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在青春深圳主题系列论坛上，就知识分子群体的培育问题，参与论坛的嘉宾对深圳寄予厚望，他们认为，“深圳应该在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上，成为中國的先锋。” 但也有专家提出，深圳缺乏敢说话的知识分子。（8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深圳真的缺少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么？我看未必。作为中國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城市，深圳人——包括深圳知识分子——具有年青人的朝气和勇气，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人的公民意识与权利意识都比较强，因此，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看到公共空间发生的一些不合理的事件时，绝对是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不过，他们未必采用在媒体公共空间争夺自己的话语权这种方式，而更多的是通过投诉、法律等正式的渠道与其他非正式渠道——因为毕竟能写会道，并且能在媒体上侃侃而谈的知识分子毕竟并不多，而且写作也需要时间和心境，可深圳快节奏的生活却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且使他们不能安下心下，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至于那些有在媒体上发表自己见解的能力与时间的知识分子，也不乏敢说话的。就在8月21日的《南方日报》上，人大代表吴立民还对市民中心的节能效果不好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指出深圳市民中心如开展节能评比可能倒数第一。这种实名的对政府部门的公开批评，在其中國他城市恐怕并不常见，而在深圳的各类媒体——尤其是南都的深圳新闻版与奥一网——却不乏类似的言论。因此，笔者以为，深圳并不缺少敢说话的知识分子。

　　但是，却也不能不说，深圳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中國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深圳缺乏孕育这种知识分子的土壤。因为思想是一种灵魂的探险和艰苦的劳动，并非“应该”有就会有的，而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说话（语言）——尤其是说真话，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与能力。

　　一般来说，要成为思想先锋或意见领袖，或者西方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是有闲，二是有钱，三是有天赋，四是有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心境，五是有发表意见的平台。就算深圳本土为知识分子搭建的说话的平台尚不够充分，可作为中國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完全可以也应该利用其他地方的媒体空间发表自己的言论来弥补这一不足。深圳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不了中國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并非由于深圳的知识分子缺乏这种潜质，而是深圳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高强度的生活压力大大地限制了这种潜质的生长和发育——就算在深圳的院校、媒体、作协、文联等文人聚积的地方，都很难找到有闲、有钱、有天赋、有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心境四者兼备的知识分子。

　　深圳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各行各业的行业精英，而并非专业的社会观察者与思想者，因为在中國目前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尤其在深圳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功利的城市，知识分子单靠思考与写作是不可能谋生的——这种知识分子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必然会限制他们的视野及思考问题的深度、广度与创造性；因此，他们的思想往往有点类似于佛经里说的“野狐禅”——或者不得要领，或者只能解决某个具体行业中的小问题，或者显得大而空——不可能对政府的重要决策或公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作者博客：http://lihuidzdevil.tianyablog.com ， http://user.qzone.qq.com/611994119

　　作者:宕子

　　杨佳袭警已是天下昭然的事，正如赵牧兄所说“其结果可料，实际进展不知”。什么是结果可料？就是在目下死刑尚未废除的情形下，他连杀六警，伤及多人，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可以使他领得死刑。但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死得明白，死得一切尊重法律，无论从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都经得起考验。否则，用冤枉一个杀人犯的代价，来糟塌法律，实不明智。有人说，一个杀人犯我们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这当然是说起来很痛快的事。但杀人犯就应该不配享有相当之尊重和公民之权利吗？在他犯法没有定案之前，均只能用犯罪嫌疑来处置他。而在处置他的过程中，也只有并且只能是法律才能裁决他，任何因其袭警而因情感和所谓的民愤极大，来判定他的罪行，都是另一种“杀人”，哪怕这个人是杀人犯。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杨佳的母亲已失踪多日，而警方未能向外界透露她接受调查的进一步细节。按中國法律，杨佳母亲有协助调查的义务，没有至亲免于互证其罪的豁免权。但问题在于杨佳母亲王丽（化名）协助警方调查，但警方没有将其软禁之权力。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警方似难逃此种嫌疑，知法并犯法，执法而枉法，此种中國公检法之恶习不除，必然带来更多的冲突。公安局的傲慢，法院的无理，检察院的滥行公诉，律师的无耻，公正的丧失，正是不少人如杨佳最终采取暴力的根本原因。中國的普通百姓善良克制，胆小懦弱，慎言谨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施用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事。杀人偿命这个基本判断，再没有文化的人，都是知道的。实在是看不到出头之日，看不到公正判决的希望，他们才会最终用命来赌博，这种“血酬定律”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拿来实施。

　　杨佳母亲至今为止没向外界公开过任何被调查的细节，传媒在这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报道，使得杨佳的行暴活动，进一步因其母的冤情而使得整个社会同情，这一点正是公安局的傲慢与失策。本来有不少的人同情警察，但他们这样对待杨佳母亲，而不使信息公开，民众将同情就转向杨佳他们弱势一方，这对公正解决此案，同时让民众正确认识暴力活动甚至包括恐怖活动，极其不利。杨佳母亲受不公正对待如威胁如软禁，使得这个社会的相对统一的价值观正在撕裂，本来人们对恐怖活动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但由于警方对杨佳母亲不明智做法，而模糊了这样的基本认识，这使得民众对警察这个职业的恶感进一步加深，于社会的和諧有极大的不利。

　　最为不能容忍的是上海闸北公安局的律师谢有明，他身为受害当事人单位所聘律师，居然来强行代理杨佳的案子。利益相关而避嫌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他都不懂，或者说因公安局想从重从快解决杨佳案，而违犯职业操守来参与此案，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在一个丛林社会，我们当然并不指望谢有明独善其身，但他这样明目张胆地违法以及违背基本职业操守，实在是比杨佳杀人还令人发指的行为。中國的法律就是被公检法和律师的违法所糟塌，而且这种糟塌是一种公然的蔑视公众智商和法律常识的行为。这种有害的影响，坏的榜样，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份。如此这般地对待杨佳及其母亲，只会激起更多的杨佳出来采取近乎恐怖活动的暴力行为，最终整个社会为此埋单。如果判决不公，如不能公正对持杨佳及其母亲，上海闸北公安局和谢有明对整个中國社会的恶劣示范作用和影响，可谓有目共睹。如谓不信，将来有更多的警袭案发生，那么不仅应该怪罪于我们的司法不公，也应该怪上海闸北公安局和谢有明极坏的榜样作用。

　　要建设真正的和諧社会，要让民众看到司法的公正，请从公正对待杨佳及其母亲开始。一个能给犯罪嫌疑人（哪怕是犯人）以尊重以公正的司法判决，才是值得我们遵守的。对一个基本上没有异议的死刑犯，对一个近乎必死无疑的人，能公正判决，其意义不亚于一场微小的社会变革。请上海警方和谢有明学会尊重杨佳及其母亲，以给民众一个正确的期待，否则你们就是另外一种被缺席判决的“罪人”。

　　2008年8月27日7：17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7月18日，随着《楚天都市报》一篇自我解嘲式的跟踪调查报道见报，一度沸沸扬扬的“张孟苏事件”基本尘埃落定。

　　事件的缘由即该报于7月13日“要闻版”刊登的一篇名为《新加坡一大学为何录取她》的文章。随后，这个身穿白色T恤一脸微笑的小眼睛女孩子便和“传奇”、“应试教育”、“综合素质”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一次次荣登各大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一时间，评论员、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奋不顾身趋之若鹜地从各个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首当其冲者便是高考制度。国人们纷纷抡起“低分高考生被国外大学招收并提供20万元奖学金”的事实大棒狠狠砸向恢复、执行了三十一年的形式单一、腐朽没落并已被国人唾喷多年的高考制度。

　　有数据为证：仅截至7月14日下午5时，就有超过125502人参与某网站关于“你如何看待女生助人为乐被国外大学录取”的调查，91.67%的网友持赞成意见，认为张孟苏被录取体现了素质教育理念，代表着人才培养新方向。随之而来的戏剧性的一幕幕……在此不想赘言。

　　姑且抛开孟苏是否是另一个“周老虎”的话题，也不谈从事件发生后各大新闻媒体（包括国家最权威的CCTV《朝闻天下》）在此事件真相未明、细节不清的情况下，就断章取义地紧抓“助人为乐巧被录取”、“新加坡一所大学”、“20万元奖学金”等一些刺激字眼做足文章时的快感，以及各位评论家表述自己对此原本不一定真实事件的看法时的迫不及待，单是从亿万国人（尤其是自己或亲人经历过高考者）表现出仿佛长年被公婆虐待的小媳妇偶见隔壁大嫂子通过“以暴制暴”取得家庭地位的攀升后那种难以自抑的兴奋，已让我深感不安——漫溢于整个国家的浮躁和投机。

　　这不禁让我回忆起，我所就读的那所当地著名的小学曾经发生过的一件荒唐事。那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下午，数以百计的家长拥进学校，疯狂地、不由分说地强行带走各自正在上课的孩子。事后才知道，他们是听信了一个谣言，我现在只能模糊地回忆起：有人说，一批外国人将乘直升飞机降临我们学校，给学生打针以取走他们的灵魂。谣言还清楚的讲到，对男孩子打在太阳穴，女孩子打在肚脐。更让家长们恐惧的是，学校校长已经被迫同意了外国人的要求。

　　我可怜的老师只能眼睁睁看着事件不断恶化而无计可施。她的愤然甩手回家却让当时被认为是“优秀生”、“尖子生”的我暗自窃喜。那天下午，我和几个没有家长来接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都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到谣言，在空旷的教室里畅谈“如果这种混乱一直持续下去该有多好”，“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停止上学读书”等等。然而，我们的幻想尚未持续多久，发现上当的家长就把孩子送回了学校，我们的课程仍需继续。事后，为这件因荒唐的谎言、荒唐的家长而引发荒唐事件埋单的却是我那些被家长接走的同学——他们被老师狠很地批评一通，但我们几个没有被家长接回家的孩子，则无意例外地收获了老师们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羡慕。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一个个离开教室后，我们几个是多么希望事态扩大、严重、不可救药……

　　我尚且不敢确定这些参与抨击高考制度的评论家、普通人是否怀揣着我年幼时的心理，但他们希望用这个现代版的“守株待兔”故事推翻现有高考制度的迫切心情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高考制度推翻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不做思考，其内心的浮躁恰似五千中國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的农民起义军：对一朝统治者强烈不满，先五吆六喝地推翻它再说，且不知以后建立的只是一个更改了姓名的法古的王朝，而中國古代历史的进程却依靠他们来推动。这些仍可以原谅，毕竟他们是在追逐更好的东西。

　　不知是我心理阴暗还是事实的真实存在，我总在思考那些一心想要立即推翻高考制度的人群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拨：自己或者亲人无法应对现有的高考制度甚至已成为高考失败者，而发自内心的痛恨以至于期待通过“张孟苏事件”引起一场人才选拔制度混乱，并以一种所谓的“素质教育革命”制造更多的投机机会——我们国人的骨子里流淌着投机的血液。

　　因为没有深入探究，我不敢过多评价现有高考制度存在哪些优点和弊端、还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但人才选拔机制必须确保公平，这是所有人的共识。现有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每年都暴料大量投机者疯狂的投机行动，试想，制造、进入混乱状态，并立即采取所谓的“素质教育人才选拔制度”，得益的将会是哪类人？我不禁想到了几个词：干部子弟、内部扩招、金钱交易……自从我们的国人遗弃中医的整体治疗法迷恋西医之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便泛滥于各种领域。我不会相信，不对整体教育制度进行大手术仅在风口浪尖上的高考制度上贴一个创可贴就能医治好我们的教育、挽救我们的孩子。

　　暴风雨来的很猛烈，并不是说它能摧毁一切，更不能表示它能建立一个新世界。来势汹汹、沸沸扬扬的事件过后，往往是可怕的平静：《楚天都市报》突然承认“张孟苏事件”有误，让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尴尬。我们在接受媒体的道歉，同时也接受自己对自己的歉意。

　　2008年7月29日  于象山

　　作者:唐成

　　博尔特包揽男子百米、二百米冠军，两破世界纪录。牙买加选手包揽了男女百米的前三名，男女二百米的冠军。博尔特领衔的牙买加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夺金并破世界记录，接下来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如果不是牙买队掉棒失误，几乎肯定还是她们的天下。如今这个人口仅二百八十万的小国，竟拿了六金。如果按人口平均，显然是世界第一奥运金牌大国。美国在短距离径赛项目上几十年近乎垄断的优势，已经被门口这一弹丸小国给荡平。这，也许才是本届奥运会最大的奇迹。

　　这一奇迹如何形成的？这当然有天赋和制度两个因素。我曾经讲过，黑人运动员的短跑天赋优于其他人种，这在几十年的田径场上已经不证自明。不过，非洲运动员虽然垄断了长跑，却在短跑上毫无建树。这大概是因为有天赋而无制度之原因。比起长跑来，短跑训练更加精密、更实验室化，对训练条件的依赖决不比游泳等项目弱。这种条件，是非洲不能提供的。在非洲之外，黑人最集中的地区也许就是加勒比了。当年美洲殖民地开发时，加勒比是经济的中心地带，那里的甘蔗种植园是当时美洲最先进的经济。作为美国前身的十三个殖民，则在这一殖民体系中唱配角，承担着给加勒比地区的生产中心供应物资的责任。而加勒比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远比十三殖民艰苦，劳工往往几年就死，乃至欧洲白人再也不敢再去了，形成劳动力短缺，最后只有靠运送黑奴来维持。结果这个地区90%以上的人口都是黑人。黑奴买卖贩运，自然要挑选最健壮的，否则死亡率过高，种植园主赔钱。而在这样的人间地狱能存活下来的，一般也是在身体素质具有超人水平的，否则欧洲人怎么就活不下来呢。

　　除了物竞天择而造就的这种超人素质外，制度也是个原因。加勒比地处美国的后院，受美国的影响非常大。以牙买加为例，因为国家贫困，孩子们脱贫的一个捷径就是靠着超人的身体赢得美国教练的青睐，拿体育奖学金到美国大学读书。牙买加的高中田径比赛场外，每年都坐着许多美国的教练和探子，发现人才马上出价。率领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赢得今年全美大学径赛项目冠军的主教练Dennis Shaver颇为感慨地说：在路易斯安纳州（人口四百三十万左右），我们每年能发现一到二名合格的女选手，但在牙买加，你一下能发现五十名！牙买加选手就是我们夺冠的主力。

　　美国大学是奥运会田径游泳等项目最大的人才生产基地。在全美大学生田径赛上占得头筹，在奥运会田径赛上自然也要数一数二了。牙买加选手一直为美国的大学打工，自然也因此出现楚才晋用、最后代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出战奥运会的情况。不过，日子久了，牙买加人也开始尝试制度移植。早在三十年前，牙买加的短跑世界记录保持者Dennis Johnson根据自己在美国的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所学到看到的东西，决定在牙买加建立美国式的大学田径比赛制度。这就使许多本国人才有了留下来的可能。

　　更重要的因素，也许是体育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而全球化。各跨国公司，特别是体育用品商，为了建立自己的世界市场，纷纷走出国门，锁定有世界感召力的“代言人”。于是，天赋突出的牙买加选手，自然得到了大量的赞助款，可以不靠给美国大学打工而獨立了。

　　应该说，杀入美国的大学体育，是以牙买加为代表的加勒比黑人运动员登上世界舞台的最关键一步。如今虽然牙买加选手靠骄人的成绩开始獨立于美国，但仍许多牙买加和加勒比地区的运动员运用美国的大学体育作为走向世界的跳板。比如包括本届奥运会女子二百米冠军坎贝尔－布朗在内的许多牙买加选手，以及包括获得男子百米银牌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里查德·汤普森在内的许多加勒比选手，仍然还是美国大学出身。

　　牙买加如今已经横空出世、可以独挑天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获得这样的成就，首先要寄身于先进制度，然后把这种先进制度移植到本国来，并且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大潮。靠闭关锁国，把自己封闭在旧制度中，在没有太多竞争的项目上还可以表现，但是在田径这种高竞争的领域，颗粒无收也属正常。

　　作者:薛涌

　　刘翔退赛所引起的震撼，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消逝。虽然媒体一片“理解”之声，但从网上的留言来看，倒翔派气势仍然甚凶。人们最愤慨的似乎是刘翔频繁高调的商业活动。有网民“小女孩”留言：“刘翔哥哥，事实证明，喝了可口可乐，吃了安利纽崔莱，刷了VISA信用卡，穿上耐克（Nike）黄金战靴，喝伊利的鲜奶，脚还是会软的。请你把做广告的时间都用心养伤吧。”当然，还有一股赞助商因为怕他输、自己蒙受经济损失、进而阴谋策划退赛之说。看来，刘翔的商业活动，还是人们争议的焦点。

　　我希望经过这场悲剧，中國的公众和刘翔本人，都不要学错了东西。刘翔的商业活动很成功，身价千万。这不仅给他自己，也给中國田联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对中國体育的贡献是制度性的，比一块金牌还大。我一贯主张，中國的体育必须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摆脱现在这种体校、专业队的国家包办体系，走商业化的道路。具体而言，就包括运动员自己创造自己的市场价值，吸引大量赞助商，用商业收入支付自己及教练医生等整个团队的费用。美国的体育，大体就是这么经营，也维持这世界体育强国的地位，运动员也没有因此分心。中國守着这么大的市场、这么高速发展的经济，体育应该创造自己的商业生存空间。在这方面，刘翔和姚明作为先行者功不可没。

　　不过，作为先行者，经验总是不足，犯错误的机会也大。特别是刘翔全无姚明的条件。后者寄身于ＮＢＡ，有一套现成的制度和习惯可以学。刘翔则必须自己摸索商业化体育的路径。这次退赛后，他和他的团队中的人士都表示，自己让大家失望了，人们怎么骂都理解接受；但是，对于所谓赞助商策动退赛的谣言，实在是难以接受。可见，他们对于一个商业化的运动员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还是不甚清楚。

　　运动员受伤是家常便饭。根本用不着出来为此道歉。我看体育比赛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运动员为自己受伤不能比赛而向公众道歉的。但是，所谓赞助商策动退赛这一谣言，不管怎么离奇，刘翔和他的团队却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

　　必须申明，我个人不信这样的谣言。因为赞助商如果真这么精明，就不会在他身上下这么大的赌。不过，无风不起浪。事情出得太突然，让人们猜测也在情理之中。刘翔应该明白：这么多企业在他身上投资，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股票。或者说，他个人就是发放这一股票的公司的ＣＥＯ。看看华尔街的规矩就知道，任何上市公司，都要经过各种财政审核，按季度向投资人报赢利、解释运营情况、回答各种问题，并且发布自己对赢利前景的估计。这中间有任何弄虚作假，都可能负法律责任。有了这种透明性，股市才可能有效地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公司的ＣＥＯ，在没有到报季度赢利的时间抢先出来唱低自己公司的股票，比如说什么赢利前景不乐观等等。这样作的目的，是宁愿让自己的资产缩水也必须给投资人合理的预期。从长期看，能这么作的公司，都比较有信誉，也有比较好的表现，自然能够稳定地融资。

　　刘翔除了比赛外，要学会做这样负责的ＣＥＯ。比如，当媒体拼命炒作自己将在鸟巢夺冠、赞助的价码越来越高，而自己伤病缠身、对前景并无把握时，就应该向负责的ＣＥＯ一样面对投资人，降低人们对自己的预期。这样，短期内收入也许少些，但长期来看信誉更好，反而容易引来投资。比如，如果几个月前就告诉公众脚的状况不佳、能否参加奥运会没有把握，那么即使是退赛，商业信誉也不会象这次这样受到如此大的打击。

　　刘翔毕竟年轻，相信他能从这一挫折中学到经验教训。同时，投资刘翔这一品牌的企业，大多感到自己被咬了一下，以后投资于体育明星就会加倍小心。这就对明星运动员维持自己的商业信誉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这才是我们从刘翔退赛中应该学到的东西。

　　作者:薛涌

　　中國「飞人」刘翔退出比赛，给全球观众留下巨大遗憾，网上猜测不断。刘翔承载了太多体育之外的政治因素，也使这一块失去的金牌成为最沉重和最政治化的金牌。

　　万千期待竟然落於一空，叫刘翔真沉重。问人们北京奥运会上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九成中國人说田径场上看一百一十米栏刘翔夺冠。不过奥运赛场上，永远是奇蹟与意外并存。八月十八日，万众瞩目的「飞人」刘翔，在现场九万多名观众、电视机前的数亿名观众热血沸腾而壮志骄阳的那一刻，无奈的退赛而离开跑道。在赛场上，他的悲情转身，让人唏嘘不已，给中國观众留下巨大遗憾，众人只能在现场《海阔天空》的歌声中尽抒複杂情感。刘翔退赛的瞬间，人们先是齐刷刷一声叹息，而后是一片沉默，再后是种种猜测，再而后是纷纷议论，这是北京奥运会开赛以来最震撼中國人的一幕场景。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一位官员说，刘翔已被舆论塑造为代表中國体育的一尊「神」，从中央领导到普罗百姓眼中，刘翔是中國最辉煌的奥运英雄，他能夺金是北京奥运中國夺得那么多金牌的重中之重，这已经不是竞技体育了。刘翔作为当代中國的偶像，承载了太多体育之外的政治、民族和精神内涵。人们也都在问，刘翔的伤情为什么在八月十六日突然加重？以至於严重到不得不退出比赛的地步？伤情突然加剧与巨大的夺冠压力之间又是否存在联系？五月以来，时有刘翔跟腱受伤的传闻，为什么不及时公之於众，让国人有「刘翔受伤」的心理准备？

　　关於刘翔的伤病情况，之前人们听到的几乎全都是好消息，就连中央电视台也不惜专门安排了直升机和演播室连线「空中直播」刘翔的第一次亮相。刘翔退赛后，中國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刘翔的伤病来得很突然，因此此前没有向外界透露太多相关信息，五月他的伤不严重，出於安全原因，在纽约站比赛时让他退赛，回北京后经治疗，不到两个月，刘翔的训练状况也越来越好。他说：「十六日刘翔跟腱伤痛突然加重，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到会退赛的地步，没有意识到问题这么严重，我们怎么会对外讲呢？」

　　不过，中國田径队主任罗毅超事后在一个场合却透露了实情，说到十六日刘翔伤情加重时，他说：「我们讨论过一次，第一是保持低调，不要张扬。这是一种信心，讲得更直接点，是给对方压力，所以我们不能说自己不行。在大赛之前，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这是不明智的考虑。所以多大的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但在对方那里一定要有威慑，哪怕不行，我也说行。就是这样基本判断，不能说现在自己不行，别人就会更嚣张。」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一位官员说，刘翔能否夺金，体育总局、田径队都面临太大的政治压力。其实，几乎每位运动员身上都有伤，心灵也有伤。现代奥运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指导人类不断进取的精神。但如果为了挑战身体极限，让每寸肌肤、每处关节、每块肌肉都缠上绷带，却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初衷。刘翔因为天份和勤奋，让中國人关注田径。他没有什么个人时间，他很努力，挣了很多钱，给四川地震灾区捐了三百万元人民币（约四十四万美元）。他伤病严重了，有权利选择退出，只希望身体不要再为了变异的拼搏精神而受伤。中國人应当重新审视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解，审视对金牌的理解，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刘翔。奥运会仅仅是一场展示力量和美的运动会，一切运动，最终都要以人的快乐为终极目标。

　　仲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於十八日中午获悉刘翔因伤退赛，即致电国家体育总局表示慰问。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一个运动员的竞技失败而作出慰问，是中國体育史上前所未有的。

　　籲勿「捧杀」刘翔

　　刘翔退赛翌日，浙江读者止凡投书《新京报》说，是否对赛场上的所有「失败者」做到一视同仁，这样的情景与其说是对刘翔的尊重，不如说是对刘翔的「捧杀」。刘翔不是神，不需要神化和拔高刘翔。刘翔退赛，所谓「中國人能否承受」纯粹是个伪问题，真问题不是能否承受刘翔退赛，而是数亿人的狂热推崇，要以平常心看待原属平常之事。

　　一位前中國田径队队医、运动医学专家说：「刘翔的伤是旧伤，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一次比赛，去年一年他参加的比赛太密集，他还每战都表现出极好状态，无疑增加了疲劳带来的伤势。跨栏运动员的跟腱和臀部容易受伤，尤其是发力的那只脚。这么大比赛，说运动员不紧张肯定是假的，压力和伤痛加在一起，原本的伤情会加重。刘翔有专门的医疗小组，但中國运动医学提前预防方面还是相当薄弱的。」

　　当刘翔身着红色赛服，一瘸一拐出现在「鸟巢」里，在全场观众激情四射的掌声欢呼声中，他没有一丝笑意，显得有点紧张，更没有以往自信挥手的招牌动作。当刘翔离开赛场真的退赛时，太多的观众情感上接受不了。顿时网络上杂音纷呈，有人讽刺刘翔，有人骂他孬种，有人指责他商业活动太多，有人说社会活动累坏了他，有人说他不应该退赛，应该「走」向一百一十米终点。

　　不过，八月十八日新浪网的「你如何看刘翔退赛」的民意调查显示，截至当日晚上七点，有四十三万四千三百零五人参与投票，表示「理解，身体重要」的佔百分之三十四点五，表示「震惊，不可思议」的佔百分之三十点七，表示「遗憾，为之惋惜」的佔百分之二十六点四，表示「说不清」的佔百分之八点四。百度「刘翔吧」的调查显示，七成网民继续支持刘翔。环球网当天的「你能接受刘翔退赛吗」的网上调查，六成九的投票者选择了「能接受，有伤就不该硬来」的选项。

　　门票曾炒至八万元

　　无论是曾经高价从票贩手里买来的一百一十米栏的决赛票，还是想以高价向外卖票的人，十八日刘翔退赛，遗憾和失望留给了他们。前些天，一百一十米栏半决赛和决赛的门票被频频炒高，决赛门票最高曾被票贩子叫到八万元人民币一张。十八日中午，刘翔退赛消息传出，转让男子一百一十米栏半决赛和决赛票的帖子便出现在一些论坛和网络交易平台上，票价从此前热炒的每张五千元人民币至一万元人民币，降到三千元以下。许多网民说，自己买一百一十米栏比赛门票，主要是为了去看刘翔，现在刘翔不参加比赛了，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

　　其实，北京奥运会尚未最后落幕，中國的金牌得主们已经被放进一个複杂的价值评估体系。星探们就坐在观众席上寻思，究竟哪一个金牌得主将会是未来最耀眼的商业明星。问中國任何一个体育迷，谁是中國最有价值的体育明星，答案不外乎两个：姚明和刘翔。根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专门评估，姚明二零零七年的年收入是二亿六千万元人民币，刘翔是五千八百万元人民币。

　　二零零七年以来，刘翔代言的品牌就有十多家，二零零八年又增加平安保险、凯迪拉克等。如今他代言的企业和品牌还有：安利纽崔莱、可口可乐、VISA、白沙文化、杉杉男士服装、千里马汽车、伊利、交通银行、联想、元太、奥康、中國邮政、NIKE、中國移动通信等。据业内人士估计，这些代言活动涉及到广告投放至少五亿元人民币。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生导师吴光远说：「田径在中國绝对是冷门，为什么刘翔的商业价值如此之大，就因为是冷门项目。在中國，如果乒乓球丢一块金牌那就叫发挥失常，但短道田径获得一块金牌那就叫超常发挥，这个商业价值的规则是稀缺性为贵。」

　　刘翔退赛后，可口可乐、伊利、VISA、奥康等赞助商都及时表示继续支持刘翔，履行合约，他们声称所有的营销策划只是刻划他的拼搏形象，从来没有押在刘翔夺金上。不过，有营销学者认为，刘翔退赛会对这些企业构成严峻的危机公关考验。

　　耐克驳斥商业操纵论

　　网上有所谓NIKE（耐克）知情人在网上爆料说，刘翔因状态不佳而无法夺冠，因而NIKE美国总部提出以伤病理由退赛的惊天方案，既能保刘翔面子，赞助商损失也不会太大，因伤退赛将降低未能夺牌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的不认同感。这一提议最终由各方达成共识。

　　被人们指责为「阴谋论」的这一「爆料」，当即遭耐克体育（中國）有限公司驳斥：「这纯属恶意造谣，不仅误导网友，且严重损害我公司名誉。对此我们必将彻底追究，立即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严查造谣作俑者。」刘翔退赛翌日，即十九日，《新京报》等北京媒体刊登了NIKE整版广告，全版是刘翔的脸，左上角是六行红字：「爱比赛／爱拼上所有的尊严／爱把它再赢回来／爱付出一切／爱荣耀，爱挫折／爱运动，即使它伤了你的心。」

　　来源：亚洲周刊

　　作者:江迅

　　刘翔退赛已经有几天，但是其所造成的冲击波并没有退却。根据一些商业界人士的估计，他的退赛将给赞助他的企业带来三十多亿的损失。虽然目前估计这样的数据的准确性还为时过早，但这足以提醒我们：中國的体育已经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中运营了，我们对体育的商业面向不能弃之不顾。

　　知名运动员作广告、拿赞助，这已经是商业化体育的惯常运作模式。刘翔已经和可口可乐、联想、耐克等数家巨型跨国公司签约，身价奇高。这次退赛，则一下子突显了在中國体育上投资的高风险，也暴露了中國体育的问题。

　　比一比刘翔和菲尔普斯就能明白。即使没有脚伤，刘翔也不过是一块金牌的竞争者而已。他不仅有美国的劲敌，古巴选手也刚破了他的记录，状态甚佳。从实力上分析，他比起对手来还处于下风，满打满算，夺金的机会也就百分之二三十。再看中國队，则已经拿了四十多枚金牌。刘翔即使夺金，也是这四十多分之一而已。再看菲尔普斯，一人八金，和目前处在金牌榜第七的韩国并驾齐驱。难怪有人说，如果把他一个人当个国家来算，这一“菲尔普斯共和国”也是个世界体育强国了。况且，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表现不甚理想，目前才二十几枚金牌。当菲尔普斯拿第八金时，他一个人的金牌就占美国金牌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市场规模和购买力比中國大得多，考虑到菲尔普斯已经是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刘翔的感召力则仅限于中國，那么从上述这些数据就可以简单地推算出：菲尔普斯的商业价值至少应该比刘翔高出几十倍。

　　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最近《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游泳比赛结束后，菲尔普斯马上从夺金转向掘金，并且充满了危机感。有人推算，他目前的成就，可能给他一生带来的净收入大概是一亿美元。但许多专家则有异议，认为这样的估算水分太大。甚至有人警告：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菲尔普斯的广告效应转瞬即逝。毕竟奥林匹克比赛四年才一次。美国的体育赛事太多了。即使奥运会期间，你走进健身房就会发现，大多数在跑步机上运动的人还是在那里看棒球的转播。一旦奥运会结束，橄榄球进入季后赛，人们可能就忘了菲尔普斯。到了明年早春的“三月疯狂”，即美国大学篮球联赛的决赛阶段，或者“超级碗”、ＮＢＡ决赛，菲尔普斯就可能被冲得无影无踪。也正是如此，菲尔普斯拉广告绝不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摆不起这个谱儿。在本届奥运会前，他就先期来到北京，以求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奥运会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计划到伦敦，为四年后自己在那里的品牌作铺垫。

　　再看刘翔，在广告上他哪里用得着这么操心？各类企业会打破头、挤破门来争夺他。《华尔街日报》评论说，跨国公司在中國投资于体育明显，要么是姚明，要么是刘翔，几乎很少有别的选择。而在美国，菲尔普斯拿赞助，会受到许多体育明显的竞争，作一笔好交易要困难得多。因为美国有商业价值的运动员太多了。比如Tiger Woods，一年就一亿。再看看科比等ＮＢＡ明星，看看威廉斯姐妹，看看橄榄球的明星们，菲尔普斯恐怕还要靠后了。

　　这一现象，多少反映着中國体育的畸形发展。按说，中國拿了那么多金牌，有巨大广告价值的明星应该非常多。其实不然。我们的大部分项目，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没有什么观赏价值。比如，射击、赛艇，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从来没有碰过的项目。如今居然还有个蹦床，我这个几十年的铁杆儿体育迷至今也搞不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最后，大家的眼睛就都集中在刘翔身上，好象十三亿人就靠他了。他奥运会跑一次，拿个金牌，大家就等下一个奥运会。这中间四年，全靠媒体炒作。这也不能怪媒体。不炒他炒谁呢？在这四年间，我们有多少正常的体育生活？

　　中國的体育，应该以草根社会为基础，在普及的基础上发展。这样，更多的体育明星就会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感召力，成为人们的榜样。这样，中國在奥运金牌上的丰收，就会带动民间的更广泛的体育参与，进而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同时，体育明星的广告价值也分布得相对平均，使赞助企业在某个运动员身上的投资不至于有那么高的风险。这也算是“改善投资环境”吧。

　　作者:薛涌

　　北京奥运开幕震撼世界。可爱女孩林妙可唱出来的，是小友杨沛宜在幕后的感人歌声。国内外——尤其是国外——的舆论骂个半死，彷佛整个精彩的演出给这「替代」全盘废了。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虽然自己的老婆也在骂。本来懒管闲事，但在美国作大教授的外甥，今早来邮，说：「滚美国传媒的蛋，他们只懂得报道假唱歌、假烟花。你怎可以不在博客上仗义陈辞，叫他们滚！」

　　老婆与朋友皆说，如果我替「假」唱辩护，一定给人骂死了。我从来只替真理说话，早就练得刀枪不入。无足轻重的不说，这次显得有点严重，依理直说好了。

　　先说计算机烟花，我认为实在好。逼真兼过瘾，烧到有那么多人的广场内，用真火岂不是近于恐怖活动？发神经！

　　转谈那所谓「假」唱，有什么不妥了？那不是歌唱比赛，而是以艺术表达为主的戏剧性演出。这种演出的衡量准则，是整体的视、听与内容传达的效果如何。从来没有听过舞台剧的演出要论真真假假，而事实上，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文化，以艺术为主的戏剧演出，是真是假无所谓，但求效果可取。英国的莎士比亚舞台剧，说话发音与声调的要求高，出现过幕后用专人朗诵台词，替代幕前演员发音的实例。

　　让我以一件五十多年前的小事说起吧。当年我们的家有一位老朋友，姓陈名绍基，比我年长不止二十岁，因为在家中我排行第九，算是同辈，称他为绍基哥。五十多年前的香港，搵食艰难，绍基哥在鲗鱼涌的太古小学任职，教音乐与体育。音乐与体育格格不入，他懂音乐，体育一无所知，但人浮于事，不二者兼教就找不到工作了。

　　一九五四年某天，绍基哥急着找我，说有要事相求。他说校方举行校庆，要他提供一项表演节目。该节目他准备好了，是一群小孩子舞蹈，音乐是他改编简化了的《蓝色多瑙河》，由他一个人在台上拉手风琴。殊不知早上试演，礼堂太大，他的手风琴声浪不足，完蛋了。他说市场不会找到跟他简化了的《蓝色多瑙河》一样的唱碟，但知道我曾经拿得口琴比赛冠军，要求我到场以口琴补音相助。他留下曲谱，走了。

　　过一天是演出之日，约好了，我带着口琴早到两个小时。进入礼堂，看看场景，知道不妙，对绍基哥说：「他们摆设得这么隆重，你是老师在台上拉手风琴，一群可爱的小孩子在舞蹈，很不错，但我既非老师，也非孩子，且衣履不整，很不对头。这样吧，口琴与手风琴的声音应该是分不开来的，你在台上拉，我在幕后吹，或有可为。」他想想也对，于是每人一个麦克风，我躲在幕后，在场工作的员工果然认为分不开，何况为了过瘾我在当时的电台吹过几次，知道口琴与麦克风的距离可以很近，要声浪大不困难。

　　演出很成功，台下掌声雷动。想不到，绍基哥是老实人，竟然当场公布幕后还有一个后生小子以口琴协助，把我拉了出台，掌声再雷动一次！

　　几天前听到林妙可小友的绝妙演出有幕后唱者支持，给人骂个半死。我想，为什么奥运开幕的主事人不学当年的绍基哥，演出后公布幕后还有个小英雄呢？跟着读报道，原来真的有个绍基哥，也姓陈，名字是陈其钢，开幕式的音乐总监也。可惜今时不同往日。往日陈绍基说出，掌声雷动；今时陈其钢说出，骂声雷动也。世界真的是变了。

　　如果陈其钢不说，可能永远没有人知道，这不对。那些说小友杨沛宜因为长得不可爱而遭牺牲的言论是胡说八道。陈其钢说了出来，杨沛宜前途无限矣！沛宜小友真的长得不好看吗？又是胡说。绝对是个美人胚子，只是孩子换牙期间往往要打个大折扣。为写这篇文章我买了影碟，再看林妙可的演出，认为她是真唱的，只是没有扩音，被杨沛宜之声盖过了。

　　我喜欢创作，屈指一算，这兴趣逾半个世纪了。今天日暮黄昏，回顾一下，有四项创作玩意做到了自己可以的尽头：经济、摄影、文章、书法——后者还差一小点，但近于自己的尽头了。埋头苦干数十年，我不可能不知道创作有成的艰辛，更不可能不知道每类创作什么容许，什么不容许。

　　以经济研究为例吧。事实的可靠性非常重要。我对资料真实性的执着调查，四十年前就打下了名堂，而一九七二发表的《蜜蜂的神话》，高斯、巴赛尔、赫舒拉发等人皆认为是实证研究中不可能被超越的。就是不久前为高斯写的《中國的经济制度》，自己七十二岁了，但替我打字及找资料的朋友知道，为事实的可信及其细节我搏到交稿前的最后一晚。至于理论的处理，数十年来我遵守自己熟知的科学方法，不敢有半步差池。这些皆实证科学的法门也。

　　艺术创作是完全另一回事。这里重视的是感情的表达、技术的层面、品味的优劣、思想的境界。于是，艺术作品只能从作品的本身衡量，没有谁管你的作品是怎样弄出来的。四十五年前在加州搞艺术摄影，有些自以为是天才的我认为是蠢才：他们认为摄影艺术作品完全不能改，连滤色镜也不能用，称自己为purist.他们的作品偶有佳作，很少，而感情的表达总谈不上。我的摄影作品绝不pure.光的处理要出术才可以搞出变化，于是在镜头、胶卷、黑房等处理上尽量打破约束，务求感情的表达因为技术变化够多而给自己多一点满足感。后来研读其它前辈大师的艺术观，没有一个不同意我的看法。当然，今天的摄影由计算机处理，程序不同，但归根究柢，作品的高下还是只能从作品看，没有谁管你的作品是怎样弄出来的。

　　张艺谋是搞艺术创作的。开幕式所见，大师无疑问。批评林妙可有幕后代唱的人显然不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他们可能认为妙可小友是个人表演或参加国际歌唱比赛吧。

　　是不容易理解的心态。二十多年前电影《莫扎特传》是顶级好戏。记得吗？莫氏死前的一幕，歌剧演出时他在幕后弹琴，台上弹的只是假动作。没有谁认为有什么不妥。回头说开幕式，李宁升天与凌空奔跑摆明是假的，因为钢线看得清楚。没有谁有异议。但如果见不到钢线，明知不可能是真飞但怎样也看不出是假，颂赞之辞当然更高了。

　　结论是明显的。如果我们把「开幕式」作为一件整体的艺术作品看，不要管其中有什么弄虚作假的，因为这些是艺术的一部分，哲理上是容许的。但如果我们把这整体分割开来，以个别表演者的成败论英雄，那么幕后的「替代」愈多愈捱骂；另一方面，如果个别表演者没有幕后替代，那么假得愈逼真掌声愈多。个人认为开幕式要从一件整体艺术作品的角度看。此「式」也，没有个人表演这回事！

　　作者:张五常

　　十天前，和几个朋友小聚，聊到刘翔，大家关心的是刘翔受到的压力，以及他的心理素质是否顶得住。我当时就说出一句让大家一开始吃惊稍后表示可以理解的话，我说，我想刘翔最好不要赢得金牌。

　　大家都关心的是刘翔的心理素质，能否抵挡国人铺天盖地的期望和宣传，而我更关心的是国人的心理素质。我认为，如果刘翔的心理素质够强的话，他应该可以夺得金牌。可是，如果刘翔如期夺得金牌，就让我们失去一次提高整个国人心理素质的最好机会。想一下，刘翔的心理素质重要，还是国人的心理素质更重要？

　　刘翔是我比较喜欢的运动员，他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得110米跨栏冠军，不但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且结束了一个时代。如果说我不希望他继续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金牌，那就真是冤枉了我。然而，看一下国人对刘翔的热望，看一下各大媒体对他的宣传和吹捧，看一下他的粉丝对他的狂热，我感到问题挺严重的。刘翔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心理素质过不过关，最多也就关系到他的比赛成绩，或者中國能否多拿一块金牌。可是，看看国人的心理素质，才是真正让人担忧的。

　　当时我就想，如果刘翔不能拿到那块金牌，也许是一次很好的对国人心理素质的检验和提高。大家知道，刘翔虽然完成了中國在跨栏和短跑等田径赛中的零的突破，但这些年过去了，也就出现了一个刘翔。这说明我们在田径场上和一些西方国家还是有差距的。刘翔之所以成为万众期待，也正因为他在这方面的独一无二。可是，这些年对刘翔的宣传渐渐有些失控，仿佛要把振兴13亿人的田径事业的重担都加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

　　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读书时，在一次国内自己举办的运动会上，一位姓朱的跳高运动员跳出了世界纪录，结果第二天开始，所有媒体都铺天盖地进行了宣传，最离谱的话是诸如这位运动员这一跳，跳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跳出了中國几千年的伟大，跳出了中华复兴的希望。当天晚上我就很郁闷，睡在床上和同学聊天时说，如果正好前一天这位姓朱的运动员脚上长了一个小火泡的话，那我们中华民族不就没有希望了？

　　作为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刘翔无疑是最优秀的，非常了不起，他在体育上取得的成就已经载于中华民族的体育史册，至于他的心理素质如何那完全是他个人的问题。可是，对于国民来说，在面对刘翔时的心理素质就不单单是个人的问题了。我看到报道说，今天（8月18日）刘翔因为负伤而退出110米跨栏比赛时，巨大的鸟巢里传出了嘘声，据说很多人就是专门买票来看刘翔跨栏的。很多女粉丝当场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对这个时候嘘刘翔的人表示极大的鄙视。作为一名运动员，作为中國最优秀也取得了最优秀成绩的跨栏运动员，大家看到的是刘翔招牌式的笑容和面对公众时漫不经心的潇洒，可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接受的魔鬼式的训练？13亿人也就出来一个刘翔，不经过艰苦的训练能有今天吗？

　　正是这种训练常常让运动员身上伤痕累累，有些人还得了一些无法根治的内伤。从刘翔当时退场的情况看，他虽然身上有伤，但还是想拼搏一下的，但当真正来到运动场时，他立即知道了自己的状况。这个时候，他决定退出，这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是多么的难堪和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一个运动员要在这种情况下，还保持镇定，也是很需要心理素质的。这一切，刘翔做到了。

　　可是，从鸟巢观众的反应我看到了国人的素质需要提高。大家知道，田径运动员的金牌寿命是相当短暂的，国际上除了少数几个黑人运动员总是在赛场上抢金夺银外，很少有田径运动员能够在两次奥运会中夺取金牌（特别是需要爆发力的短跑等项目）。而且，奥运会赛场上最让人伤心的是，几乎所有叱咤风云的运动健将都是在连续失利后黯然退出赛场，没有运动员会是在精力和体力上升时退出。这就给我们观众一个更加艰难的选择：如何对待那些因为各种原因，退出运动场的运动员。

　　我们有很多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也是个人的，但我想，绝对不应该是今天发生在鸟巢的嘘声。

　　鸟巢发生嘘声后，我第一次在网络上搜索了刘翔的资料，对这个小伙子的印象很好。我不知道这次受伤退出比赛会影响他到什么程度，也许他会东山再起再创辉煌，也许他会慢慢退出赛场。但不管如何，我想，今天，我就当一次刘翔的粉丝。而且想对他说一句，你一直都这么棒，好好养伤，忘记别人对你的期望和压在你肩膀上的担子，活出自己。

　　作者:杨恒均

　　由于最近卡拉季奇的被捕，让人联系到有关媒体前年的一则报道，在理查德·谢帕德执导的影片《萨拉热窝的春天》中，饰演一名追寻卡拉季奇的记者的理察·基尔当时表示，“希望能够与隐身10多年的这位曾经的巴尔干半岛的风云人物见上一面。”

　　另外影片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遍及战犯，而且总是说他们应该被抓捕，但是却没有被抓。” 显然，理察·基尔一贯秉承的价值趋向，是对抓捕有强烈好奇心的那类人。

　　美国悬赏500万美元（400万欧元）通缉的要犯卡拉季奇，自从被海牙联合国战争罪犯法庭指控1995年大屠殺之后，他一直潜逃。这名前波斯尼亚塞族战时的领导和姆拉吉奇一样藏身于塞尔维亚的“人民中”难以找到。

　　除非奸人出卖，不可如此结果，他化身“圣诞老人” 的形象真是出入很大，从我初中听说他的大名到今日被抓，真是意料以外。獨裁或者反人类罪同样死于非命的米氏一样，小国的外交让我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因小国而引起的政局变化，某些人就成了牺牲品。南斯拉夫如此纷纷，铁托当年真是没有想到啊。欧盟就是诸侯强国借周天子之名召集的会盟。想要加入，拿此人为祭。

　　卡拉季奇当总统时曾经支持中國主权问题，而理察-基尔却是藏獨的坚定帮手，成为“中國人民”的敌人，“那些支持藏獨的可恨的好莱坞明星们”之一的时候，什么又是他除却电影“舞男”的形象外最富有主见的新形象呢，比如他的头衔-“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从抨击《反分裂国家法》到致信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以及最近他主演的菲亚特的涉藏广告，驾驶蓝旗亚Delta从好莱坞星光大道自己的手印处出发，翻越好莱坞山后驶向西藏，直抵拉薩。在布达拉宫脚下，李察·基尔把蓝旗亚Delta停在一个小村庄附近，并与迎接他的喇麻们，共同在洁白的雪地印上手印。

　　也许，与莎朗.斯通的吻，才是最具玄妙的注脚。

　　作者:龙摩人

　　2008年8月9日是来自中华台北的举重运动员陈苇绫一生都值得记忆的日子。陈苇绫在2008北京奥运会女子４８公斤级举重比赛中获得铜牌。这是台湾选手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块奖牌。

　　在电视上观看这场比赛直播时，心中不经意流露些许别扭，当看到我国选手陈燮霞夺冠后我的心中如释负重，中國人终于又赢得了一块金牌。但在看陈苇绫最后一次出场挑战115公斤挺举时，我的心中如捣，体重不到48公斤的陈苇绫试图将杠铃从肩上举过头顶，终因体力不支浑身发抖而失败时，我看懂了陈苇绫不屈的眼神。同时我也看到了陈苇绫走下台时的无助和无人理睬。我的泪水在眼眶中几番打转，不能自己。我忽然反问自己，体育运动的真谛难道不是人类为增强自身体质，挖掘自身潜力、挑战自我的娱乐活动吗？一场体育竞技比赛值得以命相博？体育运动的真谛到底是什么？陈苇绫身上到底是什么让我觉得内心深处的不安而觉得应该反思。于是我对陈苇绫发生了兴趣，并查阅了其生活背景，相关资料和几天来的相关报道。

　　这个相貌平常似邻家女孩的陈苇绫原名陈春如，家住台湾台南市，生于1982年01月04日，身高不足1.5米。由于出身于单身家庭，从小饱受邻居、同学和社会白眼的陈苇绫性格倔强，“似拼命三郎”。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陈苇绫意外为台湾夺下一面铜牌，意外到摘铜牌时竟无代表团人员在场，意外到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得了奖牌。报道说“陈苇绫事后回忆，她知道举不起来，但‘就算折断手臂，死都不想放手’；陈苇绫以四年苦练换得奥运铜牌，除了自我证明的欲望，更包含了告慰母亲终年辛劳的孝思”。读此文字不禁潸然泪下。《联合报》还报道说，行政院长刘兆玄10日派秘书长到陈苇绫家表示祝贺。并在电话里允诺协助陈苇绫就业。不禁打嗝半天，而后大是不解的感叹：一是感叹于台湾《联合报》咋不借此大肆赞扬国民黨和马英九政府的英明领导，陈苇绫同志的拼搏精神，反而说了些“更包含了告慰母亲终年辛劳的孝思”等没有政治觉悟的家长里短的“闲话”。台湾媒体还报道说：陈苇绫母亲接到女儿喜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女儿啊，明天你去美容院做一下脸吧！准备举重比赛太过紧张，陈苇绫长了一脸的痘痘，陈妈妈心疼。这那像是“正儿八经”的报纸的“正儿八经”的报道，既没有说“黨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有没有体现中华民族敢于拼搏的民族精神的表述。反而爆料陈苇绫单身家庭出身，陈家妈妈“终年辛劳”等台湾社会“黑暗面”。甚至报道中没有一句报道陈妈妈“感谢黨和政府的话”，而是说陈妈妈第一句话是让女儿去做美容。不知道是这陈妈妈确实没有政治觉悟，还是媒体有意贬损“英雄”的妈妈。二是惊叹于刘院长“电话里允诺协助陈苇绫就业”一语。这我就大不理解了，甚至是以为“刘院长”莫非打电话时刚好喝了几杯老酒，一时糊涂，忘了陈苇绫身为中华台北“奥运级”运动员，应该一切都是有“中华台北体育总局”或者其他什么名字的机构全权“包吃、包住、包穿，包训练、包发工资等等等等”；退役后安排到各级政府体委当领导或出任各级地方体委领导的专业举重队当教练什么的。早已经是“国家”的人了，怎么还需要你刘院长假惺惺的表态“协助就业”。你这不是“喝杯马尿”就说胡话吗？说轻了你身为中华台北行政院“一院之长”根本就不懂体育工作的“规矩”，说重了你这是就像“前陈总统水扁”拟控告“现马总统英九”那样，犯有“内乱外患罪”。对内你不识“国体”不敬黨和政府培养出来的“民族英雄”；对外你涉嫌损害由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诞生出的“民族英雄”形象。岂不是千古罪人？正不知道台湾人民会不会怀疑你是“叛徒、内奸、工贼”什么的然后把你打倒，或者“批倒、批臭然后再踏上一脚”。

　　但对陈苇绫女士，我是发自内心敬佩，敬佩你“死都不想放手”的执著精神，敬佩你是中华民族坚强、坚韧一女子。或许台湾正是因为有你等这样的“死都不想放手”的公民，台湾的民主政治才得以践行，台湾的政客们才不敢肆意弄权，且谨言慎行、小心翼翼的为他们的主子：“台湾民众”办事、服务。

　　2008年8月13日

　　作者:呐喊

　　奥运会开幕式上唱《歌唱祖国》的红衣女孩名叫林妙可，一时红遍中外，连《纽约时报》的头版都上了。

　　但是，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披露说，其实当时出场的是林妙可，但是唱歌的是杨沛宜。就是说，林妙可不过做做样子，真正的歌是杨沛宜唱的。

　　为什么这样？陈其钢说：“杨沛宜小朋友的落选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对外形象，是为了国家利益”。

　　我看了有关的视屏，陈其钢说了好长的一段，说张艺谋要求找形象没有一点问题的女孩唱，这是为了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林妙可形象很好，但声音不好，杨沛宜唱得好，但形象不好。于是就这样取舍了。然后陈其钢还说“我们有责任面对中國的听众观众，其实我想全中國的人民都能理解，这关乎国家的利益，尤其在国旗入场这样一个重大严肃的事情。”还说是中央领导的决定。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下。

　　１，怎么看这种虚假的结合？一个人在台上唱，但其实真正发声的是别人？与周老虎相比，怎么样？

　　２，这个杨沛宜并不丑啊！如果这样的孩子就已经影响了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那么，为了国家形象和利益，中國有多少人有资格存活？中國还有多少丑人，是不是应该拉出去杀了？

　　３，长得丑，就影响和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这样的国家是什么国家？这样的国家是谁的国家？

　　４，如果按照长相论英雄，那么，中國天天在ＣＣＴＶ出镜的人，有几个是不影响国家形象和利益的？

　　５，奥运会后还有残奥会，运动员们形象都不佳，缺少肢体，是不是也影响国家形象和利益？

　　在中國，任何人的想象力，在现实面前都是无力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民族和国度，造假成风，毫无廉耻，无所不用其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艾未未早在数年前就说，张艺谋彻底堕落，没有想到，他堕落到这个程度。

　　当年，有人杀犹太人，说这些人是劣等人，影响日耳曼民族的纯洁。今天，一帮人把所谓的丑孩子摒除在应得的荣耀之外，因为他们影响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传承关系何其清楚啊！

　　作者:梁发芾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潘总潘石屹赞美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文章，标题为《北京奥运开幕式开启爱与和平新篇章》。说真的，如果“爱与和平”这两个字眼从别的什么人嘴里蹦出来，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味儿。可偏偏出自中國房地产开发商的杰出代表之口，总让人感到有些倒胃口。

　　小潘告诉我们这些无缘去开幕式现场观看的各界人士，他“在现场时时刻刻能感觉到在节目背后，在每个人的心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人振奋，让人感动。”当然这只是他一家之言，目前尚无法认证这股强大的力量是否如他所说真有那么神奇的效果。但我却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因天气炎热潮湿，在开幕式现场出现了570多名患者极需接受医疗救助。

　　小潘大言不惭地指点着我们：这种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呢？这就是爱的力量、美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和平的力量。它“发自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像光一样，不断地吸引着我们，吸引着黑暗中的人们去追求爱、美、团结和和平的光明”。多么美好鲜亮的语言啊！多么令人向往的理想追求啊！可惜对于那些早已被中國房地产开发商们榨干了血汗钱的老百姓，或是正等着被杀、被宰的二梯队房奴们来说，内心是否也翻腾着能跟潘总一样在黑暗中“去追求爱、美、团结和和平的光明”的力量呢？

　　在文中，小潘还滔滔不绝地向我们阐释了他所欣赏理解的历史观、人生观和理想观。如“全世界人民，持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们、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讲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大家同聚在鸟巢中，亲如一家、爱如一家。”纵观小潘全文，其点睛之处可用一个字来体现，那就是“爱”。即使是“和平”也是因爱而来，由爱而生的。故此，“爱的力量、和平的力量才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力量”。

　　文章最后，潘总给我们描绘出一幅无比美妙的世界――“……如果我们每人都能从奥运精神中得到启示，从小事、个人关系、家庭关系，到大事、国家之间的关系、政治黨派之间关系、不同经济组织之前的关系、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都能如同奥运精神所倡导的充满爱、团结、和平，我们的地球就会成为人间的天堂”。多么伟大的理想抱负，多么宽阔浩荡的胸怀！多么令人憧憬的人间圣地啊！

　　遗憾的是，身据京城的老百姓们并没有切身实地的感受到小潘大肆宣扬的这种“爱”。因为他以及他们那群被老百姓称作“奸商”的人，没有、也不可能把这种“爱”灌注到那些遍布京城内外的商品住宅楼中，播撒到他们利用手中垄断的房地产开发权攫取来的土地上。他们对房地产暴利的追求，对金钱、名誉、地位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对所谓“爱”的奉献。更何况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仔细想想，当你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攒了点儿钱的时候，既要供孩子上小学、中学、大学，又要准备应付万一有个病、灾什么的，还得努力抗衡通货膨胀的压力，咱老百姓容易吗？可那些万恶的开发商们，利用咱们想改善一下自住房的美好愿望，一下子就把这点儿血汗钱抢跑了。中國人民好不容易才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没曾想好日子没怎么过上新的三座大山又一次压在了头上。而其中的那座“住房大山”，就是小潘和他的战友们打着住房市场化的幌子为中國人民立的新功。此时此刻，你小潘还有任志强、冯仑之类的人物，让我们对你们在改善民生方面的“倒行逆施”充满爱，从而达到团结、和平的目的，做的到吗？行的通吗？

　　在我记忆中，新中國成立后老百姓的生活是比解放前好了许多，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舒心。至于住房标准嘛，自然是由上到下，论资排辈地进行分配，官儿越大房子就越好越宽敞。记得小时候有首儿歌叫“排排座，分果果”，极为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制度的特征。虽然那时老百姓住不上太好的房子，但计划经济下的福利分房政策，好歹也让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在临死前分上一套或一间无论大小的房子。如今早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福利分房政策也一去不复返了。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福利房改成了商品房。什么是市场经济？按咱没上过什么学的人来理解，就是大多数商品，包括房子这个最大的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买卖了。商品这个东西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认钱不认人，房子也一样。谁有钱谁就能住大房子，好房子，但不包括有权又有势的那些人。要是没钱或缺钱就自认倒霉吧！谁让你没早生个几十年，在共產黨的队伍里混上个一官半职呢。即使赶不上红军时期闹革命，起码也要弄个“离休待遇”。但有一条别死得太早，甭管是战死还是病死，否则在以后分房时也没戏唱。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没有房地产开发商的年代，咱老百姓居住或租住的房子很小、很挤、很破但还有地儿住。可有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年代，老百姓反倒买不起或租不起房子住了。你说这世界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是穷人少了呢？还是富人多了呢？是老百姓的钱包鼓的太慢呢？还是开发商的钱柜越来越显小？是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呢？还是开发商的钱把政府的良心买断了？这太多的为什么？都被小潘一股脑地囊括在他那一颗巨大的、充满爱的心中。

　　同样是商人，同样是玩儿房地产开发，潘石屹却在许多地方刻意地显出与任志强不同之处。有人曾评价他说：老潘很温和，无论是表情还是语言，这是他给人最大的印象，在地产界，这点刚好和另一企业老大任志强相反。而水皮先生也曾说过：北京的开发商中，潘石屹和任志强是两个个性截然相反的人物。如任总狂言“房地产就该是暴利行业”，小潘则反问到：“房地产不是暴利，谁搞臭了我们开发商”？同时信誓旦旦地辩解说：暴利说无根据，房地产利润率不到30％。

　　国家对楼市的调控刚刚有点儿眉目，高涨的房价稍稍有些“滞胀”的味道。任志强就迫不及待地发出“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的叫嚣。但反观人家小潘，早在两年前就说过“未来三年不再沾住宅项目”的先见之言了。不过尽管任潘二人所言不尽相同，但在如何牟取房产暴利这点上却并无二致。

　　昨天看到一则消息说，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的老婆王淑琪花巨资购买自家公司开发的高档公寓一套，单价5万元一平米。牛！按照农业部部长孙政才的说法，去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才不过4000来元。而去年咱北京老百姓的年收入是多少呢？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消息，2007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39867元，但还有6成职工的收入未达到平均工资线。北京老百姓一年的辛苦钱还买不了冯董的一平米房子，农民兄弟就更难了，得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上至少12年才行。这一平米的地儿，估计也就能放个马桶还得是小号的。想当年冯董也是潘总一起患过难的铁哥们，后来和小潘一样成了在北京地产界玩儿弄高档物业的高手。若问冯董的太太为何要自掏腰包买自家的房子？一句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再问肥水来自何处？贫富通吃暴利滚滚来。

　　听罢小潘“爱与和平”的演唱，我脑海中忽然冒出沙家浜里沙奶奶的那段义愤填膺的唱段：你们号称“房产开发商”，为什么？不为百姓建住房？为什么？专门糟踏共產黨？你爱在哪里和在何方？你们是奸商、骗子、吸血鬼，寡廉无耻、丧尽天良！

　　今天仍有不少人怀着善良的愿望，期盼小潘、任总和冯董们放下手中那把高举多年的“暴利屠刀”。虽不指望你们能“立地成佛”，但也希望你们拿出几分普天同在的“爱心”来。但本人却无此非份之想，我深深地懂得一个颠扑不破的革命道理：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2008年8月11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昨晚在沈阳奥体中心进行的2008北京奥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國国奥队“输球又丢人”，并且突破了奥运之前有关方面提出的“不丢人、不添堵”的底线！结果不知道有多少中國球迷同歌一哭，发誓再也不看足球比赛了。

　　2008奥运中國“进入八强”是阎世铎时代第一次提出来的。但在“08奥运”渐行渐近时，接掌中國足协掌门人的谢亚龙心中可能是一直没底，并不敢放言接过“阎王爷”提出的“进入八强”的痴人说梦般的接力棒，言语之间支支唔唔，口齿不清。但作为中國更高一级的体育管理部门，还算比较清醒也比较清楚。中國体育总局去年底就明确提出了“不添乱、不出事、不丢人”三大原则，据说，奥运会开幕之前，中國体育总局的崔姓大林副局长又“明确指示”：“可以输球但不能丢人”。但2008年8月7日晚，当能容纳六万名观众的沈阳奥体中心的中國球迷们还未等比赛结束就有三分之一愤然离开，以至于造成“偌大个体育场让人觉得有些空空荡荡的感觉”时，当看到那位身披国旗的女球迷，泪流满面的哀怨和凄凉时，中國体育总局的三大原则，连同崔副局长“明确指示”破灭了。所有的中國球迷的呐喊助威换回的只是足球场上那几个“无良小丑”的无耻闹剧，所有的中國人都切身感受到了体育竞技后面所承载的国民素质是如此的如影随形，以至于当几个“无良小丑”在足球场上将野蛮和无耻同时演绎的“精彩无比”时，中國足球真的又“添乱、出事、丢人”了。中國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输赢，而是一场真真切切的“国耻”。

　　回顾“08奥运”足球开赛以来，中國奥足的表现，心中不爽之极，眼里欲哭无泪。先是头场比赛中國队新西兰，开场20多分钟，李玮峰就与新西兰球员怒目相向，从表情到眼神，表现出的活脱脱一副彻头彻尾的流氓和无赖的打架架势。吾辈无知，妄自猜度“李大侠”的意思大概是：你妈××，这是老子家门口，想找死咋的？结果裁判倒是公平，给“李大侠”和新西兰“那主”都送了个“黄马甲”。第二场比赛，中國奥足的表演更是“精彩无比”堪称“国粹”。先是比赛至第53分钟，谭望嵩在中场拼抢时“无意中”猛踹对方后卫波科尼奥利裆部，似乎预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丝毫没有看出有收脚或防避对方受伤等动作，以显示运动员的惺惺相惜和体己度人的一般人都应该具备的品质，结果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后是第６４分钟，所谓的中场核心郑智有意肘击对方球员又被红牌逐出。连续两出流氓式的“打斗戏”，成就了中國国家奥林匹克足球队一场球赛两张红牌的“血染的风采”。0：2的比赛结果，其实并不重要，但奥足“血染的风采”却深深触动我内心深处的隐痛。窃以为，我们可能因人种差异、体能不足、技术原因等永远难以实现足球强国的梦想，但中國因举办奥运会而提出的“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竞技精神“和”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奥运口号，不管是不是中國的”真实意思表示“，却应该说是全人类通过体育竞技活动，所追求的挑战自我，展示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共同愿望，是全人类追求公正、公平、竞争、和平的共同理想。可惜中國奥足的恶劣表演，玷污了中國举办奥运会和人类共同美好的祈愿。

　　“中比”赛事结束后，中國足球“屡战屡败”的结果并没有让我有什么气馁、抱怨等异样感觉和不爽，正所谓“习以为常”是矣。但一想到奥运会的足球比赛更是全球直播的体育赛事，全世界都在欣赏观看，心中忽然有一种被人当众羞辱的感觉，当“外国人民”看到中國派出的“足球健儿”似乎不是足球队员，而疑是“打手”时，会不会把我们的“打手”和我们的国粹武术联系起来看我们中國人，会不会对我们宣传的“五千年文明”撇嘴一笑——“靠，一群野蛮加无耻的武夫、白痴”，会不会对我们提出的“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顿生疑窦。我竟然彻夜难眠，搜肠刮肚的寻找能让我稍微遮羞的理由来安顿我作为中國人内心的羞耻。但我没有找到，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愤怒。出于内心的不能自己，我觉得自己亦因无耻而无耻了，我不耻痛斥——无论是前面的“阎王爷”还是现在的“龙王爷”领导的中國足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只有两个字——耻辱。痛斥之余，我也有所清醒了许多；吾辈是不是该扪心自问，中國足球的丑劣表现，到底是中國足球自身的专业技能等出了问题？足球管理体制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社会问题、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劣根性”问题在足球竞技场上的集中反映？

　　中华民族有两句至理名言：一是“未做事 先做人”，一是“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窃以为，一切承载世界各民族大聚会的人类活动，都是展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文明和民族素养的竞技舞台。足球不是问题，运动员的文化、道德、文明素养其实是其国家、民族的文化素养、道德修养、人文观念的代表性体现。体育运动的胜负无关一个国家的兴衰，但体育运动的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道德、人文等品质修养却关系一个国家民族的兴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以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下至难者，莫过于“树人”。有鉴于此，我们既不要把举办奥运会的作用无限放大，甚至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强扭硬接，亦不必“但凡有事必骂政。”既然是举办2008奥运会的主办国，不管是你内心是否真的乐意把她说成是“中國人民的百年梦想”，不管奥运会“冷了谁的屁股热了谁的脸”，包括运动员在内的全体中國人，我们是否应该拿出主人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温良恭俭让”等优良传统。

　　但愿通过2008北京奥运的举办，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够重拾我们引以“自嚎”的“五千年文明”。

　　于2008年8月11日

　　作者:呐喊

　　奥运会是中國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大国风采”的时刻。可是，奥运会还未开幕，媒体上竟是一片口罩的炒作。什么《美国运动员为戴口罩而道歉》呀，《大国的宽容与自信让口罩自惭形秽》呀，不一而足。我自己是个中國人，并在美国、日本有长期的生活经验。以我的观察，西方人不太戴口罩，东亚人则比较爱戴。几年前萨斯泛滥时期就是一例。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多伦多，亚洲人比较注意戴口罩，西方人则在该戴的时候也不戴。关于戴口罩的好处，日本媒体也曾反复讨论过。这是个最便宜的空气清洁工具。我一向认为，戴口罩是我们东亚人的优良习惯，值得西方人学习。为什么现在西方人学着戴口罩，反而是我们这些早已经习惯戴口罩的中國人会大惊小怪呢？

　　所谓“大国风采”，并不仅仅是展示大国的种种成就，更要展示大国正视自己的问题的能力。坦然面对自己的问题，才是大国的心胸。口罩风波的起源，还是中國的污染。这方面有各种国际国内的监测数字，无可争议。中國是发展中國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而起飞的动力主要集中于制造污染的制造业，甚至西方把一些污染过重、在自己家里没办法开的工厂迁移到中國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成长的代价。中國面对这个问题，本来就应该坦诚地面对世界：我们为你们制造了那么多产品，这至少是污染的一部分原因。治理这个问题是中國的责任，也是世界的责任。

　　治理污染，有长期和短期的两个战略。长期战略最根本，那无非是优化能源效率、减排、严格环保标准。这方面的工作中國也在着手进行。但是，我们不能等到长期治理见效后再呼吸。迫在眉睫的“黑肺”问题必须有短期的解决之道。这一解决之道，最便宜的就是戴口罩。我一年多以前就曾经写过文章《大城市居民：出门请戴口罩》。这不仅是个个人卫生习惯问题，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要知道，未来几十年，中國面临着劳动力萎缩的挑战。而空气污染所造成的种种疾病，可能在正需要劳动力时使许多人丧失劳动能力。况且，当今中國的医疗改革尚未到位，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到处都是。戴口罩是一种便宜的健康自卫，不仅有助于民生，而且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经济发展的医疗成本。何乐而不为？事实上，许多大城市居民，凭借自己的本能，已经越来越多地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

　　美国运动员戴的口罩，从照片上看非常奇特招眼，遮盖得十分严实。这是人家为了羞辱中國发明的一种特别服饰吗？稍微有点常识就知道这显然不是。要知道，美国运动医学非常发达。早有许多研究证明污染对运动成绩的影响。美国有关方面针对北京奥运会可能出现的空气问题，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发明了这种高科技口罩，中间有一滤碳层，去污非常有效，也使口罩的价格到了几十美元一副！美国真要想侮辱中國，应该向世界各国运动员免费发放，或者至少是卖给人家。这样大家都戴，岂不更有羞辱的效果？但正相反，美国的口罩研究，一直在秘密状态进行，成果出来也不和大家共享。其算盘很简单：独家掌握这一技术优势，希望在毫厘之差的激烈竞争中险胜对手。知道这个底细，就不难看出一些媒体实在过于浮想联翩了。

　　中國如果真是个大国，就应该敞开心胸，借美国运动员戴口罩的事件，提高中國人自己的环境意识，改善个人的卫生习惯。这样，中國人就少得病，国家的医疗负担也会减轻。中國的企业界也应该由此获得一些启发：无论是从文化传统、生活习惯、还是现实需要，中國人比美国人使用口罩要普遍得多。这种高科技的口罩，在急剧工业化的时代，本来是一笔大买卖。发明这种高科技口罩的应该是中國而不是美国！所以，我希望国民敞开大国的心胸，对美国人说：谢谢你们提醒我们环境问题。我们会研究开发更先进的口罩。我们中國人经过这届奥运会后，会变得更健康。

　　作者:薛涌

　　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宣布，北京奥运会将划定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和朝阳区的日坛公园等几个公园，作为外国和中國公民和平集会与游行示威的场所；同时指出，集会游行示威活动需依法提出申请。随即有评论说，这是中國借奥运之风取得的政治上的一个进步。

　　不过，评价似乎也不必这么高，尚不说这可能只是做给外国人看的一种“姿态”，奥运过去，一切照旧；就是“不照旧”，往后真的允许国人到指定场所“闹事”了，也不过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常事，并无新奇之处。

　　其实，普通公民日常活动的领域并不主要在公共领域，而是在私人领域。日常过日子，不受他人包括政府的无端骚扰、干涉和侵犯，才是“百姓”们最关心的问题。一般说，不“逼急了”，谁也不会上街闹事，或去公园示威。宪政民主制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赋予公民广泛的自由权，其中包括：不受任意逮捕、拘禁和其他非法侵犯的人身自由，不受无理检查的通信自由、自主选择居住地的迁徙自由，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和交易方式的契约自由，自主选择宗教信仰和价值立场的精神自由，通过口头、书面或其他形式发表自己意见的言论自由，成立或加入某种社会组织的结社自由，临时聚集在一定场所（比如公园），来商讨问题或表达意愿的集会自由，等等。

　　民主社会盛行的规矩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说完了、放完了，也就没事了。我国《宪法》虽然也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多年来，这些公民权利并没有高质量地落实在社会生活中，有些问题，至今仍是令人三缄其口的敏感话题。遇事人们还是更愿意相信和遵从权威的声音，鲜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愿望，至多只是一种附和式的表态。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应有之态。

　　人们常说：“宪法赋予公民权利”。其实这不是正确的认识。应当是：宪法是权利的产物，而不能反过来，说权利是宪法的产物。公民权利先于宪法而存在，虽不由宪法赋予却由宪法确认和保护。现代政治生活中，公民是社会的主人，是獨立的价值主体，其表现就是拥有表达自己意见和诉求的正当权利。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的特征，也是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通道。

　　从字面上说，“权利”是一种正当的资格。拥有这种资格的人，可免于他人、群体和政府的无理干预，可自主抉择、自由行动，并获取相应的利益。每个公民都通过这种表达获得一种政治生活的“在场”的感觉，而不是局外人。

　　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着怨恨，部分人对某些社会现实有着强烈不满和仇恨的情绪，甚至有相当程度的敌意。每一个怀有怨恨的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历史上的那些逆水行舟的统治者，之所以会遭受到普遍的颠覆性反抗以至于王冠落地，就是因为在平时忽略了日积月累的民间怨恨，而未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疏导、缓解措施，最终酿成大祸，后果难以挽回。

　　怨恨的积累就是社会危机的积累。怨恨情绪如果得不到疏通发泄，就会使怨恨情绪固化，导致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的纯粹对立，一旦爆发出来就是某种社会危机，其严重程度，往往令历来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员们难以想象。所以，社会利益关系越是复杂，政府就越应当注重构建宽阔的公共话语空间，提供尽可能多的疏通怨恨和意愿表达的管道，建立起广泛的对话机制，以适当的政策来平抑怨恨，千万不要把人们逼到“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地步才想起应该做点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人们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意识日益分殊化的今天，实行“公园民主”，是公权执掌者们的一个明智的选择。

　　国家保障和保护公民权利的义务，具体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创造条件，积极促成公民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二是要排除公民在实现权利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当公民权利遭遇侵犯时要给予公正、合理、有效的“公力”援助。总之，公民有话要说，只要合情合理，政府就要站在公民一边，而不是相反。

　　作为社會主義政体来说，应该比西方政体更能容纳公民的政治参与，更能容忍公民的意愿表达。作为公权力代理人的政府，应当时刻把维护公民权利的完整性，尊重和扩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权放在施政的最重要位置。公民权利的享有程度、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以及公民权利与义务之间的配比情况，或者干脆说，公民能不能、敢不敢对着公权力的执掌者们说“不”，可以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我们这个国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层级上。

　　早在2000年10月，仲共中央就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概念。两年后的十六大上，再次强调了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这是中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思想成就。它使公民权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当公民把行政治理权托付给一定的代理者之后，并没有放弃自己国家主人的身份和政治权利，而代理者的行政行使权是永远不能僭越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的。

　　近来中國确实在致力于构建和諧社会，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法治型、责任型、服务型的政府，并表示更加尊重和保护人權，认真履行国际人權公约所确认的义务。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真正的和諧社会不仅要做到“人人有饭吃”，更讲究“人人有话说”，而这种平和宽松的话语环境的形成，本是一个平等博弈的过程，不是一句“民主集中制”所能概括的。

　　自由表达的权利从来不是谁“赏赐”的，而是公民不断抗争、不断努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奥运游行示威公园”的设立，既是政府构建和諧社会的实际步骤，也是我国公民社会日益成熟的标志。事实上，目前许多政策措施的调整，都是人们正常行使政治表达权的的结果。

　　允许公民在公共场合自由表达意愿体现了较强的公共理性和政府兑现人權承诺的诚意，这或许是我们举办本届奥运会最大的收获了。经过这次奥运的“公园民主”，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与社会的意义上进一步扩充公民的权利清单。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高扬公民权和人權的时代，也是一个构建和实现公共责任的时代。只有能容忍不同声音的和把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己任的政府，才是一个得民心的政府。

　　实际上，公民行使表达权利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到公园集会、示威，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互联网、传统平面媒体或面对面的质询等，对公权的执掌者提出批评、建议以至抗议，进而形成制约政府权力的巨大社会力量。但愿“公园民主”不是一种临时安排，一种对外表达的姿态，而是中國政治生活的常态，并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切实兑现，由此我们才能开启民主政治的未来。

　　对于准备去三个公园表达意愿的人们，本人也愿意善意地提醒一句：行动中以安全为最重，既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他人；凡事以理性、宽容忍耐为要，在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请相信，天日昭昭，公理不废，惟希望与善心常存。

　　作者:李炜光

　　大家都认为震惊全国的上海袭警案主犯杨佳必死无疑，可是我可以让杨佳不死。根据上海警方提供的资料，从法律角度可以让杨佳免于一死。

　　上海警方说：“2007年10月5日晚20时30分许，杨佳骑自行车途经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被设卡民警发现该车无牌照，便让其停车接受检查，经查，该车还没有钢印，但是杨佳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愿意将所骑自行车的来源证明提供给民警。”说明杨佳精神不正常。

　　上海警方说：“期间，杨佳始终骑在自行车上，拒不配合民警正常执法，整个过程持续了近40分钟，引起群众围观。21时10分许，民警将杨佳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到所后杨佳仍不配合。后来，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接杨佳投诉后派员到派出所了解情况。经教育后杨佳的情绪稍微稳定后，民警一边做笔录，一边向租车公司核实，在确认杨佳的自行车确系租用后，杨佳即骑车离开，并于次日返京。此后，杨佳多次投诉执法民警。”上海警方没有打杨佳，对他没有任何伤害，他还坚持投诉，说明杨佳精神不正常。

　　上海警方说：“2007年10月16日，闸北公安分局派员专程到北京，上门走访了杨佳及其母亲，与他们进行了沟通和法律解释。杨佳及其母亲向闸北公安分局提出对事发当晚的责任民警予以开除公职的处理，并赔偿他们精神损失费。民警向其耐心解释了有关执法依据，但被杨佳当场拒绝。今年3月15日，闸北公安分局第二次派员到北京，上门走访杨佳，再次说明了有关情况。此后，闸北公安分局未再就此事接到杨佳的投诉，直至今年7月1日案发。”上海警方没有造成杨佳任何伤害，杨佳为什么要坚持赔偿精神损失？上海警方没有任何错误，他为什么要坚持开除公职？上海警方不该上门还上门沟通，还答应赔偿1.5万元，被当场拒绝，杨佳坚持要3万元，如此无理要求，说明他精神不正常。

　　上海警方说，“2007年10月5日对杨佳的盘查询问过程是依职责公正文明进行的，尽管杨佳对这件事提出无理要求，上海公安机关仍尽力做好解释工作。关于犯罪嫌疑人杨佳曾被殴打致残，丧失生育能力的说法纯属造谣。7月6日晚，经过缜密侦查，在外省市警方的大力协助下，已在苏州成功抓获制造‘警察打伤杨佳生殖器’恶性谣言的犯罪嫌疑人郏某。郏某到案后交代，其在网上看到闸北袭警案的报道后，为扩大自身在网上的影响，故意编撰了所谓‘杨佳在被闸北分局留置盘查中遭殴打，致使其生殖器受损，无法生育，故而报复杀人的谣言’。”

　　从事发到案发，已经过去8个多月，后来就发生了袭警事件。据上海警方的公布，说杨佳手段极其残忍，象是对上海警察怀着深仇大恨一般。依据上述上海警方的真实材料，我们知道了，杨佳既未被殴打，也不存在其他虐待；既然如此，杨佳对上海警察的深仇大恨，就实在有些莫名其妙！这说明了什么？只有一个可能：杨佳是个精神病患者！这在常人一看就能明白的问题，而我们的司法鉴定机构却忽略了！

　　说杨佳遭打是造谣，如果警方只是对嫌疑人进行正常合理的调查，为什么杨佳会有如此强烈的仇恨，为什么警方想塞钱，他不要？为什么警方两度拜访杨门，他不领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把对警察的仇恨摆在了生命的前面？时隔八月之久，冲动应是早已平静了，我们可以推断，如果警方仅仅是正常调查，或者仅仅是拳打脚踢让他当时痛了一阵，杨佳理应不会有那么激烈的杀人行为？这个造成杨佳八月之后依然要以生命为代价去复仇，除非他有神经病，否则就不会有这个惨案。

　　既然杨佳有神经病，那么他就不负法律责任，他就可以免于一死。

　　来源：华声论坛

　　作者:修铁钢

　　“棋圣”聂卫平近日的一段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他通过媒体炮轰郎平等在海外执教的中國教练，表示“很不喜欢”这些教练教出几个对手来和中國女排对抗。聂卫平对“那些出国去执教其他国家乒乓球、羽毛球的教练”说：“别忘了，你们是中國人。”

　　聂卫平的话，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比如网上有超过60%的留言不赞同此话。在我看来，聂卫平的观点，其实是历史的烙印，是狭隘爱国主义思想的缩影。

　　几个月前，英国BBC和美国CNN两家世界主流媒体，对中國进行了批评。对于一些不实报道，提出抗议理所当然，但如若对批评反应过度，倒显得自己不自信了。

　　我们总说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者标榜“欢迎一切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但一旦真碰到有人批评，就立即猛跳起来，缺少包容的雅量。容不得不同观点，也容不得批评意见，更容不得错误的批评，这就是常常被外界所讥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者，不仅容不得批评和反对意见，而且喜欢将很多行为和价值观极端化。比如，他们所认为的“爱国”，就是不能对国家有任何批评，更不允许去帮助竞争者和对立面。这，恰恰就是聂卫平言论所表现出的观点。

　　其实，聂氏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在一部分人中盛行，原因是这种观点刻意混淆了“竞争”和“敌对”的关系。

　　所谓敌对关系，是指以武力对抗或其他尖锐对抗的形式，在国家核心利益（如领土、公民、重大经济利益）等方面表现出的你死我活，或者此消彼长的相向发展关系；所谓竞争，则是以互相激励、交错进步等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正向发展关系。

　　以聂卫平所批评的郎平等人执教海外体育团队的现象来看，首先，体育本身强调“参与和竞争”，各国运动团队所表现出的关系，就是典型的竞争关系而非敌对关系。一国运动队水平的提高，并不是以打压他国运动队的发展和进步为手段，更不是以消灭或者压制他国队为目的。其次，一个人到国外执教，能够促进运动经验的交流，形成相互促进，这对全世界的运动发展都有好处。第三，即便中國人的执教让外国运动员的水平提高了，也能更好地展现中國的水平，继而促进中國队继续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郎平等人的出国执教，并非“资敌”，而是对体育精神中“在竞争中提高”的最好诠释。如果按照聂卫平的逻辑，外国运动队和中國队竞赛就是“作对”，那么欢迎这些外国队来中國参赛，岂不成了“引狼入室”？

　　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实际是部分国人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他们害怕批评，虚荣自尊，喜欢生活在没有不同意见、一片逢迎的虚伪氛围中，一旦遭遇批评，就容易恼羞成怒，将善意的批评者甚至帮助者当成敌人。此种狭隘论调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竞争更激烈的当代世界，中國人仍然需要放下虚荣的包袱和夜郎自大的思维习惯，敢于和善于接纳一切批评和挑战，以实现更快的发展。

　　来源： 中國青年报

　　作者:陈杰人

　　问题不在于“本能”

　　可以说，“范美忠争论”与他当时的行为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事后的言论。

　　大概多数人都不能认同范美忠的主要观点。我也是。但是他的说法究竟错在何处？我觉得很多批评者并没有想清楚。事实上，许多批评者尽管慷慨激昂，但他们的一些认识与范美忠十分相似。所以他们与范美忠实际上是犯了类似的错误。

　　例如，范美忠说“先跑”是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有的本能反应。有人就反驳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也是人的本能反应。老实说，如果真是如此，范美忠就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所谓本能者，就是先天的东西。先天的遗传因素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但凭这些因素是不能论人之善恶的。因为这些东西无论好坏都非其主观所能控制，自然也没有什么道德责任可言。例如过去人们说同性恋是“思想堕落”的结果，要予以惩罚。而现在人们相信性倾向主要是先天形成的，因此当今先进国家的主流意见 （尤其是左派意见）大都趋向于反对歧视同性恋，支持同性恋维权。

　　甚至于如果能证明“本能”不受控制（例如如果证明有精神病），即便杀人也可能不负刑事责任。所以如果例如谭千秋老师的英勇救人与范美忠先生的“先跑”确实都是“本能”所决定，那人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充其量人们只能遗憾范先生先天遗传的“本能”不行，但这就像同性恋，能说是他的错吗？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范美忠说救人与“先跑”都是一种“选择”，这才是大实话。既是“选择”，那就不能说只是“本能”的反应。如果趋利避害与恻隐之心都是“本能”，那么在两者出现矛盾时如何“选择”就是另一回事。哪怕在那一瞬间来不及深思熟虑，但这反应还是在主观控制下，包括了后天习得、而非先天遗传的行为模式。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只有对这些后天习得的东西、主观选择的东西才能论善恶，进行道德的乃至法律的评论才有意义。

　　问题起初与“虚伪”无关

　　还有人把范美忠问题当成一个“真”还是“善”的问题。他们批评范美忠“真”而不“善”，是“真小人”。而小人哪怕再“真”，似乎也是君子的对立面，因此即便是“伪君子”也比“真小人”强。有人还认为，这就是笔者的观点。因为笔者在5月10日即地震前两天一次朋友的新书发布会上，针对古代传统中的所谓虚伪问题讲过一番话，这番话的录音被人以《伪善是重要的社会功能》为标题整理成文后，在未经我审阅的情况下，很快在网上传播开来。正巧两天后就发生了汶川地震和范美忠“先跑”事件，有人便把此文当成支持此后发生的辩论中有利于谴责范美忠一方（即被对方反驳为“伪善”的一方）的论据，认为此文说明“社会”对范美忠这样的老百姓施加压力强迫其为“善”，也比放任其为“小人”要好。

　　其实这篇网文虽未经审阅、有若干误差，但大意仍然不难理解。它主要是针对那种站在中國法家传统專制主义立场上指责 “民主虚伪”（同时也指责儒家虚伪）的理论，指出民主宪政尽管不能“改变人性”造成一个“君子国”，但是由于统治者乃至任何强势者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权力都受到制约，而责任都可以被追问，因此即便“小人”当政，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危害百姓而自利的恶事他想干也干不了，为百姓提供的服务他不想干也得干，于是尽管是“小人”也得做出“君子”之事。哪怕这是“虚伪”，是“伪善”，不也是大进步吗？相反，如果在專制之下统治者为所欲为，不为所不欲为，为虎作伥者生，犯颜直谏者死，所谓小人得志，君子难以生存，甚至君子也不得不“违心”地作小人乃至恶人之行。这种“虚伪”可以叫“伪恶”，那恐怕要比即便是“小人”执政的民主宪政也要恐怖多了。

　　显然，这篇文章既非为这场争论而作，其主旨也是对强势者要限权问责，并不是针对范美忠这样的老百姓，更不是主张对老百姓实行强制逼其“伪善”。恰恰相反，我认为就像黄宗羲所说：法家制度“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恰恰是造成最坏的虚伪、即那种迫使君子也不得不违心地做小人乃至恶人的“伪恶”现象产生的根源。

　　关于范美忠的争论，有不少地方的确与所谓虚伪问题有关。对此我还会以另文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是，这主要都是争论延伸以后的内容，例如范美忠与郭松民两人的那场电视辩论就很深地涉及了这种问题。然而作为争论缘起的范美忠那篇著名网文《那一刻地动山摇》实际上只讲了自己的经历，并为自己的“先跑”作了辩解，并没有评论他人。在以后的回帖中他提出了 “牺牲是选择，不是美德”这个后来成为众矢之的的观点，但也没有说牺牲者“虚伪”。显然，如果说那些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是虚伪的还可以理解，甚至那些在平安状态下自己 “做好事”的人（例如范美忠对之不以为然的雷锋）真实动机如何也还可以分析，那么在山崩地裂的那一瞬间，很难设想当时有什么“伪善”者来得及权衡得失，然后为了沽名钓誉而去冒险救人。所以支持范美忠的人可以说郭松民是伪君子，但不会有人、包括范美忠本人也不会说谭千秋们是伪君子——如果这样说那可就真是丧尽天良了。

　　“真君子”与“真小人”没有区别？

　　谭千秋们是真君子既然毫无疑义，那么在范美忠比较“先跑”和舍己救人 （也就是他自己与谭千秋们）这两种“选择”时，他显然就不是说“伪君子”与“真小人”相比如何，而是说“真君子”与“真小人”相比如何。他的回答是：这两者都是“选择”而已，没有高下之分。牺牲 “不是美德”，“先跑”也很“启蒙”。

　　应该说，范美忠这样的观点的确太出格。如果他只是贬低要求别人付出 （当然说自己如果碰到也会付出，但至少这未经证实）的郭松民，或者，甚至如果他贬低的是自己付出了、但并无生命危险并且已经获得很多荣誉的人，比如雷锋（众所周知，他死于意外而非死于做好事时，而且生前他已经是被宣传的典型，只是宣传力度没有死后那么大）或比尔·盖茨（他可以说是天字第一号慈善家，但仍然有人说他沽名钓誉），都不至于让人这么反感。但他贬低的是已经盖棺论定的真君子、为他人牺牲了生命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人，这就让人受不了。范美忠后来与郭松民交锋时赢得了相对较多的同情，而他此前发表 “选择”论时得到的几乎是一片骂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范美忠为什么要这样说？显然，简单地谴责他道德人品低下并不足以服人。因为，如果“先跑”本身是一件自利的事，“先跑”之后又把它说出来对他自己究竟有什么好处？是为了出名？范美忠自己的反问我以为很有力：“这样的‘出名’，你要吗？”

　　因此我认为，范美忠可能真的认为自己讲的在理。他认为他是在捍卫自己作出“选择”的权利，而且还可能认为，在一个传统上常常忽视个人權利的国度，他的这种对自己权利的捍卫还具有“启蒙”意义。

　　然而我们都看到：他这次“启蒙”是十分失败的。而这未必可以怪国人太过“蒙昧”。

　　“正当”不同于“善”

　　为什么？因为他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与道德，或者说，“正当”与“善”。我认为，范美忠争论中最重要的、最需要澄清的问题，不是什么“真”与“善”的关系，而是“正当”与“善”的关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大骂范美忠的人其实与范美忠一样错得离谱。

　　近代以来，很多伦理学著作都提到一个命题：“正当”（right）不同于“善”（good）。所谓“正当”就是要确定你可以做什么——做那些事就是你的权利，它体现你作为个人拥有獨立意志，对于你的right范围内的事你可以自行决定做与不做，而无需听命于他人乃至公众。而所谓“善”是指在诸多 “正当”的选择中你应该做哪些事——那些事有利于他人或社会，做那些事出自你的良知，体现你的道德，从而得到社会的赞许或者上帝的嘉悦（如果信仰宗教的话）。

　　众所周知，在英语中 “权利”与“正当”就是同一个词right，而且这个词有褒义，表明维护个人獨立意志本身被视为具有正面价值。这的确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征。中國过去的老传统中缺少这个概念，因此当年严复等人为了找一个汉语词来翻译right曾煞费苦心。以“权利”对译right有两个缺陷，一是它无“正当”之褒义，古汉语中这个词原意为权势带来的利益（类似于“以权谋私”），反而含有一定的贬义。二是由于前一缺陷，加之读音相近，中國人往往把权利与权力（power）混淆，正如西方人往往把right与correct（正确）相混淆一样。

　　但是我们也无需过分夸张这方面的“文化”差异，因为研究表明：那种“不同于道德的正当性”概念即便在西方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形成不早于16世纪的英国。也就是说，它与其说是个“西方”的概念，毋宁说是个“近代”的概念。当人们不再是臣民、不再是农奴，而成为具有獨立意志的公民时，他的自主意识就会觉醒，就会认为追求行为自主是“正当”的。我想我们中國人也不例外，我们很热爱自己独特的文化，但这应该不会使我们自甘于类似16世纪以前西方的状态吧！

　　其实，任何“文化”本来都有这两种规范：一种，如《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讲“正当”的，是说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不能去害人（侵犯他人權利）。另一种，如《圣经》中圣徒之所为，儒家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那是利他人、利公众、利天下，而自己却要付出代价的。这是讲“善”，人们“应该”向往、努力。即便做不到，也应该持一种“高山仰止”的态度。

　　“正当”与“善”绝不对立

　　任何“文化”中这两种规范本来都是不宜混淆的。例如我有选举权，这意味着我可以选某甲，但不意味着我应当选某甲。现代社会都承认婚姻自由，这意味着甲、乙可以结婚或离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结婚或离婚。承认离婚权并不妨碍人们仍然会以白头偕老、地久天长来为婚姻祝福。权利与道德是两回事，有权做某事并不等于应该做某事，“正当”的也未必就是“善”的。

　　另一方面，“正当”虽然不等于“善”，但更不等于“不善”。相反，维护“正当”正是追求“善”的基础，把“正当”与“善”对立起来更是荒唐。其实道理很简单：只有明确了什么是自己的，助人、利他乃至奉献社会才有切实的基础，否则在公私不分、你我不分的状况下讲“奉献”，不会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吗？

　　然而过去在这方面的确有许多糊涂言论。例如说保障正当权利似乎会妨碍善，最典型的是：见到人家保障公民财产私有权，就说人家是“性恶论”，而“性恶论”就是不讲善，就是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似乎可以随意对百姓抄家没产的社会才是镜花缘式的“君子国”。前些年曾有过一则所谓新闻：有媒体称，美国西点军校竖起了雷锋像，可见咱们舍己为人的道德把老美也感动了。然而别的不说，这些人也不想想：人家流行基督教已经上千年，到处都是十字架和基督像。而基督是什么？不就是那位据说是为拯救人类而不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若说那边的人崇尚的就是自私自利，那耶稣这样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岂不成了大傻冒，而那个为了30块银币出卖耶稣的犹大才会受到崇拜了？！

　　反过来，一些人又认为“善”讲多了会妨碍“正当”权利的保障，其中典型的说法就是把專制时代的许多弊病归结为“理想主义”太多、“道德激情”和“献身精神”过剩导致的“乌托邦悲剧”。似乎要走出那个时代只需要祛除“理想”回归平庸、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行了。然而那时的“阳谋”、“人祸”与“浩劫”真的是由于“献身精神”太多吗？就以那饿殍盈野的三年人祸而言，如果那些满嘴高调的权势者果真“激情燃烧”不能自已，以身献祭累死饿死了，也算真是“理想主义”了一把。但当时那些放“卫星”的、搞“平调”的、刮“五风”的、反“瞒产”的，一个个都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只以逼迫别人“献身”为能事。而上千万老百姓被逼上黄泉之路时，又有谁问过他们是否“豪情满怀”？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專制兴起时可能需要“狂热”，维持时却更需要冷漠，先靠原教旨主义剥夺人们的权利，后靠犬儒主义来解构人们的良知。这两者完全可以互补。企图以后者来矫正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

　　所以从根本上讲，“正当”不同于“善”，两者不应混淆。很多事，例如救人、捐款、做义工帮助他人，是“善”事，同时也是行善者的“正当”权利。然而也有很多的事，例如在市场上，合法的买卖双方为各自利益最大化而讨价还价，这谈不上“善”，但仍然是双方的“正当”权利。人们既不能因为后者并不是“善”而剥夺他们的这种“正当”权利，他们也不应该因其“正当”就自以为与行善者没有道德差别。

　　“正当”与“善”问题上的两种误解

　　但在这一点上，“范美忠争论”中双方都有人把握不当。范美忠“先跑”并没有损害别人，应当说是他的“正当”权利（这是就他的个人權利而言，至于他作为中学教师有未履行职业责任之嫌，上一篇专栏已有申论），批评者中有些人如郭松民先生显然无视这一点，甚至把“先跑”与“教师强奸学生”之类犯罪行为等量齐观，实际上是以“善”为借口否定别人的“正当”权利，这明显是不对的。而范美忠只强调牺牲与逃生都是“正当”的权利，却否认两者在“善”的方面有着巨大差距，实际上是自恃权利“正当”而否认“善”之价值，这也应该批评。

　　有人认为，正如经济学方面关于“效率与公平”争论一样，在伦理学上，社会应当更重视“正当”还是更重视“善”，长期以来也一直有争议。但是，这只是社会政策方面的争议，而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