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加拿大各大电视台突然播出紧急新闻：中國首都北京建国门外使馆区附近发生枪战，伊朗外交官和他九岁的儿子当场死亡。人们在电视萤幕上看到，一辆黄色的面的挡风玻璃已经粉碎；一辆两节相连的公共汽车浑身弹洞；受了伤的伊朗外交官的孩子在车里大哭大叫；武警和警察在持著枪奔跑；人们抬著伤者急冲冲地撤离。与此同时，叭叭砰砰的枪声不断地爆响著。

　　中國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关闭了电视卫星传播，禁止各国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加拿大记者是因为枪战就发生在他们的外交公寓下面，而且是因为他们估计到了中國政府可能采取措施，在中國政府尚未醒过来的瞬间，抢在禁令之前转播了现场实况。这才使人们看到了几个珍贵的镜头。

　　国内的新闻媒介全部奉命对此保持沈默。只是当天的北京晚报被授权刊登了新华社的一条一百余字的新闻。以致于该报价格暴涨，据说最高的被炒到了原价的五十倍。

　　凶犯系驻守在通县的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尉副连长，刚满三十岁，来自河南农村的田明建。该人聪明机智，勤恳好学，曾被保送西安陆军学校深造，军事技术颇有造诣，特别是枪法，是学员中的尖子。在团司令部任参谋时，深受上司赏识，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十分圆滑，许多官兵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关头，常常托他代为疏通，既然一言兴邦，自然也就少不了一字千金。一次，某战士重礼贡进，但求事无成，一气之下将他受贿的隐秘曝光，田明建遂被下放连队任职。副连长这个职务，按部队惯例是负责行政管理的。此前不久，一士兵请假探亲，田未批准。该战士平素与田关系不好，知道他借职权之便作梗刁难，与之争吵不休，田盛怒之下，对他拳脚相加。不打人不骂人是部队的纪律，殴打战士更是绝对禁止的。这就成为了轰动军营的事件。田明建停职反省，但一直思想不通，拒不承认错误，并与营团两级主管言语对抗，上级遂决定予以处分，而且，公开警告说：再不悔过，将令其还乡务农。

　　此时又发生的另一件事促成了田的铤而走险。田在农村的妻子曾与其生下一女，像大多数农村子弟一样，他一直盼望妻子能为其生个儿子，他受处分之前他妻子即已怀孕，由于农村严格的计生政策，他一直对部队隐瞒自己老婆怀第二胎的事，受处分后团里检查田的家信，得知其妻怀孕后即通知地方计生办，派人带其妻去乡里作强制人流，结果由于怀孕已近七个月，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孩子(后证实为男婴)没了，连大人也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田明建见似锦前程化作泡影，老婆儿子也没了，顿感心灰意冷人生绝望，他不甘于默默地沉沦，决心采取极端方式呼唤社会的注意。部队的惯例是：被停职反省而非隔离反省者，在正式处分下达前，只是不工作，不出操课，而无须办理交接。这给田明建向社会寻求报复提供了可能。九月十九日晚，他请枪库保管员吃饭，并从他手中借了钥匙。他从连队的武器库中取出一支部队刚刚装备不久的八一式步枪和满满六匣子弹。出操之前他把枪藏在检阅台旁边的椅子下面。他又和平时相熟的老乡战友打了招呼，说第二天出操他叫卧倒就趴下(事后这几人因发现徵兆却未举报受了处分).

　　九月二十日晨，连队出操之际，他像所有因身体不适、度假、调离等而无需参加训练的军人一样，站在旁边观望，谁也没觉得什么意外。谁知，当团政委来到操场上作例行视察时，田明建突然喊卧倒然后出枪射击，团政委等四人当场死亡，十多人受伤。军营一时大乱，田明建趁机窜上公路，劫持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直奔天安門广场而去。车过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突遇红灯，司机趁机将车撞到路旁的树上后弃车便逃，岂料遇上田明建这样的枪手，只一枪就把他撂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了。田转身朝迎面驶来的黄色面的冲去，出租汽车司机见凶犯朝自己来了，急忙开车门想逃，但，未容他离车，无情的弹雨就盖了过来。紧接著，田明建的枪口转向了路上的行人，车辆和建筑物，一时间血肉飞溅。

　　大批武警持枪赶到，企图用强大的火力将凶犯消灭。田以街心交通护栏为掩体，时而卧倒时而半蹲，准确射击，数十名武警竟一时无法靠前。恰在此时，一辆44路公共汽车驶来，如果司机冷静机智，以最大油门全速直冲，本可有惊无险。但那个司机受过这种训练呢？被横飞的枪弹吓懵了的司机，竟然把车停在了路中间，子弹成串地飞到车里，乘客纷纷倒在血泊之中。不少早晨上班的人是被从自行车上扫下来的，正在这里硝烟弥漫，枪声震耳之际，伊朗大使馆政务秘书尤素福穆汗默德皮什科纳里架车送孩子上学由此路过，一串子弹飞来，尤素福当场身亡，四个孩子中一死两伤。

　　田明建毕竟只是针对社会发泄不满闹事寻死，没有更慎密的思考和谋略，所以，枪战了一阵之后，便且战且退被军警围困在雅宝路的一块空地上，所带的近两百发子弹将近打光，他便用短点射压制警方火力，后来部队狙击手进入使馆区的高楼从背后向他射击他才中枪毙命。

　　事件的发生时间正在国庆四十五周年的前十天，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务院总理李鵬在当年的国庆讲话中，不得不加上了我国一些地方社会治安还有许多问题这样的话。

　　田建明事件反映出解放軍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落后的管理体制。政工干部私拆他人信件，农村计生干部视人命如草芥，长此以往，必有大乱。四名团级干部死有余辜。

　　巷战，起码有三件不可或忘的要领，即：一，正面对敌，背有依托；二，敌总我寡，凭险据守；三，弹勿虚发，留有后备。田选择半自动步枪而非冲锋枪是对的。

　　建国门枪战的全部资料所显示出来的田明建的战术动作，在低姿快速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沉著冷静对敌方面相当有素养。可是，他在几十名武警和警察在街树，楼房，车辆掩蔽下向其逼近之际，竟然依旧背对对方狂奔，在最后，已经身陷包围圈中时，依然向空旷处寻求生路，而不是就近利用建筑物隐蔽自己，作困兽之斗。

　　田在与武警接火之后，仍然胡乱扫射无关之物体，除了表明他意在闹事寻死之外，也表现出他缺乏一个职业军人在巷战中所应有的本能。虽然他是在几乎打完所有子弹之后才被击毙的，这至少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所在的北京卫戍部队的在巷战中的军事素养，作为城市的卫戍部队，水平如此，很难说是完全合格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好莱乌警匪片中，以及各国特种部队纷纷仿效的单手换弹匣的漂亮动作就是在这一天由田建明介绍给世界的。

　　来源：内邱之窗-史海烟云

　　作者:史海烟云

　　——甲申再读之二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进入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延续了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走到了尽头。

　　王朝的更替，在中國并不鲜见。但明朝的灭亡却不是以往王朝更替的简单重复或翻版。明朝的灭亡，显得更窝囊、更可笑、更令人不齿、更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更使不少后来的汉人感到汗颜。

　　1644年农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李自成任命了军师、丞相及六部尚书，俨然成了一位国君。并开出了“三年不纳粮”的空头支票，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和拥护。随后，他带领大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夺关斩将，所向披靡。由于朱明王朝的极度腐朽和不得人心，李自成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西全境。

　　基于这一情况，崇祯分别于正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两次表示想调吴三桂进京剿匪。但他自己又要吃鱼，又要避腥，不肯直说。他要大臣们先提出来，再由他批准。这样，如果这一决策出了问题，他就可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英明、伟大、正确的形象。大臣们因为有前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杀的前车之鉴，不敢承担放弃三百里国土的道义责任，谁也不肯开这个口。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崇祯在文华殿召集群臣，再次提出调吴三桂进京，“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个个装糊涂，仍然不愿明确表态，只说请皇帝定夺。崇祯只能在肚子里生闷气。三月初四日，急不可耐的崇祯，终于在没有任何人建议的情况下，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初六日，亲自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部保卫京师。旗帜鲜明地践行“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统治理念。崇祯对吴三桂等人先升后调，分两步走，其意图非常明显。一是给这些将领升官进爵，让他们对自己心怀感激，尽心效忠；二是这样做显得从容不迫，可以掩盖自己急迫慌乱的心态，打肿脸充胖子。当时既无电话、电报，又无火车、飞机，崇祯的圣旨几天后才到达宁远。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布告民众，召集队伍，收拾辎重，告别宁远，撤向北京。由于当地民众害怕遭受满清的蹂躏，举家随军南迁，以至军民人数达五十万之多。难民们扶老携幼，还要带上些坛坛罐罐，行军速度因此受到影响，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已经是够快的了）。二十日到达丰润时，李自成已于先一天攻克了北京。吴三桂接报，仰天长叹。无奈之下，只好在山海关驻扎。

　　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前，吴三桂是宁远的守将，职务是辽东总兵。１６４３年9月，清辅政济尔哈朗率军攻明，很快就占领了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当他以破竹之势攻打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个据点宁远时，却因吴三桂的抗击而兵败城下。吴三桂据守的宁远，是满清占领区中唯一的孤岛。拿现在的话来说，是满清地盘上的一个“钉子户”。在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高官业已降清并受到重用的情况下，多尔衮以高官厚禄诱吴三桂投降。吴三桂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坚守了做人的底线。

　　吴三桂的部队，是明朝政权仅存的一支足以让李自成和多尔衮生畏的武装力量，有“宁远铁骑”之称。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多尔衮，谁得到了吴三桂的支持，谁就为自己的最终胜利增加了一枚分量极重的筹码。而此时的吴三桂何去何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李自成的谋士李岩，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极力主张招降吴三桂。李自成令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吴三桂，劝其归降。吴三桂的忠孝观念很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得不接受崇祯已死、明朝已亡的现实。最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带领部队前往北京。然而，没想到部队刚到滦州，吴三桂就听到从北京逃出来的难民反映，大顺军在北京大肆拷掠。吴三桂的家产被大顺军抄没，父亲被大顺军拘押，还受到严刑拷打。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听后，顿时义愤填膺。一个刚刚还花言巧语诱其投降，转眼间连自己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的政权，一个以烧杀抢掠为能事的政权，还值得为之效命吗？吴三桂于是退回山海关，命全体将士换上白盔白甲，宣布与李自成决一死战，为君父报仇。李自成见吴三桂不肯投降，亲率十余万大军，试图消灭吴三桂这支部队。吴三桂于是致书多尔衮，请求支援。结果，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与清军对李自成内外夹击，将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逃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举行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登基典礼”，过了一天的皇帝瘾。三十日即仓皇逃离北京。从此一蹶不振，在吴三桂的追击下，节节败退，重蹈了崇祯身败名裂的覆辙。一年后，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时年三十九岁。

　　五月二日，多尔衮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

　　明朝灭亡，有不少人感到惋惜。有的人甚至对崇祯深表同情，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说崇祯艰苦朴素、日夜操劳等等。还有人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结果。认为吴三桂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历史罪人。持这些观点的人，有的是由于对明朝的历史不够了解；有的是轻信所谓的“崇祯遗诏”，不知道“崇祯遗诏”纯系伪作；有的是受到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误导（该文中有“崇祯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一语。该文受到毛澤東的推崇，曾一度列为干部必读的学习文件，流布甚广）；有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不自觉的反映。其实，当时的极大多数中國人（主要是汉人），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乐观其成的。事实上，真正灭亡明朝、逼死崇祯、焚烧皇陵、大规模屠殺朱明宗室的，就是以李自成为首的汉人武装（有传说李自成是黨项民族拓拔氏的后裔，其先祖在唐朝时赐姓李。但证据不足，存疑）。而此前的满清政权，虽然也反明，但明朝政权曾多次与它提出善意的和谈，还几度被视为抗击李自成的盟友。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汉人武装，则从未享受过明廷类似的待遇。

　　满清入主中國，是不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先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一、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守住山海关，不让清军通过，清军能不能进入中原？

　　二、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坚决抗击清军，一如既往地成为清军的死对头，清军能不能打进中原？

　　史书记载：

　　1629年，皇太极经热河大安口和龙井关进入内地，占领遵化，攻克蓟州，围困北京。清军的劲敌、一代名将袁崇焕，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因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被崇祯杀掉。

　　1632年，皇太极经由蒙古进军，直抵张家口，“列营四十里”，炫耀武力，迫使明廷媾和后退兵。

　　1636年，阿济格经居庸关进入河北，一路势如破竹，克城12座，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北还。

　　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横冲直闯，攻下包括济南在内的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卢象升、孙承宗兵败阵亡。清军掳去五十余万百姓和大量财物，满载而归。

　　1642年，阿巴泰率军从墙子岭入关，直扑山东，攻陷兖州、登州、莱州等八十八城，掳去百姓三十六万、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然后由原路回师。

　　以上事实说明，山海关从来没有成为清军入关的障碍。山海关是否牢固，吴三桂是否开关，对清军来说，无关紧要。清军进关的通道实在太多了。以上事实同时还说明，无论吴三桂对清军采取什么态度，都不妨碍清军进入中原。明亡之前，明朝除了吴三桂的部队之外，另外还有几十万部队。吴三桂的部队，加上另外的几十万部队，尚且不能消灭清军，不能抵御清军的进攻，不能阻止清军包围北京、侵扰华北。明亡之后，仅凭吴三桂的一支孤军，能阻挡清军入关？吴三桂早在1631年即被崇祯任命为辽东总兵，驻守东北。如果吴三桂有能力消灭清军，他早就把清军消灭了，用不着等到现在。

　　可见，“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了满清入主中國”，是舍本逐末之说。持此说的人，只看见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满清能不能入主中國，不在于吴三桂有没有守住山海关，在于当时的中國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遏制和抵御满清的入主。甲申年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有三大政治势力：明朝、大顺和满清。明朝早就用自己屡战屡败的事实证明，它（吴三桂是它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不是满清的对手，并且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彻底出局。能够逐鹿中原的，就剩下大顺和满清了。大顺能阻止满清入主中國吗？看看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看看它怎样用人，看看它在山海关之战中的表现，看看它最后的结局，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满清人统治中國，使许多汉人愤愤不平。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更使汉人觉得是奇耻大辱。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从此越积越深。有的人就把心中的怨愤发泄到吴三桂身上，认为是吴三桂帮助了满清，成全了满清。骂吴三桂是汉奸、卖国贼。

　　其实，吴三桂联清抗李，完全是李自成逼出来的，是吴三桂自保和复仇的唯一选择。是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自尊心、有忠孝观、有正义感的血性男儿，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作出的必然选择。吴三桂所作的选择，不但得到了全体将士（基本上都是汉人）的支持和拥护，并且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表扬和嘉奖。多尔衮占领北京以后，被后世誉为民族英雄的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给多尔衮写的一封信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如果说吴三桂联清抗李是汉奸、卖国贼，那么，史可法岂不是更大的汉奸、卖国贼？何况，那个时候，只有天下之说，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谁当上了皇帝，谁就得到了天下。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通则。明亡之前的中國，是朱元璋家族的。“国”只有朱家人有权去卖，就像清朝只有慈禧太后才有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一样。甲申年的吴三桂，还没有卖“国”的资格。满清人也不承认谁是卖国贼，谁把国卖给了它。满清人牛气十足地说，天下是它自己凭本事打下来的，谁的情都不领。

　　不错，吴三桂是明朝的重臣，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他应该为明朝效忠，不应该与满清为伍。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明亡之前，明朝曾多次主动与满清谈判，没有把满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吴三桂联清抗李，并不违反明朝的基本国策；第二，吴三桂联清抗李之时，明朝已经灭亡。当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了丧家之犬，效忠的对象没有了。

　　有人把明朝的灭亡定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杀的1662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真正的明朝，即朱元璋开创的那个明朝，由朱家人说了算的明朝，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一天开始，华夏大地已经不再是朱家的了。后来的南明，只是满清来不及占领的一片土地而已。南明的皇帝，既不是朱家人自主产生的，也不是按照传统程序继承的。南明的皇帝，只是少数人用以招摇的一面旗子，一颗推销狗肉的羊头，一件自编自演的道具而已。他们不但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操在他人之手。南明与明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明朝灭亡以后的中國将由什么人统治，甲申年三、四月间还没有人知道。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都不知道。此前，多尔衮只想扩大一点势力范围，只想多获取一点财富，胃口还没有大到把整个中國全部吞下；李自成想当皇帝，但信心不足，本领有限。进了紫禁城，看到一个死崇祯还诚惶诚恐；吴三桂则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事情太突然了，太复杂了，谁也没有掌握足以预测将来事态变化的信息。但紫禁城中空着的那把龙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谁都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和身手。谁最有能耐，谁就可以笑到最后。

　　由于引发吴三桂联清抗李的原因中，有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这个因素。又因为吴伟业的《圆圆曲》中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有人便说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联清抗李的。这显然带有戏说的成分。综观吴三桂这个人物，他的主要志趣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或纨绔子弟。他长年驻守宁远，是宁远驻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并没有把陈圆圆带在身边。这就说明，陈圆圆在他心中的分量是不那么大的，更不可能大到仅仅为她而做出不顾一切的举动。

　　满清代明，不少人感到遗憾，是因为堂堂的中國，人口几亿的汉族，被一个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面子上很不好看。这是事后的遗憾。如果当时的明朝不是那么腐败无能，如果当时的汉族能产生一个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是集中兵力去打吴三桂而是联合吴三桂抗击清军，甲申年的中國，就肯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朱明王朝不可能不腐朽，朱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國，不可能产生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李自成式的人物也注定了不可能联吴抗清。于是，该发生的就都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令中國人遗憾的事情太多了。而在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不去反思，不愿反思，拒绝反思，则是双重的遗憾。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山海关之战，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电子邮箱 zolotang(at)yahoo.com.cn

　　作者:汤守道

　　晚清中國从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四个历史人物，毫无疑问是康有为、梁启超、张季直和孙中山，1895年是一个分界线，这一年泱泱大国被一个东方的蕞尔小国击败，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良心尚存的中國人无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民族的处境。我们都知道，四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从这一年开始，张季直（謇）回家乡南通办实业，埋头苦干、实干，在本土走出了一条通往现代的大道；孙中山在遥远的异乡组建了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推翻满清、创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康有为、梁启超师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则直接推动了三年后的百日维新，在维新失败、流亡海外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路线，特别是梁启超通过办《新民丛报》等一系列报刊，继续影响着晚清中國。其实，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1894年，青年西医孙中山放下手头的医务，到翠亨村家中闭门多日，写下了洋洋8千言的“上李鸿章书”，提出对国事的建言。1893年出生的历史学家左舜生说：“在清末一切谈改革谈洋务的文字中，就我涉猎所及，以孙先生这封上李书第一。”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条。实际上这是当时改良派的基本共识，并不是孙中山的原创，比他年长的思想家、买办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的序言里就说过：

　　“……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

　　孙中山只是增加了一条“物尽其用”。他平生的文章在发表前，一般都要请他的朋友批评、斟酌，这篇他走向革命前最重要的文章，就曾经向陈少白、郑观应、王韬等人请教乃至代为斟酌过，郑是他的广东香山同乡，他北上天津，路经上海，拜访了郑，还有思想相通的王韬，两位有声望的老人给这封上书作过修改是可以肯定的，这几条是不是郑加上去的，我们则无法知道了。王韬还亲笔写信介绍他去见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希望引见。然而时间不巧，正好是甲午之战前夕，李鸿章没有时间接见一个微不足道、从广东来的年轻人，乃至有没有看到过这封8千言书，也是一个疑问。孙中山失望之下，在改良的路上掉头而去。

　　张季直是东南实力派领袖，1894年中状元，以汉人而对清室怀有感情，辛亥前的将近10年间，他一心推动君主立宪，是晚清立宪运动的灵魂人物，和孙中山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然而，清廷一而再地错失良机，到最后，革命风暴起来时，他断然选择了共和。他从立宪转向共和并不突兀。1910年，他接待来访的美国工商代表团，不会英语的他就立宪等问题，通过翻译请教美国人，其中一个美国人发现——“商人与官吏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我清楚地察觉他们之间的裂痕业已扩大。”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这个记录。1911年5月，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受到摄政王的亲自接见，北上途中，随行的江苏咨议局议员雷奋对他说，清廷断无不倒之理，爱好和平的各省咨议局议员，如果大家不肯出头，局势将不可收拾，恳切地忠告他：“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与国家比较，则国家重于皇帝。”当时也在场的刘厚生证实，他以十分欣悦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这个建议。

　　1895年之前，他们都站在改良的起点上，从改良到革命，从立宪到共和，这是历史的逻辑。当年，29岁的孙中山拖着辫子来到天津，一年后亡命异国，他就剪掉了臣民象征的辫子。相隔十几年后，59岁的张季直也在上海剪下辫子，可谓殊途同归。

　　作者:傅国涌

　　保路运动的初始是维权运动

　　发生于1911年的保路运动，是中國历史上的首次维权运动（相关论点见鄙作《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或者说，保路运动就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维权运动的特点是，诉求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个人的切身利益，而未必是更为崇高的意识形态诉求。如果这种诉求同时发生于许多人的身上，就形成了公众维权运动。保路运动，就符合部分这样的特征。

　　在以往的教科书里，喜欢把保路运动描述成爱国民族主义运动。我倒没有反对运动中有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情绪，事实上，整个辛亥革命，就是由反清、复汉、民族主义这三个精神主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但这场运动是否属于“爱国”，这个就有点吊诡了。因为民族主义未必就是爱国主义，你爱的到底是满清的国还是大汉民族的国？如果我们撇开“爱国”这个大而无当的迷雾，就可以认清保路运动的本质，实际上源自个人利益——经济利益，而后发展成以汉民族为主的反清的民族主义革命。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清末，由西方国家为主导的铁路建设，其中蕴藏着大笔的经济利益。而中國人民（也包括地方政府和乡绅），怎么会坐视这种利益为西方资本家独享？虽然，由西方人建设铁路对于当地经济，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增加就业和地方财税。但这些利益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而对于这么大的一块蛋糕，每个人都想瓜分一部分。于是，四川人民强烈要求自保利权，自建铁路。当然，这种出于私利的动机，如果要得到清廷的支持，必须包裹上“主权”的外衣。譬如四川总督锡良给朝廷的奏报曰“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清廷准奏之后，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公司章程规定了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专集中國人股份。由于中國没有象外国资本家那样的个人雄厚资金，因此必须向社会各界广泛集资，从四个方面筹集股款：一、认购之股（来自官倒和商人）；二、抽租之股（来自普通农民和地主）；三、官本之股（地方财政）；四、公利之股（基金投资）。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这种牵涉到官、商、民，几乎含盖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的筹股方式，才导致了难以平息的保路运动。当清政府出于各种动机欲将路权收归国有，命令四川、湖南停止民间集股，转而向西方银行借款的时候，无疑就触动了早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各阶层股民的利益，从而爆发了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首先从湖南长沙开始爆发，在湖南、湖北境内，有约4万人参与了抗议集会。运动一开始，就发生了暴力冲突，宜昌筑路工人打死了20余名清兵。进而广东也爆发了千余人的集会，四川在立宪派的发起下，组织了2千余人的集会。而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深入，最终发展成军事革命，在全国首先宣布了政权獨立。

　　革命，以维权的名义进行

　　在四川的保路运动初期，“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使得运动有了很强的组织性和持续性。由于地方总督的默许，保路同志会成为了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这给了运动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使得他们的抗议活动合法化，而不用担心遭到警方的鎮壓。

　　须要指出的是，四川保路运动的最初，仅仅是部分利益群体发起和鼓动。但发起后，很快向无直接利益群体蔓延。1911年6月16日由立宪派在成都组织的会议，只有二千四百余人，而且全是股东代表、咨议局议员、法团人士和其他有利益关系的各级群众。但仅到了第2天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时候，就聚集了4千余人，人群中的主流转为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学生和市民。无疑，运动已经有意无意得从单纯维权很快向民族主义情绪主导的群众运动转移。这是运动组织者始料未及的，也是他们乐见其成的。更准确的的说，立宪派很快就被群众推到了一个更为广义的运动中去。而保路同志会，也适时改变了政策，“无论股东非股东均可入会”。事实上，早在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之初，利权便已被地方政府不知不觉得跟主权挂上了勾。

　　当四川保路运动已经转为一场全民運动的时候，同盟会适时介入。但他们初时并没有主导运动，而是通过保路同志会中的同盟会员，在群众中进行煽风点火，意图使运动纵深化。

　　保路运动在刚开始的和平抗议时期，采取的非暴力方法有：集会、示威游行、血书、组织保路同志会、演说、罢市、罢课、抗税、传单。为了解决因罢市而生活受到影响的工人、小商贩，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分别设立了慈善会和施济局，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群众。成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领取了救济。这样就使得运动可以持续进行下去。立宪派还发明了一种方式，就是——圣位牌。圣位牌上供奉着光绪的神位，左右两边写着一副联子，是光绪帝曾经的谕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保路同志会大量制作了这样的圣位牌，发放给每家每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制造舆论，抬出光绪曾经的谕旨，以证明运动的正义性，使得清廷一时间没有借口进行鎮壓，同时也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

　　但即便如此，随着风潮的扩大，清廷惊恐万分，下旨要求四川总督“切实弹压，毋任嚣张”。在朝廷的压力下，四川总督赵尔丰终于决定武力鎮壓已经难以收拾的保路运动。他们逮捕了立宪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主的10几名运动领袖。咨议局是1905年立宪政改的产物，这个从英国议会学习而来的咨议局，在1906年成立，其性质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但与现今的人大类似，咨议局并没有掌握应有的实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总督的手里，就象当年威廉一世凌驾于议会一样。这也就使得赵尔丰可以轻易抓捕这些本有权监督他的“人大委员长”。当蒲殿俊、罗纶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约有上千群众头顶光绪牌位云集总督府抗议。于是，一个恶性的暴力循环开始了，赵尔丰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开枪鎮壓，在清兵的长枪和铁骑下，造成了数百名的死伤。史称“成都血案”。“成都血案”并没有如清廷期盼的那样使事态平息，反倒激起了更加顽强的抗议，也给了同盟会一个暴力推翻政权的绝佳机会。因为同盟会从来就不是改良派，他们的目的就是革命，保路运动给了他们一个莫大的机会。“成都血案”，注定了保路运动已经从一场利己的维权运动发展到利他的革命运动。也标志着保路运动从和平抗议彻底走向了暴力革命。立宪派也被迫从原来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温和姿态中渐渐转为了反清。而保路同志会随着哥老会和同盟会的大量渗入，也发展成了“保路同志军”。

　　起义的信号是由同盟会发出的。由于当局封锁了邮政、交通，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同盟会发明了一种传达讯息的好办法——水电报。水电报其实就是抹上桐油的木牌，上面写上需要传达的讯息，然后利用四川发达的水网传播开去。接到水电报的人又如法炮制，不断复制传达，就好象现在的互联网。接到水电报的各地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攻打当地洲县，并向成都进军。在起义的风潮中，荣县首先宣布獨立。紧接着，广安宣布了蜀北军政府成立。不久之后，重庆獨立，宣布成立了蜀军政府。

　　在南昌起义之后，清政府为了平息事端，命令释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等保路领袖，并废除了与西方国家的铁路和约。蒲殿俊、罗纶等释放后，开始策动四川獨立，经与抓捕他们的赵尔丰谈判，迫使赵尔丰交出了政权，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布了四川獨立。

　　此后的四川政局迭荡混乱。先是军中爆发兵变，蒲殿俊仓皇逃离，失去了军权。而后兵变由伊昌衡领导的革命黨军平息，继而擒杀了仍掌有军权的赵尔丰。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后，四川统一。1912年，伊昌衡被调往西藏平乱，四川政权由袁世凯势力控制。至此，以保路运动为发端，最终浑入辛亥革命的的四川獨立革命宣告结束。

　　保路运动到底是不是一起成功的维权运动？

　　根据前文所述，保路运动的发端，是出于利己的维权诉求。从现代的维权理念来看，利己的维权实际将达至利众的权益。但一方面是当时反清意识在汉民族中很容易被激发，同时，同盟会的搅局，也使得保路运动最终走向了暴力革命。在后来的獨立革命势力中，不仅有同志军、革命军、新军，普通民众、哥老会、孝义会、少数民族武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哥老会是当时蜀中非常强大的民间反清帮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黑社会。孙中山在他的《民族主义》中，是这样介绍哥老会的“那时会黨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会；散在长江的，叫做哥老会。”哥老会的势力非常强大，甚至左宗棠的部队，几乎都是哥老会成员。孙中山把哥老会等黑社会组织，看作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所以说，黑社会未必在道义上就一定陷入道德的反动，尤其在某些历史时期，他们往往会起到正面的意义，如北宋的梁山好汉。

　　而当时的川西地区，在同盟会的鼓动下，形成了一些各少数民族的武装力量。他们不仅反满，还排外，他们的口号是“推翻满清、废除新政、杀贪官、灭洋人”。因此在保路运动中，他们延续了义和团运动的做法，杀死了一些天主教传教士、焚烧了天主教教堂。因为在他们眼里，戊戌变法和慈禧的宪政筹备，都是导致异教威胁当地信仰的原因。这些排外事件，当然也是受了清末民族主义反抗思潮的影响，是保路运动的一大杂音。

　　立宪派，从运动的初始一直到成都兵变，都是保路运动的中坚力量。立宪派原本的主张是温和的改革派，也是保皇派。事实上，慈禧虽然鎮壓了光绪的戊戌变法，但在国际形势的逼迫下，没几年不得不继续进行走的更远的宪政改革，试图学习英伦的君主立宪。但长期沿袭的封建制度，使得立宪变革不能给议会（咨议局）更多的权力。这就导致议会与皇权必然形成无形中的对抗。而立宪派裹夹在浩浩荡荡的全民運动中，只有更为激进，才能够继续领导局势，如果它趋向保守，就会被运动淘汰。后来的事实证明，温和的立宪派在与赵尔丰的政权交接中，起到了兵不血刃、和平过度的作用。这一点，是革命派无法做到的。因为不论怎么激进，立宪派还是趋向温和的。

　　那么在这场搏弈之中，到底保路运动是不是一起成功的维权运动呢？我的观点是，保路运动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却不是一次成功的维权运动。虽然清廷被迫废约，但铁路国有的政策并没有改变。1915年，袁世凯收缴了四川路款，保路运动最初的维权诉求并没有得到落实，铁路至此停建。此后的国民政府，一直限于战乱之中，铁路时停时建。1950年仲共政府垄断了铁路权，运用国有力量建设成渝铁路。原本由四川民众集资的铁路款，在政权的不断更迭中，消为无形。保路运动的维权诉求彻底失败了。

　　主要参考书目：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

　　作者:寂寞笙歌

　　甲申，一个在中國农历纪年中频频出现的词汇，由于1644年中國政治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而有了特别的内涵。

　　那一年，中國古老的土地上风起云涌，群雄逐鹿。对最高权力垂涎三尺的野心家们，盯着紫禁城中的那把龙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神州大地处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可歌、可泣、可叹、可笑的活剧，一幕接着一幕。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吴三桂之辈，急匆匆来，急匆匆去，在历史的夜幕上一闪而过，像流星，像闪电，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和遐思。他们都是凡人，但他们都自称天之骄子，身负天命。他们要别人服从自己，但他们从来不愿服从别人。他们都是捕蝉高手，但谁都没有逃脱被黄雀吃掉的命运。甲申年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又不复杂。说简单是因为明朝在那一年灭亡，满清在那一年建立，仅此而已；说不简单，是因为崇祯吊死之时，鹿死谁手并不明了。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人口上亿的汉族政权会被几十万满清人夺取。说复杂是因为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吴三桂等人，本是同一个角斗场上的选手，可是在《二十五史》中的名分却天壤有别。以致使得为他们作传的人绞尽了脑汁；说不复杂是因为“成王败寇”的游戏，在中國历史上已经演义了几千年，甲申的演出并没有多少新意。这简单与复杂的交织，使甲申成了一本厚重的书，成了一面反光的镜，成了一个难醒的梦，成了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甲申，演示了朱明王朝的归宿，再现了蒙元盛衰的历程，也预设了满清兴亡的轨迹。甲申是值得一读的。

　　元朝，这个由成吉思汗家族创建的朝代，是中國历史中的一个异数。它是中國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又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阶段。翻看蒙古历史，元朝的建立竟是蒙古人引以自豪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在这里进行了奇妙而滑稽的对接。毛澤東曾经对成吉思汗有过评价：只识弯弓射大雕。此评大失公允，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孤芳自赏之意。其实，成吉思汗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白手起家，建立了蒙古帝国，缔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以少胜多，所向披靡。他的势力范围，东至朝鲜、海参威，西至东欧，南至印度印度半岛、两河流域和北非，北至贝加尔湖。疆域之大，世界上绝无仅有。成吉思汗为他的儿孙击败众多对手、取得中國的统治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吉思汗绝对不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成吉思汗不算英雄，谁算英雄？

　　成吉思汗幼年，苦大仇深，饱尝艰难险阻。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争生存，雪仇恨，图富贵。时势造英雄，十三世纪的亚欧格局和各国王室的腐败无能，给了他展示雄才大略的机会和舞台。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祖孙三代，将他们的勇武、机智、奸诈和谋略发挥到了极致，经七十余年的杀伐征战，大蒙古帝国像一轮旭日从东方磅薄而出，冉冉升起。谱写了世界历史一个新的篇章。

　　英雄不是完人，更不一定就是好人、神人。许多所谓的英雄，是人类的灾星，历史的罪人。没有必要见神就拜，见英雄就起敬。成吉思汗式的英雄，多一个不如少一个。英雄“功业”的背后，是社会的大破坏，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无数鲜活生命的终结。成吉思汗死得蹊跷，死得诡异。死因是什么，他的儿孙们讳莫如深，至今众说纷纭。从情理上推断，成吉思汗死得并不正常，并不光彩。掩盖真相，为尊者讳，是统治者惯用的伎俩。蒙古民族不因为有了成吉思汗而伟大，也不因为失去成吉思汗而渺小。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民族无伟大与渺小之别。

　　武力征服是野蛮的，但它是强者的特权。特权是野蛮的通行证，野蛮是特权的宣言书。野蛮与特权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相辅而相成，相得而益彰。忽必烈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中华大地。他没有成为大蒙古帝国的汗，却成了中國元朝的皇帝。是他的野心不够大？是他对中华大地情有独钟？是他别无选择？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早就想成为一个统治者，他不顾一切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他抗衡的对手一个个被他消灭。终于掌握了号令天下的武力，取得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不必感谢什么人，相反，人们应该感谢他。不是感谢他给了自己封赏，就是感谢他没有把自己杀掉。庶民们面对他只能山呼万岁，俯首称臣。当然，也可以有别的选择：自杀或被杀。陆秀夫选择了自杀，背着八岁的南宋皇帝跳进了汹涌的大海。他用生命换取的是气节？是尊严？是愚忠？是信念？还是别的什么？后人尽可以评说。

　　初创的元朝，是强大的。强大到没有对手。强大到可以横行世界，为所欲为。在广袤的亚欧土地上，專制、武力、征服欲，协奏着野蛮和血腥的交响曲。

　　帝王專制制度，是御用文人和权力崇拜者，根据帝王的需要和爱好，专门为帝王设计的，很合帝王们的胃口。当然也合忽必烈的口味。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便沿袭中國由来已久的帝王專制制度。忽必烈是蒙古人，他没有忘记蒙古弟兄对他的帮助，对他们大加封赏，让他们成为贵族。他也没有把蒙古人的传统全部抛弃，蒙古人“忽里台”（议事会）制度，仍然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但它原有的推举国家领导人、讨论和决定军国大事的功能被皇帝的圣旨取代，一切由皇帝说了算。此时的英国，《大宪章》已经诞生了半个世纪，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方兴未艾。

　　维护專制统治，消灭异己、任人唯亲、实行等级制度和灌输奴才意识，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必然的选择。蒙元，人分四等，蒙古人是当然的上等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而下之。皇帝可以任意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和他喜欢的人，汉人不得抗拒。蒙古人杀死汉人，处以少量的罚款，汉人杀死蒙古人，处死。此策未必让你心服，但你必须口服。刀把子说了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汉人说的，蒙古人不信这一套。马背上的蒙古人治理书斋里的汉人，天并没有塌下来。现存的就是合理的，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真理，统治者认可的就是真理。这是刀把子的逻辑，刀把子说话的年代，刀把子的逻辑才叫逻辑。

　　于是，贵族应运而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贵族享有特权。特权在專制制度下畅通无阻，受“法律”保护。特权只在比它更大的特权面前低头。特权拥有者凭借已有的特权，可以给自己设置更多的特权。特权自身不断地复制、克隆、增生、膨胀，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狭缝。于是，权力成了人的膜拜对象，人成了权力疫使的奴隶；于是，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成了“理论”。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个“理论”崇拜得五体投地，终身践行而不疲；于是，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苛捐杂税、草菅人命、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的现象公行，成了规则。獨裁者也搞反腐倡廉，忽必烈死后不久，成宗曾一次性查处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余人，但贪腐之风并没有因此而收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元朝后期，已经无官不腐，无官不贪。特权是腐败滋生的最佳土壤。專制提供了腐败滋生的最佳气候。身处这样的政治环境，要想不腐败，难矣。

　　特权给特权拥有者带来了说不完的好处，也给特权拥有者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極權让统治者成了孤家寡人，專制时刻在制造敌人，等级制造就了特权阶层，剥削和压迫孵化着抗争。特权拥有者对特权的自恋与迷信，既使得自身的人员素质日益低下，又不断制造着对自己的憎恶与仇恨。元朝用屠殺鎮壓汉人的反抗，但终元一朝，汉人对蒙古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元朝败亡后，居住在中國的蒙古人，几乎全被汉人杀死。仇恨的播种者自食了仇恨的硕果。

　　统治者深知武力的重要，深知众志成城的威力。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汉人不准习武、不准制造和私藏兵器，不准集会，不准串联，不准夜间外出。一句话，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如是说。忽必烈不说，只做。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对獨裁者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外族。獨裁权力的无比诱惑性和不可分享性，使许多人觊觎。近水楼台先得月，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野心家常常成了獨裁者身边的老虎。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1307年成宗死后的二十五年之间，元朝走马灯似的先后有过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顺帝八个皇帝，皇位的更替，几乎都是在阴谋和残杀中进行。而被列为“最危险的敌人”的汉人，没有一个在其中发生过作用。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曾经有过不凡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因为他们当年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他们必须团结，必须奋战，必须付出牺牲。当共同的利害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当蒙古战士转变成了蒙古贵族以后，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和跃马横戈的战斗力就成了昨日黄花。全副武装、受到正规训练的蒙元武装部队，在没有武器、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军面前，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几十年前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很快就土崩瓦解。蒙元帝国以武力而兴，因武力而亡，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是历史在嘲笑武力，还是武力在嘲笑历史？

　　蒙元帝国的败亡，不是因为他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而是因为他树立了百倍于自己的敌人，是因为自己沦落到了被征服的地步。就在元朝统治者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时候，一些种田的、打猎的、捕鱼的、卖布的、撑船的、做工的、当和尚的、做道士的贫民，突然成了领袖人物，纷纷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反元武装遍及全国。名列史册的就有：方国珍、徐寿辉、布王三、孟海马、芝麻李、郭子兴、张士诚、刘福通、陈友谅等等。而一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那时节，朱元璋不过是郭子兴的一个部下而已。这些领袖人物，没有一个出身于书香世家，也没有一个是官宦子弟，他们是统治者视之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然而，就是这些底层贱民，把蒙元帝国送进了坟墓。

　　蒙元帝国的败亡，再次演绎了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

　　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野蛮的蒙元没有被中华的文明征服，甚至没有被中华的文明打垮。打垮它的还是武力。是中华的文明不算“较高的文明”，还是馬克思忽略了蒙元兴衰这个事实？

　　蒙元的兴起，包含着众多的偶然因素，而它的衰亡，却是必然的。

　　2008/05/15

　　作者电子邮箱：zolotang(at)yahoo.com.cn

　　作者:汤守道

　　摘要：在明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里，对东北少数民族——女真人所采取“以夷治夷”、“分而治之”、“分其枝，离其势”等一系列错误、反动的民族羁縻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明王朝对女真人的羁縻大体可分三个阶段：抚喻利用阶段、抚剿并用阶段、剿杀鎮壓阶段。由于这一错误、反动民族政策的实施，造成女真人的愤满，以至矛盾的彻底激化。从而激起女真人一次又一次反抗、又一次一次被鎮壓、而一次又一次的崛起，最终“一剑封喉”致明王朝覆灭。故笔者认为，明王朝的覆灭与其所推行错误、反动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

　　众所周知，一个封建王朝从创建到灭亡，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常会伴随短暂的繁荣发展期，便转向社会矛盾积累期，最终深陷内部矛盾、社会矛盾、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等众多矛盾的积合期。其结果，王朝覆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这或许是中國历史更迭，不可逾越的怪圈。

　　因此说，不断避免和化解社会矛盾，使社会健康和諧向前发展，对于一个统治階級来说，是何等重要。历史告诉我们，明王朝在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中，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大多是错误的，失败的。尤其到“纪纲紊乱”、“吏治腐败”、“财政竭绌”、“边备废弛”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积累恶化的中晚期；更显示出，明王朝在避免化解矛盾的昏庸与无能，错误地迷恋武力。最终“自缢煤山”的历史悲剧，是难以逃脱的。

　　笔者认为，在导致明王朝灭亡的诸多因素中，民族矛盾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所推行错误、反动的民族政策，是导致其灭亡最直接的原因。

　　明王朝一统天下，沿袭元朝旧制，对东北女真人（现满族）进行管理。由于狭隘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斥敌视异族在统治者心里作崇，故而对东北女真人推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分其枝，离其势”等错误、反动的民族羁縻政策；挑唆女真各部互相火拼、仇杀，导致女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极大地遏制了女真社会的发展。此外，女真人还要饱受地方职官、边将的欺压、盘剥、蹂躏。这些人的民族歧视行为，激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民族矛盾与日俱增。对此，明王朝并未从民族政策中找到矛盾的症结，采取行之有效化解矛盾的方法，而是迷信“穷兵黩武”；一次又一次述诸于武力，对女真人进行残酷鎮壓和疯狂的打击。尤其，到了中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均已恶化；明王朝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下，本该顺应天意，安抚各边陲的少数民族稳定边疆，确保国祚无虞；相反的，对女真人更是变本加厉。从而，激起了女真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浪潮。

　　女真人与明王朝的斗争，是坚苦卓绝的。他们时而俯首称臣，以规避打击；时而又暗中保存实力，壮大自己；时而又不堪忍受其凌辱进行抗争，而惨遭杀戮。女真人就这样，与明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终形成一股顽强的抵抗力量。

　　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建州女真部落又一次崛起。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以远大的政治抱负，统一了建州女真和东北女真各部；又以“七大恨”为讨伐檄文，对明王朝宣战。短短的十八年后，明王朝终不能抵挡这支“虎狼之师”而覆灭，被弱小落后的女真人取而代之。

　　纵观明朝历史，对东北女真人所实施错误、反动的羁縻政策，是一个由好向坏逐渐转化的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抚喻利用阶段、抚剿并用阶段、剿杀鎮壓阶段。（为方便讨论，以下重点以建州女真为主线。）

　　抚喻利用阶段

　　这个阶段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政权，中原政局尚不稳固。明洪武年间，明王朝在扫除东北故元残余势力的过程中，深感女真人在东北边陲“籍女直制北虏”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个阶段重点以抚喻、笼络、怀柔、利用等宽松的民族政策为主。

　　明王朝沿袭元制，实施对女真各部进行招抚，抚喻，封赏“设卫置官”等政策，对东北地区女真人进行管理。首先对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吉列迷诸部累加招抚。此际，由于战乱道路的破坏和女真各部的混乱，“洪武间谴使至其国而不通”(1)，使得明廷招抚工作困难重重。洪武二十一年（1388），又派指挥佥事史家奴抵斡朵里立卫，未果还至开原“招抚设置卫所”(2).

　　明永乐年间，明王朝基本上平定了残元势力，随即抓紧对女真各部进行招抚。派员进入奴尔干“至吉列迷部招抚之”(3).永乐二年（1404）黑龙江及松花江流域的女真相继接受招抚。各部首领酋长相继进京朝贡，接受明王朝的招抚及赏赐。同时明廷还派官员携带明廷赏赉，进入女真各部，耐心抚喻。明廷对招抚的女真各部，“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督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信印……。”(4).与此同时，对女真各部所辖区域设置卫所。永乐元年（1403）初设置建州卫，永乐二年设置奴尔干都卫（后改奴尔干都司）。此时，已先后设置180多个卫所(5).

　　伊兰豆漫三姓女真，以火尔哈和斡朵里二部为建州核心。明王朝在招抚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首先与朝廷取得联系的是，火尔哈部酋长阿哈出。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下敕喻“女直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等招抚，使献贡。”(6).同年火尔哈部在酋长阿哈出率领下首先接受招抚，被明廷授予建州卫指挥(7).因阿哈出“为燕王时，纳于虚出女。”(8)，与明廷成为皇亲国戚。明廷谕令阿哈出负责招抚各处女真人。

　　尔后，明成祖派遣钦差千户王教化等持喻，前往斡木河招抚斡朵里部酋长，猛哥尔帖木儿（努尔哈赤的祖先）。表彰他“能恭敬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9).猛哥尔帖木儿，随千户王教化，于永乐三年底（1405）到南京入朝。明成祖“授猛哥帖木（儿）建州卫指挥使”(10).于永乐九年（1412），他率部由斡木河移居凤州。次年，猛哥帖木儿又来朝，明廷增设建州左卫，并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11).

　　明成祖朱棣，在招抚女真各部的敕喻中说道：“今朕继大位，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尔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有宁息之时？今听朕言给予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来往，共享太平之福。”(12).

　　明初期，明廷对女真人的大量招抚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女真各部也从元末明初战乱和动荡的社会中解脱出来。女真人的生产生活也相应得到了提高。由于东北边陲的相对稳定，也促使了中原社会的发展，统治階級政权也得到了巩固。这本是顺应形势的良好开端，但事与愿违的是，由于明廷在“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等错误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不可能让女真人“各安生业……共享太平之富。”，不过是在这个时期，明王朝处于统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对女真人更多的是安抚、笼络、利用罢了。“籍女直制北虏”(13)，是其真正的意图。对于明廷的利用，女真各部，尤其是建州女真并不知晓，仍以“骨肉之亲”(14)，而效忠听命于朝廷。

　　首先，建州女真迁至方州后，阿哈出积极配合明廷为扫除元朝漠北残余势力，激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被明廷赐为李姓，赐阿哈出汉名李诚善，子释加奴为李显忠，孙赐名李满拄(15).永乐二年（1422），建州左卫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率部随明成祖对鞑坦部阿鲁台纵兵“劫掠”(16)的漠北残余进行征讨。扬木答兀是辽东女真巨豪，在开原任千户(17).他不堪忍受明廷的羁縻和利用，屠城剽掠后“挈家逃窜”(18)至斡木河。宣德五年（1430），明廷严令猛哥帖木儿刷还随从扬木答兀叛逃人员。为了报效朝廷猛哥帖木儿，于同年十二月命其弟凡察等送还叛逃人员“男妇八十二名”(19).宣德七年（1432）冬，猛哥帖木儿亲自送还叛逃人员“男妇一百三十名”(20).由于明廷实施“以夷治夷”政策。利用猛哥帖木儿打击扬木答兀。为此，扬木答兀与猛哥帖木儿反目为仇。

　　宣德八年（1433），明廷派辽东指挥使同知裴俊一行，率官兵一百六十一人前往斡木河下营。猛哥帖木儿及弟凡察，子权豆集兵马与裴俊会师。同年八月十五，扬木答兀汇同古州女真部（即“七姓野人”）聚三百余人马前来枪杀。猛哥帖木儿及弟凡察，子权豆等奋力拼杀保卫裴俊一行。经过激战扬木答兀等势绌力穷，夺路而逃。猛哥帖木儿同裴俊追至河北岸。随后，扬木答兀又纠集八百余人马，披挂明甲，气势凶凶反扑，迅速包围了猛哥帖木儿的营寨，放火烧毁房舍，攻破栅墙，肆行焚杀。致“猛哥帖木儿、阿古等男子俱被杀死，妇女尽行抢去。”猛哥帖木儿次子董山亦被虏走，弟凡察负伤而逃(21).建州左卫为了效忠承命明廷，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破寨人亡劫难空前。史称“斡木河之变”。

　　自“斡木河之变”建州左卫女真遭受打击后，一度陷入了低迷期。对于猛哥帖木儿等遭到“七姓野人”的戕害，并未引起明廷的义愤，而尽讨之，是以建州左卫惨败而告终。“斡木河之变”更加鲜明地证实了明王朝以“以夷治夷”，进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挑起民族间的仇恨“分其枝，离其势”(22)，令其互相仇杀，而耗尽实力的政策。从众多史实中，不难看出，明王朝对女真人的欺凌和利用，形是招抚实是笼络和利用；利用女真人去打击他的敌人，来达到明王朝坐收渔利之政治目的。这种反动的民族政策，只能换取短期边陲的平衡与稳定。一旦女真人失去利用价值，便被抛弃或视其为隐患，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后事李满拄父子被杀，凡察被明廷“罪拘死辽东”，董山被明廷诱骗杀害，均可见一斑。

　　剿抚并用阶段

　　自“斡木河之变”以后，建州左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一度陷入逆境之中。猛哥帖木儿死后，他的同父异母弟凡察掌管卫事。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在建菸览盥舻陌镏拢吻ㄡ悖谡澄迥辏？440）迁至苏克素浒河畔，呼兰哈达山下与李满拄汇合。由于建州左卫历经艰险，这时的部族仅剩三百余户。(23)

　　正统七年二月（1442）为争夺领导权，凡察和董山叔侄二人发生了卫印之争。早在猛哥帖木儿遇害时，董山被俘卫印丢失。经明廷恩准发给凡察建州左卫新印，并令其掌管建州左卫事宜。明王朝在对女真人羁縻管理过程中，沿元旧制，对部落酋长任命采用世袭制。猛哥帖木儿已死，长子权豆也死于战场。这样按定制应由董山袭之，可是当时董山被俘，以后才被毛怜卫首领赎回并将建州旧印也带了回来。(24)这样就出现了“一卫二印”叔侄卫印之争。(25)明廷从统治階級利益出发企图收回一印。但这样做，恐使矛盾激化。由于当时明廷政策仍以抚喻为主。因此将建州左卫一分为二，析置建州右卫。任董山掌管左卫事，凡察掌管右卫事。(26)从而形成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统称建州三卫同居一处的现象。

　　苏克素浒河两岸和呼兰哈达山下地域宽阔能耕、能猎、能鱼是个十分富庶的地方。几十年来建州女真人慢慢地休养生息，建州社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苏克素浒河和呼兰哈达山成了建州女真复苏的摇篮。

　　董山迁居苏克素浒河畔三卫合居后，官至都督，势力复振。他乘建州卫指挥使李满拄年迈之机，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建州之势。这时正逢明王朝中期，国力强盛。由于明廷对女真人管辖仍实施“分而治之”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政策，就是欲使其“个相雄长，不相归一。”（27）彼此挚肘，尔争我杀。这样“分其枝，离其势，互另争长仇杀，以贻中國之安。”（28）在这种羁縻政策指导下，对于已经复苏的建州女真，明廷视其为患。尤其是董山的强大，它不可能坐失不管。

　　明王朝自正统年间以后“纪纲紊乱”吏治日益腐败，到了成化年间更加严重。辽东官吏远离朝廷，各霸一方趁机大肆鱼肉女真人。对其强行索刮，中饱私囊。明辽东镇守太监总兵官等，常对女真人常安抚无方，横加勒索，滥杀贡使“启畔冒功”（29）肆意阻碍，关闭马市，割断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往来。马市的关闭无疑割断了女真人基本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来源。此举极大地遏止了女真社会的发展。明廷的所做所为激起了女真人强烈不满和愤恨。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促成了建州女真犯边抢掠之情。椐记载“自成化年间建州儿女真”大肆猖獗，一岁入寇九十七次……“（30）。

　　由于董山率领的建州左卫的重新崛起，屡犯明边引起朝廷的震惊。为了有效地羁縻女真人，明廷不得不暂缓矛盾，加以抚喻，同时放宽马市的限制。明成化三年，董山为缓和与明廷的紧张关系，主动向明廷提出归还所掠人口，并恳请明廷赎回虏获之人。这时明廷在处理建州女真关系时，仍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明“宪宗敕奖董山，因戒责建州，至怜诸卫，施使锦衣卫署部督俭事武忠将命抚喻。（31）”武忠到达辽东后并未按着朝廷旨意办事。首先怒斥建州女真人，大肆收刮财物。在马市上较之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将犯边的一切罪责均归罪与建州女真。武忠的民族歧视行为更加激怒了董山等建州女真，继而再次率部犯边。

　　对于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强大明廷早已视其为患，恨之入骨。为了暂时稳定住建州女真，明廷假称以优厚的封赏条件，对建州女真进行招抚。董山接受了招抚并进京朝贡。成化三年（1467），明廷将董山诱骗到京城，当董山等人自京返回途中，明宪宗又下旨“命赵辅执董山塞上”董山等人被扣留在广宁城（今辽宁北镇）后将董山一卸十六人全部杀害（32）。

　　同年九月，明廷复以左都督御使李秉，提督军务武靖伯赵辅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官兵，发兵讨伐建州女真。明廷开始对建州女真进行大规模的剿杀。并在一份咨文中称：“建州三卫，结构诸夷，悖逆天道，累犯辽东边境，圣廑圣虑，特命当职等统调大军，捣其巢穴，绝其种类。（33）”同时又调集朝鲜李朝以绫城君具致宽为都体察使康纯，吴子庆，鱼有沼，崔适和李克均为裨将分五路配合明廷大军直扑建州女真。建州女真由于腹背受敌，力寡势弱，持山林为险，籍弓矢以御守。建州女真虽经浴血奋战，顽强抵抗，终不能抵御，损失惨重，遭到了灭顶之灾的打击。史称“丁亥之役”。

　　在这次战役中，建州卫李满拄父子被明军诛杀。建州左卫的老营（费阿拉）等被火焚荡贻尽，部落残破，大多建州女真都死于战火。明总兵赵辅《平夷赋有序》“一夷而见逃，剖其心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杀其人，猪其宅而杜其穴。”（34）此役，明廷采取了凶恨残暴餮饕酷烈的血腥屠殺。许多建州女真人，只有逃进深山老林藏匿，方能存活下来。凡察的建州右卫，在明军的多次征讨下势力渐衰，于景泰二年四月（1451）凡察“以罪拘死辽东”亦被明廷杀害（35）。

　　“丁亥之役”充分暴露出明王朝的政治屠殺嘴脸。建州女真由于惨遭其剿杀，又一次进入衰败期，整个民族完全陷入谷地。这个时期充分体现明王朝所采取的能抚的抚，不能抚的便采取摧剿的反动民族政策。由于这个时期“北虏”的减少。明廷国力的强盛，女真人可利用价值在降低。因此，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改变，由过去的抚喻，笼络，利用逐步演变成为戒备、防御、剿杀。同时也早已过了明初“共享太平之福”的时候了。明成化十五年（1479），为防备女真人而修筑的辽东边墙限制了女真人与汉人的往来。沿边墙集结大量军队用以震慑女真人。

　　明王朝在错误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对于即将要发展起来的女真人，决不会坐失不管。“捣其巢穴，绝其种类”，必将遏制其势，并将其消灭于萌芽中。建州女真人，无疑将这民族仇恨的种子，深植每个人心中。由此所产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与日俱增。

　　剿杀鎮壓阶段

　　“丁亥之役”明王朝纠集朝鲜李朝合兵，对建州女真人进行“犁庭扫穴”似的打击，使之“十室九空”。也是建州女真继“斡木河之变”之后又一次遭受到的空前的劫难。此时明廷与女真各部的关系逐步走向恶化。由于明廷的穷兵黩武，杀戮无辜造成建州百年无名酋。致使各部纷争，女真人身罹其难，元气难以恢复，又一次陷入一个漫长的低迷期。

　　明王朝到了嘉靖和万历年间，社会各种矛盾凸现。表现为：政治极度腐败，（万历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不理朝政，天启帝的“不务正业”。）贪官污吏横行于市，国库空虚，人心思变。恰如“一座拄已倾斜的大厦，岌岌乎将倒塌。”公元十六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明廷在东北的政治势力衰败，辽东军事废弛，内臣贪黩，将吏骄横，边吏贪贿日甚一日。明边将吏奢侈无度“勒索夷人无厌”。对于建州女真人大肆鱼肉，动辄闭市禁止女真人贸易。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明廷停市长达两年之久，致使女真人即烂掉人参十万余斤（36）。女真人新仇旧恨无不饮恨于胸，同时女真社会也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明万历六年（1578）明参将许国辅把持市场，低价强行收购女真人的人参。并者肆意殴打女真来市者，更有甚者竟公开抢掠女真人的人参，貂皮等。正所谓：“故诸夷愤怒”（37）。

　　明廷重将李成粱，高淮，狼狈为奸，极力推行歧视，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这个时期明廷的民族政策有着根本性的改变，变得愈加黑暗。统治者早已忘掉他们的祖先，明太祖、成祖所倡导的“夷汉一家”“共享太平之福”的遗训。迷信武力征服肆意剿杀，真正成为屠殺属夷的刽子手。

　　女真人在漫长反动的民族政策的压榨下，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同时，未忘掉发展自己。由于苏克素浒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比邻抚顺汉人集居区，除便于物资交流发展经济外，尚能学习到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文化。由于铁制农具的输入，使其生产力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致使女真社会得到快速发展。

　　“苏子河流域，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是避乱之地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山高林密，各种野兽出没，“惟知射猎，本不耕稼”使建州女真人如鱼得水。

　　不屈不挠的女真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很快便走出谷底。十六世纪末，女真人除求生存避勉杀戮外，为防止敌人的侵扰，在民族集居地区，以血缘集团形式组织起来的各自军事防御体系，纷纷营建起城堡和山寨。由于这种军事防御体系，无法应服大规外来势力的冲击，逐步发展形成为地域形式的联盟，以此来达到军事上互保互援的目的。在这种军事联盟下，建州女真又一次得到发展和壮大。由于女真的凝聚，由原来的建州三卫，逐渐演变成建州五部。

　　随着建州女真又一次崛起，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真首领如：多贝勒、王杲、觉昌安、塔克世等，在众多的名酋之中，当以王杲（喜塔拉氏）为首。王杲嘉靖年间继承父业，在古勒山城袭任建州右卫指挥使，后自封都督。明《万历武功录》称王杲“尤精日者术，舞智剽悍。”由于在王杲继承父业后，采取远交近攻，小心翼翼地发展自己的策略，使得王杲势力迅速强大。就连建州左卫的觉昌安、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也依服于王杲，并成为王杲的贡夷之一。除此之外，王杲还掌管百里水渡霸山为酋，“建州诸夷悉听杲调度”（38）。

　　王杲时期，再一次印证女真人就象一支永远也扑不灭的烈火。经过近百年的低迷后，又一次重新崛起。对于明王朝的黑暗统治和压榨，女真人无不纳于胸中，是必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明王朝对欣欣向荣的建州女真和王杲势力的迅速强大，无疑成为朝廷心中之大患。建洲女真必然再次成为，明王朝剿杀和打击的对象。

　　在“以夷治夷”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明廷首先授意海西女真酋长王台，设计将王杲父多贝勒杀死。多贝勒死后，王杲以为父报仇为导火线，率领诸建州女真对明廷进行反抗大举犯边抢掠。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设伏禽杀明辽东副总兵黑春。又于万历二年七月（1574）汇同来力红杀明游击斐承祖等明廷要臣（39）。

　　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昏庸的明王朝，无视建州女真人蓄怨积仇日深，不满明廷边政，不堪官吏欺凌；更不详察地方官吏督抚，监司等，渔肉女真人的罪行及犯边的因由。便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建州女真进行鎮壓。这个时期明廷，早已没有抚喻之政策，只是一味地变本加利地剿杀。

　　万历二年十月（1574），辽东总兵李成梁亲统剿杀大军，直扑建州右卫王杲所属古勒寨。王杲与明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王杲寨险阻，城坚栅密，精兵守卫，李成梁督兵具炮石、火器，斧其栅、攻其寨。”（40）。“环而攻之，会大风起，遂纵火焚烧杲室五百余间及刍茭，烟火相望，诸虏大败北。我军乘胜先登，斩首捕虏凡一千一百四级夺获马牛凡五百二十五头，盔甲凡九百八十一副。”（41）是役，史称“古勒城之役”。

　　古勒城之役，自是以王杲惨败而终。建州女真，又一次遭受到明王朝残酷的打击。事后王杲被缚“槛车到阙下，磔于市。”（42）在京城惨遭杀害。

　　王杲死后，其子阿台，阿海立志为父报仇。广招王杲旧部，重新修筑古勒城，积极扩展自己的势力。于万历十一年（1583），阿台、阿海再度纠集部众，再一次燃起仇恨的火焰，对明王朝进行报复，大举犯边抢掠。同年二月，在尼堪外兰的引导下，辽东总兵李成梁又一次率明军，第二次攻打古勒城，对其进行疯狂的剿杀。李成梁首先攻破曹子谷斩俘一千五百六十三级。李成梁为“缚阿台以绝祸本”进攻古勒城莽子寨，城破阿台、阿海尽被剿杀。明军共得二千二百二十二级。并曹子谷之战总共得三千余级。（43）同时将城内女真人肆意屠城。“诱城内出，男妇老幼尽屠之。”（44）在此战役中，明军将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也全部被屠殺。

　　“古勒城之役”，建州女真又一次惨遭重创。此时的建州女真人，一度又处于民族分裂状态。女真社会又一次陷入暂短的低潮时期。由于明朝推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矛盾步步升级，愈演愈厉，女真人无不同仇敌忾。

　　努尔哈赤袭父祖业成为建州左卫的首领。由于明廷无端杀害了他的父祖，“我祖、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汝何辞。”（45）民族仇、自家恨交织在一起。他以远大的人生目标和政治抱负，以“十三付遗甲”开始再一次走向民族复兴之路，上演了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目。

　　努尔哈赤以远大政治家的智慧，吸取了女真人的历史教训审时度势，对明廷时而称臣，时而称雄。暗中发展自己不断扩展实力。终于在万历十五年六月（1587），“上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46）建立起女真地方政权。同时也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八旗劲旅。费阿拉成为当时女真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从而拉开统一东北女真的序幕。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女真八旗子弟兵，驰聘东北大地。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基本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和蒙古大部。在赫图阿拉（新宾县永陵）称“覆育列国英明汗”（47）建立了后金政权，定国号为“天命”。后金国建立后，羽翼逐渐丰满。万历四十三年（后金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与明王朝彻底绝裂，以“七大恨”（48）对明宣战。二百多年来，明王朝对女真人的残酷压榨和蹂躏，致使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像火山暴发一样，化做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她们誓与明王朝一决雌雄，从而拉开了割据东北的序幕。

　　此时的明王朝已处衰败的晚期。虽如此，它仍旧没有忘掉二百多年来对女真人剿杀和鎮壓的“有效性”。对于女真人的又一次崛起，腐朽的明王朝仍不能坐失不管。因此又开始积极地布置对女真的围剿。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1619），终于暴发了震惊全国的“萨尔浒大战”。明王朝调集八万余军马，加上朝鲜李朝等号称十万大军，兵分四路摇山震岳般向赫图阿拉城扑来，企图一举歼灭后金再一次打击女真人。

　　据《中國通史纲要》《努尔哈赤传》《明清战争史》等记载，后金军仅有六万余众。著名的“萨尔浒大战”，努尔哈赤出奇至胜，以“集中优势兵力，个个击破”战术，将明军个个歼灭，最后以明王朝惨败告终。自明王朝统治以来，女真人第一次给予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从此改写了女真人被欺凌、奴役的历史；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拓展开了一个极大的空间。

　　“萨尔浒大战”是努尔哈赤与明王朝一决雌雄之战，也是后金政治，军事上的重大转折之战。此役后，后金的军事力量迅速壮大，而明王朝却逐步走向衰亡。

　　“萨尔浒大战”后，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劲旅、挺进辽沈，迁都东京、盛京。随后又挥师西进，驰聘在辽西各个战场上。这一“虎狼之师”带着民族仇恨，所向披靡，直逼山海关。八旗铁骑，犹如一柄锐不可挡的利剑，刺向明王朝的咽喉。终在崇桢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取而代之。

　　纵观三个阶段；首先明王朝初定天下，政局不稳。尤其，东北故元残留势力活动猖獗。在这一背景下，明王朝对女真人只能采取招抚、笼络、甚至联姻等政治手段，确保边陲稳定，以固中原之根基。其次，明王朝步入中期，政治见稳，国运渐佳，各边陲不安因素锐减，故女真人可利用价值降低。尤其是女真社会，经过相对的稳定，各部逐渐强大。对于女真人的繁荣，明王朝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狭隘民族心里，视其为患；并非初定天下时，四海太平“共享太平之福”。因此而推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的民族羁糜政策，限制女真的发展，就不难理解。具体实施为：能抚则扶，不能扶则剿。再有，到了中晚期，明王朝政治腐败、纪纲紊乱，贪吏、酷吏、黨争横行。辽东的官司吏，对女真人的欺辱、压榨愈发肆无忌惮，必定激起女真人的反抗。昏庸的明王朝，并不想从民族政策上，寻问题之症结；却像一个输光的赌徒，迷恋于穷兵黩武。事实上，这一反动的民族政策，不可能给明王朝带来太平，只能激化矛盾，加速自己的灭亡。另外不难发现，明王朝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是由好向坏发展；而女真人屡遭“灭顶之灾”，最后却强大起来。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观吧！

　　明王朝的覆灭，正如清史大家阎崇年所阐述：是内部矛盾、階級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不断积累到恶化的过程。在诸多导致其覆灭的因素中，笔者觉得，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所推行错误、反动的民族政策这一点在史学界，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试想，假如无类似“七大恨”这样的民族仇恨，面对大顺的李自成，多尔滚能像明初他的祖先猛哥帖木那样，效力于朝廷，去擒贼擒王，能有“煤山自缢”的惨剧？既然如此，那明王朝为何还要长期推行民族岐视和民族分裂、以及残酷打击的民族政策呢；不能以宽松的民族政策，“共享太平之福”？若解析这个问题怕是不难，事实上，明王朝从根本上就未将夷属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之内，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狭隘的民族思想在作崇。不是“共享太平”的对象，而是要羁糜的对象。

　　对于女真后代所开创的——大清王朝，他们吸取了前朝血的教训；对少数民族，不是采取戒备、控制、离间、打击等手段。而是，顺应天意，敞开这个民族博大的胸怀，推行“团结汉人”“抚喻蒙古”“怀柔西域”“振兴黄教”“改土归流”等一系列积极、科学的民族政策（大量史实均可证实这一点，如承德的外八庙。）。真正把少数民族当成自己的骨肉兄弟，使各少数民族心悦诚服，在一定宽松的政策条件下使其“休养生息，安置乐业”，团结在大清王朝周围“称臣纳贡”与大清王朝共享繁荣，故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团结。因此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康乾”盛世。同时奠定了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的基础；也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统一战线的先河。这一丰功伟绩，与大清王朝所推行积极、科学的民族政策，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是值得后人借鉴。

　　参考文献：

　　（1）（2）（3）张德玉《努尔哈赤.满族.兴京》第29页

　　（4）《崇德帝》9页

　　(5)《明史》第90卷“兵志”2

　　(6)《明史.职官.志五》

　　(7))《明史.职官.志五》

　　(8)《李朝太宗实录》第8卷四年十二月庚午

　　(9)《李朝太宗实录》第9卷五年三月丙午

　　(10))《明会典》卷125《满洲源流考》第7卷

　　(11)《明会典》卷125《满洲源流考》第7卷

　　(12)《李朝太宗实录》第7卷四年四月甲戍

　　(13)《努尔哈赤.满族.兴京》15页

　　(14))《李朝太宗实录》五年九月巳酉

　　(15)《明英宗实录》第30卷第5页

　　(16)《李朝世宗实录》第10卷三年十二月辛丑

　　(17)河内良弘《猛哥帖木建州卫》载<朝学报>第65辑

　　(18)毕恭《辽东志》第7卷第3页

　　(19)(20)《努尔哈赤.满族.兴京》第16页

　　(21)《李朝实录》第62卷十五年十月戍演

　　(22)《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第1卷<兵部类>

　　(23)《李朝世宗实录》第89卷二十二年六月丁亥

　　(24)《李朝世宗实录》第80卷二十年正月辛卯

　　(25)《明⒆谑德肌返？8卷正统三年正月葵丑

　　(26)《明英宗实录》第89卷正统七年二月申辰

　　（27）《扬宗伯奏疏》《明经世文编》第453卷

　　（2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第1卷<兵部类>

　　（29）王世贞《*山堂别集》中华书局本第99卷1765页

　　（30）《朝鲜李朝实录》

　　（31）《朝鲜李朝实录》《清史稿.阿哈出传》

　　（32）唐邦治《清皇室回谱》第3卷《明宪宗实录》第44卷

　　（33）《朝鲜李朝实录》第43卷十三年九月丙子

　　（34）赵辅《平夷赋并序》《全辽志》第6卷第25页

　　（35）)《努尔哈赤.满族.兴京》第19页

　　（3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篇第5章

　　（37）《万历武功录.王杲传》第11卷)

　　（38）《万历武功录.王杲传》第10卷

　　（39）《万历武功录.王杲传》第11卷

　　（40）《天命汗》第34页

　　（41）《万历武功录.王杲传》第11卷

　　(42）《清史稿.王杲传》第222卷第9126页

　　（43）阎崇年《天命汗》第42页

　　（4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1卷 第10页

　　（45）《清努尔哈赤实录》第1卷第4页

　　(46）《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第6页

　　（47）《满文老挡》《天命汗》第230页

　　（48）《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 第12-13页

　　建洲女真后裔  清永陵人  整黄旗满洲

　　写于2003年

　　作者电子邮件：Hss17512000(at)yahoo.com.cn

　　作者:霍克

　　1976年，张庆洲17岁，一张瘦长的脸总流露着阴郁，他是个文学青年，法国作家萨勒日的《瘸腿魔鬼》前前后后读了好几遍，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魔鬼的能力，揭开城市的房顶，洞悉人世的秘密。在天津铁路局的唐山段，他因为在发表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上的小小说出名。之前，他还在著名的开滦煤矿工作过半年，他们一家是1974年从天津塘沽搬到这里的，住在路北区。

　　7月27日傍晚，张庆洲前往天津，参加天津铁路局内的通讯写作的研讨会。在站台上，他碰到了刚刚从天津回来的大姐。火车开动时，风吹起了姐姐额前的短发，这真是个炎热的日子，如果不是火车开动，车站上一丝风也没有。天津比唐山繁华得多，在天津百货大楼，张庆洲陪着他年长的同事马庆奎为两个女儿买花布，单位里人人都知道这两个女儿的模样俊俏。

　　7月28日的凌晨，张庆洲被一阵地震的惊呼声惊醒，他光着脚从招待所的四楼跑出去，加入楼下逃离的人群，四层高的楼房的中间已裂开了深深的一道裂缝。第二天的会议开不成了，张庆洲多少为这次行程而懊悔——就赶上了天津的地震。在天津的铁路局，他们被告知震中可能在塘沽，要去那里抢险。在前往塘沽的路上，他看到了越来越多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的尸体和逃难的人。但是，在抵达了塘沽之后，他们又被告知，震中是唐山。铁路与公路交通业已中断，张庆洲他们只能靠双腿走回去。

　　“我突然发现一眼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了” ，张庆洲清晰地记得7月29日下午回到唐山时的第一印象，“所有熟悉的景象都消失了，甚至找不到原来的路。”原来宽阔的马路变得狭窄了，是一排排盖着白布的尸体，而原来的小路，则干脆被瓦砾、尸体所吞没。濛濛细雨洒在地面上，将血水冲得到处都是。回到路北区的家里，张庆洲看到妈妈坐在楼房的废墟上发愣，妈妈后来对他说，地震发生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小儿子逃出去了。”前天还在火车站的挥手告别的大姐，二姐的5岁的女儿都遇难了。马庆奎买的花布也毫无用处，两个女儿都未能躲过灾难。

　　2006年7月18日的上午，在唐山市的裕兴路的一间装修简单、有点破旧的单元房里，张庆洲给我讲述了个人往事。30年过去了，当初17岁的少年，已历经沧桑，烟不离手。最初的文学梦想也实现了，他成为河北作家协会的会员，那场地震则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想知道那场灾难真的像灾难报道描绘的那样简单，一场巨大的灾难如何重塑了一个城市的心理，我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比起1996年出版的小说《震城》，他在2006年1月出版的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更具有冲击力。

　　经过七年的不懈的调查，张庆洲吃惊的发现，那场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的唐山地震，在发生前早已被不同地震监测者的预报出来，从开滦马家沟矿的工程师马希融，唐山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寰，乐亭红卫中学的观测点，到国家地震局的科学家汪成民，关于唐山即将发生大地震的预测在7月28日之前，一直不断被确认着，直到地震发生前的9个小时，马希融还在向上级单位作出强震临震的预报……

　　所有的警告都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都被漠视了，而没有来自上级的批准，任何行动都又是被禁止的，以至于为了召开一次一拖再拖的震情讨论会，汪成民不得不在7月22日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的门上……

　　这本书是一次至关重要却跚跚来迟的追问。地震的痕迹在这座城市已消失殆尽。7月18日下午，我在河北理工学院里游荡，那座1978年7月建成、还未投入使用就被摧毁的图书馆的混凝土残骸，躺在丛生的青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正是暑假时刻，落着小雨的校园空旷、安静，远处突然传来隐隐的歌声，似乎是《一条大河》的曲调，在学校大礼堂的走廊里，我看到了一群两腮上涂着红粉的年轻人，他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准备，教育部门的领导将在这里评估这所学院的文艺活动的表现。

　　除去这座图书馆，我找不到昔日的景象。这座城市看起来的确是崭新的，比起大部分中型城市，它的道路更宽阔、平坦，道路两边的隔离护栏是崭新的，路灯柱是不锈钢的，灯光明亮，不过出租车司机会告诉你，一切还不是这样，他还提醒我看新华路两旁的楼房，它们的楼顶上的那个小尖顶的阁楼是新加上的，还刷成了粉红色，看上去像是欧洲小镇里的一角。不过，不临街的楼房仍旧是老样子，灰色的楼身，平平的楼顶。城市里已四处悬挂了“迎接抗震三十周年”的横幅，粉刷着“弘扬抗震精神 ， 更快更好发展，构建和諧社会”的标语，天知道这三句口号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现在三十周年了，唐山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树立一座新唐山的形象，三十年里，他们又盖了多少楼房，GDP增加了多少。市中心的百货大楼被重新装修，它长方形盒子般的建筑形状，配以表面新型材料和方格子窗口，看起来像是一座欧洲三十年代包豪斯建筑突然间移植到了此地，但是如果你穿到大楼背面，你熟悉的粉红色磁砖就又出现了。百货大楼对面的广场上是唐山地震纪念碑，两座尖塔式的建筑矗立在那里，有一种冷漠的姿态感，刻在下面的碑文，看起来和那24万死者没有太多关系，它更像是一次对政府与解放軍在灾难面前又一次强有力表现的颂扬。而一旁的地震纪念馆则关闭了，我绕着它走了一圈，紧缩的房门上连个说明的提示都没有，一位装修工人说，为了迎接三十年纪念，去年12月底就关闭了，重新装修。一位参观者发现，馆内五分之四的陈列是新唐山的物质成就，只有五分之一与当时的地震情况相关，而其中又被动物在震前的异常反应占据了，真实的遇难者反而缺席了。

　　“这里不是9·11后的纽约，也不是耶路萨冷”，在谈到唐山的纪念形式时，张庆洲说，他觉得自己的《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像是这股“纪念抗震三十年”庆典中的不和諧音。这本书的命运坎坎坷坷，2000年初稿写完后，没有出版社能够出版它，它必须通过国家地震局的审稿部门，到2004年时，张庆洲几乎放弃了出版的打算，将精力投入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审查机关对于虚构作品似乎没那么严格。接下来，有人告诉他，国家地震局更换了局长，他试着再次寄出书样，出乎他意料的是，新任局长宋瑞祥不仅表示支持，还作序推荐。书的命运多少像是他青龙县在那场地震中的命运，距离唐山不过115公里青龙县的47万人在那场劫难中无一人伤亡，仅仅是因为该县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即时地将地震预测带给了县委，而县委书记冉广歧宁愿丢掉官职，也要把震情预测传递给每一户。即使如此，这本书在首版印刷的2万册销售之后，它的出版社已被要求不再印刷。一位叫王晓清的年轻导演以这本书为脚本拍摄《唐山地震三十年祭》纪录片，还是未能播出。

　　7月18日的夜晚，我在唐山最受欢迎的夜生活场所亨利酒吧里，听那些脸上表情酷酷的歌手唱着欧美流行金曲，年轻一代已经成长，他们还会记得那场灾难吗？每一个唐山人都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地震故事，但这些故事越来越停留在他们的个人回忆里，一直到今天，它们仍未以某种集中、公开的形式汇集到一起，那该是多么令人动容的历史啊。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追问，迄今为止只有两本关于这场灾难的值得注意的著作，钱钢在1986年出版的精彩作品《唐山大地震》更多的是对灾情的描述，而至于它发生的更复杂的过程，一直到张庆洲的作品时才揭露出来。但是，关于这场发生在1976年的这个敏感时刻，被视作政治秩序改变的征兆的大地震中蕴涵的更多细节，我们仍一无所知。巨大灾难是考验一个政府与其人民的重要时刻，他们的迟钝、智慧、麻木、勇敢、同情心、英雄主义，种种复杂的反应都会在期间涌现出来。三十年过去了，所有这种细微的、值得珍视的情感，理应吸取的教训，都被压抑在建设一个“新唐山”的过度热情与速度之中了。

　　“不用担心，唐山人不会忘记这些。”张庆洲说，我们谈了一上午话，在楼下的小餐厅里吃了桂林米粉。唐山人有自己的纪念方式。每年7月27日的夜晚，唐山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在烧冥纸，纸灰满天飞舞。地震后的尸体无法辨认，况且也不可能再辨认，它们被推土机推进了大坑中掩埋了，幸存者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埋在哪里，他们在所有十字路口都继续送自己的亲人一程。

　　作者:许知远

　　一、超越时代的思考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停止了獨立思考、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思考，哪怕镣铐加身，乃至没有纸和笔，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在红色的牢狱中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國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在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那个时代。更为难得的是，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她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该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成了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联邦制等设想。这些今天看起来寻常、而且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國却无疑是一种空谷足音。

　　虽然她表示，作为一种权利，“那么天赋人權世人都拥有自己所应有的一份！谁也不比谁少即谁也不谁多！而是神圣的自卫权力本身便要求神圣的复仇权利！”但在她用血书写的那些传世文字中，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人思维——

　　“……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國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了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吞安眠药自杀获救后，又想到北海公园投湖自尽，“躺在一张椅子上想了一夜，弄明白了许多道理。” 在1957年5月在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他们遭到围攻时，挺身说了几句公道话，与此同时，她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最后，她未能幸免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黨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悲剧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提建议，力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因此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二、做一个人，不做一张牌

　　自从1960年入狱之后，林昭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是缺乏清醒的认识，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中：“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她在1963年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枪弹费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只要给人一个死法……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那个对她暗中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做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一个怪梦：“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一张牌！黑桃皇后！你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作为一个女性，尤其天性即有着爱美之心的女性，一个有着强烈的求真渴望又才华勃发的女性，她的思想掘进之路，自我反思之路，在许多方面是借助直觉，借助感知的，正如她在1957年5月22日那个晚上站出来为受围攻的北大同学辩护，不是什么理性计算的结果。她反省自己少年时代的政治追求，“其出发点也只是热烈的感性而并不如一些政客似地是冷酷的理性”，或者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

　　她在狱中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我只凭感性与直觉行事：是非之间无他途，不成功即成仁；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大义所在不惜身命，头颅可抛、热血可洒，他何足计？！是故从也不去跟作游戏似地横拟一种方案，竖排一个可能——只知为公大义，不知机会主义！”

　　这几段自白十分重要，对于我们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简直就是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撞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1962年，她保释在外，右派同学羊华荣前来看她，同游苏州拙政园，她表示面对当时饿死那么多人的局面，决心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羊劝说她：“你具有诗人的气质，不具有政治家的气质，诗人讲真情，政治家讲假意，你太真，不宜搞政治，否则必然会吃亏。”我感到，这番话是知人之论。确实，她只是一个诗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者，在本质的意义上，她并不想搞政治，她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他回答：”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认错就是叛变，我没有错！“

　　她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鎮壓之类，首先想着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本是也是一个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对她来说，与生活本身的感受相比，一切理论、学说、主义都是次要的。监狱方面越是想制服她这个“黄毛丫头”，她就越是不服，她称之为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这成为她致死的直接原因。对于“那么一股子劲儿”，她曾这样评说：“更正确地说或许应该称之为斗争性罢？想当初这个年青的叛逆者早就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战友们说过：犹如‘与打击者以打击’这著名的口号一样，我们的行动准则应该是：与斗争者以斗争！只要斗争尚在继续，只要我们一息尚存！而且在我认为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气可鼓而不可泄，只要这股子‘劲儿’存在，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众寡不敌、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人们也仍旧可以找到进行斗争的各种方式以及策略——合法、非法、非法中的合法或合法中的非法，等等。”

　　这大致上可以解释她在狱中为什么不肯低头。

　　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林昭谴责狱方先是想通过酷刑等手段想使她“失志”，而她坚持“匹夫不能夺志”。此计不成，又企图使她“失节”，她为此痛切地慨叹“天意弄人”——“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已不幸青衫热血误此身，更不幸天教生为女儿身”。

　　因为这个“女儿身”，她的反抗就显得更为悲壮，更为惨烈。她并不是不知道这是鸡蛋碰石头，在当时的环境下尤其如此，1958年到1959年，和她相恋的甘粹劝她：“鸡蛋碰石头，会粉身碎骨的。”她的回答是：“宁愿粉身碎骨我也要坚持斗争，如果上千万个鸡蛋去碰撞这个石头，始终会在这块石头上碰撞出一个坑。”

　　1962年，她在保外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哪怕没有笔她也要用自己的血来写？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青人完全占着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年青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她引用了许多与“理”有关的谚语：“四方招，八方理。”“吃了谷米，须讲道理。”“有理没理，出在众人嘴里！”

　　她明知对方不会和她讲理，但她还是要把理讲出来，不断地讲理，到最后还是讲理。她不是简单地用鸡蛋去碰石头，她要在石头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唯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她一次次地说自己集“坚定与幼稚”于一身，“幼稚的年青人其基本一面还只是坚定”，自称这是她“固有的政治特征”，她的坚定和幼稚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在这里，幼稚只是相对于世故、成熟的世故而言，她永远也不可能走到那一步，这不仅是她的性格所决定，也是她的认识所决定的。她的自我评价还有一点就是多次提及的“坚决和诚恳”，“我的诚恳不容误解，因为我的坚决不容怀疑……在我说来：坚决是产生诚恳的前提。”

　　“作为反抗者的林昭有一点是自谓可告俯仰无愧的！‘凌霜劲节千钧义’，迷惑、挫折至于力不能支那是另回事，至少至少战友决不能背离，犹如战斗决不能背弃。假若不是因为执着于这一点，则我是也大可坐在一边，甚至根本无需乎走入反抗者的行列，诚如人们所言——我也承认：即使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的！”

　　但她接着说：“然而我不能！”她的抉择已不是单纯的“节”和“义”所能解释，而只能在她的观念上寻找答案，如她自己说的，“政治思想的坚定一面也就是根源于此：靠观念。”她曾

　　自述所有的判断源自“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价”，以及“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

　　四、回归人性

　　在一个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造神时代，她却借用“同时代中的一位闯将”的话说：“生殖器崇拜的图腾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这句话即使今天读来也很经典。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了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磨灭，并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不愿瓦全。加上她天性中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诗和她的基督教信仰中找到答案。

　　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觉。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五、思想源头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大舅许金元——一位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產黨人影响，她妹妹说她身上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受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仲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澤東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黨员，只是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要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还曾无中生有地揭发过母亲。

　　那么，最终使她超越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头又在哪里？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國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幅！”她由衷地景仰这些近代史上的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她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这个时候，她身上另一种秋瑾等前驱所没有的新因素就被激活了，那是她早年就读的教会学校给她的基督教滋养，她在那里受洗进教。基督教给了她内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她一再地提到良心这个概念，按良心行事，她说自己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曾离开基督的怀抱。成为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回忆，“有次谈到基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恋人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她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她在大辩论的时候，站起来替右派说话。”  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她在狱中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写道：“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 她泰然表示：“……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当然，她还有一个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的父亲，一个了解世界文明、具备西方宪政知识，在国民黨时代有过从政经历，清廉耿直、洁身自好的父亲。父亲彭国彦希望她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然而，多年以来，父亲在她心目中只是个引以为羞的“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她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他只是笑笑。”

　　父女之间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入狱后，曾对医生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在单独囚禁的小囚牢里，她用自己的血在墙上画了父亲的灵位，而且用血一点点精心地装饰，经常祷告，获取力量。她说自己“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这里说的“政治气味”中应该包含了她父亲呼吸过的西方宪政气味，她对西方文明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倾慕之情。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思想资源，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他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