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四川大地震将惊骇和伤痛带给了太多的灾民，而他们所遭遇悲惨不幸的画面震动了我们所有人。这次大灾难是中國近期所遇到的最大考验，但是对于危机的迅速反应显示出这个国家原有力量的强大，同时也显示出一些积极的、未曾预想到的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使得中國拥有更强大的能力来应对灾难，它的GDP在今年可能会达到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庞大的经济总量为处理地震影响提供了足够的财力。相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國如今的工业化程度和后勤保障能够提供的力量得到了巨大提高，从而能够实现有效救援：数千人因此被从废墟中救出。经济发展不仅能够使人们变富裕，它还能挽救人们的生命。

　　巨大的经济体也将对重建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为500万无家可归的灾民建设房屋和提供生产工具需要3000亿人民币，总的重建支出更可能超过1万亿人民币。仅仅10年之前的话，如此庞大的数目将压垮整个中國。而现在，中國的财政收入即使在2008年也会有大幅度的增长，使用其中的5%投入到重建当中就足够了。当然，那也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并且将在今后很多年带来财政方面的压力。

　　中國政府对灾难作出了最快的响应，在效率和所提供的资源方面都应该得到最高评价。更加重要的是，整个救援行动证明了对于人性尊严毫不含糊的尊重。这次，中國政府把“将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口号落到了行动上。

　　政府的救援努力值得我们赞扬，而地震的破坏范围也引起了对于中國发展模式的早已存在的思考：救援速度“第一世界国家”，死亡人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國的发展策略似乎重视数量更甚于质量。地方政府热衷于增加GDP，但是这种增长是通过预支将来实现的。举例而言，环境、教育和医疗保障如今就遇到了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房屋和基础设施则建设匆忙。

　　贪腐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据称，所有倒塌的校舍，其建筑者都可能使用了太少和低质量的钢材与水泥，政府应对这些进行调查，并惩罚涉案的官员和开发商，以避免类似情况重新发生。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应该能够保证贪污不会支配整个灾区重建过程。

　　灾难也暴露了中國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在东南沿海打工的父母们需要长途跋涉回到家乡的村庄，去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从一个层面放大民工潮现象的灰暗面。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國的出口型经济繁荣任劳任怨，但因为缺乏接受教育的渠道和高昂的住宅价格，这些人不可能将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如果希望这些孩子没有白白死去的话，中國应该建设足够多的低价住房供给这些外来劳动力，同时允许他们的孩子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

　　最使人受到鼓舞的，是在灾区的人们如何相互扶持和帮助，以及全中國的人们都踊跃捐款并投入到救灾当中。这表示出中國人民显示出了很强的公民精神。有一些专家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國人不可能表现出整体的协同，因此需要一个强力的全能的政府来管理他们。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似乎能够提供一些反证。媒体的全面彻底介入，为这种公民精神的繁荣提供了渠道。

　　在过去3年中，贪婪与空虚充斥在中國社会，它引致了股市泡沫，当股市崩溃时，很多人希望政府能够施以援手，但是，当数十万人受伤、几百万人无家可归需要帮助的时候，怎么能够将有限的金钱来拯救那些赌徒？北京奥运会是中國的光荣时刻，于是很多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那些表面虚荣的方面。仅仅是为了炫耀，财政资金就被大量用于建造成本巨大的大厦和其他建筑物。在尚有如此众多的孩子还无法拿出学费的时候，中國应该将数十亿的资金投入到那些地标建筑中吗？奥林匹克是一次充满友爱的竞赛，作为主办国的人民表现出真诚和欢迎、比赛场馆和器具足够，就可以完成一场伟大的活动。为了表示对地震中死亡的人们的悼念，中國应该将尽量少的精力放在庆典仪式上，而将这些钱用来灾后重建。

　　一个民族，她的人民在相互同情，或者一致憎恨某个外人的时候才最能够体现出自己的民族性，而只有前者才能使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荣耀。中國人已经经受了考验，这一次同情胜出。

　　作者为獨立经济学家

　　来源：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作者:谢国忠

　　“四川人怎么还没给整死？成天给人添堵。”

　　“我还在想为什么不来得更猛烈一点，……死的人不够多。”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可能许多读者在心里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匪夷所思的话是怎样说出来的？说话的人是怎样的动机？是想炒作吗？不像。是心理有问题吗？我也看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看法是，根本原因在于，在某些方面中國人说话太“自由”了。上面这几个个案只是冰山之角，整个中國社会在某些方面说话之没有“顾忌”的程度，不敢说是世界之最，也大概是之最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强大的民意基础，当范美忠被教育部门取消教师资格时，有人提出这是“因言治罪”，有人要为他打官司，而支持范美忠的人据说已不计其数。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近一段时间网络上最时髦的一句话。但是你知道吗？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你必须说人话——有人整天辱骂你、造谣中伤你，看看有谁愿意上来说要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又有谁敢提出不要因为他这种言论治他的“罪”？

　　这种不正常局面的出现原因当然众多，我在这里讨论其中的两个：第一，在中國有一批人，他们对西方社会不甚了解，却喜欢拿他们想象中的西方说事。比如，他们以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言论是绝对自由的，那接下来我就举几个例子看看美国人是如何因言治“罪”的。

　　詹姆斯·沃森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因发现DNA分子双螺旋结构而获诺贝尔奖。2007年他在媒体采访时称，试验结果表明非洲人没有白种人聪明。他先是出面道歉，之后他的实验室停止了他的职务，最终，他被迫黯然离去。

　　拉里·萨默斯是前哈佛大学校长，2005年他在一个经济学家会议上表示，由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男人比女人更适宜于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发展。萨默斯连续发表了三份致歉声明，但是最终他还是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的职务，成为哈佛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

　　2006年，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克里在一次加利福尼亚州的演讲时，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不好好学习、上不了大学，就只能被送到伊拉克去打仗。”克里不得不于11月1日表示道歉。

　　上面这三个例子是我特别挑选出来的，目的是想让读者对比一下，同样的三句话如果是在中國说出来会有什么后果？对，什么后果也没有。比如，在中國不知道有多少人把“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去扫大街了”作为口头禅。

　　这就涉及到我想讨论的第二个原因：中國社会目前还总体上缺少抵制“不当言论”的意识。年初赵本山去美国演出，令赵大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美国的华人评价他的小品是“内容庸俗，言辞粗鄙，趣味低下”，因为他的小品嘲笑了残疾人、肥胖者、有生理缺陷的人，而这些言论在美国是不允许的。赵本山被告知，如果不改变小品的内容，下次再也不要来美国了。更有甚者，还有华人要起诉赵本山歧视残疾人！

　　再回到前面的三个例子，他们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范美忠这个广受争议的个案而言，如果我们不对他的言论进行批判、不治他的“罪”，这就客观上等同于鼓励全体老师向他学习。这样简单的一个道理能在今天的中國持续发酵，也确实是一个奇观。不过我要警告大家，未来中國社会对“不当言论”的容忍度会越来越低。请各位说话时脑子里绷根弦。

　　作者:张结海

　　——以中國人的视角审视中國的实际问题

　　没有社会的反抗和对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就没有社会的动态变革，没有社会的动态变革，就没有社会的良性发展。中國自古以来，就有反对社会动态变革的传统，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当然，在中國历史上，也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毛澤東。作为当时中國最高领导者，他不仅不怕社会动态变革，而且还鼓励民众造反，促使社会的动态变革。有人据此批判了他几十年，但是，批判他的人一种可能是根本不懂得，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就意味着必须打破旧秩序，而打破旧秩序的唯一途径，就是社会动态变化产生的制衡力量。另一种可能是，少数群体掌握了社会的绝对支配权后，为维护群体利益和牢牢掌握社会支配权寻找的理论根据。如果是前者，社会实践会教育他们，任何一个社会，不怕社会矛盾或因社会矛盾而导致的社会冲突，而怕制度性维护强势力量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因为，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冲突，可以通过社会的动态搏弈，重构社会价值目标共识，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諧健康发展。俞可平先生在“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文中，开宗明义的说：“通过消灭产生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贯穿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线，也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命题或最高价值。”我个人以为，这应该是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消灭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努力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称之为“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动态重构期”。

　　要安全度过这个“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动态重构期”，就必须直面中國的现实，深刻理解现实中的矛盾乃至冲突，并对现实矛盾、冲突产生的历史原因和走出产生矛盾、冲突的前景有一个明确方案。但是，中國的现实是什么样子呢？我以为，一个是“精英”特权，另一个是资本特权，再一个是社会等级，中國的这三大顽症，我以为是制造中國灾难的根本原因。我试着就此问题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一、建构社会和平搏弈机制，是中國当前的第一要务

　　在馬克思主义、毛澤東思想指导下，建构社会和平搏弈机制，是中國当前的第一要务，因为，中國社会没有和平搏弈机制，就没有中國真正的崛起。在我看来，支撑中國崛起的有精神文化、价值秩序和制度文化三大类，精神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没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关键，价值秩序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做出价值选择的价值坐标，而制度文化则是维护精神文化、价值秩序的有效途径。但是，建构什么样的价值秩序，是中國能否构建出良好的制度文化的关键，因为，制度文化虽然是为价值秩序提供制度保障的，但决定制度文化如何的却不是制度文化本身，而是价值秩序。中國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价值秩序呢？中國人民的平等权、自由权、参与权，应该是价值秩序的核心内容，因为，没有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就没有中國人民的自由权利，没有中國人民的自由权利，只有“精英”和“资本”的自由权利，就没有中國人民的参与权利。而建构中國人民的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的价值秩序，只有在馬克思主义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导下才可能完成。有人可能认为，馬克思主义、毛澤東思想不是普世价值，但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呢？是中國或世界上最大多数人拥戴的价值秩序为普世价值？还是以中國或世界上最少数人的价值观念为普世价值？如果以中國或世界上最大多数人追求的价值观念为普世价值，比如说馬克思和毛澤東曾经论述的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或者毛澤東论述的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上平等的管理权、参民权和分享权，这些价值观念就是普世价值，但如果以少数人的价值观念为普世价值，馬克思主义和毛澤東思想就不是普世价值了。也就是说，普世价值是个怎么看的问题。当然，对于某些拥有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占有欲旺盛的人来说，馬克思“最终消灭階級、消灭剥削和压迫、每个人都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的论述，不仅不是普世价值，甚至是一种灾难，因为，在这种价值观念烛照下，他们就不能建构等级、特权制度，并在等级、特权制度下随意占有社会财富了。

　　有等级、特权和由等级制、特权制构建的、满足占有欲的掠夺模式，就没有社会的“和諧发展、科学发展”，因为，等级制、特权制，是以消除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为其实现阶层价值的主要途径。胡伟武先生在谈学习十七大报告体会时说，中國在特殊时期做出的效益优先的特殊选择是正确的，现在，如贫富差距拉大，影响到社会的和諧发展和科学发展，适时的做出调整也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胡先生的这个判断，我完全赞同，但需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在效益优先的特殊历史时期，效益优先本没有错，但在效益优先的名义下，有人大搞等级、特权优先就大错特错了。再进一步说，中國的问题不是个效益优先的问题，而是个等级、特权优先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效益优先，中國就不会贫富悬殊那么大，因为，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不是他们没本事、没能力，而是等级、特权优先制，堵死了他们通过本事和能力为社会奉献的一切通道。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中國不在和平搏弈的路子上走出实质性的一步，等级、特权优先就成了中國前途命运的杀手。

　　二、社会成员的平等权、自由权、参与权是和平机制的核心内容

　　中國要创造一个社会和平的搏弈机制，中國人就要树立人人享有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和平搏弈机制的形成。有人可能认为，让人民群众拥有平等权、参与权和自由权，可能会催生新的社会危机，但是，对于社会危机问题，我个人以为是个怎么看的问题，如果我们视人民群众捍卫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为社会危机，赋予人民群众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那就是一场所谓的社会危机，如果我们视人民群众的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为共和国的生命，维护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就是维护共和国的生命，那就不是社会危机，而是化解社会危机，捍卫共和国生命的有生力量，也就是说，你把为民执政、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利视为执政的最高准则，视自己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你就会发现，共和国的生命其实不在别处，就在人民利益、人民权利之中。当然，这有个人民情感和人民视角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人民情感，其执政视角就是从上往下看的管制视角，如果一个人拥有深厚的人民情感，其执政视角就是从下往上看的管理视角，两种视角必须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管制和管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管制意味着对等级、特权的强治性维护，而管理则意味着为民众服务，是对等级、特权的一种否定，这从中國不同历史时期执政理念的转变中就可以清晰的看出来。说到底，执政理念的转变其实是情感的转变、执政视角的转变。由此可知，科学发展观是中國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澤東思想的新发展、新选择，是社会和平搏弈机制的新构想，因为，没有和平搏弈机制，就没有社会和諧，没有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就没有社会的和平搏弈。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是对官僚机制容易形成权力欲望的纠正，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官僚机制就是制造权力欲望、权力欲望又制造灾难的机器。或许，毛澤東正是洞悉了至今人们还没有洞悉的体制缺陷，并为了避免体制缺陷造成新中國的灾难才发动的纹革。由此可见，纹革的人民民主并没有错，错的是当时缺乏规范的人民民主制度秩序。而今天，改革开放也没有错，错的则是在改革开放中取消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助长了官僚体制下的权力欲望。

　　当然，我这样说，“中间价值”论者一定会很反感，拿起“电话”的大棒对我一阵乱打。不用我说，乱打也是一种价值选择，之不过，打我者和我的价值选择不同而已。近日，我读到郑杭生先生谈有关社会学问题的一篇文章，郑先生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國的学术变迁和在中國坚持社會主義的必要性，我是十分赞同的，因为，世界历史数千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比社會主義宗旨更好的宗旨。有人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证明社會主義是不属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我则以为，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出现低潮，只能证明曾经是社會主義国家的国家，在宗旨管理上缺乏能力，比如说，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平等的管理权、参与权和分享权，从制度层面落到实处，也就是说，社會主義低潮不是个宗旨问题，而是个宗旨管理的问题。近日，我也读到了周有光先生的一篇文章，周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说，中央说毛澤東建立了新中國，但又打破了新中國。从周先生的角度，这话是对的，因为，在周先生看来，新中國就是旧中國等级制的继续，用李锐先生的话说，就是毛澤東有大罪。从我个角度上说，这话也对，因为，毛澤東不允许亲手建立的新中國，和旧中國的等级制完全一样，对于一心一意想维护旧中國的旧秩序的人来说，毛澤東当然是有大罪的。毛澤東理想中的新中國，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受外辱，没有等级，人民平等的拥有对政治经济管理权、参与权和分享权的中國，而不是旧中國的继续，他亲手打破他亲手建立的政权，再平常不过了。周先生是我尊重的一位长者，有的观点我是十分赞同的，但是，对于周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不仅不赞同，而且还坚决反对，因为，若按周先生的这个观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中國人民不仅无法获得周先生主张的人民的自由权、民主权，而且还会被等级制和资本特权逼迫得无路可走，揭竿造反。毛澤東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有了他打破新政权之举，才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周先生不可不察。

　　三、用人民民主权利筑造国家安全、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坚固防线

　　这些年，有识之士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问题的担忧日甚一日，但有人不仅对日渐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视而不见，相反，还自欺欺人的说，中國经济没问题、金融没问题、粮食没问题，什么都很好，以此证明担忧者的“无知”和多此一举。但问题是，是担忧者无知还是国家安全论者无知呢？对这个问题，稍为有点国际历史知识的人都不难看出，是后者的无知和对前者的抹黑，加重了国家安全的风险。一个国家的强弱标志不在于没有风险，而在于管理风险的能力，因为，富而不强为弱，而一个弱国的主要表现，一是缺乏忧患意识。二是缺乏战略哲学。三是缺乏风险管理和战略管理的能力。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有关战略哲学和战略管理的文章，文章不长，但却指出了国家智囊团队在这方面的无能，并指出，国家智囊不愿干的，恰恰是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文章在网站上发表之后，“精英”们马上不着边际的论述中國战略哲学如何在中國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借以反驳我的观点，虽然没点我的名，但“精英”们心知肚明，他们的矛头指向谁的，当然，我也心知肚明，因为，在我的文章之前，还没有一篇文章批评国家智囊在战略哲学上的无能。战略哲学是一门国际视野下的发展哲学，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国际发展规律的深刻洞悉和把握，战略管理则是把战略哲学转化为可以操作、便于操作，有效管理并达到战略目标地方法，而风险管理，则是化解战略管理失效时的补充办法。中國的事实证明，中國的发展既没有战略哲学，也没有战略管理，更没有风险意识，面对这样的事实，有的“精英”所谓的战略哲学从何而来呢？扯远了，回到国家安全的具体话题。美国对中國在军事上的战略围困和对中國高技术的禁运，按照“精英”们的说法，这不是美国对中國不友好的表现，而是友好的表现，因为，在“精英”们看来，美国对中國的军事战略围困和经济掠夺，是为了让中國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所谓“民主国家”，说穿了就是殖民国家。十九年前，有“精英”告诉我，如果不经过最少一百年的殖民统治，中國就好不了。使中國变成殖民统治，一直是“精英”们的奋斗目标，从这一事实上看，中國最大的风险并非是美国对中國军事上的战略围困，而是“精英”在政治经济上推进殖民化的努力。以前，我对“精英”卖国论十分反感，因为，我以为他们的话不过是一时的气话，气话和醉话一样是不能当真的，但事实告诉我，“精英”们的话并非气话，而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目标，实实在在的行动，如此看来，股票同股国内、外不同价也好，努力让国外资本控制中國金融、企业也好，不过是“精英”实施殖民化的一个步骤而已，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能阻止“精英”殖民化的，唯有尽快落人民民主权利一条路好走了。

　　十几天前我就开始写这个东西，但写写停停，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一方面考虑写这个东西作用不大，或者根本不起作用，另一方面，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常常招来“精英”们的电话光顾，而且一个电话，就足可以轻而易举的使我的生存环境面临绝境。但想想老爷为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在枪林弹雨中，义无反顾的担承起自己应当担承的责任，我受点“精英”们的惩罚又算得了什么。老爷天大的字不识一筐，在国家危亡之时，尚且能如此，我怎么就不敢说话了呢？三十多前，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长期几乎一言不发的老爷，他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的打仗呢？老爷说，家国、家国，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国？家多了，就成了国，但国在家前，所以，你的名字叫忠国。之后，老爷带我村外拾材禾。在那次，我一生中听到老爷说过的最多的一次话：你记住，永远记住，国家要想好，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得国先家后，但是，这个国家的官员一旦欺压百姓，百姓反抗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保护国家的前途命运，因为，官员把老百姓的家弄没有了，国也就慢慢被这些人拆完了。老爷还说，他一直想一个问题，想了好多年了，就是怎么才能使当官的不欺压百姓？想了好多年，也没有什么好法，唯一办法就是和过去那样投豆选举，因为那样你欺压百姓、百姓就不选你了。老爷总结说，自从抗日开始到解放后，他当了十几年的联防队队长，每次选举他都当选，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他都是为别人想，怎么才能更快的赶走日本鬼子。他还说，一个人只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别人才会想着你。拿现实和老爷的话对比，人们对民主的问题可能有比较深的看法。

　　四、中國崛起的基础是人民权利的率先崛起

　　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國走过了近三十年不同凡响的发展道路。三十年，用“皇极经世”的说法，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还不到一世，如果包括前三十年，也快一个甲子了。一个甲子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不算太长，但对一个人来说，可能走到了人生的后期。回顾中國数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世界历史上，中國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到后来，中國落后了，并且被后来者远远的甩在后面。从中國被动挨打的历史上看，国家富有不一定不挨打，因此，中國的崛起也不一定光富有，而应该从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哲学上、制度上崛起。从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哲学上、制度上崛起的关键，也还是从人民权利在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哲学上、制度上的重新认识、重新确认。如果没有精神上、思想上、文化上、制度上和人民权利的崛起，中國的崛起似乎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中國的全部历史、全部文化，全是一团糟，对于这一认识，我是不敢茍同的，因为，谁能想象一个全部一团糟的国家，那么持久的持续到今天？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其中，必然有其强大生命力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如果把中华民族之树连根拨掉，一切都换上西方的，这就不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个中华民族还存不存在的问题。我是个尊古但不泥古，强调自尊但不排斥西方优秀的东西，学习但不照搬的獨立主义者。我还认为，中國人在解读自己的历史上，出现了两种不容忽视的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自卑，另一种倾向是自大，自卑了就全面否定，自大了就盲目肯定。我以为，对待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的正确态度，应该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吸收古今中外历史上和现实中一切有用的养分，继续培育中华民族这棵由思想文化、精神本质、价值秩序和制度文化的大树，这才是中國未来的发展之路。中國人民站起来了！从肉体到精神站起来了，但中國在精神上又倒下去了，我不知道这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进步。当然，按照一些“精英”的说法，这是中國的进步，但问题是，一个精神倒下去的民族，还有资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中國要想重新站立起来，首先要在精神上站起来，而决定精神能否重新站起来的，就是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记得在一部电影中看到过这样的画面，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跨过前面倒下去的尸体，继续朝他们心中的太阳走去。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因为，死了也会重生。我记得，在另一个画面，毛澤東面对沼泽地，坚定不移的挎起他战友的胳臂，冒着大雨，朝沼泽地坚定不移的走去，走向他们心中的太阳：人民的平等权和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有人说，毛澤東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真的会这样么？只要人民心中的太阳不落，毛澤東的精神就不会死，永远不会死，因为，人民心中的太阳，是他们永远渴望的地方。也有人说，毛澤東有的战友背叛是众叛亲离，不，因为在我看来，他的战友不背叛了他，而是背叛了他们心中的太阳。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叫伏羲的人，他画完了那张图的最后一笔，微笑着面对着他的所有后人说，慢慢解读吧，我的孩子们。你们什么时间真正读懂了这张图，读懂了自由其实由獨立、制约两部分组成的一个叫民主的整体，读懂了智慧的盲点其实来自经验，也就是说，经验越多，智慧的盲区越大，智慧的空间就越小，读懂了有一种叫发散式程序逻辑闭环法，其实你们就读懂了有一种工具可以帮助你们缩小智慧的盲区，而程序逻辑闭环每扩大一点，你们的智慧随之扩大，而智慧的盲区也随之缩小。他一边微笑一边轻轻的闭上双眼。在他闭上双眼的瞬间，他看到脑海里的太阳在心灵深处逐渐升起，并和他一代代的孩子们心中的太阳融合为一。

　　五、让人民群众成为制度创新的生力军

　　在人类历史上，人民群众一直是制度的制约者。这样的历史早就应该结束了。让人民群众成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制订者和受约者，我以为是中國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制度创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人民群众对精英良知的审视，社会良好的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这样说有人可能以为我是个民粹主义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为，在我看来，人民群众不仅拥有广博的知识，辽远的视野，而且，经过传统价值秩序和自由民主秩序、毛澤東思想的融合，中國人民心中的良知之眼，一眼就可以看穿复杂的社会暗流。其实，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没有民粹，就没有社会和精英的良知，也没有捍卫国家利益的有生力量，没有全球视野，就没有发展战略哲学，没有人民的自由民主，就没有良好的战略管理和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國的民粹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当然，也有人说，毛澤東是中國最大的民粹主义，中國的灾难都是毛澤東的民粹主义制造的。事实上证明，毛澤東的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融合的，比如说，在毛澤東时代，既有陈永贵这样的总理，也有钱学森这样的科学泰斗，成就了中國历史上最伟大的基业。当然，也有人认为，比如说李锐先生认为，毛澤東是中國的罪人，因为，是他打破了几千年一直在中國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制。或许，在李锐先生看来，他当毛澤東的秘书，就是为了做官当老爷的，是不可以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或者，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毛澤東对他的迫害，对他的迫害，就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按照李锐先生的这种逻辑，毛澤東自然是罪大恶极的了。但是，人民群众不这样看，而是认为，你李锐先生是人，我们也是人，虽然职务不同，但从人的角度说，我与你李锐先生是平等的，毛澤東也这样认为，但他同时认为，李锐先生的等级制思想只是个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是可以改造的，所以，让李锐先生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体会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最终认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但是，毛澤東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志，确实是错了，因为，在李锐先生看来，老爷他是当定了，只要做做样子，毛澤東怎么也活不过他，毛澤東一死，他照样当老爷，而且当老爷之后，他一定让那些竟敢和他平起平坐的泥腿子知道，什么才叫“老爷”。

　　由此可知，没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制度创新，只会是一种“老爷”创新、“老爷”制度。

　　经过近三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老爷”制度造成了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矛盾，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冲突不断发生，股市一跌再跌，这一切都说明，“老爷”制度该结束了。但是，“老爷”制度的结束，需要人民造反有理的制度支持，我们不说造反有理，就说被有的人崇信的美国的集体诉讼制的制度支持，需要罢工自由的制度支持，更需要人民群众参与制度创新的制度支持。没有这些制度支持，共和国的命运堪忧。我想，那些怕毛澤東，赞诵美国民主的民主家，如果把美国的集体诉讼制、罢工自由接轨接过来，他们一定诅咒美国忘恩负义，因为，他们为美国利益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终还是让美国的集体诉讼制送上了被告席。

　　2008年6月21日星期六

　　作者:田忠国

　　近年来，经常看到我们的姐妹自杀或被杀的报导，我们的视觉已经疲倦，心灵似乎已经麻木。

　　这里，有被逼良为娼、不堪侮辱而选择跳楼等自杀方式以保护自身尊严的姐妹……

　　有由于各种原因而出卖肉体，被蹂躏、折磨、糟蹋致病致死的各类“小姐”……

　　还有被权贵所奴役，大款所收买，骗子所欺诈，娱乐圈所迷惑，黑社会恶势力所控制的众多女子……

　　今年女演员谭静裸死在楼外横梁上的尸体，去年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谋杀情妇的爆炸血案，不过是其中两个触目惊心的突出案例。

　　有多少纯真的心灵受到创伤？

　　2007年4月17日，河南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吴天喜被警方刑事拘留。有“镇平首富”之称的吴天喜被捕的消息，在河南省镇平县不啻为一场“地震”；更让人震惊的是，61岁的吴天喜涉嫌做下的那些“丧尽天良”的事。警方查明的受害女生是36名，但民间关于这个数字的说法更为惊人。

　　吴天喜强奸女生的动机，当地较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年逾花甲的吴天喜相信通过采阴补阳之术，可以延年益寿、官运亨通。经“风水先生”指点，他开始寻找处女，数目是100个。据警方调查，2005年春，吴天喜开始指使一名叫刘培的发廊店主为他寻找处女。吴天喜找女孩有四个条件：一要年轻，14岁以上18岁以下；二要长得漂亮；三要文静听话；四要是处女。

　　此后的两年间，吴天喜先后向数十名初中女生伸出了黑手，多名女学生被挟持到吴天喜的办公室内被强奸。 镇平县第二初中一名女生被绑到南阳市，后来家长还是通过“黑道”将女儿找回；城郊乡中的一女生被劫持一个多月后才找回；还有一名女生受侵害后怀孕。发展到后来，镇平县城关镇第三初中一天内竟发生了5起“绑架”案，让女生家长们惶恐不安，他们只好接送女儿上学放学。几所学校召开联席会议共商对策，安排老师值勤，要求老师护送学生。学生们被教育要结伴回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004年5月26日，沈阳大东区的一个居民社区里，突然响起了劈里啪啦的鞭炮声。“吕宗大被枪决了！”得到消息的人们奔相走告。也许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也许吕宗大逍遥法外时间太长了，人们不相信这个现实。一时间，鞍山市检察院、公安局时时都有市民打来的证实电话。

　　2000年初，时任辽宁省辽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辽阳市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商业巨头”吕宗大到沈阳做生意，结识了37岁的湖南女人刘丽娟。刘丽娟有意识地逢迎他，请他帮助自己揽工程，吕宗大提出的条件是要求她为自己介绍处女。此后，刘丽娟开始在沈阳为吕宗大物色处女，几个月后她找到了漂亮的13岁女中学生范某。范某在辽阳市一家宾馆的客房里，被吕宗大夺去了贞操。事后，吕说如能为他再找几个漂亮的女同学，他一定会重金奖赏范某。年幼无知的范某，为图钱财从一个受害者沦为犯罪帮凶。

　　同年9月，吕宗大再次到沈阳做生意，范某当即纠集两个同龄伙伴，在沈阳市某中学门前，将女学生葛某挟持到吕宗大所住的沈阳一家酒店房间里，吕宗大摧残了这个12岁的少女。此后，范某等人采取欺骗、威胁、利诱等方式，又将另外4名十三四岁的女生挟持到辽阳提供给吕宗大满足其淫欲，吕宗大就在自己长期包租的房间里将她们一一强奸。

　　同年10月的一天，一女学生李某中午放学没有按时回家吃饭，其父找到学校，一个学生提供情况说：早上上学时看到李某被范某等人带到辽阳“卖处”去了。李父立即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沈阳公安出动警力当天下午赶到辽阳，当场抓获吕宗大和范某，同时找到了躲在卫生间里、一脸泪痕的李某。至此，吕宗大连续强奸8名12岁至15岁的女中学生的案发。

　　案件发生后，受害者一家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有的被害人羞于见人而不敢上学，有的被害人家长被迫几次为孩子转学，孩子也因此学习成绩下降，有的甚至走上了卖淫的道路。

　　令人吃惊的是，就是这样一起令人发指的案件，案发后吕宗大花费近百万元买通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刑侦支队支队长、侦控大队大队长及办案民警等8人，长时间逍遥法外。在为吕宗大强奸罪开脱的案件中，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富龙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30万元。法院同时查明，在明知幼女不满14周岁的情况下，富龙违背幼女意志，强行奸淫幼女2名，并造成1名幼女怀孕引产的严重后果；以玩弄女性为目的，嫖宿多名幼女，实乃一丘之貉。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判处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富龙无期徒刑。

　　近年来，不时出现禽兽校长、教师对学生的性侵害案件。从2000年到2002年，北京通州永顺小学的16个幼女受到该校数学老师陈有海的多次猥亵、强奸。两年多，幼小的女孩们不敢把自己受侵害的事儿告诉家长；两年多，陈有海一次又一次地得逞。此案中，16个孩子站出来愿意作证，而据家长介绍，学校里还有更多受侵害但没有站出来的孩子；而真正奔波为自己主张权利的只有两个家长，两年多的艰难、无奈与顾虑，受害女孩及她们的家长心灵受到的创伤，是沉重而长远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摧残祖国花朵的黑手伸向了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2005年重庆市警方破获了一起女大学生从事色情服务的案件。据警方掌握的情况，涉案的女大学生多供职于各类伴游、商务谘询公司、商务俱乐部，实质从事着三陪、卖淫活动，该案牵涉当地数所院校。重庆约有近百家此类公司，招募女大学生从事色情服务。在此前后，成都、南京、武汉、北京、上海、长沙、南昌、广州、杭州等地高校也发生大学生从事色情服务的事情。在北京，有的公司以招聘“计时服务兼职人员”（要求是：在校女大学生、形象气质雅者优先、当日上岗、收入丰厚）的名义，引诱女大学生从事色情服务。于是，有教授惊呼：如果再不管制，大学校园将成为中國最大的妓院！

　　那么，“买淫者”是谁呢？一位伴游公司经理不经意的一句话，揭开了这一黑幕。他说：“我们的客人都是老板或政府官员。”实际上，女大学生卖淫现象发展蔓延的原因，正是因为众多老板或政府官员等客户的存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到大学校园物色女大学生，寻找性服务，这里面也有教育界内部的败类，里应外合，狼狈为奸。伴游业务的“淡季旺季”的生意经也可以为证，旺季是年前年尾和夏天，年前年尾公款消费、给政府官员‘烧香拜佛’的人多；夏天城市的夜生活丰富。

　　孜孜不倦于女大学生性消费者，多为有权势有金钱的老板或政府官员，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拷问？那些以消费女大学生色情服务为荣的人，是拿金钱在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类似于大款们的“炫耀性消费”。这种虚荣心的得逞，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反动，对民族未来的亵渎。当他们随意调戏金钱买来的“有文化的姑娘”时，不仅这些女大学生在遭受蹂躏，整个社会的良知、善良和文明都在受辱、在呻吟。哪些所谓的“领导”、“精英”们于心何安？为社会为大众树立的难道就是这样的榜样？

　　据调查，每到周末，高校门口便停满了来接女生的高档轿车。美女学生们一批又一批的从各个宿舍楼中涌出来上了车，然后轿车载着她们一溜烟冲出了学校，溶入喧嚣城市的夜色之中……

　　被包养的情妇与二奶们

　　据有关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 贪官必有情妇，这几乎成了定律。从陈良宇、丘晓华、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雷渊利、刘俊卿，到早些年的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孟庆平莫不如此。伴随着包养情妇潮流而来的，则是官场情妇阶层的逐渐成形、壮大，以及伴随这一阶层与生俱来的对社会财富疯狂的贪婪和侵吞。色情已成为腐败的催化剂。他们之间最热衷的话题，一个是金钱，另一个就是女人。

　　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情妇令人“汗颜”！因为他所包养的情妇才仅仅16岁！为了把娇艳动人、且属处女的16岁花季少女搞到手，他竟然谎称自己是来自新加坡的商人，为博得丽人一笑，他在成都丽都花园花费61万余元购买了一套豪宅。

　　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仍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即使在中央黨校一年学习期间，他也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

　　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挪用、侵吞公款2．3亿元，他不仅包养“二奶”，还有“三奶”、“四奶”和“五奶”。前后花在“二奶”身上约300万元；广州的“三奶”和北京的“四奶”也不是省油的灯，绝没少花从邓宝驹那里得来的钱。邓宝驹从认识“五奶”小青至亡命外逃近800天，总共花在小青身上的钱多达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

　　海南临高县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曾包养过6个情妇，而且6个情妇都为他生了小孩。其中4个情妇各住的两层两间楼房，是由邓出资建造。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同时包养了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这个以“学者型官员”自诩的贪官，运用进修时学来的ＭＢＡ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在邹某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情妇们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而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的落马，则是11名情妇联名上告惊动中央。

　　湖南郴州市原“三玩市长”（ 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雷渊利，先后跟9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用受贿的钱为7个女人买了房子。还特为一情妇启动了一项耗资2700万元的“奇迹工程”，受贿102万元，雷抽出其中的30万为该情妇在长沙购了房。

　　南京市车管所长查金贵虽已年近花甲，居然包养了13个情妇，以此来显示他的宝刀未老、权倾一方的不凡气魄！有如此光耀的情场资本，使得他经常在熟人面前情不自禁地自我炫耀：“《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我呢，有金陵十三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福建周宁县“三光书记”林龙飞先后和22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为此，他专门做了一个红皮通讯录，上面记录着这些女性的通讯方式，并得意地为其取名为“群芳谱”。并于2002年5月22日在福州一家酒店举办“群芳宴”，让22位身着华服、美丽妖娆的女人在包房里彼此见面。林龙飞席间还宣布，今后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芳宴，还要设置“年度佳丽奖”。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号称“一百单八将”，淫乱的行为遍及湖北乃至北京、广州、东莞、南阳、三亚、温州、福建等地。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在把医院女护士王秀丽搞到手后，又利用王求其为女儿安排工作之际，将王的女儿刘澜占为己有。徐其耀不仅不隐瞒自己的无耻行径，反而当着众人的面炫耀自己的“一箭双雕”！徐以包养146个情妇的“业绩”，入选为贪官包养“情妇”数量之最。

　　贪官、大款们竞相地包养“情妇”、“二奶”，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些“二奶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以来，深圳的二奶越来越多，“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并成为一些有钱人的时尚，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包养二奶，深圳的一些花园住宅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在深圳市内个别地方出现了“二奶村”。

　　发展到后来，“包二奶”现象日益扩大，在有钱的大款们之间流行，成为证明其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明里私下、白天黑夜我们都可以看到陪伴在各色老板身边的“二奶”“三奶”们，活跃于社交场上的“小蜜”们。

　　近些年，演艺圈接连曝光性丑闻，揭开娱乐圈“潜规则”之冰山一角。正如“床上培养演员”一样，“床上培养干部”也屡见不鲜，实质都是权色交易——以手中垄断的权力资源来玩弄女性。这些潜规则的存在，虽然是隐秘的，却严重腐蚀着人的灵魂，使人堕落，与法律、道德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背道而驰。事关保障人權与尊严，事关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关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导向，对其危害绝不可等闲视之。

　　被外国男人玩弄的中國女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热”的出现和一些人的崇洋媚外，大量中國女人外嫁到海外，跨国婚姻逐年上升，且九成是中國女性外嫁他国。现在每年都有1万名中國女子嫁给日本男人（《周刊邮报》报导）；2006年嫁给韩国男人的外国女性中，以中國女性(2万635人)最多（《华声报》报导）。

　　一些中國女子以婚姻为跳板达到出国、享受高物质生活待遇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娱乐明星们在这方面确实是领风气之先。一项涉外婚姻调查也证实了中國女人主要不是为了爱而嫁给外国男人的。出现一批年龄过于悬殊的“祖孙婚 ”；相识时间极短的“闪电式”婚姻；外国男性骗婚现象严重等。

　　在中國本土，生活着这样一个外国人群体，他们在本国找不到工作，然后凭借外国人的优势在中國轻松挣钱、酗酒、泡妞。更有甚者，一些外交官利用职务之便肆意玩弄中國女性，有人甚至公开说：“我的签字可以得到任何一个中國女人。”

　　在外国男人眼中，中國女人的形象已经开始被那些少数人搞坏了，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放的、最大胆的、别有用心的、头脑简单的、知识贫乏的、傻的、功利的容易女孩（Easy girl）。

　　一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说，她曾经认为很高贵的中國女人，在外国人面前，头都快要趴到地面了。她身边的朋友们（指那些外国留学生）经常的话题是最近怎样“用”（use)了一个中國女孩。大家知道用“playwith（玩）”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十分蔑视女性了，而用“use”这个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她们当人。认识当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上床，奉献出第一次，在外国人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中國女性就这样被他们随随便便用了，而且是处于最花样年华的女孩子。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她身边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好多次。她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曾经与一个中國处女吃了一顿饭，然后就上床了，两个星期以后就甩掉她，转向其他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就歇斯底里了。这个澳洲人，已经玩弄了十几个中國处女，而被他甩掉getcrazy的不止一个。她的这位非洲朋友是炫耀着讲这件事的，仅仅把这当成笑料。许多中國女人已沦为外国人的性工具。

　　上海的一个外教在其博客里写他的风流历史，说只要他愿意，可以和任何一个女孩子上床，而且可以为所欲为，并号召其同胞都来中國度假，说这里的女孩子，又美丽，又便宜，而且大多数还不用给钱。比天堂还好。引来网路的轩然大波。

　　这几年，中國的老外，尤其是黑人老外正在以几何级数暴增。据有关部门统计，仅仅在广州，常住老黑（居住半年以上）都在以30%以上的速度增加。任何一个夜晚，如果去广州外环、芳村，东莞东城酒吧街，深圳蛇口太子路V吧、U吧、中信酒吧街等酒吧比较集中的地方，都一定能看到老外们孜孜不倦泡妞的身影，其中的大多数还是黑人，洒着浓郁而廉价的香水，操着或生硬或流利的国语，或生硬或流利的英语，与我们年轻美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热烈”地交流，互留联系方式。有一个女孩子，是名校高材生，美丽绝伦，却爱上了一个非洲人，与其同居，据说对方有2000万的存折。没过几个月，那非洲男友却在一次性生活过后，哮喘复发，死了。待女高材生去查存折，上面却分文没有，尸体都无人认领，最后还搭上了几万元丧葬费，终日以泪洗面。

　　在北京，一位计程车司机聊天时说道，他上次接一黑人顾客和一非常漂亮的女大学生，路上黑人给他100块，让他停到一个路边出去一会。大约一小时后，黑人出来走了，他继续上车开车，发现女大学生衣服凌乱，座位上全是血。问起来，女大学生说是黑人在酒吧答应给她1000美金，她就同意了，因为她要供养弟弟上学，可是黑人蹂躏她一个小时，搞到大出血，走的时候却只甩了200元人民币，她已经无力去拉住他了。司机要送她去医院，她不去，说第2天要上课，要回学校。

　　其实，大多数来中國的老外尤其是黑人，在本国都是地位非常低下的，有的是货车司机，有的是饭店招待，却可以在我国做一些学校的外教，或者被一些大公司拿公款请来做什么所谓的外国专家，其学术素养甚至不如我们的一个中学生。他们没钱的时候，或者是贩毒或者卖假钞票，甚至乔装成问路或者换零钱，直接开车在路上拉人上车明抢，如果遇到美女，一定是先抢再轮奸！就是这样一些渣滓败类来中國，却可以随意糟蹋我们美丽年轻、高学历的女同胞。

　　与此同时，大批涌出国门的中國女性中，因在海外谋生艰难而沦为性工作者的女性不计其数，近些年来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澳大利亚、海湾国家、欧美国家等地媒体不时传出这方面的资讯，她们被称为“小龙女”。《乌鸦》一书写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由于“小龙女”们在身份、职业、法律地位上的“地下”性质，她们很容易成为遭受侵害的“弱势群体”。她们中固然有贪图虚荣与享受者，但也有许多人是由于迫不得已、上当受骗，或被强行拐卖。她们中有不少人在黑社会手中、在污浊的铁笼中受尽侮辱和侵害，乃至有人写血书向中國驻当地使领馆求助。还有一些“小龙女”，甚至无声无息、无名无姓地惨死于海外，冰冷地葬身于异国他乡。在她们的基本人權被剥夺的同时，我们国家的尊严和形象也受到严重损害。

　　关系国家形象与民族命运

　　以上的资料与资料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令人震惊：现在一些人道德沦丧到如此地步，司法人员执法犯法到如此程度，权贵大款们竟是如此地蔑视法律、亵渎人性，我们的一些姐妹的命运又是如此的可惜与可叹！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已实施多年，为什么这样那样的“精英”们道德与法律素质没有提高反而大幅下滑，常常闹出一些令人瞠目结舌、令人发指的新闻呢？人们不禁要问：中國人的道德底线与法律底线到底在哪里？如何斩断权钱色丑恶交易的链条，刹住“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的歪风邪气？

　　一、坚决遏制住腐败分子和老外肆意玩弄女性的歪风

　　应该看到，现在腐败分子、大款大腕包养情妇、二奶和外国人玩弄中國女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拜金、媚权与崇洋的社会氛围下，上述人的欲望得到了极度的扩张，有的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如果粗略地估算一下，上述人员侵占与玩弄的中國女性，将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某大型企业的老总就在公开场合讲：“情妇算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老总出去开会如果没有几个情妇多没面子？怎么去跟人家谈生意？”娄底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副经理颜跃明霸占一年轻女子长达7年之久，不准其谈爱结婚，两度强行拆散对方。致使该女几次欲跳楼自杀。之后，颜跃明又用同样手段玩弄控制了几名年轻女性。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贪官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颇具代表性：“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金“奶王”在“逻辑”指导下，追起女人来，胆子也就特别大，更不怕部下对自己说三道四。

　　中央作出规定：黨员、公务员包养情妇的，一律开除黨籍、公职。实在是势在必行，希望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见出成效。

　　二、认真对待涉外婚姻和性关系问题

　　问题主要有：一是涉外婚姻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二是逐年增长的高离婚率；三是爱滋病的传播。据报导，北京某医院发现一名爱滋病人，这位美国商人临死前承认，在北京的短短几周里，他已与6位中國女性发生关系，她们多为高层知识份子。

　　现在许多城市出现专为中國女子找老外的婚介机构。一家婚姻谘询机构甚至在深圳部分公车站内打出了“找个老外嫁出去”的看板，专门为优秀女性介绍国外。这就会把中國业已存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化。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

　　对于外国人欺辱中國女子的事件，要严肃处理，以维护中國人的尊严和国家形象。决不能为了招商引资和经贸交流，置中國人的人格与权利于不顾，一味地讨好外国人，反而把污水往我们的同胞身上泼！

　　三、中國女性要洁身自爱，维护自身尊严与权利

　　调查发现，诱使中國女性沦为权贵、大款与外国人性工具的，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再一个就是想出国。要知道，权力是一时的，金钱也是靠不住的（许多钱就是赃款、黑钱），外国的月亮也不比中國圆。其实，最值得珍惜的、真正可以依靠的其实就是我们自身，自尊、自爱、自强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确需扪心自问：为了那些身外之物，把自己一生的纯洁与尊严、幸福与美好就这样出卖了，值得吗？ 那些腐败分子与各类骗子，不值得你去崇拜，更不值得你去献身！因为他们的钱是骯脏的，是人民的血泪！他们是虚伪的，阴险的，已惯于说谎欺骗，与你们的纯朴、真诚相比，实乃天壤之别，水火不容！

　　我们的姐妹，请你们醒一醒，我们的国力早不是以前，我们的男人也一样有素质！不要再崇洋媚外、任外国人玩弄了。

　　四、要把性健康性保健摆上工作日程

　　由于性产业的兴起和大量非婚性行为的发生，性病包括爱滋病大量出现，对人民的身心健康构成不同程度地危害，性健康性保健的重要性日渐凸显。那些扭曲、病态、骯脏的性关系，不仅对当事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不良影响。有些影响是显性的，有些则是隐性的，深层的。政府应全面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加强性健康体系建设和性科学性保健知识教育，而不能把性保健的职责放手于那些似是而非、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与个人、江湖郎中。那是对人民生命财产极不负责的表现。

　　作者电子邮件：nxz6666(at)163.com

　　作者:张殊

　　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是影响过当今所有重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现代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尽管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对民族忠诚和民族团结的强调由来已久，但民族国家的出现却是近现代的事情。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的殊别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國，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獨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獨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獨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國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獨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國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國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

　　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專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獨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專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專制的政治主权。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專制，但很容易为專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國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塔利班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獨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獨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獨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產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產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國，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纹革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產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產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產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產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國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國，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獨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專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獨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專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

　　以上的观察表明，民族主义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一方面是弱者的主义，另一方面又常常严重地妨碍着弱者摆脱其贫弱的地位，是使弱者难以变强的主义。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提升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时要格外留神，以免像近代那样再尝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被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践踏的苦果。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日益开放的今天，一族一国和闭关的立国政策不仅不可能，而且对国家和民族利益有害。若要避免民族主义的危害，就应当在承认民族主义客观存在的同时，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和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全面开放来约束、驯服民族主义，把它的作用局限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这样才不致出现民族主义情绪失控的局面。要热爱民族热爱国家，请先锻造自由民主。民族主义虽然把民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但除在文化领域可小有作为外，根本无法为实现民族利益提供真正有效的手段。在当今，越来越无可争辩的是，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济手段是自由市场经济，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与宽容异端，这些手段值得每一个胸怀民族利益的人去认真对待。

　　作者:刘军宁

　　“正治”是我最近在与网友聊天时发现的一个词，取“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义。中國的儒家是人格主义的，内圣而外王，于是这就极容易忽略另外一种单独的情形，即“政制”（我以为“政治”这个词是极易被误解的，故不用）作为权力之制约与制衡的本质，以及那种体现为科学之怀疑的精神在公共言论领域中的事实。同样我也不知道“思想感情”这个词的具体来源，只记得是在小学里就遇到的一个词，在课本与作文里经常用到，以表达“反映了作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大约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极复杂的情感罢。

　　在悲惨的灾难与迫切的救治面前谈论思想与普世价值的文章极易给人一种印象，即以为我们都在承担着悲痛，都正为现状而付出努力，你为何竟会如此的麻木不仁？我对此的回答是：我不是麻木了，也不是曾经没有麻木过，而是我在无限的麻木之后已然清醒。灾难的现实向来赋予人以两种任务，一是以情感来承担灾难，二是以思想来辨明原因，这二者同样重要，它们可以并且应该并行不悖。

　　政制的公共领域表明，思想与言论自由是第一的价值。在那里，真实的个体道德自律的价值并不足以成为规范他人的标准，也并不是每个人尽力做好自己的事就已足够（虽然民主的外在表现通常是个体普遍能幸福地生存）。而是同时存在个人之于自我思想上的责任（即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将大众的理性在对事实及其理念的判断中推向前进，以达到个人思想上、以及行动上的自由，而这种推动，实际上正是以保护个体自由与权利不受侵害为一贯原则的（这并不像任何针对灾害的救助声明中所说的“要奋不顾身”）。在那里，民主的普世价值轻易地就达到了儒家的“和諧”标准，就像清朝的官员游历海外之后所不得不发出的感叹那样。

　　爱国主义的热情总是可贵的，正如灾难中任何救治与奉献的情形都可感可叹，但现实中并非只有情感的唯一的路。思想与感情相互尊重各自的价值，而并非要以个体的局部有效性侵占存在的全部领域，反之对于思想亦然。近代西方在理智上遇到了怀疑上帝的困境，就像科学主义也曾遇到破坏作为背景的传统时的困境，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抛弃理智、抛弃理性地反思的理由，而是应像海德格尔在他深刻的苦痛之后仍能说：追问乃是思的虔诚。

　　中國向来不缺乏真诚的“感情”，但不必让情感为理智付出代价，这就是启蒙的意义。

　　作者:敖敬

　　道歉，是近年来社会舆论里频频出现的一个词汇，要是搞个词汇出现频率排行榜，道歉肯定会榜上有名，而且进入前十名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说起来道歉一词的崛起，恐怕最早是要追溯的到1999年的中國驻南联盟大使馆遇袭，中國政府以美方伤害了中國人民感情为据要求美方道歉。此后不久，2001年王伟撞机事件中，中國政府以同样的理由要求美方道歉。从此以后，要求道歉的事情就数不胜数了。机场飞机晚点要道歉，车站厕所收费要道歉，街头吵架要道歉，对簿公堂要道歉，打碎鸡蛋要道歉，吓哭小孩要道歉，等等，等等。最最新近的有铁道部长要道歉，地震局长要道歉，亿万富翁要道歉，媒体记者要道歉，CNN要道歉，家乐福要道歉，莎朗.斯通要道歉，陈冠希也要道歉。如此种种，非道歉不可，非道歉不能脱身，不道歉不足以谢天下，不道歉不足以平民愤。不仅要公开道歉，还要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否则不接受，否则不原谅。

　　奇哉怪也！道歉何时变得如此之重要：关乎国计民生、纲常律法、教化人伦了？

　　除强扶弱，济危救困，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向来是社会价值之所在。但是这种咄咄逼人、铺天盖地的强人道歉的叫嚣实在令人厌烦。不管是违法悖德，还是有伤风化，只要不是顺天应民的善举，通通列入需要道歉的行列，口诛笔伐。这种霸道的强人为善的舆论究竟意欲何为？诛心之论俯首皆是，一不小心就上纲上线，一不留神就头顶高帽。仿佛跟着大众随波逐流才是识时务，否则即便是稍作保留就是逆流而上，心怀不轨。幸亏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则枪毙几个“反动派”也是为国请命，惩奸除恶。

　　重要的是，道歉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小奸小恶就不提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该法办的法办，该谴责的谴责，要他道歉作甚？再公开的道歉，再诚恳的道歉，我们也不接受。争来争去，我们得到只是一个无法鉴别真伪的形式，别人的心理你又怎么能得知。对于受到伤害的人来说，真的就很在乎这样一个道歉吗？强迫而来的道歉真的给了你尊严吗？还是虚伪的道歉本身又是一次对尊严的践踏？

　　为什么道歉变成了一种人们热烈追逐的形式？其实这反映出了社会大众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凡是被要求道歉的人在大众的眼中都是“逍遥法外”的人。他们“调皮捣蛋”、作奸犯科，给别人造成了伤害却依然我行我素，风光依旧。他们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界之上，精打细算的做尽“伤天害理的坏事”。法办他们则依据不足，谴责他们则道德乏力，于是乎道歉成了一个出口。淤积的民怨民愤蜂拥而出，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势必要求“坏人们”有所回应，有所收敛。可怜的人啊，拿着这一点收敛和回应的姿态聊以自慰，平复一下激越亢奋的心情，舒缓一口难以下咽的怨气。

　　不得不说，强迫道歉是一种弱者维护自尊的行为。于国来说，强迫道歉则是一种弱国心态的彰显。99年和01年的中國政府对美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与其说是要求道歉还不如说是请求道歉，喋喋不休的态度下面隐藏了一句说不出口的话：你就道个歉吧！于民来说，市民百姓面对社会不公、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等等现象只能坐壁上观、有心无力，对身带原罪的权贵富豪们充满愤恨，对贪污腐化的官吏满腔仇视，对道貌岸然的明星们惊疑鄙示和骨子里的妒忌。早早的就为这些“坏人们”筑下了舆论大刑，只等他们前来撒泼。只要抓住一个把柄就无限放大，讨伐索要道歉之声一浪高过一浪，逼你就范。

　　强迫道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反映出在国人的心目中道德审判才是最终的审判。清朝大学问家戴震说过，“人死于法，犹可怜之；人死于理，谁其怜之”。法治的框架始终是被放置在更为宏大更为根本的道德框架之下。当法律不能满足某种道德诉求的时候，就被弃置一旁。然而只有封建社会才会产生并强化这种以道德为根本和指归的意识形态。鲁迅曾经讲过，封建社会的历史，翻来翻去就是吃人两个字。鲁迅在这里攻击的不仅仅是封建的專制制度，更是封建的道德统治。道德统治有一个危害，就是每个人心目中的标准不一样，具备统一标准的道德实际上已经有了法的素质。在一个道德统治的社会里，当有人认为社会上出现了悖德行为的时候，内心便生出一种希望来，希望有一种力量可以消灭这种悖德的行为，惩戒悖德的人。这种力量就是高高在上的权力，于是臣服于权力的顺民产生了，崇拜权力的奴隶也产生了。于是，标准不一的道德派系形成了，开始以德的名义互相杀伐了，于是道德开始吃人了。

　　有人说红色经典影视重拍不尊重原著，请广电总局出面管管，处理重拍者。于是总局就发话了：不得擅自重拍红色经典，须经审查。有人说王石不道德，最好中央出面把他搞掉，于是中央说王石你小子最好别偷税漏税。有人说城里大楼发生火灾了，市委领导却不来现场，对损失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于是呼请上面领导做处理。于是市委书记下岗了。

　　表面上“穷凶极恶”的要求道歉，其实一面是精神上的自慰，一面是在告诉上面的人：喂，这里有个败类，快来处理！即使你真的道歉了，人们也不会理睬，也会认为你是在作秀，是伪善。需要更为彻底的打击。这就是道歉要求者的真实心态，这就是道德吃人的现代形式。在这种突发的大事件中特别能够嗅到这种一股股令人心惊的封建死尸的味道。

　　强迫道歉是在强行维护一个虚假的高尚的道德社会，这种道德不但不真实，还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阴谋与阳谋。虽然“坏人”面对舆论的压力可能会暂时的低头，又或者受到了大快人心的制裁，但这只是强迫道歉所形成的表面结果，更为深层的结果可能意料之外的。为了维护各自心中的道德，强迫“坏人”道歉，过程之中分化的恰恰是大众自己的阵营，打击的不是“坏人”，而是持不同观点的“维护坏人的异己”。从整体上来看，结果就是大众给自己带上严酷的道德枷锁，接受权力的反复鎮壓。丧失了自由的人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追问被权力鎮壓的事实，还在为悖德与否而喋喋不休的争吵，互相指责。社会在进步，我们需要容纳异己的雅量，放下心中的道德幻觉，走进真实的世界，不要再期望无上的权力能够赐予你高尚的世界，否则在你面前的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作者:多情公子

　　序 言

　　地震，球的打颠抖现象，对于我这个年将七旬的土木工程技术人员来讲，一点也不陌生，短短的几十年光阴中就经历了较大的三次：唐山大地震、平武松潘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前两次虽然说我并不在灾区现场，但是，在76年的“地震大逃亡”中，那些携老扶幼，抱着包袱跟着汽车跑的场景还让我记忆犹新，当阴影在心中还未能散尽，身在都江堰的我，晚年中还来了一次“亲临感受”地震的那种大无穷威力。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这是让几代人也忘不了的时刻，那一刻，山在崩，地在裂，大地发出了惊心动魄吼声！此刻间，数万人的生命和几十年奋斗的成果倾刻间消失了，在房屋倒塌的废墟中，无数微弱的生命还在争扎，还在呼唤着……。这时间人们才意识灾难来临了，才真正的体会到人在大自然强大威力下是如此渺小与无赖。三个多小时后，国务院温总理赶赴到都江堰灾区现场，紧接着，胡主席来了，解放軍来了，医疗抢救队来了，志愿者来了，全国人民也行动起来了，一场“抗震救灾”的大行动的牵动着所有中华儿女！几天以来，无数震憾人心的感人场面让所有人的心都在颠抖，四川在哭泣，中國在哭泣，多少人热泪盈眶地见证了这一切——四川挺住！！中國加油！！

　　大地震已经过去十五天了，在温总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全力抢救”的号召下，多少生命从死亡线上争夺回来了，“抗震救灾”进入了安置和重建家园阶段。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个新农村景象，新的都江堰城，新北川城等等新城、新镇将展示在世人面前。

　　尽管我深信这一切都会实现，但是，在我们重建家园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深刻地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地震灾害过后，我们受到血的教训有哪些？

　　有人告诫我说：在这个时后写这些会有负面影响，我不以为然。相反，我认为这正是该思考的时后到了。

　　★  地震现象的再认识

　　我们所学来的一点滴地震知识也是老师传教的，书上学的，老师也是他的老师的老师，师爷师祖传下来的（包括文字）。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没有人真正了解地球，彻底闹明的地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许多东西都是通过地震发生以后才悟出一些新的东西来。这次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专程跑了都江堰、彭州、郫县、温江、大邑、崇州的几十个城市和乡村，对这次地震后的现场进行观察，我发现有许多地震现象让我十分费解，这些现象我希望能引起专家和政府的重视。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地震基础知识：

　　地球的结构可分为三层。最中心层是“地核”，中间这层称之“地幔”；最上表面外层就叫“地壳”。地震一般发生在地壳这一层之中。地球在不停地自转和公转，同时地壳内部也在不停地变化。由此而产生力的作用，使地壳岩层变形、断裂、错动，以及板块挤压，于是就发生地震。

　　地震的发生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由于地下深处岩石破裂、错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能量急剧释放出来，以地震波的形式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到地面引起的房摇地动称为构造地震。这类地震发生的次数最多，破坏力也最大，约占全世界地震的90%以上。

　　构造地震中包括板块挤压引发的地震，中國位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即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断裂带引发的地震十分频繁。除此之外还有火山地震、塌陷地震、诱发地震、人为造成的地震等，这些地震由于震级不大，其地震波向外传播的面积也不会很宽，危害也不会太大。

　　我国的地震活动主要分布在五个地区的23条地震带上。这五个地区是：①台湾省及其附近海域；②西南地区，主要是西藏、四川西部和云南中西部；③西北地区，主要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宁夏、天山南北麓；④华北地区，主要在太行山两侧、汾渭河谷、阴山-燕山一带、山东中部和渤海湾；⑤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我国的台湾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西藏、新疆、云南、四川、青海等省区位于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上，其他省区处于相关的地震带上。处在中國地震带的区域，也就是地震重点监视防御的重点区。当地震发生后，地震所引起的地面振动是一种复杂的运动，它是由纵波和横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震中区，纵波又叫S波使地面上下颠动。横波使地面水平晃动。由于纵波传播速度较快，衰减也较快，横波传播速度较慢，衰减也较慢，因此距离震中较远的地方，往往感觉不到上下跳动，只能感到水平左右晃动。

　　无论是纵波或横波，它都必须在传振载体上运行，按物理学的原理：介质坚硬的物体比松软的传振大而且衰减也小；当介质在传送震荡时，它的端部所产生震荡力度要比介质体位中其它部位大得多，我们可以用“尖端放电”的现象来理解介质端部的震荡力度。

　　地壳层在地下并不是象鸡蛋壳一样的平整，其断裂、错层、走向以及厚度等都十分复杂，

　　当地震在某地发生时，由于地下传震载体（岩石、岩层、断裂层及土壤）十分复杂，表现在地面上的损坏就不一样，完全不象飓风、洪水一样冲击到那里，那里就一扫而光——同样的损坏。

　　我们可以做个试验：找一块较大较硬的岩石，先把它破碎开，让它有峰尖、有山脉、有涯地一样的形状，然后在这块起伏不平上面再拍一层砂土，这时后我们可理解这象我们所处的地壳层，然后我们在不同的位置插上火柴棍，这时后我们用铁锤打击某部位。

　　从这个试验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1、峰尖、山脉砂土层薄的火柴棍先倒；2、距离受震远但有山脉、断层联系的先倒；然而距离受震近但砂土层较厚的后倒或者不倒。

　　这正好说明成都市距离映秀仅几十公里没受灾，原因是映秀与成都市地下不是坚硬的岩石连接，而是成都市盆地是砂石层，传震小而且衰减和分散的作用下，才受灾不严重；而北川距离映秀几百公里受反而大的原因。

　　这次大地震还有这样一个现象：从这次地震损坏的面、点和方位来分析，是有线形和弹跳走向。在观察中我发现，在垮塌房屋的旁边就有谁都认为该倒的并没有倒；有些地方仅隔一条小沟，沟这边垮塌非常严重，而沟那边则无任何损坏。甚至在一大片区房屋中，在我们看来不结实没倒，反而相对结实的还倒了。这种前后不倒中间倒，左右不倒中间倒的现象实在许多。为此我个人认为：地震在地下的传震还有它的不规律性，除纵波和横波外，我认为还有“放射波”存在。放射波是在岩层断裂端点、峰点以“尖端放电”原理暴发出来的。

　　我再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崇州街子古镇上有一个木器厂，该厂有一栋二层半框架+砖混的楼房和旁边的的一片平房在这次地震中全倒塌了，然而就在这座楼房10米远的地方，该厂堆叠凉晒的木方条，是长宽一米左右横顺堆码高达10米，在这次地震中楼房倒塌了，平房也倒塌了，然而堆码的木方居然没有丝毫倒塌和倾斜（堆码的木方可以说两三个人就能推倒），在这座倒塌房子的前后左右100米范围内却没有一处受损和倒塌的房屋，再过去100米又有倒塌现象。这说明什么？难道他这楼房还没有他这堆得那么高的木材堆稳固？

　　最近几天中我在网上看到许多人提出质疑，认为倒塌的房子就是“豆腐渣工程”。特别是前后不倒，左右为不倒，就中间倒的一定就是“豆腐渣工程”。

　　地震后成都电视台请了一位地震权威专家“洪教授”在电视上讲道：成都市区内80年代以后的房屋建筑质量都很好，已经受了8级地震的考验都没倒，而且没有损坏……。他的这翻话是想安慰民心，让大家不要惊慌。数不知他一个地震权威专家开这样大的黄腔，就凭倒与没倒来断定房子质量很好？我不知他是否忘记了：映秀发生的地震是8级，在成都市就不能说“成都市也经受了8级地震”；按地质状况来分析，如果说映秀的地震裂度是10—11度的话，都江堰地区只有7——8度左右；而成都市区则仅有5度左右，顶多也到不了6 度；按裂度来换算的话，也只能说相当于成都市发生了一次4.5级左右的小地震。如果说在5度左右的地震裂度就让房子倒塌了，这还算是房子吗？

　　因此，单凭“倒塌的房子就有问题；没倒的就是坚固合格是好房子”来下定论，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提醒这位地震权威“洪教授”：你的这种乱开黄腔只能让政府和民众麻痹大意，是要害死多少人的啊！

　　★  地震麻痹症害了我们自已

　　地震在中國已经不只一次地摧毁了我们无数生命和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但是，当每一次大难之后，痛苦逐渐在人们心中消失以后，对大自然灾害的防范意识也就淡然无存了，我们政府以及我们的民众都在犯着同样的毛病——地震麻痹症。

　　唐山、松潘大地震快三十二年了，改革开放也正好三十个年头，在川西平原上开始城市建设和农村民居的建设也只有二十五年左右时间，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是众人称赞。就都江堰为例，而今的城区占地面积是改革开放前的3—5倍之多，其建筑面积就更多到10 倍以上；除城区的农村，在这二十多年中，就有90%的农民新建了房屋，无论农村还是城区，一片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确让人振奋，这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胜利成就。

　　本人无意抵毁黨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相反我坚定不移地拥护这英明举措。但是，中央的政策再好还需要地方政府来执行，其结果才能验证他们的作为和不作为。这次大地震就检验了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功劳与过错。本人以灾民的身份，对大地震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我提几点忠告：

　　★  地方政府对地震防御上的麻痹

　　地震防御并非许多网友说的政府要做到预测、预报，以便于民众预前逃避。其实这对政府提出的不科学要求，也是办不到的，如果说有一点异常现象，比如鸡在飞，狗在叫等等就通告民众快跑，这不是乱成一团了吗？，这社会还安宁吗？

　　“防”的真正意义是随时观测地震的动态，一旦地震发生时我们有对应的措施：“御”的意义则是我们随时都具备抵抗地震来了以后的能力。

　　从这种防御理念来讲，虽然我们明知道我们是处在地震多发地带，我们的生活、学习、居住条件就必须要具备抵御地震的能力和条件。然而可悲的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只盲目地追求表面化的东西——城市里楼房林立，农村家家户户都住新房，谁知在这一片生兴旺发达的背后，却隐藏着毁灭性的祸端。当灾难来临的时后，人们才意识到这表面的光采是不堪一击的，所修建的房屋根本不适合在地震多发带上居住和生活。

　　追诉起来我们的政府和民众都对地震产生了麻痹大意的思想，不相信地震会在自已的地盘上发生，之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一、建筑材料质量的监管不严。建筑材料中的钢材、水泥、砖、砂石的几大类建材，其质量几乎不能受到政府的监督。比如钢材，在成都市境内至今起码还有20处生产“地槽钢”的窝点，每天不少于有上百吨的歪钢材流入市场。这些歪钢材是用废铁在小炉子里生产的，其含杂质、锍等有害物质都很高，根本不能在建筑中便用；可悲的是至今这些害人不浅歪钢材仍然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还仍然在修筑我们的美好家园！除之外还砂石、水泥等，不正规的建材在市面上随处可见，过去的几十年是这样，而今仍然还是这，就连地震后还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些建材修建成的房屋能抗几度地震？试问政府你们想到了吗？管了吗？

　　二、建筑结构的要求，政府麻痹大意。唐山、松潘大地震以后，政府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二十多年来并没有出台一部对民间“修建永久性房屋的法规”，对老百姓特别是农村建房，房屋结构上是否能抗震，政府从来是不过问的，让老百姓随意修建的现象太普遍。在这次大地震中，我们都发现用预制板搭建的房屋要比框架结构的房屋垮塌多许多，而且是一垮到底。因为用预制板搭建的房屋就根据本不抗震，垮塌后连一点空隙也不会有，之所在这次地震中的伤亡如此惨重。这种用预制板搭建成房屋的行为过去是这样，而今仍然还在继续。这里要问政府，虽然明知我们是处在地震多发地带，老百姓无知与愚昧，政府是明知而不告诫，不制止呢？还是同老百姓一样无知与愚昧呢？我不敢相信是前者，因为这种罪过实在太在啦！                                我恳切希望政府立即制止用预板搭建房屋的做法，否则还要死人的啊！

　　三、建筑业的无序和随意性必须止住。建筑，是一项多学科，而且技术性很强的领域，二十多年来政府也出台过一些有关法规。但是，在这个领域中的无序和随意性十分严重，特别是民间老百姓的修建，政府是几乎就不管。设计合不合理？建筑材料是否合格？技术工人的技术能否达到要求？等等都好象是老百姓的事政府不好管。数不知一旦出事以后仍然是政府的事了。通过这次大地震，我们看到老百姓随意修建的房子是不堪一击的，如果说从唐山、松潘大地震之后，我们的政府没有麻痹思想，严格要求民众的房屋建筑标准，也许这次的损失就没有这么惨重。从这种意义上讲政府有失职之过，明知我们是处在地震多发地带上，明知这些房子一震便倒，明知要打死人而该管没有管，难道没有罪过吗？该不该有人来承担责任？有错也罢，无错也罢，而今这种状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特别是在重建家园这时后，更不能让老百姓随意修建。否则再过三十年我们还会有同样悲惨结果！                            通过这次血的教训后，政府应该马上出台相应法规，制止建筑上的无序和随意性。我建议从这次大地震之后，对我国的建筑，特别是民间建筑也要实行“政府监督制度”。要制止老百姓无序的、随意性的修建永久性建筑，同时，我建议凡永久建都必须建成立“技术档案制度”。无论是大小工程，是谁的设计？是谁施工负责技术？政府监督人是谁？以及主要建材是谁卖出的？等等都必须记录在册，然后才给办房产证。如将来发现问题或出了事故，该由谁负责就应该处罚谁。这样可许才能对每个环节都有了约束；相信他不会拿生家性命来而戏的。

　　四、现行的监督机制弊端多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些建筑法规，从中央来讲，早就认识到这些。然而在中國的现实中，政策和法规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相反还助长了不正之风，你要他去管，就要给他权，他有了权利就有腐败存在，而今在建筑业中能体现的权力部门有建委、国土、规划、图审、质检、安检、房管、防雷办、节能办等等，同时还有代表建设方的监理。按理说这已经是考虑得很周全的了，然而当的建筑业中弊案实在太多啦！任何监督都会在金钱的作用下显的是那么苍白而无力。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后过多地去揭示这些负面东西，相信许多人都知道其中的底细。就是因为这些不良因素的存在，政府监督不仅不能起到好的效果，相反还会隐藏祸端。                                                                      不管会泛滥，管又会出现腐败，到底该咋办呢？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设立的这种监督机制不科学，这是一种只有纵向权利的监督，它缺少横向的制约，也就是说这代表政府出面来监督的人“只有他管别人，没有别人管他”的机制。政府应想一种办让这些手中执权的，也能在他监管别人的同时也受到别人对他的监督。我相信政府只要想去认真管，不是没办法的。

　　灾后重建工作已经是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了，我希望在这次大地震之后，政府再也不能象过去一样，不吸取血的教训，没有很好的重建措施和方案，修得再好，再快也枉然——再过三十年的事谁又说的清呢？

　　最后，我向在这次地震中的死难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并真切地向黨中央、向人民解放軍、公安武警战士、向参加这次抗震救灾的所有人表示深切的感谢！

　　中國人民不仅会记住这场灾难，同时也会记住您们的深情厚意！万代子孙都不会忘记这一切！

　　2008/5/27于都江堰

　　作者电子邮件：ysx188(at)163.com

　　作者:莫功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5月1日起正式施行，国务院已经确定，行政收费、公务消费、政府重大投资工程预决算为2008年政务公开重要内容。

　　这是意义十分重大的制度性改革。面对日益严峻的腐败现状，中國共產黨终于走出了等待官员良心发现、觉悟提高，依靠纪委自我监督的模式，拉开了向公民移交监督权力的历史性序幕。

　　从五月一日开始，民众有了了解公共信息的权力，官方有了向公众提供信息的义务。确立这项制度，标志着中國大陆迈出了走向公民社会的重要一步。

　　《条例》第二章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知情权。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才能保障公平正义。如今“知情权”的平台终于搭建起来了，但这场戏能不能唱好还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据我所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远没有进入角色。

　　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搞了政务公开，但公开的都是官方想让民众知道的东西，而不是民众想要知道的东西。谁都知道，这年头大家最关心的是钱。“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说起来朗朗上口，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那是松紧绳而非钢板尺，很难用具体指标衡量。其实说别的都是绕圈子，归根到底要看官员们把钱花到了谁身上。

　　公众评价考查政府的最重要指标，就是要看纳税款和其它收入的具体流向，然而这恰恰是官员们最不愿公开的。我看过许多政府网站，说的都是冠冕堂皇，唯独对自己的收入和支出讳莫如深，没有哪个部门开出清单主动接受公众检验。政府官员不愿公开在情理之中，可是审计部门也对公众保密，他们从不公开对政府部门的财务审计报告。

　　这种财务审计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不公开就是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笔者认为，实施《条例》后，各地官方应首先公开政府部门财务审计报告，自觉接受广大公民审查监督，以彰显阳光行政的诚意。

　　民间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中國大陆从来没有进行过公民教育，民众最缺乏公民意识，向来是“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官方掌控着极大资源，一盘散沙的民众根本不是对手。经验告诉大家，揭露抵制腐败往往是“打死狼大家吃肉，挨了咬个人受疼”。在“无利不早起，有奶便是娘”哲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很少有人为公众利益充当出头鸟。因而可以推断，虽然条例已经生效，虽然绝大多数人对“公款吃喝、购置公车、公款出国”等滥用职权现象深恶痛绝，但是敢于出面要求政府公开这方面数据的公民，恐怕少之又少。

　　一个千呼万唤，期待已久的重大制度出台了，但接下来很可能是无人问津的冷场。形只影单的公民，面对一切通吃，俱荣俱损的官僚权力体系，去挑对方的毛病，无异于与虎谋皮。

　　当下中國大陆，谁最适合代表民众调查公共权力运行情况呢？

　　——首当其冲者当然是人大代表。他们受到法律特殊保护，具有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然而，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敢于为公众利益挺身而出的人大代表乃是凤毛麟角。

　　——最理想的机构是媒体。媒体若根据民意出面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舆论监督效果立竿见影。但作为喉舌，他们会这样做吗？

　　——参政黨向来以共產黨诤友自居，而且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民众调查监督政府是名正言顺。但参政黨的饭碗没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能出面吗？

　　——共產黨员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的先锋队，理应肩负起更为重大的责任。广大普通黨员对黨员领导干部腐败行为痛心疾首，他们当然是监督政府的最佳人选。但是，那些掌握权力的黨员领导干部允许他们这样做吗？

　　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本人认为，网络公民也许是能承担代表民意调查政府行为的最佳人选。

　　理由如下：

　　1、网民在论坛上大都经过公民思想洗礼，有较强的公民意识；

　　2、网民中年轻人居多，文化程度较高，顾忌少、热情高、有理性，完全可以胜任；

　　3、各地不同兴趣的网民已经组成了无数团体，网络公民团体已经到了呼之欲出阶段，志同道合者完全可以形成监督公共权力的团体力量；

　　4、大家共同商定的调查选题具有针对性和普遍性，能更充分地反映民意；

　　5、网络公民调查获得的官方信息上网公布后，能形成舆论压力，促使官方改进工作。

　　国务院出台这样的文件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把好事办好，真正落到实处注定要走漫长的路，还需要那些不愿看到国家因腐败引发动乱的有志之士，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落实《条例》的过程绝对不会一帆风顺。

　　本人的今生目标是努力成为合格公民。为了促使国务院《条例》的落实，我决定从近期即着手做两件事。一是促使地方审计部门尽快公开每年对政府机关的财务审计报告，二是要求一些政府机关公开公款吃喝招待费开支情况。我将把每次活动情况及时在网上公布，希望能得到网友们的支持帮助。

　　作者:田奇庄

　　（张宏良评：林治波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所有爱国者应该反复阅读的现代教科书，这十大强国战略同时也适合中國。当初普京总统接管的俄罗斯是一个已经近乎破产的国家：金融彻底崩溃，卢布和美元比值从0．86兑换1美元跌到8000卢布兑换1美元，几乎已变成废纸；日本乘机以巨额外资引诱俄罗斯放弃北方四岛，西方国家以能否加入WTO要挟俄罗斯开放资源；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在车臣问题上威胁俄罗斯不准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俄罗斯放飞了大批美国鹦鹉，试图摧毁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和獨立价值观，等等。总之，中國遇到的所有问题俄罗斯都遇到了，并且其险恶环境超过中國千倍万倍，可是普京总统带领俄罗斯人民走出了困境，一个日渐强大的俄罗斯再次屹立于欧洲东方。俄罗斯不仅以国家强大赢得了世界尊重，更以人民幸福得到了世界赞赏。去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了世界上存在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俄罗斯的穷人发展模式，即由绝大多数穷人享有经济增长利益；另一种是中國的富人发展模式，即由极少数富人占有经济增长的利益。这两种发展模式意味着上帝和人类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推翻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俄罗斯建立起了穷人发展模式，而自称是坚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建立起来的则是富人模式。

　　普京总统始终坚持拒绝牺牲俄罗斯利益，至今仍没有加入WTO，可是俄罗斯人民富了起来；中國加入WTO的代价，就是每年上万亿财富流向西方，许许多多老百姓却在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在医院外面。就在中國银监会宣布允许外资控股中國银行的第二天3月28日，俄罗斯杜马通过了禁止外资进入俄罗斯能源行业的法律，把世界能源价格上涨的每一分钱，都留在了俄罗斯人民手里。我们羡慕俄罗斯人民，他们拥有一个好总统，拥有一批好学者，拥有一群好青年！到今天，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十多年来中國的改革精英和主流学者一直在批判俄罗斯，贬低俄罗斯和妖魔俄罗斯，只是我们明白得太晚了，我们的民族已经被彻底出卖了！当我们看到毛主席那句“为人民服务”被写入俄罗斯总统誓词时，忍不住泪水滚滚而下，毛澤東是中國的毛澤東，可是他所倡导的宗旨却变成了俄罗斯总统的誓词，中國人又怎能不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张宏良）

　　今天，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结束总统任期的日子，普京总统变成了普京总理。此前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即将卸任的普京的民众支持率达到84.7%，为其八年总统任期的最高纪录。这是普京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民调，其结果“反映了俄罗斯民众对国家第二位总统的感谢之情”。笔者很少见过一位政治领导人拥有如此之高的威望，从未见过哪位政治领导人在结束任期的时候，依然拥有如此之高的威望。

　　记得前些年总有一些俄罗斯人出于对中國成就的羡慕，热切呼吁学习中國经验；但是，现在这样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少了，原因很简单：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这恐怕也是普京能够得到俄罗斯民众强烈拥护的根本原因所在。

　　现在，普京的两个总统任期已经结束，从其连续两届的执政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普京的治国目标和治国理念，以及顺应这一目标和理念而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措施。

　　1――回收国有企业。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推行全面私有化。到普京当政时，许多大型国企已被私有化，巨额国家财产被少数寡头瓜分，人民群众大量失业，陷入极度贫困。普京上台后，通过司法手段或市场手段，将战略行业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大型企业重新国有化，并亲自确定涉及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对外贸易、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的1063家俄罗斯大中型企业为国有战略企业，规定政府无权对这些战略企业实行私有化。同时，加强对国有战略企业的监管，使之忠实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并向国库上缴利润。

　　2——改善人民生活。

　　由于俄罗斯政府掌握了一千多家国企，加之石油涨价，俄政府财政收入大增，普京毅然放弃2004年准备实施的“社会福利货币化”政策，将财政盈余和能源出口获得的巨额收入集中起来，偿还实行“休克疗法”时期对群众造成的欠账，推动实现“现代化医疗、高质量教育、买得起的住房和高效益农业”，改善人民生活。为此，普京政府从2006年起每年拨60亿～80亿美元，实施社会福利工程：在保健领域，成倍增加基层医师和护士的平均月薪，到2008年高科技手术和疑难手术的接待能力扩大了3倍；在教育领域，到2008年全国能上网的中小学增加了两倍，教师工资大幅度提高，每年有1万名优秀教师可获得每人10万卢布（约28卢布合1美元）的奖金，科学家的平均月薪增至3万卢布；基础设施领域，拨款14亿美元全面实现农村燃气化；在住房领域，国家提供巨额补贴，使居民买得起按揭房，并增加住房建筑量。

　　3——加强国防建设。

　　普京上台后，带领俄罗斯走上了强国先强军、以强国爱国主义统领国家和振奋民心的道路，给予国防事业优先拨款，俄罗斯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迅速复苏。在军事体制上，普京整顿大军区，使军队重新归于国家元首的领导之下。宣布投巨资建立新的航母编队，大幅度提高军人工资，派遣军事领导人进入行政领导班子，提高军队政治地位。与此相应，军界对普京给予全力支持，保障了普京的施政。

　　4——巩固国家统一。

　　普京把因苏联解体而分散的、几乎瘫痪的中央权力进行了重组，铲除各州各地方各自为政的现象。一是建立中央垂直领导的政权体制，二是建立总统领导下的联邦区。由宪法立法会议通过了普京提出的有关政权改革的法律，从议会上院中撤去地区领导人的职务，使之失去了不受侵犯权，赋予总统解散地区议会和解除破坏联邦法律的领导人职务的权力。这种垂直领导体制的目的就是要各地区承认并无条件地服从中央。为了保证垂直领导体制的成功运行，普京向国家杜马、各联邦区、各州派出“总统全权代表”，代表总统行使权力，从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

　　5——维护苏联荣誉。

　　普京深刻地认识到，由西方舆论主导的对苏联的妖魔化，必然造成俄罗斯历史、文化与情感基础的坍塌，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普京自觉地致力于客观评价苏联和维护苏联荣誉的活动。他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的最大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苏联解体是”在泼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2000年12月，他建议国家杜马通过法律，规定以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国歌，并用红旗作为俄军军旗。有人竭力反对，普京反驳说：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象征性标志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他还质问那些人：”在苏联时期我国拥有的一切就不值得我们回忆了吗？我们把杜纳耶夫斯基、肖洛霍夫、肖斯塔科维奇、科罗廖夫和航空航天领域的成就置于何地？我们把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飞行置于何地？把鲁缅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