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1949年10月以后的近60年里，中國共发生了三场死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大地震，除了今年的5.12四川省汶川县8.0级大地震之外，另外两场大地震都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研读中國30多年前两场大地震的新闻，不能不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同样是处于中國西南、与四川省相邻的云南省通海县发生了一场7.7级大地震，这场大地震不仅如今知道的人不太多，就是当年也远没有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

　　然而，通海大地震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在这场大灾难过去整整30年之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省通海县举行大地震３０周年公祭时，首次正式公布这场大地震死亡15621人，伤残32431人，伤亡总人数近5万人。

　　当年的媒体远没有今天发达，不仅没有互联网，平民百姓也没有见过电视，当年传播新闻的媒体主要是报纸和广播。正当“史无前例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时候，通海却发生了大地震，大概当时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认为宣传革命大好形势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因此，在通海大地震发生之后的三天之内，不论是中央的报纸和广播，还是地方的报纸和广播，均没有任何关于大地震的报道。

　　直到大地震发生之后的第四天，即1970年1月9日，《云南日报》才有了一篇关于这场大灾难的报道，它的标题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文中没有提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却充满了当时流行的空话和套话，如：

　　“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受灾地区的广大共產黨员、各族革命群众和解放軍指战员，他们突出无产階級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信心百倍地迎击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广大革命群众豪迈地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

　　按理说，在灾难发生四天之后才有的报道，与现在的即时报道相比，记者有比较多的时间了解灾情，报道应该比较详实，可这篇报道却恰恰相反，信息模糊，语焉不详，读者如雾里看花，无法得知地震的具体情况。

　　1970年1月10日《云南日报》关于通海大地震的后续报道，更会让今天的读者看得心惊肉跳：

　　“……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抗震救灾……”

　　“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澤東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时“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在灾区群众最需要食品的时候，送去的却是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此后《云南日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关注的也是灾区群众在大灾之后不要救济和捐助，只要“精神食粮”和精神鼓励：灾区人民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对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云南省抗震救灾办公室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建水县退回粮票7313斤和捐款13000元，灾区人民只收下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画像、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

　　当年的《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还提到，通海大地震发生之后，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人和政黨领导人分别致电表示慰问，但没有提到任何来自国外的援助。

　　从汶川大地震之后，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灾区人民的援助，我们可以想到当年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通海等地灾区人民，要经受多大的困苦！

　　通海大地震6年多之后，中國又发生了一场更为惨烈的大地震，这就是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的震级为7.8级的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中央对唐山人民的慰问电，同时在慰问电的右边刊发了一条新闻：《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篇新闻采用的是新华社通稿，只有400余字，有10多个字提到了地震的后果：“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当时是“纹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如火如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因此，报道必须突出当时的政治，报道的最后一句是：“他们（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此后，《人民日报》又发过多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必须强调用“批邓”来推动抗震救灾工作，仅从一些报道的标题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压倒救灾工作的，如：

　　1976年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作贡献  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

　　1976年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  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1976年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

　　1976年9月1日：《深入批邓成为抗震救灾强大动力  天津第一发电厂发电量很快达到震前水平》。

　　唐山地震是极其惨烈的发生在城市内的强破坏性地震，在人们的酣睡中，有100多万人口的唐山市转眼间变成一片废墟，震区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可是，当年灾难死伤人数是国家机密，中國内地对死伤人数没有任何公开报道，香港报纸估计死伤人数超过70万。

　　在唐山大地震过去三年多之后的1979年11月，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应邀参加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地震通报会议暨中國地震学会成立大会，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国家地震局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情况，其中包括死伤人数。徐学江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徐学江认为：地震是天灾，不是人祸，伤亡数字不应该保密，而应该向全世界公布，公布地震伤亡数字无损于黨和政府的形象，徐学江用这样朴素的道理终于说动了有关人士同意新华社公布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伤亡数字。1979年11月22日新华社从大连发布的消息说：“在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24万2千多人，重伤16万4千多人。这两个数字是唐山、天津、北京地区在那次地震中死伤人数的累计。”

　　今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不到20分钟，新华社就发布了消息，此后，包括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在内的中國各类新闻媒体各尽所能，详尽客观地报道了地震破坏的程度，及时更新伤亡人数，与30多年前的中國地震新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中國的巨大进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从今年地震灾情的信息透明度和对外开放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灾难过去之后，中國将开始一个更加崭新的时代！

　　（谢谢湖南大学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在作者查阅相关资料时所给予的热诚帮助）

　　汤国基，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國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湖南大学中國语言文学学院特聘教授，迄今已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各类作品共500余万字，出版著作12部，有作品被选入大学教材和新实验高中语文教材。

　　电子信箱：tangguoji888(at)163.com

　　作者:汤国基

　　两起案件中，警方的初步调查结论之所以与民意猜测产生巨大落差，固然是因警方未能谨慎发布调查结论，但焦虑失措的民意对案件调查的贴身紧逼，也是警方动作变形的重要原因。

　　民意有时能推动事情的解决，帮助真相的获得，但如果民意本身过于焦虑，却也会适得其反。

　　这两天发生在上海和杭州的两起恶性凶案，焦虑的民意已经给警方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警方仓促给出的初步调查结论出现了诸多硬伤。

　　在上海恶性袭警案中，警方在案发当天就初步给出了“凶手因偷车被处理进而报复警方”的调查结论，但在随后的几次通报中，“报复行凶”的初步结论已经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谨慎的“行凶动机不明”。（7月2日《新京报》）

　　而在浙江体彩中心办公室主任遇害案中，警方给出的初步结论是“此案与彩票无关”，凶手是寻网友未获因争执行凶杀人。（7月2日《中國新闻网》）

　　但这个初步结论也没有足够说服力，网上的质疑声比比皆是。7月2日的《都市快报》更是报道，凶手刘某每个月都要花五六百元买6+1体育彩票，这更加剧了人们对“此案与彩票无关”结论的怀疑。

　　两起案件中，警方的初步调查结论之所以与民意猜测产生巨大落差，固然是因警方未能谨慎发布调查结论，但焦虑失措的民意对案件调查的贴身紧逼，也是警方动作变形的重要原因。两起案件影响都很大，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信息公开的人们，迫切想知道案件成因，这可以理解。但信息公开的真义是整个调查过程和结果公开，有了过程的公开，真相浮出水面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从很多网民的留言来看，他们对过程公开并不是很在意，反而对结果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渴望——上午血案刚发生，很多人恨不得下午就能等来符合自己猜测的调查结果。两起案件令人错愕的初步调查结论，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警方迎合民意的结果。

　　但我们知道，案件调查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如果调查为了应付焦虑民意而强行提速，就很容易出现类似于上海警方调查结论前后矛盾之类的现象。这样的结果，无法满足民意期待，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怀疑。

　　“从重从快”，本质上是背离程序正义的，也有违案件调查的客观规律。对于警方来说，如何在汹涌的民意下处变不惊，按既定节奏展开调查，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而对于已经逐渐习惯于信息公开，并且有着较充分表达权的民众来说，如何在重大案件面前克制自己的情绪，给警方的细致调查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原载《现代快报》

　　作者:赵勇

　　近几天以来，接连发生几起大案，张家界袭击政府案和上海袭警案等，凶手都是社会弱势的一方，他们在主流话语圈里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们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弱势地位，虽然这些都不能成其为杀人的理由，但不能不正视的是，这种双重被剥夺的失落感，正是他们产生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原因。对此，不能等闲视之，否则，将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当有人不畏死的时候，就是社会出大乱子的时候。

　　我至今记得一桩老案子：2004年7月22日，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峨边“7·21”爆炸杀人案的破案结果：凶手系峨边宜坪乡一农民，因与四川明达（集团）公司在河滩采砂场占用补偿问题上发生纠纷，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报复炸死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而引发这一场惨剧的焦点，仅仅是6000元钱的赔偿价差，农民要求对他全家惟一的生活来源采砂场的补偿金额为1万元，而公司方只愿意承担4000元。

　　即使形成诉讼，这也是一桩标的小得令律师都懒得接的小官司。这与两条鲜活的生命相比，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画等号的，而且，其中之一还是身家过亿的大富翁，也许他的坐车的一个轮子也不止这个数。但这6000元钱却像一个雷管，虽小，却触发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当然，引发事件的原因的大小与事件的严重性本身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如果有，很多因小事而造成巨大悲剧后果的事件就不可能发生。而探究“7·21”事件的背后，一些小小的细节却隐藏着巨大的启示，即：社会必须警惕穷人在贫富博奕中的不对称打击。用通俗的说法便是：一定要相信兔子急了会咬人。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众所周知，富人与穷人的博奕从古到今都难有所谓公平可言，这就相当于拥有飞毛腿导弹的军队与石器时代的肉兵进行的对战。富人们凭借手中掌握的财富、资源和关系网络等武器，对与之有矛盾和与之交锋的穷人实施“指哪打哪”战无不胜的攻击。而他的对手，绝大多数都只能采取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招数，只有少数，会采用跳楼或上访之类成本极高但效果并不见理想的招数。而只有更少的人，会采用极端的报复手段，他们的口头语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兔子逼急了会咬人！

　　于是，便时有背着炸药包讨工钱，绑架老板讨债甚至与充当人肉炸弹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惨剧发生。这些都只是隐藏在当今贫富差异越来越大，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日渐严峻背景下的一些火花。一位学者说：只有富裕阶层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善待贫穷阶层的时候，社会才能稳定，富人们平安快乐的生活才能有持续性。

　　试想，当一个农民赖以生存的所有指望被富人们如挥一粒灰尘一样轻描淡写不当一回事的时候，我们能想出会有什么结果呢？在这里，我决不是罪犯的罪恶进行辩护，我只是想说，在这些罪犯成为罪犯并犯下恶行之前，也即是他们还是老实巴交的穷人之前，请给他们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并尊重这些弱不经风的对手。不要对自己手中所拥有的强大常规武器太自信而忽略了对手的不对称打击力。

　　在弱势者没有成为凶手之前，请善待他们！这不是乞求，是忠告！

　　作者:曾颖

　　张鸣在《搜寻“以人为本”里的人》（见《南方周末》2008-6-12）中指出，口号里作为个体意义的人的缺失，由此造成：只要一进入具体境遇，个人的尊严和权利总是被剥夺。由于张鸣“不喜欢较真”，所以也难以深入地“搜寻”出，处于该口号名义下，国人所面临的全面真实的处境。

　　“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國一点儿都不新鲜，本土宗法人伦特色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如此。民本主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了，当时齐国的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的治国之术，其意为，唯有把人治理好，才能“本理国固”，最后达成霸王之业。这里的“人”显然是指臣民，被置于手段意义而带有工具性质。沿袭这条思路，本土的民本思想大体上就是这样传承下来。如儒家伦理倡导的“仁者爱人”，在一定程度上还肯定了人的个体獨立性和主动性，使得工具理性的伦理带有温情脉脉的人伦特色，彰显出亲缘主义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其实质还是立场于统治階級的用民之道、御民之术。被统治的臣民只能看成是“朕即国家”中的“私产”而已，比如“载舟之水”，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对等的政治主体。当然，早期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与其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上相适应的，还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封建体制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走向腐朽没落，相应的意识形态也趋于陈腐，衰败成为使“人不成其人”的“吃人”工具，现代人若是再捡起这种历史陈货进行一番包装后当作珍宝般地复应用于市场经济社会之中，搞什么：“新民本主义”，则显得过于守旧了。

　　中國传统高杨“以人为本”的旗帜，是否意味着就展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了呢？本来，在人的本性中，内在地有着感性生命的欲求，以及终极的关怀。人们为了展现自我，完善人性，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对于理想事物的盼望，便分别对于大自然和神圣事物进行探索，实质上是间接地以满足人的上述两方面需求为宗旨的，只要这种手段性的努力不僭越、不异化成为人本身的最终目的、不将手段性的努力视作为中途目的而与终极目的努力之间维持适可的中道比率，便是把一切外界存在变成“为我的存在”，成为全面发展人性、完善人的素质的可取过程。因为人的构成，离不开自然物质作为质料；同时人的神性所抒发的寻觅超脱于世俗生活即会走向西方人所称的信仰上帝，是因为“上帝的本质不是别的，只是摆脱了自然限制的人的本质。”（费尔巴哈）

　　M.舍勒的行为学理论认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可正是在中國特色的人伦文化笼罩下，中國古人老是困在“以人为本”的笼子里来做“人”的文章，而每个人又被缩命地定格为宗法性社会等级阶梯中的指定某一等级，国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符合人伦秩序中的价值趋向为准绳，即使老子的宇宙论，其立足点及归宿仍旧在于浓郁的世俗人伦社会上。中國古人不懂得“否定之否定”的宇宙进化辨证规律：人惟有通过把自己的本质和力量对象化于外部存在，亦即本性投射于外，把自己外化为物，变成自然存在的那种方式，方可使对象返回自身，成为“为我存在”。而陷于“人伦主义”的结果是，外在客观自然界的开拓和进取陷于停顿，同时也遏止了人对于无限大我的追求与超越境界的向往，国民的心思过分集中灭人欲致良知，以为“道德就是力量”，能够解救世上一切难题，于是整个社会倾轧内耗激增，发展陷于停顿，历史对于今人来说应是个莫大的教训。

　　可是到了极左年代，这种人伦传统还在继续：认定了“以階級斗争为纲”，于是“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搞“斗私批修”、“三忠于、四热爱”、“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宁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批唯生产力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二个凡是”等等，乃至到了拨乱反正年代还得“坚持Si项基本原则”。

　　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极左岁月的事情却依然隐讳——这原本是个极其重要的“目的”！为此其他“目的”都现得档次低级而让路，于是老调复重弹：“以人为本”，盖因我们的国粹导致了习惯性思维：做任何事情都得有一块响亮招牌，以彰显动机来正名，口号只需高调，真理便是在握，万物莫不我属，当然就不必较真于具体操作过程（手段）如何。这在伦理学上称为：持“道义论”立场，这里涉及到“手段与目的”这对伦理学辨证范畴。

　　目的表示行为者在选择行为预计要实现的目标和结果，手段是行为者为了实现其行为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途径。这两者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目的通常是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体系，可划分为多级的阶段。当前的目的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它自身又是其他更高一级目的的手段。譬如，儒家所主张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表明其暂时的、浅表层次目的正是“民”，以此作为家国同构的软性文化为手段来辅助王政霸业，最终的、深层次的目的便是“君”。所以，这里十分重要的是，要弄清行为者的内在欲求同外在整体的最高目的、他在当前行动的直接目的之关系。一个行为者不管理智自省到与否，其内在欲求必定是存在的。它就是现存在，即行为者作为有机体感性生命情欲的应有状态，受时空限定的实际存在，驱使着尚未具有真正反思的本能行为。它是现存在的基本行为。当这种本能不仅仅意识到目的，而且作为目的和手段的相互关系序列，能在本能和满足之间有计划地处理两者关系时，本能行为就产生目的行为。雅斯贝尔斯把包含本能行为和目的行为在内的行为通称为生命行为(vitale Handlung)，并指明：虽是本能行为，但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目的和手段相互关系的结构；虽是目的行为，但在不同程度上要依靠本能的反思来加以充实。总之，无论哪种，都是受到以现存在的扩大和以效果为目标的本能制约行为。赫尔曼.柯亨把行为理解为纯粹意志(reine Wille)外化自己，同时通过这种外化而实现自己的内在化的过程。所以对于基于欲求的活动来说，是和效果有关的，行为是产生效果的手段；对于以激情为动力、以思维为动机的意志来说，则与此相反，行为自身就是内容和目的。其实最早，亚里士多德就感悟到行为的现存在价值，声称：“创作（即技术的动作）的目的存在于创作活动以外，行为则与其相反，好的行为其自身就是目的”。这表示行为要依靠把自己作为目的的人格来承担，从而具有实现人格的意义。杜威将此概括为：外在行为和内在人格“是紧密相关的，在道德上是同一个东西”。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品性是，对于传统的神圣大序、形上之道、宏大叙事、道义理性等等统统予以脱魅、解构、降价、消解。在“动机——效果论”、“目的——手段”的辨证关系链上，认为，前者是与“神圣大序”相联接的，显得虚幻飘渺；而后者则是与个人具体的感性生命血肉相联接的，才是真实可靠的。因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不是作为一般的、普遍的、“类”的人，而是作为个别的特殊的人而存在着，而且存在于特殊的境遇之中，“境遇有各自独特的目的”。这里的人的行为“经常是特殊的、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杜威语），体现手段意义的行为过程就象冰山水下的大部分，行为的预计结果（目的）只是冰山浮起的小部分，受水下实在大部顶托而成；而手段就体现在当下实存。漠视了手段，所指向的目的就大为虚幻可疑。目的本身尽管有着自律性，但真实确信与否更多地是以手段为方式体现出来，但是反过来，以目的来确认手段正确与否则显得微弱而难以担当。因为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具备市场经济活力的社会其征服自然的能力必定大为增强，从而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成为日常生存活动的中心内容，处于竞争境遇之中的人们其性情必定是远离社群凝聚力需求的神圣性的，因而任何高调的宣誓都是显得极为虚幻可疑的。

　　可是受国粹道义论遗传密码的操纵，国人习惯于弘扬道德理性所担当起的主体精神，总是以为在目的与手段相互关系的序列之中，做事情只需声称有“崇高理想”及装备起“远大目的”便足够了，于是把具体的操作手段只视作目的的辅助性工具从而规定手段的必然性和从属性，可轻视之，甚至“得鱼忘筌”，过路拆桥。更糟糕的是，所谓“崇高”的坐标系定位是以人治系统中的圣人价值尺度为准则的，譬如，有人以为，靠着“特殊材料”制作成的“人民公仆”必定有着高度“理性自觉”，即有着“高度的共產主义觉悟”，其相应的人格已经是自足可靠得不得了，于是仅倚赖于黨派内部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的人治要求便可取而代替法制约束了。而国人的秉性却鲜有敢于直面人生，以洞明人的生命的真实深渊和人类罪恶的渊薮，以为高调的“目的”导向就可以忽略内在的以“激情为动力”的手段性操作行为，以为书本上的所云、纸张上所写的、以及嘴巴上讲的便是可确信无疑的，这就给予为私作恶者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其中还涉及到的问题是：国人的人格分裂太甚，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相分离太远。依我的观察，凡国人的纸上道德文字大抵可归入“超我”一类，而具体场合的嘴上言语属于“自我”，距离与人格行为的实际指向和内心所欲的则为“本我”。

　　这意味着，“以人为本”作为道义论目的论的问题还牵涉进语义场景。因为国人将行为的“目的”宣誓特别赋予以“动机”来担当的，而“动机”的外观都是些抽象空洞的概念符号，所构成的全是虚幻的世界，并无实在的对应之物，如：“看政治主要是看路线”、“为人民服务”等等。开创功利主义的边沁早就发现，人的行为动机是具有相当的主观性的，就其所产生出的结果而言都带有任意性和不确定性，很难把握，评介它不如以行为的效果检验来得客观而明确。而国人之所以偏爱持“道义”和“动机”立场，从某种角度说，正是因为赋予概念意义的“人”可提供高度含混不清的机会，由此可更好地掩盖自我内心的欲念，而这恰与中國式语境缺乏实证和逻辑相吻合，也与国人的圆滑性情相匹配，国人言辞向来讲究“言不尽意”、“大音稀声”、“弦外之音”，以及意会性和比附性。故此，即使言及“人”的什么“为本”了，也未必当真，即使不言及之，也未必不当真！

　　且看如今，以“以人为本”概念上的“人”言之，见仁见智，各取所好，落实到具体立场上，有的国人以为：“人”等同于“人民”，“以人为本”就是“为人民服务”；也有的认为：“人”其实是西方价值观中的“人權”，“以人为本”是资产階級的口号，应该否弃掉，还有的认识到，“人”的内涵非常丰富，既有“以人为本”，又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还有人權、人文关怀、人文精神等等（谭保斌：《“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的关系》）——视“以人为本”为一把万能钥匙，处处能开锁，谁声称拿到了它，碰到一切问题他都能迎刃而解——尽管号称“科学”地处理社会问题却是匮乏科学精神的实质、更是缺乏哲学思维而成为空洞的口号。日常语言学派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他主张把说话方式同具体特定的场景和说话者的内心情感结合起来考察其用意，而不是简单地依据词面名称。

　　譬如，堂皇的“招牌”中國宪法上写有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可是具体操作中，宗教即如教科书上所云：“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般地低贱化。新中國成立后，凡是无神论与有神论、共產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一直处于尖锐尴尬的对立；宗教界的统战工作，只局限于上层的达贵显族，但对于广大下层民众则实施严厉的看管和禁锢——从人伦主义立场出发，总是将宗教泛政治化，而又将“动机”、“目的”的光芒尽量调高使之足以掩饰“结果”、“手段”的阴暗角落。

　　又譬如，现时代的社会建设不是坚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不是注重于物质形态的东西吗？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岂不就成了“以物为本”了？岂不知笼罩于人伦秩序中的价值趋向本是个潜台词，不便直说，其中要害的就有“Si项基本原则”之类的，所以有人称，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是“鸟笼经济”为确切不过，就是因为它远未偏离“以人为本”的轨道。

　　虽然中國的“鸟笼经济”高速增长维系了30年，其间经济自由度显著提高，但中國仍位列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国家之列。据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与华尔街日报共同发布的“2008年经济自由指数（2008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称，中國大陆的总得分仅为52.8％（满分为100％），中國在157个国家中名列第126位，仅排列在尼日尔和赤道几内亚之前，被归入“最不自由”的类别之下。可见，中國百姓的不自由生态现状还谈论什么的“为本”呢？

　　所以，国人道德践行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就在于：暖昧的心态与大言不惭的宣誓奇异地交织一体，只可在行动中意会之。哲学人类学家普列斯纳指出：一种存在物之所以能够作出伪装，是因为它具有一个“内心”，对于它们来说，谎言和奸诈都成了工具。那么国人“内心”何存？倘若良知尚未泯灭的话，不妨自我剖析一番言行。其实掩盖在堂而皇之名义（崇高目的）之下的灵魂欲求（鄙下目的）往往是不可告示人的。惜乎，国人少有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勇气，更羞于解剖自身，只热衷于扯虎皮做大旗，纵情于如何表现自己，熟谙此术者会加入到“做戏的虚无黨”中以炫耀其做事练达而城府深也。

　　正因中國语境中，“人”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极其含混不确切，导致国人所信仰的动机——目的论中“以人为本”命题的致善“目的地”（功利主义伦理学术语称为：“善之聚合地”）不甚明确：到底是人人都有份的社会最大善，或曰普遍的善，抑或是仅仅部分人群得益的善事？假如一项举措仅是部分人群得益的事情，那么应该由那些人得益才是合理的善？这又涉及到正义（公正）的问题，可惜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恰是个最薄弱的环节。

　　譬如，现行的大、中学学生的新生上学都必须上军训课程，这件事，确是个典型的“以人为本”，因为它首要地遏止住男性学生的身心朝向现代社会所需的公民素质培养的方向去发展，从而导致学生创造力和其他综合能力的低下，只要比较一番，军训时代对于创造性劳作有依托的男生素质已经极大降低，使得当今时代男生的成绩总体差于女生，远远偏离了社会常态，就可得知：军训仅仅是为了“训政”目的——其实质是培养“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名义目的（参阅拙笔：《军训制度的批判》 ）——如此来构造成为一个“狮子型”的社会（更高一个层次的目的！）（参阅拙笔：《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 ）。

　　再有，中國政府不惜花费巨资打造的“J盾工程”，也是个“以人为本”项目，因为它将权力维护作为“压到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如此便使得在新闻自由度的国际排位表上中國位居最低的行列之中，仅比一些“无赖国家”如：古巴、朝鲜、缅甸、伊朗等稍微好些。

　　在保障公民个人權利上，中國尽管前些年已经加入了国际公约，可是落实到具体措施的执行情况是，2006年－2010年度的“十一五”规划中，并未明确出一条清晰的体制发展路径，以赋予农民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使得改变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只要私人所有制未能建立起来，私人产权并未落实到农民手里，农民无权出售土地，也无法将其财产转移作担保抵押，农民就缺乏为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投入必要的资本作动力。可是另一方面，各级地方的黨政机关却有资格出售土地使用权使之广开财路，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动荡不安宁，然而我们听厌的口号总是动人的：“建设和諧社会！”。

　　近代的康德有感于欧洲封建專制对人的尊严的戕残，提出了必须以人为目的的绝对命令：“你须要这样行为——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永远把每个人都看作他自己的目的，永远也不要把他只作为达到你的目的的手段。”这是要求每个人既把自己看成目的，同时也把别人看成目的；既维护自己的自由，又尊重他人的自由。

　　可是现代社会里，社会成员已经紧密地进行交往联系而生存于社群一体，从而成为作为交互的主体性而纠葛于互为“目的——手段”因果链之中，怎能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地自成纯粹的目的而不被他人利用为手段意义而可达到大众交往的目的？正因如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一切人的决定和行动中都具有冒险因素——危及本人和他人，把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有鉴于此，罗尔斯论证了：一个社会欲运行成良性的秩序（即中國套话“和諧社会”）必须是一个以“自由的优先性”为第一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如此才算是“公正的社会”，所谓“自由的优先性”的原则就是强调，不能以任何名义（不管这名义多么崇高、多么美好、多么实际）而稍稍削减每个个人的自由，尤其“决不能以增进人们的经济福祉为由而减少自由”。在罗尔斯看来，尽管“坚持自由的优先性并不能使所有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但是，一旦破坏了这一优先原则，改以其他东西为第一原则，则这个社会必然为非“良序社会”而是“恶序社会”，亦即预示着一个混乱和灾难的社会。唯有确立以个人为本的社会建构理念作为基本前提，方可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正义体系。

　　人首先关心的必定是自己的利益，正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惟有个人本位，人人都将自己的正当权益看护良好，方可将各种不幸和灾难降低至最低限度。

　　修改稿于2008-6-28，江苏省昆山市

　　个人博客：《施卫江：正义之声》http://blog.sina.com.cn/swjidea

　　作者:施卫江

　　“哇，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站在讲台上发出他刻意的感慨时，正好传来一声低沉的江轮的汽笛声。我和几百名听众坐在外滩三号三层的沪申画廊漂亮的白沙发上，听着这位世上最著名的新闻记者讲解世界运转之道。这幢设计于1922年七层楼，如今是上海最时髦场所，一个由乔治·阿玛尼的服装、高级餐厅与咖啡馆、男性护理中心、中國当代艺术画廊、黄埔江景构成的小世界，象征着消费主义和艺术风尚的结合。

　　从它的窗口望出去，向左是一排灰色、坚固的花岗岩、欧洲风格的建筑，并不长的中山东一路在70年前被称作“远东的华尔街”，大英银行、中國通商银行、汇丰银行、交通银行、麦加利银行、中國银行，一家接一家排列着，它们是昔日上海繁荣的象征，那个渔民晒网、纤夫拉船的水岸是逐渐被煤渣和水泥覆盖的，1898年《申报》的一则广告还正式给予它了名字“外滩”。

　　对岸的浦东则是一个另一个上海形象——一座由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巨大荧光屏构建的21世纪全球城市。在1978年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上海人发现荣耀已经不再，甚至多年前的摹仿者香港都已遥遥领先，将江岸对面的那片农田的开发成金融区是上海重塑信心的举措之一。

　　只有双脚可以帮助人记忆城市，我对于北京充满温情，是因为在年少时代，骑着单车不知疲倦的穿过海淀区的大街小巷，和一群同样迷惘的少年一边长时间的漫步，一边不知所云的争论。但是上海，总是从机场到酒店，在出租车上看着南京路与淮海路逐渐远去。只有一个下午，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穿过了弄堂、糕点铺、中学、邮局，在苏州河与汇入黄埔江之前分手时，夕阳正斜射过来。

　　那个迷人的下午似乎是在外滩终止的。我走进黄埔公园，充满着花岗岩带来的坚硬气息，在三根指向天空的巨大的石碑的底座，刻着官方版本的上海叙事，小刀会的农民起义被视作这座城市的开端，其后是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所作的一次次斗争——上海如何摆脱它殖民城市的命运的艰苦努力，这座曾经悬挂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屈辱告示的公园，现在是人民的公园了，是外地人来此游览的毕经之地。

　　历史充满了讥讽。灰色的洋楼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傍晚的风中飘舞，在获得了獨立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人却如此怀念十里洋场与百乐门的岁月，甚至日本占领时期的租界都因为张爱玲的小说而散发出不可抵制的魅力。

　　我对上海总是充满了偏见，相信它拥有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和势利，崇拜金钱，价值观单调，她的头脑仍是殖民地式的，对于更强大的外来者采取一种习惯性的取悦姿态，而对于弱小者则尽是冷漠与傲慢。我不喜欢高级餐厅里习惯先说英文的服务员，不喜欢市民们对于己于人外国货的迷信，对于上海姑娘们过分热衷于寻找西方男朋友的感到不解，在灯火酒绿的外滩的天桥上是乞讨的老人与小孩，在10分钟内，我没看到过一位行人愿意给出一毛钱。

　　我记得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1950年代这样形容上海：“上海是两种文明交汇的地方，两种文明都不起统治作用。对外国人来说，已经没有限制，脱离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监督，每个人自己就是法律……道德是不相干或无意义的东西……对中國人而言，上海同样没有限制。那些选择这种新生活的人……选择了割断同传统中國的联系的做法，并摆脱了强加给他们的约束。”

　　这个上海沉睡了四十年，苏醒过来，并因新力量的到来带上了新的色彩。尽管夸耀自己是一座典型的商业城市，但政治的色彩却无处不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一桩本地政府的丑闻暴露了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与相互利用是多么的显著。这座超过1300万人口的城市，也因为政治的压力，而没有一家值得尊敬的新闻机构，电视网络、报纸、杂志是用来传播时尚、消费、衣着、流行话语的所用的，它们热衷于评选女性化的美男子，举办浮华却空洞的 “风尚大典”，夜色下的黄埔江行驶的是架着巨大广告牌的游船，它和两岸的各种闪耀的霓虹灯光的商标牌一样，既诉说这座城市的自认的骄傲，也刺激着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游戏——这座城市总是需要这样的强心剂，更昂贵的房价，更多的消费品，和类似的世界博览会这样的浩大行为。

　　在那个下午，我突然感觉到站在讲台上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与上海在气质上是如此的相配。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的著作像是一本广告语大全，“Dos资本主义”、“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全球化3.0 ”，他迷恋于简化世界，用一种浅薄物质需求来取代人类内心深刻的生活意义的需求。

　　今天的上海呢？她承继了旧上海的投机心理、对金钱的热衷、崇洋，却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机勃勃，那种包含着罪恶、动荡、阴谋、暴力的冒险精神，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笼罩在一种令人厌倦的安全和封闭中吗，那种表面上的自由看起来不过是是买阿玛尼牌或是杰尼亚牌西装的自由。

　　作者:许知远

　　俄罗斯一名高级检察官6日说，俄腐败官员的贪污所得与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相当，达到约1200亿美元。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官员腐败，每年居然吞噬1200亿美元，占到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当然，我不是让俄罗斯腐败分子给吓了一跳，我现在还来不及为俄罗斯担心，而是由俄罗斯引发联想：中國腐败官员每年吞噬了多少财富？如果有人统计出来，会让我们吓几跳呢？

　　据我所知，中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或估算，官员腐败吞噬的钱款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数字大概在哪个范围。或许，这是个无法统计或估测的数字。现在，站在被告席上的腐败分子，动辄贪污受贿几十万、上百万、千万，特别是近几年来，涉案数以千万计的腐败分子在增多。

　　先来说个不大不小的腐败分子祝均一，原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挪用小城镇保险基金达158.56亿元，结案时尚有124亿未能追回。我这里不讨论124亿揣没揣进腰包，我只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2007年，国家财政的教育支出为1076.35亿，医疗卫生支出664.31亿。而祝均一这个腐败分子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国家财政全年教育支出的十分之一，超过了国家财政全年医疗卫生支出的五分之一。如果说，祝均一腐败案是属于个例，那么，类似曾锦春这种地级干部腐败案有点多不胜举。曾锦春被控受贿3000余万，另有近千万的财产来源不明。假如有10个“曾锦春”，他们吞噬的钱财将在四五个亿这个程度；100个“曾锦春”，就可能是四五十亿的水平。

　　上面仅仅举出了腐败分子自己揣进腰包或挪用的那部分，还没有计算因行贿受贿中的“投桃报李规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如，贵州省镇远县原县委书记黄保勤，仅一笔受贿46万元，就给国家造成了近亿元的经济损失。那么，全国有多少个“黄保勤”，这些腐败分子除了揣进自己腰包外，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将是多少呢？确切的数字虽然不知道，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我举出的例子，还不包括那些尚未被揪出的腐败分子。那些逃过打击或正在腐败的腐败分子吞噬的钱财、造成的损失或许更能把人吓一跳。

　　腐败吞噬了多少财富，俄罗斯曝出了官方权威的数字。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一笔大概的账目了，国家有多少钱被人偷走了，心里应有个数，而这个数字会让我们对盗贼更加警觉，对于打击盗贼更加有力。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没有错，但是，假如哪一天我们发现，改革经济的成果每年都被腐败吞噬了相当比例，那将是怎样一个黑色幽默？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6月11日

　　作者:马涤明

　　“低素质人口”，这个名词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个名词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化，就预示了我们这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悲剧命运。他们不仅会遭受冷眼，而且投来冷眼的人还获得了一个“正当歧视”的解释。

　　这个名词的产生，还注定了一部分人将在辽阔的大地上颠沛无依，一些地方将会如同使用骡马一样，发挥他们的使用价值，而当他们不再有使用价值的时候，他们就应该离去。

　　按照一般的看法，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就是“低素质人口”的典型群体。广东东莞正在召开的黨代会上搞出了一套办法，意在让“低素质人口”自行离开。这与一些地方早就拟议的“提高城市门槛”具有精神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根据东莞的这套做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有序退出，企业用工数要根本上减少，还要“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低素质人口在东莞租不起房子，自己滚蛋。当然话说得还文明，叫“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

　　一个地方要产业升级，很好。但一个政府竟然会以“企业用工数要减少”为目标，不能不说是天下奇闻。低素质人口卖力卖命，你不为他提供房子都说不过去，还要出台政策让他租不起房，这不是残忍？

　　怎么转移的办法有了，转移到什么地方？这不是东莞或者任何一个城市要考虑的问题。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政府所能做的事情，要转移一些人口出去，却只有转移的办法，没有转移到哪里去的设想。但是，请注意，这些人是外来的，先前城市需要他们，现在城市不需要他们了。需要你的时候，欢迎你来；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要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城市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准备对你进行社会接纳。现在，就是“挥之即去”的时候，手已经挥动，下面你就得“从我眼前消失”。

　　中國有句老话：过河拆桥，吃饱了打厨子，这些都是不仗义的行为。低素质人口，面对的就是这种不仗义的处境。需要过河的时候，低素质人口是桥；需要吃饭的时候，低素质人口做厨子。河过了，桥就不必要了；肚子鼓了，厨子也没什么用处了。城市以自己的需要决定了低素质人口的命运，如同使唤一匹骡子，磨推完了，骡子也用不着了。

　　发展成果共享？这可从来不是城市的想法。一个人并不是在城市里劳作和生活，就叫做市民，外来人口是化不成本地人口的，除非你是“高素质人口”，在城里奋斗出了百万千万。而正因为你没有奋斗出来这么多钱，所以也证明了自己确实素质低，不配来享有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

　　对低素质人口的这种“用法”，有什么道义可言吗？我看是没有。但有些人说，你打工，我付了钱，买卖公平。我看到的却是一匹骡子推了磨，主人说你推磨，我喂了饲料，磨出来的那些食物，你是不能享用的。然而，低素质人口是人，而不是骡子。只管使用，不管发展；召去做工，没想着让他落籍；管饱肚子，没想到他有何尊严，城市对低素质人口就是这样。这不是对待人的搞法，而是对待工具的搞法。

　　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事情。有一个控诉旧社会的说法：资本家很残忍，工人不合用了就扫地出门。现在大家都有些理解，说资本家嘛，盈利为目的，但政府呢，欢迎人去做工，却根本未考虑过他的生老病死，眼里有人吗？一个人在某地做工，他的劳动凝结为各种经济数据，政府从中获得收益，为何要将他们扫地出门？

　　最想不明白的是，这种“转移低素质人口”的搞法，却被叫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刘洪波

　　新闻背景：5月18日，沈阳一16岁少女黄绢因太饿，在便民店内偷面包被抓获。店主称欲要把此事告发至学校后，她觉得无脸面对他人，选择了自杀来终了一切。老师称她成绩优秀，曾因交不起学费而险些辍学。

　　温顺的如黄绢，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只是由于某个偶然的原因才突然被曝光，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在我们身边，竟还有这样悲情、这样惨烈的一幕。不温顺的如珠三角的砍手黨，用暴力和血腥，而且是用加害更弱者的办法，用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办法，来为自己强行打开一条生存通道。

　　这就是我读了黄绢自杀的新闻所立即产生的联想。

　　黄绢，这个柔弱的沈阳女孩，这个如报道所称素来品学兼优的沈阳女孩，这个按道理应该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那般朝气蓬勃的女孩，却仅仅因为顶不住长期饥饿的折磨，偷了面包店一块小小的面包，被店主发现后反复受辱，羞愤自杀了（见5月22日《时代商报》）。

　　让我震撼的，不仅是黄绢的赤贫，也不仅是黄绢的轻生，更是人心的冷漠。如果说黄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杀，而在精神实质上属于他杀，凶手则是人心的冷漠，这个推断应大致符合事实的原初状态。当记者为此事采访事发的面包店，自称负责人的一个女子竟吐出这样的话：“死了就死了呗，我们抓小偷还犯法了不成，她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错，在法律上确实不能说店主有多大的罪错。但是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惟一尺度。在喧嚷的尘世之上，还有神圣的星空；在人的法律之外，还有自然的律令。而对于人类来说，全部自然律令中最根本的律令，或者说最高的律令，就是把人当人，就是尊重人的生命，敬畏人的生命。

　　黄绢不过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且是在经受了长久的周期性饥饿折磨，在这种折磨达至极限之时，才万不得已伸手动了那一小块面包。而那块面包本来是她应得的，对于黄绢那样的最弱者，而且是未成年的最弱者，而且是失去几乎全部生活来源的最弱者，我们的社会本来应该提供充分保障，本来应该提供许许多多那样的面包。

　　但是，黄绢一直无助。我们的经济据说正在高速发展以至于让全世界都感到惊讶和不解，我们的年度财政收入连年猛增以至于突破了四万亿大关。我们的社会并不是没有给黄绢们供给许许多多面包的能力。但黄绢就一直没能得到她所必需的那块面包，终于不能不伸出了她柔弱的手。她实在太柔弱了，所以马上就被店主抓住，然后交给联防队员，然后交给她就读的学校。至少在她个人的解读中，她是因此而身败名裂了。

　　她是最弱者，她一无所有，除了她自己的尊严。当就连这点可怜的尊严也保不住的时候，她万念俱灰，她别无选择。她不过是为了基本生存才伸出她的手，却为此付出了全部的生命代价。

　　是的，在法律上说，店主没做错什么，联防队员没做错什么，学校也没做错什么。用人间的法律来衡量，在对待黄绢的问题上，我们的社会确实都没有做错。但是，在良知的天平上，在精神的星空中，我们的社会显然是经不起考问的。

　　一块必须以全部生命来置换的面包，一块比孩子的生命还重的面包，这难道不是世界上代价最为高昂的面包吗？这样的面包的存在，难道不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耻辱，我们每个人的耻辱吗？

　　我们都在感叹中國人的缺乏敬畏，都在强调敬畏的重要。但是千敬畏，万敬畏，最重要的只是对人的敬畏，对人的生命、对人的尊严的敬畏。尤其是对最弱者的生命和尊严的敬畏。而我们现在所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敬畏。其实我们从来不缺乏对权势的敬畏，我们往往只是在面对最弱者时，才无所忌惮。对最弱者发自心底的歧视，蔑视，这种精神上的冷暴力，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黄绢就是这样的受害者，所以自卑和屈辱从小就浸透了她的骨髓，以至于到了平时走路，她都是贴着墙根，好像很害怕的模样的地步。

　　没有人关心她的存在，她的存在跟不存在没有区别，她根本就不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而她本人并没有任何罪错以至于必须遭遇这样的精神冷暴力呀，她是一个很努力，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呀！

　　一个最弱者、最缺乏自救能力的人落水后，没有谁为之施一援手，听任她在绝境中，在生存压力的剧烈煎熬中挣扎以至于最终没顶。这就是黄绢悲剧的全部暗示。这就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危机。我们的社会缺乏文明的绿荫、文明的清泉。而文明的绿荫、文明的清泉只能从人心中自然生发出来。没有人性的复活，没有人性的庇荫和滋润，什么制度、什么法律都支撑不起一个现代文明，文明最终只会干枯，而那些绿荫中的小鸟，清泉中的小鱼，像黄绢那样的幼弱的小精灵，自然也就无处可以逃生。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笑蜀

　　都市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让他们在城市住下来，最终融入城市？在民主时代，或者允许贫民“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成为两种基本选择，而普遍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尽管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识是：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

　　真问题并非“贫民窟”而是拆毁“贫民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就应该解释，这些人没有住在贫民窟，那住在哪呢？所有讲奇迹的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是不是在城市买了商品房呢？估计很少。是不是住进了国家提供的福利房呢？好像也没听说过。是不是他们自己盖了一些棚户呢？好像也没有。那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上了天还是入了地？

　　现在某些人批评贫民窟，已经很少再说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了，因为这些国家的贫民区，至少在建筑景观上都是很漂亮的，而棚户式的贫民窟，大概只能在发展中國家看到了。于是，这些人就说，你看印度的贫民窟多糟糕、拉美的贫民窟多糟糕，而且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这些人关于资本主义造成贫民窟的理论，在19世纪恰恰是馬克思主义者曾经严厉批评过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道：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階級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階級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階級”。

　　换言之，“贫民窟”并非馬克思恩格斯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现代”真正特殊的问题是：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无法维持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城市主城区的地价飙升，于是很多人盯住了这一块地皮，认为在这一块地皮上盖低档住房很不合算，千方百计要把城市中心区的穷人赶走，然后盖一系列豪华的建筑。恩格斯说，这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问题。对此，我们不妨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首都巴黎做个案例考察。

　　法国的奥斯曼“大拆迁”

　　在没有迁徙自由的中世纪，巴黎是没有“贫民窟”的。法国大革命后国民有了迁徙自由，迁入巴黎的“进城农民”大增。尤其是复辟时期、七月王朝与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化加快，城市也加速扩张。1800-1860年间，巴黎人口从58万增至170万，即三倍于前。贫寒的新移民见缝插针，在昔日的峨峨“皇都”里 “私搭乱建”，加上适应贫寒租户需求的廉租私房大量出现。于是在市内的西、北、东三面都出现了“贫民窟”。这些街区不仅不“雅观”，而且使与之为邻的达官贵人感到不舒服。加之自大革命起在“无套裤汉”的抗争遗风之下，贫民区被视为“起义”的渊薮。尽管激进思想并非发源于贫民区，但在某些人看来，从1789 到1848年，“捣乱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竖起街垒路障，而狭窄的街巷使鎮壓者的大炮难以到达。所以，统治者对这些“贫民窟”深感头疼。但在革命后“民权”的保护下他们无可奈何。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1852年拿破仑三世颠覆共和、恢复帝制后，政治出现專制化趋势，民权被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皇帝实行“警长治城”，于1853年将其心腹、巴黎警察局长奥斯曼伯爵升为塞纳省省长和巴黎市长，授命他清理贫民区。

　　奥斯曼权势巨大，他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荫大道”。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在此期间，第二帝国通过提高税收投入了巨资，为打造奥斯曼的“新巴黎”花了25亿法郎，而这个时期国家每年财政总支出不过14亿-23亿法郎。奥斯曼以其对民权的蔑视而被称为“凯旋了的万代主义”。

　　奥斯曼不仅手段强硬，而且生财有道，他使用政府的暴力帮助开发商赶走贫民，规定开发商建造的豪华“新巴黎”房产由投资者特许经营，并以政府的垄断权力保证他们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并得到足以诱人的利润，但特许期满后房产必须归政府所有。于是政商合作发财，帝国基建-财政部门的不少官员借之也大捞一把。而被驱赶的穷人所得补偿很少，奥斯曼的改造对他们完全是一场灾难。

　　奥斯曼之后的“自由拆迁时代”

　　不过，奥斯曼现象不仅是在民主国家中很少见到，即使在法国，也就是那二十年的一个特殊现象。奥斯曼以后，巴黎的城市改造仍然在进行，但它的原则以及相应造成的城市风貌，就和奥斯曼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共和民主时期，城市改造基本上遵循两条原则：商业性拆迁，遵循自由交易原则；公益性拆迁，遵循民主决策原则。

　　所谓民主决策，是指一个项目如果是公益性质的，那么首先要通过民主程序来确定，要经过议会讨论、舆论论证等等，最终达成共识，建还是不建。如果建，那么第二个程序就是自由交易的尝试，尽管是公益项目，能够做自由交易也要尽量做自由交易。如果在第二个程序遇到问题，有人漫天要价，怎么办？那有第三个程序，就是由中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来财产评估。如果这个评估的价格，拆迁户仍然不能接受，仍然是漫天叫价，那怎么办呢？第四个程序就是要有替代方案的论证。如果替代方案论证也认为不行，公益必须要这个地方，那么在走完这些程序以后，可以实行国家最终定价，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来给予拆迁补偿。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不是哪个领导一拍脑瓜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奥斯曼以后的巴黎城市拆迁和改造更加重视贫民的权利，一方面，政府不能强行驱赶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责任要为穷人提供服务。这是民主国家的两个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受限制，责任越来越可问责，也就是说，政府想做就能做的事越来越少，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事越来越多。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帮助穷人。这就涉及到贫民区、简陋住房的改造问题。这些相关问题等我介绍完另外几个国家的贫民窟情况后，再作介绍。

　　南非索韦托：隔离型贫民窟

　　南非的一些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前是很漂亮、很安静、很整洁、治安也很好的，但前提是不准黑人进来。可是，白人又需要黑人给他们打工，又不想给他们提供福利房，怎么办？南非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城郊划一大片地方，让黑人自己在那里盖房，这就是索韦托贫民窟的来历。到 1980年，索韦托已经发展到160万人口，比约翰内斯堡主城区的人口还要多。这两个地方紧挨着，但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约翰内斯堡是天堂，那索韦托就是地狱。

　　索韦托可以说是黑人的伤心地，但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到索韦托不再是地狱，而约翰内斯堡也不再是天堂，黑人开始大量地移居约翰内斯堡，开始盖起一些不是太漂亮的房子。

　　虽然现在很多人对于这种状况不满，但在索韦托也可以看到很乐观的景象。因为索韦托的房子虽然还是不怎么样，但已比上世纪60年代好很多了，而且索韦托的公共设施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索韦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地有一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就会出现大量的人涌到这个公共汽车站坐车回家过年。不过，这种景观和中國似曾相识又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那些回家过年的人，基本上是跨国的外籍劳工。因为南非本国的黑人劳工，一般来讲都是全家住在一起，尽管索韦托的条件不是很好，但至少他们是可以在那里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就不存在回家过年的问题。

　　尽管现在的约翰内斯堡变得比以前脏乱差了，治安也比以前糟糕了，但人们普遍还是认为现在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有一个曼德拉广场，就是为了纪念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给他们带来的进步。当然，南非现在面临的问题也还有很多，但南非人绝不会用恢复种族隔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今日第三世界都市的贫民窟

　　（1）印度贫民窟的来历

　　在殖民时代，由于英国人的“城管”相对较严，尽管当时的印度农民远比现在更贫困，但印度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并不多。獨立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对穷人迁徙限制放宽，大城市不可能“贫民与狗不得入内”，于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加速。

　　同时，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政治上不仅搞民主而且承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经济上却实行“马哈拉诺比斯社會主義”，被当时苏联定义为“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种体制虽然也号称民主社會主義，然而却不是学瑞典搞福利国家、二次分配，而是学苏联以国家财政投资搞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经济”，这样一来，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便严重不足。名义上尽管国家对公民的教育与卫生承担责任，但实际上除了左派执政的一些邦外，那时印度多数邦中的乡村公立医疗与教育网点量少、质差、经费缺，而大城市里对穷人的保障就要好些，虽没有发达国家那种住房福利，教育、卫生条件还是远比农村强。在迁徙自由状态下，这更加速了乡村中最穷的那部分居民迁入城市。

　　而另一方面，这种“社會主義”的国家垄断也导致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难以做到充分就业，进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难以脱贫。尽管他们并不比进城以前更穷，但在现代化大城市中，他们的棚户区的确触目惊心。这些因素的综合，便使得印度在獨立后的几十年内都市贫民窟大为扩张。

　　（2）拉美贫民窟现象：开发商给穷人让路

　　中國人到拉美，往往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可思议，比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而房地产商往往在一些条件很差的地方，比如 50多度的陡坡，搞商品房开发。于是中國人很惊奇，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圈呢？拉美的开发商会瞪眼睛回答，你们真是有本事啊，怎么能够把他们搞走？

　　其实，拉美的城市周围也有圈地运动，可这不是政府圈老百姓的地，而是老百姓圈政府的地：一帮进城农民，进城后要找地方盖房子，于是找一块政府公地拉起一道铁丝网，自己盖起了房子，政府说这是违章建筑，但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支持他们的，折腾了半天，政府也就说，算了算了。比如BOSCO合作社区就是这样的，百姓征了官家的地。

　　我觉得拉美的贫民窟，有一点比美国好，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要比美国强，他们往往有的是从农村整村地往城里迁，保持了农村里原有的人际关系，社交活动也比较多，像我看到的BOSCO，他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盖了一些房子，都是二居室的，很简陋。他们是穷人，而且进城的年限不过是五年十年，基本上是来自山区的印第安人。但是这些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土地是圈来的，也没有开发商的利润，基本上是自己合作盖房，成本就是建筑材料，据说这样一套房子才2000多美元。

　　民主福利国家的贫民区改造

　　前面提到，在奥斯曼时代，巴黎虽然大拆大建，建立了很多豪华建筑，但基本上没给穷人盖什么房子。但到了民主共和时期，这种现象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二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法国先是在巴黎周边贫民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伊夫里、苏瓦希、楠泰尔等地，建立了以高层廉租为特征的第二代福利房。这种福利房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给穷人盖的房子还是不够好，建筑密度太高、绿地太少、居住太拥挤，人们在里面缺少自尊心。在这种批评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开始大量兴建所谓第三代福利房，也就是以低楼层、低建筑密度，绿地和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街区为主。

　　那么，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全社会盖的，而不是像我国那种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第二就是它的分配标准，唯一的分配条件就是贫困（低收入）。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左派掌权的福利国家，有右派掌权的自由放任国家，福利房覆盖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富的人开始覆盖的。

　　中國的“负福利”住房制度

　　由政府房政部门兴建，以贫困（低收入）为唯一分配条件。此种制度在西方普遍，在剧变前一些东欧国家也有。但我国从未有过。国共鼎革初，政府曾把一些没收房交由房政部门安置社会贫民，但从未新建此种住房。此后用房政经费维修旧房且远不足。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按“负福利”原则实行“单位分配制”：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住房差（往往无房）。在单位内部同样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房待遇”更高；官小工资低，“住房待遇”更低。而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后来我们搞住房改革“取消福利房”，其实是把过去的“特权房”予以变现、赎买。真正的“福利房”制度，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现在也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新建一套前所未有的福利房制度。

　　不要让中國农民再做“两栖人”

　　中國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中印工业化进程都导致大量农民进城，但不同的是：印度农民往往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占地搭建简易住房，形成为人诟病的“贫民窟”。但是这些新移民相对易于在城市建立家庭生活，同时形成社会保障压力。而中國农民没有地权，不可能卖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内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中國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

　　我记得重庆有个官员说过，重庆“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原因是中國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你们印度人喜欢全家进城。恰恰就在这个城市，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长远下去会怎样？别的社会问题且不论，请看奇文《亲子鉴定与文化问题》：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680例鉴定为非亲子，比率达22.6%.而其中农村例子中非亲子率更是“有点惊人”，高达将近50%！今后我们的社会基础、文明基础、人伦基础会如何变化？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國的其他城市也非常多，我觉得，重庆最近搞的城乡统筹改革非常之有意义，我也希望重庆的城市化能开创一个新的模式。我要讲的是，重庆的城市化如果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社区，我不会批评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免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政府有足够的理解。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又多出几百万的两栖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比有贫民社区更严重了，尤其是现在的农民工子弟发展到第二代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第一代还可以说他们是两栖人，第二代还让他们当两栖人吗？

　　现代城市新移民的问题，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方式是应该避免的，老实说，像索韦托那样的方式，很多人就认为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认为，索韦托毕竟还是给了黑人一个在城市里成家立业的条件，我们现在不能给他们提供廉租房，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在城市里自己盖起类似棚户区，而且我们还要整顿城中村。现在整顿城中村，大家讨论的都是如何给城中村原来的户籍人口以更多的补偿，拆迁补偿往往都是给房主的补偿，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不考虑租户的利益。其实城中村的改造，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租户都去了哪里？这些租住城中村的农民工去了哪里？

　　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或者给他自由，或者给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给。二者都不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负作用很大。中國最应该警惕的不是什么拉美化，中國怎么会拉美化？中國现在正在奥斯曼化，怎么防止这个现象，这是大家要考虑的。

　　作者:秦晖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上海社保案的查处，是中國社会中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其对社会的震动，不仅仅在于涉及的金额高达几十亿元，也不仅仅在于这是老百姓的保命钱，甚至也不仅仅在于涉案官员地位之高。而是这样一个大案发生在上海。上海历来被看作是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治理基础最好、管理也最为规范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当一些腐败大案被查处的消息频繁从各地传来的时候，上海仿佛成为一块净土；在权钱勾结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现象时，上海仿佛成为惟一的例外。而上海社保案的发生，使得人们有机会来重新审视其中一直处于被掩盖状态的问题。

　　在国企改革讨论中，曾有人将国企形象地比喻为不吃即化的冰棍。实际上，这种不吃即化的逻辑不仅仅存在于国企当中，在其他已经积聚起来的公共资源中，这种逻辑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保基金就是一例。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大，年年积累下来的资金总量甚巨。截至2005年底，中國各项社保基金规模已超过1.8万亿元；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这两个特点不仅使得近年来违法违规使用、滥用社保基金甚至使之流入私人腰包的案件不断发生，而且使得这些违规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据今年年初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7年中全国仅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就高达160多亿元，至于没有被清理回收的，没有被发现的，究竟还有多少，这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从几件有关的大案来看，社保基金被挪用甚至被鲸吞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如2004年3月，山西省太原市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共挪用7659万元，金融诈骗涉案金额近1.8亿元；2006年5月，河北省电力公司社保中心原基金管理员秦援非挪用3817万元社保基金炒股，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上半年，又有一批此类案件被曝光，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就是上海社保案。

　　仔细审视这次上海社保案，其中至少有三个因素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第一，缺乏监督，内部运作。从上海社保案来看，上百亿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没有任何其它机构能够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正因为如此，数十亿的资金可以被秘密拆借，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第二，暗箱操作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相结合。这里的暗箱操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而是在被挪用的资金与资金最终使用之间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连接这些链条的就是现代资本市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第三，严密控制信息的败露。在今年年初，曾有经济学家接到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举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并随即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调查。但在今年1月，当他准备通过媒体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时，媒体即遭到上海当地官员的责难和施压，从而使这个案件又被包裹起来。

　　这三个因素构成了此案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暗箱操作。实际上，不仅此案如此，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几乎都少不了暗箱操作这个因素。可以说，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弊端的一个病根，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癌。在网上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词，可以找到近百万个有关词条。尽管其中有些词条与这里关注的问题无关，但也可以大体看出，暗箱操作存在的广度和深度。暗箱操作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规则化使用，而之所以会如此，驱动力往往是私利，而条件则在于我们的权力模式。

　　暗箱操作问题在近些年间的凸显，源于转型时期公共资源权属改变及使用中的巨大利益。从最近几年看，国企产权改革、房地产领域中的土地批租等，都是暗箱操作现象存在最为广泛和突出的领域。

　　房地产是我国社会中隐含权力行使秘诀最丰富、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最典型的领域之一。据有关机构测算，在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即，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据估计，1998年后每年仅这两者的价差一项，国库损失就逾千亿元。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关系，房地产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同时也是媒体和坊间议论的经常性话题。但在过去几年里，却鲜有这方面的案件被披露。也许这只能用其手段和技巧的纯熟加以解释。只是在今年，在房地产调控处于胶着状态之时，才陆续有一些官员由此落马，如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而这些牵涉到房地产的腐败大案，几乎无例外地都涉及到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实现的权钱交易。

　　在暗箱操作发生的场景中，并非没有内部性的制度和规则。但问题是，在权力面前，这些规则是软弱无力甚至根本不起作用的。在上海社保案中，领导人的一个批示，甚至一个暗示，就可以决定这笔巨额资金的使用。而在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中，“领导批示”、“领导打招呼”，有时甚至是暗示，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暗箱操作是目前我们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模式的必然产物。

　　暗箱操作，不仅导致公共资源的大量流失，而且使得政府行为走样变形，甚至导致一些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进行和实施。如前两年发生的国企改革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国企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如何进行改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国企产权的转让不过是改革了国有资产存在的形态。就此推断，这样的改革不应当引起如此之大的分歧和争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产权的转让是如何进行的。在当时，即使是积极主张进行国企改制的人也不否认，在许多地方国企改制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改革”。于是，在许多改制的案例中，评估机构是由企业直接委托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改制项目申报、改制方案的制定、资产申报等重大事项，有的更是连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相关信息和竞价拍卖的形式都参加。这样一来，大量的国有资产被贱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内部人”。因此可以说，前一段我国国企改革出现的波折和受阻，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国企改革主张上的分歧，不如说是源于国企改革中暗箱操作以及由于暗箱操作导致的改革变形。

　　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只要我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关键词，就会发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暗箱操作：大学生转系、超女选秀评奖、中小学收费、政府采购和投资项目、房屋拆迁、公务员考试、干部任用、国企改革等等中的暗箱操作。可以说，如此广泛存在的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失序的一个重要根源。

　　上面的暗箱操作现象虽然涉及的领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在这林林总总的暗箱操作现象中，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身影，这就是权力。在社会科学中，关于权力可能有着很不相同的解释和界定，但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权力实际上就是能够决定什么的能力。所谓暗箱操作，也就是对于这种权力的不公开行使。而我们知道，权力的行使在许多情况下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似乎就可以说，涉及的利益越是重大，人们不公开使用权力的愿望就越强烈，所带来的后果也就会越严重。

　　最近驻京办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据有人考察，驻京办的设立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是计划经济，驻京办成为沟通中央和地方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驻京办的真正兴起则是199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除有52家副省级以上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最新趋势是，不仅国企设立驻京办或联络处，一些大的民营企业也在京派驻了联络人员。如果以1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按100万元计算，这些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

　　如此大的资金为何会用在这里？除了为来京的地方官员提供更好的服务之外，主要目的就是为地方争取更大的利益，包括营造关系网络，在有关部门那里争取资金、项目、批文等。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经说到，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一般地说“跑部钱进”，人们也许还没有具体的印象，但如果看一下这些数字，问题就很清楚了。据李金华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做《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在2005年对20个省(区、市)的审计调查中发现，这些省(区、市)本级预算共编报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3444.27亿元，仅为中央实际补助7733.65亿元的44.5%.也就是说，中央实际补助中有近4300亿元(占全部的一半以上)未纳入省(区、市)本级预算中。对于这部分资金，至少要注意两点，首先，从使用上看，这部分资金的使用实际上脱离了省级人大的审查监督；从资金的来源上看，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与“跑部钱进”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之所以要有驻京办，要有“跑部钱进”的重要原因。

　　另有数据表明，近年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逐年增加。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已达到11484.02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57%，地方财政支出的45%.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涉及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不透明”状态。据李金华的报告，2005年中央财政分配的239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有41项存在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涉及资金156.37亿元；有65项没有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未公开，涉及资金705.89亿元。在这当中，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不透明性就更是突出。因为这种一般性转移支付，国家没有指定具体用途，无论是在拨付还是使用上，有关部门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实，不仅在转移支付的问题上是如此，凡是涉及到重大资源分配的问题，包括政策性资源，几乎莫不如此。其间造成的浪费、不公、腐败，也是可以想见的。

　　而暗箱操作现象的广泛存在，特别是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暗箱操作现象的广泛存在，不仅导致重要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导致腐败现象的广泛发生，更重要的是，这种暗箱操作成为瓦解制度和规则，从而瓦解社会生活基本秩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暗箱中的暗，是同时对上对下而言的。对上，它使得自上而下的权威和控制失去效力；对下，它使得公民对权力的监督成为不可能。因此，在暗箱操作现象严重存在的地方，种种的弊端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

　　几年前被揭露的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白山市统战部部长李铁成卖官案中，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在他担任靖宇县副县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竟发现没有一个单位不向其行贿的。全县科、处、局级干部除李铁成本人和他的妻子外，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而李铁成，不过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卖官案中的一个极端典型，在近些年频发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涉及到买官卖官的已经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重。

　　买官卖官何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相当广泛存在？原因不外乎是两个：一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官职是一种与金钱几乎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资源；二是官职的获得，或者说是干部的任免是封闭性操作的。这里所谓“封闭性操作”，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正式制度的暗箱操作。

　　2006年年初，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曾经通报了一批此类案件。其中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卖官的案件最为引人注目。在他任县委书记的一年多时间里，几乎是日进万元。在他案发之后，他妻子说了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而从其存款记录中也可以看出，其在担任县长时，存款的数量很有限，但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后，存款数量直线上升。其原因就在于，只有县委书记才真正掌握了干部的任免权。问题不在于在他任职期间任免了多少干部，而在于这种任免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

　　曾有评论说，现在卖官已经卖到“毫无技术含量”的地步。而买官卖官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地步，从根本上说，就是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为其预留的空间。武保安卖官的常用方法之一，就是“度身定做”，即放宽种种条件针对的只是某一个人，而这一点大家也心知肚明。如果有人在书记会上对他的任免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武的回答则是，书记会议就这样定了，有意见常委会上讲。

　　值得人们注意和深思的是，这种暗箱操作式的干部任免过程，似乎违反了干部任免要经有关组织部门的考察以及集体决定的正式程序，是与正式制度格格不入的，是权力正式行使的某种例外。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从根本上来说，暗箱操作这种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方式是根植于我们的正式制度的基础中的。因为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人事任免和重大问题决策的隐秘化、神秘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的惯例。暗箱操作，就是这种制度背景下不可避免的产物。

　　作者:孙立平

　　看了某晚报A3版刊登一篇题为“美女+好酒量+干得好=公务员”的新闻报道。说是广东省阳东县政府接待办专门跑去重庆招陪酒美女，要求身高一米六二以上，酒量一斤白酒以上。阳东县政府部门出具的招聘简章这纸红字打头的文件上写着，基本工资1800元，奖金1000元。招聘人员还补充说，干得好一年以后有望转为公务员。

　　当被问及为何来重庆招聘，回答重庆美女多嘛，为何要能歌善舞会饮酒者，回答搞接待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需要特长，接待办的工作任务比较重，经常需要接待省内外的客人，尤其是北方的客人，酒量都比较大，接待人员酒量大必然能够带来一些工作上的方便，最好能有一斤以上的白酒量，这样就能应对很多场面了。

　　招聘人员说县政府接待办经常需要接待省内外的客人，这句话很有嚼头。试想一下，县政府接待办经常需要接待什么样的客人，尤其在政企分开若干年后的今天，所谓客人到底是些什么样人物，是商场上大亨大款，是高等学府中专家教授，还是普通的贫民百姓？我想不会是这三种人吧，剩下的一种神秘人物应该是省内外位高权重的官员了吧，县政府接待办不接待官员，会去接待那上述三种人么？凡有头脑的人，政府接待办经常接待什么样的人物，则是不言而喻的。

　　中央一再三令五申，不准公款吃喝、不准公款旅游，不准异地特别是去旅游景点开会。这均已形成文件，成为制度。可是，现实中，到底执行得怎么样？似乎还要着实打个大问号。如果各级政府真能做到如中央要求的那样，阳东县政府接待办还用千里迢迢去重庆招聘陪酒女郎吗？如果各级政府真能做到如中央要求的那样，阳东县政府接待办招聘人员还会有“搞接待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需要特长，接待办的工作任务比较重，经常需要接待省内外的客人，尤其是北方的客人，酒量都比较大，接待人员酒量大必然能够带来一些工作上的方便，最好能有一斤以上的白酒量，这样就能应对很多场面了”这般的感慨吗？据说各级政府官员公款大吃大喝，公款国内外旅游一直未曾间断过。特别是旅游季节，各级对口单位，便忙着相互迎来往送，今年你来我这公款吃喝旅游，明年我去你那公款吃喝旅游，这已经成为不是规矩的规矩了，这样的潜规则一直没有中断过。随着中央不断出台收紧的新政策，变化多端、花样翻新的堂而皇之的对策也不断出笼，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央精神对着干。

　　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为什么斩不断，理还乱？毋庸讳言，公款吃喝、旅游等腐败行为的惯性很大，不能一下刹住车。另一方面，与各级政府存在灰色收入有很大关系，灰色收入的渠道林林种种，且数额不菲，足以应付单位之间、部门之间的相互腐败。灰色收入源头一日不剪断，腐败就一日不可铲除；公款吃喝旅游还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借公款吃喝旅游来联络官员之间的感情，为取悦上级领导的欢欣，为仕途升迁打基础，铺路子，慷国家之慨，以达个人腾达之欲，为此，天底下还有比公款吃喝旅游赶劲儿的方式么？公款吃喝旅游把官场长期以来买官卖官的鄙俗风气推升至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人治的缺憾，更是制度与体制的腐朽。政治体制不改革，这种把领导当作真上帝的卑劣做法将会永远盛行下去。

　　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明显受到政治体制的制肘，中央权威的不再；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盛行；贪污腐败、买卖官爵的猖獗；人们的道德缺失、信仰危机等等，无不反应在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制肘之上。一味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终将酿成无可挽回的天灾人祸。这不是全体中國人希望看到的。

　　作者:迷人的海

　　昨日凌晨浏览网易新闻时看到一则在2008-03-21发的图片新闻――《巡防员坐“霸王车”铐锁售票员2小时》，看后随即在空间里草撰了一篇小帖子－《狗娘养的》，写完后气愤得一直无法入眠，又喝了杯咖啡，然后又在电脑前浏览了众多网友愤怒的跟帖，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刚又把网页刷新了一遍，突然发现网易新闻版块又更新了该新闻，详尽介绍了该事件的经过，具体就不介绍了，附文后供查阅，大家可以浏览一下。更新后的文字介绍了女售票员是如何被拷的，以及拷该售票员的男子叫蒋军，是深圳市公安局反扒大队2个月前从保安公司聘用过来的，其所持有的“执勤乘车证”，发证单位为深圳市交通局运政监督分局和深圳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但其持有的证件却不是他本人的。我还是有疑问，“执勤乘车证”是个什么证件？难道可以免票乘车？这就很纳闷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来解释这样一种证件，我只知道我们纳税人已经在纳税养活这些执法机构以及人员了啊，他们的活动经费就是花的我们纳税人的钱，难道还要再无偿乘车？这没道理啊，再者，即使可以免票，但是深圳公安局应该和公交公司有协议或者协作办法，总不能拿着证一晃，就可以坐霸王车了啊，除非是在执行特殊任务，紧急征用该车辆，其他情况下警察也应该买票。不过，这事也正常，不知道多少客车司机经常遭遇这种情况，在路上猛不丁闪出一个穿制服戴大沿帽的来冲车招手，然后搭个顺风车，司机哪敢说别的，只要穿这身行头的，大概都有执法权，稍微惹它们不高兴，瞧着吧，遇到的麻烦比路上的收费站还多。据说兽医站的工作人员也穿制服戴大沿帽，我多次耳闻过一些专职阉猪的兽医站兽医（阉猪在我们这里称摘猪，就是把猪的睾丸摘掉，不犯陈冠希那样的错误，老老实实的长肉）也在路上蒙过司机，司机一看是蓝皂制服大沿帽，赶紧一脚刹车，嘎的一声就把车站那里。言归正传，这位坐霸王车的大哥为何拿着一张过期的而且是他人的证件还这么嚣张呢？这里有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膨胀以及人们的私权长期在公权利的阴影之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每公民的私权遭遇具有强制力的公权力时，私权力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这位蒋军大哥心里很明白，他的身后是――深圳市公安局反扒大队，这样一种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大哥这么嚣张了。我们期待深圳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对公众有个交代！

　　大概到了九点多，还是没有一点睡意，再次刷新网易新闻版块，要命，又一刺激网友神经的新闻发布了――《怀孕女摊贩与城管协管员冲突中手臂动脉被划断(图)》，刚刚还是反扒保安，这会城管又出来了，城管总是不会让公众寂寞，百度上关于城管这个关键词一千多万网页的海量内容让你半辈子都读不完。我简直要崩溃了，打昨天凌晨开始我的眼睛就没离开网易新闻，由拉薩３·１４事件到反扒保安，现在又出来个城管，简直使人十分的不舒服。城管与商贩的冲突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现在仍在继续。城管问题使人愤怒而又无奈，长期以来城管存在的问题仍然不能根治，这也和城管的诞生有关系，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根本就没有确定的法律地位，它们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吗？行政执法主体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行政机关，它的成立必须获得有关机关的批准，一般是由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机关批准成立；二是已由法律或法规规定的行政执法主体；三是依法授权取得的行政执法主体。一位法律人士曾给我说，有一个商贩和城管打官司到法院都没办法立案，行政诉讼吧，它又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但又不是民事纠纷，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如果说有它的设立有依据的话大概也仅是《国发〔2002〕17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而在行政处罚法里只规定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一些原则，缺少与《行政处罚法》相配套的比较细化的城管执法法规及规定。再者就是管理体制问题，城管执法没有统一归口，省级和中央没有直接的主管部门，都是由地方政府直接管辖。还有一点就是，国务院有关文件明确要求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公务员法》也设置有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取得行政执法证资格。但现实问题是，目前大部分城管人员都是在社会上招募或者一些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的富裕人员组成的，人员良莠不齐，素质低下，就更别说是具有公务员身份了。

　　暂不说它的合法性了，其“执法”活动在一开始就充斥着暴力和野蛮的特点，纵使我们承认它是合法的，这样一种组织行使权力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严重侵犯公民生存权的现象，生存权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具有优先性，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当国家公权力遇到公民私权利中的生存权时，生存权具有优先性，公权力应当在公民的生存权前止步。每个公民都具有选择自己职业及生活方式的自由。任何权力和组织都不能打着城市管理的旗号去肆意侵犯公民的生存权。说白了，就是得让人民吃上饭，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人性的需要。一些地方的城管总是打着“取缔无证流动商贩”的幌子肆意剥夺他们的谋生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是所有的商贩都必须办理证件才能够经营，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有四种情况不需要经过行政许可：当事人能自主决定的，市场能有效调节的，行业能自律解决的，事后能通过监督有效解决的。而遗憾的是，城管打着各种旗号来剥夺这些小商小贩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这在我们一个法制国家并且由上到下都在提倡建设社會主義和諧社会的背景下是十分令人心寒的。

　　我曾经去一个快餐点买茶蛋，这个早餐点是夫妻两个人经营的，很小的规模，两个煤球炉，一个烙油饼的锅，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夫妻两个在商量如何办证的事情，男的说他们只能把生意做到早上八点以前，一到八点就立刻收摊，因为城管上班了，一旦迟走，营生的家什就有可能被没收，他们曾经被没收过许多家什，没有一件要回来。女人说，城管来的时候，她都不敢让自己的男人上去交涉，因为怕挨打，一开始的时候，她的男人曾经被打过几次耳光，后来她让男人躲起来，自己前去交涉，说不尽的好话。我了解到她的男人是下岗工人，很老实，做不来其他营生，她则没有工作，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指望这。我告诉她，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她找律师，不要她的钱，她说没用，还是得托关系给城管通融一下，以后多照应，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天早上我看到两人因办证的事吵起了嘴，女人赌气坐在小马扎上，男人则紧张地喊女人赶紧收拾家什，城管要上班了，女人仍旧没动，我清楚地看到，那个沧桑的女人眼睛里已噙满了泪花。当时看了，心里很难受，一个女人，面对自己老实的男人，她只想活下去，能吃上饭，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这都不能。面对这样一个默默地坐在那里，眼睛里满是委屈的泪水的女人，我真是愤怒到极点。（说这话，我还是有些自私，而她不是我的亲人，但是，那个满眼含满委屈泪水的女人我久久不能忘记，我有好久没有再看到她了。）

　　作者:杨润雨

　　最近一则关于深圳外来工退保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何小平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说：“去年深圳共有439.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退保人数竟然高达83万人。根据现行政策，企业为农民工代缴部分只能留在原地，这意味着一年里退保人就把八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何小平认为，养老保险跨地转移难,使这项惠民政策让农民工觉得是累赘。深圳关于外来工的社保政策一直广受非议，退保人数之高反映社保政策对外来工没有吸引力，不过这几年退保人数逐年增多，反映了中國经济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中國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短缺，持续近二十年的人口红利渐趋枯竭。

　　所谓“人口红利”，简单点说就是指劳动力丰沛，可以为经济成长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政府和企业的养老、医疗负担很轻，而储蓄、消费容易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因而被形象地视为对经济成长的一种“红利”。但是近年珠三角出现的民工短缺潮，反映中國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应”，除了少部分转移到长三角等地区之外，多数选择回老家生活，结婚生子。两三年前，有学者称，“中國今后十五年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广东正处在人口红利期”，但是现在的情况远没有那幺乐观。金心异在《广东十一问》中第一问就提出广东人口红利问题，引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高度重视。汪洋说这些问题都要研究，给予回复。

　　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专家们预计广东的人口红利期机会窗在2037年关闭。不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中國的人口红利期并不像其他地区那幺有规律，因此非常有可能出现人口红利期陷阱，也就是大量劳动力回潮造成劳工短缺，同时引起消费不足等问题。目前，广东经济发生的变化给我们敲响了中國人口红利陷阱的警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到九十年代这些人口就为中國经济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也进入结婚生育阶段，住房消费等随之提升，促进了这十年来中國房地产行业的大跃进式发展。然而随着这一代人的老去，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社会，中國的劳动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我的几个亲戚在广东打工十几年，现在都纷纷回家，或者务农（这几年粮棉价格大涨，种田比外出打工更划算），或者做生意，他们的子女刚成人，但是已经不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了——不愿去工厂工作，宁愿在网吧、酒店打些杂工，自己挣钱自己花，反正还不需要赡养父母。我在想，上亿人涌向沿海的迁移景象是不是行将结束？

　　去年A股市场火爆时曾看到一份分析中國股市长期趋势的投行报告，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将是未来影响中國股市、楼市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时间点将在2010年左右。这与世界银行对中國经济增长的预测基本一致。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日前在北京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國消失。如果人口红利消失，那会呈现什幺景象呢？吉米内兹说，根据一些中國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國经济增长的２７％得益于“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中國的经济成长会下降四分之一左右。假如劳动力出现严重不足，那幺经济成长下降幅度应该更大，尤其像广东这样高度依赖加工制造业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广东现在对人口红利问题非常重视。

　　面对可能出现的人口红利陷阱，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快进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成长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广东很早就提出产业结构转型目标，但是成效似乎不显著，目前广东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潮，就反映出广东的转型困境——一方面需要转变发展模式，要淘汰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这类企业成批倒闭，给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广东经济发展相对全国来说具有超前性，一般来说较内地超前5年左右，广东目前的转型困境5年后也会在其他地区涌现，因此广东的人口红利警讯不可不重视。

　　除此之外，从更长远来说，20年后中國社会还将面临这一次人口红利消失的冲击——那就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量退保回家之后，20年后他们靠谁养老？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赡养4个老人，能否承受得了？这些老人把青春献给了沿海发达地区，却在内地养老，内地是否应该承担？可见，人口红利问题关系到中國长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广东能否在这个问题上探索成功，无疑是广东新一轮改革的重头戏。

　　来源：呙中校的博客 http://gzx1975.spaces.live.com

　　作者:呙中校

　　海峡都市报3月21日报道，昨日上午，在福州宁化支路，一场摊贩与宁化街道城管协管员的肢体冲突中，28岁的女摊贩谢昭萍左臂桡动脉被划断，这还可能让她失去腹中的胎儿。

　　10：30，记者赶到现场时，路口还残留着一摊血。谢昭萍的母亲陈月英坐在地上，上衣沾满血迹。之后，警车将与女摊贩起冲突的协管员崔文带走。义洲派出所民警介绍，在笔录中，双方共同认可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上午8点多，街道城管队员通知摊贩们离开道路，然而直至9：40许，这对母女还没有离开。城管协管员崔文上前劝阻，随后发生肢体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谢昭萍突然喊道：“妈！我流血了！”没有人看清，女摊贩用来割香蕉的水果刀是怎么划伤谢昭萍的。从目前收集的证据看，民警还不能确定谁先拿起刀，又是谁划伤了谢昭萍的手腕，案件还需调查。

　　事发后，许多市民围观，据义洲派出所民警介绍，当时有个别群众情绪非常激动，警方只好将当事城管协管员崔文带到警车上，与群众隔开。

　　有人当即拨打120，省人民医院急救车把伤者送到医院。昨日下午，谢昭萍一直呆在手术室里，18时手术结束。医生告诉她的家人，手术中使用了麻药，伤者肚里4个月的胎儿可能因此致畸或致残。医生建议尽快做引产手术。

　　事发后，谢昭萍的兄长称，手术前，家里已预缴了4000元医疗费，城管方面没有来协商医疗补偿的事。而宁化街道办事处林副主任坚称，伤者入院时城管方面已经垫付了400元。昨夜22：45，城管方面派人送去了2000元医药费。

　　宁化街道林副主任说，崔文是街道临时招聘的人员，平时帮助城管中队队员整顿市容。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城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均表示，救人为先，等警方调查结论出来，有关责任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文来源：海峡都市报 作者：张伟 王浩志 黄郁含)

　　在中國的城市里屡次发生这样的城市管理人员伤害群众的事情，已经叫我们深入地思考城管的存废问题，这一问题，自从城管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普遍存在。不要以为这是个案，也不要以为仅仅是伤人的小事情。如果记者们注意观察的话，相信在中國的城市了每天都会发生着类似的或者更加惨烈的事情。

　　中國的城管正在向一种无法无天靠近。他们的无法无天来源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我曾经在一次成人社团的公开演讲中说，谁是中國最猖狂而且叫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人？是那些离人民群众最近而有直接统治人民群众的人。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一种狭隘闭塞的报复心理，是把上级的压制转化为对底层的剥削与蛮横，所以，你们再见了那些对最底层的民众吹胡子瞪眼的“统治者”应该给予同情。可以看看，是不是那些人对人民群众最坏，最蛮横不讲道理！这其实是一种畸形心理。这种心理在管理阶层普遍存在，而且越靠上的管理阶层这种心理越小，为人民服务的心思也越多一些。

　　城管无疑成为又一中國特色！

　　首先就是我们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要不是我们的城市能够暂时解决那么多没有饭吃的农民的衣食问题，他们怎么会冒着被伤害甚至死亡的危险来城市做起被城管管制的小生意呢！如果他们有错，那有错的首先是中國的城乡高度分化的体制。我们利用城管恶意驱逐惩罚这些谋生者是，“途有饿殍而不只发”，不仅不发，而且要捅上一刀！

　　与城管纠葛的城市小商贩是否有错？

　　笔者曾经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曾经深在大都市，调查走访过太多的小商贩，了解了太多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虽然现在身在一个交通与生活环境都极其闭塞的地方，但对这些事情，也是有过调查研究的。用毛澤東的话说，我进行过调查，所以不能不给我发言权！这些小商贩到底是给城市带来了坏处，还是真正的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呢？

　　记得有一次我在某大都市的某次干道上，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哥，被一群城市管理人员围着殴打，并抢夺此哥的糖葫芦，路人指责，此些城管以公事为名敷衍。后笔者报警，并保留照片，等待此老哥起诉那些家伙，出院后此老哥来学校看我，只说了一句话，他还要卖他的糖葫芦，其他的什么也不想！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偌大的城市连一个卖糖葫芦的都容不下吗？

　　我们的城市人民容的小，是我们的霸道的城管容不小！那次事件之后，笔者问周围的居民，此商贩是否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方便之处，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商贩的坏！同时，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大妈说了这么一件事情，叫笔者深深地震撼：

　　以前，我们这里出门口就有一个菜市，买菜极其方便，后来有了城管，就叫他们赶紧搬离，说影响交通。实际上，他们的远离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大的不方便。后来政府考虑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建立了一个小的市场，允许他们再次来原来的地方买菜，但收起费来。菜价也跟着涨上去了！附近的居民反而没有得到好处！我们问，政府是不是一个只会收钱的组织？

　　此来大娘的话虽然有些被智商高的人看得偏颇的地方，但或多或少也是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的吧！

　　城管殴打小商贩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污染环境，影响交通！

　　其实，一个城市环境的真正污染者又是谁？

　　真正影响一个城市的交通又是哪些人？

　　我看，这些社会最下层的人的到来，是对城市居民的贡献，虽然有时候他们的摊点稍微影响一些交通，但难道我们的城市只允许城市居民走，就不允许这些人用吗？其实，户口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呀！

　　甚至，我还要举一些学生的例子。一些学生也受到过城管的“虐待”。

　　在某些大的城市，大学生做家教很普遍。这些大学生在马路旁边站着举一张写有家教的纸也影响交通吗？非也。

　　可每每有城管来横加干预。他们那是一种变态的心理。底层统治的不求法制。

　　城管要看到的是所有的道路，除了汽车之外什么也没有的情状！可，我们城市土地从法律上说可是全民所有，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一些糊口的事情都要被殴打，被制裁，是什么道理？

　　这是一个法制社会的失败！是我们制度上的缺失。是人治下的暴力统治。

　　不如撤了城管，看我们的城市是否会混乱不堪！

　　我看，大抵不会，城市居民和所有的中國人会得到更好的生存空间！

　　虽然在醉酒中写就次文，但我马庆云等待着所有一直以来关心爱护我的“朋友”追究我的信口开河的责任。一直以来对我的文章挑茬的那些东东呀，你们怕不怕历史。我马庆云的有文章留下，历史可以证明谁是对得。仁义道德——衣冠禽兽！

　　作者:马庆云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產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黨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產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共產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澤東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國，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