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现在的人在说现在，可有几个人会说古代，因为太遥远了吧！我也认为遥远了，但是把现在和古代相比的话，可以看出中间的不同。过去有个朋友和我聊起过去，也有现在，只是我并不在意，现在想来，很有道理。古代和现在大有不同，但也相同。

　　古代人提倡境界，可真正有境界的人有几个，知道现在有境界的又有几个。现在的人很抑郁，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谈。统计我并不知道，但是我过去也是抑郁患者。为什么抑郁，因为现在的时代称为商业时代，竞争压力大，资源压缩大，而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金钱的求就越来越大。所以迷失本性。有话说得好，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在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步入工业，便从过去的自给自足的时代脱出来。竞争便在周围，也经过时代的过去，更多的城市人没有田了，应该说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更多的人步入到工业时代，就是商业时代。以后的信息化时代我就先不说。竞争使人追逐权利，向往虚华，才有迷失本性，才有抑郁。

　　我不知道古代的抑郁患者有多少，但是比现在多。工业的进步，使社会发展太快，而所生产出来的还不够自己消化，这就是当代所产生的消化不良。其实我也只是能够看出来问题所在，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过去曾想过，放宽国家的资源，使人人有饭吃，便不会出现抑郁的时代，但是我错了，因为是商业时代，这就是幻想，是工业时代，这就是假的。这些时代便是资本主义时代，便是私有。更多的资源注定要由少部分人把持。就算提倡共有制度，也只是帮得上一点忙，不能够根本解决抑郁带给人的困扰。除非是社會主義，不得不承认社會主義带给人的好的精神方面的东西。但社會主義在苏联证明是失败的，在中國也变成了特色的社會主義了。那人便要在这个资源挤压，竞争巨大的社会生存，精神是肯定要歪曲的。有人发现中國的道德经很有用，提倡用道德经回归人的本性，我看不成，也因为是商业时代。

　　其实那些权利都是假的，过眼云烟罢了，许多人看不懂。我过去也是，所以很苦恼，在自己本性压缩之下，我在矛盾和痛苦中煎熬。产生各种想法解脱，这就是抑郁的原因。在这原因下，各种人会出现。所以社会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人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最后我解脱出来了。一个女人的一句话，人生什么都是要经历的，自己有自己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何必要去阻挡呢！如此知道，钱，权，如果要贪就去贪。我把自己放开了。说白了，抑郁就是自己在困住自己，所谓上面那句话只是放开自己而已。便是道家所谓的放开。这是我唯一能够为抑郁患者所做的，唯一能够为社会做的。商业社会大潮阻挡不了，教你们唯一在商业化中寻找自己的东西。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我所做的贡献是很小的，政府的职责也在此。但我还有一个隐忧，如果社会没有利益关系了，那还会进步吗？虽然是一种理论，但太遥远了，不切实际，我也没把握。那政府所能做的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消化这由于发展所带来的苦果。如果能够做到，无疑是２１世纪最成功的一样功绩。寻找自己靠自己，营造环境靠政府，但在这快的发展速度中，环境营造得出来么！也许人越到崩溃的边缘，越能够找到自己。道家云：越黑暗离光明就越近。但我相信，时间是可以证明一切的。

　　作者电子邮件：ｓｏｈｕｃｏｎｇ００１@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作者:刘俊君

　　总有官僚和警察警告我不要被人利用。但我甘愿被利用。被利用并非一定是可耻的。人民需要我，国家需要我，历史的进步需要我，则我甘愿被其利用，不仅是一支笔，即使献出生命亦在所不惜。我将以此为人生的荣耀与存在的意义。所有斥责我被人利用者们，你们不也是被利用的吗？只是你们欢喜被少数统治者利用，讨得一杯残羹罢了。

　　人活在世上难免不被利用，除非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利用价值，或者他是一个极端自私者，不肯让任何人从他身上得到丁点好处。但他终究还将不自觉地被利用，从而满足他的私欲。利用与被利用勾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历史因此进步亦因此倒退。不要否认你是被利用的，如果你不是心虚的。每一个正直的人，他都会毫无愧色地挺起胸脯对人民说道：我是被你们利用的，我甘愿被你们利用，籍此我将消除虚空得到充实。

　　当他们逼问我，是谁指使你写作的？我回答是人民。我以成为统治者的笔杆子为莫大的羞辱，我以为人民呐喊为莫大的荣耀。我选择了人性而将黨性屏弃，我愿为全体人民写作，我誓不将一滴墨水为某个集团装饰。所有人都在被利用，只是利用者不同而已。就让我被人民利用尽最后一滴血吧！

　　他们曾讯问我，你想煽动什么？不，我只想做苦难大众的一只传声筒。当我看到人民布满痛苦皱纹的脸，我的心在流血；当我听到比猪嚎更惨痛的最底层的呼号，我的灵魂在颤抖。而此时，报纸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喜讯则使我悲愤，乃至绝望，然而我终于呐喊出来了。我为所有的劳苦大众而流泪，我明白我的力量毕竟是渺小软弱的，我其实只有眼睁睁看着他们受难，而并不能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我为那么多终日在喉舌上只报喜不报忧，或者小骂大帮忙的文人而心寒。人的良心是如何泯灭的？那些甘为统治者所利用的笔杆子难道将自己的灵魂也出卖了吗？你们难道不是中國人吗？你们怎么可以当同胞还在受难的时候，为了一己私利而踏着同胞的身体往上爬呢？你们就那么急于得到高高在上者的利用吗？像你们这样的人又有什么资格指责不与你们为伍者为被利用的呢？任何一个不与统治者合作而选择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他的灵魂都要比你们高尚亿万倍！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不应屑于统治者赏赐的任何名利，为人民做牛马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國知识分子所歆快的。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应该毫无条件地去争取，把它交给人民。当今天，我们已经深知，民主自由是解决人民一切痛苦的根本保障，平等博爱是我们这个国家社会最缺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为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一个平等博爱，人權得到充分尊重的社会而无怨无悔地牺牲一切为之奋斗拼搏！我们是甘愿被人民利用的！

　　林肯死了，但美国人民却永远怀念着他；

　　甘地死了，但印度人民却永远纪念着他；

　　如果有一天，我们为中國人民而抛洒热血——

　　中國人民也将永远祭奠我们！

　　我甘愿被利用，只因利用我的是人民。

　　２００６年４月８日

　　作者:黄泰

　　时下，“八荣八耻”一词在媒体上使用的频率可谓越来越高矣。报刊讲，电台电视讲，高官主席台上讲，不可谓不美名远扬四海香“。但是，平民百姓街淡巷议却不怎么讲，对此也不抱什么幻想。而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不说已经搞过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三讲“，”叁個代表“教育，就拿尚未结束的”先进性教育“来说，到底开出多少”花“结出多少”果“？”八荣八耻“的提出，恰好做出了准确的回答。正因为，过去搞了那么多的道德教育，而至今全社会连”八荣八耻“都还不清楚，所以才要进行一场”八荣八耻“的教育活动，这不最清楚不过说明过去所搞过的道德教育活动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吗？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正如有的网友所言：问题“出在前三排”，而解决的关键“在主席”。“主席台”仅生产加工道德建设“口号”是不行的，它需要坐在“主席台”上黨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黨的各级的“一把手”都能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尤其是肯于付出“自己既得的切身利益”。就现实来说，老愚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主动自觉告别如下这“八子”上。

　　其一，“舍得丢面子”：即对过去的执政者说错了做错了的事情，要不怕亮丑，现任的执政者要主动自觉地向黨内外特别是向深受其害的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地做好“自我批评”，不能认为不是在自己“任上”发生的就一推“六二五”，或者为了维护过去执政者的永远“伟光正”的光辉形象，而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错事或坏事进行“封堵捂”……

　　其二，“舍得掏票子”：即过去多拿了老百姓的血汗钱应该主动还给老百姓。自己的“家底”应该拿到“阳光”下“晾晒”，让天下人看个“清楚”，自己讲个“明白”。而不是将自己的“家底”当作国家机密加以“铅封”。俗话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不敢亮“家底”，不正说明自己的“家底”来源有猫腻吗？

　　其三，“舍得倒房子”：即不应该享有的豪宅别墅主动地“倒”出来，扔掉由“工作需要论”所包装的“特权”。官越高，权越大者，越应自觉履行《黨章》上载有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义务”。否则，这条明文规定的“义务”岂不成了纸上谈兵变成了一纸空文了吗？还有什么脸向广大芸芸众生讲“八荣八耻”呢？

　　其四，“舍得换车子”：即不应该坐的高级轿车主动更换，而讲了多年的“车改”不应“光打雷不下雨”或者是“雷声大雨点小”。要知道，群众对高官“屁股底下一座楼”早就怨声载道，讥讽的顺口溜满天下，高官听了如果还不感到汗颜，改弦更张，哪还有什么脸“坐在主席台”上夸夸其谈呢？

　　其五，“舍得动孩子”：即自己的孩子靠自己的权势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或职位应主动交出来退还给社会重新分配……

　　其六，“舍得撤盘子”：即立即停止公款吃喝，让“酒染的风彩”不再“风彩”，省下几千亿，用来办教育。否则，执政者如果连自己的“馋嘴”都管不住，人们还会相信能够管好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吗？

　　其七，“舍得离位子”：即自己在黨内外已经严重丧失了威信，成为黨内外极不信任极不受欢迎的臭哄哄的人，就应该明智地主动地早点离开自己的领导岗位，免得闾阎论短议长……

　　其八，舍得别婊子：即过去自己或明或暗“包二奶、三奶”，“养小蜜、小资”什么的，趁早“霸王别姬”，不要以为百姓是阿斗，什么不知道。不要以为自己控制“舆论导向”，就能瞒瞒天过海不为人知。俗语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当年赵高搞“指鹿为马”，不是被史马迁写入《史记》了吗？后人不是都知道了吗？

　　俗话说：“人平不语，水平不流。”“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上述存在于高官上的“八子”，实是泼在社會主義荣辱观上的污泥浊水，不除不足以平民愤谢天下人。当然，社会也不会和諧。馬克思早在１８７５年就曾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３页）群众从行不从言，高官与其把“八荣八耻”的“天经地义”喊得震天价响震耳欲聋震撼震撼人心震古铄今，不如实实在在做点有利于提升全民社會主義荣辱观的实事，比如就从这告别“八子”做起。

　　记得第一代领导核心曾经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澤東选集》第３卷，第７９０页）；第二代领导核心曾经说过：“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鄧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７３页）；第三代领导核心曾经多次说过：“‘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己不正焉能正人’”（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江澤民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國所有事情，包括这次第四代黨的最高领导人提出的即将展开的“八荣八耻”教育活动在内，最终能不能搞好，其关键不在广大芸芸众生，而“在主席台”。

　　电子邮箱：ｙｃｙ５５@ ｓｏｈｕ. ｃｏｍ

　　作者:于成玉

　　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俄国贵族階級中分化出来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他们以前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出身於贵族階級。这使他们自然地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对於自己的民族，对於俄国社会，具有几乎是原发性的责任感。在当时的俄国，贵族階級是俄国社会的支配階級，这个階級对俄国社会有支配权，同时它也要为俄国社会负责。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贵族中更具有青春热情、更具有敏锐社会感受力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文化知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思想视野。赋予了他们为俄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发展而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文化是甚麽？对於他们，文化就是能够把分散的、狭隘的、个体的民族成员在思想感情上联为一个有机的民族整体的力量。他们的政治地位是由他们的出身带来的，他们的经济地位是由他们的遗产带来的，文化只是他们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他们的社会作用的标志。

　　沙皇政府赋予了俄国组织形式上的统一性，但却没有赋予俄国民族思想感情上的统一性，当时俄国的民众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狭隘的生活空间，只有在文化中、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才能感受到自我与整个民族的精神联系。这形成了俄国文化、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文学”、“艺术”以及所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都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技艺性的东西，技艺是个人的、取得物质实利的手段，而文化、文学、艺术则是能够把整个民族在精神上联为一体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一个崇高的事业。

　　在俄国，社会发生过多种的震荡，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大都是坎坷不平的，但在俄国民众的心目中，文化、文学、艺术却一直保持着它的崇高性和庄严性，他们把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徵，而知识分子也把自我的事业作为一种崇高的事业，把自己的苦难视为民族的苦难、人类的苦难，从而在自己的事业的追求中感受着自我的生命价值。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上的“大气”，那种精神气质中的崇高感，我认为是渗透在他们的这种文化观念之中的。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都是狭隘的、庸俗的，而文化、文学艺术则是把人从狭隘、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把人提高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中的一种途径。

　　在俄国，人们几乎没有对文化的雅俗之分，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都是“俗”的，而精神则是崇高的，作为这种精神的表现的文化、文学艺术也是崇高的。文化和崇高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人可以也必然是俗的。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则是崇高的、严肃的。这赋予了俄国知识分子一种崇高感，一种人格的魅力，文化塑造着他们的人格，他们的人格也创造着他们的文化。在这种文化观念中，文化滑头、文化小丑、文化小贩是极少能够容身的，而那些真诚地关切着民族的前途、俄国的命运而又在社会实践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栖息地的知识分子则会自然地集中到知识分子的队伍当中来。

　　这种文化观念在根本上不同於中國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國的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就不是社会的支配者，他们是为社会的支配者出主意的人。文化在中國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始终更近於一种法术性的东西，它是可以被社会的支配者所运用而达到他们的社会治理目标的法术。知识分子是社会建筑图样的设计者，而把这个图纸变为实际的社会建筑的则是政治家。中國知识分子无法脱离开政治家而獨立地作用於社会，一切的文化都是包含在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之中的。除此之外，文化就是纯个人的，是知识分子自娱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一种生存方式，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创造的文化产品，不能不是崇高的，越是优秀的产品越是崇高的，而在中國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文化产品则自然地分向两途：为社会亦即为政治的，为个人的。前者具有崇高的性质，但与自我生命的存在形式没有必然的联系，是知识分子从社会的需要出发设计出来的，是为别人着想的；後者则是纯个人的喜怒哀乐，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没有精神上的联系。後来的科举制度则进一步把文化作为知识分子个人才能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用文化表现自己的才能，朝廷则根据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的大小而任用他们，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替朝廷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人。也就是，文化是个人的才能，这种才能本身无所谓崇高和粗俗，崇高和粗俗是在文化的运用中被界定的。运用於高尚的目标，它就是高尚的；运用於粗俗的目标，它就是粗俗的。而中國知识分子就利用这种才能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上去，获得社会的更多的经济报酬。

　　儒家文化的社会性在这种形式下广泛地被运用於粗俗的物质实利目标，内俗外雅，在治国平天下的大旗下实现的是个人升官晋爵的目的。文化自身的崇高性荡然无存，儒家文化在表述内容上的崇高性与掌握它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人格失去了必然的联系。这种把文化作为纯粹的个人才能、知识分子以这种才能获得社会的赏识并取得相应经济报酬的文化观念至今仍是中國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文化观念，这使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酵素。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感到的更多是知识分子的聪明，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

　　第二，在中國，文与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文人与战士是严格区分的，而在俄国，文人与战士是同体的。思想情感与斗争精神是同体的。普希金和十二月黨的诗人们，都是士官学校的学生，他们是文人，也是战士，战士的精神同样贯穿在他们的文化活动中。在当时的俄国，贵族階級是俄国社会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这个社会的保卫者，战士是一个荣誉的称号，是一个高贵的职位，是一个社会成员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标志。我们几乎可以说，俄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发展，也就是一个战士在精神上的发展形式，战士的品质精神化了，人的精神战士化了，战士的意志支持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则丰富着战士的精神意志。它最终成就的是思想的战士、精神的战士，而不是有思想的懦夫，有感情的庸人。

　　俄国的文化，不论是甚麽风格的，你总能感受到它们的进取性，感受到它们的意志的力量。俄国的知识分子总在追求着甚麽，总在为一个目标而奋斗，他们在作品中所追求的，也就是在社会上所追求的。在俄国，不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在前苏联时代，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都没有从根本上丧失自己的獨立性，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旗帜，他们在專制主义的统治下仍然以战士的勇敢保卫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原则。我们在文化專制主义的条件下产生的是大量被冤枉的好人，而俄国产生的则是反抗專制主义统治的战士。他们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支撑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且在每一个文化领域中仍有世界级的文化成就。十九、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有过政治上的黑暗时代，但却没有文化上的黑暗时代，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为俄国文化发展奋斗的文化战士和精神战士。

　　中國的知识分子，在产生伊始，就与战士是分体的，知识分子是出主意的人，战士是为国王卖命的人。知识分子把战士视为没有头脑的傻瓜，战士视文人为胆小怕事的懦夫。弱不禁风在知识分子身上不是一个严重的弱点，而是一个光荣的标记，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被视为君子（知识分子）必备的作风。战士的勇敢，战士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战士的顽强的意志力量，都不是中國文化中自然具有的基本精神内涵。汉唐时代的知识分子，曾与战士有一度的结合，那时的文化产品也有一种战士的气魄和战士的精神，但越到後来，文和武有了难以跨越的界限。这种文武分流的文化观念，实际上一直贯穿到现当代的中國文化中。我们也有大量描写战争、歌颂战士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自身所贯注的精神却不是战士的，它们自身不具有为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斗争、而呼号的战斗精神。

　　俄国文化的发展，逐渐把大量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包容在自己的内部。但是，这些平民知识分子的加入并没有改变由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一些贵族知识分子为俄国文化所建立的文化传统。这些平民知识分子不断通过这种文化传统把自我从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到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人性价值的崇高精神境界中去，成为整个俄国社会和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动力，而不是把文化变为自己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物质实利的谋生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文化和俄国知识分子中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即与宗教意识的结合。这种倾向，也是在贵族階級知识分子中首先产生的，也与战士的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既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亲身叁加过战斗的战士，但他也是一个具有宗教热诚的知识分子。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在列夫·托尔斯泰这里是融为一体的。他的宗教意识不是逃避现实的思想表现，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软弱无力，而是把个体的生命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途径。这种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可以说是俄国文化与俄国知识分子的第三个重要特徵。它不但使俄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能够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

　　我们中國知识分子经常夸耀我们的实践理性的性质，但实践理性却是使一个民族粘着在现实物质世界的一种文化力量。充满实践理性的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获得有实质意义的发展。实践经验总是在现实物质世界中打圈圈的。它自身没有飞跃的能力。使人类文化发生质的飞跃的是超现实的人类关怀，是带有宗教意味的精神追求，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关怀，没有这样的追求，一切实践的活动都不可能具有持续的精神动力。一个皇帝，把自己的政权巩固住了，就不再有必不可少的政治追求；一个富人，有了庞大的财产，就不再发掘新的经济潜力；一个知识分子，考取了进士，就不再追求新知。这是中國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人、其中也包括中國知识分子缺乏内在精神力量的主要原因。我认为，直到现在，这仍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弱点。人格的魅力，是在文化产品中渗透着的知识分子坚韧追求的精神力量，没有超现实的民族关怀和人类关怀，就没有知识分子坚韧追求的精神力量，也不可能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

　　在二十世纪，我们中國的文化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发展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中國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在我们的各个文化部门，都有了甚至过量的知识分子在工作着；在任何一个专题项目上，都有了几部、几十部乃至几百部作品付诸出版。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大量的文化产品却没有产生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的民族仍然只是活在目前的物质实利的追求之中，甚至我们知识分子的自我，也把物质实利的追求作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唯一追求，把人文学科仅仅看作政治目标和经济发展的附属手段，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看到的仍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大大小小的聪明才智，一种运用语言，编制各种知识的能力，一种让别人知和让别人用的知识，只要有时间，我们的知识分子人人都可以写上十几本乃至几十本书，但我们却无法在其中感受到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从这些文化产品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社会的、人生的“知识”，但却没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知道得很多很多，中國古代的我们知道，外国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的比任何一个外国的知识分子都更多更细，“科学”、“民主”、“自由”、“法治”，这种学说与那种学说、这种主义与那种主义，但有的仍然有，没有的仍然没有，我们没有一种精神的动力把知道的转化为拥有的，把不知道的转化为知道的，我们面对自我的处境仍然感到束手无策。我们从我们自我的内部生长不出一种精神的力量来。“没劲”仍然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感觉。

　　人格的魅力，精神的力量，不论在我们的主观的世界上，还是在我们面对的客观的世界上，仍然是最最缺乏的东西。我们中國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能像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从支配社会的贵族階級的感觉中获得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格魅力，那种精神意志，也无法从战士的训练中，从宗教的教育中获得它们。但是，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合法的公民，一个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

　　首先，我们得以一个公民的意识意识自我。我们微小，但不渺小。我们贫穷，但不低贱；我们力小，但不软弱。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合法公民，我们必须拥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拥有的一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我们能够追求我们理应追求的一切的全部资本，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之中，生活在人类之中，我们理应关切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我们的任何事业都是与整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生命必须在整个民族的事业和整个人类的事业中获得它应有的价值。我们不能匍匐在任何别的人和别的事业的脚下爬行，我们应该也必须站起来行走，为我们自己，也为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我们不能被边缘化，我们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处於世界的中心，只要它是一种有意义的追求，一种有价值的劳动，就是与整个民族、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不必哀求，不必寻找怜悯和同情，不必由别人授多一个徽号，我们得像别的民族知识分子一样獨立地追求一个神圣的目标，一个政治家、实业家、工人农民职员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没有力量獨立实现的，同时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一种目标。否则，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就没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了。我认为，这种公民意识，是我们中國知识分子重建自己的精神人格，也是重建中國国民人格的基础。

　　作者:王富仁

　　中國人对臣民、顺民、抑或刁民这些字眼较为熟悉，而对于公民这一概念认识模糊，只知道公民是取得某一国籍的人。至于与公民切切相关的权利、自由、民主、法治、财产、宪政、正义、平等、宽容、人格尊严等等意识淡薄得很，有的甚至全然不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公民这一概念被突显出来。理论界近年来对公民社会和公民精神的讨论形成了一个兴奋点。通过电视、报张杂志等一些新闻传布媒体，我们知道关于公民精神有这样一些关键词：道德、友爱、奉献、自觉、开放、创新。这些关键词无疑应该是公民精神的重要内涵，但如果说仅此而已，或将这些视为公民精神最为核心的东西，则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的研究讨论不能再停留在一般的传统的抽象的价值意义上，而应该把注意力和着重点转移到实证分析上，将公民社会理论引入到民主法治分析当中。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立足于与时俱进这一思想高度，对全球化公民社会研究浪潮和中國公民社会发展的一种积极回应。

　　当然，公民精神应该包含的东西很多，如上所述。本文只就民主和法治这一角度来谈公民精神问题。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民主法治精神，那么我们塑造的公民精神就不是现代化的公民精神，而是古老的传统的臣民精神。民主和法治精神对公民精神之重要，是“怎么宣传都不为过”的。一个没有民主和法治精神的公民，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因而也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市民。宪法修正案把政治文明即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写入宪法，可惜的是我们在关于公民教育的认识上，对宪法在这一划时代性的关注点上却没有更深刻的把握。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公民？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学做现代化国家的公民。一个高素质的公民当然不能随地吐痰，不能乱抛果皮纸屑，要在公共场所礼让老弱妇孺，要有奉献、友爱、创新等等精神，但这只是低要求，是任何时代的人都应该有的基本修养，并不能成为现代公民的本质。相比之下，让公民懂得现代国家的本质是什么，清楚权利和权力的界限，弄明白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司法獨立，什么是权力制衡，什么是宪政民主，什么是选举民主等等，显得更为重要。这些关键词，是否应该成为公民精神的应有之义呢？从这个层次上说，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不是千古不变的空乏的口号，而是如何站在时代的前列与时俱进，以宪法为归依去唤起公民的自觉。

　　不言而喻，当前的权力腐败是公民精神培育和建设的最大拦路虎。有学者指出，权力腐败中的不正当占有公共资源为个人享用，包括贪污行为、挪用公款行为、侵占财物行为等；行贿受贿，利用经济上的好处改变人们对于地位、职位、财产方面的判断和安排；偏离公共角色滥用职权，权钱交易，严重损毁政府形象；以亲疏之别、远近之别、上下之别、情感之别的私人关系决定公共关系的确立和维持，在公共权力机关的组成体系中，形成裙带网络；公共权力的家长制现象、集權现象、神秘化现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所带来的渎职无能、擅离职守、抛弃责任、人浮于事、文山会海、任意决策、俘夸虚报、好大喜功、道德失范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腐败带有行业垄断色彩，多发生在权力较大的经济管理部门和执法司法机关，主要手段是依托部门和行业权力进行勒卡索要。而这些立法腐败、执法腐败、司法腐败和行业腐败的特征是都集中在城市，而这些腐败者都是平日的“好公民”，甚至是公民的“优秀代表”。这些公民的“领头羊”的政治腐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并威胁着国家社会的稳定；经济上的腐败破坏着分配公平而阻碍着市场竞争；文化上的腐败引起社会道德的沦丧从而制约文明水准的提高；思想上的腐败腐蚀了人事制度的肌体，毁掉了一大批公务员。特别是，腐败是一种超法律的、反法律的行为，它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权威。当今各国的公民建设，把权力者这一特殊公民管理得很到位，特别是把反权力腐败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刷新民智、扭转社会风气的重中之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主法治的重要，民主法治不仅应该成为公民精神的核心，还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规范。提高公民素质，强化法治精神，才能为我们社会制度的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那么，按照法治的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针对当今社会的实际，时下我们的公民精神的具体内涵应是什么？抑或公民们应坚持什么的精神原则呢？

　　一是人民当家作主即民主的原则。民主有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所谓实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所谓程序民主就是人民的选举。选举是有程序的，是一环套一环的具体而琐碎的政治行为，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人民当家作主，主要是当选举这个家作选举这个主。其实，民主从某一角度来说就是选举。如果选举不能付诸真正的实施或走了过场，人民的当家作主就是一句空话。官员与人民是一个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人民投票选了你，你就取得了执撑权力的合法性，你就有资格当“公仆”了，当公务员了，为人民服务了，你就是人民的代理人或代言人了。这就是说：一个政体，无论设计得多么美妙，但除非主持这个政体的官员是由公民以有目共睹的对所有人一律公开而且公平的方式自由选出，否则，这个政体仍不能算是民主的。选举的办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是所有民主社会都具有相同的根本实质：凡是具备资格的公民，都有权参加投票，个人应得到保护以免投票时受到不应有的左右，票数应得到公开公正的点算。这一连串的政治活动就是人民群众严格意义上和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这也就是公民意识或公民精神顶顶重要的大事。

　　二是宪法至上原则。伟大的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国庆纪念》一文中指出：“间尝论之，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国民之血印，始生效力者也”。“国民之血印”者，乃宪法是全国人民之同意并制订的根本大法，其权威至高无上。宪法至上，是相对人治社会的个人權力至上、政府和组织的权力至上而言的。在它面前，没有特殊的公民，任何黨派、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其上，超越其外。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宪法的授予，政府是宪法的产物，宪法不是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应是市民精神的核心，宪法应是公务员这一公民精英群体乃至全体公民手中的政治“圣经”。当今之腐败，无非是权力至上使之然也，宪法精神及其原则的失落，是其根本缘由。遗憾的是，不少公民至今并不知宪法为何物。正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副局长、法学家蔡定剑先生所言：“在走向法治的今天，普通法律已越来越深入大众生活，为广大群众所熟悉。……惟有宪法在现实生活中仍默默无闻，倍受冷落。从老百姓到高层领导，知道有一个宪法被称之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更多的人恐怕不知道宪法是干什么的？宪法与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宪法在社会中到底起什么作用？”（１）蔡先生的感喟是真切的也是沉痛的。今天，我们才知道，宪法不是一个政治文件，而是一个法律，应具有明确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宪法所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就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和政府不同机关之间的关系。它为政府权力设定界限，解决政府的权力分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权威应该体现在它能为公民权利提供最后的保护手段，可以作为审判机关维护正义的最后依据。因此，打造新的公民精神，拥抱新的理念，舍宪法至上原则则无他途。

　　三是权力监控原则。这是塑造新的公民精神的关键。它是对国家公务员——这一特殊精英公民群体的最根本的行为规范和要求。法治的基本要求是限制和控制权力，法治不仅是以法律统治老百姓，更是以法律约束统治者。因为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论：人性中有一种幽暗势力，它是一种堕落趋势，一种罪恶潜能，并且与始俱来，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因为有了它，这个世界才有不完满和太多的遗憾。既然人性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便很容易泛滥成灾。于是，权力变成了一种极危险的东西。英国１９世纪晚期的大史学家阿克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２）他的千古名言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３）

　　打造新的公民精神，我们不能空对空，仅从一般的道理上去议论。有学者指出：鄧小平理论的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理论联系实际和管用。当今公民精神的污染源就是权力的腐败，要撑起公民精神这一块理性的天空，我们必须对如下权力进行监控：第一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宪法是授权法，宪法的授权其本质是人民的授权；宪法又是分权法，所谓分权，是为了国家权力机关内部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牵制。根据民主政治的原则，国家权力的过份集中到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人手中，那么这样的政府必然会走向專制。制约是以分权为基础的，没有分权就没有制约，制约就是恪守权力之边界。第二是对政黨权力的监督。鄧小平指出：“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这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４）“确认这个关于黨的观念，就是确认黨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黨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黨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５）基于这两个理由，就不能搞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以法代言，以权压法了。在我国，法制靠黨的领导来建立，黨能不能守法，全靠黨的自律。黨对法治建设认识好，则法治兴；黨对法治轻视，则法治衰；黨严格守法，则法治存；黨不守法，则法治亡。这是中國法治过去和现在所证实了的，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悲喜之所在。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对权力者这一特殊公民的监督与管理，制约他们的权力是最关键的一着棋，黨风、民风之好转，关键在法治之风之盛行，倘若不在此处用功，反腐败只能治其表，培养新的公民精神也只能纸上谈兵。

　　四是权利保障原则。所谓权利，就是指在社会中产生并以社会的一定承认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和权利。法的产生是人类理性——权利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权利分配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我们可以说，法是为权利而产生而不是为义务而产生的，因为，只有权利才更符合人的需要和人的自然本性。至于对义务的自觉，不过是人类理性——节制美德的表现，义务是为权利而存在的。权利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征。没有权利作先导，难免会将人类社会引向灰暗。权利原则是法治的目的和宗旨，是最根本的原则。我们唱了一百多年的《国际歌》，实际上是一曲权利之歌。

　　五是司法獨立原则。司法獨立是国家权力分工的必然结果，它体现的是司法体制的獨立性、权力的专有性。司法獨立是指司法机关体制和职能上的獨立，它意味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和其他一切社会政治权力或社会组织的分离。它还包括裁判者的獨立和中立，即法官在行使审判职能和制作司法文书方面只受法律和良知的拘束，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上级法院及同事的干预。法官只忠实于宪法，只服从于事实与正义。须知道，人们的司法救济是最后的救济，人们对政府信任与否的最后底线也在司法，倘若司法不獨立不公正，人们就会与政府离心离德。打造新的公民精神，司法獨立和公正是多么的重要！

　　民主和法治是公民精神所需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法治必须与民主、宪政、共和权利、义务、平等、正义、宽容等等相互配合才能使公民社会得以健康发展而不致受到破坏。公民精神只有在健全的公民社会的深厚土壤上才能生长和发展。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们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模式的社会改革，加速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使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等公民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历史上，中國的现代化一波三折，九死一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揆诸中國的政治、法制史，刑法时代有几千年，民法和宪政法才刚刚起步，而我们知道，民主法治时代是宪政法起支配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公民精神在这一领域里建设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把公民精神当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和品位的精神存在来看待，甚至当作整个国民之魂来看待，它无疑显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深谋远虑。惟其如此，我们应该着力把握好公民建设的重要的精神内涵——民主法治精神。

　　注释：

　　（１）蔡定剑著：《关于什么是宪法》，见《中外法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２）、（３）均见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候健、范亚峰译，第３４２页。

　　（４）、（５）均见《鄧小平文选》第一卷第２１８页。

　　作者:李务农

　　近来，北京的房地产价格又出现了上涨。对于这一事态，网上有了一些反响。但是，不少议论没有触及到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民众住房的权利、政府的责任、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以及房地产投机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

　　１. 住房是基本的人權

　　长久以来，房地产似乎成了简单的市场问题和投资问题，成了一个仅仅由房地产商和政府来讨论的问题，大众的权益和呼声完全被忽视了。

　　其实，只要思维清醒的人都应该认识到，有房住是基本的人權。沈晓杰最近不仅指出了这一点，还为我们提供了相关国际公约的条文。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条就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第一条中也指出：“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

　　１９９１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还专门发表了《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意见”的第一条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權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

　　感谢沈晓杰的工作。有这么多的国际公约在，足见房地产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问题，住房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虽然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公民居住的权利，但根据宪法的精神，这一权利是存在的。

　　我记得，在谈论诸如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有人说：人權主要是生存权。现在，由于住房价格的暴涨，民众的居住权受到了威胁。请问，这样的生存权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维护呢？

　　我还记得，有专家说过：民主不是急需的，法制最为重要。那么现在，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维护公民合法的权益呢？

　　２. 房地产市场需要公开、公正、公平

　　房地产市场作为市场，理应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目前的市场是一个畸形的市场，主要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常常直接参与市场的运作，甚至把房地产项目当作政绩；房地产商借助经济实力和政府的支持，联手推动市场价格。

　　不仅如此，舆论也被财阀所控制，我们能够听到的，是“房价上涨合理”的声音。我们知道，在不对称的信息和恐慌的气氛中，不可能形成公平的价格。消费者购买电视机一类的商品尚且能够受到各种保护，而房地产市场却常常例外。

　　居高不下的房价，不仅对于无力购房的穷人是不公平的，对于有能力购房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不是不平等的交易。在网上，甚至出现了“买一套房子消灭一个百万富翁”的说法。

　　３. 住房不能成为投机的筹码

　　有人说，投资的需要会不断地推动房价。我认为，在中國人多地少，资源相对贫乏的情况下，必须限制这样投资。大家知道，现在贫富悬殊严重，常听到百分之多少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多少的财富这样的说法。在缺少投资的渠道的前提下，听任这部分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就等于是拿民众生活必需的商品来囤积居奇。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将会使穷人无立足之地。因此，不能让财富肆无忌惮地蚕食民众的生存空间。

　　现在，限制购买房产的数量，或者对于超出的面积征税，规定买卖周转的时间，应该是必要的。同时，确保购房实名，记录每个人拥有房产的数量，也是必要的。

　　４. 驳房地产市场国际化论

　　记得有上海的学者论述高房价的合理性。他说，上海的房地产不仅是上海的，而且是全世界的，全世界都来要买上海的房子。其实，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会有无止境的自由贸易。在中國公民的住房需求尚未满足的时候，敞开市场让外人进入，真是匪夷所思。

　　世界上人多、钱多、地少的国家很多，比如日本、韩国、以色列，等等。为了维持高房价而考虑他们的需求，那就与卖国没有区别了。

　　如果按照这位学者的观点，有钱的以色列人到中國买房子，建立定居点，是不是巴勒斯坦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呢？

　　５. 高房价的危险性

　　高房价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过去，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工人的低工资中國有利于提高中國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当高房价大大地提高了中國企业的运营成本，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时，“竞争力论”就不见了。这说明，某些学者坚持的是双重的标准，以财阀的利益为转移。

　　大量的资金和信贷投入房地产市场，不但推高了房价，也为日后的下跌埋下了伏笔。随后出现的，将是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这样的先例，已经在日本和香港出现过了。

　　６. 呼唤国家的均衡发展

　　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房价的上涨，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中就包括国家发展的不均衡。探究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在于权利的不平等。一段时间以来，有限的几个大城市得到了很多不应有的特权，造成了各种机会向这些城市倾斜，最终导致了人群向那里流动，推高了包括房价在内的生活成本。

　　应该认识到，过分地发展超大型城市不仅不经济，而且会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对于国家的稳定是不利的。

　　因此，为了达到均衡的发展，适当地照顾中、小城市是必要的。

　　７. 政府的责任

　　这几年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治理的时候了。要稳妥，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效果。

　　房价的不断攀升，不仅蚕食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打碎了民众的幸福感，而且就要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不仅如此，对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必须提早防范。

　　房地产价格暴涨的利益属于少数财阀，买单者却是整个社会，而最终还要由政府来采取措施，满足居民的住房要求，处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与其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不如现在就采取有效的行动。

　　２００６. ４. ２０.

　　参考文章：

　　１. 沈晓杰：居住权：宪法、人權宣言和国际公约？泡泡俱乐部- 社区首页

　　２. 华夏高山转：高度警惕住房成为暴利商品后的国家危机. 凯迪猫眼看人

　　３. 每套房子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凯迪经济风云

　　作者:刘松萝

　　我国的经济改革，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和路径依赖，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讲，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其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普遍得到实惠，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这些都是毋容置疑的。但是改革总体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局部的改革都是尽善尽美。前段时间流行的段子就表露了群众一定程度的不满意：“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把你提前送终，股改是把你家庭搞崩。”

　　随着人均ＧＤＰ突破１０００美元，标志着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进入了一个经济学界普遍公认的拐点。这个时候反思改革我认为是十分有必要的。坚持改革不动摇，这是黨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大计。但在具体实施中就某些方略进行适当的调整修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改革。事实上，以胡錦濤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传统发展理念螺旋式的上升。近两年来，由于郎咸平、杨帆等非主流经济学家就我国的某些改革措施提出置疑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至今尚未尘埃落定。其实更为严峻的是，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０. ４，收入差距已经处于高水平。在这个时候，就我国的经济改革的公平问题，我认为重提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是有意义的。

　　何谓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因而民生主义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孙先生还将民生主义与社會主義加以等同起来，认为民生主义也“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义，即大同主义”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而在民生问题中，孙先生最为关心的是土地和资本问题。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弊病，主要是在于由“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而社会之富源则在于土地和资本，即少数人对土地和资本的垄断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贫困。因此，孙先生的民生主义以解决土地和资本问题作为主要目标，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纲领，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两大目标，就能为中國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能改善和提高中國人民的物质生活，就能实现祖国的富强。

　　关于平均地权的意义，孙先生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像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班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买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有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糊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即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了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只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讲到这种事实，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究这位富翁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的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造，毫无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这几千万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像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國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所以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的涨跌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为地主由于地价增高所获得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因此，孙先生忧虑重重地指出，“假如他日全国改良，地价一定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到那时候，以前值一万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张一天了”。今天，看看我们的房地产业的现状，当年孙先生担心的问题，不是十分的严重吗？现在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不是由于我们制度设计与运行中光顾了效率而对公正重视不够吗？如果能像孙先生所言，“文明城市实行地价税，一般贫民可以减少负担，并有种种利益。”“如果是照地价收税，政府每年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经费便有了着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杂税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来水和电灯的费用，都可由政府来负担，不必由人民自己去负担。”

　　节制资本是孙中山先生关于民生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纲领。当时孙先生之所以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主要是鉴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垄断资本主义道路以后，社会階級矛盾日益尖锐，不仅广大劳动人民受压迫，中、小资本也受到垄断大资本的排挤和压迫。因此节制资本是为了限制私人垄断资本的产生，不让垄断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从而防止产生贫富悬殊和发生階級对抗的社会问题。但孙先生节制资本的纲领并不反对中、小私人资本的发展，他认为中國的中、小资本家和劳动人民之间只不过是“大贫与小贫”的区别，应当保护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和收入。与此同时，他认为还要发展国家资本，在他提出的《实业计划》中，就主张通过振兴实业来实现国民经济的近代化和祖国的繁荣昌盛。港口、铁路、矿产、冶炼、建材、造船制车等等近代工业化的大企事业都得“统一而国有之”，也即必须发达国家资本，由国家来兴办这些大实业。当时孙先生还提出了实行开放政策以充分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人才的主张，“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孙先生关于节制资本的主张，在他生前仅仅是一张蓝图，现在早已由中國共產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特别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４倍多，２０００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１万亿美元，２００１年起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６位（前５位是美、日、德、法、英）；外汇储备２００１年便增加到２１２２亿美元，成为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二位，现已上升到第一位；２００２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接受国。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拉斯宣称：“中國实现了自欧州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四次经济大变革。”但是，在一些领域，私人资本过度扩张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特别是暴富们的第一桶金的来历也五花八门，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通过种种投机，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发家。但下岗职工、城市低收入者却日渐被边缘化，农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尚未得到根本改善。据“中國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２００５年对在中央黨校学习的一百多名地厅级黨政官员进行调查，被调查者认为中國社会发展中最严重的三个问题依次是：收入差距、社会治安和腐败。认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是金融危机和贫富悬殊加剧。还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推算，３% 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４７% ；最贫困的２０% 的家庭，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４. ２% ，而富有的２０% 的家庭则占居民全部收入的５０%.这方面的差距甚至超过了部分西方国家。有学者甚至预测，由于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不到位，经济外向度依存过高，未来五到十年，中國仍存在社会严重动荡的可能性。因此如一味放任私人资本高度扩张，难免今后不像俄罗斯那样，采取铁腕整治寡头的对策。普京在谈及霍多尔科夫斯基案时说：“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赚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就想用几千万、甚至几亿来消灾，以这些小钱捞到更多的钱。我们知道，他们把这些小钱花到了某些律师、媒体、公司和政治人士的身上。我们正对此事进行调查。”普京强调：“我们并不是想揪住一个具体的人不放，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俄罗斯的秩序、让人民合法地生活、同腐败分子做斗争。”

　　在反思改革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在反思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改革，这个时候，重温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难道不是正逢其时吗？

　　作者:王志龙

　　我们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外贸盈余多总是件好事，它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际竞争力增强。或者至少反映了本币被低估，有升值的需要，即本币的国际购买力趋于增强。上述观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若是依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似乎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币值是否被低估这一点姑且不论。对外贸易盈余的增加往往非但不是经济整体向好的表现，反而是因为国内消费不振，投资低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比如，上世纪９０年代，当美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创造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之时，日本经济却陷于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痛苦泥沼之中，经历了日本战后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可是，当你观察两国的双边贸易状况时却会惊奇地发现，日本一直对美国保持着巨大的贸易盈余。难道这是因为日元币值被低估所造成的吗？显然不是。若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换算，当时１美元相当于１６０多日元。可是，日元与美元的实际汇率却一直远远高于这一比值，在９５年时甚至一度还突破了８０日元比１美元的大关。而最近几年，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渐复苏，今年（０６年）１月，日本的进出口自１９８５年１月以来首次出现了逆差。这似乎更坐实了上述论断。

　　如果说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对于解释日美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还有相当的说服力的话，可是，对当前的中國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关系却不能作出那么令人信服的解释。近些年来，中國经济在保持年均９％以上高增长的同时，对外贸易盈余也在不断扩大。０５年的外贸盈余甚至突破了１千亿美元的大关（对美国的盈余更是超过了２千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在０５年底首次超过了８千亿美元，进而在今年２月底达到了８，５３７亿美元，超过日本同期的８，５０１亿，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当前的经济呈现的是高速发展与外贸盈余大增的齐头并进的局面，这似乎推翻了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这是不是应了“谁能解释中國经济，谁就能得诺贝尔奖”这一说法呢？抑或这只是一个错觉，理论依然成立？在对这一问题作出判断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教科书上的逻辑是怎样的，再来分析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逻辑。

　　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逻辑及中國经济之谜

　　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在于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排除了人口增加、外来投资等因素，那么生产率有多大的提高就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长。通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长远来看只会带来通货膨胀，而在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的实际经济增长还是没有变化。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作“货币中性”原理。一般来说，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因为能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新的管理经验，其生产率因此会比发达国家提高得快，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也要比发达国家的快。可是，如果单纯依靠本国的资源，经济增长毕竟还是有其极限。为了使经济更快地增长，就需要利用外部资源，即包括外来投资在内的资金流入。注意，不要把“资金流入”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只要把外币转到国内的账上就算完成了，而是要用这些外汇从国外进口相应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否则是起不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所以，当国内经济繁荣，投资猛增，而物价又相对平稳时，其背后必然伴随着进口的大量增加。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去投资呢？一般来说，这往往是因为消费旺盛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使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时，单纯依靠国内的生产能力在短期内将满足不了旺盛的消费需求，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否则的话，要么压抑消费——提高利率，紧缩通货；要么放任通货膨胀的出现。所以，这时消费品的进口也会增加。这样，在资本品与消费品的进口增加，以及因国内商品价格上升导致出口减少等因素的作用下，就容易出现贸易逆差。反过来，当国内经济不景气时，人们的消费欲望减退，投资低下，需求减少，价格下跌。这时，非但不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而且本国的过剩生产能力也只能通过扩大出口才能维持下去。这样就会出现通货紧缩与出口增加的局面。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期时的对外贸易大部分时间处于逆差状态，而当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在１９６８年超过当时的西德，在西方国家中排名第二之后，增长率开始慢慢降了下来，巧合的是对外贸易也在当年转为了顺差。以后，除了受到石油危机、日元大幅升值等冲击的个别年份外，贸易顺差逐年扩大。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前的我国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实现的呢？通过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通过开放，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及其管理经验，使生产率得到了快速提高。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我国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弥补了国内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可是，这一模式最近几年在资金的流向上却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我们知道进口是资金的流入，而出口是资金的流出，进口大于出口是资金的净流入，反过来则是资金的净流出。现实是，近几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一直在扩大，使得外汇储备不断地增长（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我们用这一庞大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包括大量的美国国债在内的外国资产。换句话说，目前不是外部资金在帮助中國发展，而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國还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富余资金，并且主要是向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美国。

　　再来看我国的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是消费（出口可以看作是海外的消费）带动投资，而不是相反。投资下去了，东西生产出来后要是没人消费，投资就打了水漂。所以，没有旺盛的消费就不应该出现大规模的投资。可是我国目前却不是这样。除了出口强劲外，尽管连年消费疲弱，投资却高企不下。经过最近ＧＤＰ调整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０４、０５年依然超过了４０％。从国际对比中就能知道我国的投资比重有多高。０２年的世界平均水平是１９. ９％，其中，低收入国家为１９. ７％，中等收入国家为２２. ９％，高收入国家为１９. ０％。我们的紧邻日本与韩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比重也很少有超过４０％的。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占经过调整后的ＧＤＰ的比重却只有４５％左右。而２０００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７５. ３％，其中，低收入国家为７７％，中等收入国家为７４％，高收入国家为７８％。

　　这里有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國的老百姓不愿意消费？它造成的客观结果是什么？第二，在消费疲弱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投资？第三，我国在资本净流出的同时却实现了极高的经济增长，这么高的增长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出现大的通货膨胀？下面让我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解答。

　　消费疲弱的症结及其后果

　　美国人已然富甲天下却还在欠债消费（换来了巨额贸易赤字），而中國人才刚刚摆脱贫穷（就平均收入而言）就不愿多消费了。难道是中國人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阻碍了人们扩大消费的意愿了吗？显然不是。造成我国当前消费疲弱的原因应该有这么几点：首先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我国０５年的经调整后的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１，２７６美元，可是这１，２７６美元并不是平均分布的。现在，最贫困的１０％的人口的所得只占了国民收入总额的１. ８％，而最富有的１０％的人口的所得却占了国民收入总额的将近３０％。由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少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掌握了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他们该有的都有了，其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每增加１元钱用于消费的比例）。而相当一部分收入低下的民众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可是却没钱消费。

　　其次是医疗、教育等改革不当所带来的副作用。无论这些改革本身成功与否，在客观上它们对居民的消费意愿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本来有能力进行消费的民众，由于受到医疗、教育支出大幅增加的影响，变得不敢消费了。这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各级政府没有很好地肩负起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重任，而是一味地卸包袱、转嫁负担所造成的。

　　最后是房价暴涨所带来的挤出效应。房价是否过高主要体现在房价收入比上。居住需求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如果房屋的购买支出所占的比重过大，自然会挤压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国际上公认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的警戒线为６比１，可是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远远超过了这一比值。由于买房需要相当的前期积累，同时还贷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人们的购房压力日增，为了承担这一不断加重的消费负担而极力压缩其他方面的消费也就顺理成章了。

　　消费疲弱的反面是储蓄率的据高不下。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０２年的统计表明，中國私人部门储蓄率为４０％，也就是说老百姓每挣１００元钱，其中的４０元存了起来。０５年我国的储蓄率更是高达４６％，并且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以储蓄率高而著称的日本，在其峰值的１９７０年也只有３１. １％，可见我国当前的储蓄率之高。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储蓄等于投资与净出口之和。由此可知，我国的外贸盈余也好，高投资也好，都是建立在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或者说是居民的消费疲弱基础上的。

　　最近，日本公布在９０年代因经济不景气而实行超低利率以来，储户的利息损失高达３０４万亿日元（折合成人民币在２０万亿元左右）。由此可知，低利率实际上是变相地向企业等资金的借用方进行补贴的一种政策，它在损害资金所有人的利益的同时，换来的往往是低下的资金使用效率。之所以实行低利率政策，是国家为提振不景气的经济而不得已采取的。经济在高速增长时若继续实行低利率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或出现泡沫经济，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实际上，若是单单出现通货膨胀，市场的名义利率会自然提高，因为贷款人的利息收入中必须包含通货膨胀的风险损失，即避免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为负。这样，就不容易出现泡沫经济。怕只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物价指数（ＣＰＩ）又出奇地平稳，甚至政府为了维持低利率政策而有意操控ＣＰＩ（在物价有上涨压力时限制政府掌控的公用事业服务的提价等做法），这样就有使经济泡沫化的危险。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压低ＣＰＩ才能实现ＧＤＰ的增长呢？因为ＧＤＰ的增长实际上指的是实际ＧＤＰ的增长，而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是名义ＧＤＰ增长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膨胀率与名义ＧＤＰ增长率一样高，那就等于经济没有增长。所以，只有压低通货膨胀率才能使好看的名义ＧＤＰ变成“真实”的经济增长。而如果老老实实地通过收紧银根来消除通货膨胀，就会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下来，这绝对不是各级政府所愿意见到的。总之，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只要ＣＰＩ的统计数字没有大的上涨，政府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干快上了。

　　由于民众受到前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投资渠道狭窄的限制，即便名义利率再低（实际利率为负）也不得不把将近一半的收入存入银行，或投入到认为“能够保值增值”的房地产中去。而我国目前被低估了的通货膨胀率又给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一个绝好的借口。这些老百姓为将来准备的辛苦钱成了当前大规模投资的资金来源，也是我国对世界所作的贡献——中國的老百姓紧衣缩食向发达国家提供消费资金。遗憾的是这种“奉献”并没有赢得对方的好感——欧美等国不断地指责中國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进行倾销等。

　　极度的消费疲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失效，跌入流动性陷阱中。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个假说，指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可是我国目前的“流动性陷阱”具有中國特色。人们并不是因为担心利率上升而储存货币，而是因为被“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才拼命储蓄的。所以，若不推翻这“新三座大山”，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启动消费。人们除了把收入存入银行，就是投入房产。其结果是造成银行有钱贷不出去，存贷差越拉越大，同时，房价则是越涨越高，泡沫越吹越大。

　　ＧＤＰ与通货膨胀统计的奥妙

　　高储蓄率只不过为高投资创造了条件，若不能把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投入到大规模的建设中去，就会像９０年代的日本那样陷入经济不景气中。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民所持有的金融资产高达１，３００万亿日元（相当于９０万亿人民币）。可是由于投资低下，这么大量的资金被闲置了下来，结果造成了通货紧缩、超低利率与资金外流。日本政府为了挽救经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整个９０年代也只投入了１００万亿日元（相当于７万亿元）的财政资金进行公共建设。结果是杯水车薪，非但没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反而保护了落后，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美国在３０年代大萧条时期同样因为财政投资不够彻底，没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大萧条，直到美国参战后在巨大的财政赤字的刺激下才最终摆脱了大萧条的困局。当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绝不是什么挽救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它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短视行为，其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

　　中國政府在面对９７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同样首先想到了凯恩斯这位老先生。通过发行大量的国债进行公共投资，使我国避免了经济的过度下滑。若单纯从国债的发行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债总量并不大。截至０４年底，我国的国债余额为２９，６３１亿元，其中内债２８，８０３亿元，外债８２８亿元。国债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即国债负担率为２１. ６％，远低于由欧盟规定国际公认的６０％的警戒线。可是，考虑到９７年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前，我国的国债余额只有６，０００亿元左右，而９８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年就增发国债１，０００亿元，其增长速度是惊人的。

　　事实上，我国通过发行国债筹集的建设资金并不足以造成如此高的投资率，关键还在于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经济转轨中，在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得推进的情况下，政府实际掌控着大部分的国家资源，其通过各种手段调动的资源远远超过国债的发行量。在其他国家，消费疲弱将导致投资的下降，可是，在当前的我国却正好相反。除了跨国公司看中我国的巨大的市场潜力及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把中國大陆作为其生产加工基地而进行的投资外，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在这一轮的投资热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现今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主要是看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是ＧＤＰ的增长率，在民间消费无法启动的情况下要拉动经济增长，只好由各级政府自己赤膊上阵，进行大量的公共投资，大搞政绩工程了。可是，搞工程的钱从哪里来呢？单靠税收毕竟有限，于是向银行借款，或通过政府担保为国有企业等向银行借款，这样造成了政府债务的急剧增加。据一些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地县乡三级政府的负债总额在３万亿元左右，几乎相当于国债余额的规模，而且债务总量还在增加。还有就是卖地。为了使土地卖个好价钱，就千方百计促使地价上涨。同时，房地产的暴涨本身也会抬高ＧＤＰ的增长率。所以，在这一轮房地产上涨过程中，各地政府是乐观其成，甚至还少不了在其中煽风点火，引导舆论的。在一些城市，尽管房价已严重脱离了老百姓的购买力，可是开发商却依然气定神闲，不怕崩盘，还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是不希望房价下跌，在关键时刻甚至还会出来托市的。

　　高投资自然带来了ＧＤＰ的高速增长。可是，在资金净流出的情况下，这么高的投资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呢？让我们来看一下ＧＤＰ与通货膨胀计算中的奥妙就明白是什么道理了。

　　ＧＤＰ是指：“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定义简单，但内涵复杂，这里无法展开来解释。不过大家记住一点，以我国目前的投资方式是很容易抬高ＧＤＰ的。比方说建一个形象工程，如果精打细算的话要花费１千万元，这样ＧＤＰ就只增加１千万。可是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同时又缺乏监督，所以就会出现虚报工程造价，层层转包，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最后变成了２千万，结果ＧＤＰ就比原来的翻了一番。而被腐败了的１千万元因为没有伴随相应的实物投入，所以不会刺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如果是个豆腐渣工程，过两年大修又花了５百万；或者下一任领导看不顺眼进行改建花了５百万，这些自然都是组成ＧＤＰ的一部分。

　　另外，房地产的暴涨也拉升了ＧＤＰ。如果新房价格涨了一倍，这一部分的ＧＤＰ也相应地翻了一番。可是有人会问，房屋价格的上涨难道不计入通货膨胀吗？对。根据国际惯例，房屋被看作是资本品，它的涨跌不计入ＣＰＩ，而只有房租的涨跌才计入ＣＰＩ。所以，只要租金保持稳定，一年房价即使上涨５０％也不会体现在ＣＰＩ的统计上面。可是，对于要花费一辈子积蓄的大部分才能购买房产的广大民众来说，他们所感觉到的通货膨胀率又是多少呢？！在一个房地产泡沫浓厚的市场上，往往存在着房价与租金背离的现象——房价涨而租金稳。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租金反映的是真实的消费需求，而房价反映的是一种投资需求。脱离消费需求的投资是泡沫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

　　人们会质疑这种统计方法的科学性。其实整个ＣＰＩ的计算方法在经济学界也有不少争议，只是我们目前还没能开发出一套更科学有效的统计方法来代替它。总之，我们说现在没有通货膨胀，只是说根据国内目前的一套ＣＰＩ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真的没有通货膨胀问题。一般来说，资本品价格的上涨最终会传递到消费品价格上来的，所以只要把统计的关卡设在消费品上，一样能够反映出物价的涨跌情况，只是这里有一个时间差。而且，除了类似石油危机等因能源等上游产品短缺造成的资本品价格先上涨，然后再传递到下游产品的情况外，一般总是首先因为下游的消费品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然后再传导到上游的资本品的。可是，在泡沫经济的情况下，资本品的价格往往在脱离基本消费需求的情况下上涨，因为人们这时把资本品主要是作为一种投资理财的工具在使用。

　　繁荣表象下的危机

　　投资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投资最终必须转化为消费才能完成其使命。在一个投资高潮过后如果没有一个消费高潮来接下这个盘子，投下去的钱就可能收不回来，银行就会因此出现大量的呆坏账，而这实际上就是吞噬了老百姓的辛苦钱。那么，我国今后的出口及消费需求能否接下目前这个投资大盘呢？

　　从理论上讲，贸易盈余可以一直扩大下去，只要你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借给人家花，或在其他国家投资，帮助人家进行经济建设，同时人家也不反对。可问题是，人家已经那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去帮助？人家的消费水平已经那么高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忍饥挨饿地去供养？若不是自己国家的发展出了问题，是不应该出现如此有悖常理的逻辑的。所以，贸易盈余的持续存在理论上可行，逻辑上不通。而要减少贸易盈余，最终还是要靠国内消费的提振来解决。

　　其实，贸易盈余过多也好，投资比重过大也好，这些都还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过高，以及投资的效益太差。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靠的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只有这三驾马车保持合理的比例，均衡地发展，才能使国民经济处于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中。可是我国目前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引擎几乎熄火，全靠出口和投资在支撑着。０３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６０％，０４年达到７５％左右。３年来我国外贸平均以３０％以上的速度高增长，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７８% （经过ＧＤＰ调整后的数据会低一些，但不会低于６０％）。对比以贸易立国，在人们的印象中出口对国民经济有至关重要影响的日本的１８％左右的外贸依存度，就知道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多高了。而与中國处境相近的印度也没有超过２０％。外贸依存度过高，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过强，一旦国际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或者出口不能持续扩大（事实上，由于出口比例已经很高，进一步扩大的余地变得很小），经济就有可能走下坡路。另外，我国的贸易结构也很不合理——出口的６０% 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中國大陆当作一个劳动力低廉的加工基地——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虽然出口的每一分钱都算在我国的ＧＤＰ账上，可是我们只是挣了个低廉的加工费而已。这也是我国一些地区ＧＤＰ增长虽高，居民收入却没有同步提高的一个原因。

　　高投资本身不是坏事，因为投资是在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基础。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投资必须要有好的产出，否则就是在糟蹋先前的积累，等把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财富消耗完之后，不但高投资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经济也会崩溃的。事实上，我国目前投资的最大问题是效益的不断下降。据统计，９９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ＧＤＰ增长可达１. ２９％。之后逐年下降，０２年ＧＤＰ只相应增长了０. ４８％，０３年进一步下降至０. ４％以下。上年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下一年ＧＤＰ份额也在逐年下降。９９年为０. ４５％，０２年和０３年分别降至０. １９％和０. １７％左右。这里还有一个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ＩＣＯＲ），这个指标的分母是ＧＤＰ增长，分子是资本增长，也就是投资。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衡量增加１元钱的ＧＤＰ要投入多少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让资本存量增长多少。西方国家一般在１至２这个水平上，就是说主要靠效率而不是靠投入。据吴敬琏教授分析，我国的这个指标在９１年到９６年时是在２左右，０３年时是５到８这个水平上，这一水平还在不断提高。如果说是５，就是说要投５元钱才产生出１元钱的ＧＤＰ。这说明，我国目前的高增长不是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依赖于资源的大量投入。数据是苍白的，背后是巨大的浪费。这一浪费还体现在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上面。据测算，０３年我国的ＧＤＰ大约占世界总量的４％，但却消耗了世界石油的７. ４％、钢铁的２７％、水泥的４０％、氧化铝的２０％。

　　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问题，这与我国当前尚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政府掌控着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的国情还是有所不同。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我国ＧＤＰ的增长数据有虚的成分；第二，我国的通货膨胀数据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的物价变动情况；第三，我国的进出口大部分掌握在外资手里，我们只不过是在替跨国公司打工；第四，我国的高投资很大部分是政府在帮老百姓花钱，以及主要由低利率所引发的房地产泡沫促成的，其低下的效益无异于在糟蹋老百姓的辛苦钱，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总之，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并不像宣传的那么良好，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生产有余而消费不足。人们也许会觉得消费不足总比生产不足要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往往不是因为生产能力跟不上消费需求的扩大，而是由于消费不足所引发的。典型的有美国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与日本９０年代的经济长期低迷。

　　所以，我国经济的真正出路在于扩大内需，而内需的扩大需要缩小贫富差距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广大民众的后顾之忧。这些工作本来在９０年代中期就应该着手进行了，可是，我们却把发行大量国债筹集的资金都用在了修桥补路等公共投资上，而没有努力增加对教育，对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投入，白白浪费了１０年的宝贵时光。当然了，修桥补路等公共投资并不是不重要，关键是要协调好长远发展与眼前增长的关系。为换取眼前的高增长而极力维持低利率政策，盲目扩大投资；以及各级政府或明或暗地鼓励炒房，推动房价疯狂上涨。这种短视的、杀鸡取卵式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最后必然会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其实，上述事实并不难确认，道理也不复杂，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更长远的眼光，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来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呢？经济发展也好、社会进步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的过于强势都是有害的。目前的消费疲弱只是表象，深层问题是社会各方利益分配的极度失衡。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只希望通过做一些小打小闹的表面文章来启动居民消费，最终不会有好的成效。世上没有一套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建设，只有通过一种良性的、均衡的博弈才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做好裁判员，而不是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吹黑哨。我国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权力过大，缺乏监督，这种状态是不利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所以，我们目前迫切要做的是以扩大民主，限制政府权力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从根本上启动居民消费，使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坚实途径。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瞿晓华

　　邮箱：ｑｕｘｉａｏｈｕａ@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瞿晓华

　　关于日本人使用“支那”一词是否含有侮辱中國的意思，最近又成为一个沸沸扬扬的话题，前些时候新浪网使用功能变数名称“ｓｉｎａ”，曾引起一些爱国人士的呕血之愤。不过对于“支那”一词的由来，日本人为什么要用“支那”称呼中國等深层问题，却很少有人谈起，因此试图在这里对“支那”问题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明治维新前日本对中國的称呼

　　日本和中國交往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國文化一直怀有敬仰之心，在隋唐时代日本专门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来学习文化，这些结果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与中國在文化上最亲密的国家。当今世界上使用汉字的国家除了中國之外只有日本了（韩国、越南等废除了汉字），这有点象英国和美国在语言文化上的亲密关系。日本文化受中國古典文化影响很深，日本文化比中國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的文化更接近汉族文化。英国和美国的语言文化纽带让他们成为密友，中國和日本的语言文化纽带让我们成为仇敌，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尽管中國有５０００年的历史，可是“中國”这个名称却意外地非常年轻，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中國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國”。古代中國根据秦、汉……、明、清等朝代的不同，正式国号也跟着改变。比如清朝时中國的正式名称是“大清”或“大清帝国”。尽管正式的国号没有叫过中國，中國民间倒是有“中國”或“中國人”的俗语辞汇。不过以前人们提到“中國”一词，一般狭义地指中原地区，“中國人”就是指中原人，以区别于新疆西藏蒙古的边民，以前并没有用“中國”代表国家的用法。

　　日本由于与中國接触密切，也按照中國的朝代名来称呼中國，不像与中國接触少的西方国家，不管中國什么朝代，都一律称之为ＣＨＩＮＡ。日本在隋朝时称中國为“隋”，唐朝时称中國为“唐”，所以有“遣隋使”、“遣唐使”的辞汇。以前日本在提到笼统的中國概念时，则称中國为“汉土”或“唐土”，把中國字称为“汉字”，把中國语称为“汉文”。日本古时既不用“中國”，也不用“支那”代表中國，这些词在日本出现都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

　　到了日本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随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外来语用词也时髦起来。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不再称中國为“汉土”，而是按照外文音译把中國称为“支那”，结果这个称呼一下流行起来，一时间报刊书籍都用“支那”称呼起中國来。也许有人会有疑问：日本人把中國音译为“支那”两个字，其中是不是隐含有侮辱中國的意思？

　　由于汉字是会意文字，每个字都有意义，把汉字作为拼音使用时，选用哪个字来表音还真是个问题。钻牛角尖的话，可以说汉语中的“美国”含有“美丽之国”的赞美之意，但是一般中國人并不以为“美国”一词含有任何褒义。有的网人把美国改写成“霉国”，这倒是别有用心的了。如果日本使用的是拼音文字，不管用“Ｓｉｎａ”称呼中國，还是用“Ｃｈｉｎａ”称呼中國，大概中國人都不会生气，可是日本偏偏使用和中國一样的会意汉字，这一下问题就来了。

　　从汉字的会意角度出发，“支那”这个词本身有没有隐含的贬义呢？如果使用文字狱式的考证，可以发现“支那”这个词背后还真有隐含的贬义。日语中“支”这个汉字有“末端”的意思，我们现在常说的“支部”、“支队”，就是直接从日本输入的辞汇；日语中“那”这个汉字有“地方”的含义；所以“支那”可以用会意的方式从字面上理解成“末端的地方”。“支那”一词隐含有“末端的地方”的含意，这不是日本人有意借“支那”的会意来贬低中國吗？

　　不过考证一下“支那”一词的由来，就会发现最早把中國称为“支那”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古时印度人称中國为ｃｉｎａ，据说ｃｉｎａ是来自“秦”的音译。古罗马称中國为Ｓｉｎｏａ（见《旧约全书》），后来英文中的Ｃｈｉｎａ和法文中的Ｃｈｉｎｅ，据说均来自这个语源。现在英语中Ｃｈｉｎｏ或Ｓｉｎｏ的词头代表中國，比如Ｓｉｎ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表示“中日战争”，Ｓｉｎｏｌｏｇｙ意思是“中國学”。中國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为汉文。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ｃｉｎａ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國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國。佛经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这个词带入日本。

　　由于发明“支那”这个词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所以可以排除日本人假借汉字的会意方式贬损中國的可能性。

　　二、辛亥革命前的“支那”称呼

　　上面说过，“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國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國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國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國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國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中國人为此而气愤吗？非也。原来那时的中國汉人，特别是中國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國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

　　那时中國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援中國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國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國”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１９０２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１９０４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黨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國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國，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國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國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國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國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國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在辛亥革命前，“支那”这个词是被中日两国都承认的名词，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什么异议。可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

　　三、辛亥革命后的“支那”称呼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國有了一个新的正式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并没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清王朝倒台后，中國发生了内乱，各省獨立，南方的革命黨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叫“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但那时“中华民国”的范围只限于南方数省，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不属于“中华民国”。此时清王朝倒台，已不能称中國为“清国”了；而称“中华民国”也不合适，一是因为那时“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國全国（南北和谈后北方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号）；二是因为日本政府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國。１９１３年７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國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國。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同时，日本表示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可是日本政府只是在中文的文书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的文书中，则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國。开始日本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遇到多大问题，因为“支那”这个词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中國人一时间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

　　１９１５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起点。１９１９年的日本转接德国租界问题，又引起“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当时爱国人士提出的一个抗日话题，就是日本称呼中國为“支那”。一些爱国青年提出日本称中國为“支那”是有意侮辱中國人，于是一把爱国大火便烧了起来。爱国志士纷纷向政府上书，要求抗议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国”辞汇的做法。此后中國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都没有结果。

　　日本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呼，除了有上述１９１３年７月日本政府的规定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华”一词暗藏着对日本的轻蔑。原来历史上“中华”、“中原”是为了区别周边异民族国家的用词。以前中國把东方的异民族称为东夷（日本人、韩国人），把南方的异民族称为南蛮（东南亚人），把西方的异民族称为西戎（西亚人），把北方的异民族称为北狄（蒙古人）。中华和夷蛮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上对下的朝贡关系。日本人认为中國人自称“中國”，含有天下之尊、文化上优越的骄傲感，因此一些他们认为改称“支那”为“中國”，有承认自己是“东夷”朝贡国的被侮辱感。这是日本不愿意使用“中华民国”和“中國”的内在原因。

　　“中國”这个辞汇，尽管中國人未必认为它就是“中央之国”的含义，但不可否认按照字面可以把“中國”解释为“中央之国”。当然中國政府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时，并没有想到要侮辱日本；而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共和国”一词，也未必有侮辱中國之心。可是汉语是会意语言，一个辞汇有很多引伸意义，在辞汇上做文章就会搞出好多名堂，因此中國才有文字狱的出现。

　　清朝有个大臣写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被搞文字狱的人引伸出“清风”就是比喻“满清人”，结果该大臣被砍了头。近代中國和日本的爱国人士又把文字狱引伸到国际舞台，中國人说日本称“支那”是有侮辱中國人之意，日本人说中國自称“中华”有侮辱日本人之意，对一个名词内在含意的不同理解搞成一场国际纷争，也是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难于理解的。

　　不过在中國政府的再三抗议和敦促下，１９３２年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在政府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律使用“中华民国”，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國为“支那”。一直到日本战败后，１９４６年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中日间这场关于中國国号称谓的争论，在战败日本的全面妥协情况下彻底解决。

　　四、现在的“支那”问题

　　日本战败后完全接受中國的条件，在公开场合不再使用“支那”一词，此后一段时间内“支那”一词被中國人忘记了。一直到１９６０年代美国出兵越南时，中國大陆报刊上再次出现了“印度支那”一词，原来欧洲人把处于中國和印度之间的地区称为“印度支那”，越南等国所在的半岛称为“印度支那半岛”。中國大陆照搬西方的称呼“印度支那”，当时大陆人对“支那”这个词似乎并不在意，不过台湾国府却把“印度支那半岛”称为“中南半岛”。

　　可是到了１９９０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反日情绪的升温，“支那”一词又被中國人回忆起来，作为日本侮辱中國人的罪行之一。现在日本的主要媒体看不到“支那”一词，但是一些右翼分子却不时挑起这个话题。东京知事石原就在公开场合说“支那人”，引起得中國爱国志士的气愤填膺。而石原却辩解说“支那人”一词不是贬低中國人，反而是尊敬中國人的意思，因为“支那”这个词最早是中國人发明并被中國人承认的。

　　然而石原的说法显然是强词夺理。比如现在中國人把日本人称为“倭奴”，明显有强烈的贬损之义。可是古代日本人却自称自己是“倭奴”，中國汉书上有“倭奴国”的记载，日本也出土过中國汉朝皇帝赐给倭奴国王的金印（金印上刻着“汉倭奴国王”）。如果现在有人把石原称为“倭奴”，并说这是为了尊敬石原，因为“倭奴”这个词最早是日本人发明并被日本人承认的，我看石原也未必能接受。

　　目前一些日本右翼人士别有用心地挑起这个话题，与其说他们主动挑起事端，不如说他们是在对中國爱国人士骂日口水战的“应战”。中國爱国者在网站上铺天盖地散发“倭奴”、“鬼子”、“小日本”等辱日称呼，难免激起日本爱国者的反击，重提“支那”这种让中國人气愤的辱华辞汇。当然中國用“倭”等蔑称称呼日本人，并不是现在独有，历史上每次反日运动中都有同样的骂剧重演。

　　在１９１９年“五四”反日高潮中，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出版的王拱壁《东游挥汗录》是当时很有煽动性的代表杰作。现摘录一段如下：“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报界及着作均用”支那“二字，政府公牍则舍中國民国二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礼，并不以国家视我也。是我中國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

　　在上述文中，作者一方面抗议日本报刊用“支那”称中國是对中國人的侮辱，可是作者却在自己公开出版的书籍中蔑称日本为“倭”、“倭人”。中國人既然明白自己听到“支那”这样侮辱性的称呼心里不舒服，又为何不能想到日本人听到“倭人”这种侮辱性的称呼心里也不会好受呢？中國人抗议一些日本人故意使用“支那”一词歧视中國，本来是完全有道理的。可是我们看到一些中國人在谴责日本人用“支那”一词侮辱中國的同时，自己却又用“倭人”、“鬼子”、“小日本”等歧视性词句侮辱日本人。

　　孔子说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叫日本人“倭人”、“鬼子”、“小日本”，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承认日本人也有同样的权利叫我们“支那人”呢？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停止用各种歧视性词语蔑称日本，又何必责备日本人用“支那”来蔑称我们呢？

　　最后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支那”这个词到底是不是对中國的蔑称？如果是的话，其轻蔑程度有多大？从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从江户末期开始用“支那”称呼中國，当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國的确没有侮辱中國的意思，中國人自己也不反对“支那”这个称呼。可是辛亥革命中國改了国号后出现了问题。中國的正式国号“中华”或“中國”，日本人认为其中含有对日本等“前朝贡国”的傲慢含义，所以不愿称中國为“中國”，坚持称中國为“支那”，这时日本人称“支那”就包涵了一些对中國人的轻蔑成分，但并不是很严重，比中國人称日本人为“鬼子”、“小日本”的轻蔑语气要轻一些。打个比方，中國人往往喜欢把黑人称为“老黑”，“老黑”有一定轻蔑之意，但并不强烈，比称“黑鬼”缓和得多。日本人称中國人为“支那人”，与中國人称黑人为“老黑”的感觉有些相似，并不是一个特别恶毒的歧视用语，而是带有一种微妙的轻蔑感觉。

　　综上所述，“支那”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國和日本在“支那”和“中华”的汉字会意上解释不同而引发的争执。日本战败后被迫承认“中國”的国号，不过现在的日本人认为“中國”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名而已，不再认为“中國”含有“中央之国”的傲慢含意，与中國人不认为“美国”有“美丽之国”的含义一样。

　　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写于日本

　　作者:林思云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悠久而坚固的联盟，终于面临大破裂的格局，而制造这一价值分裂的“祸首”，就是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该剧重塑郑成功麾下叛将施琅的爱国主义英雄形象。第四代儒生陈明声言，策划《施琅大将军》的原因，乃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大陆新儒生据此展示了坚定的国家主义立场。

　　亚细亚国家主义的历史逻辑，就是要承认中國历史上的所有正统国家，也即从夏商周、秦汉魏晋到元明清的王朝谱系。所有被纳入这一谱系的先朝，都是合法的政权，应当受到追穰，因为正是它们向现代国家提供了包括国土和人民在内的政治遗产。不仅如此，依据这个逻辑，传统国家（前朝）对国土和人民的维系（扩张或失落）状况，就成为政治评判的基本尺度。国家主义为此制订了自己的第一定律：凡是有利于捍卫和扩展疆域的就是“国家英雄”，反之就是“国家罪人”。对郑成功旧部施琅的政治平反，正是第四代新儒生用第一定律推导出的必然结果。

　　但国家主义也会面临种族问题的严重困扰，也即如何区分入侵异族和本土国家政权。国家主义为此增设了第二定律来弥补第一定律的逻辑缺陷：凡是在异族尚未占领和统治中原之前，一切针对“他者”的抗击活动，皆应视为爱国行为，屈原、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此被纳入了国家英雄的光荣谱系；而一旦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国家接管，则“他者”就转换成了“自者”，也即合法的统治者，而此后所发生的任何抗争活动，都应被视为叛逆和分裂。

　　这个从“他者”向“自者”转换的过程，国家主义者通常誉之为“民族融和”，因为它符合国家主义的空间信念：尽其可能地征服更为广阔的土地和获取大数量的人民。所有成功的征服者如嬴政、刘彻和康熙，都曾受到国家主义者的热烈讴歌，而那些丢失土地的皇帝，则成为无情嘲弄和抨击的丑角。国家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卖国贼”，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爱国主义者”。

　　有关吴三桂的政治鉴定就是这样出笼的。在国家主义看来，清兵入关和征服中原之前，吴三桂背叛明朝政府在先；清政府完成权力接管之后，他又举兵云南、背叛清朝政府在后。这是双料的国家叛徒，应当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两次。

　　但国家主义的第二定律跟第一定律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定律依据的是国土信念和政治地理学逻辑，而第二定律却把政治权力接管（确立新国号和权力“合法化”）作为道德转换的分界线，据此分辨爱国和叛国，但这势必跟有关国家正义（侵略和被侵略、占领和被占领、屠殺和被屠殺等等）的公理性常识发生冲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主义的历史逻辑。民族主义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确认汉人作为统治者的唯一正统地位，而指认所有异族为入侵者和非法征服者。在民族主义的视域里，民族的“他者”不能转换为“自者”。“他者”永远是“他者”，即便它登基和掌控最高权力，它仍然是可耻的入侵者，必须给予坚决反抗和推翻。民族主义者是汉种族的强硬卫士，坚定地捍卫着汉族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地位，并且把这种种族纯粹性当作自己的核心信念。民族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汉奸”，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民族英雄”。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土想象边界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国家主义的第一定律符合民族主义原则，但其第二定律却与之发生了激烈冲突。屈原、岳飞和史可法等人的抗争行为发生在政治分界线之前，所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但郑成功的抗争行为却发生于分界线之后，也就是发生在满族人建立清帝国之后，所以，对于郑成功的判定，新儒生的国家主义和汉民族主义必定会出现严重分歧。

　　由于国家主义史学家的暧昧立场，上述分歧曾经遭到长期的话语掩蔽。只要查一下历史文献便不难发现，主流史学家范文澜和郭沫若的叙事立场是非常暧昧的。基于政治统一战线的策略考量，北京希望维持这种模棱两可的言说。因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边界总是含糊不清，而双方的专有语词也被普遍混用，例如，国家主义喜欢征用民族主义的“民族英雄”和“汉奸”两词来斥责国家叛徒，民族主义者则热衷于借用“爱国主义”一词来赞美它自己的道德烈士。而这种语词交换，只是官方史学价值混乱的冰山一角。

　　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终于揭示了这个分歧。第四代儒生所代表的国家主义，痛斥民族主义者是“种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而闽籍教授和民族主义网民则联合起来，愤怒声讨国家主义者是“汉奸”。以拥郑（成功）派和拥施（琅）派为标志，一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内讧”，已经势不可挡。

　　中國的华侨社会的历史信念，建立于“反清复明”的政治基础。南洋第一代华侨，是郑和舰队士兵和明帝国的政治移民，而第二代华侨是遭到清政府迫害的闽粤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清复明信念。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洪门”组织遍及全球，构筑着华侨社会的权力中心，并且为孙中山等近代革命黨人的发育，提供了温暖的摇篮。

　　在厦门鼓浪屿海岸，郑成功的高大雕像在风雨中矗立了多年，接受着来自当地民众的虔诚敬意。台湾的早期大陆移民，大多是郑成功及其部属的后裔，他们对郑氏和汉族祖先的缅怀，无疑是支撑其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对郑氏叛将施琅的道德平反，不仅颠覆了郑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而且会动摇整个台湾和海外民族主义者的核心价值，由此引发严重的政治认同危机。第四代儒生发动的“电视劝战”运动，正在面临严峻的历史考验。

　　作者：朱大可，写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

　　作者: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