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编者按：下面是一则被外资控股的原中國银行宰杀中國民营企业的报道。近2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是对白领的剥夺；把银行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外资，是经济殖民化的关键环节，它必将会让被洗劫一空的蓝领悲剧在白领阶层重复上演。现在这个悲剧已经开始了。先是宰割华夏银行，然后再通过被宰割的华夏银行，去宰割更多的中國企业，不过是西方国家对中國进行经济大屠殺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

　　拥有140多亿净资产、近千亿总市值的华夏银行，以区区26亿的价格几乎白送给了德国人，为了避免引起中國人的注意和反对，德国人采取了分散控股的方法，表面看上去银行大股东仍然是中國人。至于设计这种骗局的是呆板的德国人，还是腐败的中國监管人员，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由于中國金融监管机构强制规定银行的中方股东不能“一股独大”，这就为外资全面控制中國银行业扫清了道路。同时，为了防止外资控股中國银行业引起更大社会关注，中國金融监管机构封锁了外资继续控股中國银行业的所有信息。可怜作为银行资产主人的中國人民，甚至想知道自己的资产有没有被卖掉都成为难以实现的痴心妄想。不过铁桶般的信息封锁本身就在客观上证实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國110家商业银行恐怕已经所剩无几了，如果大部分商业银行仍然控制在中國手中的话，中國金融监管机构肯定会大肆宣传其丰功伟绩的。虽然控制中國60万亿金融资产、40万亿银行资产，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大规模财富掠夺，但是西方国家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占有中國的金融资产，而是要以银行为手段，控制和占有中國的全部财富，包括我们子孙后代的环境财富。

　　目前对中國经济的宰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微观上，通过银行控制企业，把企业资产转移到银行手中。这次华夏银行抽资逼企业家自杀，其实是敲山震虎、杀鸡吓猴，目的是逼迫周围大量企业进入票据市场，把企业资产拱手送给银行。中國在2006到2007年把银行贱卖给外资以后，2008年又推出了中期票据业务，为银行攫取企业资产提供了十分方便的金融工具。所谓中期票据简单讲，就是把企业欠银行的贷款变成有价证券，这个东西一出现，任何企业——无论是好企业还是差企业，最终都难以逃脱资产被银行侵吞的厄运。而此前由于贷款不能买卖转让，只要企业有能力偿还贷款，银行要想侵吞企业资产便无能为力。而一旦把贷款变成有价证券，就可以自由买卖转让，价格就会暴涨暴跌，银行就可以像操纵股票那样操纵企业资产价格的变化，或者拉高套现，或者打压收购，无论企业有无偿还能力都难逃厄运。对中國经济来讲，这一招可谓阴狠之极：先由外资控制中國银行，再由银行控制中國企业，进而控制中國全部财富，最终把中國彻底榨干掏空。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國已有6.7万家企业破产倒闭，正在形成汹涌的破产狂潮。中國民营企业的殖民化灾难到来了，前有已被外资控股的银行的血盆大口，后有国家从紧货币政策的驱赶，中國企业除了尽数落入外资囊中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出路。

　　在宏观上，通过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两个方面的悬殊差价，把中國的财富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同时把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转移到中國。2007年，仅10多家银行股的贱卖就被西方发达国家掠去上万亿财富，今年则更进一步，据媒体公开数据和著名爱国学者时寒冰的分析，中國向支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2家最大房地产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约3700亿美元，以挽救因次贷危机而濒临破产的这2家美国公司。我们之所以说是注资而不是投资，是因为中國投入时，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欠债近万亿美元的这2家公司早已资不抵债，没有了任何投资价值。中國投入的3700亿美元折合2.5万亿人民币完全是无偿资助，根本没有收回投资（估计决策者也没打算收回）的半点希望。这可不是几个亿，几十亿甚或是几百亿，而是几万亿啊。下面这个民营企业家是被银行500万送进火葬场的，按照这个标准，2.5万亿人民币能够挽救50万个相同企业，也就是说，只需拿出其中十分之一多，就能够救活上半年倒闭的那6.7万家中國企业。可是，我们却用牺牲人民健康和生命换来的血汗钱去挽救美国的房地产公司，去维护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和美国人民的安居乐业，而任凭我们自己的企业破产倒闭、企业家绝望自杀。凭借中國这2.5万亿注资，美国国会决定不让垄断美国住房市场的这2家公司破产，美国人可以继续享用2年家庭收入就能购买一套住房的发展成果，而中國人只能在一套住房榨干三代人储蓄的悲惨状况下绝望挣扎。至于中國人2年的家庭收入别说买不起一套住房，甚至买一个拉屎的茅坑都不够。就是在如此贫富悬殊的条件下，中國为缓解美国金融危机投入了数万亿资金，仅仅对房利美和房地美2家美国公司的注资就超过2.5万亿，那么对整个美国金融界和企业界注资会有多少？对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注资又会是多少？虽然这个具体数字我们不知道，甚至永远都不会知道（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类似投资都会让本国人民知道），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就是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灾难，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灾难，实实在在地砸在了中國老百姓头上，而对他们本国老百姓影响很小。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美国，2年期间股市下跌不过百分之十几，而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國股市，仅8个月时间就跌去百分之六十三，市值损失近20万亿，无论就其下跌幅度还是损失规模来讲，都超过了震惊世界的日本大股灾，而日本同样的跌幅和损失经过了3年时间。可以说，无论就相同时间内的下跌幅度来讲，还是就市值损失规模来讲，目前爆发的中國股灾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次股灾。

　　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國股灾之所以没有引起政界、财界、学界和媒体的关注，甚至还对关注中國股灾的人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关注”，是因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结构性股灾。所谓结构性股灾，是指股灾不是打在全体投资者头上，而是专门打在其中一部分投资者头上，主要是打在老百姓头上。这是因为目前中國股灾的爆发不是经济原因和市场原因造成的，而是财富分配方法造成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國之间，以及中國权贵富豪和一般民众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财富再分配。中國用两个方法把金融危机的灾难锁定在了中國老百姓头上。

　　一是在对外方面，通过贱卖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资产，把中國的财富转移到了国外，同时又把西方危机转移到了国内。比如美国银行购买中國建设银行股票的价格是0.94元，而一些中國投资者的购买价格是11元，莫说目前中國股市跌幅是63%，即便是下跌90%，美国银行仍然赚钱，而到那时中國股民恐怕早已“死”干净了。一位美国银行主管说的好：“虽然我们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赔了钱，但是同我们在中國银行赚的钱相比，损失不过九牛一毛”。这就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國股民血本无归的原因。到现在人们才明白为什么美国国会要再三通过关于中國金融开放问题的决议，再三授权美国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逼迫中國金融开放，再三组织中國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宣传金融开放，再三发动中國相关媒体讨伐爱国学者的原因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对外开放的所谓“背水一战”，把中國资产低价卖给外国人，再用贱卖资产的钱去高价购买外国金融不良资产，美国就不可能把危机的灾难转移到中國来，企业的破产倒闭和股民的跳楼自杀，就应该是发生在美国，而绝不会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中國。

　　二是在对内方面，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把暴利锁定在权贵富豪的身上，把风险锁定在老百姓头上。同样购买一张股票，权贵富豪的购买价是1元，老百姓的购买价平均15元，条件就是老百姓15元买的股票可以在交易所挂牌交易，权贵富豪1元买的股票不能在交易所挂牌交易，也就是说，老百姓15元高价购买的是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國股民的庄严承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信用做抵押，中國股市创办十几年来老百姓从来没有怀疑过，一直心甘情愿地以高于外国人约十倍的价格购买自己国家的股票。可是后来中國证监会一声令下，所有股票都按照一个价格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美其名曰股权分置改革。如此一来，权贵富豪发了大财，老百姓则被骗得哭都找不到坟头。虽然说起来权贵富豪的非流通股价格是1元，其实连一分钱的成本都没有，十几年来，他们通过转让配股权，实物配股（不算分红），占用公司资金等手段，早已经十几倍几十倍地赚了大钱，现在再以高于原价几十倍的价格套现，这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公开抢劫，其残酷性甚至超越了中國历史上任何一次抢劫，恐怕仅次于当初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抢劫。可以说，把股灾的惨烈后果有选择性地降落到老百姓头上，使国内外权贵富豪不仅毫发无损还能乘机发财，是中國特色市场经济的一大创新，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经济模式。

　　凭借这一经济模式，中國的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发达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毁灭性发展方式的各种弊端，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却如乌云般越来越聚集到中國头上。

　　所有了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股市是国民经济的先行指标，既然是先行指标，股灾自然就是先行达到的灾难，是更大灾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见，股市20万亿总市值的灰飞烟灭，老百姓6万多亿真金白银的惨重损失，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的凭空蒸发，恐怕只不过是中國乌云聚集的第一声惊雷，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看一下那些拼命向海外转移资产和子女的权贵富豪就知道了。他们是灾难即将到来的最可靠风向标，是坚信风暴即将到来的最先上树的蚂蚁，在匆忙安排着躲避灾难的海外巢穴，目前不做类似安排的权贵富豪业界名流已是凤毛麟角，连风靡全国的“女排精神”的代表人物郎平，都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珍妮，相信共和国明天的还能有几人？

　　只是当中小企业家都被逼上绝路时，中國的穷人就更加失去了任何活路！

　　2008-8-24

　　下面是所附文章：

　　华夏银行抽资后陷绝境，明星药企掌门自杀

　　日期：2008-08-19 作者：李仲泉；商夏玲 来源：中國经济时报

　　华夏银行从该公司账户中抽资500万元后，郑亚津陷入绝境，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在8月11日上午举行的“浙江民营经济创业创新之路”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有关方面否认该省有20%的中小企业倒闭，但浙江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许多浙江的企业家调侃自己正遭遇“4把刀子和一根绳子”的困扰，“4把刀子”是指原材料价格猛涨、人民币升值、用工成本激增和外贸困境，“一根绳子”就是指信贷收紧，企业主拿着这根绳子在等死。

　　没想到国家中成药五十强企业——浙江一新制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亚津真的用上了这根绳子。华夏银行从该公司账户中抽资500万元后，郑亚津陷入绝境，于2008年8月13日早被发现自缢于公司办公室中。

　　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中西药制剂及天然药物制剂研制、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1989年组建以来，该公司成功开发了多支国家级新药。其中的贝得宁儿童咳液等7种产品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原料药氢溴酸加兰他敏等产品出口世界各地，保健食品喜满家牌通畅益脂胶囊选入中國名优产品数据库。

　　兰溪市委一位干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新制药是对兰溪市具有重要贡献的企业，历史纳税最高额度曾达到一年1800万元。财务资料显示，今年1至6月份，该公司已纳税460万元。

　　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公司面临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当地一个园区又要征用土地，占用了大量流动资金。当前浙江中小企业资金缺口严重，公司只能转向民间借贷，据了解，公司还曾向社会各界筹款1300多万元。

　　据中國银监会网站公布的2008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浙江的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1.29%，即便是在“经济最困难的年份”，这个数字在第一季度仍降低了0.15个百分点。一方面是资金“贫血”的企业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却是银行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而拼命扎紧钱袋子，银企交恶成为浙江经济界之痛。

　　本报记者曾于15日下午4点左右联系华夏银行杭州分行行长，试图了解此前华夏银行对一新制药有限公司抽资500万元的情况及对此事的看法。几经查询，仍是问不到任何一位银行负责人的电话。最后记者打通了杭州分行一个网点的电话（号码为0571-87709201），在记者表明身份及说明来意后，对方说话开始警惕，表示不知道有关负责人的电话，在记者的再次追问下，才答应告知银行办公的电话（号码为0571-87239099），记者拨打后发现其是空号。记者再次打电话进行求证时，此前拨通的电话已经无人接听。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浙江省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了13%，1-5月份下降了26%.有人说，现在的困难“看不见底”。

　　兰溪市经济界有关人士分析说，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是资金链发生断裂，华夏银行的抽资触发了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据悉，一新制药是兰溪市一家很有潜力的企业，该公司的克比奇羚羊角胶囊是国内目前使用羚羊角为原料的两家企业之一。兰溪市委、市政府希望金融部门继续对该公司提供支持，以维护社会稳定。

　　作者:张宏良

　　本周的股市走势是暴涨暴跌的标本之作。

　　周一（8月18日），股市暴跌，沪综指大跌5.34%.原因是，上周末管理层出台的非实质性利好政策对市场未能形成提振，宝钢限售股解禁以及中國南车周一上市，使得市场在失望之余释放出做空动能，恐慌性杀跌导致了当日的大跌。沪深两市跌停的非ST类个股接近500只，而跌幅超过7%的个股更是多达923只。

　　周三（8月20日），股市暴涨，沪综指收市大涨7.63%，创下近4个月的单日最大涨幅。摩根大通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发布的“千亿经济刺激方案”的报告，及融资融券可能在奥运后出台、印花税将调整为双向征收0.05%等传闻，给股市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个股全线反弹，262只个股涨停，两市仅1家个股下跌。

　　周四（8月21日），股市暴跌。由于“千亿经济刺激方案”报告未得到政府回应，相关传闻无一兑现，市场再度陷入失望之中，两市在恐慌性杀跌声中下跌。沪综指跌3.63%.

　　如果对照一下，导致股市暴涨暴跌的主线其实有一个重要核心：救市。当救市传闻出来，股市暴涨；未兑现，股市暴跌。当市场围绕着救市传闻坐过山车，当投资者将希望系于救市，凸显市场的脆弱已经到了极度深寒的地步。

　　在目前这一阶段，纯粹针对股市的救市措施，是比较难以出台的。比如，有人建议政府成立平准基金救市。我在7月份的专栏文章中已经指出：许多人建议政府成立平准基金干预股市，却忽略了平准基金存在必须依赖的两个重要前提：第一，市场监管严格，透明度高，基本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第二，政府的干预受到系统的监督和制约。失去这两个前提，平准基金直接进入股市，其功能就可能因运作的不透明从“熨平市场剧烈波动”转变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使股市波动更为剧烈。尤其在政策影响最直接、最强烈的股市，当平准基金进入市场，权力还能够保持中立吗？如果老鼠仓嫁接到平准基金上去，可能引发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让普通投资者损失更大。

　　而且，在具体操作中，成立平准基金的障碍其实非常多。如果成立平准基金，法律依据是什么？钱从哪里来？谁来操作？如何做到公开、透明、公正？如何预防老鼠仓？面对虽经过大跌但市值依然庞大的A股，要多少钱才能救？万一救市失败产生亏损怎么办？——救市资金被套的教训是有前车之鉴的。

　　所以，目前，对于市场中弥漫的各种救市传闻不必盲信，可以根据一些常识辨别真伪。比如，摩根大通龚方雄在其发布的“千亿经济刺激方案”的报告中指出：中國政府应该出售美元资产，并将这些钱用于建立一个市场平准基金，以维持A股市场稳定。

　　平准基金的成立本来就障碍重重，通过出售美元资产来救市障碍更多。外汇储备不同于财政收入，用外汇储备来设立平准基金，无异于加印人民币，向市场投放更多的流动性，加大通胀压力。而防通胀依然是目前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为了救股市而甘冒加大通胀压力的风险，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单纯针对股市的救市措施其实是很难出台的，操作难度太大，而且，效果有限。

　　放下政府现在会不会选择救市这一前提问题暂且不谈，我认为，政府假如要救股市，可以通过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达到间接救市的目的。其中，最能立竿见影的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措施就是减税。减少企业所得税有利于鼓励私人企业投资，而减少个人所得税则有利于实现藏富于民，促进个人消费。8月18日至19日，仲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天津考察时强调：“扩大内需是推动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迫切需要。”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号。而要拉动内需，鼓励消费，首先就应该培育民众的消费能力，减税（包括减少房地产税费，压低房价）无疑是一个捷径。

　　同时，减税措施在适当增加居民与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的同时，相应减少了政府的收入，这有利于减少政府低效率的投资及抑制行政事业开支铺张浪费行为，而政府低效率的投资与铺张浪费，恰是导致我国通胀压力加大的重要因素。减税措施有利于减轻通胀压力。

　　可见，减税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事实上，在国际经济普遍陷入衰退的状态下，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实行减税措施，通过出台一系列减税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更应该实行减税措施。减税措施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持续而且强劲的，作为实体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会提前对此作出反映。因此，减税是救股市的最好选择。但减税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直接牵涉到政府利益，政府能否舍得是一个关键。当然，另一个困扰股市的大小非解禁股问题，也需要政府痛下决心解决。

　　要救中國股市，这两条路是最必要走且必须走的。

　　来源：东方早报2008年8月23日

　　作者:时寒冰

　　“中國股市成了植物人”。真佩服说出这句话的人，因为目前的中國股市实在是象极了。“植物人”的特征，一是指没了刺激反应，二是指一息尚存。管理层连连发话，人民日报、新华社、三大证券报轮番上阵，“树立信心”，“维护稳定”不绝于耳，可股市“双眼紧闭”，每况愈下，毫无反应。然而成交量逐日下降就算到了“地量”，股市也还是一天天存在着，现在的“俯卧撑”仅是一息尚存的表现。两个特征一个都不缺，中國股市确实成了植物人。

　　植物人，一般都是由于受到某种突然的打击，例如车祸、暴力击打，导致人的严重脑外伤，引起大脑皮质丧失活动能力而完全没有了知觉。那么中國股市受到了什么意外打击了呢？说是国内通货膨胀吧，可已经公布的CPI下降和上市公司中报等各种数据，不至于对股市形成如此大的冲击呀，不象；说是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吧，可过去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我们的股市还偏偏特立独行，一枝独秀呢，再说他不景气你当植物人干吗呢？因此也不象；说是“挤泡沫”吧，中國股市的市盈率已和美国相差无几，可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才1-2%，我国即便宏观调控后也还保持有至少8%以上呢，哪能同日而语，还是不象。

　　看起来，只有一个，是“大小非”。中國股市原来走得好好的，即使有每年的IPO扩容，增发，上市公司送配等，股市的容量增加基本还是正常有序的，市场还能够承受得了。如今不同了，突然又来了个大小非，并且是个空前的“巨无霸”，一下子要在短短几年里使市场可流通筹码增加3-4倍，哪来那么多的钱托盘呢？这打击实在太大了，市场的“大脑皮质”受不了啦，一个想不通就从楼上纵身一跃，从而先是“休克”，继而“昏迷”，最后就成了“植物人”。

　　据说，全世界曾发生过好几个植物人被“唤醒”的例子。内容基本都是植物人的亲属在他的耳边不断地说话，讲故事，播放动听的歌曲，最终某一天植物人“忽然睁开了双眼”。虽然这样的故事不可思议，但毕竟发生过。

　　所以，现在证监会、国资委、权威媒体们都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反反复复、一浪高过一浪地“信心喊话”，“植物人”也总有一天会醒过来的。可他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如果尝试“关”一下大小非呢？说不定“植物人”一下就从床上蹦起来了。我们与其在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國股市变成植物人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倒不如象医学上治疗植物人那样，把各种治疗措施都尝试一下呢？反正，它股市已经是个植物人了，对它进行各种医治试验，力争把最小的希望变为最大的可能，参与股市的所有“亲属”们都不见得会反对。你“天桥上的把式—-光说不练”，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大小非的原因呢？

　　让我们白天看看中國股市—–陪着这个“植物人”，晚上就看中國足球—–可怜这个“窝囊人”吧。

　　2008年8月17日于上海

　　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angela_429399/

　　作者:路平

　　一个最国际化，一个最受世界瞩目的越南经济，轰然垮塌。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國，它的股票市场增长率还高于中國，大量引进外资，股价涨了10倍，楼价翻了几番，到了最后结果呢？经济危机，正在摧毁这个国家。

　　亚洲各国中，除了中國之外，其他国家都遇到过金融危机，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1997年其他亚洲国家，今年的越南。似乎只有中國可以幸免于难，原因何在？

　　流动性过剩并非通胀根源

　　简单的开放市场，简单的国际化，就能让越南富强吗？结果充分证明，这么多年的越南经济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根本不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民营企业，市场化，民主，自由，宪法，这些都不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一个规则，一个严刑峻法保障规则的制度叫做市场经济。只有建立了规则之后，你的经济发展，你的改革，你的民营化，你的自由经济才能创造价值，否则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

　　大家先想一下，通货膨胀怎么来的？目前政府的说法是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钱太多了，买楼房造成楼市泡沫，买股票造成股市泡沫，买产品就造成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我觉得这个判断很好笑。

　　上个礼拜我在上海想吃樱桃，一问多少钱，50元一斤，我的胆子还比较大，都被吓了一跳。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不买了，改买两个柳丁回家吃。回家越想越不对，郎教授你混得还可以，连50元都出不起吗？不是出不起，太离谱了，我上次来还是12元一斤。50元还只是山东出产的樱桃，我还问了，美国进口的卖 138块一斤。

　　为什么樱桃的进口价格是138块一斤，因为国际通货膨胀。按照我们的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那就是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需求小于供给，价格就会下跌，没错吧？但是，现在国际炒家一介入，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我们想一想，中國有13亿人口，我们买什么东西，什么价格就上升，对不对？所以对于炒期货的国际金融炒家而言，他要炒期货，一定要稳赚不赔，中國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价格一定要上升，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多了。因此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应该抢在中國政府买任何东西之前先买。假设把价格从100块拉到300 块，让我们这样去买，他才卖给我们，就造成严重的进口通货膨胀。他们就赌这个，你买什么，我们就事先买什么，这就是国际金融炒家的智慧之所在。

　　要设立严刑峻法的游戏规则

　　亚洲国家惟一能保全的就是中國，因为我们有最好的绝缘体，那就是我们是一个外汇管制国家，我们又没有期货市场，我们又是固定汇率的国家，这种传统、古老的制度保护了中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从97年开始幸免于难。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极左极右的政策都会给中國带来莫大的伤害，极左中國已经经历过了，越南正在经历极右，也很惨。所以我们要设立一个游戏规则，引入市场经济的灵魂。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欢迎自由竞争，欢迎民营化，欢迎外来资本，但是我们要设立一个严刑峻法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游戏规则，一定是走向菲律宾，走向越南，而不会走向美国，因为严刑峻法的游戏规则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不是很多人通常所理解的自由竞争。

　　作者:郎咸平

　　奥运期间的股市大跌，让投资者痛心不已。一方面是股市下跌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亏损，另一方面是奥运行情预期的破灭，导致投资者仅存的信心也遭到摧毁。信心是支撑资本市场的最重要基础，信心的崩塌意味着基础的动摇，进而，演化出多杀多局面。近期股市的暴跌正是多杀多的结果。

　　在熊市中，股市的涨跌有一个重要规律：下跌不需要理由，而上涨却需要理由。

　　目前，股市的每一次反弹，都很容易夭折。其根源在于，造成反弹的唯一动力仅仅是股市超跌的结果，是对超跌的一次本能的技术性调整，而这种超跌后的反弹是缺乏持续性、持久性的，当然，也是缺乏力度的。尤其在现阶段，在奥运行情梦破灭后，只见打雷不见下雨的维稳，发展到现在干脆连雷也不打了，这种不诚信、不作为状态同样重创了投资者的信心。

　　由此，投资者处于极度无望的状态中，任何一次反弹，都被视为一次逃生机会，追涨者寥寥。

　　如果导致股市反弹的唯一动力仅仅是股市超跌后的一种本身反应，那么，这种力量显然是靠不住的。也正因此，它需要投资者时时保持清醒。

　　目前，中國股市处于非常微妙也非常危险的阶段。股市跌幅已经达到60%，这种走势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极其罕见。中國股市在防止大起大落的监管目标之下，如此疯狂地暴跌，显出的难道仅仅是投资者理性的缺失吗？在中國股市，机构投资者的力量已经超半，作为市场稳定基石的机构投资者，却屡屡扮演着砸盘的角色，这是为什么？

　　由于刚性制度的缺位和诚信机制的缺失，能够稳定市场的力量一个个遭到破坏与摧毁。

　　A股处在空前危险的阶段。

　　持续多次强调次贷危机危害有限的美国，在忽悠多国中央银行为其损失买单后，终于开始承认次贷危机是无底洞这一事实。8月9日，美国金融分析家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比1929年经济大萧条更为严重的危机。原因是它给金融市场的其他许多环节都造成了真正严重的影响。

　　美国著名分析家、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指出，次贷危机有可能让美国付出将近3万亿美元的代价，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20%以上。这对美国经济乃至全世界经济而言都将是一次重创。到目前为止，次贷危机导致的企业破产还仅限于金融部门，一旦进入第二阶段即蔓延到制造业领域，就会像大萧条期那样，出现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失业和生产能力的破坏。

　　次贷危机一旦发展到这一阶段，美国失业率上升，消费能力下降，进而，波及欧洲和日本，给中國的出口造成致命影响——对于经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國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正视的危险。

　　即使没有次贷危机的恶化，就中國国内情况而言，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也已经开始显现。

　　近日，里昂证券发布了一份针对国内53个城市105家私营中小企业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显示，利润率下降的中小企业已由1个季度前的61%增加到了70%，36%的中小企业更明确预期未来毛利率的下滑。随着宏观调控下的信贷政策收紧，高达77%的中小企业表示在银行借贷上遇到了更大的困难。里昂证券统计显示，中小企业收到海外订单的增速，已从上季的4.8%降至0.9%.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8月3日发布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全国约1/10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接近30%，较去年同比减少15%.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据初步统计，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如果中小企业继续面临不公平对待（其中包含着因国有企业垄断给它带来的巨大不公），使它不仅无缘通过自己累积的经验和自身的力量脱颖而出，其生存空间还被国有企业压缩，那么，下半年，还可能有更多中小企业倒闭。

　　现在，应该如何挽回股市颓势？

　　其一，应该通过减税、降息等方式，促使宏观经济走好。股市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它往往提前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如果对宏观政策进行调整，人们就会对宏观经济向好充满信心，股市就将提前以上涨的方式作出回应。

　　其二，在股市跌幅如此之深的情况下，应该停止新股发行与再融资。在股市一路下跌中，新股不断上市，同时，增发和配股融资额同比上升了71.75%，可转债融资额同比增长了4.3倍，这种与维稳目标相背离的做法应当及时进行修正。

　　其三，应加快解决大小非减持问题。持仓成本在一元以下，甚至持仓成本为负数的大小非，即使在目前价位抛售股票，仍有非常丰厚的利润，这种不公平的博弈本身就彻底摧毁了中國股市的估值体系和现存的游戏规则。股改因急功近利留下的这一重大隐患，已经成为中國股市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绊脚石，有关部门应抓紧解决这一难题。

　　中國股市问题很多，但应抓紧解决这三个问题。这是帮助A股走出困境的必走之路。解决好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A股的颓势就能有所改变。

　　来源：东方早报2008年8月16日专栏

　　作者:时寒冰

　　当我们的媒体对朱启南在男子十米气步枪比赛中痛失金牌而一片惋惜时，大家似乎忘了夺得这枚金牌的人：印度选手宾德拉（Abhinav Bindra）。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大张旗鼓地报道宾德拉时，中國则对这位战胜自己的对手缄口不言。众所周知，本届奥运会之所以引起世界注目，就是因为她见证了中國的崛起。不过，在世界的心目中，崛起的大国并不仅仅是中國，还有印度。甚至有人说，本世纪印度的实力可能超过中國。但是，拿奥运会一比，两个几乎平起平坐的崛起大国却是天上地下。中國队自1984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以来，共获得112枚金牌。印度则自1980年奥运会赢得一枚男子曲棍球的金牌以来一无所获。个人项目的金牌，在印度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两国的差距是百倍以上。所以，宾德拉这枚金牌，对印度来说也算是“零的突破”。

　　我们中國人一比起印度来总充满自豪。体育就更不在话下了。在中國的体育迷眼里，印度还不如一个非洲小国。偶尔撞上了运气，得了枚金牌，有什么值得说的？

　　其实不然。看看宾德拉，年不足二十六岁，在美国获得了企业管理的学位，现在是一家经营电子游戏设备的公司的总裁。他和朱启南比起来，我的同情心当然在朱启南身上。毕竟，朱启南出身贫困，父母靠卖水果为生。小时候被射击教练看中，选进了专业队，这才有了今天。宾德拉则是富家出身，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建个小射击场练习。同时，家里也有钱送他接受美国的教育，到德国进行长期的训练。这个要什么有什么的贵公子，有什么值得我们为他的成功而高兴的地方呢？

　　问题并不在这种个人的层面，而在体制上。宾德拉的成功是民间的成功，不是计划经济式的“举国体制”造就出来的。印度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新的中高产阶层。他们可以在赚了钱后走向“非功利”、追求自己的爱好、寻求自我完善。可以说，宾德拉的成功和印度社会的一个阶层的生活是有着深刻的关系的，反映着这个社会的变化。中國的经济起飞比印度早，势头也更猛，自然创造了更大的中高产阶层。但是，如果中國不靠国家供养的体校、专业队，就靠民间有闲人士通过追求纯粹的个人兴趣来作为奥运会的基础，那么，中國能够打造出多少印度这样的奥运金牌呢？

　　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想。毕竟，中國正在大步迈向市场经济。靠计划经济来经营体育不可能维持太久。所以，在奥运会后，中國体育的体制转型势在必行。我们长期所依靠的举国体制，从小把个别有特殊素质的运动苗子送进体校，让他们从此和社会隔绝，并经常以放弃文化课为代价，专心训练。其实，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远没有参加奥运会的运气。即使是幸运的少数，拿了奖牌，在退役后因为荒废了教育，没有一技之长，导致谋生困难。这种体制，最终使体育和一般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完全脱钩，创造不出什么社会效益。以射击为例，中國在法律上禁止公民携带枪支，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也没有摸过枪，更没有过射击的经验，当然也看不懂射击比赛的奥妙。这样的金牌，除了在金牌榜上跳了一个数码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本次奥运会，见证了中國的经济成就。中國的老百姓，也开始享受经济起飞的果实。中國未来的体育发展，应该落实到让老百姓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这一点上。具体而言，就是为各种社区建设良好的体育设施，让民间组织各种体育俱乐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未来中國在奥运会上的金牌哪怕少些，但由这种草根的民间组织所创造的金牌，才更有“含金量”。印度的金牌虽然少得可怜，但在这方面，怕是已经走到了中國的前面。

　　作者:薛涌

　　一、大小非总量究竟有多少？

　　在我们手头不多的资料里，大小非总量有不同的统计数字。如14000亿股、11900亿股、9032亿股，证监会公布的是4572.44亿股。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疑问，怎么会有如此悬殊的统计结果呢？

　　看来，这里有官方和民间对“大小非”的不同理解。证监会指的仅仅是“股权分置改革而形成的限售股份”，即在2005年当时参与股改上市公司内的原“非流通股”。而现今市场把“新老划断”后的IPO发起人限售股、IPO首发机构战略配售股、上市公司增发配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高管限售股，包括证监会所指的限售股份等等都列入“大小非”的范围，因此出现了大小非总量统计的巨大差异。

　　严格意义上说，官方的统计数是正确的，因为大小非的“非”确实仅指股改前的“非流通股”。如果特定要说“大小非”，那么就只有4572.44亿股。但是也有一点不能否认，股改的目的之一就是全流通，原来的“非流通股”在股改完成之后就变成了有限售期限的流通股，已被市场看作为“限售股”中的一种。这样一来，市场所普遍认同的“大小非”概念也并非没有依据，只不过把它们再统称为“大小非”有点戴错了帽子。

　　大小非的解禁和减持已经成为中國股市越来越关注的焦点。搞清楚“大小非”的总量究竟是多少，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市场的一般统计、分析和评判，也关系到管理层的研究和决策，因此必须有一个符合客观的共识。我们认为，所谓“大小非”（我们这里姑且仍称为“大小非”）的划分应当以两个标准来判断，即：1、有一定的限售期；2、持股成本与目前已流通股份的股价相差较大或很大。在划分和统计这个问题上应当以尊重民意，尊重市场的选择为好。既然过去严格意义上的“大小非”已经在事实上成了可流通的股份，并且完全符合这两条甄别标准，那么再以“大小非”的字面含义去统计总量就没什么意义了，尽管如今市场普遍认同的“大小非”的叫法值得商榷。当然，即便在市场认同的“大小非”概念里，也有一些不准确的。例如增发时的机构配售限售股，由于当时许多上市公司的增发价一般是以一定时间内的市场交易价格来确定的，与已流通股的股价相差并不太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也归入“大小非”也存在不尽合理之处。

　　总之，直到今天，如果我们连“大小非”的概念、“大小非”的范围都各说各的，这实在是很滑稽、很尴尬的一件事。而实际上，中國股市的“大小非”已经没有了，只有“限售股”。

　　二、大小非减持了多少？

　　官方的大小非减持数据已经公布，管理层已经开始把大小非减持的信息透明化落到了实处。按公布的数据，大小非的减持量不到每天两市成交量的1%.但是从现实来看这不足以说明什么。

　　首先，官方公布的大小非总量，仅局限于曾经参与股改而形成的“大小非”，而事实上由更大规模总量的限售股所形成的“大小非”到底有多少已涌入了二级市场，我们不得而知。其次，证监会4月设定的大宗交易平台以及半年期末报告前一个月内不得减持等系列措施，自然对大小非减持有不小的抑制作用，阻滞或延缓了其抛售量和减持速度。再次，中國股市在8个月内单边急速下跌达60%，市场极度恐慌和迷惘。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想着逢高离场或搏消息投机一把的市场里，买盘不济出货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反过来说，大小非们因盈利缩水也必然有一部分会惜售或减少抛售，以等待更好的时机，这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据此认定大小非减持不多且并非导致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依据并不令人信服。

　　三、市场为什么怕大小非？

　　从2007年下半年起大小非已经纷纷进入了解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市场上已流通股的持有者之所以对大小非产生担忧和恐惧的心理，不在于你“锁一爬二”后抛与不抛，抛多抛少，而是其中有一个要命的根源，即双方持股成本的巨大落差。试想假如当初的股改对价使双方的持股成本基本平衡了的话，何至于今天的谈虎色变。正因为股市跌到2500点名列世界第一，大小非居然还有令人咂舌的盈利空间，再加上其难以置信的庞大体量，才给二级市场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别说你一年来减持得很少，就算你一股不抛，市场照样“爽”不起来。

　　有人说，“可流通并不等于全流通”。此话不错，但只讲对了一半。假如在法律上允许你“可流通”时，你的持股成本低得让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话，你就是喊上一万句“并不等于全流通”，人们也足以紧张得不知所措，怕你怕得胆战心惊。这就好比面对虎笼里的老虎，周围有一百个一千个乃至一万个人对你说这老虎从小人工培育，只吃鸡和肉从没吃过人，难道你就敢进这虎笼去走一遭？所以，人类怕老虎是天生的，人们惧怕大小非也是中國股市“先天生成的”。

　　在奥运期间，市场在2500-3000点之间来回做“俯卧撑”。我国的国民经济并没有出现大幅回落，股价也已进入合理的投资区间，管理层和舆论导向也连连吹响了“集结号”，股市没有理由拒绝一波像样的反弹行情，可事实却偏偏不是如此。对此只要我们能深入地去想想，或许就会明白个中道理了。

　　四、关于“自锁”

　　从“三一重工”公布“自锁”公告开始，已经疲弱不堪的市场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眼巴巴地盼着大小非们能够“网开一面”，管理层也鼓励大小非在中报中追加延长限售期。可截至7月底，只有39家作出了“自锁”承诺，仅占已公布中报的全部107家上市公司的36%.这真是个令人沮丧的结果。看来，在即将到手的巨大获利面前，许多大小非为了给自己留有减持余地，连领导的号召都顾不得了。这也可以证明市场对大小非的极度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大小非的“自锁”，希望归希望，鼓励归鼓励，赞赏归赞赏，可我们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明明是大小非们在股改中占了二级市场流通股持有者的便宜，如今它在获得流通权后市场价值的提升和巨大的利润空间，是靠二级市场流通股股东的真金白银给填满了的，它应该感到亏欠才对，怎么如今反了过来，要它“自锁”倒像是求它给一个“恩赐”了呢？占了人家的便宜，当了“婊子”，再恩赐你一下，又立了“牌坊”，这岂非咄咄怪事？奇怪的是，吃了亏的人反倒感激不尽；可悲的是，占了便宜中的大多数人连恩赐都不屑一顾，立个“牌坊”都不愿意。

　　所以我们要问一句，“自锁”可行吗？能行吗？

　　五、如何正确看待大小非减持？

　　大小非已开始逐步解禁，无论谁愿不愿意，中國股市已迎来了全流通的时代。为了缓解大小非对二级市场的冲击，管理层在近几个月里推出了一系列举措。诸如，把一定比例的减持纳入大宗交易系统，规定一定条件下不得减持，券商做市商为大小非提供增值管理业务，以及及时公告减持信息等等，这不能不说是管理层为维护市场稳定，力争一个两全其美取得“双赢”结果的良苦用心。

　　其实，要解决好大小非的全流通问题，无非是“开源”和“节流”两条路。前者是为了活跃和稳定市场，让市场保持信心，资金愿意进来；后者是关小“水龙头”，以时间换空间。两者都不能操之过急，且大有文章可做。其中，进一步控制好大小非解禁和减持的规模和进度，使每年大小非流入二级市场的“量”有一个众所周知且能够承受的合理规划，应当是调控的重中之重，这较之事后公告的办法也要来得简洁、有效的多。证券市场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有相对长的时间就能获得必要而理想的空间，无论多大的空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能取得平衡和化解。只要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依然总体向好的大前提下，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中國证券市场就有希望，大小非这一中國股市的特有现象也一定能最终获得圆满解决。

　　这里我们还要指出，曾有人认为，人们诟病大小非的种种弊端，探讨股改所遗留的毛病是“开历史倒车”。暂且不论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读误解，单凭这说话的口气，就已经把自己推向了民众的对立面。股改的结果已是法定的事实，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当初的股改因为难以避免的主、客观因素而没有彻底解决好上市公司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同持股成本的相对平衡，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股权分置改革的确是中國证券市场的一场重大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因为没有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参与而留下了至今困惑市场，影响信心的不容回避的棘手问题，这没什么可避讳的，更不是禁区。如今人们害怕大小非的减持欲望，指责大小非发几句牢骚，难道就如此大逆不道，值得给人戴这么大的帽子？难道人们一定要说“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全面成功”才不算是“历史倒退”？我们请这些人记住，1亿股民是中國股市成功的脊梁。中國股市的估值体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举世无双的裂变，我们正在接受凤凰涅磐般的历史洗礼，其间的历史性阵痛，也就是股改遗留下来的问题毕竟是要靠二级市场中的投资者来承担的，在他们的肩膀上担着决不亚于“抗震救灾”的民族大义。请尊重和善待他们，而不要去藐视和亵渎他们。

　　六、新的大小非怎么办？

　　所谓新的大小非，是指在过去已有的大小非解禁、流通和消化的过程中，因新股发行而产生的限售股份。由于大小非的解禁和流通没有几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期的消化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那么对在此期间新产生的大小非，如果没有一个有预见性、针对性的统筹考虑，中國股市的大小非问题将没完没了，全流通也被拖得无边无际，市场的稳定健康也受到不确定因素的不断冲击。这也是管理层和市场各方需要未雨绸缪的。

　　注：本文所指称的“大小非”，除个别特殊阐明的之外，均指符合本文所提两条划分标准的限售流通股。

　　2008年8月6日于上海

　　作者:路平

　　在举国欢庆北京成功完成奥运开幕式盛典时，始于南方名城深圳的一股“断供”潮，也正在向我们一步步逼来。不过好在这个月初，国务院派往深圳调查断供的专家组出色地完成了总理交给他们的工作，并得出了“深圳断供并无大规模出现”的结论。与此同时，深圳各大银行也纷纷表示，现在房贷依然是他们最优质的资产。

　　专家组的结论似乎无懈可击亦有案可查，银行也可以骄傲地宣称“房贷依然是他们最优质的资产”，但这一切都是在目前国内房价并没有真正降价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一位亲身经历过香港上世纪90年代负资产风波的李大卫先生告诉记者：“其实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作为香港亚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首席研究员，他深谙由于国内断供的成本很高，主动断供基本不可能发生，“但被动断供的人士也许会慢慢增多”。如香港1998年楼市的价格，与最高峰时房价相比被腰斩掉一半。虽然没有立马出现大规模的“负资产”人士，即“断供”潮的源头。然而随着香港经济跌入低谷，行业萧条，减薪骤见，迎来了被动断供的大批后续部队。到了2003年，“负资产人士”的人数达到最高峰。就此导致了360亿港元的坏账，要由香港银行按揭市场来买单。结果呢？自然中國政府不可能容忍事情朝着最坏的境地发展，在国家大力支持的政策下，才使得香港经济重新起步，负资产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善。如果说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了问题，都要由社會主義来救，那咱社會主義的银行出了问题，又要谁来救呢？于是乎有人提出：个体供不起楼，是经济问题；群体供不起楼，那就是社会问题。但我想知道的是，这个“社会问题”到底是谁造成的？

　　日前深圳的楼市上冒出了一个“万人住房团”，团长是三年前曾在网上发起“万人不买房行动”的倡导者邹涛邹先生。据说参加的团员甚为踊跃，如今已有2万多人报名加入浩浩荡荡的团购大军。按邹先生的说法，从号召万人不买房到发起组织万人团购住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购房价格的基本目标：深圳关内的房子8000元/平方米，关外的6000元/平方米。而这个价格，邹涛称是通过对3万多名深圳市民的走访调查而得出的可承受的房价标准。不如此，不足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在深圳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

　　发展中國家的领头羊是中國，中國经济最先得到发展的是深圳。深圳人的工资收入曾经在全国排在第一位，这两年或许有些落后。但从一份来自美世咨询的《中國内地城市生活成本调研》报告中我们可以得知，近年来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前10位城市里，珠三角地区占了3位，分别为深圳、广州和佛山。生活成本高，收入自然也应水涨船高才行。如果说，深圳的合理房价定在6000元～8000元/平方米的话，那上海、北京、天津以及其它的城市呢？根据这些城市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合理的房价应该高于深圳？还是应该低于深圳呢？我想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了。

　　本月初，深圳银监局局长刘元表示：目前“……深圳中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不良贷款余额为17.35亿元。虽出现个别断供现象，但不至于出现系统性风险，不过违约率呈上升态势给银行贷款质量带来压力”。又据记者调查，由于房价缩水而成为负资产，且租不抵供时，会有个别房产投资者被迫放弃增值条件欠佳的房产。但并非所有负资产客户都选择断供。对于自住性购房者来说，即便房产成为了负资产，鉴于自住房产属生活必需品以及对个人信用记录影响等诸多因素，一般都不会轻易断供。关键要看当今购房者中有多少人属于自住性购房者。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既然个人选择断供的概率相当小，那么将断供潮理解为炒房者要挟政府救市的理由，这更合乎逻辑。”。

　　据广东的新闻媒体透露，关于深圳房贷“断供”的雷声虽大，但明确的断供案例实际上却仅有“陈先生”、“李小姐”两例。其中的陈先生陈立名片上的头衔甚响，号称“深圳著名的房地产投资客”。此人于去年深圳房价接近最高峰时，以单价2.8万元/平方米买进一套总价在280万元的房子，当时也曾一度自诩“赚”了。可现在他所在小区的二手楼价，已经跌到了每平方米1.3万~1.4万元。但令他略感欣慰的是首付只拿了50万元，掏的钱还不到总价的20%.所以面对记者的镜头，他理直气壮地反问记者：“我现在欠银行220万元，而楼价只值140万元。供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自从中國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在有关政府政策的配合指导下，吸上了“暴利”这付兴奋剂后，为了消除购房者对房子总价的“恐高症”，不少开发商都拼命把购房者的首付降到最低。恨不得只要你说声“买”，钱多钱少没关系，你就看着给吧！直当是晚市的青菜贱卖了。不过话说回来，银行在这上面就一点儿责任没有吗？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优质房贷”？听说这个月初，深圳首位断供的炒房者终于被银行告上了法庭。此君情况与陈立极为相似，总价240万元的房子，首期只付了40万元。在楼价跌破银行贷款后，这位炒房者连续4个月无法供款，即使今年5月时再度供款，银行依然把他告上了法庭。现在银行已申请冻结该人士名下拥有的4套房产。据说为筹钱还款，该业主涉案房屋近半个月前已挂牌出售，标价230万元，但仍与市场价有近30万元的距离。

　　对于上述以投资性自豪的炒房客们，即使他们排着队从深圳、上海或北京的高楼上往下跳，恐怕也不会博得那些连自住房都买不起的老百姓们同情的眼泪。谁让他们积极主动地上了开发商的贼船呢？谁让他们把自己所谓的幸福成果建立在别人不幸的遭遇上呢？我去年曾经问过一位前两年买了新房子（专门卖给拆迁户的房子，相当于经适房）的朋友，北京现在的房价涨得这么高了，你还不赶紧把房子卖了赚他一大笔。他回答说，当初这房子总共27万，拆迁补偿款才给了19万。我还是管亲戚借了8万块钱才买下来的，到现在还没还清呢。我也知道房价涨了不少，可就是涨了一千倍、一万倍对我来说也毫无意义。卖了它我们全家住哪儿去啊？听，这就是生活在黨中央身边一个普通市民的肺腑之言。它没有什么大道理，更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它只是说明了一个朴素、真实的想法，一个微小但足道的愿望：不管你标榜的是什么样的政府，只要你能满足大多数人在住房上的“自住性需求”，就是一个好政府，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人民政府。

　　现在许多房地产大腕动不动就拿中國楼市所谓“刚性需求”来忽悠老百姓，忽悠政府，而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前些年还真就让这些奸商们给整蒙了。就跟被下了迷药似的，不知道中國的房子应该先给谁盖了，也不清楚中國城镇居民的兜里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可供那些奸商们榨取。但开发商们显然很明白，如果不能把政府相关部门忽悠晕了，或者用“特殊利益”把自己跟那些政府部门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结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那“暴利”从何而来？又如何能向世人证明，中國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世界上最能赚钱的商人。在这一点上，大概连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都自叹弗如！

　　关注民生的学者告诉我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房地产的利润，一般都在3～5%左右，相当于咱们社會主義中國的十分之一。无怪乎现在咱们再也不提什么要解放那些还生活在资本主义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了。感情人家资本家都知道不能再对老百姓施以暴利压榨了，而咱们的红色资本家们，却一门心思地想要榨干劳动人民的每一滴血汗钱，让他们告别刚刚温饱的生活，为了一所能安居的房子，重新回到水深火热之中去。这未免也太有“社會主義特色”了吧！

　　有识之士早已向人们指出，眼下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房价涨幅虽然在下降，但下降的仅仅是“涨幅”，还不是普遍高启的房价本身。而由此产生的“房价过高”、“远远超出国民消费能力”的基本房地产市场态势其实并无根本改变。众所周知，我国楼市的“暴利”是以不合理高价为基础的，既然高价如故、“依旧在高位坚挺”，附着其上的暴利，显然不会轻易消失。所以断言“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尚为时过早，地产界的奸商们决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准备“改邪归正”的建设部老爷们听清楚了，老百姓要你们“追究”的是“房价”失控而非“房价涨幅”失控，莫非你们还想让房价在“调控”过后继续上涨？

　　中國的百姓自古以来就常常被人称作是“一盘散沙”，“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谚语由此而来。一旦有人出头将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凝成一股劲儿，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就会生成一种令统治者胆寒、让垄断者心惊的力量。昔日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是一个中國人民的榜样。所以，我们期望邹团长的“万人团购平台”能早日搭建成功，并借助这个平台“让占这个社会绝大部分群体的中低收入老百姓能拥有性价比合适的房子”，实现他们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國各地能出现千万个“万人团购平台”来和房地产开发商的高房价对抗的话，也许就离那些奸商们彻底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借用沈晓杰先生的话说：社會主義决不是一锅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心汤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优越性应该、也必须在公民的住房问题上得到应有的体现。否则，就别跟老百姓白话什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新理念，更谈不上贯彻、落实“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民本新思路了。

　　2008年8月9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面对最近各种媒体上有关房价沸沸扬扬的争论、议论和评论，我突发一个奇想。能不能在北京举办奥运之际，再举办一场全国人民共同参与，并欢迎各国观光客踊跃参加的“中國住房政策、法规和落实各项惠民措施的电视大辩论”？也算是给咱中國第一次举办的奥运添个彩头。

　　地点嘛，就选在央视新建的“大裤衩”楼上，辩论现场全国实况转播。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组负责策划，特邀平民代表小崔同志主持。辩论的主题如下：

　　辩题一、1998年中國住房制度改革进行以来政府方面的重大政策失误与错误

　　这里所说的“重大政策失误与错误”是指沈晓杰先生所说的“行政导向错误

　　引发的“执政事故”，及由此导致的高房价。诚如沈先生所言，“建设部主导的房地产市场，使中國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都是暴利的高价房，很难找到利润水平合乎国际惯例，或建设部概念中的所谓”普通商品房“和”中低价商品房“。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至少使中國5亿多的市民为买房而多花了上万亿元的财富。由于高房价激化诱发的住房、拆迁等方方面面社会矛盾，引出的人命案又何止成百上千”。

　　既然沈先生认为：中國的住房及高房价问题，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及政府的财力无关，它完全是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和行政行为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政府主管部门又对此予以否认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参与辩论的正、反双方能就此辨题针锋相对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给全国老百姓一个令人信服、满意的答案。

　　正房代表：沈晓杰、时寒冰、易宪容、特邀民众代表

　　反方代表：建设部

　　辩题二、建设部是不是造成中國社會主義社会“住房优越性”和“住房小康”的“空心汤团”的始作俑者？

　　如沈晓杰所说的“……但人们很少进一步的思考，究竟是谁制定的什么样”大政策“，创造的什么样”大环境“，以及具体的行业”游戏规则“，使得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可以合谋抬高房价。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设部。正是他们其制定的房地产政策及其住房政治的导向，提供了这么一个官商合谋抬高房价的”平台“和”大环境“，才使得开发商成为可以操控中國房地产市场的最强势的、垄断寡头的”特殊利益集团“。

　　正房代表：沈晓杰、时寒冰、易宪容、特邀民众代表

　　反方代表：建设部

　　辩题三、除了中國现有的、独特的房地产“开发模式”，还应不应该、可不可以有其他的建房模式？

　　在目前现行的房地产开发制度中，开发商成为主导力量，只有他们能够从政府手中买到地，而城市的无房阶层获得居住的方式也被事实上限定，就是从地产商那里购买“价格虚高”的房产。如沈晓杰所说的“具有垄断者和掠夺者双重特性的开发商的寡头垄断，成了”主旋律“，而更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经济适用房模式和个人合作建房模式，被排挤出了市场的大门之外”。

　　正房代表：沈晓杰、时寒冰、易宪容、于凌罡、特邀民众代表

　　反方代表：建设部、银行、任志强、王石、潘石屹

　　辩题四、造成房价高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是否如沈晓杰先生所说的“不是政府所收的土地出让金，而是开发商的暴利”。

　　正房代表：沈晓杰、时寒冰、易宪容、贾图、于凌罡、牛刀

　　反方代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任志强、王石、潘石屹

　　辩题五、如何正确理解并定义中國国情下的“居者有其屋”？

　　正房代表：沈晓杰、易宪容、邹涛、于凌罡、牛刀、特邀民众代表

　　反方代表：建设部、任志强、王石、潘石屹

　　辩题六、在中國目前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占社会绝大部分群体的中低收入老百姓，到底能买得起多少钱一平米的房子？

　　如有关部门曾经对北京的商品房市场作过统计，结果表明，单价在6000元／平米以下，总价在50万以下，面积在60～100平米的住宅是最受购房者欢迎的类型。房价可具体到某一地区，如广东省、江西省，也可具体到某个市，如深圳市、成都市、北京市。

　　正房代表：沈晓杰、时寒冰、易宪容、邹涛、于凌罡、牛刀、特邀民众代表

　　反方代表：建设部、任志强、王石、潘石屹

　　辩题七、目前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理解与定位，以及陆续出台的利民措施是否能让中國当今的房价水平，降到“合理”范畴之内？

　　这里所说的“合理”范畴之内，是指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模式――房价收入比，来衡量我们现在广大普通民众所能接受的“合理的住房价格”。

　　辩题八、对目前中國房地产市场中的投资和投机性房产需求要不要进行抑止和打击？如果要的话，抑止和打击的措施有哪些？而满足购房者自住性需求应不应该放在政府住房新政的首位？

　　正房代表：沈晓杰、时寒冰、易宪容、贾图、邹涛、于凌罡、特邀民众代表

　　反方代表：建设部、任志强、王石、潘石屹

　　辩题九、国内各大银行在房价高涨的势头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助涨的“帮凶”，还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闸门”？

　　正房代表：沈晓杰、时寒冰、易宪容

　　反方代表：总行、银监会、各大国有银行、商业银行

　　辩题十、对奥运会过后中國房地产发展走势的预计和期盼

　　正房代表：沈晓杰、时寒冰、易宪容、曹建海、牛刀、贾图、特邀民众代表

　　反方代表：建设部、徐滇庆、茅于轼、赵晓、任志强、王石

　　其实要议的题还很多，一下子也议不完，只好待日后从长计议了。如果能通过这次电视大辩论，弄清楚许多现存于中國住房建设上问题的症结所在，能让我们的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包括我们的胡總書記和温总理真正听到广大民众的心声，能对今后政府在制定有关民生的国家大计时起到参考和帮助的作用，那咱无房或缺房、少房的老百姓们就真觉得“有救了”。

　　2008年8月8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整个社会的进步导致地产价值不断攀升，而这些攀升的价值基本上被开发商独占了

　　四川大地震后，很多网友痛骂地产商，说他们捐得少，为富不仁。网上有个调查，95%的网友对房地产市场现状不满。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对于地产业这么仇视是什么道理？地产本身可恶吗？没有这么简单。

　　潘石屹讲了一句话，他说地产业所有的这么多的负面形象有几点理由：第一，财富排行榜大概有一半都是地产商；第二，普遍的认为地产是暴利行业；第三，腐败的官员通常与地产开发有关。

　　难道你们会对制造业这么痛恨吗？你们有没有谁痛恨过索尼呢？你们痛恨过三星吗？你们痛恨过比尔-盖茨的微软吗？你们痛恨过制造奶茶的小工厂吗？好像不会吧。为什么中國人的焦点总是针对地产商？

　　潘石屹那句话讲得太到位了，中國一半的富豪都是搞地产的。但全世界500强里面大部分都是制造业跟银行，比如说通用电气、微软、花旗银行等等，搞地产的很少。那么为什么中國的富豪一半都是搞地产的呢？这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有重大的偏差。

　　今天中國的经济不是单纯的过热，而是有的部门过热，有的部门过冷。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那是因为资本的短视行为。我们最近不断进行宏观调控，提高利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得处在过冷部门的制造业更不想干了，因为日子艰难，再加上汇率的不断调升，日子更难过，所以他们更不想干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拿起制造业资金去过热的部门炒楼去了。

　　最近又出了“海尔现象”，从事家电制造业的海尔，也搞了150亿的资金跑到过热的房地产部门，自己去当开发商去了。所以今天中國处在一种特有的、同时过热跟过冷的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我们发现一个可怕的现象，那就是箫条的制造业部门，它的资本不断流向一个过热的地产部门。有些制造业的业主自己去买楼，或者像海尔一样跑去当开发商。

　　而这才是为什么今天中國的富豪排行榜一半都是地产商的原因，因为地产就是一个过热的部门。目前整个国家的资本从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了一个畸形的房地产行业，这是与国际完全不接轨的，因为世界500强当中，大部分都是银行以及制造业，只有中國是极其特殊的，在这种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我们的地产业过度发展。

　　有人可能会说，过度发展好像也没什么不对，毕竟是市场行为。这我们就得分析地产业的特殊性了。我们不恨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要靠资本、人力和技术才能赚钱，而地产业不是，地产几乎什么都不要做，就可以赚钱。

　　举个例子，像这些开发商过去拿到一块地，比如说一亩60万的地，他放到手上，什么事都不要做三年之后就可能赚200万，从60万一亩到200万一亩，这个差价谁给他的？是全社会的老百姓，是由于经济进步的结果使得土地增值，但是谁享受到增值的成果呢？开发商。三年前买的地，放两三年之后赚两三倍，凭什么？老百姓辛勤劳动创造出一个繁荣的社会之后，土地值钱了，地产商就发达了，社会进步的结果让地产商赚到这笔钱。所以对地产商而言，你的财富所以增加，除了少部分是你个人的努力之外，大部分是社会的进步，而你独占了这些好处，这个才是社会仇恨的来源。

　　在当今中國，在同时过热跟过冷的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我们的资本由辛苦的制造业转到了容易投机的房地产业，这种转向对于我们整个国家而言是极其不利的。为什么不利？你千万不要迷信自由经济，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自由经济，如果你放任资本如此流动的话，到最后我们国家经济会产生重大问题。

　　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郎咸平

　　中國的GDP这些年增长很快，但为什么老百姓口袋里面可以花的钱、还有实际上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和福利状况跟GDP的增长速度相比，总是要慢很多？今年上半年中國的GDP的增长速度从去年的11%，下降到10.2%，很多人就害怕了。

　　有种观点认为中國的GDP如果低于10%，就会有更多的人失业。但是如果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10%或者8%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速度，在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只是在2%左右，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國GDP的增长速度，应该除以2，才能跟其他国家在同一层面上做比较。第二个我希望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来讲往往要慢很多。第三个问题，有种观点认为中國GDP的增速度如果低于9%，就不能创造那么多新的就业机会，每年就会有更多的人失业，所以我也想从公有制或者国有制对整个就业机会的影响力来谈谈。

　　我把中國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我们看到，07年时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95年的基数是100，到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國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面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的“饼”然后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尽管中國GDP增长速度的数值很大，但是对于城镇和农村的老百姓来说要比政府增长慢一拍。总体上看，12年里国家财政收入翻了5.7倍，如果把这5.7倍的增长换算成年增长速度的话，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农村的纯收入在过去的12年里面年均增长6.2%.同期，中國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上升，这是去掉了通货膨胀的真实的GDP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增长，年均16%，去年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是31%.而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这两个群体的增长速度要慢很多。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答案。

　　另外要强调一下，这里所讲到的收入，实际上还不包括那些资产性的收入，这些纯粹是税和费，这个数据基本反应了增量的概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财政收入占整个中國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比如去年国家财政收入是5万1千亿人民币，千亿、百亿、万亿都是很大的数字，听多了以后变得非常的抽象，听起来好像和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为了把这些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就改了度量的角度，按照每一个普通人的人均收入来作为度量的单位。把国家一年的财政税收除以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了支持国家的财政税收，大概需要多少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1766年，乾隆朝廷一年的税收是4937万两银子，按照当时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一年二银子，稍微有点技能的工匠在一个月可以拿到二两银子，这样折算的话，乾隆朝廷一年4937万两银子，等于是205万个北京普通工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说205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可以供养乾隆的开支。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5万亿美元，这2.5万亿美元，相当于8500万美国人去年一年的收入。

　　如果换到中國，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随着78年改革开放的进行、随着市场化、民营化的发展，到1995年的时候，中國政府的规模达到了最小。在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把征税的权利下放到各个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只要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地区政府可以不受制约的推出新的税种，或者是调整已有的税种的税率。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万1千亿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一下78年，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超过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大小。

　　再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来作为参照系数，在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96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低点，只要3亿8千万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就可以支撑政府的财政税收，但是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看完这个数字很多朋友会说，所有农民加在一起也没有12亿，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在这里不是要求13亿农民放弃他们的开支，去支持政府的开支，而是说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整数，然后在三个群体中怎么分配。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怎么分配的。据统计，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资产加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民间的，到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相对而言，美国政府没有什么资产性财富，只有非常少量的土地。

　　美国那些企业、产权、资产等等基本都是私有的，到去年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额是73万亿美元。假如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每年按照GDP同样的速度升值，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11.4%，06年年底价值为79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增值应该是9万亿人民币。去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是1.6万人民币，国家的收入大概是10万6千亿人民币，这是预算内的财政税收5万1千亿的2倍。而资产性收入加上财政税收，大概是15万7千亿人民币，如果除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10几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中國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國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國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在民间的配置结构，大家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第二部分是资产性财富升值的收入。在美国，一般资产增长的速度都是按照GDP两倍左右的速度上涨。但是在中國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的渠道基本上是被堵起来。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工资的上涨是我们最主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

　　为什么当中國的GDP下降到10.4%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因为中國老百姓资产升值的渠道被堵死了。在过去12年里面中國年均GDP的增长速度是10.2%，但是农民的纯收入是按照每年6.2%的速度增长，这差不多是10.2%的二分之一，或者是0.6倍左右，城镇居民会好一点是8%，除以10.2%也差不多0.8倍。人们不能够感受到完完全全的10%的GDP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國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呢。

　　我们再看一下，政府拿到这些钱以后是怎么花的。去年的财政税收是5.1万亿，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是6千亿元，等于是国家总开支的15%，等于GDP的2.4%，分到中國人的头上，每个人得到的开支是461块钱，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比较，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分到美国人身上平均每人5000美元，这是美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很明显可以看到，如果想要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手来实现第二次分配，为民生做出更多的贡献，实际上不需要国有资产，因为国有资产跟国家、政府在民生的项目上投资是多还是少，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关系。有人在呼吁增长税收，理由是要通过国有制和税收能够让中國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实现转移支付，但是，如果没有对权力制约的制度架构，这些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只是比较好的愿望。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在以前的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國、今天的中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苏联当年也是这样，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是苏联最强的，第三产业发展很艰难。之所以这样子，跟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关系非常大。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国家通过所有制掌握生产性的财富，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

　　原因是什么呢？一旦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过去6年我都会带耶鲁的学生到中國看中國的公司，最让他们感动就是宝钢的工厂，那么多的机械、滚烫发红的钢条，很了不起，那么大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这是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觉得中國的制造业很厉害、很宏伟。

　　官员如果把钱花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教育、医疗上面，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别人看不见，我的领导看不见，如果这样做对于自己下一步的升官没有好处，官员就不会这么做。外地人来参观时，也不能说“你在这边做市长期间带来的变化真是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标都是看得见的“形象工程”。但是，一个社会的增长总是靠不断的投资、再投资，而消费跟不上，也许几年可以，但是长期靠这个模式进行下去，到最后生产了这么多东西由谁来买？

　　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的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在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中國每年固定资产的投资按照GDP3倍的速度增长，在1980年的时候是20%，80年以后每年都在上升。到06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51%.当然从效率上来说，实际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假如说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11.4%，我们可能会问，这11.4%有多少是来自于投资、有多少是来自于消费、有多少是来自于进出口贸易，06年有41%是来自于投资、03年的时候有60%是来自于投资，我们看到，投资对当年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波动性很大。

　　如果投资效率没有出现下滑，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应该是越来越大，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上升的趋势，反而最近这几年在逐渐下降，这就说明通过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越来越低。说白了是什么意思？投这么多钱、建了这么多钢铁厂，到最后如果没有同样需求的增长，花出去的钱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很多人说中國储蓄率这么高，但是整个社会花费很少，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中國和美国人比，我们本质上不愿意消费，只不过本来应该我们花的钱都在政府的手里面，由政府花了。

　　由国家花钱带来的后果有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国家掌握这些财政税收之后只会进一步强化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投资。如下图，比如说06年的时候，在国有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是8万亿人民币，而对于民营经济做的总投资将近2万亿人民币，把两者一除，06年的时候对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投入是对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入的4倍，不管是90年还是04、05年，还是现在对国有固定资产资源的投入，基本上是对民营固定资产投资的2.5倍。为什么有人说9%左右的GDP增长速度才能解决好就业问题，也跟国有制的关系非常大。下面这个图让我们看到，06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投入是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4倍，但是所带来就业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每年国有企业丢失了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就业岗位，98年国有企业损失了2千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到99年的时候，那一年国有经济失去了500万个就业机会，所以不管怎么样，尽管在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是在民营资产固定资产投入的好几倍，但是这些投资所能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一直都是负的，每年都在减少。而相比之下，尽管对民营经济的投入只有国有企业投入的1/4，但是民营经济仍然创造着几百万个就业机会。如果说保留国有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经济战略安全，我觉得第一个安全就是就业的安全，通过国有经济的安排，更加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十年的情况正好相反，恰好是国有经济的投入越多，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果说就业机会的最大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恰恰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说中國的经济必须按照9%的速度增长，要不然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公有制，关键是资源配置的方向，是政府决定还是由市场决定，这是根本的瓶颈，如果这改变了，那么中國GDP增长不需要9%也可以解决好就业的问题。

　　最后给大家看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的权力大和小，最后决定那个地方的人收入机会更好还是不好。这个表主要是把各个地区做一个区分，北京是国家的首都，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北京GDP是最高的，仅次于上海；而省会城市又是每一个省最集中的地方；接下来是地区市；然后是县，县的人均GDP平均是5674，收入结构跟我们熟悉的权力结构是完全匹配，我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中间的这组数据和后面的数据，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和少，从根本的层面上决定了各地方人收入的高和低。2002年的时候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15905、省会城市是9223、地区市是5137、县是最少只有590块钱；另一方面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百分比，也越来越低。

　　最后我希望大家理解在目前国有制的安排之下，还有征税权力和架构之下，中國GDP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老百姓的腰包里面感受不到和GDP增长速度相对应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较好的办法把国资委转变成一个国民权益基金、国民产权基金，然后把基金分成很多的份额，均分给13亿中國公民，这样把财产还给中國的老百姓，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2008年8月2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在“燕山大讲堂”上做了题为“中國GDP与百姓收入”的主题演讲。本文为演讲的主要内容）

　　作者:陈志武

　　任志强何许人也？想必中國，尤其是北京关心住房问题的人大概都知道他的大名。

　　任志强，男，生于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的1951年。建国伊始，百事待举、百废待兴。由于仲共本身特有的政治理念，再加上“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故此连新生儿的名字都往往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味。在我的印象中，一般男孩儿叫“建国”、“建设”的特别多。而我父母工作单位隶属于冶金部，是主管钢铁的，所以冶金口的孩子中，起名“志强、志刚”的大有其人。这里面大约既有希望新中國越来越富强、强大之意，同时又寄托了父母对孩子未来的希望和期盼。总之，我们的任总应该就是在这种革命的希望与期盼中长大成人的。

　　我在网上看过任总的简历，纹革期间去延安插过队，后来参军，不知是不是“后门兵”？在部队入的黨，如果在部队干了几年还没落张黨票，那这兵可算是白当了。任总当然不属于这种人，否则日后也爬不到华远集团总裁的位置上。1981年时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这个公司有何背景咱还真不清楚。反正那阵子正好兴办各色各样的公司，有皮包的，有空壳儿的，还有什么带帽儿的，等等。好像咱们地产界另一位王石大哥，当年也是从深圳捣腾什么录像机之类的玩意儿起家的。不过比起解放前贺老总几把菜刀闹革命那会儿，还是显得进步、文明了许多。

　　从1984年起，任总终于进入了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当上了公司的建设部经理，时年仅33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间几经改革风云的变幻，商品大潮的洗礼，经济体制的嬗变，一步步登上了他事业的顶峰。任总的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1984年至今，任志强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战功卓著，曾当选西城区人大代表、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任志强是京城房地产圈内的资深人士，在业内被称为“大哥大”。好一个“大哥大”！怎么越听越觉得有点儿香港黑社会的感觉了，这可不像咱们任总的身份啊！

　　任总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真是不容易。光头上那些个官衔、光环就够你数的。什么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黨委副书记。什么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副会长。还分别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中任诸如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各类职务。忙得不得了！但纵观任总的前半生，平心而论还真算不上有什么太了不起的。无非是披着黨员的靓装，乘着开放的东风，借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机，大大地捞了一把而已。和那些个真正白手起家、披荆斩棘的、历经磨难的人不同，任总是顶着官帽、坐着官椅、念着官经、迈着官步一路走上来的。可以说，没有共產黨，就没有任总今天的一切。别以为你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就有多么了不起了！时不时以什么“企业家”自居，好像华远这个企业就是你们家似的。

　　前些时候读了篇文章，主题之一是讲小平同志在中國改革大潮中，把“资本家”，或者说是“企业家”又请回来了。我一瞅作者后来说的“企业家”，原来是指“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先生。要说荣先生是资本家不假，甭管他什么颜色。可我们任总千万千万别把自己太往高抬举了，你还真没法儿和荣老先生比。人家那个资本家的称号，你没出生时就有了，你还别不服气！那叫“民族资本家”，不是在什么黨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任总这样的“优秀黨员”。真是凭自己的本事干起来的，不是像任总在红色光环下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奔小康立功竞赛标兵”、“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之类的先进人物。像任总这类的所谓“企业家”，估计到了国外全没戏。为什么？因为国外没有能养活任总这类人的经济土壤和政治营养。人家那儿靠法律、凭能力来挣钱糊口，而不是像任总这样疯狂掠夺人民的财富，并无耻地叫嚣着“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的狂言。

　　按说咱任总，早先也曾当选过西城区人大代表，虽说并非是人民选的，当时倒也没多少人提出异议。要是搁现在，西城区政府还想给任总来顶人大代表的帽子戴戴的话，估磨着现任区长、书记也没这个胆儿了。何以言之？皆因咱们的任总已经占据‘全国人民最想打的十人’名单中第三把交椅了。不过话说回来，能在十几亿人中挤进前三名，也足以证明任总的人缘不浅及荼毒百姓的功力之深厚了。至于任总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时的光荣事迹，现在不提也罢，提了也挺让人觉得可鄙的。堂堂劳动模范，居然说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的话。你仔细想想，劳动人民中可净是穷人啊！我真有点儿为任总着急，你可以不替他们盖房子，可你别说出来呀！怎么跟那“范跑跑”似的一点儿没眼力架儿。你现在好歹也还没退出共產黨呢，怎么就不考虑考虑对咱黨光辉形象的影响呢？

　　不知道任总还记不记得当年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时的情景？是否还记得黨旗上那两把明晃晃的镰刀、斧头代表的是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镰刀和斧头代表的是中國革命中最主要的两只生力军――工人和农民。是他们在共產黨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还是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盖起了新中國的雄伟大厦。尽管这些年，曾经风光一时的工人階級不想从前那么有“领导力”了，而农民兄弟也成了建国以来最让当局头疼的“三农问题”。想想也挺可悲的，建社會主義大厦时工人和农民出的力最多，贡献也最大，但在分享社會主義建设成果时却被无意或无情地抛弃了。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欲哭无泪的下岗工人和贫穷无地的农民。当然，还有那些囊中羞涩的工薪阶层和平民百姓，而身为号称“叁個代表”的任总，还要在他们的滴血的心上再插上一把刀，说这些新中國的“穷人”没有资格住他任总盖的房子。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咱们任总那张赤裸裸的、充满金钱臭味的丑恶嘴脸。

　　在网上我看到有人搜集了不少任总的精彩语录，其中可圈可点的有以下几处：

　　首先，任总声称自己是一个“商人”。商人嘛！说白了，就是倒来倒去、低买高卖的人。人常说，商场如战场，难怪任总后来“战功卓著”。但商人自古就有“儒商”与“奸商”之分，不幸的是从任总在商战中的行为做派来看，当归入“奸商”一类。何谓“奸商”？八个字：为富不仁、取之无道。

　　在任总心中，所谓企业家就是商人的代名词。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忘记了自己同时还是华远集团黨委副书记，一名“优秀的共產黨员”。当他手中没有权利的时候，他确实为人民作过一些有益的事，可当他手中掌握了一定权利的时候，他却忘记了这权利来自何方，这权利属于谁。仔细分析一下任总的仕途经历，我们会发现，他不过就是得利于国家实行房改后在相关政策上的失误和错误，并借此机会混成了一位新中國改革开放年代的“红顶商人”。在中國近代商业史上，也曾出过一位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此人出身寒门，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乱世。玩儿金融，贩军火，办船厂，攀权贵，弄权术；从而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傲视天下人！后人评说“胡雪岩模式”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好官商关系，而胡氏商经的“核心能力”，就是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得相当的好。想必任总从胡老前辈那儿讨得了不少真经，自然也就修炼成了一名和各级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互惠互利”的红顶商人。但你别忘了有句话叫做：红顶商人活得很风光，但死得最难看！

　　其次，任总最著名的一个观点是“富人市场论”。其核心为中國的商品房市场就是“富人”的市场。所以“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咱先不说中國的商品房是个什么概念，也不提任总眼中的富人指的是哪些人，就说说你一口一个“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就把自己搁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

　　北京市华远集团是个什么性质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要担负管理和投资职能。何谓“国有独资？顾名思义，不外乎就是国家拥有、不参杂一点儿外资或个人资产的企业吧？既然是国企，它的责任何在？它应该为谁服务？为谁贡献？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要知道，国有资产是全国老百姓的财产，不是哪个黨，哪个部门，哪个人的私有财产！拿着广大劳苦大众的钱，却说出”只替富人建房“的话，真让我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位”优秀的共產黨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之口。我不知道任总说这话时的勇气、底气儿从何而来？我也不清楚谁是任总的靠山和后台？让他敢于一次次与人民为敌，与共產黨的执政理念相左，与政府的惠民、利民政策对抗。

　　再有，任志强对中國房地产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极力鼓吹“房价永远上涨论”。在他的心中，只有房价不断地涨上去，不停地涨涨涨，才能满足他对于暴利的渴望和追求；才能达到他“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的政治诉求，才能符合他作为一个优秀共產黨员的光荣称号；才能算是履行了自己向黨、向人民做出的承诺：“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要为国有资产增值保值负责”。只不过此时的任总，早已把国有资产当成了他所自诩并代表的富人资产。而黨旗上的镰刀和斧头，也早就被他当作过时的破烂儿扔到了九霄云外。当他努力拼命地从中國民众身上榨取一笔又一笔黑心钱的时候，他想的是：“房地产行业就应该暴利”；在他看到由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止房价暴涨、以防危及金融安全、并向改善民生倾斜的政策导致了房价滞胀、回落时，他又恶狠狠地叫嚣：“如果房价会下降，发展商不是傻瓜，就不盖了”！你吓唬谁呢？没有你任总这根儿歪把儿葱，我们社會主義建设的大餐照样能做的色香味俱全。不信你明天就向刘淇市长打个辞职报告，看他批不批。你就说：按中央现在的房地产新政，我这房子真是没法儿盖了。富人早就不缺房了，炒房还不让炒，暴利肯定是不好发了。穷人们又买不起房，当然我也没有责任给他们盖房。听说都有房地产开发商改行去养猪了，想我任总戎马大半生，战功卓著，去养猪岂不是太掉身价了！我决心辞去公职下海，在人民的唾液汇成汪洋大海中奋力挣扎，直到为“房价永远都是上涨的”富人房产事业贡献出共產黨员的宝贵生命。

　　可惜我不是个共產黨员，否则我一定会以一个普通黨员的黨性和原则性向北京西城区黨委及市黨委提出上诉：请求上级组织对任志强同志黨员的资格进行审查。第一、审查他的階級立场，看看他屁股是否还坐在中國共產黨一边，是否还具有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的资格；第二，审查他的政治思想、观点和一系列错误言论，看看他为什么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以代表中國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言行宗旨；第三，审查一下他在房地产开发活动中，是否有贪污受贿等不法行为。不然，为什么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把工人階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却为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充当了少数“富人”的代言人。

　　以上所说的一些话均都引自中國共產黨章程，都是咱们黨对每一个黨员最起码的政治要求。任志强同志，你别忘了“生你是娘，教你是黨”。我思前想后，怎么也没想明白伟大光荣正确的黨，怎么教出像任志强这样的“叛徒、败类”。就冲他近年来在房地产舞台上丑陋的政治表演和无耻的商业宣言，按照咱们黨的章程早该把他清除出黨，纯洁我们的血液和队伍了。如果以上的审查能得到落实，任总大概不“双规”也得“双开”。为了不让我们黨的旗帜被玷污，为了不让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继续遭受重大损失，我冒昧地向黨和政府提出一个本不该由我提出的请求：尽快将任志强开除黨籍，并撤销其黨内外一切职务。当然，鉴于任总也曾为黨的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还是要给出路的，不能一棒子打死。可考虑让其自行筹资组建真正的民营房地产开发公司，名字可叫做“中國任氏富人房地产责任公司”。这样一来他不用再背着“共產黨员”这块略显沉重的牌子遭受老百姓的唾骂了，二来从此可以一门心思地专为富人们造房子。造大大的房子，无比豪华、壮观的房子，这房子还不能一次性付款买，必须分期购买，有钱也不行。房价一期比一期贵，翻着番儿的涨价。就像任总曾说过的那句名言：“房价永远都是上涨的”。因为在任总的心中，房子没有最好的，只有最贵的。

　　如果任总对这样的安排还不满意的话，那只好请他出国了。最好去美国，因为那里的富人多了去了。你不是出国访问过不少国家吗？但那都是走马观花，没给人家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就凭你任总的资历、学历和能力，在中國这个穷人扎堆儿的地方，怎么可能施展出你那专为富人盖房子的理想和抱负呢？反正你也被开除黨籍了，想必美国人也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你了。他们肯定会特别特别地欢迎你，因为你终于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自己的祖国，投奔充满暴利的自由世界了。

　　商场上有句古训叫“失德必孤”，中國历史上也有句老话叫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中國像任总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肯定不只他一人，借此机会奉劝各位一句：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君不见，政府反暴利的快刃已高高祭起，就连美国的砍价大师都来到中國，帮助这里的老百姓对高房价说“不”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國，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助贫主义精神。昨天国家统计局发话了：“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在长达10年的房价上涨之后，中國房地产市场开始向理性回归。”如果我们的政府真的像温总理说的那样，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果我们的黨真的像胡總書記说的那样，是一个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理念执政黨的话，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天的中國无房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安居乐业，只有用越来越健全的法制法规和积极有效的抗争来纠正全部现存的、错误的社会制度及相关政策才能达到。让那些“任志强们”在无房者的反抗面前发抖吧。无房者在这个反抗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全世界无房者，联合起来！

　　2008年8月6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从过热到放缓

　　2006年4月份以来，中國政府逐步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来遏制过热经济。具体措施包括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允许人民币升值、降低出口商的增值退税、以及重新采取银行贷款额度制等。这些政策最终在2007年下半年发挥出作用，同时全球经济开始减速——由此对中國经济造成了双重打击。一个可见的结果是，2008年6月份的出口量增长从2007年7月份的28.5%降至年同比5.9%，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第二季度下跌至接近5年来的最低点。

　　尽管消费目前仍然表现不错，收入增长却已经放缓。今年6月份名义零售增长率创了12年新高，实际增长率也创下十年最高。然而，在CPI通胀从3.2%涨至年同比7.9%的同时，2008年上半年名义工资增幅却从一年前的18.5%降至年同比

　　18.0%.这令实际工资增长的回落幅度更大，从而削弱了未来几个季度的消费购买力。事实上，作为中國最大的出口省份，广东省已经显现了对消费的第二轮影响：在多年领先之后，广东的零售增长自2007年中开始追随全国的平均增速这或许导致了广东第一季度GDP增长的显著下滑。

　　各省经济齐减速

　　广东并非孤例。事实上，在出口的影响下，中國各个出口大省在第一季度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减速。

　　2008年第一季度，中國的GDP增长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11.3%放缓至年同比10.6%.表面上，中國GDP增长仅仅出现了0.7个百分点的跌幅——但根据出口占全省GDP的比例来衡量，中國10个出口大省GDP增长大部分出现更显著的回落。

　　广东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省份。2007年全国出口有31%来自广东，其出口/GDP的比例高达92%.就在今年第一季段，广东的GDP增长比去年第四季度下降了4个百分点。

　　总体上，2007年10个出口大省占中國GDP的比例达到55%，占总出口的比例为90%.由于这些省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因此更容易受到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减速的影响。此外，由于出口价格近期大幅上涨，出口量增速的回落幅度甚至更大，进一步拉低了这些省份的实际GDP增长。

　　这些出口大省正在承受出口增长减速及其对消费的第二轮效应的影响——中國的其它地区也将经历类似的痛苦历程。

　　资产价格缩水

　　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到企业利润和信心。5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从一年前的42.1%骤跌至年同比20.9%，利润率（根据利润/销售比衡量）也显著下滑。企业信心下挫——第二季度企业家预期指数下降至2006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不动产行业指数更是跌至9年最低。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7月份下挫至48.4，为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首次跌破50——这表明制造业正在萎缩而不是扩张。

　　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和利润增长放缓同样损害到投资者信心。自2007年10月份以来股市已经下跌60%，市盈率从10个月前的60-70下降至20-30.虽然相对低的市盈率让市场看起来颇为“便宜”，但阴云密布的未来收入前景让投资者不愿意逢低吸纳，因此延长了熊市盘踞的时间。持续的熊市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企业收入—— 因为部分上市公司也投资股市。这可能会对投资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企业在熊市很难筹到资金，在经济和股市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信心下挫、更紧的信贷控制和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还影响到过去一年来各地高涨的房价。虽然5月份36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房价年同比上涨了14.8%，但有21个城市的房价较近期峰值都有下跌。例如，广州5月份的房价较近期峰值时跌了多达18.0%，北京的跌幅达到9.5%，而深圳达到9.4%.如果房价继续下跌并蔓延至全国其它地区，可能会导致建筑活动减少并对消费造成负的财富效应，从而进一步拉低GDP增长。这也可能侵蚀中國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包括房屋抵押贷款和开发商贷款在内的房产相关贷款目前占到总贷款量的18%.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目前都面临流动性紧张的问题，一旦他们的现金头寸枯竭，便可能难以偿还贷款。假如这样的情况出现，不良贷款可能会继多年下降之后开始反弹，迫使银行进一步紧缩贷款标准，转而伤害投资和GDP增长。

　　政策微调助益无多

　　经济普遍疲软已经引起决策者忧虑。7月25日仲共中央政治局会后，政府表示政策焦点将从通胀略微偏向增长。根据这一方针，中國将改变2006年中以来下调出口退税的做法，从2008年8月1日开始正式上调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增值退税。此外，近期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也有所放缓，从上半年的平均1.0%/月放缓至7月份的仅0.4%.

　　上述政策基调的微妙变化降低了过度紧缩的风险，但不太可能扭转疲软趋势。鉴于增长减速的风险大于通胀反弹的风险，中國GDP增长将从2007年的11.9%降至2008年的9.5%，2009年进一步降至8.0%.

　　作者是雷曼中國经济学家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孙明春

　　中國有句老话叫“安居乐业”，但这个词近年来却成了困扰老百姓的一道难题，尤其是那些个无房户或住房拥挤户。虽然许多人安不了居，可业还是得乐，尽管往往乐不起来。由此可见，安居乐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像是一道民生问题上的“歌德巴赫猜想”。

　　应该说，住房问题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个小问题。各国的国情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各异。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绝大多数人能住上房，甭管他是买还是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果杜老先生泉下醒来，看到几千年后的中國还有那么多的无房户，会不会将此诗句中的“寒士”改成“无房户”呢？

　　关于中國的房价到底贵不贵？中國住房用地到底缺不缺？等一系列围绕中國住房改革的问题，众专家、学者、官员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不光说法不一，就连房子的名称也五花八门。什么房改房，商品房，商住房，商业房，经适房，限价房，廉租房等等，等等，这也算是社會主義特色下的中國国情了。换个国家，想弄出这么多的名词来还真不容易！

　　咱老百姓不懂得那么多深奥的经济学术语，也不知道那些官员、专家们肚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咱只知道政府的职责中有一条，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说别的都是瞎话！就像小平同志当年那句名言：甭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换言之，甭管什么样的住房政策，只要能让老百姓买得起房，买不起房能租得起房，租不起房也能有地方住，那就是好政策。

　　大家都知道房子盖出来是让人住的，尤其是在北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这让人想起了一则不算是新闻的“新闻”。我们家对面有座盖好多年的商品楼，而且还是商住两用的高档楼盘。楼盘的名字也很好听，叫“杰宝公寓”。它座落在城北和平里的蒋宅口，位于安定门外大街与和平里北街交汇处的南黄金街角位置。周边各类金融机构、高档餐饮、物业、购物中心众多。公寓内部自带空中花园，外部环临地坛公园、柳荫公园、青年湖公园，更增添了周边的自然气息。

　　查网上资料，此楼开盘时间为2000年4月1日，入住时间为2002年7月31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已经到了2008年的盛夏。可这座赫然矗立在北京安外街头的“杰宝公寓”里，却依然人迹罕见，入夜后更显得“鬼影朣朣”，我们都管它叫“鬼屋”。

　　别看它楼上公寓没什么人住，但楼下的底商却也曾经辉煌一时。开过小商品市场，其后的“巨库”开业时，更在京城掀起了一股“精装产权小现铺”的新潮，声称“就此打破了北京市场类商铺只租不售的游戏规则”。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商业操作上的种种失误，时尚“巨库”开业不足9个月就宣告夭折，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关张走人的下场。只是不知又浪费了国家多少人、财、物？如今楼下仅剩屈指可数的一层临街几家店铺在经营，一家银行，一家屈臣氏和一家仙踪林。

　　看着“杰宝公寓”一天天凋零、残旧，咱有点儿整不明白了？挺好的房子都盖好了，怎么就卖不掉呢？是价格太贵了没人买呢？还是价格太便宜开发商舍不得出手？抑或是咱们北京钱太多了盖个楼放那儿当个摆设？还是等着土地使用权到期了再把它推倒重来？后来听说这楼是因为开发商当年的资金链断了，所以把楼抵押给银行还贷款了，说还不只是一家银行的钱。当然，这都是传闻，真相到现在有关部门也没给咱老百姓一个交待。可这个盖楼的钱是哪儿来的？如果是银行里出来的，那银行的钱又是谁的呢？应该也有咱老百姓们的血汗钱在里面吧！咱们的钱存银行不但是负利率，反过来银行还拿咱们的钱去打水漂玩儿，也太不拿老百姓的豆包当干粮了吧！要是哪天老百姓们存钱存烦了，都去银行把钱取出来也放在家里供着，跟那“杰宝公寓”似的，真不晓得那些行长大人们还能不能照拿现在的天价高薪。

　　翻开当年“杰宝公寓”售楼广告，自控家庭原装意大利贝雷塔壁挂采暖炉、德国吉事多的洁具、美国进口的蒙格马利电梯、法国墙漆王涂料，外加2000平方米屋顶花园、高速宽带Internet接口以及卫星接收有线电视系统等等，颇有点儿张灵甫美式装备74师的味道。我不知道北京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楼在闲置着？但我想“杰宝公寓”应该不会一个“孤例”。北京东城人民所熟悉的隆福大厦，即过去的东四人民市场，在咱们眼皮儿底下不也休闲多年了吗？再看看位于王府井南口、人去楼空的世都百货，真不知那些与此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官员们是怎么想的？记得小时候经常背诵的一句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老人家还在水晶棺里躺着，而离他不远的地方却在犯着罪。老人家如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