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六天，国务院发布公告，设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暂停奥运火炬接力；并且在19日下午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5月19日距地震发生刚好一周，这也是国人传统上哀悼逝者的日子。

　　汶川共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为了普通的受难者，全民哀悼、全国下半旗、全国笛声齐鸣，在这片土地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不仅是五十九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可以说是五千年以来的第一次。付出数万人生命代价的汶川地震催生了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的朝野全民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国民们呼吁“人命关天”，公共知识分子宣称“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普世价值”，《人民日报》强调“[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生命至尊”，国家执政者宣称“救人第一”。这是中國五千年以来第一次在朝野间达成这样的普遍共识。人的生命至高无上，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共识，因为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了。

　　越大的灾难需要有越深刻的反省，越应该让我们懂得生命的宝贵和尊严。在最近的六十年中，中國发生了多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灾难性地震。即使是使二十四万失去生命的唐山大地震也未能带来触及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反省。直到这次汶川大地震才终于形成“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一全民的初步共识。这一共识要求国人在此共识的基础之上确立以生命权为核心的新的价值秩序，并将保护生命作为制度重塑、政策制定以及施政理念的出发点。唯有凝成这样的共识，做出相应的制度改进，形成生命至上的公民文化，才能对得起那数万在天的亡灵！

　　国家应以保障生命权为最高使命

　　国人常说“人命关天”。这意味着，江山并不关天，国家财产并不关天，只有人命才关天。人的生命价值是衡量其他一切价值的尺度。人的生命权也是判断政府的性质及其目的的标准。美国著名的开国者杰弗逊总统曾经说过：良善政府的首要正当目的就是关照每个人的生命，而不是毁灭生命。在文明社会，设立国家与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打倒人、專政人、消灭人，而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消除对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威胁。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才是国家与政府的最高使命。

　　用法律来保障生命权早已是文明社会的通例。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各不相同，实行宪政的现代文明社会无不把对生命权的保护写入宪法。1776年美国《獨立宣言》宣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它们的最高法律即宪法中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通过宪法保障生命权。联合国也在其各种权利公约中一再强调保障人的生命权。1948年12月《世界人權宣言》在第3条宣布“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项明确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汶川共识的意义在于它修正了以往的价值序列，把人的生命价值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长期以来，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在朝野之间缺乏共识，对国家财产的重视高于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对给予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的荣誉高于抢救民众生命的英雄。因此，历史上涌现了许多保护国家财产的“救财英雄”，他们为国家的一根木头、一匹马、几只羊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震救灾有一个崭新特点，这就是抢救生命的“救命英雄”越来越多。一条条类似“牺牲生命、保全财产”等硬性政治要求也渐渐淡出。执政者和官方媒体开始把挽救生命看作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这一重大变化非常值得肯定。人命关天，因此，对汶川共识的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然而，与汶川共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行的许多正式法律依然明确地把国家财产置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之上。在这样的价值序列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财产，其次才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8月10日公布《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就规定，检察人员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在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中，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黨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黨察看或者开除黨籍处分。

　　上述问题也同样存在于现行的宪法之中。从条文上看，现行宪法一方面没有关于公民生命权的任何规定，另一方面把国家财产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绝对凌驾于对公民财产的保护之上。（宪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宪法本来是为生命权而生，而生命权却在现行的宪法中完全缺席。不仅如此，现行的宪法乃至许多法律和政治教科书都把国家看成是维护政权的暴力專政机器，而不是保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工具。面对汶川大地震的无数牺牲者，现在是从宪法的高度认真对待生命权的时候了。

　　应该把对生命权的保障写入宪法

　　宪政相对于專政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它以尊重与保障人的尊严与生命权为根本出发点，视人的生命价值为最高的价值。任何一种法律制度或制度的安排都必须服从并维护生命权，珍视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可是，在当下，人的尊严与生命权的价值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漠视生命价值、忽视生命安全的现象普遍存在。现在，汶川共识的初步形成将有助于推动中國从專政向宪政转型，而对生命权的保障是其枢纽所在。

　　要落实汶川共识，首先应该把对生命权的普遍承认和平等保障写入宪法。汶川共识要求国家职能有一个根本转变，即从维护政权的專政国体到保护生命的宪政国体的转变。这意味着，政府最根本的职责不是去对一些人实行專政，不是去消灭一些階級，而是去保护每个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以尊重和保障生命权为一切制度、法律、政策的出发点。要想类似唐山地震、汶川地震造成重大生命伤亡的事件不再发生，就不能继续让生命权在宪法中一直缺席。

　　其次，落实汶川共识还要求在宪法中用“公民的生命权不可让渡、财产权不可侵犯”来取代现行宪法中规定的“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行宪法法律规定国家财产高于人的生命与财产。这是与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以及汶川共识根本冲突的。国家财产来自于作为公民的纳税人，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来自于公民的国家财产置于公民个体的生命血肉之躯之上。宪法首先要保护的不是国家的财产，而是公民的生命权；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实行階級專政，而是对公民的生命安全加以切实的保障。国家利益并不高于一切，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才高于一切。

　　第三，落实汶川共识要求用“公民”的概念来取代现行宪法和法律中“人民（群众）”的概念。现行的宪法和法律根据正统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把人区分成“人民群众”，认定人的生命价值因政治地位不同而有差等，而不是强调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这也是与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与汶川共识相冲突的，是專政思维的遗产。不是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甚至不是公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而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价值观，更是文明社会的底线共识。

　　汶川地震，是上天，在提醒我们，是承认“生命高于一切”的时候了；在敦促我们，生命至上的汶川共识还需要有后续的观念更新和制度跟进；在告诫我们，现在是把生命权写入宪法的时候了！唯有如此，才能让公共权力向人性回归、向生命尊严低头、向民意靠近、向普世价值归顺。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看该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要性程度，生命权得到保护的程度，人的尊严得到尊重的程度。因此，值得再次重申的是，在文明的价值序列中，生命的价值才居于顶端，其他一切都居其次。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或者说人命关天，是文明的合乎人性的执政理念的出发点，也是中國迈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新起点！

　　来源：《南都周刊》2008年6月20号

　　作者:刘军宁

　　一．小引

　　潘维一篇《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①派给思想界一个任务：“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跟西方的竞争”。为此，首先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

　　什么是潘维号召解构的“普世价值”和要说破的“皇帝新衣”呢？——是“如宗教般俘获民心”的“自由民主”！是“‘民主’与‘專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据说，这种“民主与專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如果不是充溢字里行间的强烈情绪，乍看到“政治蒙昧主义”、“洗脑”什么的，多半会把它们看成倒着说事的幽默。但不是。

　　这篇号召解构、揭穿、竞争的宏文，写法特殊。道理是不需要讲的，只管结论下得痛快便是；结论多得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否自相矛盾、有无背离常识，管它呢，只要符合潘维自个认定的政治正确性，哪怕梦中呓语，哪怕逮谁骂谁、无端侮辱也无妨。

　　所以，潘维可以断言“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却不履行告知义务：究竟谁说自由、民主、市场是三位一体。还可以断然宣布：“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却对一个明显矛盾不管不顾：如果“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战争的胜负”真如他斩钉截铁宣称的那样“从来不取决于物质状况”，而只由民心向背决定，那么清国肯定不该败于日本，除非他能证明当时的民心向着日本。

　　至于侮辱性言辞，文中多了去。怀抱民主理想给说成“被洗了脑”，却根本不理会被指者肯定会发出的一个无关乎政治态度而只关乎常识的质疑——突破信息封闭而拓宽了眼界的人容易被洗脑，还是自我封闭、井底观天更容易被洗脑？对别国人民，也不无侮辱：南斯拉夫，“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好家伙！南斯拉夫人民的选择不合潘维政治偏好，就给定了个“缴械投降”。针对印度人民的“改宗”一说更是奇怪。印度一獨立就采用了民主制，而之前是四分五裂的王公统治和外国的殖民统治，再往前，是莫卧儿皇帝的统治。用“改宗”一说嘲讽奚落印度人摆脱王公统治和殖民统治而选择了民主道路，莫非印度人命该接受王公或皇帝的“正宗”？说人家的生存质量无改善，也是信口开河，选票、言论表达和结社的自由使普通人也不乏力量感，他们可以不被官家欺负而活得有尊严，穷人无须提防一支未注册准武装力量的“踢掀砸抢和追打”，国家不富裕，但没闹饥荒、没饿死人……难道“生存质量”可以没有这些个维度？今天的西方人民在他笔下就惨得没法说了：是被“‘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的“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

　　侮辱远不止这些。当潘维把一批批思想者对我国自秦始皇起实行專制达两千余年这一事实的揭露指为“在我国影响很深”的“新蒙昧主义”，把对自由民主的信仰说成需要“摆脱”的“思想桎梏”和必须“解构”的“政治蒙昧主义”，这一来，所有反思历史的思想者就都成了“新蒙昧主义”的中招者和制造者，中國近百年的追求也成了一场虚无，而在亚洲最早进行共和试验、开发民智、实行新闻言论自由，自然就统统成了自套枷锁、由文明返蒙昧的蠢举。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一批人，他们在自由民主理想激励下放弃安全、优裕的生活而投身到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的斗争之中，按潘维的说法，也是被洗脑而落入了“政治蒙昧主义”陷阱。可我知道，父辈们当初的选择是獨立思考的结果，尽管南辕北辙的结果为他们始料不及，但獨立思考跟蒙昧主义天然对立，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倒是后来有没有被洗脑而少了獨立思考多了盲信，那倒真是个问题，值得通过若干个案研究来寻找答案。

　　现今中國老百姓，潘维也没放过。前引“端碗吃肉，放筷子骂娘”一说，直译出来不就是说老百姓是忘恩负义、不宜好的一群？不就指他们吃政府喝政府的，吃饱喝足了就拿政府开骂？可是，此说内含的关于人民、人民与政府关系、究竟谁创造财富、谁供养了谁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念，我国政府官员怕是不便欣然接受，除非脑袋进水了。

　　不过，这类信口雌黄，提一下足以。真正需要重视的，是潘维称要打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这场战争是主要针对民主的解构和以自己的政治观念跟西方展开竞争。

　　纵观潘文，解构民主，大致几步曲：第一，定位：民主是一种“政治观念体系”或曰“意识形态”；第二，定性：这种意识形态是西方制造出来俘获民心的现代宗教，是“国内外意识形态话语掌握者”当“普世”尺度来测量政权合法性的“空洞的概念”和“政治标签”，体现了西方话语霸权；第三，后果：对整个世界来说，“自由民主”这种“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对国家来说，“转奉自由民主”不仅“不会使国家变得繁荣富强”，而且“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据潘维说：“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这里顺便插一句：既然说自由民主观念把世界带入政治蒙昧时代，自然就意味着此前是政治文明时代；说民主化使第三世界“被边缘化”了，也就意味着民主化之前曾居世界政治舞台要津。这两点本该用事实说话，但被潘维当成了无须提供事实依据的不言而喻之理，双双作为隐含前提连同其明确的断言一起兜售。

　　而竞争，则是针对“世界的‘主流’色彩”，以中國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

　　解构民主、解构普世价值，或者针对世界主流政治观念的竞争，都不是可以当呓语或耳旁风的，果真捣鼓起来的话，后果是要每一个人来承受的，也是要后代继续承受的。

　　二．民主是可以解构掉的意识形态吗？

　　1．民主很实在，不是什么浸透着黨派精神的意识形态和“空洞的概念”

　　潘维把民主界定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馬克思视之为虚假意识的代名词，视之为具欺骗性的观念体系。曼海姆等现代思想家也指出了意识形态对思想的扭曲和操纵，认为这种观念体系跟包含着人类探索未知成就的知识体系是不同的。中國是一个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国度，身处其中，对意识形态的这些特性是不陌生的，对意识形态体系漂亮言辞下隐蔽着的真实意图，对它强烈的黨派性、排他性和对人们精神世界的遮蔽和操纵，也都不缺少认知和实感。

　　而民主制度是作为一种公民自治体制诞生的。

　　事物的起源往往可以提示这一事物基本特征的重要线索。在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古希腊，民众对来自当权者威胁的觉察和担心，使人民不能放心地把管理城邦的权力交付任何个人，而是创造了一种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公民自治体制。

　　这种制度当然也有一系列观念与之相应，比如权力观和人性观：相信权力具有的侵略性、扩张性和对掌权者的诱惑、腐蚀性，必定使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对民众构成威胁；相信人具有基本的理性判断能力，在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个人才是自己利益的最可靠看护者，但在种种诱惑面前特别在受权力诱惑时人的德性很脆弱——人性的前一侧面使公民自治成为可能，后一侧面使人民对掌权者的控制约束成为必要……。这些观念是从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它们都很实在，没有意识形态高调的虚妄性；它们的可观察、可验证，不同于意识形态把美好允诺无限后推而具有不可验证性。而这些观念折射的权利意识对人来说具有自生性而无须外部灌输，跟意识形态那种垄断事物解释权，控制人的思想、遮蔽人们精神的观念相克而不相生。

　　可以说，民主从理念到制度都极其平凡。民主认可和包容人的利己天性，对人的认识平实而低调，不试图去改造人。不象那些把不切实际的道德高调作为制度之人性要求的体制，非得把大量精力耗费在对人的改造、控制上。因为这种平实性，民主制度无须靠折腾人性来维系，但人民——民主制下，人民是拥有平等投票权、发言权和平等法律地位的公民的总体，而不是一个具政治排斥意味的意识形态用语和由权势者垄断了解释权可以随心使用的政治符号——在自治实践中自我教育；公众的福祉不依赖一个头顶神圣光环的圣人或者一个天纵英明有着“十全武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人，而是由普通民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如何实现对自己命运的掌握？相应的原则和措施同样实在。公民平权原则、统治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权，授权必须通过自由、公开的选举来进行，为防范选举产生的掌权者僭越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及人民的主权地位而设立制衡、监督、问责、弹劾机制，等等。这些原则和措施具有中立性和可操作性，跟意识形态的黨派精神无涉，更不是什么“空洞的概念”。

　　现在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选择了民主，理由也是高度现实的。诚然，现代民主政治中相互竞争的黨派为了凝聚政治共识和实现力量整合，都各有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但是决定它们在政治竞争中胜负的主要是现实政策。黨派意识形态固然可以对部分人的选择产生影响，但多数选民并不在意什么意识形态，而在意跨黨派跨意识形态的价值原则能得到多大程度体现，在意每一种政策对自己现实利益的影响。台湾地区刚结束的选战就很说明问题：多数选民不管两黨有什么理念，但关注一条：什么对民众最有利，对台湾最有利。

　　2．民主、專制不以东方、西方为分野

　　就民主所依托的那些基本观念来说，如，作为民主制前提的公民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以及对权力本性的认识，前者跟人最深刻的人性需求相符，后者给人们以警示——断不可把维护个人利益、增加社会福祉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善性上，对社会和其中每个人来说，最大的危险来自无制约的权力，乃是一条被历史和现实反复验证的铁律。只有民主的制度建构以及它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和权利，能够有效应对这种危险。就此而言，说民主具有普世性或者说包含着普世价值，并不为过。

　　但潘维却描绘出一幅“‘民主’与‘專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的图景。这样的描绘和指控不仅反映潘维的阴谋论思维，还透露出他自己恰恰已经陷在对事物截然两分的思维之中。这种思维使他假定了东方跟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对立，假定民主、專制是以东、西方为分野的，并指控民主是“西方”对第三世界、特别是对东方国家进行洗脑和思想征服的工具，必须解构掉。然而，无论历史还是当代的事实并不支持这样的分野，更不支持基于这种分野的民主作为“洗脑”、“征服”工具的阴谋论。

　　西方历史上跟东方一样有專制主义，它曾长期存在于教廷和世俗社会。就世俗方面，西欧專制王权在17世纪前后达到极盛。但最终在跟民主立宪的斗争中落败了。

　　民主的价值突破西方范围，被越来越广大地区的人民所了解和追求，是在经历了给人类带来空前劫难的極權主义灾难之后。通过了解，就有了比较；通过比较，被遮蔽的（比如作为民主根本关注的人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解蔽。而“洗脑”、“征服”，对这样的过程来说，风马牛不相及。

　　举两个最近的东方例子。一是不丹王国在国王主导下向民主转型。国王的一番话道出了理由：“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国王看得明白，对于不丹人民的福祉来说，制度保障远比国王的贤能可靠。另一个例子是台湾地区。台湾走向民主，是威权政府在强大民意之下解除黨禁报禁后，人民适时作出的政治选择。而刚结束的大选还证明，台湾的民主在走向成熟。这个事实打破了所谓华人不适合民主或者即使转向民主也只能是劣质民主的咒语。

　　民主，曾经不过是一个小小城邦的自治试验。由这个试验激发的信念能够在后来專制主义呈强势的漫长时期延续下来，民主政体能够在專制政体似乎如日中天的近代重新崛起并在20世纪以不可阻遏之势向全世界传输，是因为由民主政体所体现的人民与国家之间合乎理性的关系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公民自由判断的鼓励和尊重，使民主迟早要成为世界广大范围内人民的政治追求。可以说，民主诉求就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也许需要通过某种契机去激发或唤醒，却决不需要洗脑和强加。这样说吧，民主最初是出现在西方，近代的重新崛起也是在西方实现的，然而这只证明了民主作为人类伟大的自治试验，是由西方开始的，却并不意味着是西方的专有物。其他地区的人民在民主与專制之间的决定性选择，是通过了解、比较而发现民主的价值之后作出的。

　　而作为一种政体，民主曾经只局限在少数人范围，也曾经十分粗疏，但它具有突破自身局限和在不断摸索中调整、完善自身的潜力，能够通过吸纳人类创造的一切良治方式和优秀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宪政思想及其制度安排）来改良自身、丰富自身以获得应对各种挑战的力量。

　　在民主所体现的价值和民主制度的改进力这双重意义上，潘维把民主当意识形态解构，都不会有结果。

　　三．中國可以自外于世界民主大潮吗？

　　民主跟中國相克吗？中國人拒绝民主、不需要民主吗？不！中國人追求民主已达百年。而反專制反獨裁，争取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更是共產黨成立以来就作出的历史承诺。但过去百年追求，也许有人会说是百年迷思；历史承诺，也可能此一时彼一时。真正使这个问题没法回避的，是现实：官本位下的官尊民贱，使宪法载明的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被现实演绎成法律在平民头上利剑高悬，却对官员“宽仁厚德”；人民时常处于被监护状态，权力却无往而不在自由之中；而权力自由状态下的“权力下崽”、权力滥用早就不是秘密，日前人大校长纪宝成在《人民日报》撰文抨击的公务员“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现象，其实是常态，诸如公务员个税缴纳情况成国家秘密（根据南方都市报3月30日顾则徐文）、被记者揭露的官员差警察千里迢迢赶赴报社拿人之类趣事频频上演；官员升迁沉浮的决定权在上而不在下，则使民众无可奈何地眼看一些官员带“病”升迁，无可奈何地眼看着部分官员不明财产越来越巨大，还得时不时忍受官家拿荒唐事来恶心你，比方说，醉死、嫖死、赌死了，还得要你当烈士供奉……

　　所有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权力缺乏制约的直接恶果。民主起源从某种意义说是民众对觉察到的危险的反应。中國人不迟钝，对来自权力的危险不是没感觉。事实上，我国原本就因缺乏制约而倾向于专横和腐败的权力利用经济转轨时期一些不确定因素迅速扩大自我授权致使专横和腐败更趋严重，这早就超出了社会容忍度。如何管束权力，是我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对政府与人民、与构成人民的个体的关系作明确定位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而这正是民主的核心关注。

　　没错，民主不包医百病——潘维所谓“一个药方应付百病”之说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但民主厘清权力来源，在人民与政权的这一根本政治关系上解决权力的最终归属，给权力这匹野马套上羁勒，把它导入正轨发挥正常的服务职能而难以为祸社会；民主没法让腐败绝迹但会使官员因腐败成本高昂而望而却步；民主并无保证决策最优的野心，但保证决策的公开、透明和尽可能广泛的参与，保证及时纠错；民主以公民权利为前提，相信和鼓励公民的自由判断，在民主制度，选举权、表达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使公民有必要的手段参与和影响国家政策，有必要的手段对政府及官员进行约束。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是其中最重要手段之一。定期举行的选举（当然是全程自由、公开的选举而不是在钦定名单上画圈的把戏），对于在利益、价值、生活追求上千差万别的公民来说，是以选票自由表达意志的重要时刻。通过千万选民的意志碰撞和交汇过程决出的领导人，无论是否符合选民各自预期，但他们的意志都加入到结果的产生过程之中。而对政府来说，公民手中的选票不仅提示着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选民的预期反应也对政府构成根本性约束……

　　当然，潘维有他自己对现实的判断。通过一个反问——“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就既把“六十年的巨大进步”说成无可置疑的事实，又把现有体制的优越当了不容怀疑的定论。只是，不知道“六十年巨大成就”是否也包括“挖”出五十万右派？三年大饥荒？革“文化”命、停课停产、把国家经济推向崩溃边缘？诚然，如果限定在最近三十年范围内谈“巨大成就”，中國经济高速发展是事实。但以下重要事实可以视而不见吗？其一，作为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主要因素的工人劳动的高强度、高工时与低工资、低保障和恶劣条件，这个事实跟劳工群体民主权利的严重缺失直接相关。其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以及社会不公导致的贫富悬殊埋下了重大社会隐患。其三，中國人承担的制度成本之高，从政府及官员的耗费（包括著名的三“公”消费）远超GDP增长速度可见一斑。其四，国库装得很满了，政府权力越来越大了，但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少了……这些事实说明，制度有病，即使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却没能享受到应有的实惠，特别是广大农民、广大劳工和城市贫民处境艰难。一个学者，如果真正在意国家的健康发展，是不可以回避严酷真相的。而以“六十年的巨大成就”来证明制度优越和排斥向民主的转型，依我看，在这种坚持和排斥中，还暴露出潘维在乎的只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符号，至于人在这符号之下的状态和感受，似乎没放在眼里。然而，谈政治观念竞争而不考虑人的生存状态和感受，是不是太目中无“人”了？

　　四．潘维要我们拿什么去竞争？

　　“解构”民主的目的是要拿自己的政治观念跟西方竞争。自己什么样的政治观念？潘维这篇文章末尾只说了“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并摆开了跟国际主流价值对立的架势：“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可是拿来跟国际主流价值对立的“我们自己的生存方式”究竟是什么，却语焉不详。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國问题——核心价值观的迷失》②中挑明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说穿了，是要人们效忠中國政治传统，欲用来跟民主政治竞争的自然也是它了。不过“说穿”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是潘维自己。他用一种七拐八弯的奇怪论证方式绕到了这个结论上。

　　他先承认：“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如何？这是个政治价值观问题。”但紧接着一番话撇开涉及这一根本关系所回避不了的“应然”与“实然”问题，以似是而非的断言——“一切出色的文明都以一个独特的政治文明为核心，政治文明凝聚在政治制度中”——，他要说穿的结论就露出了一个头顶盖。也许担心人们不明白他的意思，潘维又说：“政治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应当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以及应当如何约束政府的观念。倘若精英们认同的政治价值观过于”西方“，致使流行的政治价值观与中國实际的社会条件不兼容，就会撬动并扭曲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社会就不可能和諧。”

　　再接下来，是潘维在“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三个问题中“如何约束政府”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见了）的问题上拿他心目中一反一正两个例子作对比。现代民主及其价值观自然是反例：“而今，流行于全球的政治价值观是选举，是直选，是多数决定，是人民组成階級和利益集团，由集团的代表争夺政府权力，通过占有政府权力来保卫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于是，政治成为政府权力的拍卖场，相对势大者赢。在许多发展中國家，这种政治价值观变成了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激烈冲突的催化剂。”中國是正面典型：“中國因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而拥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从而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历史上，中國靠儒家精英集团来领导；在今天，中國由一支称为‘共產黨’的‘先锋队’来领导。两者之间显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的传承，异曲同工。”不过，潘维在把现今跟历史一脉相承的政治关系格局当正面典型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倒是已在不言中，那就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可是如何遴选，看不出来。但潘维在该文另一处给了答案：“继承中國政治文明传统，靠考评考选的‘绩优’原则来公开透明地选拔”。话说得闪烁其词，可意思很清楚，所谓考评考选不就是现正用着的任命制吗？不就是在官员去留问题上继续排斥人民的决定权而继续由上级圈定吗？——看到这里，我有点好奇，潘维在把民主政治丑化成“政府权力的拍卖场”和推举中國现行官员遴选制度时，有没有想过中國官场历史上就盛行、现在越发盛行的买官卖官现象？

　　到此为止，潘维认为可用于跟民主政治的价值观竞争的东西便已经呈现出来。其实，他所呈现的一切，是不是可以拿去跟主流政治价值竞争，先得看看用它解决我们自己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管用。而管不管用，没必要费笔墨，事实早就摆在那里了。可是潘维要人们固守传统的政治价值观，还把这上升到“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的高度，实在太邪门。按他意思，我们历史上形成了皇权至上、官尊民卑的政治价值，就得世世代代固守；既定关系是什么样的，民众就得拿这当最不可动摇的关系来接受，不如此，就缺乏了“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这一来，潘维就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一劳永逸地否定了人民的选择权；而且否定这种根本性权利，甚至连乌龙理由都没给一个。

　　然而，排除了人民的授权，人民对权力的产生、转移、使用统统无法控制，这样的政治能够是文明的吗？如果谈不上政治文明，谈何“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

　　至于还拿它去“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除了把中國推到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对立面，给中國威胁论提供口实，恐怕别无效果。当然，如果在国内思想领域捣鼓起这一套，那可又是一场重新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运动。而这，中國从来不缺少，也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只是，这种运动现在再怎么搞，怕也是难以再现昨日辉煌了，但这会阻挠向民主转型的进程，却是一定的。

　　2008-4-3

　　① 环球时报

　　②该文发表在《领导者》第十九期。笔者引自天益网站。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作者:肖雪慧

　　比尔·盖茨宣布退休，并表示将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慈善事业，不留一分一毫给子女。国内颇有人问：为什么中國出不了比尔·盖茨这样的慈善富豪？说不客气点，这真是一个很傻很天真的问题。

　　比尔·盖茨将财产尽数捐出，人称“裸捐”。这样的人，只可遇而不可求。这样的道德境界，已臻完美。拿这样的最高道德标准来要求国人，且不说现实可能性，意义也不大。因为一个人钱再多总是有限，呼吁出现几个中國式盖茨，不如追求全民化的慈善精神——也就是人人都多少具有点慈善意识。即便将来出现，其象征性意义也有限，这更多只表明个人而非社会整体的道德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出现比尔·盖茨并非偶然，类似他这样的企业家和个人并不少见。美国有为数众多且历史悠久的慈善基金会，大抵均由企业家倾囊设立。所以，与其反思中國为何出不了盖茨，不如追问为何美国会有像盖茨这样的慈善家。

　　关于这一点，答案并不复杂：美国有着催生盖茨式慈善家的制度和土壤。

　　首先，美国在慈善事业上持全面开放政策，不存在过多门槛或政策管制。实际上，美国并无所谓官方或民间慈善之说。因为严格来讲，任何官方救助行为都是政府所应做的，不能称作“慈善”。同样道理，只要属于慈善语义范畴，必定是民间慈善行为。而在国内，慈善事业的大半壁江山尽归各类官方或“半官方”慈善机构。也就是说，在对待民间慈善组织方面，相关政策真的还不够放开。

　　其次，美国在税收上鼓励慈善事业。这方面已为人们所熟悉，不必多作介绍。但应澄清一个误区：法律鼓励美国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并不意味着捐款人都是奔着税收减免优惠去的。法律鼓励慈善事业没错，但美国社会还有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即“财富应为社会所有，把财富带进坟墓是可耻的”（卡耐基语）。现在，随着中國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对此应当更有所体悟。在经济条件容许情况下，人的向善本性更容易激发出来。这和人类的社会属性有关，并不纯粹依赖于法律的引导作用。

　　当然，这么讲不是否定制度的作用。事实上，要让人们自觉认为“把财富带进坟墓是可耻的”，除了依赖于道德意识，还需要整个社会为此作出安排。换句话说，发展慈善事业是需要社会支付成本的，像盖茨这样的“裸捐”尤其如此。这就是我所想说的第三点。

　　为什么比尔·盖茨敢于不留一分一毫给子女？除了他所说的“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我认为还在于整个社会给了他“裸捐”的底气。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讲求市场竞争的社会，子女獨立意识也比较强，“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依赖心理并不受推崇。这和中國传统的“福泽子孙后代”观念有所差别。否则的话，盖茨这么一干，家里岂不闹翻天了。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比较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裸捐”的后顾之忧。虽说“裸捐”不是连身上衣服都捐出去，但没有相对的社会安全感，富人也轻易不敢这么做。如果一个人明摆着知道，所有钱捐给社会后，自己和家人很可能有一天连基本生命健康和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么除了偏执狂外大概没有几个人敢开这种玩笑——总不能那时候再把捐出去的钱要回来吧。

　　鼓励个体竞争，而又有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即便失业甚或一时穷困潦倒，也有整个社会为他撑腰。这就是社会为慈善事业所应支付的成本，也是比尔·盖茨谈笑间让个人财富“灰飞烟灭”的底气所在。相形之下，中國富人当下普遍状况是越富越缺乏安全感，也就越拼命地追求财富。如此的话，又怎么可能将全部家当一捐了之？应当说，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状况。但从这里也可看到，问中國为什么出不了盖茨式裸捐，是多么的荒谬啊。

　　作者:魏英杰

　　四川大地震将惊骇和伤痛带给了太多的灾民，而他们所遭遇悲惨不幸的画面震动了我们所有人。这次大灾难是中國近期所遇到的最大考验，但是对于危机的迅速反应显示出这个国家原有力量的强大，同时也显示出一些积极的、未曾预想到的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使得中國拥有更强大的能力来应对灾难，它的GDP在今年可能会达到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庞大的经济总量为处理地震影响提供了足够的财力。相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國如今的工业化程度和后勤保障能够提供的力量得到了巨大提高，从而能够实现有效救援：数千人因此被从废墟中救出。经济发展不仅能够使人们变富裕，它还能挽救人们的生命。

　　巨大的经济体也将对重建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为500万无家可归的灾民建设房屋和提供生产工具需要3000亿人民币，总的重建支出更可能超过1万亿人民币。仅仅10年之前的话，如此庞大的数目将压垮整个中國。而现在，中國的财政收入即使在2008年也会有大幅度的增长，使用其中的5%投入到重建当中就足够了。当然，那也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并且将在今后很多年带来财政方面的压力。

　　中國政府对灾难作出了最快的响应，在效率和所提供的资源方面都应该得到最高评价。更加重要的是，整个救援行动证明了对于人性尊严毫不含糊的尊重。这次，中國政府把“将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口号落到了行动上。

　　政府的救援努力值得我们赞扬，而地震的破坏范围也引起了对于中國发展模式的早已存在的思考：救援速度“第一世界国家”，死亡人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國的发展策略似乎重视数量更甚于质量。地方政府热衷于增加GDP，但是这种增长是通过预支将来实现的。举例而言，环境、教育和医疗保障如今就遇到了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房屋和基础设施则建设匆忙。

　　贪腐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据称，所有倒塌的校舍，其建筑者都可能使用了太少和低质量的钢材与水泥，政府应对这些进行调查，并惩罚涉案的官员和开发商，以避免类似情况重新发生。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应该能够保证贪污不会支配整个灾区重建过程。

　　灾难也暴露了中國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在东南沿海打工的父母们需要长途跋涉回到家乡的村庄，去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从一个层面放大民工潮现象的灰暗面。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國的出口型经济繁荣任劳任怨，但因为缺乏接受教育的渠道和高昂的住宅价格，这些人不可能将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如果希望这些孩子没有白白死去的话，中國应该建设足够多的低价住房供给这些外来劳动力，同时允许他们的孩子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

　　最使人受到鼓舞的，是在灾区的人们如何相互扶持和帮助，以及全中國的人们都踊跃捐款并投入到救灾当中。这表示出中國人民显示出了很强的公民精神。有一些专家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國人不可能表现出整体的协同，因此需要一个强力的全能的政府来管理他们。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似乎能够提供一些反证。媒体的全面彻底介入，为这种公民精神的繁荣提供了渠道。

　　在过去3年中，贪婪与空虚充斥在中國社会，它引致了股市泡沫，当股市崩溃时，很多人希望政府能够施以援手，但是，当数十万人受伤、几百万人无家可归需要帮助的时候，怎么能够将有限的金钱来拯救那些赌徒？北京奥运会是中國的光荣时刻，于是很多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那些表面虚荣的方面。仅仅是为了炫耀，财政资金就被大量用于建造成本巨大的大厦和其他建筑物。在尚有如此众多的孩子还无法拿出学费的时候，中國应该将数十亿的资金投入到那些地标建筑中吗？奥林匹克是一次充满友爱的竞赛，作为主办国的人民表现出真诚和欢迎、比赛场馆和器具足够，就可以完成一场伟大的活动。为了表示对地震中死亡的人们的悼念，中國应该将尽量少的精力放在庆典仪式上，而将这些钱用来灾后重建。

　　一个民族，她的人民在相互同情，或者一致憎恨某个外人的时候才最能够体现出自己的民族性，而只有前者才能使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荣耀。中國人已经经受了考验，这一次同情胜出。

　　作者为獨立经济学家

　　来源：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作者:谢国忠

　　“四川人怎么还没给整死？成天给人添堵。”

　　“我还在想为什么不来得更猛烈一点，……死的人不够多。”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可能许多读者在心里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匪夷所思的话是怎样说出来的？说话的人是怎样的动机？是想炒作吗？不像。是心理有问题吗？我也看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看法是，根本原因在于，在某些方面中國人说话太“自由”了。上面这几个个案只是冰山之角，整个中國社会在某些方面说话之没有“顾忌”的程度，不敢说是世界之最，也大概是之最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强大的民意基础，当范美忠被教育部门取消教师资格时，有人提出这是“因言治罪”，有人要为他打官司，而支持范美忠的人据说已不计其数。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近一段时间网络上最时髦的一句话。但是你知道吗？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你必须说人话——有人整天辱骂你、造谣中伤你，看看有谁愿意上来说要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又有谁敢提出不要因为他这种言论治他的“罪”？

　　这种不正常局面的出现原因当然众多，我在这里讨论其中的两个：第一，在中國有一批人，他们对西方社会不甚了解，却喜欢拿他们想象中的西方说事。比如，他们以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言论是绝对自由的，那接下来我就举几个例子看看美国人是如何因言治“罪”的。

　　詹姆斯·沃森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因发现DNA分子双螺旋结构而获诺贝尔奖。2007年他在媒体采访时称，试验结果表明非洲人没有白种人聪明。他先是出面道歉，之后他的实验室停止了他的职务，最终，他被迫黯然离去。

　　拉里·萨默斯是前哈佛大学校长，2005年他在一个经济学家会议上表示，由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男人比女人更适宜于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发展。萨默斯连续发表了三份致歉声明，但是最终他还是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的职务，成为哈佛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

　　2006年，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克里在一次加利福尼亚州的演讲时，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不好好学习、上不了大学，就只能被送到伊拉克去打仗。”克里不得不于11月1日表示道歉。

　　上面这三个例子是我特别挑选出来的，目的是想让读者对比一下，同样的三句话如果是在中國说出来会有什么后果？对，什么后果也没有。比如，在中國不知道有多少人把“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去扫大街了”作为口头禅。

　　这就涉及到我想讨论的第二个原因：中國社会目前还总体上缺少抵制“不当言论”的意识。年初赵本山去美国演出，令赵大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美国的华人评价他的小品是“内容庸俗，言辞粗鄙，趣味低下”，因为他的小品嘲笑了残疾人、肥胖者、有生理缺陷的人，而这些言论在美国是不允许的。赵本山被告知，如果不改变小品的内容，下次再也不要来美国了。更有甚者，还有华人要起诉赵本山歧视残疾人！

　　再回到前面的三个例子，他们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范美忠这个广受争议的个案而言，如果我们不对他的言论进行批判、不治他的“罪”，这就客观上等同于鼓励全体老师向他学习。这样简单的一个道理能在今天的中國持续发酵，也确实是一个奇观。不过我要警告大家，未来中國社会对“不当言论”的容忍度会越来越低。请各位说话时脑子里绷根弦。

　　作者:张结海

　　——以中國人的视角审视中國的实际问题

　　没有社会的反抗和对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就没有社会的动态变革，没有社会的动态变革，就没有社会的良性发展。中國自古以来，就有反对社会动态变革的传统，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当然，在中國历史上，也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毛澤東。作为当时中國最高领导者，他不仅不怕社会动态变革，而且还鼓励民众造反，促使社会的动态变革。有人据此批判了他几十年，但是，批判他的人一种可能是根本不懂得，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就意味着必须打破旧秩序，而打破旧秩序的唯一途径，就是社会动态变化产生的制衡力量。另一种可能是，少数群体掌握了社会的绝对支配权后，为维护群体利益和牢牢掌握社会支配权寻找的理论根据。如果是前者，社会实践会教育他们，任何一个社会，不怕社会矛盾或因社会矛盾而导致的社会冲突，而怕制度性维护强势力量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因为，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冲突，可以通过社会的动态搏弈，重构社会价值目标共识，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諧健康发展。俞可平先生在“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文中，开宗明义的说：“通过消灭产生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贯穿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线，也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命题或最高价值。”我个人以为，这应该是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消灭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努力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称之为“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动态重构期”。

　　要安全度过这个“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动态重构期”，就必须直面中國的现实，深刻理解现实中的矛盾乃至冲突，并对现实矛盾、冲突产生的历史原因和走出产生矛盾、冲突的前景有一个明确方案。但是，中國的现实是什么样子呢？我以为，一个是“精英”特权，另一个是资本特权，再一个是社会等级，中國的这三大顽症，我以为是制造中國灾难的根本原因。我试着就此问题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一、建构社会和平搏弈机制，是中國当前的第一要务

　　在馬克思主义、毛澤東思想指导下，建构社会和平搏弈机制，是中國当前的第一要务，因为，中國社会没有和平搏弈机制，就没有中國真正的崛起。在我看来，支撑中國崛起的有精神文化、价值秩序和制度文化三大类，精神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没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关键，价值秩序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做出价值选择的价值坐标，而制度文化则是维护精神文化、价值秩序的有效途径。但是，建构什么样的价值秩序，是中國能否构建出良好的制度文化的关键，因为，制度文化虽然是为价值秩序提供制度保障的，但决定制度文化如何的却不是制度文化本身，而是价值秩序。中國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价值秩序呢？中國人民的平等权、自由权、参与权，应该是价值秩序的核心内容，因为，没有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就没有中國人民的自由权利，没有中國人民的自由权利，只有“精英”和“资本”的自由权利，就没有中國人民的参与权利。而建构中國人民的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的价值秩序，只有在馬克思主义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导下才可能完成。有人可能认为，馬克思主义、毛澤東思想不是普世价值，但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呢？是中國或世界上最大多数人拥戴的价值秩序为普世价值？还是以中國或世界上最少数人的价值观念为普世价值？如果以中國或世界上最大多数人追求的价值观念为普世价值，比如说馬克思和毛澤東曾经论述的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或者毛澤東论述的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上平等的管理权、参民权和分享权，这些价值观念就是普世价值，但如果以少数人的价值观念为普世价值，馬克思主义和毛澤東思想就不是普世价值了。也就是说，普世价值是个怎么看的问题。当然，对于某些拥有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占有欲旺盛的人来说，馬克思“最终消灭階級、消灭剥削和压迫、每个人都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的论述，不仅不是普世价值，甚至是一种灾难，因为，在这种价值观念烛照下，他们就不能建构等级、特权制度，并在等级、特权制度下随意占有社会财富了。

　　有等级、特权和由等级制、特权制构建的、满足占有欲的掠夺模式，就没有社会的“和諧发展、科学发展”，因为，等级制、特权制，是以消除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为其实现阶层价值的主要途径。胡伟武先生在谈学习十七大报告体会时说，中國在特殊时期做出的效益优先的特殊选择是正确的，现在，如贫富差距拉大，影响到社会的和諧发展和科学发展，适时的做出调整也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胡先生的这个判断，我完全赞同，但需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在效益优先的特殊历史时期，效益优先本没有错，但在效益优先的名义下，有人大搞等级、特权优先就大错特错了。再进一步说，中國的问题不是个效益优先的问题，而是个等级、特权优先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效益优先，中國就不会贫富悬殊那么大，因为，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不是他们没本事、没能力，而是等级、特权优先制，堵死了他们通过本事和能力为社会奉献的一切通道。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中國不在和平搏弈的路子上走出实质性的一步，等级、特权优先就成了中國前途命运的杀手。

　　二、社会成员的平等权、自由权、参与权是和平机制的核心内容

　　中國要创造一个社会和平的搏弈机制，中國人就要树立人人享有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和平搏弈机制的形成。有人可能认为，让人民群众拥有平等权、参与权和自由权，可能会催生新的社会危机，但是，对于社会危机问题，我个人以为是个怎么看的问题，如果我们视人民群众捍卫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为社会危机，赋予人民群众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那就是一场所谓的社会危机，如果我们视人民群众的平等权、自由权和参与权为共和国的生命，维护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就是维护共和国的生命，那就不是社会危机，而是化解社会危机，捍卫共和国生命的有生力量，也就是说，你把为民执政、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利视为执政的最高准则，视自己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你就会发现，共和国的生命其实不在别处，就在人民利益、人民权利之中。当然，这有个人民情感和人民视角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人民情感，其执政视角就是从上往下看的管制视角，如果一个人拥有深厚的人民情感，其执政视角就是从下往上看的管理视角，两种视角必须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管制和管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管制意味着对等级、特权的强治性维护，而管理则意味着为民众服务，是对等级、特权的一种否定，这从中國不同历史时期执政理念的转变中就可以清晰的看出来。说到底，执政理念的转变其实是情感的转变、执政视角的转变。由此可知，科学发展观是中國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澤東思想的新发展、新选择，是社会和平搏弈机制的新构想，因为，没有和平搏弈机制，就没有社会和諧，没有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就没有社会的和平搏弈。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是对官僚机制容易形成权力欲望的纠正，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官僚机制就是制造权力欲望、权力欲望又制造灾难的机器。或许，毛澤東正是洞悉了至今人们还没有洞悉的体制缺陷，并为了避免体制缺陷造成新中國的灾难才发动的纹革。由此可见，纹革的人民民主并没有错，错的是当时缺乏规范的人民民主制度秩序。而今天，改革开放也没有错，错的则是在改革开放中取消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助长了官僚体制下的权力欲望。

　　当然，我这样说，“中间价值”论者一定会很反感，拿起“电话”的大棒对我一阵乱打。不用我说，乱打也是一种价值选择，之不过，打我者和我的价值选择不同而已。近日，我读到郑杭生先生谈有关社会学问题的一篇文章，郑先生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國的学术变迁和在中國坚持社會主義的必要性，我是十分赞同的，因为，世界历史数千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比社會主義宗旨更好的宗旨。有人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证明社會主義是不属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我则以为，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出现低潮，只能证明曾经是社會主義国家的国家，在宗旨管理上缺乏能力，比如说，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平等的管理权、参与权和分享权，从制度层面落到实处，也就是说，社會主義低潮不是个宗旨问题，而是个宗旨管理的问题。近日，我也读到了周有光先生的一篇文章，周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说，中央说毛澤東建立了新中國，但又打破了新中國。从周先生的角度，这话是对的，因为，在周先生看来，新中國就是旧中國等级制的继续，用李锐先生的话说，就是毛澤東有大罪。从我个角度上说，这话也对，因为，毛澤東不允许亲手建立的新中國，和旧中國的等级制完全一样，对于一心一意想维护旧中國的旧秩序的人来说，毛澤東当然是有大罪的。毛澤東理想中的新中國，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受外辱，没有等级，人民平等的拥有对政治经济管理权、参与权和分享权的中國，而不是旧中國的继续，他亲手打破他亲手建立的政权，再平常不过了。周先生是我尊重的一位长者，有的观点我是十分赞同的，但是，对于周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不仅不赞同，而且还坚决反对，因为，若按周先生的这个观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中國人民不仅无法获得周先生主张的人民的自由权、民主权，而且还会被等级制和资本特权逼迫得无路可走，揭竿造反。毛澤東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有了他打破新政权之举，才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周先生不可不察。

　　三、用人民民主权利筑造国家安全、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坚固防线

　　这些年，有识之士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问题的担忧日甚一日，但有人不仅对日渐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视而不见，相反，还自欺欺人的说，中國经济没问题、金融没问题、粮食没问题，什么都很好，以此证明担忧者的“无知”和多此一举。但问题是，是担忧者无知还是国家安全论者无知呢？对这个问题，稍为有点国际历史知识的人都不难看出，是后者的无知和对前者的抹黑，加重了国家安全的风险。一个国家的强弱标志不在于没有风险，而在于管理风险的能力，因为，富而不强为弱，而一个弱国的主要表现，一是缺乏忧患意识。二是缺乏战略哲学。三是缺乏风险管理和战略管理的能力。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有关战略哲学和战略管理的文章，文章不长，但却指出了国家智囊团队在这方面的无能，并指出，国家智囊不愿干的，恰恰是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文章在网站上发表之后，“精英”们马上不着边际的论述中國战略哲学如何在中國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借以反驳我的观点，虽然没点我的名，但“精英”们心知肚明，他们的矛头指向谁的，当然，我也心知肚明，因为，在我的文章之前，还没有一篇文章批评国家智囊在战略哲学上的无能。战略哲学是一门国际视野下的发展哲学，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国际发展规律的深刻洞悉和把握，战略管理则是把战略哲学转化为可以操作、便于操作，有效管理并达到战略目标地方法，而风险管理，则是化解战略管理失效时的补充办法。中國的事实证明，中國的发展既没有战略哲学，也没有战略管理，更没有风险意识，面对这样的事实，有的“精英”所谓的战略哲学从何而来呢？扯远了，回到国家安全的具体话题。美国对中國在军事上的战略围困和对中國高技术的禁运，按照“精英”们的说法，这不是美国对中國不友好的表现，而是友好的表现，因为，在“精英”们看来，美国对中國的军事战略围困和经济掠夺，是为了让中國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所谓“民主国家”，说穿了就是殖民国家。十九年前，有“精英”告诉我，如果不经过最少一百年的殖民统治，中國就好不了。使中國变成殖民统治，一直是“精英”们的奋斗目标，从这一事实上看，中國最大的风险并非是美国对中國军事上的战略围困，而是“精英”在政治经济上推进殖民化的努力。以前，我对“精英”卖国论十分反感，因为，我以为他们的话不过是一时的气话，气话和醉话一样是不能当真的，但事实告诉我，“精英”们的话并非气话，而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目标，实实在在的行动，如此看来，股票同股国内、外不同价也好，努力让国外资本控制中國金融、企业也好，不过是“精英”实施殖民化的一个步骤而已，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能阻止“精英”殖民化的，唯有尽快落人民民主权利一条路好走了。

　　十几天前我就开始写这个东西，但写写停停，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一方面考虑写这个东西作用不大，或者根本不起作用，另一方面，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常常招来“精英”们的电话光顾，而且一个电话，就足可以轻而易举的使我的生存环境面临绝境。但想想老爷为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在枪林弹雨中，义无反顾的担承起自己应当担承的责任，我受点“精英”们的惩罚又算得了什么。老爷天大的字不识一筐，在国家危亡之时，尚且能如此，我怎么就不敢说话了呢？三十多前，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长期几乎一言不发的老爷，他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的打仗呢？老爷说，家国、家国，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国？家多了，就成了国，但国在家前，所以，你的名字叫忠国。之后，老爷带我村外拾材禾。在那次，我一生中听到老爷说过的最多的一次话：你记住，永远记住，国家要想好，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得国先家后，但是，这个国家的官员一旦欺压百姓，百姓反抗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保护国家的前途命运，因为，官员把老百姓的家弄没有了，国也就慢慢被这些人拆完了。老爷还说，他一直想一个问题，想了好多年了，就是怎么才能使当官的不欺压百姓？想了好多年，也没有什么好法，唯一办法就是和过去那样投豆选举，因为那样你欺压百姓、百姓就不选你了。老爷总结说，自从抗日开始到解放后，他当了十几年的联防队队长，每次选举他都当选，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他都是为别人想，怎么才能更快的赶走日本鬼子。他还说，一个人只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别人才会想着你。拿现实和老爷的话对比，人们对民主的问题可能有比较深的看法。

　　四、中國崛起的基础是人民权利的率先崛起

　　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國走过了近三十年不同凡响的发展道路。三十年，用“皇极经世”的说法，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还不到一世，如果包括前三十年，也快一个甲子了。一个甲子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不算太长，但对一个人来说，可能走到了人生的后期。回顾中國数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世界历史上，中國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到后来，中國落后了，并且被后来者远远的甩在后面。从中國被动挨打的历史上看，国家富有不一定不挨打，因此，中國的崛起也不一定光富有，而应该从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哲学上、制度上崛起。从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哲学上、制度上崛起的关键，也还是从人民权利在精神上、文化上、思想上、哲学上、制度上的重新认识、重新确认。如果没有精神上、思想上、文化上、制度上和人民权利的崛起，中國的崛起似乎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中國的全部历史、全部文化，全是一团糟，对于这一认识，我是不敢茍同的，因为，谁能想象一个全部一团糟的国家，那么持久的持续到今天？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其中，必然有其强大生命力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如果把中华民族之树连根拨掉，一切都换上西方的，这就不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个中华民族还存不存在的问题。我是个尊古但不泥古，强调自尊但不排斥西方优秀的东西，学习但不照搬的獨立主义者。我还认为，中國人在解读自己的历史上，出现了两种不容忽视的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自卑，另一种倾向是自大，自卑了就全面否定，自大了就盲目肯定。我以为，对待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的正确态度，应该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吸收古今中外历史上和现实中一切有用的养分，继续培育中华民族这棵由思想文化、精神本质、价值秩序和制度文化的大树，这才是中國未来的发展之路。中國人民站起来了！从肉体到精神站起来了，但中國在精神上又倒下去了，我不知道这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进步。当然，按照一些“精英”的说法，这是中國的进步，但问题是，一个精神倒下去的民族，还有资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中國要想重新站立起来，首先要在精神上站起来，而决定精神能否重新站起来的，就是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记得在一部电影中看到过这样的画面，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跨过前面倒下去的尸体，继续朝他们心中的太阳走去。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因为，死了也会重生。我记得，在另一个画面，毛澤東面对沼泽地，坚定不移的挎起他战友的胳臂，冒着大雨，朝沼泽地坚定不移的走去，走向他们心中的太阳：人民的平等权和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有人说，毛澤東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真的会这样么？只要人民心中的太阳不落，毛澤東的精神就不会死，永远不会死，因为，人民心中的太阳，是他们永远渴望的地方。也有人说，毛澤東有的战友背叛是众叛亲离，不，因为在我看来，他的战友不背叛了他，而是背叛了他们心中的太阳。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叫伏羲的人，他画完了那张图的最后一笔，微笑着面对着他的所有后人说，慢慢解读吧，我的孩子们。你们什么时间真正读懂了这张图，读懂了自由其实由獨立、制约两部分组成的一个叫民主的整体，读懂了智慧的盲点其实来自经验，也就是说，经验越多，智慧的盲区越大，智慧的空间就越小，读懂了有一种叫发散式程序逻辑闭环法，其实你们就读懂了有一种工具可以帮助你们缩小智慧的盲区，而程序逻辑闭环每扩大一点，你们的智慧随之扩大，而智慧的盲区也随之缩小。他一边微笑一边轻轻的闭上双眼。在他闭上双眼的瞬间，他看到脑海里的太阳在心灵深处逐渐升起，并和他一代代的孩子们心中的太阳融合为一。

　　五、让人民群众成为制度创新的生力军

　　在人类历史上，人民群众一直是制度的制约者。这样的历史早就应该结束了。让人民群众成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制订者和受约者，我以为是中國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制度创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人民群众对精英良知的审视，社会良好的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这样说有人可能以为我是个民粹主义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为，在我看来，人民群众不仅拥有广博的知识，辽远的视野，而且，经过传统价值秩序和自由民主秩序、毛澤東思想的融合，中國人民心中的良知之眼，一眼就可以看穿复杂的社会暗流。其实，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没有民粹，就没有社会和精英的良知，也没有捍卫国家利益的有生力量，没有全球视野，就没有发展战略哲学，没有人民的自由民主，就没有良好的战略管理和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國的民粹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当然，也有人说，毛澤東是中國最大的民粹主义，中國的灾难都是毛澤東的民粹主义制造的。事实上证明，毛澤東的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融合的，比如说，在毛澤東时代，既有陈永贵这样的总理，也有钱学森这样的科学泰斗，成就了中國历史上最伟大的基业。当然，也有人认为，比如说李锐先生认为，毛澤東是中國的罪人，因为，是他打破了几千年一直在中國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制。或许，在李锐先生看来，他当毛澤東的秘书，就是为了做官当老爷的，是不可以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或者，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毛澤東对他的迫害，对他的迫害，就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按照李锐先生的这种逻辑，毛澤東自然是罪大恶极的了。但是，人民群众不这样看，而是认为，你李锐先生是人，我们也是人，虽然职务不同，但从人的角度说，我与你李锐先生是平等的，毛澤東也这样认为，但他同时认为，李锐先生的等级制思想只是个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是可以改造的，所以，让李锐先生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体会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最终认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但是，毛澤東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志，确实是错了，因为，在李锐先生看来，老爷他是当定了，只要做做样子，毛澤東怎么也活不过他，毛澤東一死，他照样当老爷，而且当老爷之后，他一定让那些竟敢和他平起平坐的泥腿子知道，什么才叫“老爷”。

　　由此可知，没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制度创新，只会是一种“老爷”创新、“老爷”制度。

　　经过近三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老爷”制度造成了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矛盾，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冲突不断发生，股市一跌再跌，这一切都说明，“老爷”制度该结束了。但是，“老爷”制度的结束，需要人民造反有理的制度支持，我们不说造反有理，就说被有的人崇信的美国的集体诉讼制的制度支持，需要罢工自由的制度支持，更需要人民群众参与制度创新的制度支持。没有这些制度支持，共和国的命运堪忧。我想，那些怕毛澤東，赞诵美国民主的民主家，如果把美国的集体诉讼制、罢工自由接轨接过来，他们一定诅咒美国忘恩负义，因为，他们为美国利益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终还是让美国的集体诉讼制送上了被告席。

　　2008年6月21日星期六

　　作者:田忠国

　　近年来，经常看到我们的姐妹自杀或被杀的报导，我们的视觉已经疲倦，心灵似乎已经麻木。

　　这里，有被逼良为娼、不堪侮辱而选择跳楼等自杀方式以保护自身尊严的姐妹……

　　有由于各种原因而出卖肉体，被蹂躏、折磨、糟蹋致病致死的各类“小姐”……

　　还有被权贵所奴役，大款所收买，骗子所欺诈，娱乐圈所迷惑，黑社会恶势力所控制的众多女子……

　　今年女演员谭静裸死在楼外横梁上的尸体，去年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谋杀情妇的爆炸血案，不过是其中两个触目惊心的突出案例。

　　有多少纯真的心灵受到创伤？

　　2007年4月17日，河南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吴天喜被警方刑事拘留。有“镇平首富”之称的吴天喜被捕的消息，在河南省镇平县不啻为一场“地震”；更让人震惊的是，61岁的吴天喜涉嫌做下的那些“丧尽天良”的事。警方查明的受害女生是36名，但民间关于这个数字的说法更为惊人。

　　吴天喜强奸女生的动机，当地较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年逾花甲的吴天喜相信通过采阴补阳之术，可以延年益寿、官运亨通。经“风水先生”指点，他开始寻找处女，数目是100个。据警方调查，2005年春，吴天喜开始指使一名叫刘培的发廊店主为他寻找处女。吴天喜找女孩有四个条件：一要年轻，14岁以上18岁以下；二要长得漂亮；三要文静听话；四要是处女。

　　此后的两年间，吴天喜先后向数十名初中女生伸出了黑手，多名女学生被挟持到吴天喜的办公室内被强奸。 镇平县第二初中一名女生被绑到南阳市，后来家长还是通过“黑道”将女儿找回；城郊乡中的一女生被劫持一个多月后才找回；还有一名女生受侵害后怀孕。发展到后来，镇平县城关镇第三初中一天内竟发生了5起“绑架”案，让女生家长们惶恐不安，他们只好接送女儿上学放学。几所学校召开联席会议共商对策，安排老师值勤，要求老师护送学生。学生们被教育要结伴回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004年5月26日，沈阳大东区的一个居民社区里，突然响起了劈里啪啦的鞭炮声。“吕宗大被枪决了！”得到消息的人们奔相走告。也许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也许吕宗大逍遥法外时间太长了，人们不相信这个现实。一时间，鞍山市检察院、公安局时时都有市民打来的证实电话。

　　2000年初，时任辽宁省辽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辽阳市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商业巨头”吕宗大到沈阳做生意，结识了37岁的湖南女人刘丽娟。刘丽娟有意识地逢迎他，请他帮助自己揽工程，吕宗大提出的条件是要求她为自己介绍处女。此后，刘丽娟开始在沈阳为吕宗大物色处女，几个月后她找到了漂亮的13岁女中学生范某。范某在辽阳市一家宾馆的客房里，被吕宗大夺去了贞操。事后，吕说如能为他再找几个漂亮的女同学，他一定会重金奖赏范某。年幼无知的范某，为图钱财从一个受害者沦为犯罪帮凶。

　　同年9月，吕宗大再次到沈阳做生意，范某当即纠集两个同龄伙伴，在沈阳市某中学门前，将女学生葛某挟持到吕宗大所住的沈阳一家酒店房间里，吕宗大摧残了这个12岁的少女。此后，范某等人采取欺骗、威胁、利诱等方式，又将另外4名十三四岁的女生挟持到辽阳提供给吕宗大满足其淫欲，吕宗大就在自己长期包租的房间里将她们一一强奸。

　　同年10月的一天，一女学生李某中午放学没有按时回家吃饭，其父找到学校，一个学生提供情况说：早上上学时看到李某被范某等人带到辽阳“卖处”去了。李父立即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沈阳公安出动警力当天下午赶到辽阳，当场抓获吕宗大和范某，同时找到了躲在卫生间里、一脸泪痕的李某。至此，吕宗大连续强奸8名12岁至15岁的女中学生的案发。

　　案件发生后，受害者一家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有的被害人羞于见人而不敢上学，有的被害人家长被迫几次为孩子转学，孩子也因此学习成绩下降，有的甚至走上了卖淫的道路。

　　令人吃惊的是，就是这样一起令人发指的案件，案发后吕宗大花费近百万元买通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刑侦支队支队长、侦控大队大队长及办案民警等8人，长时间逍遥法外。在为吕宗大强奸罪开脱的案件中，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富龙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30万元。法院同时查明，在明知幼女不满14周岁的情况下，富龙违背幼女意志，强行奸淫幼女2名，并造成1名幼女怀孕引产的严重后果；以玩弄女性为目的，嫖宿多名幼女，实乃一丘之貉。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判处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富龙无期徒刑。

　　近年来，不时出现禽兽校长、教师对学生的性侵害案件。从2000年到2002年，北京通州永顺小学的16个幼女受到该校数学老师陈有海的多次猥亵、强奸。两年多，幼小的女孩们不敢把自己受侵害的事儿告诉家长；两年多，陈有海一次又一次地得逞。此案中，16个孩子站出来愿意作证，而据家长介绍，学校里还有更多受侵害但没有站出来的孩子；而真正奔波为自己主张权利的只有两个家长，两年多的艰难、无奈与顾虑，受害女孩及她们的家长心灵受到的创伤，是沉重而长远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摧残祖国花朵的黑手伸向了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2005年重庆市警方破获了一起女大学生从事色情服务的案件。据警方掌握的情况，涉案的女大学生多供职于各类伴游、商务谘询公司、商务俱乐部，实质从事着三陪、卖淫活动，该案牵涉当地数所院校。重庆约有近百家此类公司，招募女大学生从事色情服务。在此前后，成都、南京、武汉、北京、上海、长沙、南昌、广州、杭州等地高校也发生大学生从事色情服务的事情。在北京，有的公司以招聘“计时服务兼职人员”（要求是：在校女大学生、形象气质雅者优先、当日上岗、收入丰厚）的名义，引诱女大学生从事色情服务。于是，有教授惊呼：如果再不管制，大学校园将成为中國最大的妓院！

　　那么，“买淫者”是谁呢？一位伴游公司经理不经意的一句话，揭开了这一黑幕。他说：“我们的客人都是老板或政府官员。”实际上，女大学生卖淫现象发展蔓延的原因，正是因为众多老板或政府官员等客户的存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到大学校园物色女大学生，寻找性服务，这里面也有教育界内部的败类，里应外合，狼狈为奸。伴游业务的“淡季旺季”的生意经也可以为证，旺季是年前年尾和夏天，年前年尾公款消费、给政府官员‘烧香拜佛’的人多；夏天城市的夜生活丰富。

　　孜孜不倦于女大学生性消费者，多为有权势有金钱的老板或政府官员，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拷问？那些以消费女大学生色情服务为荣的人，是拿金钱在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类似于大款们的“炫耀性消费”。这种虚荣心的得逞，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反动，对民族未来的亵渎。当他们随意调戏金钱买来的“有文化的姑娘”时，不仅这些女大学生在遭受蹂躏，整个社会的良知、善良和文明都在受辱、在呻吟。哪些所谓的“领导”、“精英”们于心何安？为社会为大众树立的难道就是这样的榜样？

　　据调查，每到周末，高校门口便停满了来接女生的高档轿车。美女学生们一批又一批的从各个宿舍楼中涌出来上了车，然后轿车载着她们一溜烟冲出了学校，溶入喧嚣城市的夜色之中……

　　被包养的情妇与二奶们

　　据有关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 贪官必有情妇，这几乎成了定律。从陈良宇、丘晓华、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雷渊利、刘俊卿，到早些年的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孟庆平莫不如此。伴随着包养情妇潮流而来的，则是官场情妇阶层的逐渐成形、壮大，以及伴随这一阶层与生俱来的对社会财富疯狂的贪婪和侵吞。色情已成为腐败的催化剂。他们之间最热衷的话题，一个是金钱，另一个就是女人。

　　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情妇令人“汗颜”！因为他所包养的情妇才仅仅16岁！为了把娇艳动人、且属处女的16岁花季少女搞到手，他竟然谎称自己是来自新加坡的商人，为博得丽人一笑，他在成都丽都花园花费61万余元购买了一套豪宅。

　　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仍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即使在中央黨校一年学习期间，他也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

　　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挪用、侵吞公款2．3亿元，他不仅包养“二奶”，还有“三奶”、“四奶”和“五奶”。前后花在“二奶”身上约300万元；广州的“三奶”和北京的“四奶”也不是省油的灯，绝没少花从邓宝驹那里得来的钱。邓宝驹从认识“五奶”小青至亡命外逃近800天，总共花在小青身上的钱多达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

　　海南临高县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曾包养过6个情妇，而且6个情妇都为他生了小孩。其中4个情妇各住的两层两间楼房，是由邓出资建造。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同时包养了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这个以“学者型官员”自诩的贪官，运用进修时学来的ＭＢＡ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在邹某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情妇们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而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的落马，则是11名情妇联名上告惊动中央。

　　湖南郴州市原“三玩市长”（ 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雷渊利，先后跟9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用受贿的钱为7个女人买了房子。还特为一情妇启动了一项耗资2700万元的“奇迹工程”，受贿102万元，雷抽出其中的30万为该情妇在长沙购了房。

　　南京市车管所长查金贵虽已年近花甲，居然包养了13个情妇，以此来显示他的宝刀未老、权倾一方的不凡气魄！有如此光耀的情场资本，使得他经常在熟人面前情不自禁地自我炫耀：“《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我呢，有金陵十三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福建周宁县“三光书记”林龙飞先后和22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为此，他专门做了一个红皮通讯录，上面记录着这些女性的通讯方式，并得意地为其取名为“群芳谱”。并于2002年5月22日在福州一家酒店举办“群芳宴”，让22位身着华服、美丽妖娆的女人在包房里彼此见面。林龙飞席间还宣布，今后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芳宴，还要设置“年度佳丽奖”。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号称“一百单八将”，淫乱的行为遍及湖北乃至北京、广州、东莞、南阳、三亚、温州、福建等地。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在把医院女护士王秀丽搞到手后，又利用王求其为女儿安排工作之际，将王的女儿刘澜占为己有。徐其耀不仅不隐瞒自己的无耻行径，反而当着众人的面炫耀自己的“一箭双雕”！徐以包养146个情妇的“业绩”，入选为贪官包养“情妇”数量之最。

　　贪官、大款们竞相地包养“情妇”、“二奶”，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些“二奶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以来，深圳的二奶越来越多，“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并成为一些有钱人的时尚，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包养二奶，深圳的一些花园住宅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在深圳市内个别地方出现了“二奶村”。

　　发展到后来，“包二奶”现象日益扩大，在有钱的大款们之间流行，成为证明其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明里私下、白天黑夜我们都可以看到陪伴在各色老板身边的“二奶”“三奶”们，活跃于社交场上的“小蜜”们。

　　近些年，演艺圈接连曝光性丑闻，揭开娱乐圈“潜规则”之冰山一角。正如“床上培养演员”一样，“床上培养干部”也屡见不鲜，实质都是权色交易——以手中垄断的权力资源来玩弄女性。这些潜规则的存在，虽然是隐秘的，却严重腐蚀着人的灵魂，使人堕落，与法律、道德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背道而驰。事关保障人權与尊严，事关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关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导向，对其危害绝不可等闲视之。

　　被外国男人玩弄的中國女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热”的出现和一些人的崇洋媚外，大量中國女人外嫁到海外，跨国婚姻逐年上升，且九成是中國女性外嫁他国。现在每年都有1万名中國女子嫁给日本男人（《周刊邮报》报导）；2006年嫁给韩国男人的外国女性中，以中國女性(2万635人)最多（《华声报》报导）。

　　一些中國女子以婚姻为跳板达到出国、享受高物质生活待遇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娱乐明星们在这方面确实是领风气之先。一项涉外婚姻调查也证实了中國女人主要不是为了爱而嫁给外国男人的。出现一批年龄过于悬殊的“祖孙婚 ”；相识时间极短的“闪电式”婚姻；外国男性骗婚现象严重等。

　　在中國本土，生活着这样一个外国人群体，他们在本国找不到工作，然后凭借外国人的优势在中國轻松挣钱、酗酒、泡妞。更有甚者，一些外交官利用职务之便肆意玩弄中國女性，有人甚至公开说：“我的签字可以得到任何一个中國女人。”

　　在外国男人眼中，中國女人的形象已经开始被那些少数人搞坏了，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放的、最大胆的、别有用心的、头脑简单的、知识贫乏的、傻的、功利的容易女孩（Easy girl）。

　　一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说，她曾经认为很高贵的中國女人，在外国人面前，头都快要趴到地面了。她身边的朋友们（指那些外国留学生）经常的话题是最近怎样“用”（use)了一个中國女孩。大家知道用“playwith（玩）”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十分蔑视女性了，而用“use”这个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她们当人。认识当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上床，奉献出第一次，在外国人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中國女性就这样被他们随随便便用了，而且是处于最花样年华的女孩子。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她身边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好多次。她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曾经与一个中國处女吃了一顿饭，然后就上床了，两个星期以后就甩掉她，转向其他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就歇斯底里了。这个澳洲人，已经玩弄了十几个中國处女，而被他甩掉getcrazy的不止一个。她的这位非洲朋友是炫耀着讲这件事的，仅仅把这当成笑料。许多中國女人已沦为外国人的性工具。

　　上海的一个外教在其博客里写他的风流历史，说只要他愿意，可以和任何一个女孩子上床，而且可以为所欲为，并号召其同胞都来中國度假，说这里的女孩子，又美丽，又便宜，而且大多数还不用给钱。比天堂还好。引来网路的轩然大波。

　　这几年，中國的老外，尤其是黑人老外正在以几何级数暴增。据有关部门统计，仅仅在广州，常住老黑（居住半年以上）都在以30%以上的速度增加。任何一个夜晚，如果去广州外环、芳村，东莞东城酒吧街，深圳蛇口太子路V吧、U吧、中信酒吧街等酒吧比较集中的地方，都一定能看到老外们孜孜不倦泡妞的身影，其中的大多数还是黑人，洒着浓郁而廉价的香水，操着或生硬或流利的国语，或生硬或流利的英语，与我们年轻美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热烈”地交流，互留联系方式。有一个女孩子，是名校高材生，美丽绝伦，却爱上了一个非洲人，与其同居，据说对方有2000万的存折。没过几个月，那非洲男友却在一次性生活过后，哮喘复发，死了。待女高材生去查存折，上面却分文没有，尸体都无人认领，最后还搭上了几万元丧葬费，终日以泪洗面。

　　在北京，一位计程车司机聊天时说道，他上次接一黑人顾客和一非常漂亮的女大学生，路上黑人给他100块，让他停到一个路边出去一会。大约一小时后，黑人出来走了，他继续上车开车，发现女大学生衣服凌乱，座位上全是血。问起来，女大学生说是黑人在酒吧答应给她1000美金，她就同意了，因为她要供养弟弟上学，可是黑人蹂躏她一个小时，搞到大出血，走的时候却只甩了200元人民币，她已经无力去拉住他了。司机要送她去医院，她不去，说第2天要上课，要回学校。

　　其实，大多数来中國的老外尤其是黑人，在本国都是地位非常低下的，有的是货车司机，有的是饭店招待，却可以在我国做一些学校的外教，或者被一些大公司拿公款请来做什么所谓的外国专家，其学术素养甚至不如我们的一个中学生。他们没钱的时候，或者是贩毒或者卖假钞票，甚至乔装成问路或者换零钱，直接开车在路上拉人上车明抢，如果遇到美女，一定是先抢再轮奸！就是这样一些渣滓败类来中國，却可以随意糟蹋我们美丽年轻、高学历的女同胞。

　　与此同时，大批涌出国门的中國女性中，因在海外谋生艰难而沦为性工作者的女性不计其数，近些年来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澳大利亚、海湾国家、欧美国家等地媒体不时传出这方面的资讯，她们被称为“小龙女”。《乌鸦》一书写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由于“小龙女”们在身份、职业、法律地位上的“地下”性质，她们很容易成为遭受侵害的“弱势群体”。她们中固然有贪图虚荣与享受者，但也有许多人是由于迫不得已、上当受骗，或被强行拐卖。她们中有不少人在黑社会手中、在污浊的铁笼中受尽侮辱和侵害，乃至有人写血书向中國驻当地使领馆求助。还有一些“小龙女”，甚至无声无息、无名无姓地惨死于海外，冰冷地葬身于异国他乡。在她们的基本人權被剥夺的同时，我们国家的尊严和形象也受到严重损害。

　　关系国家形象与民族命运

　　以上的资料与资料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令人震惊：现在一些人道德沦丧到如此地步，司法人员执法犯法到如此程度，权贵大款们竟是如此地蔑视法律、亵渎人性，我们的一些姐妹的命运又是如此的可惜与可叹！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已实施多年，为什么这样那样的“精英”们道德与法律素质没有提高反而大幅下滑，常常闹出一些令人瞠目结舌、令人发指的新闻呢？人们不禁要问：中國人的道德底线与法律底线到底在哪里？如何斩断权钱色丑恶交易的链条，刹住“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的歪风邪气？

　　一、坚决遏制住腐败分子和老外肆意玩弄女性的歪风

　　应该看到，现在腐败分子、大款大腕包养情妇、二奶和外国人玩弄中國女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拜金、媚权与崇洋的社会氛围下，上述人的欲望得到了极度的扩张，有的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如果粗略地估算一下，上述人员侵占与玩弄的中國女性，将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某大型企业的老总就在公开场合讲：“情妇算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老总出去开会如果没有几个情妇多没面子？怎么去跟人家谈生意？”娄底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副经理颜跃明霸占一年轻女子长达7年之久，不准其谈爱结婚，两度强行拆散对方。致使该女几次欲跳楼自杀。之后，颜跃明又用同样手段玩弄控制了几名年轻女性。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贪官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颇具代表性：“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金“奶王”在“逻辑”指导下，追起女人来，胆子也就特别大，更不怕部下对自己说三道四。

　　中央作出规定：黨员、公务员包养情妇的，一律开除黨籍、公职。实在是势在必行，希望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见出成效。

　　二、认真对待涉外婚姻和性关系问题

　　问题主要有：一是涉外婚姻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二是逐年增长的高离婚率；三是爱滋病的传播。据报导，北京某医院发现一名爱滋病人，这位美国商人临死前承认，在北京的短短几周里，他已与6位中國女性发生关系，她们多为高层知识份子。

　　现在许多城市出现专为中國女子找老外的婚介机构。一家婚姻谘询机构甚至在深圳部分公车站内打出了“找个老外嫁出去”的看板，专门为优秀女性介绍国外。这就会把中國业已存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化。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

　　对于外国人欺辱中國女子的事件，要严肃处理，以维护中國人的尊严和国家形象。决不能为了招商引资和经贸交流，置中國人的人格与权利于不顾，一味地讨好外国人，反而把污水往我们的同胞身上泼！

　　三、中國女性要洁身自爱，维护自身尊严与权利

　　调查发现，诱使中國女性沦为权贵、大款与外国人性工具的，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再一个就是想出国。要知道，权力是一时的，金钱也是靠不住的（许多钱就是赃款、黑钱），外国的月亮也不比中國圆。其实，最值得珍惜的、真正可以依靠的其实就是我们自身，自尊、自爱、自强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确需扪心自问：为了那些身外之物，把自己一生的纯洁与尊严、幸福与美好就这样出卖了，值得吗？ 那些腐败分子与各类骗子，不值得你去崇拜，更不值得你去献身！因为他们的钱是骯脏的，是人民的血泪！他们是虚伪的，阴险的，已惯于说谎欺骗，与你们的纯朴、真诚相比，实乃天壤之别，水火不容！

　　我们的姐妹，请你们醒一醒，我们的国力早不是以前，我们的男人也一样有素质！不要再崇洋媚外、任外国人玩弄了。

　　四、要把性健康性保健摆上工作日程

　　由于性产业的兴起和大量非婚性行为的发生，性病包括爱滋病大量出现，对人民的身心健康构成不同程度地危害，性健康性保健的重要性日渐凸显。那些扭曲、病态、骯脏的性关系，不仅对当事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不良影响。有些影响是显性的，有些则是隐性的，深层的。政府应全面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加强性健康体系建设和性科学性保健知识教育，而不能把性保健的职责放手于那些似是而非、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与个人、江湖郎中。那是对人民生命财产极不负责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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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殊

　　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是影响过当今所有重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现代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尽管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对民族忠诚和民族团结的强调由来已久，但民族国家的出现却是近现代的事情。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的殊别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國，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獨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獨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獨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國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獨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國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國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

　　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專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獨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專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專制的政治主权。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專制，但很容易为專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國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塔利班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獨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獨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獨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產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產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國，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纹革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產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產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產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產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國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國，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獨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專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獨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專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

　　以上的观察表明，民族主义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一方面是弱者的主义，另一方面又常常严重地妨碍着弱者摆脱其贫弱的地位，是使弱者难以变强的主义。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提升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时要格外留神，以免像近代那样再尝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被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践踏的苦果。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日益开放的今天，一族一国和闭关的立国政策不仅不可能，而且对国家和民族利益有害。若要避免民族主义的危害，就应当在承认民族主义客观存在的同时，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和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全面开放来约束、驯服民族主义，把它的作用局限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这样才不致出现民族主义情绪失控的局面。要热爱民族热爱国家，请先锻造自由民主。民族主义虽然把民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但除在文化领域可小有作为外，根本无法为实现民族利益提供真正有效的手段。在当今，越来越无可争辩的是，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济手段是自由市场经济，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与宽容异端，这些手段值得每一个胸怀民族利益的人去认真对待。

　　作者:刘军宁

　　“正治”是我最近在与网友聊天时发现的一个词，取“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义。中國的儒家是人格主义的，内圣而外王，于是这就极容易忽略另外一种单独的情形，即“政制”（我以为“政治”这个词是极易被误解的，故不用）作为权力之制约与制衡的本质，以及那种体现为科学之怀疑的精神在公共言论领域中的事实。同样我也不知道“思想感情”这个词的具体来源，只记得是在小学里就遇到的一个词，在课本与作文里经常用到，以表达“反映了作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大约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极复杂的情感罢。

　　在悲惨的灾难与迫切的救治面前谈论思想与普世价值的文章极易给人一种印象，即以为我们都在承担着悲痛，都正为现状而付出努力，你为何竟会如此的麻木不仁？我对此的回答是：我不是麻木了，也不是曾经没有麻木过，而是我在无限的麻木之后已然清醒。灾难的现实向来赋予人以两种任务，一是以情感来承担灾难，二是以思想来辨明原因，这二者同样重要，它们可以并且应该并行不悖。

　　政制的公共领域表明，思想与言论自由是第一的价值。在那里，真实的个体道德自律的价值并不足以成为规范他人的标准，也并不是每个人尽力做好自己的事就已足够（虽然民主的外在表现通常是个体普遍能幸福地生存）。而是同时存在个人之于自我思想上的责任（即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将大众的理性在对事实及其理念的判断中推向前进，以达到个人思想上、以及行动上的自由，而这种推动，实际上正是以保护个体自由与权利不受侵害为一贯原则的（这并不像任何针对灾害的救助声明中所说的“要奋不顾身”）。在那里，民主的普世价值轻易地就达到了儒家的“和諧”标准，就像清朝的官员游历海外之后所不得不发出的感叹那样。

　　爱国主义的热情总是可贵的，正如灾难中任何救治与奉献的情形都可感可叹，但现实中并非只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