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杂感随谈’ Category

当英雄成为灾难的副产品

星期六, 06月 28th, 2008

  先是看到那头本能驱使下幸存的猪被授予抗震典型的称号,而免去做人们餐桌上红烧肉的命运,又看某警嫂因为给孩子敞胸喂奶被媒体抓个正着,而上级慧眼迅速要将她提拔为副局座,从而结束她在某小城默默无闻平凡工作之警察命运,而今天早上看到那个地震中被救出来的“可乐男孩”也被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评为“英雄少年”去学习的时候,果不其然,中國式的英雄谱最后都会演变成为一场可乐的英雄的交易会。

  新中國和平环境下的英雄们往往来自所谓时势,作为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对英雄加官进爵是最好用的回报方法,官-在中國不是一个由纳税养活的管理型技术职位,不是能力、义务、责任和职业精神,而是是权利、利益和荣耀许诺的高回报低风险的期货,任何人都能干,只是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干罢了,而对于盛产英雄的季节,官位空缺会大量涌现,好像这些空缺没有预算问题、没有具体责任、没有职位目标、只是像一匹没有主的马在等它的主人,但是这样官缺还是不够多到大家来分配,而最常见的廉价支付方式就是各种报告会和评选,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对英雄们进行低成本的批处理,英雄们可以被用来教化冥顽不化的普通大众,可以将事迹闪光再光大,光大再放大,他们从人到英雄,从英雄到神,到政治意图的代言人,到某种导向的导游,到某种精神显灵附身的巫师,到官员们用来清点自己属地英雄产量的政绩产品,到某个媒体的选秀炒作材料,某个娱乐排行的营销,他们就这样作为灾难的副产品被各个方面合法的消费了,但是当时势过去,英雄们的利用价值消失后,他们也就像过期的报纸一样被迅速遗忘和抛弃,大都数走上了一条寂寞回归之路,这些最初来自普通人的英雄混好的当官发财,有的还成了专业的巡回报告团走穴的激情演员,口才横溢,但是绝大多数还得不得继续吃饭、上班、卖菜、去医院看病打针,甚至要终生偿还为英雄行为付出的惨重代价,这对于那些无法回归平凡的英雄来说,一时的光耀还会成为一生的阴影和心理负担。

  定义一个普通人很容易,但是定义英雄其实是困难的,英雄往往不是精心策划的产品,不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不是市场供求,不一定是按照某个道德、主义或某精神发酵的馒头,而是生物和人类自身长期以来就具有的自救和本能行为,有些是生存动力,有些是种族利益,有些是性格和人格使然,这样的事情在生物界每天都在默默上演,英雄不计其数,当非洲的野牛为保护自己的种族和孩子们宁可葬身狮口,就算是没有组织它们去四处报告和讲演,他们也会这样去做,当澳洲鹣鸟为了保护同类的鸟蛋葬而和狼搏斗的时候,就是没有提拔升迁他们也会这样做,当北美风滚草种子忍受上千年的沙漠干旱高温而等待一场雨的萌发时候,人类的几代英雄们早已经变成了尘土,他们难道不算是最后的英雄吗?

  我不知道从那个要喝可乐的孩子身上学习什么,埋了几天,肚子饿了,嘴渴了,我也会想喝可乐吃大餐,要是我说不出来,边上的人也会用水和食品去维持我的生命,这是本能和常识,要是这都算是英雄行为的榜样,可谓遍地英雄下夕烟了。

  当英雄可以像山西的煤炭一样用来挖掘、挑选、分级、评比、包装、集散、批发和交易的时候,绑在他们身上的霓虹灯已经掩盖了自身人性的光芒,这种对英雄的粗放式开发消费最终就是对英雄的消灭。

  作者:翻身到穷

“多难”如何可以“兴邦”

星期四, 06月 26th, 2008

  中國人民经受了2008年以来的重重灾难的考验。唐昊说,从这些灾难中,中國可获得从提高建筑防震标准到完善紧急情况应急机制等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迄今为止的2008年灾祸连连,似乎要以大不幸来刺痛这个古老的民族。当这个民族历经雪灾、暴亂、车祸、地震的重重考验之后,原来那种肤浅的盛世喜悦也被冲淡了许多,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凝重和沉痛。在灾区的小学课堂上,溫家寶总理更是手书“多难兴邦”四个字来表达中华民族面对频仍的灾难依然不屈奋发的态度。

  灾难固然是一种不幸,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彻底反思灾难之成因并励精图治;如果一个民族,面对灾难时能激发起贯注着理性与信仰的救赎之心;如果一个社会,已在充满着艰难险阻的茫茫前路中看准了方向——灾难就会成为“兴邦”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能从这次地震灾害中反思和汲取足够教训,并开启改革之路,应该是对生者和死者最好的告慰。

  为此,首先应该改革的是中國的危机处理机制。在中國,危机处理必须要成为一种日常机制。笔者在英国访学期间,曾对英国处理突发性危机的方式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使民众时刻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在各种建筑物的显眼位置随处可见消防条例、安全规则、注意事项等警示性贴纸,并且都是简单粘贴,便于经常更新。此外,英国经常进行消防、逃生等演练。演练时间经常在半夜两三点钟,并且要求居住人员在几分钟之内就全部撤出楼外。而每个人也都非常郑重地对待这些演习,用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甚至穿着短裤在12月的寒风里瑟瑟发抖,直到消防员确认了每一个人都撤出,检查了所有消防设施,记录下整个过程之后才回去。

  平时的演练越逼真,在真正的危机来临时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小。而危机处理规程的完善细化、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民众的危机应对能力也是在这一次次看似劳民伤财的演练中不断提高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性事件,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本能。学生可以不用老师组织,就在第一时间用最快速度逃生和救人。而在中國,由于公众对于地震的防治平时很少被训练和引导,时间长了,公众自己也会松懈甚至淡忘,危机关头逃生效率、救灾的效率自然不高。应该说,这也是地震灾害中造成人员损失巨大的原因之一。

  其次,像这样的灾害,仅靠政府本身是无法应对的,必须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地震后进入四川灾区的志愿者有数十万人,在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发出号召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律师、公司的董事长、农民工、学生、甚至一些受灾者本身,都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公民热情在这次灾难面前空前高涨,即使在那些最难以进入的山区,都有志愿者的身影出现。但与此同时,政府平时对NGO缺乏沟通和管理的后果也显现了出来。对志愿者的组织工作十分混乱,信息提供不够完整及时,地方上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什邡市委书记甚至表示不再欢迎志愿者的到来。平时与NGO不加强联系,关键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甚至认为他们是来添乱而简单地赶走,这不是正确的方法。灾后政府应该反思如何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完善社会志愿服务的日常化管理体制,把公民志愿意识对接到政府的危机处理体系中来,同时还要加强政府本身的管理水平——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最后,我们国家应该以此次令人痛心的灾难为契机,改革过度以发展为中心的思路,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民生系统的完善上。

  例如,事关民众生命安全的地震科学观测工作,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受到很大冲击。就在地震发生前几天,北京的某地震观测站在一夜之间被房地产开发商夷为平地——一切为发展让路。同时,科学研究本身也做得不够,例如地震地区的地震局网站上,主要内容、包括震前几天的信息就是春游、跳绳比赛、学习政治文件等等,没有一件是和地震预测工作相关的。长此以往,如何全面完善中國的地震监测系统?改革国家地震灾害的预测体制,去除官僚化的习气,重新建立专家、公众、政府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中國所必须面对的首要任务!

  同时,这次地震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与政府监管缺位、教育弱势、公共建筑标准过低等一系列体制性因素也有关系。在地震中有近7000所校舍垮塌,其中北川中学教学楼跨塌导致1000多名学生死亡;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倒塌,十几个班级的学生遇难;汶川县映秀小学教室垮塌,数百学生遇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离北川县城极近的五所希望小学在这次地震中不仅教学楼没有垮塌,连玻璃幕墙也没有掉落,原因只不过是这五所由同一出资者严格监督建造的学校在建筑过程中没有偷工减料,按照建筑标准施工而已。在中國,学校倒塌已不是新闻,学校不倒才是新闻;偷工减料是常态,实实在在按标准盖楼反而罕见,这才是最大的悲哀。在建筑过程、监督过程、甚至设计过程都存在很大问题而导致塌楼的情况下,尽管有老师奋不顾身去救学生,但他们又能救几个人呢?这些由制度缺陷所造成的人为错误,却要老师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弥补其万一,实在令人义愤填膺。

  因此,最重要的防震工作就是——把房子盖得结实些!地震不会杀人,杀人的是建筑。而要想盖更多结实的房子,最需要的其实是制度的全面改革。有人说,这次地震后应该提高学校建筑的防震标准,但问题是,如果制度不进步,光是提高标准又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改变以往单纯注重发展而牺牲环境和自然,不重视民生保障体系的做法,全面提升中國民生保障体系的制度化水平。

  曾子墨在采访唐山大地震预测者后说过一句话:“一个民族能够承认自己的弱点,就有进步;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就有希望。”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损失同样巨大,暴露出日本在关西地区缺乏足够的防范措施和救灾系统,但也引起了全日本对相关问题的反思和改革。之后的十几年,即使在同样强度的地震中,也再没有那样大的损失。

  所以说,多难不是兴邦的原因,只有因多难而警觉、而改革才是兴邦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那降下的国旗对生者的意义要大于对死者的意义。因为它逼迫我们必须要反思如下问题——怎样把学校建筑得更坚固,并严惩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怎样保持这次新闻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及时有效传播的能力,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怎样将捐款去向透明化,以保障人民的慈善爱心不被滥用等等——生命的代价只有换来进步,才对得起那些逝去的生命!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来源:中外对话

  作者:昊唐

为什么男人爱上色情网站看色情片

星期三, 06月 25th, 2008

  改革开放30年,也是人们获取性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的30年。二十多年前,看色情片是高干子弟们才能享受的特权(当时还有因此犯错误而被枪毙的典型案例报道过),极少数有海外关系的人也可能弄到这些“紧俏”的奢侈品开开眼界(同样有因此犯错误而被枪毙的典型案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色情片(这里指三级片而非淫秽片)也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特别是录像机的普及,人们无不津津乐道地翻录早已没有颜色的录像带。以后是录像机的淘汰和光碟的普及,于是电器和电脑市场附近满大街都是抱小孩卖光盘的妇女。现在这几年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又把光盘的市场挤掉了。说说这些历史,无非想证明人们确实缺乏这些信息,尤其是曾经的岁月里的空前绝后的性禁锢剥夺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后来才有那么多人敢冒各种风险去制作、贩卖和观看(当然观看的风险最小,但也不是没有,个别夫妻在家里看还被公安抓走呢)。

  那么人们尤其是男性爱上色情网站看A片而且百看不厌,甚至有些人整天泡在色情网站上呢?女性则往往不喜欢自己的男人观看色情照片或电影呢,她们可能觉得男人 “不正经”;更反感丈夫把别的女人勾起的欲火拿到她们身上发泄。若是丈夫要求她们一起观看和模仿,更会被她们当作一种羞辱,觉得“恶心”或产生强烈的厌恶反应。

  一方面,号称用下半身思维的男人更重视的是“性”。“性”能够带来多器官的感受和极大的愉悦,色情表演又多夸张和展现了一般男人生活里不可能实现的富有刺激性的机遇和一种多方位的性刺激,就像人们爱看武侠小说,能够排解生活里往往不得不忍受屈辱的痛苦,从另一方面获得一定的精神满足。此外,男人之所以强拉妻子一起观看,就象想通过观看色情影像让妻子“开窍”,在性生活中多学会几招,以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愉悦。可是没有多少妻子“中招”,他们只好自己泡在色情网站自得其乐了。

  有些丈夫的态度挺好,他们承认之所以要看色情片,是为了让妻子更快乐,好想学习一下他人的方法和技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那些缺乏经验和性技巧贫乏的男性的确需要“进补”,当然不是补什么鹿鞭狗鞭而是知识和技巧。在我们社会不允许正规成年性教育教学片制作和发行的情况下,色情片自然占领了这个市场,这既是讽刺也是悲哀。尤其对于那些需要治疗性功能障碍的男人来说,药物治疗配合影像教育是大有好处的,因为他们的身体功能已经减退,需要超水平的性刺激才能诱发他们的性反应。不过性技巧也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性技巧却是万万不能的。即使色情片有夸张的表演甚至冲击性道德底线等消极的一面,但是它们毕竟有其积极的一面。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因噎废食,也不能沉迷其中,忘记双方情感的交流和沟通。

  作者:马晓年

摊派—“贡献”—“自愿捐赠”

星期一, 06月 23rd, 2008

  1.在欧美国家,有所谓age, wage, marriage(年龄、收入和婚姻) 三不问的隐私文化。 沐浴欧风美雨几十年的中國对“三不问”的隐私文化已逐渐普遍认同,在此基础上,能不能更上一层楼:以人为本,从尊重人格开始,尊重人格, 从尊重别人的隐私开始。而对他人无害、无碍而自己又不想公开的信息都属于隐私,都应当受到尊重。

  2.如果说个人的收入属于隐私的话, 那么, 个人的支出当然也属于隐私。捐款(尤其是一年有N次的“自愿”捐款),是个人的一种特殊经济支出。无疑,也是一种隐私。设想一下,将他人的隐私(捐款数额)张榜“示众”,这将是一个比任何自然灾难都恐怖的社会。

  3.名人、政要等公众人物自愿公布其捐款数额的,就像他们可能乐于公布一部分隐私一样,这是他们的一种权利,有时甚至是一项义务。社会可以报以掌声,公众可以为之喝彩。但是, 应当到此为止。 再前进一步,将普通公民的捐款数额“示众”,是以扬善的名义行恶 . 在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团体、政黨内部,或许可以强行“募捐”,因为教有教规,黨有黨纪;皈依宗教,加入政黨,表明自愿接受教规、黨纪的束缚。但是, 应当到此为止。再前进一步,要求普通公民每月工资“一日捐”,道德就有沦为“專政”之嫌。

  4.中國式的“自愿”源于中國式的摊派。摊派是以前计划经济年代巨无霸式政府遗留下来的典型行政特征之一。巨无霸式政府自我感觉良好,惯于以权力进行无偿剥夺。每逢为官帽为政绩好大喜功而又捉襟见肘时,“作点贡献”便成了一把手最爱用的咒语。这句话听似轻松,但实际上是对在座各路“诸侯”暗含威胁的最后通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座各路“诸侯”尽管面面相觑,但为了官帽敢不乖乖地 “自愿贡献”? 各路“诸侯”一回到各自的领地,立马“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原封不动地将上司的作派向下层层复制……, 摊派—“贡献”—“自愿捐赠”演变过程中依然拖着又黑又粗的权力尾巴。

  5.“自愿”的后面是软胁迫,软胁迫后面隐隐绰绰的依然是权力魅影。权力的逼迫扭曲了人性,扭曲的人性造就了一批为虎作伥的群体,为虎作伥的群体构成了一个类似宗教法庭的伪道德法庭,这个伪道德法庭以起哄谩骂为特征,以审判隐私为内容,以践踏人性为乐事;既被权力扭曲,又去扭曲他人,既被权力迫害,又去迫害他人,既被权力吞噬,又去吞噬他人。

  6. 在权力主导的伪市场经济中,如果一方面对产业中大佬的偷漏税等违法行为不用有形、可量化操作的法规去规制,另一方面却对他们的慈善捐赠数额却进行“道德”上的起哄、围攻,既本末倒置,又难免令人侧目。可以这样说,没有权力的逼捐,企业的悔捐就会大大减少;没有权力的逼捐,企业的悔捐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追究才是公正和公平的。

  7.都说爱心无价,为何捐赠者都被明码标价;都说从我做起,为何责难都指向别人?张榜公布捐款者数额是以行善的名义作恶。无处不在的权力阴影把捐赠搞得恶行恶状。威逼下的“自愿”捐款和街头强行乞讨一样令人恶心。威逼下的“自愿”捐款或将毁掉中國的慈善事业。

  作者:茅国雄

汶川的启示

星期一, 06月 23rd, 2008

  一

  汶川大地震像一头凶猛的怪兽,瞬间就吞噬了数万条鲜活的生命,其中还有那么多最让我们难以割舍的孩子。他(她)们圣洁的生命花朵还未开放就已凋谢。这使我们有幸活着的人在喧嚣忙碌之中蓦然醒悟──如果生命消逝了,其他一切还有什么价值;如果孩子丧失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汶川,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人作为一个生命体,首先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个体性存在,然后才是一种泛化的社会性、集体性存在;人首先属于他自己,然后才属于某一个集体和组织。

  国家、民族、政黨以及信仰、主义、理论、道德等都是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产物,它们的价值决定于生命的价值、人的价值(人的幸福、自由、权利等),它们如果不能有助于肯定、保护和发展生命的价值、人的价值,就一文也不值。

  否定人的生命和价值,是一切奴役和压迫的根源,也是国家、民族、政黨以及各种主义和理论发生扭曲、异化和伪善的根源。

  汶川告诉我们,人是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生命和价值至高无上。以人为本,就应当以人的生命为本,以人的价值为本。尊重和关爱人的生命和价值,是一切国家、民族、政黨的道义基础,也是全人类共同遵循的至善原则和普世价值。

  二

  溫家寶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救灾现场,并向遇难者们深深地三鞠躬;在全国哀悼日,国旗徐徐地降落、缓缓地飘动。向我们诠释了现代社会的政府职责是什么,国家的含义是什么。

  洛克认为,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转让自己的权利“同意”成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人的生命应当是能够享有自由和权利的有尊严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必然包含着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

  国旗低垂,表示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同时也象征着国家权力不再是“授之于天”的高高在上的“皇权”,而是贴近人心和人情的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公共权力。国家的尊严应当体现在人的尊严上,主权应当落实在人權上。

  爱默生说:“爱的力量,作为国家的基础,还从未尝试过。”

  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斗争”和“專政”的魔咒之下,符合宪法和黨章的“公民问责”和“黨内批评”,却被诬陷为“階級敌人”向黨“进攻”和“反对伟大领袖”而遭到非法的“国家暴力侵害”。自残自耗的“恨”早已使“人民共和国”异化成了对人民自己專政的專制权力。事实证明,一个不受公民制约而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国家权力”,是中國一切动乱与祸害的根源。

  中國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尝试使“爱的力量”成为国家的基础,使异化了的国家权力回归人性,回归宪政,回归民主与“共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惟有“共和”才能使民主不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惟有宪政才能使国家权力服从于人的权利,服从于人性,具有“爱的力量”。这就要求执政黨顺应潮流和民心,主动转变执政思维,由“斗争專政”转向“共和宪政”,由“国家权力本位”转向“公民权利本位”(即权力产生于权利,服从于权利).

  三

  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军队等“国家力量”毫无疑问是中坚和主角,而以志愿者为主体的“民间力量”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有人认为志愿者们的爱心行动体现了“公民意识”。其实,出于“人溺己溺”的悲悯情怀关爱生命、救助不幸的志愿者,彰显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与公民所代表的獨立、自由、权利、自治的宪政原则不完全相同,不过两者之间也确有相通之处。

  人作为一个生物种类,要维系种群的生存繁衍,天然具备了同类之间的一种情感关怀和诉求,经过人类文明的升华,就形成了一种道德价值──人类之“爱”。其中包括两性之爱、亲子之爱、手足之爱、同胞之爱、人类之博爱等等。

  “爱”本来是人的一种类本质,具有普世性和平等性。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人的生命、财产、自由未能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从法律制度上予以承认和保障,各种專制权力借助于暴力鎮壓和思想奴化,肆意侵害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使普世之爱被扭曲、撕裂和掩埋,人类也堕向争斗和仇恨的深渊。

  代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爱的力量”毕竟是不可抗拒的。人类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够体现普世之爱的法权制度──公民社会。

  现代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民主宪政社会。“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获得另一个人同意就统治那个人”(林肯语).这就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根本原则。就是这一原则保证了社会的平等、自由和公正,使国家权力真正成为公民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保护神,使国家财政真正成为服务于民生、提高公民福祉的公共财政而非少数官僚、权贵的“钱袋子”。惟其如此,人类之爱的阳光才能普照在每一个公民身上。

  汶川大地震唤醒了埋藏在中國人心中的“人类之爱”,她能将有着长期宗法等级制传统的中國引向现代公民社会吗?

  四

  在汶川巨大的生命劫难中,最让人痛彻心脾的是数千名孩子在根本没有逃生时间的几秒钟之内,就被轰然倒塌的教学楼夺去了生命。面对这些遭受无妄之灾的幼小生命,我们每个成年人都应感到心中有愧。

  不要说地震烈度太高,教学楼理所当然要倒塌,同在一地的政府办公大楼不就没有倒吗?香港慈善机构捐建的几所希望小学教学楼不也安然无恙吗?即使倒塌,也有脆性倒塌与延性倒塌之分,倒塌只要延迟几分钟,绝大部分孩子都可以逃出死亡之门,哪怕多一个孩子逃生都是万幸啊。由于建筑质量问题而导致的教学楼脆性倒塌,才是夺去孩子们生命的真凶。

  根本问题在于,政府办公大楼是官员们为自己盖的,当然要确保质量。香港慈善机构严格审查图纸,派人监督施工,也保证了教学楼质量。而那些猝然倒塌的教学楼,却无人对其质量负责。

  在人的能力可以达到的限度之内,我们怎能把孩子死亡的原因推诿于地震,而逃避我们自己应负的责任呢?如果真的对中國人民负责,就应该更深刻更彻底地从根本体制上进行反思。

  世界上什么最大?人的生命最大。孩子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孩子的生命是大中之大。我们总是说,我们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优越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却不能建造出可以保障孩子生命安全的教学楼呢?

  是没有钱吗?我们的GDP总量已达到20多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四),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两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另外,据经济专家陈志武测算,国家每年还有预算外的资产性收入约8.8万亿人民币。我们可以在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上花钱如流水,每年耗费过万亿;我们可以耗巨资建造最豪华的办公大楼(成都市政府办公楼投入12亿)和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金融证券市场上的一笔黑幕交易可以高达几百亿,贪官们可以向境外转移几百亿、几千亿……。我们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排在世界前列(约30%),而我们在教育投入上占GDP的比例(约2.7%)不仅长期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为7%),甚至远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为4.1%).

  这些很有限的教育经费,经过各级教育部门的层层截留、挪用,再加上官商勾结,贪污分肥,最后摊到教学楼投资上就更少了。建筑商还要再从中赚取利润,就只有偷工减料了。

  一座座“豆腐渣”教学楼就是这样经过无数人之手被打造出来了。它不是哪一个人的过失,而是很多人合力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公共财政和权力由于不受公民监督和制约而走向“官有化”和“权贵化”的恶果。

  汶川数千名孩子遇难的惨剧告诉我们,民生不是一种恩赐,而是公民必须加以争取和捍卫的一种权利。惟有民主才能保证民生,而真正的民主只能建立在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公民社会之上。

  中國多灾多难,才有了“多难兴邦”之说。但是在中國历史上,“多难”都是由民众来承受,而兴起的却是骑在民众头上的一家一姓之“邦”,一帮一派之“国”。其结果是,民众“多难”而“兴邦”,“邦兴”民众仍然“多难”。惟有兴“民主”之邦、“宪政”之邦、“公民社会”之邦,才能切实给民众带来福祉,永远结束“多难”。

  作者系仲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副编审

  2008年6月20日

  作者:韦大林

文明与野蛮,傲慢与偏见

星期一, 06月 16th, 2008

  在这次四川抗震救灾的过程中,令西方记者和新闻评论员深感困惑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奔赴震区救灾怎么可以不带任何武器?中國政府领导人怎么可以随意走入灾民人群中,而且一言九鼎,一呼百应?连最为尖酸刻薄的西方新闻媒体工作者都很难在中國的灾区发掘出,一般在西方国家灾区经常会发生的灾民乘火打劫,发生民怨,暴力抗争,军警鎮壓等新闻。媒体开放了,新闻二十四小时直播,使这些在中國国内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在西方观察者的眼中却成了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

  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西方国家信誓旦旦,要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人權,博爱和民主选举制度。因此,西方的民主政治,应该与社会的文明,良好的道德,井然有序的社会,选民和执政者的良好互动和信赖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諧关系,直接相对应。而被西方世界深恶痛绝的红色政权,共產主义政黨,專制,獨裁政府,应该与社会的愚昧,落后,道德败坏,统治集团与人民对立和对抗,政府压制民怨,派军警严厉鎮壓暴民,人际关系紧张来相对称。因此,西方的新闻工作者长久以来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思维和评论模式,只要顺着上述的思维逻辑,依此类推,尽管信口开河,妙笔生花,不必讲究事实和证据。反正,听众和读者也已经听多了,看多了,习以为常,谁也不会怀疑和追究事实的真相。

  以往中國的共產黨政府面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和经济封锁,强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担心欧美政府会借救灾之名搞和平演变,颠覆中國政府,即使遭受巨大的自然灾难也拒绝接受外国的援助和支援。黨和政府因为顾虑发生灾难的不良政治影响,严格控制新闻媒体,怀疑西方媒体的不怀好意,恶意攻击,而管制西方媒体的自由采访。因此,在四十年的冷战期间,社會主義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是各成一体,各说各话,各行其是。新闻媒体作为两大阵营的喉舌,只管大声地骂对方阵营总不会错,而真正掌握对方的信息十分有限,存在严重的不对称,不完整,甚至扭曲的现象。

  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國政府随着国力的增强,自信心大增,一改以往的做法。他们敞开了国门,接受世界各国的援助和帮助,对灾区的抗震救灾活动实行二十四小时现场直播。这么一来使中國的新闻工作者如鱼得水,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尤其使得西方的媒体工作者无所适从。因为面对敞开了国门的中國,使他们看到了许多足以颠覆他们以往思维逻辑和思考模式的奇怪现象。中國的媒体工作者不避艰险,走上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所体现的敬业精神,使一向以“老师”自居的西方记者自愧不如,不得不大量引用中國记者的现场资料。为了救人,中國的新闻记者会主动放弃新闻,放下手中的新闻采访工具,直接参与抢救,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们无言以对。

  中國政府的总理和黨政首脑居然会在第一时间,亲自赶到救灾第一线和灾民感同身受。灾区当地的各级政府官员居然会不顾自己的家小,挺身在救灾的现场忙着指挥救助他人。中國的军队奔向灾区居然会不带任何武器,毫不顾忌灾民的骚动和暴亂,一心想的就是救人。带领突击队为了救援被泥石流和巨石塌方封锁了道路和断了通信的乡镇百姓,不顾生命危险,突破各种艰难险阻,身先士卒冲在救灾第一线的居然都是年过半百的将军。到现场第一线指挥和抢险的四星上将,中将,少将处处可见。亲眼见到的这一切,对西方媒体工作者是一场匪夷所思的震憾教育。

  更使他们愕然的是在这样大面积的重灾区,居然看不到灾民大规模的暴動,抗议,暴民的乘火打劫,甚至很少听到对政府的抱怨。相反,他们看到的是灾民对政府和军队及时救援的感激和送茶递食物,亲如家人的爱护。刚脱离了险情的受灾人员回身加入了救灾行列。灾区的人们展开了自救和互助。被压在废墟下的灾民,为了担心救灾人员的安危,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教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救下了他的学生。商店老板打开了店门主动救济灾民。工厂业主敞开了厂区大门主动安置灾民。大批出租车司机主动免费接送灾民。大批自愿救助者从四面八方不远千里开车赶到,带来了自费购买的食品和水到灾区帮忙。

  两岸三地的人们和海外华侨踊跃捐款,捐血,捐献救灾物质,心系灾区居民的安危。患难中见真情,人类的善良本性战胜了政治歧见,社会地位和贫富的差异。人们把支援灾区,为灾区受难同胞出一份力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一切亲眼目睹的事实,使西方的所有媒体不得不改腔换调,按照他们人性和良知的判断,作出了正面的报道。通过这次的抗震救灾,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快速应变,尊重人權,与灾区人民同甘共苦的实际工作效率。在这场巨大灾难面前,中國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那些极端仇视中國的西方媒体也不敢信口开河,恶意攻击。

  总之,这场发生在中國四川的抗震救灾中國社会的大动员,对整个西方世界都是一场大震撼,大教育,会使这些生活在所谓西方文明世界的人们,出现一种思维逻辑和思考模式的错乱,不可思议,事情的真相怎么会是这样?如果对照发生在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所造成的海啸灾难,四川在遭到八级地震和数百次余震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状况?在这里按照西方习惯了的思维逻辑和思考模式,似乎错了位,乱了套?

  据报道,就在卡特里娜飓风肆虐后第4天,路易斯安纳州第一大城市新奥尔良掠夺攻击事件频传,甚至出现妇女遭强暴、婴儿被偷抱走等报道,全城陷入无电,无水,无粮,无政府状态,一些地方还甚至发生了爆炸事件。救援人员在从淹水的医院撤出病患人员时,遭到一名狙击手射击。街上尸体横陈,携带斧头与钢管的歹徒把医院里的药品洗劫一空。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布什在白宫发表广播讲话说,除了已经抵达飓风灾区的4000名军人之外,还将派遣7000名现役军人前往灾区维持治安。美军宛如在自己家里打起了城市战,新奥尔良变成了巴格达。

  来自阿肯色州的300名国民警卫队员率先抵达新奥尔良市,他们受命可以在必要情况下开枪击毙猖狂抢劫、强奸的暴徒。有关评论说,人们有理由对此感到厌恶:印尼去年海啸发生时,人们都伸出手去帮助那些受害者,没有一个人去抢东西,但现在这却在美国发生了,让人们看到了“文明国家”的另一面。记得当年在加拿大留学时,本人不止一次听到过有关在蒙特利尔一次警察罢工所发生的。全市没有了警察,满城的良民百姓欢天喜地把所有商店洗劫一空。连商店的老板也在搬自己店里的东西,因为商店里的货品是保了险的,少了自有保险公司赔。

  这些社会的愚昧,落后,道德败坏,政府和统治集团与人民矛盾对立和对抗,政府压制民怨,派军警严厉鎮壓暴民,人际关系紧张,不是发生在被西方世界深恶痛绝的红色政权,被西方谴责为“專制,獨裁”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统治下的中國,反而出现在自许为自由,民主,人權,博爱的典范,要向全世界推广民主政治的美国?而本来应该与西方文明社会相对应的社会文明,良好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灾民和执政者的良好互动和信赖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諧关系,却反而出现在共產黨统治下的中國?

  这里如果不是在逻辑上发生了严重错误,那就是在那些人为假设的前提和政治定义发生了严重扭曲。如何来解释这些在中國国内司空见惯,理应如此的社会现象,而在西方观察者眼中的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事情发生快一个月了,应该如何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学者们交了白卷,政客和政治评论家们也无言以对。只听到了一些羡慕中國中央集權体制在应急动员方面具有的优越性和一些军事评论员担心中國军事动员能力和“中國威胁论”的说法。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那些人为假设的前提和政治定义是被严重扭曲的。西方的所谓文明世界并不文明,回顾它的历史很不光彩。原始资本积累靠的是圈地运动掠夺农民土地,残酷剥削和压榨工人血汗。资本帝国是建立在海盗抢劫,靠发动侵略战争,疯狂的种族屠殺和对世界的资源和市场的掠夺和抢占,靠贩卖鸦片和贩卖奴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自由,民主,人權,博爱的任何影子,只有最野蛮的抢劫,掠夺和血腥。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系经过二百年来的不断完善,尽管有了不少社会进步,然而政府和议会终究只是占人口比例极小的资本财团利益的代言人,本质上与广大劳苦大众是对立的。美国政府只能依靠强大军队和警察的铁腕统治。美国只能依赖严酷的法律,关押起全世界最高人均比例的囚犯,建造起数量多得惊人的监狱来维持社会稳定。美国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美国的监狱共关押了超过225万犯人。人權观察指出,每10万名美国人当中就有751名囚犯。

  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制度也并不民主。以美国为例,每次大选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的选民参加选举,只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参选选民赞成就可以当选总统。如果算上大量被剥夺了选举权的罪犯和监管分子,美国的政客只须操弄金钱,投机取巧,获取四分之一左右成年人的选票就能当选,并不需要大多数的选民投票授权。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选举说到底只是一种比金钱,比家世,比人脉,比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关系和背后交易手段的嘉年华会,只是一种圈内人的游戏。选民一人一票的选择权只是当各参选政黨,财团和利益集团确定了他们的代言人,圈定人选后的无奈选择。因此,金钱政治虽然要比黑箱政治好看,亮丽得多,但是两者均非民主政治的本意,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差别。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只是走向真正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形式而已。

  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央集權的政治体制也并不像西方政客和政治评论家口中的那样專制,獨裁,那样黑暗。作为一种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政治体制,当然有着它能够长期存在的理由,同时存在它的优越性和弊病。随着社会的进步,旧的体制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启动体制改革,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必然的发展方向。中國共產黨是在大清封建皇朝走向腐朽,没落,中國长期遭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的背景下产生,领导了农民革命,打败了日本侵略军,打垮了代表封建残余和列强买办利益,專制獨裁的国民黨,才取得的政权。因此,中國政府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被称之为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毫不奇怪。中國政府必须做到像这次抗震救灾中做到的那样,才能使人民不对它失望。

  随着取得政权后的地位转变,中國共產黨政府面临了巨大的考验。为了维持中國共產黨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工农)的利益,不致蜕变为只代表了少数资本利益的政黨,在毛澤東时代曾经试图一步跨入社會主義,跑步进入共產主义。共產黨政府犯下了很多非常严重的错误,跟随着斯大林主义,把中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想共產主义试验场。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继续革命斗争,把中國共產黨自己差一点斗垮,也耽误了中國现代化的进程。是鄧小平的停止政治斗争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政策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取得了最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

  只要路走对了,政府的政策导向与人民希望能够安居乐业的愿望合拍了,中央集權的政治体制使中國政府能够集中一切力量,排除各种障碍,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辉煌。然而,绝对的权力,必将带来绝对的腐化。中國政府正面临着政府官员贪赃枉法越抓越多,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发展带来了环境破坏的矛盾,人民要求参政,监督和维权的压力越来越高涨。绝对的权力,也意味着绝对的责任。中國政府还面临着权力的傲慢和无奈的处境,即干好了,一切都是应该的,干得稍有不尽人意,就会被骂臭头,怨声载道。

  中國现有的政府官员选拔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层层协商体制,其中包含了待选官员的业绩考察和征求所在单位群众意见等步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不像西方政客所形容的“黑箱政治”那样不堪。这套体制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理性的评估,找到最合适的人选。最大的弊端在于剥夺了选民自主的选择权和罢免权,容易被黨政官员的相互勾结,欺上瞒下,舞弊弄权,造成逆向选择的结果。中國的中央领导集团知道应该要还政与民,要让人民来当家作主,但是最担心的是放手让选民来选,会出现的盲目性和不可预测性。他们担心选举结果会大权旁落,改变了政权的性质,被西方世界实现“和平演变”。因此,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即如何建立起一套新的民主政治体制,既能够充分代表了民意,又能够确保政权的性质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还能保留原有体制的优点,而不至于成为一小撮垄断资本财团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将是摆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这里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体制和制度是死的,做事的人是活的,政权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上结果显然会有不同。一个好的体制和制度,如果掌握在差劲的人手上,什么花样都有可能出现,会搞出坏的结果。一个即使是差劲的体制和制度,如果掌握在好的领袖手里,也能得出相对好的结果。中國的选民可不希望选出一个到处舞枪弄炮的牛仔,把国家带入灾难。中國的选民也不会希望选出一个只会做秀,不会做事,不粘锅,没有担当的领导人。中國的选民更不会希望选出一个贪得无厌,言而无信,挑起族群斗争,只会选举,不关心人民死活的泼皮。中國需要选出一批远见卓识,个人品德高尚,具有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和技术官僚。这就需要重新架构起一套既有公平选举,又有充分协商的全新民主政治体制。在这个方面,新加坡做了一些尝试,可以作为中國的一个借鉴。

  有评论员认为,这次的四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后涌现出的公民精神,不仅是可以重塑中國的政治面貌,而且也可能是强化中國经济基础的一个机会。经济师认为,中國政府处理这场灾难的方式,透露出社会迈向开放的迹象,未来社会对政府与开发商的问责将加强,信赖感及可信赖性也会提高。他们相信,此次地震所获得的社会资本要远远大于金钱损失,而这将成为中國未来长时间稳定、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然而能否抓得住这些机遇,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國政府也是一项重大的考验。

  四川大地震发生至今已经快有一个月了。随着惊心动魄,高潮迭起的救人,抢险,排除瘟疫,解决堰塞悬湖等大事件的过去,据报道西方许多媒体正在悄悄改变报道中國的同情调子,中國政府也在逐渐收紧对媒体的控制。一些关于中國人權、军事威胁以及攻击北京奥运会的耸动标题正重新回到西方主流媒体的版面上。出现这些现象并不奇怪,从不适应,不正常的状态,逐渐回复到以往习惯了的正常状态,正体现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惰性和守旧的特点。

  对西方媒体工作者来说,既然对许多现象和发生的思维逻辑错乱,无法解释,也找不到答案,还不如回复到原来的位置,用原来容易被西方观众和听众接受的思维逻辑和评论模式来行事,要简单得多。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既不必大伤脑筋,又可以保住饭碗。中國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挑中國的毛病很容易,又能煽情,提高收视率,何乐而不为?对中國政府来说,面对太多重大的新课题,要稳住大局,先恢复原来的一些习惯保守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尽管西方国家因赞赏中國在四川发生大地震后的积极赈灾手法,而对它暂时改观,然而当同情心消失之后,它们为这个大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而产生的忧虑必定再度泛起。只有当双方的世界观渐渐近似,并接受彼此的文化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同之后,西方和中國关系的紧张状态才得以消除。

  在这个人类居住的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多元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中國四川大地震和中國社会抗震救灾的大动员,所带来的震撼和对以往思维逻辑和思考模式的冲击不久就会消失,一切又将恢复原状。然而,随着中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國充满自信地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中國政府应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重大政策的调整和中华文明的复兴,都无可避免地对世界产生一波又一波的强大震撼和冲击。文明与野蛮的理解终将归于一致,傲慢与偏见终将消除。用谈判协商的政治手段解决国际间的争端,遏制战争,挽救人类,尽快终止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护环境,挽救地球,必将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人类社会不会老是在原地上踏步,终将迈向一个新纪元。

  作者:范立群

就范跑跑被解聘三问国家教育部

星期一, 06月 16th, 2008

  昨日,凯迪社区发出最新消息:教育部在“范跑跑”所在学校学生家长的强烈要求下,顶着“广大网民”的巨大压力,取消了“范跑跑”的教师资格。文中还附带了凤凰博主“朱光兵”的14日晚上8时许采访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的电话记录,表示“范跑跑”已被光亚学校正式解聘。

  看了这则报道,我感到无比震惊!我觉得不能不说几句心里话,哪怕这种心里话也和“范跑跑”(都江堰光亚中学的教师范美忠)5月22日在地震后发表的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样不合时宜!

  首先声明,我是一个四川人,距离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很近,也有亲戚、朋友遭受地震的灾难,至今还处于悲痛之中。

  但是,对教育部解聘范美忠的行为,我感到愤慨和悲哀!

  原因如下:

  其一,关于范跑跑(请大原谅沿用网络上对范美忠的称呼)的行为。

  灾难降临,才凸显人的生命的脆弱;灾难面前,才凸显人性的本质。可以肯定地说,灾难突降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逃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我实在不相信,凡是跑出来的人,全部都是在灾难面前镇定自若、救出了自己亲人的人。正因为如此,汶川大地震,死亡那么多人,受伤那么多人,也跑出来那么多人。

  既然如此,对范跑跑的在地震来临之时抢先跑出的行为,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过多的指责。

  作为地震灾区的人,我个人认为,在灾难瞬间降临的时候,能跑出来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跑不出来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范跑跑之所以遭人诟病,主要的原因不在于他的先跑,还在于他作为教师的特殊的身份,在于如他自己所说他在跑的时候忘记了告诉学生一声。但是,这能成为教育部取消其教师资格的理由吗?

  其二,关于范跑跑的言论。

  我在第一时间仔细阅读了范跑跑的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对范跑跑的观点,我不敢恭维,也很反感。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國,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国家,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自己的老人、小孩以及其他亲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有一千条、一万条逃跑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理由。

  范跑跑是一个教师,他自己说他很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他的学生也说他很爱教书、很爱学生,而且教得也很好,为学生的将来考虑得很多、考虑得很远。严格地说,教师仅仅是一种职业,教师不是万能的,不是董存瑞,不是黄继光,不是邱少云,不是王杰。――当然,也不排除教师中久不久出现那么一个、两个英雄人物的可能。――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要求范跑跑这个普通的教师除了教书,还必须作英雄。

  范跑跑最大的错误,就是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全国都在大力抢险救灾的时候)、用不合时宜的举动(公开发文的方式)、表明了不合时宜的观点(很多人如我这个懦夫在心里其实也曾经有和范跑跑一样的想法)。

  但是,不合时宜难道就是有罪吗?这能成为教育部取消其教师资格的理由吗?

  其三,关于教育部的决定。

  作为中國教育行政的最高主管部门,教育部对中國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究竟研究了多少?对中國的义务教育、中國的素质教育、中國的升学教育(也就是应试教育)究竟研究了多少?对中國的教育体制、方法、效果究竟研究了多少?

  对教育部的功能,我不太懂。但既然名字叫做“教育部”,我想,总不会和“教育”相去十万八千里吧?那么,在范跑跑的问题上,教育部为什么不可以先行教育,为什么要“不教而诛”呢?难道范跑跑就是真正的十恶不赦吗?那还不如干脆拉出去枪毙算了!

  作为一个公民,范跑跑在法律的范围内享有他言论自由的权利;他的言论可能很刺耳,可能让很多人伤心、反感甚至愤怒。但这能成为教育部取消其教师资格的理由吗?

  我的结论:

  1.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的社会。一个真正的重视生命、尊重人權的社会,应该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尊重别人的选择,尊重别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哪怕这种意见确实是逆流而动,哪怕这种选择确实是不合时宜,哪怕这种方式是一个异类。

  2.情理与法律、法规是两回事,这是常识。对范跑跑的言行,为什么一定要给予道德捆绑、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3.中國是一个什么事都喜欢一哄而上的国家,特别是现在网络时代。但我们对范跑跑可不可以多一分理智、多一分宽容、也多一分理解?做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声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4.教育部取消范跑跑教师资格的决定,我认为,是高高在上的老爷作风,缺乏起码的理性,缺乏起码的沟通,也就缺乏起码的人性。在范跑跑的问题上,我不知道教育部的“教育”功能体现在什么地方?

  作者:曾训骐

为什么不重视生命?

星期日, 06月 15th, 2008

  这次汶川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极为惨重,死亡加上失踪人数接近10万。在32年前的唐山地震中至少有24万人丧生。为什么这两次相隔32年的地震都造成了如此惨重的伤亡?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仍然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如果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都以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为其首要的使命,那么,唐山地震不会死那么多人,这次汶川地震更不会死那么多人。

  现行的体制不能有效保护生命权

  以这次汶川地震个案来看,国人的生命权在每个环节上都受到了系统性的轻视。

  先看看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地震预报与公布。这次汶川地震是否有预报以及是否及时公布是社会各界讨论的一个焦点。有些地方因提前通报这次地震而避免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某省的地震局网站曾事先预报了这次地震,后来该网页奇怪消失了。而且美国先于中國公布了这次地震。可见,中國在地震预报和公布机制上存在中國问题。而每提前一分钟预报和公布地震情况,都可以大大减少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现行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更关心的是政治稳定,而不是生命的安全。条例第六条规定:“不得向社会散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国(境)外提出地震预测意见”。第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条例第五章则是规定如何惩罚向社会传播地震信息的人们。这样的条例既不允许由专业部门来及时预告,也不允许专业部门来及时公布震情。把预报和公布的权力交给低效的、以政治为第一考虑的官僚系统,而且特别强调对外界的保密。这样,关系到民众生命安全至关重要的信息就被“垄断”了,并完全置民众对自己生命受威胁程度的知情权置之不顾。这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由此造成惨重的损失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次地震最让人伤心的大量的中小学生因劣质校舍丧失生命。在文明社会最优先保护的就是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发生地震的川西北是地震多发带。各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关心当地校舍的安全状况。不仅如此,也未见任何措施来检查国内地震带上其他校舍的安全。可见,学生的生命安全在政府的任务清单上长期以来并不处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这也揭示,腐败不仅仅是经济案件,而且常常是性命攸关的。如此之多的校舍倒塌也充分反映了腐败的普遍与弥漫。而且至今未见反腐的通行有效措施。

  从这次地震和震后救灾来看,虽然在灾情公布上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的来说,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是远远不够的。公民的知情权来自于公民的生命权。公民与社会有权利知道关于公民生命安全的一切真相,有权利自己亲自了解这些真相,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布这些真相。地震发生当天和五月二十三日,各媒体收到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通知,要求媒体对四川灾区报道积极、正面、向上,不要渲染负面问题;不许派记者到现场,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门户网站收到来自国务院新闻办的禁令,为报道设置了许多禁区。而关于灾情的信息越充分,越利于挽救生命。封锁信息,就是放走救命的机会。

  再看看体制对NGO的态度。在这次救灾中,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自愿救援人员据估计有二十万人之多,比军队、武警以及政府人员都多,大大弥补了政府救援的不足,使许多生命得到及时抢救。在地震发生后,民间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和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来协调民间积极协调数百家民间自发组织的NGO的救援活动。但是,没过多久,政府就迫使这两家民间NGO协调机构停止活动。政府一方面承认救灾主要民众的自救与互救,一方面又不允许民间通过自发结社来参与救援。这对在震后抢救生命与重建很显然是非常不利的。与救命密切相关的结社权,对国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再看看对军人的生命重视程度。5月31日14时56分,一架载有19人的军用直升机,在执行救灾任务返回途中失事。至今没有找到。令人不解的是,直升机竟然没有安装可以发射救援信号和记录飞行情况的黑匣子。(后来又报道说找到了黑匣子,)这样,找不到飞机,不能及时救助机上人员也就不奇怪了。黑匣子的缺失表明,不仅民众的生命不受重视,连军人的生命,甚至是优秀驾驶员的生命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次地震还暴露了中國现行政治体制的重大缺陷。据报道,在这次四川地震当中,溫家寶因愤怒摔过一次电话,对救援行动迟缓的军人们说,你们是人民养活的,你们能不能到达你们看着办。准确地说,中國的军队是所有纳税人养活的,这个军队并不是花人民的钱,花所有纳税人的钱。不过,溫家寶的这句话反映国家在体制上重大的问题,政府负责救灾,救灾需要军队,而政府却无权指挥军队,军队归黨指挥。可见,中國这个体制没有考虑过当灾害来临之际的时候如何让体制顺畅在第一时间进行救灾。这个背后还是人的生命没有从制度上得到重视。

  漠视生命的宪法根源

  以上列举的每个环节都疏忽生命的现象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讲,汶川地震造成如此惨重的生命损失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现行的体制不是为保护民众的生命为最高使命。而究其根源,问题恰恰在中國的现行宪法上。

  现行的中國宪法规定中國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民主專政。按照中國宪法,中國国家政权是一部專政机器。所谓專政是指暴力專政,即以暴力取得和维护政权,以暴力剥夺和鎮壓敌对階級的反抗。这个專政不是对动物而言的,而是对人而言的。專政的直接矛头就是对着人的性命。这样的專政体制,不仅不保障人的生命,而且以消灭一些人为已任。这反映了国家在根本性质上所存在的问题。因此,这个專政所支撑的国家不是以保护民众的生命为最高使命,而是以维持政权、保障江山为国家最重要的使命。如果人的生命的极端重要性在宪法和法律中继续得不到承认,可以肯定,天灾变成人祸的重大事件过去一再发生,今后还会继续发生。

  如果说漠视生命的制度源头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体制的话,那么,不重视生命漠视生命的法律源头则是从现行宪法开始的。在现行宪法里边没有任何关于生命权规定,找不到对人的生命权尊重与保护的字眼。在中國的宪法和法律中,国家的财产被看成最重要的,并且被大摇大摆地置于人民群众的生命之上。人的生命没在现行宪法中没有位置。如果在最重要的法律当中人的生命没有位置,而在不太重要的法律当中人的生命被置于不太重要的位置。

  国家应以保障生命权为第一使命

  在中國的法律当中,不仅不见强调生命的重要性,而且把人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分成三六九等,对人的价值进行区分,给一些人提供优先的保障。把人民与群众区分开来,把人民与敌对势力和階級敌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人民生命的价值高于群众的生命价值,群众的生命价值高于階級敌人、罪犯的生命价值。这纯粹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加以人为差别对待,而且导致在救灾当中变得完全不可行。因为当看到一个人被压在水泥板下,救援人员没法判断这个人的政治面貌,没法知道他是人民群众还是階級敌人。所以,国家对所有的人要一视同仁,不能根据政治面貌决定人的价值。应该彻底否定宪法和法律中根据人的政治面貌而决定的人的价值。

  从人權的角度来说,这次汶川地震凸现三项权力极端重要性:生命权、知情权、结社权。没有这三项权力的保障就人的生命就没有保障。要想类似唐山地震、汶川地震造成重大生命伤亡的事件不再发生,首先就应该把对生命权的保障写入宪法,把对生命权的敬重、对知情权与结社权的落实,贯穿到所有的法律、政策之中!

  作者:刘军宁

痿大作家王兆山作品赏析

星期六, 06月 14th, 2008

  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词二首”,第一首”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面对“黨疼国爱”和“民族大爱”,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

  全文如下: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黨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不难看出,此公颇有文采,虽唐宗宋祖不可比,亦我等浅薄之流所不及,此词一出,举国“忿詈”,人们亦互相转告:前有余秋雨,今有王兆山!前有范跑跑,今有王屁屁!

  此词以废墟下的“我”为第一人称,表达虽身在废墟,但心情却无比激动和喜悦的“紊乱”之情。此公以独特“艺术加工”和不知所以然的“矛盾”手法来虚构一个罹难者(坦白讲是此公自己)“精神”世界的“胡思乱想”以及死亡面前的大脑进水,可谓形象逼真、入木三分,作者虽未亲历地震,却用自己无比“错乱”的想象力来为广大读者勾勒出了一个美丽、激动、充满幻想和摇头丸的废墟下的世界,实乃虚构之“搞”手、想象之奇葩—不—“鸡巴”。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此词间接赞扬了“黨国”的猥琐——不——伟大,以及领导人的虚假—不—虚“伟”,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真不愧是新时代的思想奴隶、黨旗下的走狗,以及万民唾骂而浑然不觉的英模。

  我们先来看此词的题目,《废墟下的自述》,哇考,这样充满革命凌然气质的题目也只有受我黨教育下的走狗王屁屁同学才能够想出,此题目不但有《一个出轨女人的自述》这样充满挑逗性的吸引力,更有《一个刽子手的自述》这样带有忏悔感的丰富内涵。此题目直奔主题、单刀直入、庖丁解牛、酣畅淋漓,给人以此公想象中废墟下压抑的快感,传达出此公想象中死亡面前大脑错乱的真切,虚中带屎、屎中有虚,不但令灾区人民汗颜,更令我等国民蒙羞,我想,我们敬仰的另一“痿”大作家余秋雨先生看完此题目,也会不由得黯然泪下,发出 “之前我一直用油条擦脸,以标榜自己的油滑和无耻,但看完此公之题目此后再也不擦了”的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此词第一句,看似平淡,实为此公故意设下的伏笔,其间所隐含之无穷情感非我等小民可揣摩,但从此简单七字中我们却可以浅薄地了解到“地震这样的天灾我们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个死嘛”这样的深切韵味,而最后一“诉”字不但是押韵的韵脚所在,更是充满了动感。

  “主席唤,总理呼”!天呢,此公果然是个“痿”男,没想到刚刚进入了第二句,此公就毅然开始高潮。虽只六字,却同时包含两个对象,此公虽年界60有余,不想意淫能力却依旧高强,并竟有3P之爱好,可见作者修养之高、造诣之深、淫荡之极,此公必当淫得一手好湿。

  “黨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前面谈到此公生性奇淫,并有3P之爱好,但从之句看来,此公真乃淫荡界的老手,极乐之中仍不忘床底之语、缠绵之意。作者虽身在废墟,但依然不忘“黨疼国爱”,依然可以“声声入废墟”,这是什么精神——病!答曰,这是恬不知耻的奴才精神——病!

  “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此两句骤然急下,想必是作者已经射了,可见作者投入之深、感情之真切、动作之疯狂以及性能力之不足,但如果此公生为女人,并步入AV界,肯定是AV界的皎皎者,更可以留下“前有武藤兰,今有王兆山”这样的佳话。此两句此公还采用了“拉十三亿人垫背”的无耻手法、妄图以“十三亿人”来为自己呐喊助威的下流之举,可见作者之深思熟虑、老谋深算。而“纵做鬼,也幸福”这句点睛之笔实乃可与“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相媲美,且更简短、更直接,从这一点来说,王屁屁同志绝对短小精干、阳痿早泄。

  “银鹰战车救雏犊”,我考,此公果然是个玻璃,从此句的隐喻中可以看出,此公将自己比作“雏犊”,而性幻想的对象却充满了“银鹰”、“战车”这样阳刚的强大意味,如果在下猜的没错,此公更有SM之爱好,且喜欢金属受虐。

  “左军叔,右警姑”,此公把救灾的军人比作军叔,把女军人比作警姑,但从字面的意思上我们看不出什么,但通过前面对此公的分析,这句所隐含的意思应该是此公还有乱伦嫌疑。但让在下纳闷的是,护士作为XX中常出现的角色在此公此词中却没有出现,看来此句虽美,却仍有遗憾。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感人!就俩字儿,感人!在下真想发自肺腑地说句:真他妈逼的感人!

  “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无论从字面来说,还是从隐含意味所谈,所有的赞誉之词在此两句面前都显得那么不足,所有的猥琐之态在此公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够,所有的无耻之徒都会觉得自己其实很不无耻。因为此公已经将拍马屁的功夫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人可比的地步,已经将灾区人民的疼痛化作了意淫的强大力量,已经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和优良品质扔到了其思想罪恶深渊的垃圾堆里,对于这样一个无耻之徒、马屁之精,我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加以吹捧和敬仰,给予最丑恶化的赞誉,好让全世界人们都认清他的嘴脸。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在此公面前,似乎连早已死去的和珅都无言以对。

  面对此公之无耻嘴脸,更有网友另赋词一首,以表达对此公无耻嘴脸之佩服和敬仰。

  无名氏作《江城子  和王兆山》

  江城子——和王兆山

  天灾临世万民苦,

  孤儿啼,寡妇哭,

  中华儿女,含泪共祈福。

  十三亿人相扶助,

  此天劫,吾共渡。

  兆山拍马悦官府,

  丧汝心,忘汝祖,

  尸海死寂,亡灵怎欢呼!

  显示器前网友怒,

  恨不能,碎汝骨!!

  下面是从网上查到的此公信息:

  王兆山:山东沂南人。仲共黨员。大学文化。1977年参加工作,历任山东省出版局文学编辑,中國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秘书长,《当代文学》杂志副主编,山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山东文学》主编,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二级。1997年加入中國作家协会。 亡灵派代表诗人。

  作者电子邮件:china_qq888(at)163.com

  作者:左左北

余秋雨的眼泪和蒋国华下跪

星期六, 06月 14th, 2008

  余秋雨自从青歌会沾了一身娱乐界的臊臭以后,在文化领域的低位已经逐渐式微,那种贩卖多年的悲情闲愁市场正在变成另一种恶心的猥琐,但是他心系中华大地之纷纭政局,日夜担忧海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和苦旅市场的生意惨淡,时逢汶川地震,顿时一念,何不化悲剧为动力,化动力为利益。在网络上惊现他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时间四海翻腾云水怒,海内海外网上骂声一片,但是国内门户网站很快将不同政见的帖子删除,回顾余秋雨自纹革以来的为人,再看多年的苦旅铺垫,再看最近的表现,我发现他的长期走势一直都是为从政做准备,他苦旅了一趟,由一个最初的看似獨立思考者逐渐蜕变成了一个出卖良知的御用文人和利益集团的公关顾问,只是这次没忘了拿死去的孩子们作为脚下的铺路石,实在是让人感叹秋雨无情。

  解读他的那封信,主要论点如下:

  1.你们这些沉溺于丧子之痛没有大局意识,不懂克制自我感情的孩子家长是外敌的帮凶,(敌人反对的我们也不管怎样一定要拥护,纹革时候我这个最清楚。),你们的孩子给政府形象添了麻烦,给国际反華势力可乘之机,这次地震不是人祸,不是“天谴”(谁说这是大自然报复的我和他拼了,革命者不信邪。),地震是不可抵抗,不可预告,不可回避的天灾,天灾是什么?是免责,保险公司都不赔的,你们还不主动认罚。你们孩子的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不懂政治,不化悲痛为和諧,没有做到主动配合,帮忙不添乱。“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因此你们的孩子也要作为尊严的代价。

  2.全国都为你们灾区哀悼默哀了,面子够大了吧,这可是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待遇呀,共和国成立以来,谁有这个面子,你们得了这么大便宜还不谢主龙恩?一个佛学大师都说了,那天13亿人的哀悼叫“护持”,你们没文化不懂佛教,我给你们解释,就等于说那天你们的孩子连修行都不要,被国家组织的悼念活动一下子都成晋升成了菩萨,都突击提干了,多大的造化呀,他们都提拔成保护中國的天兵天将了,比活着时候地位高多了,天堂里吃饭都不用粮票,你们还在这里操心个啥?这要是我余秋雨被砸着了,我还得给老天爷烧一柱高香哪。

  3.那些奸商贪官是该抓,但是大家不是都忙着抗震了么,你看那个堰塞湖就在那里,湖水在,咱别的事都停下别做,等着湖水过来了,都洗刷刷的一干二净更省事。再说911布什都故意把拉登家族放跑了,做人总不能斩尽杀绝呀(我现在写这个就是留后路),所以,相信政府,相信开发商,给他们充分时间把这些麻烦的事情搞掂摆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催什么,你办户口都还要排队是吧?

  4.再说专家都说了,地震是8级,8级呀我的同志哥,你们没文化的不识大体不明大理的感情还挺丰富的小百姓还在细节上追究个啥? 8级的意思是什么,是豆腐渣和炸豆腐都是一样的,要是都到了,也就没有豆腐渣了,也就没有贪官奸商了,而你们却依旧不依不饶,你们不听主旋律,不听佛学大师和地震专家的安排,也要听我这样著名文化专家的话,我这么大名气,就给你们哭一把总可以了吧,现在不是时兴心理救援吗。

  5.我老余判断,那个堰塞湖比你的孩子重要,快去忙呀,大家都忙起来,不要想,要以主人的身份去“保持那种动人的气氛”(嘿,就跟我喜欢的娱乐节目似的),而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去横生枝节,忙着忙着就忘了,就化悲痛为力量了,就坏事变成好事了,就幸福的拍手笑了。要知道,国外那么多不怀好意的坏蛋都在等着我们出错,大家要是都能保证看上去好像没有出错,不就是等于没有出错了吗?

  余秋雨的眼泪立刻让我想起那个叫蒋国华的下跪锦竹市委书记,也是面对一群这样的要去上访的家长,当过公安局长的,比余秋雨更有从政经验的老蒋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架势,要是平日早就武警伺候了,这时候还真不好办,于是就像那些上访的人扑通一下跪在衙门前一样,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给公民跪下了,这一跪解读下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这么大官员都给你们跪下了,平时你们这些不敢叫板的草民还不震撼不领情吗?另一个是你们看我当官的都牺牲了自己的面子,你们是不是也要牺牲一下你们的孩子,我们来个交易,一了百了,要是你们这样闹下去,坏了我多年的政绩,多不和諧。余的眼泪和蒋的下跪,在这里都是同一心态的不同行动方式,只是和情急之下官员下跪比,老余那点悠然阴损的眼泪远远灭不了对于豆腐渣的怒火,丧子家长们没有那么多苦旅闲愁,丧子之痛是他饱食终日坐在图书馆里怎么也无法从文化角度上去体验和升华的题材,我未见他为没有死去的孩子流泪,未见到他为汶川的灾难流泪,未见他为中华民族的痛苦流泪,倒是当别人都流泪的时候,他却为别人流泪而流泪了,这事听上去很另类,但用来表忠心捞提干资本倒是很实惠,要是他未来受当地政府和建筑商之约去灾区苦旅的时候,可以免费给他做个体检,看看本来是心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早就剩下一个黑窟窿了。

  作者:安静怒火

老报纸——重温无数革命先烈的遗志和遗言

星期五, 06月 6th, 2008

  以下为中國共產黨黨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在解放前在国民黨国民黨统治时期的民主先声!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黨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黨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共產黨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產黨反对国民黨的“一黨專政”,但并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中國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國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國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階級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國……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國虽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國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國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黨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黨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仲共黨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國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獨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國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國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國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國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國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國的獨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國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馀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國过去專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國……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國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運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國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國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國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國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反动者企图以“共黨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鎮壓……,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學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權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黨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黨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中國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獨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黨專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黨确定的和各黨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黨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黨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黨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黨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而共產黨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國共產黨,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黨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國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黨的一黨專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動,”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鎮壓”.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黨、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作者:董桄福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星期四, 06月 5th, 2008

  到这里走走,才觉得这个国家还有正常的人,自己不是唯一的“另类”。这些日子中國人很充实,和坐了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惊心动魄。也正是从2008年,我开始渐渐了解自己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国家,其实我想说,我真的宁愿我不了解。我不能去问谁,胆小怕事的母亲,爱国的父亲,挥动着国旗的同学,把红心当头像的男友,或是砸家乐福的陌生人。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生活在城市,衣食无忧,住不起大房子也没太多钱的普通人。灾难不曾降临到他们身上,即使降临,也都会选择听天由命吧。而那一天,我坐在20层大楼上明显地感觉到楼在晃动,和所有人一样,我害怕地跑下楼,大地也恢复了平静。两小时后,我才知道,有几个县城毁了,成了人间地狱。第2天,我看了电视,哭了,出生23年,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这种景象,横尸遍野,断瓦残垣。这些景象和几天前电视上的画面差的太远。

  前几天,电视上总是有一根火之炬,一根和《指环王》中魔戒一样可怕的火之炬,它煽动了所有中國人,让他们疯为之狂,让他们不能自拔地认为,火之炬是属于他们的,而所有想抢走他的人都是莫都派来的。一群伟大的护戒使者。一部必定能夺取奥斯金像奖的影片。满目红旗和激奋到顶点的群众演员们占满了各大电视台的黄金档。

  可一夜之间,毫无预兆的灾难从天而降,打乱了导演和演员们的预期。火炬熄灭了,生灵涂炭了,本以为,大家终于可以把那个“魔戒”放一放了,停一停歌颂和斗争,为这些灵魂好好哀悼了。但没想到,导演居然硬是要把这个悲剧再拍成喜剧。拍成让爱国者们更加兴奋的喜剧。仿佛灾难是天意,而拥有“魔戒”的我们,势必会战胜它。这个可以获得奥斯卡的最佳导演让我叹服了。不得不服。他就和萨茹曼一样,可以控制人心,煽动人心。我只好把电视关上,坐在角落里,为那些埋在地下的孩子们,默默哀悼。我好累。真的看的我好累,听的我好累,电视,请你不要再来烦我。爱国者,请你不要再来烦我我知道ZF很强大,我知道温总理流泪了,我知道王老吉捐了1亿,成龙捐了1000W,我知道你也捐了……我都知道了,谢谢。但对不起,这些对我没意义。我掐过了自己的脸,我发现自己是在现实中。那些死去的人不是演员,他们不会活过来。你们尽管去歌唱去庆祝胜利。只是我的悲痛不能停止。也不会感谢任何人。

  因为在死之前没有一个人为他们捐过一分钱。他们被压在残缺的楼房下面,那些孩子,没有一个人曾经管过他们的校舍能不能经的起风雨。好吧,是因为教室面积大,不牢固,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无法预测地震。好吧,就算他们倒霉吧。可是,人死都死了,再去表彰这些捐款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再去把悲剧拍成喜剧有什么意义呢。导演,请你让我安静些吧。

  国难日过去,歌舞升平。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都能拍成闹剧的导演,我很期待,下一幕戏是如何,但是,我心里忘不掉的,是那一幕悲。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国难,也不过如此吧。

  作者:微儿

成也、败也

星期三, 06月 4th, 2008

  我写的东西,是想用较少的字把想法说明白,但想法太多,可能经常是词不达意。也常带有揶揄、调侃的味道,甚至是正话反说。对《劳动合同法》提出我想法的那篇东西题目是“历史不应倒退”。

  (一)

  十年前,我尝试写了一篇东西“搞好国有企业,促进社会发展”。开头写道“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會主義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这是一九九六年五月江澤民在原题为《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步伐》中的一段话。2005年开始再写,延续的基本上一直还是十年前的思路。

  我们知道,中國的国有企业具有极其特殊的“双重性”,就是要求国有企业即是一个政治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主体;既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体现和确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主体。遗憾的是,这个双重性,互为制约,也相互予盾。随着中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自己跟自己形成的这个极为特殊的重大的经济问题与重大的政治问题之间产生的重大矛盾就越发显得尖锐和对立。如果要国有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不得不放弃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如果要国有企业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就不得不放弃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追求的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经济效益就不可避免地实现了甚至是“最小化”;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追求的又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益随之而就减弱。…… …… 即而在理论上,到底是以“物”来决定“社會主義”还是以“人”来决定“社會主義”,最终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

  理论上不但是这样,中國的实践也加速了国有企业的弱化。

  据载,截至2006年底前的统计,全国国有工商企业拥有职工4300万,其中中央企业职工约1053万。截至2007年6月底,国有重点企业资产规模已达164142.5亿元。

  据载,截至2007年底统计,全国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就业人数达1.27亿人。其中,私营企业从业人员7253.11万人,实有注册资本(金)9.39万亿元;个体工商业从业人员5496.17万人,资金数额7350.79亿元。据载,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的大部分为高收入者的新社会阶层(5000万人或7500万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据载,截至2005年底估计,中國农民工数量约有2亿左右。

  据载,截至2008年4月17日,仅仅6个月时间,中國股市已大跌54%,中國股市总市值从38.5万亿缩水到20.9万亿元,18万亿市值蒸发。

  据载,2008年4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8.5%,食品价格上涨22.1%.

  引用这组数据,只是想说明,今天,仅从就业人数上来看,“公有制”的国有企业都是对“以人为本”最大的讽刺。也许一个CPI指数,都会左右和动摇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为国有企业付出了太多,政策上的、资源上的。有些遗憾的是,千百般呵护起来的国有企业,如今恐怕就连发展经济、调控经济、引导经济、稳定经济的历史使命也并没有完成好。2008年的雪灾,对社会和经济产生最大影响的也是出现在国有企业身上。然而国有企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据载,股票市场的“大小非”解禁,2008年有2万亿,2009年有7万亿,2010年有10万亿。而截止到2008年2月,中國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8万亿元,就是这些储蓄存款全部进了股市,也无法接住这些巨量的“大小非”。而国有控股公司是A股上市公司的主要力量,国有股“大小非”也构成了“大小非”的绝对主力。减人是为了国有企业“增效”,减股是为了公民个人增收。中國的国有企业造成了自有工业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都不曾出现过的“职工”大动荡;今天的“国有企业”又会不会再回过来去造成尚未成熟的“资本”市场大动荡。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残存着这样的观念,就是通过“公有制”依然把国有企业与“社會主義”联系在一起。再过十年,国有企业能否完成它的彻底蜕变。中國在观念上不能彻底完成对国有企业的历史脱变,中國不把主要处在农林牧副渔中的“集体”问题处理好,科学发展就不可能发展科学,再过十年,…… 因为现在就已经有迹象表明,“科学发展”已经开始流于形式。

  (二)

  社會主義是先有理论还是先有实践。中國的政治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实践者还是一个理论家。面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知道,不进行实践,就不可能去检验真理,中國的政治家也因此首先应该是一个实践者。在这里可能就有一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实践要去检验真理的什么,是要检验真理的真与伪、“对”与“错”,还是真理与谬误。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八月《增强黨的团结,继承黨的传统》).

  在还没有确诊之前,恐怕只能是疑似;在还没有宣判之前,恐怕只能是嫌疑人。在“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还不被认为是正确之前,这个“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反映出来的就不能是真理、甚至和谬误无异。反过来,既然是真理,实践者直接拿来引用就是,为什么还要去检验。已经被证实是真理了的元素周期表、太阳系学说,还有没有必要再用实践去检验。用实践去检验真理,就如同还要再去做一遍门捷列夫和哥白尼曾经做过的真理的事一样,就只能证明这是白痴干的事,要不就是吃饱了撑的。如果说“实践是检验其真理与否的唯一标准”,或者说“实践是检验其真理还是谬误的唯一标准”,恐怕也许可能还说的过去。不知有没有“中國化”的元素周期表和太阳系学说。

  这里也又产生了问题:谁来检验实践。谁的“真理”能来检验中國的实践,哥白尼还是门捷列夫。中國的实践是科学的还是荒谬的、谁来检验。污染横流、腐败横行、贫富不均、违法乱纪是否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用来“检验”中國实践的是否就是“真理”。

  理论是由实践概括总结出来的,一般来讲,理论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却似乎是想遵循“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再再实践”的过程。更甚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还要来“指导”实践(还不是检验)。如果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是唯一正确的理论,那么就是说这个“理论”无与伦比,比真理还具有正确性,是指导实践的唯一标准,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是指导实践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再加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谁是“‘真理’标准”的问题就不能不重新制定了。这样一来,恐怕就必须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制定“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唯一标准”。否则,就是在质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的唯一正确性和真理性,就是在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如果这边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边又坚持“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唯一标准”,不矛盾吗。实践敢反过来去检验理论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给中國人最大的危害,竟然是会从反面来说明中國建设的就一定是社會主義。能检验真理的实践是个什么实践?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又是什么理论(恐怕是史上最牛理论)?中國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建设的不是社會主義,就连疑似社會主義也不是,也就是说中國人从来不怀疑自己的实践是不是存在着失误,是不是跑得太偏了。这是因为中國人认为真理是正确的,那么能检验真理的实践就一定是正确的。社會主義没错,那么进行的“社會主義”实践就一定没错。定理、公理没错,那么引用公理、定理做出来的题就一定没错。更要命的是,硬把理论强加在实践头上狐假虎威,却还要倒打一耙说别人教条、还是洋教条。

  确立“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唯一标准”,就必须明确不论中國的政治家、理论家、实践者,都必须要把“理论”放在第一位,“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再再实践”。若不这样,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伪命题前,中國的政治家、理论家、实践者,就还会误入歧途,就还会回到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敬望能正确理解这段话的本意)。

  (三)

  2008年恐怕必将成为不平凡的一年。如果没有这几年政府的务实、实干,真抓实干地在实践中办了一些实事,化解了许多矛盾,2008年的“爱国”行动,恐怕就演变成不可收拾了。干好本职工作就是爱国。什么是中國政府的本职工作。先回顾一下2008年在抗击雨雪冰冻灾害中网友对政府“工作”的表现的反映,摘录几条。

  2008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猛一些./挡住了北上的各路火车,/斩断了回家看望妻儿的情结./2008年的这一场雪,/封锁了父母盼望游子的心切./我象一只折了翅膀的蝴蝶,/在冷雨飘飞的广场上摇曳./看不下同胞们焦急的感觉,/但总比半路中的兄弟还好一些./那里的野外不仅北风凛冽,/还要在那寒冷和饥渴里熬煎/突然间发现总理到身边/比吃了火辣辣麻辣烫更暖一些./忘记了空中北风的凛冽,/再一次让力量和希望重现./是您的慈祥使我忘记一切,/是您的微笑让我再次热烈./是您的温暖为我融化冰雪,/是您的信念最终改变季节.

  家宝上一线,抗灾救灾定胜天! 锦涛下矿井,采煤送煤暖人间! ——举国齐心。

  胡总的精神让人感动,人格魅力值得肯定。但是危急时刻靠精神来鼓励士气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胡总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把国家的行政系统变成人尽其职,各负其责的精干有效的政府,才是国民长久的福祉,希望胡总在治理官僚队伍的建设上要花大力气,下狠功夫,这才是民族兴旺的根本。

  感动啊!只是老胡、家宝总不能事无巨细,全都亲力亲为啊,中國这么大的国家,还是要在体制、机制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培养一批代表老百姓利益、能干事的官员,建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这种被动的局面!

  说他俩爱国吧,又觉得干的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是说他俩不爱国,可他们的行为却感动了上苍。胡錦濤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话“要坚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