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6月18日，中國外交部宣布，中日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就东海问题达成了原则共识。这个“原则共识”的内容迅即成为国内外的关注热点，国内媒体自然一片叫好（只有港台媒体提出质疑），国际舆论当然大加肯定，但网络民意却几乎是一面倒地发出强烈反对之声，至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也因其各自的立场和视角褒贬不一、异见纷呈。一时之间，这个历时数年谈判方才出笼的“中日东海协议”究竟是“丧权辱国”还是“友好合作”，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各种观点针锋相对、莫衷一是。笔者经过仔细阅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条文，发现中國方面在处理这个重大争议问题上，居然发生了一个似乎不应该出现的重大失误：日本政府刻意混淆对应于“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法定权利，藉以挑起这个东海油气田争议，而中方不仅未能明确指出日方的错误，反而“按照”日方的逻辑展开了双边谈判，终于导致此一“中日东海协议”的出台。

　　我们先来看看国际法有关“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的有关规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中日两国均为该公约的签约国）第七十六条第1款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二百海里，则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根据第5款及第6款的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如果超过二百海里，则不得超出从领海基线量起三百五十海里，或不超出2500米等深线一百海里。第七十七条第1款规定，“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第2款规定，“第1款所指的权利是专属性的，即：如果沿海国不勘探大陆架或开发其自然资源，任何人未经沿海国明示同意，均不得从事这种活动”；第3款规定，“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并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

　　根据海洋勘探资料显示，中國的东海大陆架从海岸起向东自然延伸至距琉球群岛20海里处的琉球海沟（深度为2940米）为止，最宽处为340海里。同时，由于琉球海沟的存在，使得中國和日本不在同一个大陆架上，属于日本的大陆架仅有20海里，无法延伸。因此，根据《公约》上述条文规定，直至琉球海沟的整个东海大陆架均为中國无可争议的法定大陆架，中國对东海大陆架上的所有自然资源拥有无可置疑的主权权利，而且这种专属权利无须通过占领或公告来加以宣示。根据此一国际法规定，中國当前所开发的各个东海油气田均属于大陆架自然资源，故中日两国关于东海油气田的“争议”不属于“专属经济区”范畴，而属于“大陆架”范畴，应该根据《公约》有关“大陆架”权利的法律规定予以处理。另一方面，中國国内亦有相关法律。1 9 9 8年6月2 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至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足二百海里，则扩展至二百海里”。

　　至于“专属经济区”的设置和权利，《公约》里有如下规定：第五十五条，“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受本部分规定的特定法律制度的限制，在这个制度下，沿海国的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自由均受本公约有关规定的支配”。第五十六条第1款，“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拥有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不论为生物或非生物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以及关于在该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生产能等其他活动的主权权利”。第2款，“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应以符合本公约规定的方式行事”。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是第3款，“本条所载的关于海床和底土的权利，应按照第六部分（即大陆架部分）的规定行使”。两相比较，可以明白看出，“大陆架”在《公约》里具有明确定义和具体说明，大陆架拥有国的主权权利具有天然的、法定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且在有关勘探和开发大陆架自然资源的争议中具有法定的主体地位；而“专属经济区”的设置和定义较为含混，需要各国自行宣示或与有关国家协商，然后才能确定海域划界和权益分配，在有关勘探和开发大陆架自然资源的争议中只能从属于“大陆架”的有关规定。此外，专属经济区的海域延伸只有二百海里，而大陆架却可以根据沿海国大陆架面积的大小最远延伸至三百五十海里。要而言之，所谓“中日东海油气田争议”的本质属于“大陆架”权利的争端，而非“专属经济区”之争。日本政府刻意将此两者混为一谈，胡搅蛮缠地意图浑水摸鱼。

　　在中日东海争议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法律依据不仅多为媒体和公众所忽视，甚至从未出现在中日东海谈判的官方报道之中，这就是“沿海国”与“群岛国”之别。《公约》的第二条第1款规定，“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国的情形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称为领海”。显然，在《公约》里将有关的国家主体明确区分为“沿海国”和“群岛国”两大类，而对应这两大类国家的海洋权益同样有着明确区分。所谓“沿海国”是指濒临海洋的大陆国家，如中國；所谓“群岛国”是指全部由一个或多个群岛构成的国家，如日本。有关“沿海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有关规定已见上文，这里着重探讨“群岛国”的有关规定。根据《公约》第四十八条，群岛国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宽度，应从按照第四十七条划定的群岛基线量起”。而关于群岛国的群岛基线划定，第四十七条第1款规定，“群岛国可划定连接群岛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各点的直线群岛基线，但这种基线应包括主要的岛屿和一个区域，在该区域内，水域面积和包括环礁在内的陆地面积的比例应在一比一至九比一之间”；第2款规定，“这种基线的长度不应超过一百海里。但围绕任何群岛的基线总数中至多百分之三可超过该长度，最长以一百二十五海里为限”；最关键的是第3款的规定，“这种基线的划定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群岛的一般轮廓”。从以上规定可以明白看出，日本要划定其专属经济区，首须确定其群岛基线，而此一基线不能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日本列岛的一般轮廓。换言之，日方的专属经济区外缘界线根本不可能在东海上形成如其所主张的“一刀切”式的直线（即所谓日中中间线）。

　　综上所述，判别中日东海争议的法律依据关键看两点：其一是“沿海国”与“群岛国”在海洋划界及权益分配方面有着明确的区别；其二是“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定义及划分有着明确的区别。这两点在《公约》里都有明文规定，可见日方不论是“专属经济区”或“油气田争议”的有关论据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这个所谓东海油气田争议完全是日本无中生有地单方面挑起的，这种罔顾及蔑视国际法公约的野蛮行径形同明火执仗的公开抢掠。鉴此，中國政府完全应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法律条文予以驳斥，而根本不必与其展开所谓“谈判”。中日东海问题谈判历经数年，相信经办谈判的中國外交官以及有关专家对于以上国际法的法律条文早已烂熟于心、倒背如流，但为什么没有据理力争却总是顺着日方的强盗逻辑去“协议”？实际上，在谈判仍未得出具体协议之前，中方就已高调宣称要“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这不是公开自己的谈判底线以鼓励日方放胆索讨中國权益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主动弃守”国际法原则的消极做法将会使得中國在今后与其它国家的类似海洋权益争端中处于极其不利的被动地位，而且“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决定了中國难以通过战争手段来扭转此一被动局面，此后中國的海洋权益恐怕还将遭受巨额流失。

　　作者:郭王

　　中國对于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争议采取的一贯态度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理由是，目前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就留待以后解决，而且“后代的人更有智慧”来解决之。对此，有人评论说，搁置主权是有勇气的表现。问题是，假如中國的对手日本没有搁置主权，假如后代的中國领导人比前代更加缺乏智慧，中國将何以自处？

　　笔者认为，所谓搁置主权与其说是有勇气的表现，不如说是缺乏远见更为贴切。原因有二：（1）如果中國搁置或回避主权争议，对方却不搁置，而是步步为营，不断深化主权控制，时间久了，按照国际法通行的“实际控制有效”的原则，中國将失去对钓鱼岛主权的法理权利。（2）中國的搁置换取不了对方的善意，日本这样的国家尤其信奉现实主义（realism）。从现实主义逻辑出发，日本并不认为中國搁置主权争议是出于解决争端的真诚愿望，而是因为中國目前的力量不够，没有收复争议国土的能力；日本认为，如果将来中國国力上升到那一步，必然要通过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改变现状，夺回争议领土，对此日本必须未雨绸缪。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國一厢情愿地搁置主权争议，反而促使日本不动声色加快实施主权化措施。此乃中國方面极大的失策。

　　但亡羊补牢，事情尚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中國可以派出军舰战机进入海域为本国渔民、包括台湾渔民提供护航，以强硬姿态宣示主权。这样做并不会导致战争。因为国际社会都知道钓鱼岛属于争议领土，既然日本可以进入，中國自然也有权利进入进入。如果日本动用军事力量驱逐中國船只，中國可以同样以对，将日本船只悉数驱逐出去。日本难道因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中國这样一个拥有核力量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舰开火吗？可以肯定的讲，这种现实可能性是极小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7月18日，中國某科学考察船进入了钓鱼岛海域，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军舰拦截，中國科考船马上急电国内请求支援，中國某沿海基地即刻出动数架飞豹级战斗轰炸机飞临钓鱼岛上空，日舰被迫退出。

　　笔者强烈主张中國必须采取采取强硬措施维护主权，将日本的军事力量逼退，拆除或炸毁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安置的灯塔，使我们的船只和军事设施得以进入钓鱼岛领海，向世界宣告中國对此地“无可争议的主权”。如果中國们不采取言行一致的维护和巩固主权的行动，将来即便有力量彻底收回主权，也将付出难以想象的物质和道义代价。就现阶段而言，中國（包括台湾）确实没有收复钓鱼岛的能力，但如果以此“有理、有利、有节”的切实行动维护了国家主权，打乱并中止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化进程，也将是了不起的胜利。

　　谈到共同开发。中日两国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中國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同时依照大陆架优先原则，对350海里大陆架主张排他性资源独占权，与法有据。按照公约的科学界定，日本的海洋经济权利仅止于琉球群岛西侧20海里处的冲绳海槽，此处水深达2，000多米，是中國东海大陆架的自然终结点，是与日本冲绳群岛之间天然的地质分界线。但日本根本不理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为应当与中國共同拥有东海大陆架，进而擅自画出了所谓“中间线”，企图侵吞属于中國的海洋资源。国家间开展经济合作本无可非议，但必须明确主权和资源权的归属，否则不能进行所谓的“共同开发”，否则将造成既成事实的印象，为日后解决主权争议平添无穷的麻烦。此次中日达成东海协议，完全体现了中國单方面“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意愿。中國同意日本参与“共同开发”即便是按照日本单方面画出的中间线也完全属于中國的春晓油气田，这样的让步莫名其妙，中國又得到什么呢？

　　首先绝不可能是日本在主权上的让步，因为主权已然被“搁置”起来了。其次，处在非法的“中间线”西侧，从任何意义上都完全属于中國的油气田凭什么让日本开发？！日本要求参与开采中國春晓油气田的理由是所谓存在“虹吸现象”，即中國的春晓油气田吸走了位于中间线东侧“属于”日本的海底油气资源。中國接受日本“共同开发”春晓油气田的主张，很难不被人理解为是对日本说辞的认同，那么对所谓“中间线”的原则立场实际上就变得含糊不清了。由此可见，中國在春晓油气田上的让步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是很容易被认为是对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原则事实上的默认。换句话说，按照中國对外谈判中一贯奉行的所谓“互谅互让”的原则，在日后的中日谈判中，中國虽然口头上依然不见得会承认日本单方面画出的中间线，但很有可能基于“对历史和现状的考虑”，准备“以‘中间线’为基础”与日方谈判并达成协议。这也正是允许日本开发春晓油气田的危害所在。

　　中國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让步显然并不理直气壮，否则不至于要求日本方面对协议文本严加保密。这种做法本身就足以令人生疑，而且，这种仅仅是用来蒙蔽国人的做法，丝毫无助于促进中國的国家利益。如果东海协议是中國外交的胜利，有什么不能够向国民公开宣示之处？！从中日双方透露出的有限信息中，看不出日本方面做出了什么让步。而且从技术上讲，即便日本有所谓的让步，比如从中间线稍作退让，中國的损失也是实质性的。这是因为，中國从未提出超出国际法依据的过分主张，而日本则是强词夺理，试图把毫无法律依据的中间线强加给中國；即便日本方面有所后退，其主张仍然是过分的、与法无据的。

　　当然，中國似乎也不是一无所获，而是通过自身利益的重大让步，把东中國海建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改善了中日政治关系。作为回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欣然决定出席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中日关系是因中國付出利益上的重大代价从此改弦更张？至少官方控制下的媒体是在刻意向国民兜售中國“外交成就”将实现的愿景。如果中國官方把这样的外交面子工程也当成切实的外交成就来大肆吹嘘，那只能说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也是对中國人民智商的侮辱。难怪有评论认为，中國是得到了面子，而日本是得到了里子。

　　事实上，未来的两国关系是否将如中方所愿，其实尚在未定之天。可以肯定的说，日本丝毫也不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让步；在东海资源分界问题上，日本依然会持强硬立场。中國试图通过改善中日政治关系，以分化日美同盟，其战略考虑上有其合理之处。但中國如果想通过经济利益上的让与换取日本的战略合作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國目前的做法只会引起日本对中國的蔑视，日本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跟一个经济上依附西方的，外交上没有什么道义原则的机会主义的中國结成战略同盟？！

　　中國要想在战略上拉近日本，只有也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的壮大，实现技术自立，建成真正让日本敬畏的、政治上高度文明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在那样的条件下，日本就会顾虑与一个獨立自主的强大中國对抗将付出的可怕的代价，转而考虑与中國实现战略和解的可能。所以事情总是辩证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逻辑并不完全适用于东亚社会。因此，当前，中日双方一方面应尽量通过平等交流对话，缓和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中國在主权问题上则必须态度强硬，寸步不让；在海洋资源问题上，中國可以和日本谈判，但必须以冲绳海槽为基础，彻底否定日本的中间线原则。如果谈不下来，就搁置谈判。如果日本采取行动侵犯中國海洋资源，中國可以向国际法院控告日本。既然中日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那么均应受此国际法约束。如果国际法院偏袒日本，中國则宣布不再接受这个没有公平可言的国际体系的约束。这将给谋求把中國纳入国际体系，把中國改造成所谓“对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大国”的西方资本主义提出一个大难题。如果因为不能平等对待一个具有高贵的自尊、对国际安全承担重大责任的中國，如果因为漠视中國的合理利益而“逼反”中國，这对于世界和平意味着什么？届时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

　　历史经验早已雄辩地证明，绥靖妥协绝非实现和平之道。中國如果丧失钓鱼岛，丧失大批海洋资源，将造成战略上彻底的被动。1943年，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曾问蒋介石：“冲绳你要不要”？蒋答曰：“不要”。冲绳的前身是中國的属国琉球国，19世纪下半叶被日本吞并，当时琉球国王尚泰派专使急赴北京向大清政府求援，但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实力远胜日本的情况下，却惧于和日本对抗，接受了列强的所谓调停，不但坐视琉球国灭亡，更向毫无道理的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以补偿日本军费。清廷本意也是出于“和为贵”，用现在的话说，就了为了其洋务运动的发展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但中國的软弱绥靖极大地鼓励了列强其后对中國属国越南和朝鲜的吞并行动，从而对中國的安全形成致命威胁，中國的和平发展也遂成“黄粱美梦”。事实上，日本吞并琉球一直没有得到国际承认，这就是为什么战后冲绳被置于美国托管之下，却并没有立即“交还”日本的原因。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家，无论有多少客观理由为其“不要”琉球开脱，但拒绝接受琉球，将之纳入中國版图的战略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列强争霸的19世纪，琉球国并不具备獨立的国际人格，东亚朝贡体系依然有效。如果中國在战后接收琉球为自己领土组成的一部分，或至少支持琉球复国，将是功德无量的伟大战略安排。相比之下，精明的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为重纳琉球（冲绳）做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在国际法和外交实践上均作出创新。日本提出了“剩余主权”(remnant sovereignty)的概念，被美国所接受，以至于美国在1972年将冲绳主权“交还”给日本。由于台湾国民黨当局对于钓鱼岛问题提出异议，美国即宣布置身事外，表示钓鱼岛主权问题由有关当事国谈判解决，美国仅仅是向日本移交了钓鱼岛的行政权。日本正式接收了钓鱼岛后，即有条不紊地实施主权化措施，将其主岛及附属岛屿或划归为大藏省的国有土地，或将之卖与私人家族开发，并都做了土地登记。钓鱼岛列岛中的赤尾屿还被日本租与美军做武器试验靶场。

　　大清腐朽没落，导致中國失去琉球，今日之中國决不能再失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否则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此次台湾派出军舰首次进入钓鱼岛，为保钓船护航，这是划时代的壮举，值得高度赞扬。反观中國大陆，号称迅速崛起，国内生产总值已压倒德国，不日将超日赶美，却噤若寒蝉，无所作为，令人齿冷。台湾以一孤岛之力，加之安全上依赖美日安保体系，其孤军保钓行动必难以持久。大陆、台湾至今不能统一，以致在国际上相互算计，为他人所利用，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假若两岸顾念民族大义，联合保钓，其势岂是日本所能阻挡。况且从策略上讲，在台湾渔船被日舰撞沉之际，中國大陆迅即宣告并即刻派出军舰进入钓鱼岛海域威慑日本，进而为台湾后续进入钓鱼岛的渔船提供护航，这将激荡多少台湾同胞的心，一切政治歧见都将相形见绌。正如台湾在SARS期间，中國大陆如能积极帮助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國政府为此可要求世卫组织与时俱进将接纳机制修改为“成员方”（member）而不是“成员国”（member state），以体现中國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以便让台湾及时获得国际机构的援救，将大大赢得台湾的民心。中國坚决有力的保钓行动从站立上也有利于分化日台关系，有利于国家统一。但中國的出发点主要不是为了利用台湾的弱点，而是为了民族大义。所谓“兄弟阋于强，而外御其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点有史为鉴。1974年，中國西沙群岛被南越占领，中國东海舰队需驰援南海，为此必须经过被国民黨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蒋介石得知此情后，叹息道：“南海战事紧啊”！旋即命令国民黨海军为东海舰队的军舰放行，并打开探照灯为东海舰队行进前方照明。此情此景令人感佩不已。反过来看，此次中國不作为的效果和后果又是什么，毋复多言，实是有目共睹。

　　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中國的发展业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样也积聚了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中國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如何把握历史的契机，把中國引向辉煌和伟大的巅峰，需要中國领导人在内政、外交上有大政治家的气魄、眼光和睿智。中日之争只是冰山之一角，国人对中國外交表现之失望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此非国家之福，势必加剧国家的内部危机。知微见著，大权在握的执政者们当从虚骄自大中警醒。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伏波

　　钓鱼岛自古是中國的领土，但是，鉴于钓鱼岛的经济价值与军事价值，日本拼死抢夺钓鱼岛。

　　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國为了发展经济，韬光养晦。但韬光养晦是一种大智慧，而非一种消极的龟缩。关键时刻，我们缺少了城管那样的勇猛。

　　日本派军巡防钓鱼岛，试图形成既成事实。

　　钓鱼岛存在着四方博弈：中國、日本、台湾、美国。

　　李登辉、陳水扁主政台湾时代，日本在谈判问题上消极磨耗时间。

　　日本清楚，中國大陆如果强硬，将面临着日本、美国、民进黨执政的台湾三方掣肘。

　　但是，马英九上台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日本在谈判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热心，而中國大陆为了奥运会，也希望谈判。中國的小利益，上了日本大利益的圈套。

　　日本对形势判断得非常清楚：

　　马英九的国民黨，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强硬。如果台湾要求收回钓鱼岛，台湾和日本都是美国的同盟，美国很难插手。而台湾则有大陆的协助。大陆与台湾一唱一和，日本永无宁日。日本绝对不敢对台湾动武，因为大陆与台湾的联手，让美国无法插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彻底打乱了现有的利益格局。而且，台湾的军事实力并不弱。两岸军力对比，也是最近几年才转向大陆。对日本而言，台湾在台前，大陆在背后，让它更难对付。而大陆则可进可退，迫使日本逐渐让步。这是多好的一个收回钓鱼岛的时机啊！

　　然而，这个时机竟然被日本利用。日本迫不及待地利用中國在奥运会上的需求，与中國达成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协议，这样一举三得：

　　其一，台湾如果继续要求收回钓鱼岛，同时面对大陆与日本，日本通过共同开发协议，把大陆与台湾分割开来。大陆被共同开发协议捆绑，根本无法支持台湾。台湾缺少大陆的支持，也没有收回钓鱼岛的底气。

　　其二，日本搁置主权争议，而事实上占据着钓鱼岛，拖得越久对它越有利。搁置争议等于帮助日本。

　　其三，共同开发，即使按照日本的“中间线”，春晓油田也在中國一边，连春晓油田也一起共同开发，既扩展了日本的经济利益，也为日本今后的主权谈判带来了主动。而日本只需派首相参加一个奥运会即可，成本之低甚于日本的劣质毛片。

　　而日本竟让如愿以偿。

　　而我方竟然签署了协议。

　　在外交问题上，我国一贯喜欢韬光养晦，但韬光养晦绝对不是消极的忍让，而是一种智慧的博弈。

　　我不禁想到，在前苏联分裂的时候，中國没有及时抓住有利时机索要被沙俄非法侵占的领土，反而在对方内乱重重，自顾不暇的时候与对方谈判划定边界，在事实上承认其非法侵占的中國领土！

　　6年前，我写下几百篇国际与时事评论，与外交有关的占据绝大部分。6年后，面对外交方面的弱势，我心中阵阵绞痛，难过得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于2008年6月19日中午

　　作者:时寒冰

　　历史常常会发生惊人的逆转，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却又蕴含着合理的逻辑。在东亚，两个事态的进展完全出乎外界的意料，一个是台日围绕着钓鱼岛问题的风波，一个是北京东京围绕着东海油气田的共同开发。传统来说，台日关系应该是台美关系之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李登辉陳水扁时代，因为以往日据殖民地时代的深层影响，不但岛内哈日风气达到高峰，同时政府也利用日本对台湾的战略需要，用美日来牵制北京，也使中國大陆对日本在暗地里支持“台獨”深感忧虑。在钓鱼岛问题上，虽然政府对台湾的渔业权还有争取，但台湾对日本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基本采取完全让步的态度，李登辉下台后，更公开宣称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导致外界认为台湾对钓鱼岛主权问题已经采取放弃的立场。谁知，这次日舰撞沉台湾渔船，扣留台湾船长风波，除一开始台湾外交部按照惯性“弱势”反应，避免舰艇冲突之后，竟然一路飙升，演变成相当强硬的保钓行动，政府不但招回驻日代表，也挺海巡署强力护航，到钓鱼岛零点四海哩的区域宣示主权，马英九也公开发话，钓鱼岛是台湾属岛，大有“不惜一战”的高姿态，事态的这种演变，不但出乎大陆的意外，也出乎日本和国际社会的意外，以至于日相福田康夫亲自出马灭火。

　　与台湾对日本“马上硬起来”的姿态截然相反，北京在与小泉抗争之后，在安倍与福田时代，展开了全方位的大和解行动。不但中日领袖互访形成机制，破冰暖春接踵而来，在四川大地震发生后，更出现了日本军机运载救援物资赴川的历史性契机，虽然后来因为日本媒体故意曝光操作，引发中國军方鹰派和民间强力反弹而作罢，但日本自卫队飞弹驱逐舰涟号将在近期首航中國，势必引发关注。更重要的是，本来可能引发中日两国一战的东海油气田风波，也在胡錦濤访日之后，有了重大的进展，经过十一轮谈判，以及八次战略对话的协商，中方再度让步，搁置专属经济区划界争议，让日方参与具有七十七亿吨储量的油气田的投资开发与利益分享，中國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公开了协议的细节，同意让日方企业法人按照中國相关法律，投资包括春晓油气田在内的东海资源开发，并获得投资回报，协议当然只字斟句酌，以免予人“出卖国家利益”的感受，但这同样让世界大吃一惊，因为中日都是缺乏能源的世界经济大国，为了开拓或者保护能源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在几年前的西方大国全球战争热点的调查报告中，都是列入东亚引爆点的东海资源争端，如今却发展成携手共同开发有争议的东海资源，这显然是重大的战略改变信号。

　　为什么本来媚日的台湾对日本突然强硬，而本来持强硬态度的大陆突然采取和解姿态？从大局来看，日本没有太大变化，但台北东京的政治及战略企图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马英九与胡錦濤的个人立场，又推动了这种变化更快，更戏剧性地表现出来。

　　对马英九来说，在钓鱼岛问题上强硬，可谓一箭多雕。首先，凸现对中华民国主权维护的强大意志，李登辉、陳水扁治台，虽然强调台湾主体性，但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软弱，反而显出了某种矛盾，马逆水行舟，反而收获敢为渔民利益而战的“立威”效果。其次，马英九保钓出身，如果在钓鱼岛问题上示软，显然与人“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的印象，“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是马英九最大的政治资本，坚持保钓，当然就是坚持，甚至放大马英九政治资本的最佳途径；再次，马英九上台后，在人事任命，尤其是陆委会人事上，被外界质疑受李登辉影响甚深，李登辉也不讳言要帮马英九搞定日本，如今，在钓鱼岛问题上强硬，当然有助于摆脱马英九受李登辉辖制的“阴影笼罩”。第四，马英九对日发威，不但有助于遏制台湾岛内的哈日风，也是对台獨的“釜底抽薪”，与马英九在官校解禁“黄埔军校校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可以赢得中國大陆民意的广泛支持，因为大陆民众普遍认为政府对日太过软弱。第五，非常重要的是，在中日解决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的问题之后，钓鱼岛的海底资源的共同开发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台湾保钓，宣示主权，自然对未来介入这个有争议地区的资源分享，占据了有利的位置。问题是，马英九的对日强硬，还是突发事件引起，并未形成固定的战略思维，虽然短期可能触发日本对马英九反日立场的疑虑，但长期马英九还是会在中日台三方关系中找到平衡点，事实上，台湾已经在着手降温，以免台日关系受伤太重，另外，美国也及时出手，要求双方克制，重修旧好，因为美国的东亚战略，即需要和平的环境，也需要维持台中美日的关系平衡，不要太过倾斜。

　　马英九强硬保钓，对北京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一个是民意的压力，台湾能对保钓军事护航，为何大陆不行？一个是对中日和解战略的压力，北京对台湾是支持也不好，反对也困难。但是，从大局来看，北京不必担忧。台日在钓鱼岛问题上闹翻，距离拉远，自然减轻了日本奥援台獨的压力，也或使两岸共同认知强化。但是，北京还是要推进中日和解，与马英九被突发事件挑起不同，北京推动与日和解是成熟的战略大思考，一方面有助于中國大陆摆脱西方阵营的“包围圈”，在经贸上摆脱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北京整合东亚，进而领军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而在眼前，则是维持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争取时间，占取重要的战略优势地位。要知道，当年鄧小平提出的也是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推动共同开发，显然，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之后，北京将迫使日本在钓鱼岛也采取同样的立场和姿态。

　　中國的让步，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第一，当今能源价格猛涨，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國出口雪上加霜，再不开采东海资源，损失很大，但鉴于日方的强硬姿态，以及美国的背后撑腰，中方在海军实力上要抵挡日军纠缠，纯属不易，与其拖着开发不了，不如合作开发，双方蒙利；第二，中國对能源开发和使用的技术比日本差很多，浪费和环保破坏程度高，与日本合作，显然可以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得利颇多，也符合世界环保潮流。

　　当然，北京对日本大和解的最大障碍，并非马英九的强硬，而是中國国内在历史问题、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参拜事件等问题上形成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日本岛内右翼挑动事端，自民黨内部鹰派借势操作，使和解徒生变数。这种情况，在国际大局中也屡见不鲜，中东以巴和解不成就是一例。为了缓解东海合作协议带来的冲击，北京在公布之前，罕见地同意国内保钓组织在日本大使馆前示威，既起到支持台湾保钓的作用，也让民族情绪有出口宣泄。

　　事实上，随着台湾的强硬，日本开始软化。这或给两岸一个启示，在情势缓和之时，两岸应利用“一中各表”的差距，彼此默契——不互拆墙脚，而是各自争取利益，台湾强硬有台湾的道理，北京和解，有北京的战略算盘。胡錦濤应该吸取当年江澤民与俄罗斯签订边界协议让步引发争议的教训，排除把与日本的合作协议公开透明，把战略新思维让舆论知道，给人民表达意见的空间，这样才能形成共识，避免民粹主义发酵。中日之争，必须摆脱仇恨对立模式，而要进入良性互动，时间会证明，中國能够赢回隋唐之际日本将中國尊为老师的光荣历史。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

　　作者:丁果

　　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处于分治以来最好的状态，一直支持台獨的日本急了。日本政府指示军舰撞沉台湾渔船，是日本挑拨两岸关系的一个大阴谋。

　　台湾渔船被撞沉，台湾人民必然愤怒；马英九刚上台，必然不能示弱。于是台湾方面必然强硬对待。果然，台湾当局今天已经决定派军舰去钓鱼岛了。

　　台湾的实力不如日本，如果没有大陆的支持，难以抗衡日本，如果真的有一战，必然吃亏。

　　所以台湾民众把目光立即聚焦到大陆身上，而中國国家主席刚刚访问过日本，“暖春”之“暖”尚未消退，大陆方面不便于采取强硬立场，更因为奥运会的牵制，而不可能和日本玩硬的。因为一旦爆发中日冲突，可能导致整个西方世界再次和中國对抗，抵制奥运会。

　　大陆的软弱无为，导致台湾民众对大陆大失所望。小岛和大陆的统一，也包含着依赖大陆庇护的意蕴。如果大陆不能协助台湾保护钓鱼岛，台湾民众对“统一”的向往将受到严重打击。

　　奥运会在即，中國的确不便采取硬的行动。但可以在其他方面向日本施加压力，例如暂停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谈判（本来就不应该谈），公开怀疑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能力，在粮食问题上采取不合作态度或拖延合作（用技术性的借口，如南方水灾，运输中断），暗示支持硫球群岛的獨立等。

　　笔者曾写过一文“日本的战略意图：中断中國现代化进程”（2005年）。中日关系回暖时，笔者也曾怀疑过自己的判断。但从日本新的挑衅举动看，这样一个战略意图（或战略思想）是存在的，而且没有改变。中日两国必将在经济、领土、能源等方面发生猛烈的冲突。不是我过于“愤青”，而是日本民族的对外扩张性格决定了他们必然会不断地向外挤。

　　中國要么退让，要么迎头顶住。和地球的情况一样，两大板块顶牛时间长了，必然积累大量能量，一朝突然爆发，就会导致强烈地震。

　　主张对日本采取安抚、绥靖政策的人，都被日本人表面的温良和恭谦所迷惑了。人都是有个性的。越是平时压抑着的人，一旦给他们机会爆发，就越是疯狂和残暴。

　　大板块压过来，有什么办法？

　　1，以小冲突不断释放能量，避免能量积累。

　　中國在东海、能源、粮食、联合国常任国资格、硫球群岛等问题上要不断给日本人制造麻烦，不让他们顺利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通过一系列小冲突，避免中日之间发生大冲突。因为小冲突能够警醒日本人，知道中國人的不满和厉害，使理性的日本人能够去说服极端的日本人，避免错误判读中國人的意志。

　　中國人的哲学是“先礼后兵”，“小不忍则乱大谋”。结果敌人以为中國人软弱，得寸进尺，中國人忍无可忍，发动反击，结果爆发大冲突。敌国经过大战才认识到中國人的意志。最后中國虽然也能够反败为胜，但是对敌我两国人民、对全世界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因此，预先不断警示敌国，给它吃点小苦头，使敌国降低胜利预期，不再咄咄逼人，适当让步，谨慎避免战争，才是上策。

　　2，把大板块变成小板块，让能量在原板块内部消化掉

　　日本和美国站在一起，因此这块板块很大，我们应该挑拨美日关系，使美国警惕日本，制约日本，少支持日本。美国是民主国家，民意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应该使用大众传媒，写书、拍电影，回顾日本军队虐杀欧美战俘的历史，揭露日本人温良恭顺背后的疯狂和残暴。也可以科学幻想小说或战争幻想小说，虚构日本可能对美国发动新的战争（使用生物武器等），以报二战失败之仇。

　　日本本身也太强大，我们应该支持硫球群岛（日本人改名为“冲绳群岛”）内部的獨立力量，使日本人把大量精力消耗在国内。而且一旦硫球群岛獨立，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

　　如果政府不方便出面，民间可以行动。那些受到日本企业竞争压力的中國企业，应该暗中出资支持。

　　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保钓”力量可以扩展“保钓”运动的外延，把支持硫球獨立作为第二使命。对于钓鱼岛争端来说，硫球獨立是真正的釜底抽薪，能够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

　　总之，不能给日本人安稳日子过，日本人不是中國人，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中國人完全不同。中國人信奉“适可而止”、“感恩图报”，尊重弱者，不畏强者；但是日本人恰恰相反，他们信奉“弱肉强食”、“得寸进尺”，藐视弱者、敬畏强者。

　　只有不断敲打日本，不断地给它苦头吃，日本才有可能稍稍收敛，中日关系才有可能长期稳定、和平。只有对日本不太友好，中日才有可能保持友好。这就是辩证法。

　　中國很多精英人士提出和赞同所谓的“对日新思维”，国家也采纳了。但是没有想到，中國刚刚给日本送去了“暖春”，日本就给了中國一个冷屁股。所以，所谓“新思维”并不新，就是二战前英国首相张伯伦的“旧思维”：绥靖。英法对德国法西斯实施绥靖政策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可以去图书馆看看书。

　　2006-6-15

　　作者:黄佶

　　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领导的抗日战争领导人之一，是抗日战争的著名将领。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鄧小平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年底，担任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29师政委。

　　129师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比如，抗战之初夜袭阳明堡机场消灭日军24架飞机；开辟晋东南抗日斗争根据地；在1940年“百团大战”中取得正太路战役的胜利；1943年胜利开展反“扫荡”斗争，歼灭日军“观战团”，建立晋冀鲁豫解放区等等。

　　毫无疑问，鄧小平是伟大的爱国者。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40年代后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中國10个军事法庭审判了日本战犯。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此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经济文化往来逐渐扩大。1972年9月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决定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启程访日。这是鄧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的首次出访国。23日上午10点多，鄧小平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两国友好条约批准换文仪式上发表演说。他说：“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要团结，中日两国要和睦，要合作，这是10亿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同一天中午，鄧小平拜会日本天皇裕仁。鄧小平对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鄧小平所说的“过去的事情”，指什么呢？当然是指过去的战争。鄧小平说这句话，丝毫也不影响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下午，鄧小平在和福田首相会谈中说：“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世世代代发展下去，我们对此感到无限高兴。”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说，日中两国友好，这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是一件大事。就日本来说，这是明治维新以来100年中最大的喜事。

　　访日期间，鄧小平还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和新日本钢铁公司，并乘坐了日本新干线火车。鄧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鄧小平还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回国之后，一场影响中國命运的改革开放就开始了。

　　在钓鱼岛等争议问题上，鄧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的建议，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折服了日本人。他的虚心精神和决断姿态更是倾倒了日本人。

　　胡耀邦也是抗日战争中的将领。1937年，胡耀邦任延安抗大教育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创办了抗大校刊《思想战线》。1939年，他被毛澤東任命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0年任仲共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也是一位久经锻炼的伟大的爱国者。

　　1982年，胡耀邦多次向全国干部推荐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回顾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战后发展的起伏迭荡的百年岁月。胡耀邦说，他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很受启发。胡耀邦提倡向日本学习，学习日本的改革精神、教育优先、科技创新，以推动中國的现代化。

　　这一年9月28日，刚刚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仲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铃木。胡耀邦说：中國和日本是世界上两个伟大民族，中日两国“和则两利，离则两伤。”和则两利，是指有利于世界和平，造福于后代子孙。

　　1983年2月20日，胡耀邦在武汉会见日本首相特使二阶堂进时说：在两国关系上我们主张向前看。9月29日，胡耀邦会见日本社会黨委员长石桥政嗣时再次强调说：中國和日本的历史说明两斗俱伤，两和俱荣。我们要教育子孙永远保持和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10月3日，胡耀邦会见《读卖新闻》编辑局长水上建也率领的日本新闻界访华团时说：我们两国再不能互相对抗了。

　　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启程访问日本。他在日本众议院发表讲话说，需要一种高瞻远瞩，从全局和长远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眼光放长，达人大观。

　　胡耀邦在东京经济界欢迎会上说，中日双方各有优势，几十年之后，双方仍然会各有优势，仍应加强合作，取长补短。

　　26日，胡耀邦在日本青年欢迎胡耀邦访日的会议上说：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把我们这一代已经奠定的友好关系，传给今后一代到两代，使今后三十年到六十年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胡耀邦在演说中邀请3千名日本青年在1984年来中國访问一周。

　　28日，胡耀邦在大阪参观工厂时题词：“向创造世界第一流现代化工业水平的日本企业家、科学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致敬！”

　　30日，胡耀邦在参观三菱公司造船厂时，在贵宾簿上写下：“中日友谊长存”六个字。

　　以上是一个简略回顾。正是由于鄧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懈努力，上世纪80年代，中日友好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潮。

　　在网上逢日必骂的人，不妨动脑子想一想，你和鄧小平、胡耀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你也应当想一想，曾经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鄧小平、胡耀邦这样做，难道是“卖国”吗？

　　今天，在经历了一段波折之后，溫家寶总理访日成功，再一次延续了伟大的爱国者鄧小平、胡耀邦的明智、成熟的路线，这是中國之幸。溫家寶在日本国会的演讲中说：“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经历波折之后再次被证明了的真理。一周前，《南方周末》头版发表文章说：“爱国不能徒具热血，从‘仇日派’变为‘知日派’、‘学日派’，这才是理性的、更高层次的爱国。”

　　在维护中國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推进和发展中日友好，是爱国的、明智的选择。爱国而不明智，结果可能会害国。这就是鄧小平、胡耀邦的对日观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马立诚

　　“日本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國造成了惨祸，也让日本自身走向悲惨的结局！”11月26日、27日，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罕见地用四个整版来刊登名为《日中战争》的专题报道，对侵华战争进行全面冷静地反思。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一直是日本国内激烈争论的焦点话题。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表示，日本从战后清算到改造、高速成长再到萧条以及现在的复苏，观察二战历史的视角在不断变化。此次《朝日新闻》的报道就是最新的体现。

　　“一场无谋的战争”

　　“现在一想那真是一场无谋的战争！”文章一开始就定下了主基调。文章写道，“这场战争始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到现在仍然存在着各种说法。不容置疑的是战争发生的地点在中國，还有发生的时间是在日本军队夜间演习刚结束时。”文章说当时日本政府竟以为“只要对没有建立起国家体系的中國发起攻击的话，中國就会立即跪地称臣”。于是，“这个只看眼前，没有远见的进军开始了。”文章说，那个时代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对中國人的蔑视达到了极点的时代。可是当时日本“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到”，被日本人看作落后于时代的中國事实上并不是那样落后。当时由军阀割据造成的支离破碎的货币制度在英国的帮助下得到统一，正在激烈战斗的中國共產黨和国民黨即使并非心甘情愿，但也最终在“西安事变”后因为抗日而走到了一起。文章评论说，日本显然没有意识到中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时“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在全国高涨。

　　文章还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失策。文章说，当战火蔓延到上海之后，日本的残暴也展现在世界面前，当时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都市。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国际社会都不愿意看到战争发生。

　　文章还提到，由于战线拉得太长，日本部队给养没有保障，只能现地“补充”，这让部队所在的当地居民陷入了悲惨境地。文章执笔者之一日本记者福田宏树写道，他采访过日本老兵，还拜访过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越听越觉得是一幅地狱图”。可是当时的日本媒体却整日讴歌皇军的“进攻”，让日本国民沉浸在虚幻的辉煌战果之中。文章写道，回顾日中战争的轨迹，日本的盲目“暴走”让人感到一片黯然。即使是现在的日本，想把那场战争正当化的声音仍然存在。日本政界也有这种声音，它是引发中日关系紧张的导火索，也是两国历史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國电影中的日本兵形象在变

　　在专题报道的最后部分，日本记者中野晃用很大篇幅描述了中國人对“日本鬼子”的态度。文章说，“抗日战争是中國永远的题材”，“日本鬼子”这个词汇是中國人对日本兵的蔑称，也是中國电影中不可缺少的“丑恶角色”。但现在这种表现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中國人开始把日本兵当人看了。”中野晃还以活跃在中國的以扮演“鬼子”出名的日本人矢野浩二为例，说他已经出演了8部电影，现在终于可以发挥自己的演技了。中國电影、电视中的日本兵角色由日本人来演，“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日本兵的角色不仅仅是中國人仇恨的对象，“也可以在喜剧中带给人们快乐”。

　　文章的执笔者之一福田宏树专门前往中國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文中，他描述了他看到的变化。福田宏树写道，中國抗日战争纪念馆展示的内容原来主要描写共產黨如何英勇抗战，现在则加上了国民黨军队抗日战绩的内容。正在翻盖的南京大屠殺纪念馆中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章称，有中國人提议把南京大屠殺纪念馆改名为“和平纪念馆”。但是，对于这样的提议，不少人坚决反对，所以提案没有被采纳。反对的理由是，在日本还有很多人在否认南京大屠殺的存在。翻建一新的南京大屠殺纪念馆将在今年12月开馆。有人认为这是加强了反日活动的结果，“但是听说事实上展示内容变得更加强调和平了”。

　　中國为何能坚持8年

　　在《日中战争》专题报道的下集开头，另一名执笔者五十川伦仪写道：“中國抵抗日本军的攻击整整8年。为什么能够坚持8年？据说一座远离北京、南京的小桥是解决这个谜底的关键，为此，我探访了那座小桥。”五十川说这座小桥在云南省的“瑞丽”，是连接中國与南亚的重要口岸，战争中美国和英国的大量战略物资就是通过这座小桥从境外运到中國。1944年春天，中國、美国、英国和印度等国开始了对日本的夹击。在打仗的同时，还建设了印度通过缅甸至云南的道路，建成“援华通道”。为此，中國军队的给养一直得到了保证，而日本却因为没有充分的物资支援而走向了自杀的悲壮结局。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8年之间，日本始终没有能够切断“援华通道”。

　　五十川在文中还详细写出了他在云南采访时的个人感受：“我的脑际突然浮现出最近的中國报道。报道说要在南亚和云南之间建设一条石油和煤气管道。目的是要把从中东进口的石油等通过南亚运到云南，再输送到重庆。如果这样的话，中國就可以保障石油的供给，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这让我感到‘援华通道’还在畅通。”

　　中日韩教科书如何描述这场战争

　　《朝日新闻》用了其中的一个版面对中國、日本、韩国以及中國台湾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比较。首先写到日本教科书的特点是改变了“南京大屠殺”的称呼。文章说在日本被广泛使用的是东京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新社会历史》。其中用了两页对“日中战争”中日本的社会体制进行了描述。关于日军的侵略行为和残酷屠殺的记录较少。对于“南京事件”也只是在文中加上少量注解。比如写“日本军占领了南京，在占领过程中杀死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中國人”。在注解中则写到，“这一事件在国际上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受到了谴责。但是日本国民却并不知道。”而在10年前，该教科书还写着“死者20多万人”，事件的称呼也不是现在的“南京事件”，而是“南京大虐杀”。可是后来因为被日本右翼批判为“自虐”，所以才改成了现在的内容。

　　报道说中國的教科书共有12页关于日中战争的描述，并配以多种照片，对主要战役也进行了非常生动的叙述。而韩国则把这次战争称为“中日战争”，在中学世界史的教科书上有记述。但是从抗日的角度描述这场战争的只有7行。台湾的教科书中，在中國史和台湾史中都有所涉及，全部加起来大约3页多。报道还提到了一本叫做《后方的中國社会》的书，是由日本琦玉大学教授川裕史等撰写的。这本书聚焦抗日战争中的中國普通民众，描述了中國全国动员参加抗日的史实。文章说，这种以日本侵略这个历史事实为前提的历史书在日本“实在太少”。

　　日本观察历史的视角在扩展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表示，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日关系好转，高层互访从破冰到融冰的恢复，出现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变化，似乎很多不愉快已经烟消云散。其实中日两国之间过去固有的矛盾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尤其是二战历史问题———这个涉及两国民众感情的“疙瘩”并未全面化解。《朝日新闻》这次系列报道的刊头就是“历史犹存”(或译为“活着的历史”)，而且在前两天(11月24日)也用一版篇幅专门介绍“南京大屠殺”的经过及现在的争论等，说明日本各界仍然在心里深深地关注、思考着二战历史问题，甚至比中國人想的还要多，还要复杂。有朋友说：日本人大都在淡忘二战历史，这可能过于表面。据路透社11月27日报道，日本右翼导演水岛悟执导的《南京真相》将在日本上映，影片称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伪造的谎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问题在日本的复杂性。

　　庚欣认为，相对于早期主要以反省、清算为主，现在的观察视角有很大扩展。例如这次专题内容中，涉及到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战争回忆，而是更广泛的话题领域。首先是从时间上，跳出了8年战争的范围，从前后更长的历史时期进行观察。从前期的“满洲国”、世界及东亚的变化，到战后处理等都有相当的研究及关注。其次是在国别上，跳出了中日两国的范围，从东亚到美国、苏联及欧洲等更广泛的国际空间进行观察。尤其是对美国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很多注视。再次是在领域上，跳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从更多的专业领域进行观察。仅这次专题报道就涉及到历史、法律(东京审判等)、教育(教科书等)等各个领域的内容。这说明日本观察二战历史的视角在不断扩展。日本现在比较注重介绍各种观点的争论。几乎在所有二战历史的重大问题上，日本及各国学术界都有一些争论。不过，这也容易使一些不顾重大历史事实及原则是非的观点得以出笼，因为人们总是对一些貌似新奇的说法感兴趣。

　　作者:环球时报

　　一位中國精细化管理专家，准备利用一年的时间考察精细化管理开展最好的日本、德国、新加坡三国。在第一站日本，我们的专家认识到：过去我们只知道日本企业家长于精细化管理，而这种精细化的思想，其实早已根植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今年夏天，笔者作为中國精细化管理考察团的一员，对日本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的招商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一周的所见所闻，我们对日本企业、机构的精细化管理有了深切的体会，更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这种精细化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之中。一位中國教授说：“即使中國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

　　虽然时隔半年，但我觉得有必要将一些见闻记录下来。而当我准备将此文公开发表的时候，我却不由得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了此文，就认定汪中求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干脆就说我已经是今日的汉奸？

　　压力驱使着日本人拼命工作

　　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自觉遵守与相互督促

　　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４０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大热天裹着这么正规的装束，因此业务员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尽管热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会把外套脱下来。事实上可能没有谁管，但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６０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去酒店用餐，进餐厅时把鞋子乱糟糟地脱在一起，出来时发现服务员都给我们摆好了，一律头朝外，一伸脚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单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会有好多“好管闲事”的人上来指责：“哎呀，纯子小姐，怎么这么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误，让我为你没面子啊！”我跟日本朋友总结说：“日本人是宁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须要获得或保留干预和指责他人的权利。”朋友回答说：“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氛围，逼着你提高。”

　　忙工作忙得没时间做梦

　　如果工作的事情没有做完，日本人是不可能下班的，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很多根本没法一下做完工作的人就只好推迟下班。一天晚上８点来钟，我们路过世界５００强之一的住友公司门口，大批员工那个时候才下班。我们很迷惑，是集体加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晚上１１点半，我们在地铁站看到人流如潮。不少人一天打两份工，一上车就睡着了，太累了。

　　在日本，男士平均结婚年龄是３５岁，当父亲的平均年龄是３６岁。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别是职业女性。因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女人不出来工作，主要原因是小孩没有办法给别人带。请一个人带孩子，比自己打一份工还贵，自己带孩子五六年，没办法再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只好继续做家庭妇女。

　　我觉得是政治家在逼日本人拼命，政府的政策迫使你不得不努力。日本人的所得税非常高，４５% ；遗产税更高，７０%.不能让你把钱存在那里，为自己养老做准备。到６５岁，才有可能靠政府的津贴来养活自己，这个时候才可以不拼。

　　国家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必须拼命地干。有位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听完，我莫名其妙地伤感。

　　人际互信与秩序共守

　　尽管压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

　　路不拾遗

　　东京的房子一般不装防盗门，很多门是非常薄的木板门和玻璃门。偶尔一楼有防盗网，二楼以上我从未看到防盗网。我们很惊讶，他们怎么不担心入室盗窃的问题？此外，多数自行车是不上锁的，连摩托车晚上也是丢在外面，根本不担心什么。

　　在火车上、在旅店、在会议室，甚至在餐厅，再值钱的包，放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动。京都火车站人流如织，旁边的餐厅人来人往，餐桌上七八个包丢得零零散散，并不见一个人。所以西方人老听中國人说，“你先去，我在这儿看着。”人家始终不懂这话什么意思，你“看”它干什么？

　　我们住过的几个酒店没有“查房”之说，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里，把费用结清就可以。而在中國住酒店，离开时“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还有物品损害赔偿价格表，表现出一种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们的一位老师，在日本坐地铁，西装放在衣架上忘了取。而捡到的人帮他寄到下一站，等他来取，而且烫好、折好。

　　在商业闹市区，经常看见女士将翻盖手机架在牛仔裤后兜上逛街，就这么着，谁也不在乎。还见过一个女士，背一个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个口袋就是钱包，我在１米外都可以看得见，她就这么逛，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们总觉得贫富差距过大才会有抢劫盗窃，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日本也有穷的，至少从各地去的人也有穷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这次还找了一个街头艺术家给我画了一幅漫画像，标价１６００日元。他画完以后，自己感觉画得不好，就只收了１０００日元，还一个劲地道歉。

　　堵车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１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在东京，我们见过几百人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没有一个人乱闯的。车辆在通过路口时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都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不需要减速，也不可能出现意外。但是，在红灯转为绿灯的时候车辆反而慢下来，车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只要有一个人还在穿越，车辆就会让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以人为本”。

　　日本的路并不一定都很宽阔，很少看见超过单向四车道，甚至还有主要公路是双向单车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车，但还不至于堵得不能行走，只是慢，绝对没有人插队，更没有人急着猛打喇叭。

　　我们的团队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面的路口迎接，指挥车辆怎么开进去，停在什么地方。我们住过的几家酒店，都有一个牌子竖在大堂，写明“某某团队”什么时候出团，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好，这样可以避免若干团队一起出发造成拥挤。如果时间安排出现冲突，酒店会建议某些团队推迟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出发。

　　深刻的危机意识

　　日本的版图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却比四川还要大。地狭人多，又没什么资源，而且台风、海啸、地震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机意识。

　　吃一次涮肉也会觉得无比幸福

　　日本的学校每月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搁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

　　我们去考察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做汽车之前，整个日本是没有汽车工业的，那时的汽车他们叫“自动车”。造“自动车”最早也是由丰田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来的。他去考察英国的汽车，回来就发奋自己做，把原本很挣钱的纺织放弃了。由于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这个人只活了５０来岁。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愿做出自我牺牲。

　　日本虽然是汽车大国，但企业中层及以下员工几乎都不可能开车上班，因为停车费奇贵。东京的许多停车场，１００日元只能停车１５分钟。多数日本人都买得起车，但是没多少人负担得起停车费！

　　在我们看来，日本这么发达一个社会，一般人吃饭应该不成问题。但日本人正餐也吃得很少：菜只能遮住一个小碟子的底部，米饭也只有一小碗。我总怀疑日本人很少吃饱饭。至少我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如果哪天能开怀吃一次涮肉，会觉得幸福无比。真不懂日本人这样是为了健康保持七分饱呢，还是为了贯串一种压力意识？

　　租房要给房东感恩费

　　日本人住房压力非常大。我大胆猜测这也是日本政府刻意为之。

　　日本房价高是全球出了名的，东京的住房均价是每平方米６０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４万元），一个人辛苦一辈子可能也只能混一个小房间。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住房，买得起的白领也不过买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仅租金特别高，而且首付得５个月租金。除了当月租金、押金（相当于两个月租金）、中介费，还有一笔感恩费要付给房东。很难理解，日本市场化程度那么高，房客反而要向房东支付感恩费？我觉得他们的政府是故意这么干的，使得整个民族从上到下都特别紧张。

　　出租车司机给学生上社会课

　　日本学生上课并不完全在学校内，他们经常把学生拖出去学习。到风景点去参观，去看祖先怎么拼的；到企业去参观，看企业是怎么发展的。让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时代，能否适应社会需要。严格来讲，这是他们的公民意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们对德育很重视，投入也非常大。我们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学生。学生不是老师带队，而是由出租车司机领着。一个出租车司机带四个学生，他会把社会上很多事情讲给学生听，一两个小时不停地跟学生讲，这是司机必须做的。学生做笔记，回学校还要写感想。

　　日本整个民族忧患意识非常重，小学课本就告诉学生：这个国家生存是很艰难的；这个国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国家是可能随时被别人打垮的。尽管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来侵略者能够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战美国的占领不算侵略），但是日本政治家始终认为外族强盛了，就一定会打进来，别人发达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就相对萎缩了。

　　中日国民素质３０年的差距

　　日本社会流传一句话：“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每个人都是这么一个信念，整个社会公民素质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还要将商标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带在身上，回家放进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们的女士，我们有人告诉她：“小姐，你身上有两根头发。”“很抱歉。”她一边说一边把头发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厅吃饭，人人用完餐都会自己收拾桌面，桌上洒的几滴汤会用纸巾擦去，杯盘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烟的人当然还有，但绝不会有人乱弹烟灰、乱扔烟头，在街边吸烟都会带上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我就特意从日本买回来两个便携式烟灰缸）。

　　在公共场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带着垃圾袋，狗一拉屎，马上小心翼翼地扫起来装到垃圾袋带走，再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随地吐痰阶段”，既然随地吐痰就会随地甩垃圾；

　　第二个阶段是“集中堆放阶段”，北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垃圾开始集中堆放，不乱丢；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个人认为中國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城市还没有真正到达这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管理阶段”，就不止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

　　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日本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进垃圾桶之前，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隐患。

　　顺便提及，日本东京有若干大型垃圾处理厂，当然有很高的烟囱，只是烟囱并不冒烟，而且垃圾厂附近必有一个体育场。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以供体育场的游泳池保持水温，还可以让大家健身的时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

　　日本人出门都喜欢带一把伞，而且是长柄的伞（很多出门的人，旅行箱旁边也插一把长柄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一个机器，里面是塑料袋，把伞往里面一插，套一个袋子再拉出来，提着雨伞进屋内就不会有水滴出来。我们在日本那么多天，只有一天是晴天，但从未感到哪儿湿漉漉的。连公交车上也都有一个放置雨伞的桶。到一些名胜参观，进室内，得把雨伞和鞋子放在门外，等回来再取；如果不从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将鞋装着，提在手上，出口处必定会有一个箱子，用来收集装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礼，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在表面，是从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一种认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层也总是低着头走路，微闭着眼睛，自我收缩，甘为渺小。这事实上是一种境界：把别人看得比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们去参观了两所大学，和中國的大学很不一样，没有围墙，也没有气派的门楼，不起眼的大门上只有很小的一块牌子，非常普通。就连丰田那么大的公司，总部大楼也并不奢华，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块，很低调，不那么嚣张。

　　一位在中國、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國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國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３０年。”

　　虽然我们不喜欢听，但是我能理解，确实国民素质是不一样。

　　作者简介：汪中求，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精细化管理研究专家，著有《细节决定成败》

　　来源：中國商业评论

　　作者:汪中求

　　近年来，每当中日关系出现波折时，我们都会义正词严地高调要求日本当局深刻反省历史。言下之意，日本没有反省历史。甚至在中國人眼中，“死不悔改”成了日本人国民性的浓缩概括。一些新闻报道支持了国人的判断，比如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淡化战争的教科书版本通过教科书委员会审定，等等。但是，隔着海峡或者在互联网上跳着脚、喷吐沫星子毕竟无助于解决问题，即使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我们也应该努力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们的逻辑究竟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思考，以及和日本人接触交流，笔者发现，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反省在双方的理解中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争得面红耳赤实际上是鸡同鸭讲。

　　认输认错难认罪的日本人

　　在笔者看来，反省可以有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是认输，第二是认错，第三是认罪。从这个角度来关照日本，我们会发现，日本人确实是认输了。在武士道伦理中，坦然接受失败是最基本的原则。当然，对于过去那场战争，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更多是输给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而不是中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从准备“玉碎”到一夜之间放下武器。天皇求见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恭敬地说：“将军，对于我国国民在战争中做出的所有政治、军事决定和一切行为，我负完全责任。今天特来叩拜，就是为了将自己交给由阁下代表的联合国审判。”甚至表态：“绞死我也没关系（ｙｏｕｍａｙｈａｎｇｍｅ）。”

　　作为一个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的民族，日本在认错方面更加彻底。即使是我们眼中的少数“极右翼分子”，也认为当年错误的国策给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然究竟错在哪里，理解就有很多不同。不乏有人会认为，错在占领中國东北之后，应该巩固成功，而不该急于扩大战线，逼中國全面抗战，陷入被动。

　　而我们的争议实际上集中在日本人有没有认罪，特别是向中國人认罪。以笔者的观察，很多日本人在认罪方面确实不能算彻底。比如“同罪论”思维逻辑，认为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评价历史。那时候日本并不是亚洲最大的侵略者—英国侵占了印度，法国侵占了印度支那，荷兰侵占了印尼，美国侵占了菲律宾，苏联也对中國领土野心勃勃。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单单批评日本？

　　在笔者接触的日本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比较多的。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但有一种大而化之的态度。觉得过去的事情何必再苦苦纠缠呢，用中國的话来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认罪难度系数

　　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人生来就是带有原罪的，所以要向上帝早请示、晚汇报。上帝是天父，在父亲面前承认错误是用不着不好意思的。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说，认罪是一件相对轻松甚至畅快的事情。

　　但日本的文化资源中恰恰没有这样的灵魂通道，而且神道教把死视为解脱，可以避免认罪的耻辱感。历史上的日本武士对不起自己的领主，往往只有切腹自杀一个途径。前一段时间在上海，一个日本外交官因为绯闻暴露，觉得对不起国家，自杀了。我跟日本朋友开玩笑说，你们日本人活得太累了，多大点事呀，在中國写个检讨就得了，大不了受个处分，犯得着自杀吗？所以说，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最重，极为耻辱，因此不会轻易认罪。而从另一方面讲，有一部分日本人，虽然嘴上不像中國人希望的那样认罪，但心理包袱并不轻。

　　中國人理解的认罪和德国人、日本人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國文化很特殊，既没有德国的基督教忏悔文化，也没有日本文化中强烈的耻辱感。与二者迥然相异的是，中國文化中有成王败寇的传统，胜利者一切都是正确的，失败者就要自称“罪臣”。所以，中國人认罪的时候往往不是出于道义原因，而是“求饶”的代名词。比如一个贪官被抓起来，一旦到了证据确凿、无可抵赖的时候就会说，“我有罪，我对不起黨的培养。”这并不代表他突然良心发现，他的潜台词是，放我一条生路吧。

　　在中國人眼中，认罪和低头认输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低头认罪”。中國人在心底往往把认罪看得很轻，不就是认个罪嘛，可以作为权宜之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这种文化里，甲向乙认罪，往往不是在道义上表达愧疚，而是表示臣服；承认“你是老大”，是失败者和下级的义务。网上一些中國愤青也表现出这种思维模式：“小日本不认罪，就狠狠教训他们。”在他们的意识里，只要拳头大，把别人打倒了，对方就认罪了。

　　没有负荆请罪的反省

　　在这种文化差异下，如果要让日本人作出让中國人满意的谢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给中日关系打上绝望的死结，或者为“中日必将一战”的妄言火上浇油。而恰恰是认识这种差异，我们才有可能换位思考，进而相互理解，乃至相互取长补短。

　　在我们把德国视为反省历史的榜样，来教训日本当以史为鉴时，我们其实只是在认罪的层面来强调反省。当日本人困惑，“我们要怎么样表达歉意，中國人才能满意？”中國人所期望的是，日本首相有一天也能像前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下跪。虽然今天的中國人也不会下跪，但在我们的文化中，不会忘记“负荆请罪”的传统，光着膀子绑着荆条去求别人饶恕。这种反省的关键并不是给对方增加福利，而是惩罚自己，甚至自我羞辱，来获得被伤害者的谅解。我们也期望日本人为战争伤害对我们“负荆请罪”。如果日本不能在这一点上“达标”，即使在其他方面表达再多的善意，我们也会“一票否决”。

　　事实上，日本在反省历史方面有一些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日本虽然较少在道义上用自我洗炼式的忏悔来获得灵魂救赎，但在如何避免重走历史道路上，日本式的认真和精致几乎到了极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重人權的观念广为普及，人道主义深入人心。

　　笔者见到今天很多文质彬彬的日本人，常会提出一个尖刻的问题：明治维新后普及教育，很多日本士兵都是高中毕业生，应该是文明人，但在那次战争中，在中國的土地上表现得却像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牲。

　　在众多答案中，日本东北大学的大西仁教授的解释令人最受启发。他表示：那时的日本人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造出飞机大炮，但在骨子里没有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没有形成现代人權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那时的日本人，上级可以随便殴打下级，老师可以殴打学生，丈夫可以殴打老婆，这样的人在敌对国的土地上凌虐俘虏和平民自然也就毫不稀奇了。同时因为缺乏人道主义思想，把人视为工具，当被灌输了一种所谓的“崇高事业”，他们就会像疯了一样抛头颅洒热血，更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第二，实现民主和言论、信仰自由，告别極權制度。

　　日本对于那段灾难历史最大的反思，是法西斯势力对民主制度的摧残—一群野心家，以国家利益、民族复兴的名义，借助国内矛盾，压制不同的声音。整个国家除了以愚民为目的的煽动，再也听不到理智的声音，直到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已经穷途末路时，很多老百姓还蒙在鼓里。军国主义年代，每个人都被要求无条件服从国家的需要，做一个听话勤奋的工人或者士兵。信仰自由也被取消，国家操纵人的思想，建立了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国家神道。这样的体制不能容忍任何特立独行者。一位日本同行告诉我，他的哥哥当年是一个大学生，仅仅因为不想参加战争就被投进了监狱。

　　而今天的日本，民主制度已经根深叶茂。笔者前往日本时，恰逢议员选举，投票率高达７０% ～８０%.今天如果哪个日本政治家，号召老百姓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打仗，老百姓光用选票就可以把他轰下台。在言论自由方面，日本可以说走在了世界前列。打开电视，可以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不同的观点碰撞交锋。至于我们认为，德国国内不允许呼喊纳粹口号，比日本允许右翼分子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喊口号要好，这是因为，日本国内大量对于军国主义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论和文艺作品，中國老百姓几乎看不到；而一些极右翼的言行，则被中國媒体不断报道。在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看来，这恰恰是日本对于極權社会的反省比德国更加深刻的地方—固然叫嚣复辟军国主义是遭人唾弃的，但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只要没有付诸暴力行为，即使再不受欢迎的思想也有表达的权利。日本人的信仰也空前丰富，新兴宗教遍地都是。就连被公认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至今还有公开活动。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只要没再抓住破坏公共利益和安全的行为，信仰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受到日本宪政框架的保护。

　　第三，建立文官政治体系，避免军人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干预。

　　军国主义年代的日本，军人集团操纵垄断了国家政治。根据１８８９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军队虽然名义上直辖于天皇，但实际上没有制约，成为实质上的国家权力中心，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

　　而今天，日本自卫队和国家政治之间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军人不得参与政治，更不能当议员。当年日本军人是随时准备为天皇牺牲的勇士，今天日本人则更多是把当兵看作一项收入不错的职业而已。日本自卫队的几位直接领导是首相和议员，没有一个是军人。

　　第四，信息公开，使人民有条件接触历史真相。

　　在一个言论观点多元的社会里，无法涂改的历史事实是最后的公正底线。哪怕这些史实会让政府乃至国家很没有面子，也不能向国民隐瞒。日本就出台了一个信息公开法，把历史资料档案全部解密，还把这些资料数字化后放到网上，无偿供所有人查询。

　　对于那一版有强烈争议的教科书，日本政府将其翻译成中文公布在网站上。笔者看后，首先是一种愤怒，想和这些编纂者辩论一下。第二种感觉则是惭愧，中國孩子从小学习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一些我们不愿意面对的过去，比如纹革，不也是三言两语？比较而言，日本的“右翼历史教科书”比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还要客观一些。

　　第五，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政黨政治，确保宪政体制。

　　战争年代的日本，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高度極權。今天的日本，地方法院可以判决首相违宪；各州道府县政府须对自己的选民负责，都有活跃的地方议会和很大的立法自主权；包括共產黨在内的在野黨，都在不断为获得执政地位而努力，对执政黨构成有力的制约。虽然这套政治体制是当年日本作为失败者，在美国人的监督下颇有些屈辱地建立起来的，但今天的日本人却发自内心地拥护它。

　　反省虽未终结，军国主义已经走远

　　尽管日本的历史反省并非尽善尽美，但说日本将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却是缺乏根据的。

　　有朋友在网上贴出图片，日本很多孩子都爱戴“神风”、“武运久长”字样的头带，以此说明日本人从小培养孩子当军国主义分子。笔者在日本发现，日本家长让孩子戴这类头带，目的不是为了将来去打仗，而是对考上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的破釜沉舟的心理暗示。时过境迁，很多事情的含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遗憾的是，在大多数中國人的认知结构中，并没有认识到，不能把年轻人中有一批爱看舰船知识、搜集军刀的军事爱好者就叫做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建立在排斥异见的强力宣传机器和国家暴力基础上的極權体制，涵盖一整套手段从行为和精神上操纵、驱使全体国民，把他们驱赶向疯狂的目标。

　　而当今的日本社会则已形成一个坚定的共识：要告别那段罪恶的岁月，必须永远地告别極權社会，决不能以国家意志扭曲、强迫公民放弃自己的信仰，绝不能压制公民言论表达的权利，并且用獨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这种权利，让每一个人可以公开地议论政治，批评政府，辩论公共政策，让政府的运作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

　　这种反省并不见得完全出于道德觉醒，或者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歉疚，更主要的是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自己带来苦难的教训。与中國人相比，大多数日本人对战争有更加强烈的厌恶，避战争而不及，不仅自己不愿意打仗，连国家牵涉进战争也不愿意，哪怕是日本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都会有民众跳出来示威抗议。即使是我们眼中的日本极右翼也不愿意打仗，他们的记忆比中國人更加清晰，那就是，用武力和战争来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好处。这个道理是他们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中國的愤青可以不相信日本人的品德，但没有理由把一个经济和科技如此发达国家的国民都当成是弱智。

　　来源：凤凰周刊２００６年第１８期（总第２２３期）

　　作者:郭宇宽

　　在街头拍摄到的自卫队招兵广告——需要“爱好和平的人”，配上日本在亚洲各国心目中的形象，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老实说，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对于日本自卫队这支军队，亲眼目睹之前，我曾有过种种想象。根据日军在二战中的历史，自卫队的装备，以及日本近年来一次次通过“有事法案”，“海外派兵”，“自主防卫”，“修改和平宪法”等大小动作凸显其对于武装力量的重视，在我脑海里日本自卫队应该是一支精悍凶猛的劲旅。然而，到日本以后的种种观感，却让我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如果说日本的自卫队象老八路，大概有不少朋友要以为写这篇文章的作者脑袋出了毛病。不幸的是初与这支国人眼中有些神秘的军队接触的时候，萨确实生出了这个颇为异类的观点。

　　说自卫队象老八路，不是说他们也学会了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和地雷战，而是说日本的自卫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堪称模范，非常重视军民关系，虽然还到不了有空就给老乡家挑水的程度吧。

　　第一次和自卫队的大兵接触，是在日本的川西市，那是萨刚到日本不久的一个深夜，因为迷了路，下车问路的时候错走进了一片稻田。等回到车里，却发现车没法启动了。

　　只好再次下来找人帮忙，稀里糊涂就看到前面有个铁丝网围的院子，依稀可见灯火，从大门撞进去转两圈没见到人，正要掉头出去的时候，忽然看见两个小伙子睡眼惺忪的走过来，没多想就上去求助了。看到萨穿着Ｔ恤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两位先是一愣，听着萨半生不熟的日语终于弄明白了我的意思，于是很热情的表示愿意帮忙，同时很殷勤地请萨到楼里喝茶。走到大楼门口，萨才猛然觉得有点儿感觉怪异——这两个小伙子怎么穿着军装阿？这才抬头看楼门旁边的大牌子——“陆上自卫队西部训练总监部”。我居然糊里糊涂闯进了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兵营！

　　兵营！我怎么知道，它门口又没有岗，咱要是李向阳……

　　不过后面的事情并没有向暴力方面发展，值班的是个一杠两花的“陆尉”，十分客气，还拿出奶油点心和红茶来招待。萨的日语说不明白，最后几个自卫队员开了辆拖车跟了出来，意思是不行的话就拉回来修。实际情况原没到那么复杂，检查之后，发现不过是萨下车的时候忘记了关车灯，蓄电池用光而已，一个自卫队的小兵用导线把两辆车连起来，帮助萨把车发动起来，就万事大吉。随后，还用拖车给萨开道，一直到我表示前面的路认识了才作罢。

　　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热心的士兵，形同虚设的营门，美味的奶油点心，还有收拾汽车的娴熟动作，构成了一个和想象满不一样的日本自卫队形象。

　　不久，搬了家，巧得很，楼下就是日本自卫队的一个驻屯兵营，驻扎的部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中部地区的骨干部队第三师团。于是，就有了更加接近地观察自卫队的机会。这样一来，发现自卫队象老八路的地方更多了。

　　营地里面到了晚上绝对一片静悄悄，保证不因为发动车辆等原因造成噪音。

　　外出的官兵见人不笑不说话，坐地铁的时候主动站着，把座位让给市民。

　　军车和老百姓的车争路，肯定是军车先让。

　　营地经常举办对老百姓的开放活动，除了种种表演外还有官兵帮老百姓修理婴儿车。

　　……

　　然而，和日本的老百姓说起自卫队的这种“军民鱼水情”，却发现领情的不多。日本老百姓的看法是，这些自卫队扰民有余，却看不到他们给国民做了什么，不客气一点儿还反了他们了？这个观点倒也不是完全冤枉。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自卫队的营地都在民房的包围之中，以我楼下的第三师团为例，其战车停放地和最近的民宅不过隔了一条马路，十来米的距离，开动起来要不扰民基本是不可能的。自卫队的占地，演习，训练等造成的扰民事件此起彼伏，在喜欢安静的普通日本人中民怨不轻。而自卫队，特别是陆上自卫队（占自卫队总额的四分之三）到底是干什么的，只怕连自己也说不清。按照日本的宪法，自卫队是保卫日本国家，抵抗侵略的武装力量，问题是日本这个国家十三不靠，和谁都不接壤，不算冲绳它的本土已经几百年没有人登上去打仗了，养十几万军队虽然理论上很有必要实际上没人想到它会真打仗——就真在日本开打还有驻日美军呢。这样一来不但自卫队员自己缺少方向感，日本普通民众对这支光烧钱不打仗的军队要求也自然也苛刻些。自卫队随时表现自己的“亲民”，就是要表明自己拿了纳税人的银子也是有益于国，至少是不讨人厌的。

　　看来自卫队象老八路的原因倒不能归结于也想做人民子弟兵，而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有些灰溜溜，夹着尾巴做人吧。

　　和自卫队邻居做久了，慢慢就发现这支军队还有更多和预期不同的地方。

　　在一个中國军事爱好者眼中，日本自卫队的实力不容低估，它的装备精良，堪称美军之外最能烧钱的部队，空中自卫队的Ｆ- １５Ｊ和在美军Ｆ- １６基础上开发的Ｆ２战斗机性能优越，具有极佳的制空能力，海上自卫队的金刚级宙斯盾舰造价高昂，是制海利器，新造的大隅号运输舰怎么看怎么象袖珍航空母舰……在很多朋友心目中，这支部队应该属于富士山的恶狼。

　　然而，和预期的不同，近距离上看到的日本自卫队很难让人把它和“恶狼”一类的猛兽联系起来。从军事角度，自卫队可是一点儿都不象老八路。

　　自卫队女兵，目前，连传统的航海士等“绝对男性职务”也出现了不少女性面孔

　　我和一个军事网站的几位骨干朋友关系不错，一次聚会，几位在东瀛生活过的朋友一起说日本的自卫队，聊完之后，席上一位退伍坦克兵少校表现十分郁闷。问其原因，答曰：这不就是一群民兵么？枉费我十几年的心思琢磨它的战斗力哦。

　　此话怎讲？

　　比如我门前的那支自卫队，这支日军主要装备的战斗车辆是７４式主战坦克和８７式装甲侦察车，虽然７４式主战坦克已经有些落后，但日本山地多的地形中，主战坦克施展不开不受重视也属自然。然而这些车辆成年如一日地“钉”在那里不动窝，就让人觉得有些过分了。开放日去看了一下一辆日本军车中的里程表，居然只跑了两千多公里，而这车至少也用了四五年了，训练强度可见一斑。

　　在营门前是有个岗楼的，但那个哨兵时有时无。后来终于被我总结出了规律，原来岗楼潲雨，只要天气不好，那哨兵就会躲到一边的小屋里去，抽烟打电话发呆……

　　有一次天晴也看不到他，仔细一瞧，转到岗楼后面去了，再看——这位居然是在岗楼后面小便！熟悉日本的朋友可能知道，日本男人有一种当街小便不当回事的习惯，不过这位也太过分了吧，自己站岗的岗楼，等到返潮的时候那会是什么味道？

　　自卫队的训练真是难得一见，好不容易看到自卫队员们在草坪上集合了，却见一旁抬来了大箱的可乐，做几个动作，兵们便开始休息，可乐箱子旁边还有装冰的保温箱，如此往复七八次训练就算结束，只剩几个精力过剩的士兵如陕北农民一样用白毛巾包了脑袋，绕着操场跑圈锻炼身体。看看表，不到两个小时。

　　有时训练枪上居然带了刺刀，阳光下闪闪发光，咦，不对，只听音乐响起，兵们举着带刺刀的枪随着音乐的节奏舞动起来——拼刺居然是这样练法！看着自卫队员们慢动作般在头顶上挥舞刺刀，再联想二战中日军的“自杀冲锋”，不禁让人有一种滑稽的感觉。

　　不过，日本的职业介绍所里，退役的自卫队员们普遍是机械和电子方面的好手，这倒是无可否认的。

　　带着对自卫队战斗力的疑问，我走访了一位相识的羽田先生。羽田先生是海上自卫队的一名退役军官，因为他的孩子向我学习中文而相识。

　　谈自卫队的战斗力之前，羽田先生先说了一个观点——请不要把自卫队和日本右翼划等号。自卫队的官兵成员，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政治观点比较温和，而右翼成员，多是“马鹿粗人”，政治上观点激进。他们进入自卫队，并不是因为喜欢打仗或者拥护军国主义，而是把自卫队作为一份工作来干。

　　不论羽田先生所说是否正确，他所说的自卫队员把当兵“作为一件工作来干”，倒是反映了实情。日本实行的是志愿兵役制，自卫队营地最显眼的便是招收“自卫官”的广告（日本自卫队的成员一律称“自卫官”，表示对其社会地位的承认），上面优厚的薪水，舒适的环境都描述得比公司的招聘广告还精彩。不过，据说日本自卫队招人的黄金时代是泡沫经济大崩溃的时候，那时一个职务能有二十人竞争。原因无他，饭碗也。当时这种情景曾经在亚洲各国引发疑虑，对“日本重新武装”感到紧张。不过，这个疑虑放到今天倒是不用太在意了。随着中國经济的发展，日本搭车经济开始复苏，这几年日本的自卫队总是很难招到人。尽管自卫队的待遇不错，“傻子才当兵”的言论在日本的各大网站却不时可以看到，理由是自卫队里面呆上几年出来，重新找工作从零开始，而原来的同学早就在各公司成为骨干了。自卫队不能养人一辈子。日本正进入老龄社会，适龄兵源呈现枯竭，同时几次自卫队参加到海外驻军，在伊拉克的自卫队挨了迫击炮，又让人觉得这份工作颇多风险。

　　这样一来，就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日本自卫队员中女兵的比例上升，以弥补男性兵源不足问题。第二，自卫队被迫提高待遇，降低门槛，以便更好的吸引报名者。

　　其结果就是自卫队的精神风貌上，总是脱不了老百姓的气质，而缺少职业军队那种阳刚和杀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自卫队里是异类。这自卫队象大学，象工程公司，象公务员，就是怎么看怎么不象是用来打仗的，难怪被人看作民兵了。

　　对于自卫队的战斗力，羽田先生认为颇为堪忧，特别是陆上自卫队，所谓“四十年不识兵戈矣”（实际是六十年），这对任何部队都是致命的打击。美军近年战绩不错，武器精良是一个方面，其军事将领和部队都经历过真正的战场，有战斗经验和战斗意志，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与之相对，整个自卫队从上到下，没有一个真正打过仗的军人，军魂何在？自卫队的训练更是一个大问题，日本地域太过狭小，训练，机动的空间小，想搞一次演习困难极大，自卫队的军事训练水平因此很受影响。日本其实可做训练演习场地的山地，林地也不少，不过大部分属于私人领地，比如富士山，我们曾去那里游览，下山时一路上荒山野岭，竟没法找地方停车，原因是两边都是私人领地。一辆车如此，要是一支部队的车队，那肯定就更加艰难了。这样的部队，真上了战场会是怎样结局，实在不可乐观。

　　所以，尽管日本政界不断作出“鹰”派姿态，在对自卫队的使用上日本国内却始终疑虑重重。小泉上台后最受诟病的政策就是自卫队出兵伊拉克，这个政策能够得到通过，只不过是因为它属于“抱紧美国”的大政之一部而已。自卫队出发去伊拉克，都是偷偷摸摸地走，不敢让老百姓知道出发的时间和航班，否则难免在机场或者港口被抗议人群冲击的命运。

　　以近距离来看，日本的自卫队作为一支军事力量，似乎还没有做好承担更重任务的准备。

　　也许是军种优越感，羽田先生认为海自和空自的情况要比陆自好得多，我想他是有道理的，这两支部队毕竟人数较少，更可选练精兵，而和假想敌的对峙和对抗，更可以丰富他们的经验。

　　然而，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忽见新闻——日本海上自卫队某快艇炮击了一处海滨民居，用反导弹的多管联装炮给人家房顶开了天窗。调查原因，竟然是炮手一时手痒痒，没看炮膛里有没有炮弹就瞄着玩……

　　看来，也不乐观啊。

　　作者:萨苏

　　不同观点激烈冲撞普通百姓不太关心

　　９月９日下午４时，同样在东京，秋叶原城轨车站与有乐町城轨车站离得并不远，两个车站前各有一块不小的空地，同样大小的街头宣传车停在广场的中央。秋叶原有近万名听众在听３位自民黨总裁候选人演讲；而有乐町则空无一人，尽管右翼分子在那里呼喊的声音很大。

　　游就馆，让中國人愤怒

　　“靖国”的意思是“和平之国”，假设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你会以为这里是一个祈祷和平之地。神殿大门的屋顶上总是飞着一群象征和平的白鸽。神殿两侧整齐地挂着一串串祈福牌，上面写着游人为自己或亲友祈祷的祝文，甚至还有韩文和英文的。虽然很多人知道这里供奉着战犯的事实，但这还不是靖国神社最可怕的地方。

　　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是一座战争历史博物馆。打开“游就馆”英文网站的首页，你会看到这样一行字：“还原日本现代历史的真相。”而当记者走进这座博物馆时，“历史的真相”让人大吃一惊。馆内的放映厅不间断地播放着一部关于二战的纪录片。片子极力突出日本在二战中的壮烈与伟大。一出现“满洲国建国”、“日军进入中國东北”时，屏幕上就出现中國小孩欢歌笑语的场景，并打出“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字样，音乐声也极为柔和舒缓，仿佛建立的是天国。纪录片极力渲染日本在二战中遭美国石油禁运时如何走投无路，要杀出一条活路。最后，纪录片在雄壮的音乐声中结束，屏幕上出现了一面飘扬的日本国旗，山本五十六等战犯的照片在一片光芒中依次出现。冗长的片子，让几个学生观众昏睡了过去，到影片结束时还没醒来。

　　日本人还知道哪段历史

　　影片中展现的那段历史足以让任何一个中國人感到愤怒。当《环球时报》记者向日本老百姓问及这里所描述的历史时，有些回答是令我们欣慰的。一家网站的主编蜷川真夫年过六旬，他是东京人，却没有去过靖国神社。为什么呢？蜷川真夫说：“我只是碰巧没去过，可能是没有想过专门去那个地方吧。日本有千千万万个神社，靖国神社只是其中的一个，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去那里的日本人应该很少。靖国神社所说的历史完全是政治，那是右翼分子干的事情。”

　　经济研究员铃木贵元听到记者有关历史的问题时，表情有些不自然。我们问：“跟一个中國人谈日本的历史，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压力？”铃木停了停回答说：“对于我来说，没有。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让很多日本人失去了对亚洲国家的负罪感，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必须感到内疚。”那么普通的日本人呢？根据日本去年的统计，全国５８３个学区中，使用右翼篡改的教科书的不到０.５% ，绝大多数日本人尚没有接受美化战争的教育。铃木说：“他们知道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日本的教科书里有相关的章节，日本的电视也播放过关于战争的节目。但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待历史非常淡漠，学习历史只是为了通过考试，他们没有什么兴趣。”

　　右翼的嚣张和普通人的沉默

　　小泉等日本政治家的参拜让靖国神社成为日本的一个政治地标。在东京市中心还有另一个纪念历史的场所——千鸟渊战殁者墓地，这里埋葬着死于二战的日本士兵的骨灰。日本皇室成员和高级官员每年都会来此献花，小泉本人也来过。这是一座国家级的公墓，离靖国神社只有５００米，但记者却找了很久，问了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与靖国神社相比，这里完全没有宗教氛围。一位教师带了几名中学生来到战殁者墓前，对学生说：“这里是日本真正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地方，靖国神社不是。”

　　靖国神社有宽阔的场地、众多的参观者、参拜者，右翼分子把靖国神社当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千鸟渊战殁者墓地要小很多，来这里访问、凭吊的人也非常少。但日本毕竟有这样一块地方。我们也相信，右翼的思想并不能太大地影响日本主流思潮，放弃现有的平静而富有的生活，再去为无聊的口号抛头颅，日本的大多数人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但他们在右翼大声喧嚣时，并没出来批驳，而是选择了沉默。

　　书架上无言的辩论

　　为了进一步弄清日本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记者来到位于东京银座的一家书店。在畅销书中，关于历史的书不多，有两本与中國有关，一本是《始皇帝，英雄还是暴君》，另一本是《溥仪，清朝最后的皇帝》。后一本书在讲到日本炮制伪满洲国时写道：“关东军无视本国不扩大的方针，在满洲事变发生半年后制造了满洲国……”，对日军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还有一本书叫《昨天的战地——美军中会说日语的将领讲述战争》，里面记录了日本军人生吃中國人内脏的罪行。还有一本《战后日记》，书评称“它对国家和国民进行了发自内心的批评”。

　　这家书店的历史书中，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并不多，占了大概一小格。总的看来，内容客观的占多数，如《日本军毒气战的村庄》和《日本军使用的毒气兵器》讲述日军在中國进行毒气战的情况，日本老兵写的《我们在中國做了什么》，里面的章节有“我们是从中國回来的”、“我们被时代嘲弄了”、“宪兵、军医和７３１部队”等。书架上也有讲述其他国家的，如《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侵略史》，详细介绍了日本如何一步步吞并奴役朝鲜。但也有两本书是右翼炮制出来的。一本是《军队护士看大东亚战争》；另一本《南京事件——要验证的证据》称，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全是假的，还一张一张进行了分析，指出种种“造假漏洞”，并称其中有的照片中的惨状是义和团年代早已有之的。

　　言论自由吗

　　在当今世界上，很多人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邪恶的。多数日本人的观点看似更倾向于和平主义，即正义的战争是不存在的。可惜的是，日本的和平主义多半是对原子弹轰炸日本进行反省的结果。这种和平主义观点反映出大多数日本人在历史观上共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源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日本官方承认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但日本允许就战争罪行辩论的态度，让日本右翼看到了为历史翻案的可能。可怕的是，坚持错误历史观点的并不是类似新纳粹的非法组织成员，而是不少日本政客和官员。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月在自己的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如何想象中國并看待自己》的文章，批评小泉参拜并称他是“靖国神社邪教成员”，结果遭到了一些媒体的强烈批评，研究所不得不把这篇文章撤掉并致歉。

　　行动的右翼与沉默的大众，看上去右翼有压倒一切的气势，但那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泛起的一股浊浪，要以战争来取代和平并不容易。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和平富有的生活已经成为日本绝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李宏伟

　　千年以降的中日关系，总体上是由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决定的。中國比日本强大，日本俯首称臣，则中日关系和平友好；中國与日本实力持平，日本则处心积虑寻机祸华取利，中日关系则在战争与和平的边缘徘徊；中國比日本弱小，则日本必发动战争侵略中國。当前中日国家总体实力处于伯仲之间，在此情况下，双方既无真正和平的基础，也无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有的只是对峙状态下不断的摩擦。

　　小泉还没有下台，中國人就开始注意他的继任者会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了。

　　生为中國人，几乎就注定必须要关注日本。一部中國近现代史，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这个东洋岛国做着惊心动魄的生死纠缠。因为日本入侵，中國融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两度被中断；因为“鬼子来了”，亿万中國人的生活与命运，被悲惨地改变。最让中國人难以释怀的是，原本希望所有这一切噩梦，随着一场巨大的胜利而彻底结束，却不料随着岁月的演进，那个曾经折磨中國百多年的幽灵，似乎又借尸还魂地出现在眼前。

　　日本驻中國大使阿惟南茂今年离任时，心情沉重地说：中日两国人民还存有很重的心结。两国政府的冷淡已有时日。当年同样与日本进行过血战的国家，早就翻开了新一页历史；同样有着百年恩仇的欧洲国家，厮杀过后也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为什么中國与日本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继往开来”？

　　自古不足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足谋万事者不能谋一时。思考中日关系，只有从宏观的角度打量，方能从历史中洞察未来的走向。

　　中日之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规律

　　千年以降的中日关系，总体上是由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决定，并由日本任意操弄的。中國比日本强大，日本俯首称臣，则中日关系呈现和平友好。明朝中期以前基本如此；中國与日本实力持平，日本则处心积虑寻机祸华取利，中日关系则在战争与和平的边缘徘徊。明朝后期清朝中期以前的历史如此；中國比日本弱小，则日本必发动战争侵略中國，晚清及民国时期的历史是也。

　　这就是中日关系全部的历史，也是中日之间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规律。

　　为什么中國强大不征服日本，而日本强大一定要对中國发动战争？这是因为中國地大物博，自给自足，故农耕民族的中國，素无扩张意志。秦军威猛，而筑长城，明朝海军曾经天下无敌，但也只是用来进行友好访问。而日本地狭物贫，一直垂涎中國物产，始终有“登陆”的梦想；二是日本乃海洋民族，天生有扩张基因，好战意识，近代日本海、陆军的表现，中、俄、美都有血腥的体会。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和铃木正四合着的《日本近代历史》中说：“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两个美国学者在《下一次美日战争》中说：“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中國重义，日本趋利，此为文化原因。

　　美国人说近代日本采取的是捕食其他动物式的国策。以此延伸，可以将中國与日本简单地想像成一头牛和一匹狼的关系。牛吃草，狼吃肉；牛无意于狼，但狼始终瞩意着牛。牛壮狼幼，相安无事；牛病狼壮，则狼噬牛。这就是近代中日关系主动权始终在日本手里的原因。

　　当今中日关系正处于脆弱的平衡期

　　当前中日国家实力对比的总体态势是：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大幅度领先中國；借助日美同盟的战略捆绑，军事力量也略优于中國；中國则在政治方面、发展速度和潜力方面领先日本；如果再算上传统的国家实力要素——人口、幅员、地理、民族精神，总体衡量，中日应该处在基本实力相当的程度。

　　根据中日关系的历史规律，在此情况下，既无真正和平的基础，也无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有的只是对峙状态下不断的摩擦和勾心斗角。这就是目前中日关系不战不和——即冷战或冷和平状态的基本解释。

　　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哲学上的相对静止。历史上这一时期的出现，成为中日从和平转向战争的过渡阶段。但今天这一类似状态的出现，却不大可能重蹈历史的轨迹。原因在于，历史上这一阶段的出现是日本崛起、中國衰落相对运动中的一个短暂的平衡；今天这一形态的出现，则是中國追赶日本，将在总体上与日本并驾齐驱的“平衡”。历史上这一阶段的后续，是中國必然的迅速落后，从而导致日本对中國发动大举进攻；今天这一阶段的后续状态则意味着中國大有可能后来居上。

　　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貌似状态，不仅给中日双方也给世界的战略家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想像空间：当中日两强并立，将会是什么情形？当中國超越日本，中日关系又将如何？是会再现中日历史上和平共处的景象，还是呈现世界地缘政治中常见的一山不容二虎的景观？

　　日本主流论调是担心强大的中國将向日本复仇，其实是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亚洲老大和世界列强的地位，不愿被改变。因此，无论日本学界、政府和民间，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借助美国的力量，集中日本的力量，全力阻止中國超越日本，同时加速日本军事化的步伐，尽快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大国，拉大与中國的距离。日本加强美日同盟；在能源、外交、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对中國的阻挠、挑衅和杯葛；自卫队以中國为假想敌的露骨军演；破除和平宪法；拚命“入常”等等行为，全部的动机都在这里。一些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甚至鼓噪要对中國发动战争，中断中國第三次现代化的进程。

　　据不久前《朝日新闻》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一贯对中國十分强硬，被日本历史作家保阪正康类比为东条英机的小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二受欢迎的首相；８月２９日《朝日新闻》及《每日新闻》又爆料称，首相接班人安倍晋三背后的智囊，是清一色的超保守派右翼分子。他们已经建议安倍晋三在当上首相后，“以恢复以往首相在春秋两祭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为基本，不用太计较参拜是否在「终战纪念日」（８月１５日）”。报道认为他将超越小泉纯一郎，选择走超级保守化路线。据称，韩国目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应对“超级鹰派”日本首相的诞生。

　　安倍还没有上台，已多次宣称要修改宪法—这是比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得多的实质问题。如果说小泉之前，日本一直在进行的是精神武装，安倍之后，日本将开始进行物质武装。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已经选定了与中國对抗的路线。由此推断，今后中國面对的日本政府，将会一届比一届强硬。不是因为日本首相的个性，而是日本循着历史规律的惯性所表现出的整体国民心态，决定了这一点。

　　但是，选择与中國对抗的国策会达到日本的目的吗？

　　来源：凤凰视点

　　作者:戴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