的问题。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国名人，首先要搞清楚爱国的标准。爱国的标准是什么呢？

　　陈、李二先生是根据以下五点认定赵孟俯不是爱国名人的：一、赵孟俯是赵宋宗室；二、赵孟俯在元朝当了官；三、明朝的史鉴和清朝的韩骐写诗讥讽过他；四、元世祖给赵孟俯出过要他评论赵匡胤等人的难题（意思是说元世祖是不太尊重赵孟俯的）；五、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表示，象钱谦益、吴伟业那种原来是前朝的臣僚后来又在新朝当官的人是不足齿的。按照陈、李二先生的观点，如果赵孟俯不是赵宋宗室而是一个与赵匡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那么他在元朝当了官是不会影响他被称为爱国名人的；如果赵孟俯虽然是赵宋宗室，但象赵孟坚、郑思肖一样不在元朝当官，也是可以称为爱国名人的（陈先生为《爱国主义教育词典》没有把郑思肖列入爱国名人名单而愤愤不平）；并且，按照陈、李二先生的观点，还可以这样理解：即使赵孟俯以宋朝宗室的身份在元朝当了官，如果元世祖没有给他出过那样的难题，史鉴、韩骐没有写过那两首讥讽的诗篇，乾隆也没有表示过那么个意思，即如果没有后来这一系列的类似“法律依据”性的东西，赵孟俯的爱国名人的称号，恐怕也还是可以考虑的。有了这么五条，你赵孟俯还想当爱国名人？没门！

　　我实在看不出这五点与“爱国”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宋朝是中國，元朝也是中國，在宋朝当官与在元朝当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哪一点上触到了“爱国”这根弦？赵氏家族与非赵氏家族都是中國人，为什么非赵氏家族的人在元朝当官不是耻辱而赵氏家族的人在元朝当官就是耻辱，并且这种耻辱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元世祖、清乾隆不尊重、不喜欢的人就不能是爱国名人，爱国名人非得得到这些帝王的称赞和喜爱不可？一般来说，诗歌的语言是模糊的，诗歌的意蕴是含蓄的，自古以来诗无达诂，怎么后人的诗歌也成了作为论证前人成败是非的证据？史鉴、韩骐是代表什么人发的言、下的结论？他们的权威有多大？陈、李二人可能会说，赵宋是正统、是中國，元朝是非正统、是夷狄之邦。赵宋果真就那么正统吗？难道它不是赵匡胤篡位夺权的产物？站在宋朝王室的立场，赵匡胤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合法的皇帝，站在后周王室的立场，赵匡胤何尝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乱臣贼子？或许赵孟俯正是意识到了赵匡胤的双重人格和两副面孔，在元世祖要他对赵匡胤加以评论时，他才感到是一个难题的。视元朝为外国，那是宋朝人的见解，作为二十世纪末的中國人，实在是不应该的。

　　显然，陈、李二先生的爱国标准是：爱宋朝就是爱国，维护赵氏家族的尊严就是爱国，忠与皇帝就是爱国，得到皇帝尊重才算爱国。一句话，忠君就是爱国，除此之外，都是不能称为爱国的。遗憾的是，陈、李二先生在自以为对的爱国标准中，把元朝当成了外国，把狭隘的民族气节、宗族观念当成了爱国精神，把赵氏家族当成了中國的化身，把忠君当成了爱国，把帝王的言谈当成了法律，把帝王的好恶当成了评判是非的标准。坦率地讲，陈、李二先生的这个标准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和危险的。

　　什么叫爱国？从字面上解释，爱国就是喜爱自己的祖国。爱是一种情感，爱什么和不爱什么，本无所谓光荣不光荣的。然而，自从人类中分化出帝王和臣民以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便被当成了真理信奉，暴力和阴谋常常得逞，僭越与正统频频易位。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成了皇帝的私有财产。正因为如此，馬克思才在《共產黨宣言》中说：“工人階級没有祖国”。在帝王專制的社会中，臣民对帝王的无条件效忠，不但是明文规定的政治任务，而且被规定为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对君王特别忠诚、驯服的人，常常被冠以“爱国”的称号得到奖励和表彰。从此，“爱国”就成了一种荣耀，一种功劳。“爱国”也就成了忠君的代名词。然而，皇帝和国家，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忠君和爱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君主專制制度的被普遍唾弃，爱国者爱国的受体，是人民而不是皇帝。忠君不等于爱国，爱国不一定要忠君。不顾人民群众死活，死心踏地地为昏君效忠，难道是爱国行为吗？实际上，忠君纯粹是皇帝个人的需要，忠君教育是统治者的一种愚民政策，忠君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化的奴才精神。

　　什么叫爱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立场，标准是不一样的。张建智先生说：“爱国的标准有点像哥德巴赫猜想”，显然就是指爱国的标准和内涵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不会永远停留在封建时代由帝王为巩固其專制统治而作出的界定上。李鸿章忠于大清王朝，慈禧说他是爱国的，但不少人认为他是卖国贼；康有为被政府通缉逃亡国外，清政府说他叛国投敌，但不少人认为他是爱国人士。谁爱国谁不爱国，标准不同，答案也就各异了。李牧先生在文章中说：“民族气节一直是读书人心中不倒的旗帜，丧失了它，还奢谈什么爱国”？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在把封建伦理作为唯一的道德标准的时代，李先生这句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在当今人类共同利益日益得到各国人民认可和维护的时代，在多民族和睦共处、同舟共济的国度，我却只能这样说：“不讲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帝王为神圣，视人民为无物，视他族为寇仇，还奢谈什么爱国？”

　　我赞成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爱国主义，反对希特勒、东条英机式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他们挥舞着“爱国”的旗帜，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驱使千百万老百姓赴汤蹈火，给本国人民和他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我不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效忠皇帝是爱国行为。忠君和爱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在君主專制的情况下，在无道昏君当政的时候，忠君和爱国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忠君只能是一种无知和罪恶，把昏君彻底打倒，把家天下推翻，才是真正的爱国之举、正义之举。

　　历史之树常青。我们不应苛求古人，也不应墨守陈规。王安石早在八百多年前就讲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古人之言、祖宗之法，应该重新审视。观念的枷锁，必须打破。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葛剑雄教授在《乱世的艰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一文中有一段震聋发聩的话：“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表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造成更多的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

　　标准和方法，应该都在其中。

　　作者电子邮件：ｚｏｌｏｔａｎｇ（ａｔ）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汤守道

　　目前对学术界有关中國民主化的议题关切，似乎已被中國崛起的氛围所掩盖。许多中國人与部分台湾人告诉笔者：目前中國人素质很差，经济又属中低发展水准，区域发展差异过大，尚没有全面推动民主的环境。更有些中國人直接告诉我：中國推动民主一定会混乱，经济改革的成果将会受伤害；而中國目前稳定的经济成长率，已是中國正确发展的明证。中國官方媒体更从部分亲中國际或境外媒体（包括台湾）的类似论述中，进一步强化中國共產黨现阶段领导的正当性！

　　笔者对中國近年来的经济改革成就表示肯定，但对中國不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的说法有不同看法。众所皆知印度是一个多黨竞争的国家，难道中國人素质不如印度人？还是中國人比印度人穷很多？但有中國人与部分国际媒体认为中印竞争力的差距持续拉开，应是有目共睹的表现吧！笔者每次听闻这样论点，总另人感到啼笑皆非。难道北京宣称的「经济成长率」，就能简单代表「综合」竞争力吗？难道部分国际媒体记者的所造访的城市，就能代表「全中國」的表现？

　　让我们用数字来说话，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佈的当期竞争力排名（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ＷＣＹ）来看。印度排名从２００３年落后中國２１名，追至２００６年仅中國落后１０名。而世界经济论坛公佈的成长竞争指标（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ＧＣＩ），主要是代表「未来五年至十年」的综合竞争力。印度从２００３年落后中國１２名，追至２００６年反而大幅超过中國１１名（註：该指标２００６年变动过计算公式，但不影响印度领先中國趋势）。

　　政府清廉度指标（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ＣＰＩ），从２００３年落后中國１７名，追至２００６年与中國并列第７０名。德国最新公佈转型中國家２００６年排名（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ＢＴＩ），印度整体表现从上次２００３年领先中國４８名到２００６年领先中國６１名；施政表现则从上次２００３年领先中國１２名至２００６年大幅领先中國高达３８名（註：该指标同时评估政治与经济转型表现）。至於法国无疆界记者组织媒体自由指标排名，印度从２００３年领先中國３３名至２００６年领先中國达５８名。

　　以上数字与中印差距持续拉开，显然说明相反的故事。平心而议中國目前领先印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中國与印度未来实力的缩小，也是多数专家学者的看法。倘若中國未来註定无法进一步大幅度政治改革，对多数台商将前景锁在中國的台湾势必将首当其冲。此外日本在２００６年瑞士洛桑与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排名皆首次一举超过台湾，而日本正是在去年度对中投资大幅减少、并对印投资大幅增加的国家，难道不值得台湾人深刻警觉醒思吗？

　　作者是美国罗德岛大学经济系博士生

　　作者电子邮件：ｄｏｇ. ｓｕ（ａｔ）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苏经纶

　　城市里，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骤降。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福利保障制度不到位和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國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

　　据全球最大的工资信息调查研究机构ＨａｙＧｒｏｕｐ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０７年中國工资上涨幅度将位列全球第一。其负责人认为，经济快速增长给中國工资上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份报告给出的工资涨幅显然是按中國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得出的，但它的实现恐怕还要靠财税制度的改革，让一直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分配制度向百姓倾斜。

　　有人开玩笑说：“ＧＤＰ涨得跟胡子一样快，工资涨得跟眉毛一样慢。”报告显示，中國工资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从９年前的５３% 下降到去年的４１. ４% ，远远低于美国５７% 的水平。这种情况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國居民所拥有的财富相对较少，百姓不敢消费。

　　在最近１０年的改革中，６０００万国企职工下岗或失业，４０００万农民失去土地，７０００万股民损失超过１. ５万亿元，城市中１. ５亿人没有社会保障，基尼系数达到０. ５３- ０. ５４之间，客观上加剧了国富民穷的状况。

　　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让利于民，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只是在第二次分配上的改革。对于社会发展和公平来说，重要的是第一次社会分配，即百姓的工资收入。

　　而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势头较为明显。与此同时，分税制十多年来，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已从１９９３年的１２. ６% 到现在的２７%.

　　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认为，政府征税那么多，个人收入相对增长率低了，导致消费占经济比例下降，短期消费的比例接着往下跌，总有一天会跌到所有人都坐不住的程度上。政府可以考虑采取减税和猛拉投资的措施来增加个人收入。（据《南风窗》格尔/ 文）

　　作者:格尔

　　西方人称日本人“经济动物”，这一方面因为日本人眼睛只是片面地瞪着经济发展，而在政治、思想、文化上长期陷于保守状态，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日本人不仅从国家发展角度考量经济利益，其伦理、情义、道德亦化约为经济公式般的精打细算，凡事以利益为驱动，为了得到实际好处或者避免吃眼前亏可以放下尊严，曲解原则、转移信念以及转变礼法规则。总的来说，之所以获得“经济动物”的称谓，是因为日本是个“物质化”相当彻底的民族。

　　１９５５年以来自由黨和民主黨联合而成的保守政黨——自民黨一直占据着国会里的绝对多数席位，掌控日本的政治长达３８年之久，日本仍然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并在１９５５年代到１９７３年代保持了２０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在８０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动物”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这里暂且不讨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血腥根源，以及经济高速增长与政治的保守是否有关，且先看看日本人作为“经济动物”的行动特质，即其人如何洞悉时务见风使舵，在物质利益与精神道义之间变换游移。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日本人战败后在盟军占领部队面前的表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昭和天皇裕仁通过无线电广播，告知日本国民投降的事实，日本人知道大势已去，打不过了，“茫然地接受了这一事实”，然后来个１８０度的转变，毕恭毕敬地迎接盟军的占领，街头巷尾都没有一个人向随盟军入境的外国人动武，更没有不满、愤怒与不合作，而在这之前他们还准备“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呢。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前后截然相反的两种表现解释为对天皇的“忠”——因为忠于天皇，所以“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因为天皇宣布投降了，所以全民甘心当败兵顺民以表忠心。可是以常理观之，本尼·迪克特这一解释显然有穿凿附会之嫌，古今中外大凡臣子黎民对君王效命尽忠，在国祚危亡之际理应挺身誓死保家卫国，抛头颅撒热血以维护君王的统治地位，哪有一见君王垂头丧气拱手认命，全体臣民就服服帖帖任人摆布道理。１９３１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國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日本天皇和内阁也是反对的，又不见得关东军听天皇老子的话，怎么到后来又突然那么听话了呢？

　　其实日本全民集体大“转肽”，只是眼见盟军兵临城下，加上核爆连连，情势不妙，为了全身保命而作出的明智选择。至于宣称对天皇的忠以掩盖投降驯服的丑态，死要“面子”，只是所谓“耻文化”的又一表征。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七百多年以来，封建秩序下的“忠”都只是下级武士献给地方势力头子——地头、庄主、大名、幕府，天皇只是作为国家民族象征的一介傀儡，而在明治维新时期突然将献给地方首领的忠心转向天皇，乃明治政治家的精心设计，当然，以为天皇尽忠的名义来当败兵顺民，顺理成章地保住了“万世一系”礼法招牌，免于蒙受“耻感”。败兵之将们在举手缴械之后，大概还可以讪讪的说一句：“你老美神奇啥，咱们还不是听命于天皇老子的圣谕，要不才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呢！”，这也可以说是日本人“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吧。在美军占领期间曾经三次出任首相的吉田茂说：“正像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但现在比英国更强大一样，如果日本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最后也会变得比美国强大”（高曾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第一版，１７３页。），这种甘当龟孙子也能光荣致胜的“精神胜利法”，自命老子的阿Ｑ也得自叹弗如了吧。

　　其实日本人根本在大吃败仗之前早就领教过老美的厉害了，早在１８５４年（安政元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领的海军部队的威压之下，日本幕府自忖武力不是美国的对手，于是不战而屈。可见在战与不战的利害权衡上，日本人还是大大的识相，不等佩理的军舰开炮就乖乖开门迎客了，完全不像中國人那么“不识时务”，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残下，依然屡败屡战，顽强抵抗。

　　日本人不但善于准情按势，见风使舵，深谙好汉不吃眼前亏之道，而且在与对手周旋斗智的过程中也显得异常整齐划一，令人叹为观止。最近伊拉克战争把美国大兵搞得焦头烂额，日本人身为美国的附庸当然“义不容辞”派出所谓自卫队协助美国大兵维持伊拉克的战后秩序去了。结果恐怖分子劫持了两个日本记者，威胁日本当局，要求日本从伊拉克撤军。小泉当让一脸强硬坚持不撤军，这不要紧，大批日本群众蜂拥而至，到小泉政府前面示威去了，还在媒体镜头前高举着“真主阿拉”之类的标语，这个情景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在电视上看见了，受其感动，遂释放了日本记者。释放了人质之后，日本群众再也不示威反对小泉政府出兵伊拉克了，不但不反对，根据有关媒体的调查统计，日本人对小泉政府出兵伊拉克的支持率飙升到８０％，其全民转舵速度之快，基地的恐怖分子恐怕也要大跌眼镜了。

　　连日本在国际上的盟友们也常常指责日本的外交政策，说他们没有把外交当作一项伙伴事务看待，而仅仅把它当作攫取本国利益的舞台。“如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机之后，由于石油供给受到威胁，日本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中最早丢掉亲耶路撒冷的观点，做出亲阿拉伯声明的国家，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立场。还有，当国际社会对罗得西亚种族歧视政策发出一片谴责声时，日本在外交方面并没有表示多大的关心，也没表示什么立场，但当非洲诸国在经济方面联合起来拒绝购买外国商品后，面对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局面，日本才调整了对罗得西亚的外交政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日本政府在对待日本赤军‘达卡劫机事件’问题上，由于只考虑本国的安全，而没有着眼于国际社会，因此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另外，日本是唯一在越南战争期间没有流一滴血而获得莫大经济利益的国家。在对待印度尼西亚难民问题上，由于日本表现得过于冷漠，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第２３４页。）

　　日本国家和民族趋利避害的绝对化动向，是建立在社会个体或某个群体都惟利是图的思维方式上的，只是由于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迫于道德情面压力，其选择和行为显得更加暧昧。在日本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妇人与一个老富翁同居多年，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虽然一直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但他们已被视为情笃意深的楷模。可是当有一次老富翁重病在床的时候，妇人向律师提出了婚姻登记的要求，其理由是如不办理登记手续，成为合法夫妻，她就不能为老富翁签字动手术。这看起来很感人，不过在后来的追查中，发现老富翁还有儿女，他们才是老富翁从合法财产继承人，老妇人提出登记结婚，目的就是为了分一杯羹，也成为老富翁的财产继承人。

　　“切腹”是日本人免除所谓“耻感”的道德仪式，如果不能为主君尽忠，不能报答恩人的情义，或者受到了侵侮而无法复仇，就是蒙受了耻辱，就应该“切腹”自杀，可实际上忠孝、恩义和所谓尊严，在日本人的行为中都不过是来回变换的招牌，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利益为本的思维。就在日本历史剧《大奥》里面，幕府将军的大儿子竹千代本欲听从其母亲的安排，不与其弟争夺将军继承人之位，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奶妈则责令他刻苦磨练自己以准备继承将军之位，而不惜背叛母亲大人的意志，决心与其弟展开将位之争。这正是忠孝与情义的两难选择：依忠孝之道，其母亲的旨意应当是不可抗拒的权威，但同时其奶妈的养育之恩又不可抹煞，忠孝与恩义之间发生了冲突，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切腹自杀，可是实际上无论竹千代是选择听从母亲的意志放弃将位，还是听从奶妈的教导坚持争夺将位，都可以用忠孝或恩义来解释，也就是无论他如何处置，都有正当的名义可供选用，尽忠行孝与报答恩义在这里只是为免除“耻感”提供借口。因此，真正主宰他的实际行动的最终还是利益意识，结果是竹千代收起自杀的念头，决意与其弟争夺将位。

　　这种情形，正是利益为本的行动特质的真实写照，那种真正为忠义两全而自杀的情形，是日本社会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道德理想，但是这一理想模型的存在，为日本人的利益选择行为披上了完美的道义外衣，外衣下面仍然是千年不变的残忍本性。

　　作者电子邮箱：ｔｄｌ２００８（ａｔ）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作者:谭勇

　　３月２２日，苏州“钉子户”马雪明把两名拆迁人员和一名街道干部堵在家里，将凳子狠狠砸向他们的脑袋。苏州拆迁公司项目经理张金龙、干部钱先莉当场死亡，拆迁公司职员陶小勇负伤逃出（４月２６日《南方周末》）。

　　重庆“钉子户”事件曲终人散，最终皆大欢喜，被论者称为是“多赢的结局”，为“强制拆迁”划上了句号。但人们预言过早，“强制拆迁”仍然是一道困扰社会的难题。“强制拆迁”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上演了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惨剧。

　　发生这样的惨剧，是任何人都不想、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毕竟，在这起“钉子户”事件中，死了人，而且“杀人”者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可是中國拆迁史上不曾发生的事件，是拆迁史上的悲剧。对社会来说，是一种警示，更敲响了“强制拆迁”警钟。那么，这起“钉子户”杀死拆迁公司经理事件能否终结“强制拆迁”时代呢？

　　惨剧已经发生，我们不希望有关方面给出“杀人”者有精神疾病的论断，只希望事情能够有个水落石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以往太多的杀人案例几乎都是“精神病患者”所为。我们已经厌倦这样的交代，并不是希望法律对“杀人”者严惩，相信法律具有公断。更多的是想知道，谁才是这起惨剧的真正制造者？

　　“钉子户”家是认理的人，也是懂政策的人，这对拆迁公司来说不是好事。而整个事件中我们看不出“钉子户”家不切实际的满天要价，只看到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反，看得多是拆迁公司的蛮不讲理，让人气愤的态度。虽然经过了拆迁评估，但拆迁公司给拆迁户的赔偿比评估价要少得多，只要有人没有答应拆迁公司的条件，赔偿协议上的数额就还要被减少。这是拆迁区内不少群众的遭遇，并非“钉子户”独有的遭遇。如此拆迁，拆迁区群众还有什么尊严和权利可言，这分明是他们心中的痛。在拆迁公司面前，拆迁区群众永远处于弱势地位，更何况其背后还有后盾，于是不少群众无可奈何之下选择了妥协，惟独只有“钉子户”认死理，甚至决心以死坚守。谁能想到，坚守竟然演变成报复杀戮。纵观整个事件过程，如果我们的拆迁公司能够按“章”办事，不把其逼上绝路，也许这样的悲剧就可以避免。

　　与此同时，耐人寻味的是出事后数日，“钉子户”曾经的家，已不在有人坚守，这栋曾被坚守的两层小楼，就倒在了挖掘机轰隆隆的声音中。这样的做法实在让人寒心，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难道是为告慰被杀死的拆迁公司经理的阴魂吗？不会的，其宣告的是“强制拆迁”，是为了吓唬没有倒下的“钉子户”。

　　该“钉子户”彻底倒下了。在这起特殊的拆迁事件中，《物权法》的诞生也没有发挥作用，是因为“钉子户”没有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走了极端导致的结局。最终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悔恨。当然，这并非是“钉子户”的全部责任。更多的是法律缺失下“强制拆迁”导演的苦果。

　　由是观之，“拆迁”杀戮事件虽然教训深刻，但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完善和拆迁制度的保障，“强制拆迁”时代仍然难以终结。

　　在解决拆迁问题这方面，我们不妨参考国外的做法。比如，在美国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市场形成的、大家承认的、相对公平的“公平市场价格”，包括房地产行业，来作为补偿拆迁户的标准之一。开发商必须给予拆迁者一个合理的补偿，补偿的标准双方以公平市场价格为基准进行协商，协商不能解决的，要么放弃，要么“法庭上见”。政府征地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这涉及到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强调与保护个人利益的国家，但对公众利益也不能不管不顾。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无权征收个人土地和财产，除非给予合理的赔偿。这里“合理赔偿”的标准，也是以公平市场价格为参考。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在动用拆迁特权问题上更加谨慎，而民众也渐渐习惯了更多地考虑公共利益。

　　然而，在我们国家有关拆迁方面的法律还是一片空白，《物权法》虽为保护私产而诞生，但在目前《物权法》仍然难以捍卫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由此看来，化解“钉子户”到了应该从法律和制度入手的时候了，只能依据法律和制度来办事，一方面注重私产保护，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在公众利益面前个人作出一定的牺牲，那么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政府遇到“钉子户”时，才会有一个双赢的结局，也才可能终结“强制拆迁”时代。

　　哈耶克说过，“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这不应该被我们的时代所遗忘，尤其在对待拆迁问题上更应该领悟它的深刻含义。

　　新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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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民政局

　　邮箱：ｌｗｙｏｕ２００５（ａｔ）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作者:李万友

　　越来越多的中國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或者说当上了“房奴”。这是值得恭喜的。毕竟，如鲁迅先生说，对中國人而言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房奴”至少算是“做稳了的奴隶”。等到用自己一辈子的血汗交完分期付款，房子就是自己的了，奴隶就变成了主人。可见，那些拿得出首付，取得了当“房奴”资格的人，应该属于正在崛起的“中产階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在当今这个世道上，“混得还相当不错”。

　　不过，我劝这些人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吴敬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正在盘算着掠夺你的房子――你一辈子的血汗积累下来的，可以传给下一代的财产！难道你们没有听见吗？在“物权法”通过的同时，他已经在那里声称：对拆迁户不应该以市场价值给予补偿。

　　也许你觉得这和你没有关系。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在替你说话。毕竟，你的房子很可能是建在拆迁户让出的地皮上。不按市场价值给拆迁户补偿，使拆迁变得容易了，成本低了，你的房价也许因此降了（这至少是吴敬琏们试图让你相信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房子是建在国有土地上的，几十年后恐怕也会拆迁。那时你已经交完预付款，房子完全是你自己的。那时你老了，退休了，在你住的地方扎下根，社交上靠着几十年相处下来的邻居，医院就在附近，购物交通都很方便，儿女就住在一站地之内，孙子也在附近上学。你的生命和你住的地方已经融为一体。但是，你必须拆迁，必须住到一个举目无亲的远郊。你拿到的远低于市场价的补偿，根本不容许你选择新的居住点，根本无法维持你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生活水准。这就是“吴市场”给你规划的人生！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要听任那些被包养的主流经济学家，那些既在国营企业当独董，又在政府部门当官的权威来界定我们的“产权”的话，我们最后会输得只剩下一条内裤，赤条条地进火葬场。最后受到保护的“产权”，是官僚手中的行政权力，是有资本购买这种权力的开发商的资产，是既当官又当“董”的“吴官董”们。

　　我们被告知，中國的住房拥有率是世界最高的，已经超过了美国。我没有獨立的资料来源来核实，暂且姑信其有吧。不过，也正是因为“拥有率”最高，拆迁的补偿就涉及了大部分中产階級未来的基本利益，必须有个公道，有个规则，让把一辈子的心血都投到房子上的人心里有点安全感。

　　我们可以把拆迁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因私，一种是因公。所谓因私拆迁，就是清出一块地盘进行商业发展，在拆迁地建起来的，是写字楼，购物中心，高级公寓等等。我们现在的城市拆迁，大多数恐怕都属于这类。这种拆迁，完全属于私人之间的买卖，政府根本没有理由插手。原住户可以漫天要价，说不走就不走。因为房子是人家的。人家当年也许二十万买的，如今要卖二百万，你不买就走人，无权强迫人家一百万卖给你。市场经济，就取决于这种供需之间自愿的交易。开发商若真觉得这块地皮有钱可赚，就给原住户一个极有诱惑力的天价，把人家请走。这点规矩，一个集邮爱护者都明白：一张邮票四分钱，你买了，保存下来，如今可能价值上千。这是你的财产。但“吴官董”却出来说：这种价值上涨是全社会的功劳，和你无关，给你一百块把邮票交出来。这难道不是掠夺吗？

　　另一种拆迁则是因公，比如政府需要在某地修公路，建学校，或者其他公共设施等等。这种公益拆迁，属于极少数，也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公共听证等手段，以市场价格制定拆迁补偿，拆迁户必须接受，没有权利满天要价。不过，这一过程，涉及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必须有严格的限制。第一，政府必须向公众证明，这种拆迁是必须的，是以公益为目标的，不为任何企业（不管是国营还是私营）服务，这种拆迁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发生（一个有限的小政府，也不应该频频大兴土木建设官建筑）。第二，价格必须公道，拆迁户拿到的补偿，必须足够维持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和水准。

　　最近，《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长文，分析购房的成本。该文指出，住房是少有的在购买后还升值（而非贬值）的商品，所以许多人觉得购房可以获取暴利，是最好的储蓄和财产保值的方式。但认真分析一下就能看出这是个“虚相”。一个二十万购买的房子，二十年后四十万卖出，房主未必赢利。因为把分期付款的利息，房地产税，维修费用，交易费用（买卖时的代理和手续费用），乃至通货膨胀等因素相加，房主可能亏了。在大部分情况下，把同样的钱投入股市，自己租房住，回报更好，生活也更自由（更容易跨地区升迁）。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大可不必对拆迁户看起来很高的市场补偿价值而眼红。“吴官董”口口声声市场经济，他所代表的大企业一年赢利多少只有天晓得，但对拆迁户的市价补偿却如此眼红，于情于理，如何能够解释得通呢？如果不是利益集团被包养，一个终身研究市场经济的人，如何可以走到这样缺乏常识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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