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陋”——浅薄而丑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稍有一点点理性的中國人都会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中國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國近现代的历史，中國的现状，全都明明白白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决不是任何人们的“愤”（愤老、愤少、愤青），并更加上多么动情的美化、歌颂即能“混”得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加强我们自己反思的力度，真正深透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中造成“浅陋”的诸多极为有害的传统因素，真正以合乎真理、真实、真诚三大文明原则的方式，去深深地问一问自己：我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什么如此“浅陋”——浅薄而丑陋？

　　前面我的文章，曾多次谈到，中國两千多年来，我们根本就产生不了自己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逻辑学家、思想理论家，而惟一能够不断地涌现的，却只是大量无知、无学、无能、无用、无耻的拷贝孔丘及其儒家“思想”的“骗子”和“白痴”。少量真正可能的“天才”，在中國的这块土地上，绝对只有死路一条。其中极少的人们即使可能成为历史中的漏网之“鱼”，让他们在帝王将相之外，或“正史”之外“青史留名”，他们最多也就只能充当一个命运悲惨的文艺家，例如在中國历代艰难浮现的某些杰出的诗人——时代的悲鸣者，也包括创作出了极少量古典巨著的文学家——绝望的悲号者。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对中國所谓“四大名著”的评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其实全都是中國人绝望中的呼声，是中國人的“四大绝望”之著，是对中國文化和文明历史的巨大“绝望”的伟大的文学记录。至于它们为什么是“绝望”的“记录”，网友们如果好奇，不妨回过头去翻阅我过去博客的文章。

　　近代以来，由于西风东渐，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鉴于中國儒家“文化”传统的始终如死一般强的顽固不化，在中國产生的就依然还是层出不穷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今不化的大量“半生不熟”的鹦鹉式的学者、专家、教授、博导，然而更多的，则还是依旧死抱着孔丘及其儒家浅薄而丑陋的衣钵紧紧不放的文人“骗子”和“白痴”。我真是怀疑，是否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國極權專制统治者的死硬地坚持，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都已经溶进了中國人的肉体血液，成了他们的代代相传的“生物基因”了。如果真是那样，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真就绝对地没有任何希望了。但从留学到西方的大量华裔来看，再从基本上是由华裔或中國人组成的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近代的变化来看，又更从长期以来曾受到过中國文化深刻影响的日本、韩国的情况来看，我还是感到了一点希望，除非真是完全丧失了头脑的畜牲，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有着自己头脑的“人”，我想，即使再长久的文化“传统”，竟会成为中國人的“生物基因”的情况，应该说还是不太可能的。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永远都会有极少数顽固坚持愚昧传统至死的极死硬分子的存在，但这种人，我料定他们终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充其量不过是个顽固的复古主义的现代活标本而已。如果不信，就请试看今日之天下，有谁竟能阻挡得了正在越来越普传“人人平等”真理之光（人權、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等等的普世价值）的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大势？！

　　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我则更深信，即是中國的情况也已正在发生巨变。正是因此，我出版了两本具有不同问题指向的著作：《中國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和《西方哲学死了！》。应该说，这两本书都是我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这两本书所提出的问题依旧（其实已包括我今天文章的问题），但我透视这些问题的观点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新的逻辑方法、学说，无疑已更明晰，也更升华了。正是因此，当然更应该庆幸今天互联网络的自由和便利，所以我要尽量加速、全面、充分地表达我的观点，并把我的新的逻辑思维的方法和学说，也尽快向广大的青年网友们宣讲出来，以便有利于加速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智慧起来的步伐，这才真正是我终生矢志所希望达成的心愿。

　　要讲到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了解，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究竟应该是什么？

　　《圣经》中曾讲到，上帝在伊甸园里（为他自己）栽种了两种树，一种是生命之树，另一种是智慧之树。实际上，这是在告诉人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实际上也应该为自己培植这两种树。与上帝不同的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之树，培植的主动权却并不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人类尽管可以努力呵护自己的生命，但却没有能力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其实非常短暂，充其量不过百年，虽然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延续人类“类”的生命，但毕竟任何个人的寿命，人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无限地延伸的。说白了，人类的生命之树的最终的奥秘还是在自然本身，或者说还是在上帝那里。但是关于智慧之树，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培植自己的智慧之树的主动权，基本上或主要的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这个自己不仅是个人自己，更包括社会共同体的自己）的手里。你想让自己变得智慧起来么？虽然智慧之树的“根”依然还在自然或上帝的手中，但自然或上帝绝对没有像对待人们的寿命那样也要为人类乃至个人的智慧设限或封顶。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想要让自己尽快地智慧起来，想要让自己的智慧之树尽可能地生长得高大起来，总还是有可能的，甚至其智慧的永存，也是有可能的；其中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主动权可以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一般来说，人类的生命之树是纯粹的客观自然之树，而人类的智慧之树则既是客观自然之树（即是说，智慧的成长仍必须服从一定生命的客观规律），然而同时还更是主观相对理性之树和自由绝对悟性之树，而后面的两者，恰恰是包含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合作机制的共同体的运作之中的。在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己的不断深化的认识，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真正有效的合作（自组织）的行为，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在人们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才有可能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正是在这里，才可以真正看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价值，尤其是人类合作性的社会共同体自组织的能动性的价值。

　　下面，我们即从上述关于两种“树”的理解的意义上，来解释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呢？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即：人类在呵护自己的生命之树的同时，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国家、民族等）还将通过自己和社会共同体的自组织的合作的努力，来共同培植个人自己和社会整体的智慧之树。人类为培植（个人的）这棵或（社会整体的）这些智慧之树所做（所言、所行、所思）的有关的一切，即是该个人和该社会（国家、民族等）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和文明。

　　由上面所述可见，无论文化或文明，它们实际上都主要与人类的智慧之树成长的状态有关，虽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智慧之树最初其实是为了捍卫生命之树成长的需要，而在生命之树的（身体）基础之上逐渐生长起来的；然而到了后来，人类智慧之树的生长发育反而更越来越变成了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终极的目标，甚至更成了人类生存的最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本身。说到最后，人类的智慧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一般来说，文化更特指向个人，而文明更特指向社会整体；此外，文化和文明又其实是一个（个人或社会）整体的两面，文化是文明的现时的活动的状态，而文明则是文化的整体历史的定态的总的合成。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更深入的讨论，我将放在以后的场合再继续进行，而下面，我们将接下去讨论中國文化和文明为什么浅（薄而丑）陋的问题。

　　上面谈到，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智慧之树。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其实就是人类智慧之树的高度、厚度和深度。上面更谈到，人类智慧之树的成长，事实上是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合作地（自组织地）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下面，我们就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来检验我们中國人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全人类发现了多少真理呢？究竟为全人类发明了多少真实呢？究竟为全人类创造了什么样的真诚呢？令人非常痛苦的是，除了第二项，我们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在第一项和第三项上，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等于负值：一个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另一个则是完完全全的相反——完全没有（纯粹逻辑的）真诚，甚至却拥有反真诚（两千多年来，中國基本上是一个把说谎、装假、行诈即当作某种特别的处世能耐——计谋来看待的国度，所以在中國，人们是不会因为自己说了谎、装了假、行了诈而自我感觉到羞耻的，因为这正是孔丘及其儒家为了“亲亲、尊尊、长长”的需要而一直所提倡的）。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们的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基本上是分别由它们所发现的先验的、客观的、抽象的真理（物质的、生命的、智慧的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的高度，它们所发明的经验的、相对的、具象的真实（工具、方法、程序、技术等等）的厚度和它们所创造的超验的、自由的、意象的真诚的（情感的和思维的纯粹逻辑的）深度来决定的。

　　我们中國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如果用已经发现的真理来衡量，基本上等于零，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换言之，中國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浅薄”，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任何“真理”的发现，因而也就完全地缺乏任何真正理论意义上的高度。我们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深度，如果用已经创造的真诚来衡量，也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还可能是负值，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换言之，中國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公共道德的“真诚”。而中國文化和文明的高度的“浅薄”再加上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深度的“丑陋”，它们更在一起严重地压缩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真实的“厚度”。这就是我对中國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文明的一个符合客观（逻辑规律的）理性判断的总的结算。

　　这笔账到底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显然首先即应该算在两千多年来的所有的極權專制统治者们的头上，然而他们所利用的是什么“思想”和“文化”的工具来进行他们的实际上的统治呢？他们利用的几乎全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工具。通过我前面大量的文章对孔丘及其儒家徒子徒孙们的揭露，显然可见，它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真理可言，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真诚可言。孔孟的“天命”、汉儒的“天道”、宋明儒的“天理”、近现代“新儒家”们的“天心”、“天性”，它们讲的是“真理”吗？根本就不是真理，而反而更是极其无耻的反真理——反“人人平等”的伟大真理。当历代儒家们把孔丘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等等儒家的信条永远地奉为自己做人的圭臬之时，他们能够具有在社会中做人的真诚（情感）吗？他们能够拥有纯粹的符合逻辑的思维吗？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事实上在两千多年之中，明显彻底地埋葬了中國人真正的文化和文明，明显彻底地摧毁了中國人的智慧之树，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却居然还要继续利用它来“发展”未来中國的“新”文化和“新”文明，这不是痴人说梦还能是什么呢？当然不排除他们实际上是在公然地行骗。

　　正是两千多年来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國人彻底的垄断，才造成了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直到今天的事实上的“浅薄”和“丑陋”，这是铁板上钉钉，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关于中國两千多年来“文化和文明”历史总结的最终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國人的愚昧、落后、贫困、虚弱，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國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國人人格上的“丑陋”和中國社会（政治）体制的“丑陋”——统治者永远的極權專制、骄奢淫逸、狂傲、蛮横和毫不讲理，被统治者永远的孤苦无告、贫贱柔弱、奴性、无知和同样的不知道如何讲理，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才会让于丹女士、余秋雨先生、金庸先生等等诸如此类的文人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当今中國的“文化”之中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请你们冷静仔细地想一想，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到底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文化和文明呢？它们有真理吗？它们有真实吗？它们有真诚吗？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再也不能如此地继续“浅薄”和“丑陋”下去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这是五四运动思想的先驱早就非常正确地发出的“呐喊”，这家“店”已经在中國兴旺发达了整整两千多年了，而中國人的文化和文明也整整“浅薄”和“丑陋”了两千多年。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用自己的脑袋去认真地想一想，我们还要把这早就该死的“孔家店”继续开下去吗？我们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脑袋啊？

　　作者网站：www.liming1944.com

　　作者:黎鸣

　　《功夫熊猫》和梦工厂此前大获成功的3D动画《史莱克》走的是同一条路子，核心故事是传统的励志童话，但形式上故意颠覆传统：主角不仅长相上没有传统美德，性格上也有弱点成堆；通过善意的嘲笑与自嘲，这些弱点成为搞笑的题材。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这两部电影的主创人员都仔细研究了各自的传统文化。不过，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史莱克》恶搞起西方传统童话经典肆无忌惮，如果放在中國必然“伤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但是《功夫熊猫》在得心应手的外表之下谨小慎微，恶搞的都是一些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充分照顾了动辄得咎的中國民意。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一部非常聪明的电影。

　　但是梦工厂还是没有逃过中國人的抵制：一个叫赵半狄的行为艺术家，和朋友跑到广电总局门口去拉了一个横幅，要求“《功夫熊猫》滚回去”，并在博客上发表了抵制檄文。几天后，他便宣告了抵制的一个小小的胜利：成都各大影院暂停放映。这是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这场抵制活动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几乎遭到一致的“抵制”，或大赞这部影片如何尊重中國文化，如何老少咸宜，或大骂赵半狄如何无理取闹，如何自我炒作，甚至挖出历史证明他本人才是恶搞熊猫的“元凶”；另一方面，广电总局却反应迅速，又是接见抗议者，又是暂停放映。从赵半狄的博客看，还有官员亲自给他打电话告知他的“胜利”。

　　要仔细想起来，还真是让人忍不住心里酸溜溜的：曾几何时，针对广电总局的抗议和批评有多少啊，什么时候广电总局这么和蔼亲切、平易近人过？什么时候这么当机立断、“从善如流”过？

　　大家纷纷骂赵半狄，其实目标并不十分准确。争论当然是可以的，我也赞同大多数反对他的意见，但是倘若因此就认为他根本没有资格发言，那就错了。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也有胡言乱语的权利。胡言乱语流落民间，要么是不被理会，要么是公平讨论。在这件事情中，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言论是如何影响公权力的，公权力的决策程序到底是怎样启动的，又是怎样运行的？

　　再一分析就更有意思：从广电总局的利益看，其实它也应该觉得赵半狄是捣乱才对。这也正是大多媒体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赵氏而力挺熊猫的一个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广电总局为什么要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还冒着违背民意的风险？点破机关其实并不困难。赵半狄的抵制檄文虽然逻辑混乱，但是他知道怎样点中官场的穴位，文中充满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敏感词”：莎朗·斯通，斯皮尔伯格，等等，等等，他深知其中的游戏规则：有一些东西，哪怕只有一个人提到，也可以宣布代表十三亿人，足以吓得一些官员手忙脚乱。

　　如果靠一些敏感词来决定行政作为，那就可能导致如此荒唐的结果；只有建立一种有效的评估机制，来决定各种不同的抗议应该分别受到什么样的对待，那才是一种社会的常态。

　　作者:长平

　　周末看了一遍《投名状》，第一眼就让我很吃惊。电影开始是一个黑屏字幕，交待故事背景是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时期。这个字幕说，太平天国引起的内战共造成近7000万人死亡，并说这个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死亡人口的总和。

　　《剑桥插图中國史》（美-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著，1996年出版）在关于太平天国一段中说，这场”运动”扩展到16个省，导致2000万人丧生。当然，对于天平天国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也有不同的意见，以前有说3000万的，也有说5000万的，现在最多还有说1亿多的。这些不同的说法在于统计时间段不同、地域不同，标准不同。例如，有的按太平天国存在的14年计算，有的按太平天国开始到清朝灭亡计算；有的按太平天国战斗最激烈的五个省计算，有的按八省、十二省计算；有的按战争直接死亡计算，有的包括饥荒计算，还有的按照全国总人口计算；等等。

　　总的来说，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并不明确。7000万这个数字应该来自葛剑雄、侯杨方、张福根的一本书《人口与中國的现状：1850年以来》。另有路遇、藤泽之《中國人口通史》也提到7500万。但这个数字是太平天国失败十年后，全国人口减少的数字。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太平天国造成的人口损失，国外学术界的数字一般较低，国内则较大。超出5000万以上的估计大都是国内学者提出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内学者一般把这一时间段内全部人口的减少，都算到太平天国头上，例如饥荒、自然灾害等，而国外则比较就事论事，希望把战争的直接损失与同时期的其他人口损失分开。虽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真正完全分清楚并不容易，但是，太平天国期间有些人口损失确实不该算在太平天国头上，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十几年间全国各地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是不是由太平天国负责，也有商榷的余地。

　　因此，7000万这个数字出现后，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认可。如果把它当成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前后，全中國人口的非正常减少数字，则是有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鸦片输入带来的贫穷所导致的饥饿，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造成的损失，饥荒、自然灾害等。对于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直接人口损失，目前没有定论，2000万是比较被接受的数字。电影《投名状》将7000万这个数字简单化为太平天国造成的死亡，是不负责任的。

　　此外，《投名状》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7000万死亡数字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全世界比较权威的一部史学著作《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著，1999年第7版）中，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全球伤亡（不是死亡）总数约5000万。因此，《投名状》说太平天国造成的死亡人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同，也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电影《投名状》中有大量编造的历史。虽然我们应该尊重艺术的自由创作，但是，电影《投名状》营造了一个太明确的历史背景，其编造就显得非常荒唐，不可接受，它会对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造成严重的误导。首先，与太平天国战斗的主力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之所以叫”湘军”、”淮军”，因为这两支军队是地方武装，不拿朝廷的军饷，当时的朝廷也拿不出军饷。因此，《投名状》中多次出现的朝廷军饷，是不正确的。

　　其次，天京（南京）被攻陷之后，曾国藩、李鸿章的势力如日中天，清朝对他们非常畏惧，很多人都指出，如果当时曾国藩要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也完全可能。因此，电影《投名状》中表现的战争之后庞青云对朝廷的畏惧也是没道理的，至少是不准确的。

　　第三，太平军苏州投降的原因是因为内部出现叛徒，刺杀了守将谭绍光，然后献城。《投名状》中说成是刘德华扮演的”二虎”潜入城中，守将寻死救大家，也是错误的。电影《投名状》为了表现不择手段地获胜，不惜涂炭生灵这样的主题，将苏州陷落与天京（南京）陷落的时间差改为10天，也是极其错误的，真实情况是隔了7个月。我们可以接受庞青云、赵二虎、午阳等人的虚构，但是，在重大历史事实上的胡编乱造是不应该的。

　　电影《投名状》为了表现自己脑中的观念，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不得不令人怀疑，它所要表现的观念是否正确。接受历史的真实，得出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但是，站在先入为主的角度，胡乱篡改历史，让历史为观念服务，则是错误的。也许《投名状》的创作者说，他们只是拍了一部商业片，只是想骗点票房，但是，他们有没有意识到，票房骗得越多，电影制造的谬误就越多？在大众传媒非常有效的今天，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会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投名状》中的错误几乎比比皆是，例如，电影的主要外景都是北方，与真实的江南战场环境完全大相径庭。再如，一个将军、一个被招安的土匪、一个大脚女人，这三个人的感情纠葛，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简直就是胡来。

　　还有一个关键应该指出。《投名状》中几次出现十字架，十字架变成一个重要的道具，并有一句台词相配合，”可以保平安”.这个细节彻底错误，不知道是创作者不了解历史，还是凭自己的主观出发，强奸大家的观念。太平天国的动力就是基督教，太平军信仰耶稣，信仰十字架。与太平军拚死战斗的对手，怎么可能信仰十字架？太平天国由于错误地引入西方宗教，造成对不信上帝的中國人异教徒疯狂的杀戮，与太平军拼死搏杀的对手，同时也将耶稣、十字架当成罪恶，怎么还可能让十字架来保佑自己？这也许只是创作者自己的想象吧。不知道创作者是否认为，如果大家都像太平天国一样信仰上帝，就会天下太平。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真正信仰上帝的西方人，当时并没有与同样信仰上帝的太平军兄弟站在一起，而是帮助不信仰上帝的清政府、地方武装一起鎮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太平军基督教兄弟。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与中國人平等，管你是不是信仰上帝，他们只需要一个软弱的、可以被轻易操纵的中國政府，以便于他们在中國发财。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中，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投名状》不仅没有丝毫反映，反而极不正确地歪曲历史，不知道真正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娱乐电影、商业电影当然可以存在，但是，同样要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如果《投名状》只是说一个结拜兄弟的故事，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我们最多说一下它所想表现的内容。但是，在一个具体明确的历史背景下，大量随意编造历史的做法，使得我们对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只能表示嗤之以鼻。我理解电影《投名状》所想表达的主题大概是中國人的窝里斗、不择手段、政权腐败。但是，它通过严重歪曲历史来表达这种丑化中國人的潜意识，我们对此只能表示明确的谴责。

　　作者:刘仰

　　在“中國善网”上，我读到了刘庸安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既“您应该跟我们这些经过纹化大革命、经过反右的人来讨论这些问题。他有切肤之痛，所以他的话语、他的感受比较容易和您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讨论。”如果单纯的从研讨会的角度上说，这话一点没错，因为，尊重“表达自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问题是，开这个文化研讨会是为了创建文化，既然是文化，“表达的自由”就得有个目的，这个目的我称之为价值目标共识，有了这个价值目标共识，一些理念才可能形成社会文化，如果某个理念只是某个群体或社会阶层遵循的价值规则，并形成了某个群体的价值秩序，但与另一个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念形成了矛盾，甚至冲突，甚或这种冲突是尖锐的，那就没有创建社会文化的必要了。

　　正因为社会间的价值观念有矛盾、有冲突，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创建一套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一个社会如果价值观念持续冲突，结果只能是社会混乱、动荡乃至分裂，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当然，造成社会价值观念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说到底还是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键，一是为政治经济的发展找规律、找目标。二是为政治经济的发展找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归宿。三是为不同的社会人群利益找理由。

　　读了韩德强先生的发言，我十分赞成他的观点，当然，我也赞成徐景安先生的观点，我之所以赞成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因为，我以为，在他们观点矛盾的深处，掩藏着一个共通的东西，那就是双方都赞成“自爱和爱他人”，也就是利己和利他的问题。他们观点的矛盾之处，只是主从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韩先生认为，利他是人之所以成为社会人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是否能维持公平正义的主要原因，而徐先生则认为，首先承认爱自己，但在爱自己的同时，必须承当社会责任，也就是爱他人的问题。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我更赞成韩先生的观点，但也不放弃徐先生的观点，因为，我个人以为，韩先生的观点，一般人难以做到一些，应成为提倡的主流文化，但一般人做不到韩先生的“社会境界”，退而求其次，也就是做到徐先生的利己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利他的社会准则，这是个文化底线。我称韩先生的文化观为守上、不排斥下；而徐先生的文化观则是守下、看上。中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三十年来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没有文化准则、没有文化底线，结果如何每一个身在中國人的都一清二楚，不说可知。

　　从徐先生的发言中，我也注意到这么问题，他认为文化是“通天塔”的基础。我不这样认为，而是认为，思想才是“通天塔”的基础。韩先生所谓的“通天塔”，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通天塔”有这么几个内容：一是中國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向问题。二是精神秩序、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问题。我称此为价值目标选择。第一个问题决定第二个问题。但决定第一个问题的是什么呢？我以为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看的，如果中國搞了资本民主，就是西方式，但如果把自由民主和社会成员的平等权，理解为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就是中國式民主了。现在，人们对自由问题争论得很多，从西方自由主义观念上看，中國确实不需要那样的自由，但中國又必须拥有自己的自由。

　　什么才是应该是中國的自由呢？我个人认为，社会成员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表达权就是中國的自由价值秩序。可以这样说，没有自由的价值秩序，就没有个人自由。当然，从制度层面上说，只有对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行为的禁止，自由才有保障。虽然自由对于每个人来是个好东西，但我们常常发现，一大部分人一提自由就深恶痛绝，其实，不是这些不需要自由，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自由霸权”所害导致的结果。什么叫“自由霸权”呢？由精英在政治经济理论、权利和经济利益对民众的自由裁决权，而没有民众的表达权、参与权，我称之为“自由霸权”。

　　从社会价值秩序构成的层次上说，我以为自由民主平权的思想是基础，平权民主的制度是大厦，精神文化、公平正义是灵魂。思想源于苦难，但具有精英意识的苦难和源自平民意识的苦难是不同的，比如说，人们常说纹革的苦难，平民百姓在不自由的苦难中，看到了权利平等的希望，但在精英眼中，纹革不仅是一场灾难，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没有希望的历史时期。这就说明，人们的渴望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对同一事件的感受虽然相近，但看法却悬若天渊。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精英只有具有平民意识，社会才可能形成价值目标共识。但是，中國的精英正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精英具有的是等级意识、特权意识。在等级和特权意识主导下，纹革左倾的错误成了其维护等级、特权的借口。其实，对等纹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纠正错误的，保持正确的，只有这样纹革付出的代价才不会白付。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人留言说纹革是反人性的，其实，人类自有思想文化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反人性的，因为，人性的本质是不受限制，完全自由，包括动物性本能的随时渲泻，试想，人类社会如果不“反人性”还是人类社会么？

　　从左、右两派的争论中，我发现，人们各执一词的原因，在于精英对等级、特权、利益的固守。这是精英没有经过平民暴力教育，缺乏换位思考、平民意识、平等意识的结果，虽然平民的暴力教育代价巨大，对经济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对于构建平等的政治秩序、制度秩序是有益的，并且，平民的暴力教育将教会精英如何思考、怎么思考问题，并学会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和思想观点的融会点。这样说我并非主张平民暴力，而是说，在社会力量失衡、精英为固守政治经济利益而固守错误的价值观点，政府又不采取平衡措施的情况下，平民暴力必不可免，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也读到了王占阳先生的文章。王先生说，利己利他都是善。对于这一观点，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利己过度，损人利己，就不是善而是恶了，如果我们连恶也视为善，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太低智、太缺少良知了？如果一个社会既低智又缺少良知，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呢？人类社会是个由不同的空间组成的群体，不论是思想的自由，还是在利益面前的利己之行，个体良好的存在需要社会良好的环境，而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形成的价值秩序。因此，利己在不破坏社会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秩序前提下才可以利己，如果超过了这个底线，就是不道德的，如果超越了道德的底线，那就应该受到制度的惩罚了。我也注意到，徐先生和王先生对于“利己”二字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因为，在徐先生看来，在不否认利己的前提下寻求利他。但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群体当中，只有个人先行利他，才会有更好的利己，因为社会是个互动互惠的群体。

　　当然，人们可能说，个人的利他行为，并不一定得到社会的回报，那怕是感激的一笑，相反，个人的利他行为，还可能招来社会的耻笑或反报。这是事实，也是社会的重大危机之一，但我们不能因为现实问题就放弃利他主义，而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社会道德的堕落，是因为社会价值秩序的崩溃造成的，如果我们不是建构社会价值秩序，而是为崩溃的社会价值秩序推波助澜，社会只会坠入灾难的深渊。

　　建构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秩序，拯救社会，并使社会避免坠入灾难的深渊，这才是使文化创建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2008年6月10日星期二

　　作者简介：田忠国，山东薛城人，<三略观察>特约评论员、中國智库（网）专栏作家、<三略研究院>科学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國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國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许多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何谓民主？以自由、尊重、宽容为基础，集合群体智慧，并在群体智慧的比较与优选中寻找社会未来的最佳解，并以制度程序的形式固化其机制的管理方法，就是民主。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把思想转化为制度、程序的设计能力上。

　　作者:田忠国

　　一

　　中國改革开放以来的变革为春秋战国以降，中國社会最巨大的变革。这一变革孕育了近200年，几经反复镇痛终于具有了雏形。春秋战国是中國社会由封建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转折，而近百年来经过几代人积累而成的改革开放，将重塑这个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和国家，开创又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姑且暂时称其为民主时代。

　　新变革的最巨大成就在于打破了帝国时代一个简单的糖葫芦立在一个无限摊薄大饼中间的循环式社会结构。引入商业文明，形成獨立于政府、个人之外的第三方獨立社会主体，将彻底打破原有的历史周期，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中國在未来一百年内必将出现文化的大繁荣，会出现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这一民族精神的重构，将影响未来的千年。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國，总体上讲，应该叫改革放开，这些年做的就是尝试性的“放开”，是释放出来原有的力量而取得的成就。而不是全盘设计而成的有意识重构。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都还处在浅层次的放手，而不是了然于胸的设计。经济走在了前面，其他的全都滞后。还有些方面存在倒退。

　　我们快速的完成了别人几百年才取得的成绩，也在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别人几百年才逐渐出现的问题。别国可以出现一个应对一个不断的解决，我们却要同时面对。能不能度过，也许会有痛苦，会付出不小的代价，不容乐观。

　　三

　　我们对于中國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喜欢用“国情”、“中國特色”这样万能有含糊的理由来解释。很多问题都归根于体制。可很少有人追问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即广义的文化缘由。

　　近日看到一篇文章，讲“民主是否适合整个世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研究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他这里的民主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文章说，如果把曾经发生过思想启蒙的国家涂上颜色，再把目前成功的民主国家图上颜色，发现两者基本是重合的。思想启蒙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真正民主秩序的建立至关重要。

　　当然，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日本为什么没有思想启蒙运动，而能成功应用西方民主？值得深究。可能要考虑海洋文明的特性，也许古希腊城邦里有启示。

　　台湾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心病。但是，台湾在保持传统和现代革新上的獨立演进，何尝不是我们的一个有益参照和有效激励。

　　四

　　物质决定意识，我觉得这个只有在发生学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从起源的意义上讲，物质产生意识。物质创造精神。但是，精神有其自存性。当意识产生后，他就具有了獨立生存和发展演变的能力。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脱离物质而獨立存在。就像是，母亲产生子女，但是，子女活下来后有了獨立的生存能力时，他是完全可以獨立于父母之外。当然，内在的遗传和影响总是存在的。甚至，当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可以反过来决定物质。比如，假若克隆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发生学就要改变。

　　五

　　中國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现象确实是中國特色的，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文化传统上的原因。这些文化传统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形成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基因扎根在中國人的血肉精神里。代代相传，又不断充实、调整。

　　起初，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外来干扰等共同塑造了某种思维惯性和文化雏形，这些文化雏形反过来又影响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和对外界的应对能力和方法。这样经过无数次不间断多形式的碰撞融合，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逐渐形成。这种民族特性一旦长成，他就具备了独自存活和发展的能力。顽固又顽强的支配着民族的发展。

　　随着人类把握外在能力的提升，自然条件和社会结构都可以在短期内进行较大的调整和改变，但文化传统的却很难短时间重塑。也就是说，几千年来，我们已经大大提升了改造外在世界的能力，但对于改造内心世界，我们没有什么进步。文化就是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自然和社会都只有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里获得认可，才能有存在下去的可能和存在下去的价值。

　　六

　　大约在两千多年前，人类几个文明体系不约而同的出现了塑造民族文化和性格的大思想家。这是人类心智走向成熟的标志。

　　大约在五百年前，民族意识成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经过思想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文明。两千年前就开始若隐若现的理想国——即由思想家设计的现代国家结构付诸实践。人类社会变革开始由自为阶段进入自觉阶段。

　　人类的社会结构存在合法性基于某个假设的前提推演出来的，不管是君权神受还是社会契约。血缘、地缘、文化传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边界。很多矛盾和纷争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其中，越到后期文化传统的影响越大。

　　几十年来，一种超国家民族的力量开始在世界流动，但只能算涓涓细流，还不足以撼动目前的世界体系。

　　七

　　不同于西方的思想启蒙，中國近代的变革是外界的巨大冲击和压力促成的。而且，这种变革在长期内是由少数精英分子带动，不过，一直只是“浮在水面上薄薄的一层”，并没有真正触动全民族的洪流。直到最近几十年，这种力量才带动起整个民族的潮汐。所以说，到了现在变革才刚开始触及全社会。

　　但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没有做好社会变革在文化上的准备。我们需要的是把外在的力量转化为内生的动力。虽然，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改变，但是绝对不能忽视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力，他是民主时代产生的母体。

　　八

　　中國需要一个类似西方思想启蒙运动的社会变革运动，一场新的“纹化大革命”。当然，他不是三四十年前的那场，那是挂羊头卖狗肉，而且是一言堂的。这场运动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一个伟大的国家，他的重大变革必须是全民族理解和参与其中的。

　　只有全体人民都理解并参与其中了，这场变革才是彻底的，才不至于反反复复，原地踏步。

　　中國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长大了的文化体系，它是活生生的存在，自己都能獨立生存了，没办法简单的评价和处理。

　　两千多年的糖葫芦大饼已经被粉碎了，但糖、果和面还在，能做成什么，需要外来的智慧，但更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和支持。

　　作者:周廷军

　　——重排《红楼梦》你准备好了吗 与导演李少红商榷

　　笔者实在木纳而不入流，尤对文艺界乱乱哄哄的事，更是不走心。可近日，笔者偶然得知，李少红导演要重排《红楼梦》，着实吓了一跳。李少红是谁？笔者忙到网上去调资料，阅罢方知，不觉有些惭愧。惭愧的是《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两部戏，笔者断断续续看过。以笔者之拙见，这两部作品，自中國有电视剧以来，实属上乘。《橘子红了》除周迅对人物的理解、把握差一大快外，当说整部戏不错。《大明宫词》就更不消说了，有暇笔者欲再看一遍。

　　“着实吓一跳”，就是说“谁，胆子这么大！敢排《红楼梦》？”。那一瞬间，笔者突然联想到官场。大凡官场空下一把椅子，不知有多少人跃跃欲试。不论自己半斤八两，看那劲头给个总理坐坐，都无人推脱。孰不知，是中國的官，能耐大了，还是官太好做，抑或脸皮厚！想必李导和他们不同，较之那些庸懒贪的官员，您毕竟为人民送上不少有价值的艺术品。

　　做为观众，纯属一家之言，第一版《红楼梦》若称其失败，怕是有人不同意；说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本人又不甘心。否则，为何要取而代之，为何《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不重排？

　　李导您是行家，真正的艺术品，它不该受时间、环境、政治、道德等限制。一部好的作品，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环境下，你去欣赏，她总是光彩夺目。可现在，若将一版《红楼梦》端出，怕是不同了。一版《红楼梦》无论从编剧、导演到演员，很难说清谁能真正弄懂、理解《红楼梦》原著。给人感觉，演员的表演大体浮在上面；谈不上对人物的把握与塑造，对美的创造，更无从谈起。深的且不论，就连里面的服饰、化装、道具等，也只局限在县级剧团的水准。一群“傻丫头”的镜头充斥画面。就连，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也一样，屡屡把她最不上镜的角度塞给观众，令人喷饭。整个一小儿科！如若深入评论一版《红楼梦》，起码要一本书。

　　说深了，一版《红楼梦》的问题，不在于哪个人，那个方面；而是，当时我们不具备排《红楼梦》的条件。拍摄一版《红楼梦》时，我们是刚刚从左的30年出来，整体气氛和思维不对路。一度做为禁书的《红楼梦》，有多少人去关注它、研究它、甚至认真去拜读它。在众多演员中，有多少是，接了戏才临时抱佛脚。因此说《红楼梦》重排是可取的。那有人要问，现在我们重排《红楼梦》具备条件吗？好，这恰恰是本人要说的。换言之，试问李少红导演，重排《红楼梦》，你做好准备了吗？

　　毋庸质疑，现在重排《红楼梦》，无论从艺术创作者、欣赏者到专家研究成果，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经济条件，与一版《红楼梦》时，不可同日而语。虽如此，笔者仍旧为能真正排好《红楼梦》而忧虑。甚至觉得，要想真正排好这部大戏，以本人愚见仍旧不太具备条件。原因如下：

　　一、《红楼梦》是一部演绎贵族生活与情感的大戏一、与刚脱胎于农人的国度所不融

　　李导，我们常常讲“艺术源于生活”，如：一个作家欲写出好佳作，必须要深刻了解、理解他所创作的生活。编剧、导演到演员也一样，对你所创作的艺术，仍是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这似乎太小儿科！错了，如果谁要这样理解，那鄙人奉劝你不要搞艺术，因为你不是那块料。笔者却认为，说严重一点甚至要靠一个民族，千百年去积淀。李导，不知您是否发现，我们所排历史剧、农村剧优秀作品较多；而排都市剧就显得蹩足。道理再简单不过，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度，民族积淀太深。我们这些“泥腿子”不也是刚刚脱胎于农村吗。大都市生活，似乎对我们有些陌生。

　　《红楼梦》是部演绎贵族生活、情感的作品，这总不会错吧。那，是否要求我们的创作者，和欣赏者多多少少了解或有一点贵族情结呢，哪怕是见过贵族也行，这样搞起创作来或许驾轻就熟。遗憾的是，我们是世界上少有无贵族，和无贵族情结的国家之一。满族人所创建的王朝，逊位已近100年。一大批贵族早已平民化，就连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公民。在有，我黨也是从农村走出的政黨，里面更无贵族可言，甚至连贵族情结也没有。至于，当今所谓的新贵，恕笔者直言，他们充其量是一群浮躁的爆发户。因为贵族概念，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这群人要三代下去方成正果。请您不要误会，笔者不是要创作者去还原历史，那么有一点了解总不过分吧。如果要是通过书本上了解，那么简单的话，最期两部大戏：俄罗斯的《情迷彼得堡》印度的《奇迹》我们也能排。如此这般，你如何执导，那么众多的演员，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像那么回事。这不能不令人忧虑。

　　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红楼梦》，与传统文化被边缘的今天

　　《红楼梦》原著中，通篇都在向读者传递，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等，这一传统的民族文化；而且，这部作品是民族文化积淀，最深的文学作品。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众多的人物中，对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差不多，均捻手就来。有人这样认为，“对于年轻人（含受过高等教育的），来讲，中國传统的民族文化，尤其国学之类，是他们的软肋。”至于，他们的硬肋是什么？有多少？笔者大体无法知道，而软肋一说，笔者或有同感。这或许就是我们教育制度的缺陷。从学文、史、哲难以找到工作，到歌手大奖赛知识问答的尴尬，可见一斑。那，作为《红楼梦》的演员，若有点国学基础，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有一点点审美能力，绝不是坏事。一味靠干巴巴的模仿，是不可取的，要从骨子里融入戏中（不觉得《橘子红了》里，归亚雷的表演是这样吗）。李导，您知道，一个人若装入一定的知识，举手投足间，准能让人感受到，其人素质不凡。试问，被剧组敲定的众多演员中，有多少具备这些条件的？

　　三、艺者及国人对美的理解感知与创造能力的不尽人意的现状

　　《红楼梦》原著，是一部极具美学价值的文学作品，通篇皆洋溢着作者对美的理解、感知以及创造能力。

　　李导，笔者总觉得，对上述的命题，现实与我们标榜的五千年文明不相称；换言之，今天，我们对美的理解感知与创造能力的现状，是落后于古人和他人的。这个观点或许您不认可，但这没关系。我们姑且不去同欧美创造那么多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戏剧、雕塑、舞蹈、音乐等相提并论，似乎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我们也不比他人。美是以创造美、欣赏美共同存在相互作用，缺一不可。韩剧在中國的十几年热潮，至今方兴未艾。迫使一老兄，叫嚣要把韩剧赶出去，说占了电视资源，看来这家伙浅薄得可以。还有某人弄个作品，去国外参加某某奖的评选，大概未果，便骂起大街“不识货”； 然后还是这位仁兄叹云：“我们的电影和人家比，还是个成长的孩子”。日前，笔者拜读了一篇，国人有关印度影视的评论。文章大体称，印度每年影视剧的产量如何高，且多为优秀作品；使笔者大长见识，不得不刮目于印度影视文化。而，我们一度引以自豪的影视艺术，现在且鱼龙混杂，不乏一些毫无文化内涵、美学价值、创作粗俗的作品。耗尽全国从艺人智慧的春晚，年年令观众大失所望，似乎已集体江郎才尽。据说2006年我国共產影视剧500余部，与观众见面的不是最差的，更有低劣的200多部垃圾作品，根本无法投入市场。对此，管理层不得不发出“文化垃圾”的声音。再看看20年来“千城一面”的城市建设，充斥电视里的广告，低俗的MTV画面，响彻大江南北的“嘻唰唰”和大街小巷人们的穿戴打扮等等，不仅仅得出一个对美的理解感知与创造能力相对缺乏的结论。否则，我们为何总是与世界大奖无缘？那么试问《红楼梦》的创作者，做好这方面准备了吗？

　　四、地域文化的差异与演职员的情愫背离

　　《红楼梦》原著除上述种种内涵外，还有一个地区差异问题。原著故事，大体发生在江南。作品中的人物，不乏一些江南人或具有江南情愫的人。李导，您知道，从性格、情感、审美上讲，南北方的人差异颇大。如若细心观察，您会发现，南北方电视节目风格，浑然不同。南方台的节目，更注重文化内涵和审美色彩，而北方多乱哄哄热闹节目。受环境影响，北方人直率、豪放、情感多为粗线条，而南方人尤其是南方女子的性格多含蓄，情感细腻而丰富。这样的女子，再赋予她们良好的教养与文化，自是千肠百转，柔情万种。这或许就是《红楼梦》最美妙，最耐人寻味之处。李导，这方面您是否有所考虑。众多演员中，有多少具备如此情怀呢？

　　五、浮躁的国人(艺人)与（PK）《红楼梦》的“一唱三叹”相悖。

　　改革开放大潮，在荡涤着中华民族，市场经济在改变着国人。在传统文化

　　这一大的背景下，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找寻自己的位子，使原本文化内涵就不足的国人，顿陷浮躁之中。一时间，毫无文化内涵、毫无审美价值的快餐文化，便大行其道。不得不让人常常发出俗、恶俗的声音。如果说，国人对艺术的欣赏，仅停留在低俗的二人转这层面，可能有人发呛声。但二人转那些“泥腿子”，火到什么程度，这不能说明问题吧！李导，将来您的《红楼梦》出来，未必如此。如：南京观众在欣赏国外高雅音乐时，大声喧哗、来回走动、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加上孩子们的大呼小叫，最终不得不停演，以至气哭法国著名女音乐家——布菲。这则新闻，无疑把国人的嘴脸，勾勒得再清楚不过。

　　还有，现在的影视剧，创作者似乎大有集体江郎才尽之嫌，不得不靠打、吵、闹、包二奶、第三者、离婚等来撑门面。《红楼梦》剧应该是个含蓄而又情感细腻的戏；像韩国演员那样“眉目传情”用眼睛演戏，不过多使用肢体。而我们的导演、演员早已习惯于将演员放到大雨中疯跑，来表达情感冲突，这样下作的手法。李导，这一点您考虑过吗？

　　再有，在这个浮躁，传统的民族文化业已被中青年人边缘化的今天，您的《红楼梦》会不会遭至如国粹——京剧的尴尬。您是否考虑过《红楼梦》的故事，早已“妇孺皆之”并无跌宕起伏之情节，而失去观众？如同《沙家浜》之类，把过去的作品重排，所陷入的一场场闹剧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文化走向，和演艺界不尽人意的大背景下，若真正排好二版《红楼梦》，使其成为传世之作，绝不容乐观。上面说过，对美的创造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要有能欣赏美的受众。然而，好在国人连《落叶归根》都能给出2000多万的票房，看来良莠并不分明。希望李导，不是不抱有这样的侥幸。因为，一版《红楼梦》失败也好，不尽人意也好，尚有情可原。那么“兴师动众，一掷千金”的二版《红楼梦》，观众寄予太多厚望，看来是输不起的。这一切您有准备吗？

　　衷心希望您成功，同时也祝福您的剧组！播放后，我会在第一时间，再与您交谈。谢谢！

　　2008年5月1日写于深圳

　　作者电子邮件：hss17512000(at)yahoo.com.cn

　　作者:霍克

　　趁五一休假把最近出的国产大片《见龙卸甲》和《功夫之王》过了一遍，看完以后总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02年来从《英雄》开始，所谓国产大片就像秋后的蚂蚱，一部接一部，而且一部不如一部的拍着，演着，烂着。说心里话，看这种片子实在谈不上什么精神享受（视觉上倒是有点）；至于为什么还要看，一是消磨消磨时间，再就是想知道这种烂片到底能烂到什么程度。在这方面，这些大牌导演、大牌演员们真没让我失望，”问世间是否此片最烂，定有下部比这部还烂”.

　　问题出来了，为什么这些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大手笔的大片们就硬是不好看呢？仔细盘点一下，这些大片的模式大概可以概括为：1. 古装题材，义侠主题；2. 宏大场面，奇观景致；3. 武打桥段，东方特色（音乐、美术、服装、舞蹈、民俗、人物造型等等）；4. 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八国联军般的明星组合阵容。这些共同点的存从侧面验证了支配大片的早已不是”艺术美学”而是”商业智慧”.缘何得出如此结论？稍懂一些市场产品定位知识的朋友可以发现，上述的典型性配方完全是”产品定位研究模型”的”科研”结晶：

　　大片的市场定位：

　　国产大片的大投资、大制作必须要大营销、大市场的才能确保保本盈利。当下大片目标市场主要有三：一，国内市场，重中之重；二，东南亚，能捞一笔是一笔；三，美国市场，进军好莱坞当然是要考虑的了，结果怎么样先不说，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大片的产品定位：

　　表现手法：既然号称大片了，总要有点大片的场面和气势。于是场面不可以不宏大、景观不可以不奇异、视听不可以不华丽，总之，一切都要最牛B的。

　　演员阵容：既然市场都冲出亚洲了，演员可不能尽是赵本山，宋丹丹，国内观众倒是挺乐呵的，可人家老外不认识，不买账；要周润发，要章子怡，要够帅，要够靓！还要韩国人，因为需要韩国人买你的片；要好莱坞制作，因为要挺进美国市场……所以演员阵容最后不得不八国联军化，市场需要！

　　影片题材：既然观众来自全世界的，就要避免那些有文化冲突的内容题材，比如二人转；还要有中國特色，于是排除来排除去基本上就是些武侠功夫了（李小龙同志打下了基础）。嫌特色不够，在服装，舞蹈，音乐上下功夫，所以有了叶锦添、谭盾、鲍德熹、袁和平、郎朗等国际知名的华人制作者的加盟。

　　故事情节：以上三点考虑必须基于市场的因素，是不得已的折中。如果故事情节上没有一点创新，这个产品（大片）就体现不出一点的差异性，就不能吸引大家的眼球，不能吊起观众的胃口。所以故事情节必须离奇，必须古怪，必须匪夷所思，必须神经病。因此观众看片的时候想笑了，千万别不好意思，因为这是编剧们大脑抽筋的作品！

　　以上分析表明所谓大片实际上完全是商业智慧设计的标准化产品，基本没有艺术可言，于是大片不好看是必然；而且这种模式化，流水化作业出来的产品越多，我们的审美越感到疲劳，更是越看越不好看。

　　作者:王威廉

　　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王晓华先生最近声言：“中國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实际上最近几年这样的观点几乎已经成为了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共识”，王晓华先生曾是个“孤独的”坚守者，他在2004年时还在《书屋》杂志宣称“将启蒙进行到底”，认为自己“在与反对启蒙者的对话中揭示一个真理：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完成，在中國则刚刚开始”。但是，即使这样的一位坚守者，今天也放弃了他所谓的“真理”。

　　前后仅仅四年，作为坚守者的王晓华先生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将启蒙进行到底”改变为了“中國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知识精英是如此脆弱！他们经不住风浪，在“中國国情”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肤浅、孱弱而敏感。

　　中國当代启蒙运动开端于纹革结束之后，1980年代早、中期形成高潮。但是，这一启蒙运动在一开始就身陷历史性的残缺当中。

　　中國的“五四”运动一定程度地继承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模式，作为精神领袖之一的李大钊把希望寄托在了“文豪”身上，认为“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事实上，“五四”时期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文豪”，但比较于法国启蒙运动以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为主导的精神领袖，“文豪”这个称呼也正是体现出了“五四”启蒙的缺陷。而中國当代启蒙运动比较于“五四”，则更是连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水准的“文豪”也没有诞生，更体现出了一种深刻的残缺。

　　没有“文豪”，但有着知识精英。知识精英的特征具有启蒙者和蒙昧者双重性，是启蒙着他人的蒙昧者，或者说是蒙昧着的启蒙者，是一边进行自我启蒙，一边承担着启蒙他人的时代责任。

　　知识精英的根本，乃是蒙昧着的自我启蒙，但是，由于获得了“精英”的地位，便忘记了自己也同属于蒙昧者的一面，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单方面居高临下地启蒙着他人，因此，自身尽管不断开启着被蒙昧着的精神，在根本上则仍然不能揭开自己被蒙昧着的内核。

　　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蒙昧者，都在进行着自我启蒙，在根本上精英与非精英并没有分别，而知识精英则不懂得这点，因此，一当社会沉渣泛起，知识精英自身蒙昧的一面也就上升为无所适从，精神世界陷入到了混沌的境地，看到的只是“失败”。其实，时代本没有失败，大众仍然在自我启蒙的道路上前行，失败的只是精英。

　　中國知识精英的蒙昧性在言行上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急功近利，一是把启蒙与建设对立。法国启蒙运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卢梭和伏尔泰都死于1778年，新法国和新欧洲是在他们死了十几年才发动。

　　中國知识精英则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疏于纯粹理性批判，遇到挫折便颓废、失望，这是不懂得启蒙植根于恒久理性之困苦的蒙昧。法国启蒙运动不仅是传播，更有着伟大的建设，人權理念便是他们最伟大的建设成就之一，但中國知识精英则弱于建设，更热衷出谋划策，具有中國传统的策士特征，这是建设的蒙昧。

　　建设者与策士之间具有模糊性，因此，轻易就可以转为策士，宣布启蒙失败，而且是“彻底失败”。但知识精英失败了，中國的民众则并不会因此放弃启蒙，依然会在自我启蒙的道路上持久前行，特别是队伍庞大的非精英知识者最是中坚。

　　这是个没有“文豪”而遍地“文豪”的启蒙时代，是蒙昧者持久的自我启蒙。人人是蒙昧者，人人是启蒙者。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顾则徐

　　“汤唯门风波”再次暴露了文化管制和文化发展间的尖锐矛盾。此案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身上？色戒男主角梁朝伟露得比汤唯更加彻底，但毫发无损；导演李安应是此情色巨案的始作俑者，却没有关于制裁他的风声；作为投资商的美国焦点影业公司、香港安乐影业公司、在港中资企业银都机构电影公司和上影集团，都没有被制裁的迹象。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作为其中重要投资方的银都机构，恰恰就是广电总局遥控的驻港企业，而为该片提供许可证的上影集团，更是广电总局的分管机构，这个宣传情色的板子，首先应该打在广电总局自己身上——该局先是积极投资，继而又提供许可证，最后又放任其在中國各地上演，但结果却要道貌岸然地制裁一个弱小女演员。请问这究竟是怎样的管制逻辑？

　　这无非就是“替罪羊的逻辑”。当一种反对声音从高层或内部传来时，广电总局必须要对此作出反应，也即寻找一只用以替罪的羔羊。而选择羔羊的标准，必然是她（他）的弱小性、无反抗性和最低副作用性。汤唯不幸中选，并被送上意识形态祭坛，成为令人同情的牺牲品。汤唯本人引颈就戮，哀声低婉，更是触发了普遍的声援，当事人李安和梁朝伟都挺身执言，就连那些激烈的“持不同色见者”，都转而批评广电总局，为汤唯高调鸣冤。所有这些变化，完全出乎有关部门的意料。

　　假定电影主管者有一万个制裁汤唯的理由，那么封杀的对象应是影片，而非女演员所代言的广告，因为汤唯介入的旁氏化妆品广告，没有任何情色内容。《色戒》（事）未被禁演，而汤唯（人）却遭封杀，其演艺生涯面临重创，并牵累联合利华公司陷入品牌危机。所谓“对事不对人”之说，与事实截然相反。对此，文化部官员回答记者的质疑时称，“只要符合中國的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我想这些都应当是被允许的。”此番言论，含蓄批评了广电总局的做法。

　　广电总局日前发出《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其中有关色情的第三条作了重大增补：“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行为、性变态、同性恋、自慰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秘部位；夹杂肮脏低俗的台词、歌曲、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等”。尽管做了若干修订，打板子的标准究竟在哪里，依然语焉不详，根本无法成为科学管理的依据。导演冯小刚对此只能无奈地诘问：“扣子解到第几粒才算色情？”

　　在中國文化史上，“色情”这个罪名，向来可以由管制者任意加戴。例如，接吻长期以来都被电影审查当局视为“色情”，因为它会玷污广大无产階級观众的纯洁灵魂，这种清教徒式的管制，直到1980年代才被部分修正。邓丽君歌曲在80年代风行时，更是遭到严厉围剿，而罪名恰恰就是“色情”，因为它们充满“肮脏低俗的台词”和“下流的气声”。由此连带李谷一等内地歌手的抒情歌曲，都沦为“资产階級的靡靡之音”。“色情罪”的界定，竟是如此宽泛，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大而无当的罪名，在经历了近60年的历史轮回之后，没有获得技术上的任何改进。以所谓“一脱成名”定罪，更是难以令人信服。渴望成名，何罪之有？而若是“一脱成名”有罪，那么究竟需要脱多少次，才能获得赦免？而要减少汤唯曝光率，又该减到多少次才算达标？

　　此前的“脱衣嫌疑犯”，女星包括范冰冰（苹果）、章子怡（艺伎回忆录）和郝蕾（颐和园）等，男星则有梁朝伟、佟大伟和梁家辉等，都未见广电总局出手制裁，而仅对汤唯一人痛施大板，显然违反了行政公正的原则。

　　此外，禁黄不禁暴，更暴露出文化管制的失衡。“电影审查标准”明文规定，严禁夹杂凶杀、暴力、恐怖、鬼怪、灵异等内容；有强烈刺激性的凶杀、血腥、暴力、吸毒、赌博等情节；有过度惊吓恐怖的画面、台词、背景音乐等，但今年来热播的影片《集结号》和《投名状》，以及银屏上的各类武打剧，都以暴力和血腥镜头著称，也未见广电总局虎颜动怒。对“色情”的管制日益严厉，而对影像暴力的管制却日益松懈，这难道不意味着管制逻辑、标准和手段的混乱么？

　　不仅如此，禁汤事件还引发了来自法律界的强烈非议。此举被认为是滥用公权，也就是以执法名义，公开侵犯个人權力，把公共政策变成伤害艺人的老鼠夹子。针对这种违宪行为，如果汤唯本人和广告商提起民事诉讼，向司法层面寻求公正，有关职能部门将陷于更加尴尬的处境。

　　广电总局的管理难度，在于它始终摆动于旧体制和新经济之间，被保守的意识形态势力和开放的文化市场所夹击。它言词闪烁，左支右绌，满含无法对外诉说的苦衷。而摆脱这种行政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告别旧的行政思维，改变模糊定性的传统，对所谓“色情”（暴力等）的定义，作科学细致的量化规定，找到那个划定“色情”与“健康”的“第N个扣子”，并且放弃陈旧的“计划时代”的文化管理模式，尽快推出电影分级制度，完成影视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尽管失去了广告代言的高额报酬，但这场充满戏剧性的献祭，要是能够反促文化体制的变革，羔羊汤唯便将永垂于青史。这不仅是汤唯本人的万幸，也是中國电影及其观众的福音。

　　原载《中國新闻周刊》2008年3月28日

　　作者:朱大可

　　德国有一位研究中國的文化学者，怒斥当代中國文化的浮躁现象。他抱怨这些年来没有见到什么像样的中國文学作品，本人深有同感。从1968年上山下乡，作为知青被学校安排去北大荒支边，离开上海已经有四十年了。每次回上海探亲，我都会上福州路各家书店转上两圈，上报摊，买上几份文学期刊和杂志。令人遗憾的是，我在这些书店里想找到的专业书籍和值得一买的文学书籍越来越少，在各种文学期刊里，值得一读的文章，或小说也越来越少。在当代中國可能再也找不到像老舍，曹禺，巴金，鲁迅，矛盾等近代文学大家，更找不到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等和托尔斯泰，普希金，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等，中國古代和国际文学巨匠。有的大多是一些追随社会风潮，随波逐流，花拳绣腿的文化倒爷，文章拼接和包装推销的商贩，和那些敢呛，敢骂，敢耍，敢脱，敢写的下三路枪手水平的廉价速成产品。

　　当代中國还有没有在认真做学问的文化学者？还有没有能够尊重客观事实，认真采访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还有没有能够静下心来观察社会，挖掘人生奥秘和自然本质，有文化深度的作家，剧作家和影视工作者？答案当然是有的，而且还应该有不少。中國出了不少优秀的影视节目和网络文章。优秀的电视节目，如凤凰卫视台陈晓楠的冷暖人生和曾子墨的社会能见度。这两个节目探访的都是一些社会死角，真正的小人物，节目制作人必须爬山涉水，深入到社会的底层，排除没有名人效应影响收视率和地方上的各种阻力和困难，相当不容易。每周一次的世纪大讲堂，胡一虎的一虎一席谈和窦文涛的文涛拍案也相当不错，开创了有大众参与的时政热门话题讨论和对社会上各种大案的追踪报道。凤凰卫视打破了国内新闻联播以往只搞事后转述报道的惯例，派出记者和央视记者合作深入灾区和战区作一线采访，和重大新闻的现场直播和跟踪报道，更是值得称道。

　　可能有人会说，凤凰卫视是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凤凰卫视的后台硬。这些节目若是在内地的电视台做得起来吗？内地的电视台即使做了类似的节目估计寿命也不会长。在内地媒体，懂得文化不多，只考虑政治正确的管事婆婆太多，节目制作人又善于随机应变，投其所好，再好的节目也会荒腔走板，或者胎死腹中了。也许有人还会说，即使凤凰卫视跑到内地做了这些“标新立异”的节目，也只是选择性地暴露了一些中國内地的阴暗面，对于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本人则认为，能够使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和死角的小人物引起社会的关注，就必然会产生解决问题的思考，起码是为解决民生问题走出了解和关心民生的第一步。

　　在中國内地，当然应该能够找得到很多像模像样的文化学者，遵守职业道德，能够深入社会底层，奔赴事发第一线，找出事情真相的记者，敬业，热情，充满创意的媒体工作者，和认真写作的作家和剧作家。否则怎么解释在内地的媒体工作者，为什么只要跳槽到了凤凰台就能大展拳脚，小麻雀就能变金凤凰？小花狗也能虎虎生威？看来在国内还是管事的婆婆管得太死，缺乏富有创意，灵活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媒体职业道德的自律准则，给这些才华洋溢的文化工作者放开手脚做事的机会太少。听说国内近年来也出了不少观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比如有关考古，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断代史等，为续上中华文明，找到她的根和主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只是许多节目在国外的能见度还是太低，央视的百家讲坛只有极少数在国外能够买到光盘，本人见得太少，不敢妄作评论，只得就此打住了。

　　然而，这些节目的热门程度和影响力，如果与 “裸照门”事件，“平面虎照”热抄，“色戒”话题，“最牛钉子户”的维权新闻报道等，轰动一时的热门话题和聚焦点相比，都黯然失色了。在媒体，尤其在网络中处处可见的，是前赴后继，压倒一切的掏金浪潮，来势汹汹的“恶搞”时尚，狗仔队式的新闻追踪，追求奢华的大场面，砸金大制作的轰动效应，充满诱惑的假，大，空报道，占据着主要的版面和亮点。各种浮躁的宣泄；经过精心包装，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成功故事；假卫道士掀起的气势汹汹打假风潮；莫名其妙的复古风和遗老遗少们丑态百出的表演；一脱成名，一炮而红，灰姑娘嫁入豪门；狗仔队采集名人的花边新闻，充斥于各大媒体和网络，成为了媒体舆论的主流。是有形有色的追名逐利和无序的市场之手在搅动转型期的中國社会，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整个社会跟着浮动旋转起来。

　　为什么这些浮躁的喧哗，私欲熏心的炒作，情色男女的淫乐报道，会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关注焦点和热门话题？可能的原因有三。其一是人心思变，民心可用，制造耸动新闻能吸引眼球，增加在媒体的曝光度，可助其快速成名，有利可图。其二是社会转型期的破旧立新，改革开放，经济起飞，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反思和重建，信仰危机，社会风气和道德底线的崩溃，提供了可炒作的模糊空间。其三是安全实惠，走偏门，玩下三路，打擦边球，不必直接冲撞当年鄧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当前敏感的政治话题。这是许多婆婆懒得管，不愿管，特意留下的一块沼泽地，适合于打口水仗，泥水仗，泼粪，比臭，撒野起来施展得开。

　　既然整个社会已经被搅得浮动旋转了起来，许多事情也就见怪不怪了。文化学者按捺不住做学问的孤独和清寒，纷纷跑出了书斋，走上媒体随之起舞，推波助澜。有的更在借助媒体之力自抬身价，装腔作势，挤眉弄眼，信口开河，甚至公报私仇。研究工作者弄虚作假，使出浑身解数努力满足管事婆婆的一切需求，完成量化指标，争取晋升提职。记者一心追逐可以上得了头条的耸动新闻，狗仔化是必由之路。写作人如果只是为了成名获利，当然用身体写作，用乳房写作，翻弄妓女的躯体，捧出张爱玲的幽灵，什么好卖就写着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国际知名的导演可以假借艺术之名，大拍三级片，还能得到国内外中文主要媒体众口一致的好评。显而易见的是不择手段成名要早的冲动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在驱动，在继续营造私欲熏心的当代中國文化现象。

　　面对着声势浩大，五彩斑斓，暗藏玄机，一切受到权力制约，利益驱动的文化现象，众多文化工作者被弄得不知所措，迷失了方向，被推挤到了边缘和墙角。如果他们继续“顽固不化”，“不识时务”，不随之起舞，将面临被淘汰出局。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娱乐化，权钱交易形成了当代中國时髦的交际方式。文化事业成了有利可图的文化产业，金钱买卖的交易场所。你情我愿的潜规则远胜过文化的真实价值和重要性。许多很认真做的文化研究文章，专题报道，写的报告文学，文章，小说和剧本，可能因为交不出买路钱，或人际关系不佳，进入不了主流圈，或不合把头大腕的口味，被认为不合潮流，被怀疑播了，登了也没人会看，不挣钱，连正式发表的机会都不会给。

　　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陕西农民猎户周正龙的“虎照”造假风波，李安的“色戒”和张爱玲幽灵的炒作，孔子学院的全球开花，尊孔，颂经和跪拜之风又起，风韵犹存，伶牙俐齿“世上最牛钉子户”女主人吴苹的维权报道，等等新闻大事都被搞得有声有色，成了中國特有的文化现象。说其特有，是因为如果脱离了当前中國特定的社会环境，只需有负责管事的单位和多一些人知道有规范的处理途径，这些东西可能根本就炒作不起来，即使报道了也成不了新闻焦点和热门话题。

　　这些轰动一时的炒作是真的为了维护公民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中國的传统文化”？维护公民的“权益”？还是文化产业当家的和炒作者为了追求新闻卖点，提高知名度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回答是兼而有之，因为维护形象正义和合法包装是舆论造势，挑动激情的基本功，至于名利的诉求是实实在在的背后计算，不言而喻的道理。

　　也许这是一种目的，手段和结果，三者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关系。至于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孰真孰假，并不重要，只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议题，只有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即成名和获利才是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核心和本质。否则为什么要避开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规避问题的实质，而采取这种纹革式的大轰大嗡，群情激昂，跟着感觉走，只要有了行为正义的外壳，人人皆可一路追杀，谁也不必负责任的态度？也许只有一件一件地把它们剥离开来作一番深入分析和探讨，才能透过层层外表美丽包装的薄纱，看透其内在被利益所驱动的私欲熏心。

　　就以前三例为例，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轰动一时，是因为陈冠希私自拍摄和拥有大批量的淫照，被人窃取公布于网络上所引发的。“艳照门”事件暴露了两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即陈冠希的滥交和他的私人癖好，和一些被塑造成玉女形象的女艺人背后真实的为人。“艳照门”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满足了许多人的一种偷窥，掳奇，先睹为快，幸灾乐祸的心态，尤其在青少年学生中产生了一种性教育和性道德的思想混乱。“艳照门”事件的报道，长时间占据了媒体的主要版面，成了新闻报道的焦点和卖点，“淫照”的登上媒体版面，涉及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淫照”被制成光碟，出现在贩卖的市场上。在处理“艳照门”事件的过程中，担任香港警局发言人的警官一再改口和司法判决上的混乱，显示了法律在网络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没有同步跟上的困惑。

　　说到“艳照门”的法律责任，由于纯属陈冠希的私人癖好和收藏，被拍女艺人出于自愿，不存在偷拍和金钱交易，如果也不存在利用“淫照”来牟取经济利益和胁迫问题，到头来对当事人只能不了了之。对于窃取和上网张贴散发“淫照”的人来说，可能比较容易追究的是未经个人允许的窃取和散布之罪。上网张贴“淫照”的法律责任追究，恐怕要与媒体的“淫照”上版面等量处理，何况前者还不涉及经济利益，后者却有明显的牟利意图。如果对媒体无法量刑处理，对上网张贴散发“淫照”的个人也将无法名正言顺地深入追究。至于上网看过“淫照”的人数众多，法不责众，也无从追究。因此，此事件到头来很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回归到它原来的位置，最后逐渐被人们淡忘。此事的后果，只能由当事人为自己一时的孟浪和放荡行为付出代价了。

　　“艳照门”事件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华人集聚地都掀不起大浪。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虽有报道，但人们听了看了也只是笑笑就过去了。即使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也只是被人当作笑谈话题，一言带过，不会成为主要议题。唯有在中國的香港，台湾和大陆被炒作成如此压倒一切的重大事件，当然与以华文为主的文化道德背景有关，与社会转型期的功利主义占据了主要地位，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沦丧，普遍的偷窥欲望和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丑陋心态有关，也与媒体毫无公德心的恶意炒作，牟取利益有关。

　　“周老虎”造假风波，也成为了媒体聚焦，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一个重大话题。陕西农民猎户周正龙受了县里有关领导的鼓励，背了相机上山去找老虎。据他说还真碰到了老虎，冒了生命危险怕了两卷老虎照下山。他的一张“虎照”被县林业局贴上了网页，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追踪报道，也引来了一大帮“卫道士们”群情激昂的打假浪潮。网上公开的一张虎照，被打成“平面虎照”，继而打成窃取挂历虎照，进一步要追究“周老虎”背后的造假黑手，县和省林业局的公信力和责任。一批又一批所谓的专家和权威学者出来推波助澜，反复论证确定造假。到家跟踪报道的记者吃住在周正龙家，耗尽了他因为拍了虎照，获得县政府的两万元奖金，却没有一个吃了口软的。“虎照”造假风波越闹越大。周正龙虽然始终没有改过口，但是挡不住气势汹汹的社会舆论，似乎“周老虎造假”已成了定案。

　　不过，靠舆论暴力和众口莫辩的强加，即使掐住了喉咙，堵上了周正龙的嘴，甚至把他打成了周老虎，此事还是不能定案。指控人的气急败坏，使用舆论暴力，反而证明了这些所谓的专家和权威学者，和“卫道士们”恐怕才是真正的假货。原因是尽管周正龙提供了拍照的确切地点，和所有的底片，但是活老虎会走，会跑，要他再拿出证据证明照片是真的却是强人所难。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应该由周正龙提出证明“虎照”是真的，而必须由指控人，或起诉人拿出证据，证明周正龙拍的“虎照”是假的。不幸的是这些“卫道士们”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信誓旦旦，却拿不出一点说得过去的证据。他们连用计算机拼合照片，必然会留下的最基本的拼合线，都无法证实，居然还在大言不惭地自称为“专家和权威学者”。

　　看来舆论暴力和众口莫辩的强加似乎还真的有效，连主持着“文涛拍案”的窦文涛也深信不疑。他在年终节目中一再用轻佻的口气，一口一个“周老虎”，毫不含糊地确定这是一起造假事件。不知道这张“虎照”如果是他的老板刘长乐碰巧拍下公布的，这位窦主持还会这么说吗？说起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陕西贫困山区的农民猎户周正龙当然无法与当着凤凰卫视总裁的刘长乐相比。然而就拍“虎照”而言，社会的公信力就不是由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的。常年生活在陕西贫困山区的农民猎户周正龙，上山寻找线索，跟踪拍到“虎照”的可能性远大于刘长乐，因此应该具有更大的公信力，只是窦文涛和那些打虎英雄们视而不见而已。

　　当然，这张“虎照”如果真的是刘长乐拍摄和公布的，其遭遇可能就会与周正龙完全不同了。窦文涛就会在他的节目中毕恭毕敬地大加颂扬。这些打假斗士在发动攻击前不得不掂量一下，他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多高的代价？因为刘长乐可不是周正龙，他有足够的财力和够高的社会地位，也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和自卫能力。他可以聘请大律师，会在法庭上把这些人的伪装剥个精光，露出原型。这些热衷于打“周老虎”的假卫道士们，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要比周正龙高。他们打的不就是既不会上网，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与他们打官司，可以被一脚踩在地下，可以被口水淹死的，贫困山区的农民猎户周正龙吗？这不正应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说法，因为他们知道不必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任何的代价。

　　这些假卫道士们打着公民的知情权为幌子，挥舞着科学的大棒，在媒体呼风唤雨，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打假浪潮。他们打了“周老虎”，借着余勇接着打向了中國的航天发射中心，居然举证中國航天工业局公布的月球卫星发回的月球照片也是假的。结果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这次可是踢到了铁板。要中國航天工业局证明，他们发布的月球照片是真的，当然也同样不容易，可是国家航天工业局的公信力却不容挑战。相反，如果这些打假英雄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证明月球照片的造假，这些假卫道士们将不得不承担起法律的刑责。这些打假斗士发动攻击的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如果得不偿失，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只得草草收场了。周正龙拍的虎照登上了自然杂志，因为杂志编辑无法鉴定出“虎照”造假的证据，当然信其为真。只是他们在照片下加上了一句，即此照在中國被认为是平面虎照。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懂，在中國既然没有证据，怎么可以群情激昂地谴责这“虎照”有假，也没有人为此负起法律责任？这些打假英雄们总算扬名国际了。

　　一些假卫道士们凭着几张洋文凭和院士地位在中國到处“打假”，打了已经有好多年了。其中不少人可能已经忘了他们的专业，确实靠打假打出了名，成了社会“知名人士”。不知道是否可以提供一份代表了他们这些年丰功伟绩的打假罪证确凿的清单？否则有心人士恐怕要收集整理出一份，由他们借用国家公器，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的清单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既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揭穿造假者搞“伪科学”危害社会的卑劣行为，为什么不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要利用他们的权势和舆论造势，来扼杀，打击，用口水来淹没这些所谓的“伪科学”？

　　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授奖前，必须仔细聆听一份忠告。大致的意思是获奖者只代表在他的专业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不代表在其他的专业领域也具有同样的学术权威地位。老话说隔行如隔山。现代科学分门别类相当细致，取得了博士学位只代表这位学子在某特定学科，特定专业，某特定方向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课程和研究课题。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同一个专业，转换了一个研究方向，起码也得补课，阅读大量参考文献才能进入课题研究，更别说跨行业，跨学科了。这些打假斗士这些年来却是在扮演着一些极不光彩的学霸和学阀角色，制造了博士和院士就是万事灵，百事通的假象。他们打着科学的旗号，靠着博士和院士的学术地位，无视法律，既当提控者，又当最终判官，横行无忌，无法无天，在祸害一方。如果脱离了中國当下的特定环境，这些靠旁门左道扬名立万的“打假斗士”在法制健全的国度恐怕早就官司缠身，倾家荡产，臭名远扬了，不可能成气候。

　　李安的“色戒”和张爱玲的幽灵也是中文媒体的一个重大炒作话题。李安以他好莱坞得奖华人导演的身份，拍下了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色戒”，其中包含了他自己在情色方面的追求和理解。这是李安精心打造的一部电影作品，是他自己的选择，本来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值得影评人探讨的是李安在情色方面追求和理解上的误区，张爱玲在她的同名小说“色戒”中对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主任丁默村和刺客王佳芝的原型，抗日女特务郑苹如敌我关系的刻意误导，导演的技巧和演员的演技，和电影“色戒”的评级分类问题。

　　问题出在电影“色戒”的轰动造势和炒作，和华文媒体众口一致的“出格”好评。华人名导演李安拍的就一定是好电影？才女张爱玲写的就一定是好作品？这里面恐怕夹杂着太多的起哄式感情吹捧，包装造星，追星捧场，狐假虎威，无风起浪，刻意炒作，点石成金的商业运作手段。炒作妓女爱国，翻弄妓女的躯体可以成为热卖名作家。炒作张爱玲的幽灵，臆造出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黨和日伪时期旧上海的“繁华”和小资情调，可以当上教授和地方上的作协主席。李安扛着国际著名导演的大招牌，借着电影艺术的幌子，正赶上了这一波的炒作热潮。

　　然而，只要剥去各种包装和伪装，除去水面上的层层泡沫，原型的本来面目还是不可更改的。张爱玲为了实现她的成名要早，不惜委身于颇有权势的为日伪政权搞宣传的汉奸胡兰成，当起了包二奶的先行者。她从来就没有为抗日做过任何有意义的正经事，更谈不上关心民族大义和国家的兴亡。抗战胜利后，汉奸胡兰成成了丧家之犬被通缉，张爱玲也当然背负了汉奸文人的骂名。她断了与胡兰成的联系，出国逃避了身份的尴尬。直到1978年她写下了《色戒》，想借着王佳芝来自圆其说，用三十年来的美好臆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自己的那段“爱情”一个交代。不过，她却为了掩饰自己肮脏的灵魂，十分无耻地编造了一个荒谬故事，猥亵了为抗日牺牲的民族英雄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她小说《色戒》中的那个因为爱情至上，犯了错，值得原谅的王佳芝。

　　李安抓住的正是张爱玲的这种逃避现实，宣扬爱情至上可以掩盖一切丑陋的心态。他出色地运用了他的导演和拍摄技巧，采用夸张的变态性行为和写实的性交技巧来捕捉观众的眼球。李安试图用若痴，若醉的性爱，达到由除奸到生爱的感情转换，来弥补张爱玲小说中无法自圆其说的败笔。无论李安的导演和拍摄技巧有多高明，演员的表演才能有多出色，如果不带民族情绪，没有追星的盲目和鸵鸟心态，《色戒》本身就是一部色情三级片，这是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色戒》在美国和许多有电影分级制度的国家被毫无悬念地直接划为三级片，也无法以艺术片的名义进入许多国际电影节的评选活动，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明。脱离了当前中國特定的社会环境，《色戒》在国外根本就炒作不起来。

　　在国内，打开电视机搜寻一下热门话题，翻阅报刊和网上的热点报道和评论，可以清楚看到这种中國特有的文化现象。走进任何一家国内的书店，看一看，数一数，放在最显眼处的畅销书和热卖书籍是一些什么类型的书籍？然后走到四周边角，查看一下被冷落的又是一些什么书？再认真查找一下你心目中的优秀文学作品是否还占有一席之地，大致也可以看出这种中國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充分凸现了中國社会转型期的彷徨和浮躁，法制概念的薄弱，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崩溃，文化人的堕落和沉沦，和新闻工作者的急功近利。

　　碰到当下功利社会，法制又没有跟上，社会的公德心有待重建的现实，贩卖古董和舶来品是这些所谓的文化学者的专利。介绍快速成名，迅速致富的诀窍，抓住人们望子成龙的渴求和有钱难买健康长寿的渴望，各种点石成金，指点迷津，促使转运的心灵，风水和成功秘诀书籍，五花八门的中小学生和高考辅导教材，推销各种养生之道，各种新药和各种保养，补养，美容，易容，留住青春的出版物，都成了文化人很有钱途，可以大做文章，发财致富的争夺制高点。当代的中國文化现象主要只是由这么一些私欲熏心，唯利是图，随风起舞，一哄而起，热热闹闹，相互转抄，互相复制，倒买倒卖，骗骗女人，哄哄孩子，吓吓老人，外表光鲜亮丽的速成产品和衍生物所构建的。凡事认不得真，只要冷静下来细读一下，细想一下，再考证和追查一下，各种问题就都来了。

　　经过这些年来十分轻率地一再否定之否定，中國人对祖宗的文化遗产，砸烂，烧掉，批臭，诋毁，或捡起来倒卖，争夺商机的多，用来深入学习和考虑文化重建的少。对外来的文化，不论其好坏，留学回来的往往连皮带核吞下，或夹带回来，用于做返销营生的多，真正消化吸收，为我所用的少。经过了这一百几十年，四，五代人的折腾，中國的传统文化在民间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外来文化水土不服，也没有能够落地生根。整个中國社会文化已经失去了自我，成了漂浮于水面的浮萍，几乎失去了根基，与大地只剩下了不多的根须相连。这些铺天盖地的出版物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常渠道出版的，多数还是官办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出版获益单位和个人是大致清楚的，具体的责任承担者是没有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么说，这么做，资料是相互交叉转抄，复制，重叠，来源模糊不清，打官司也是打不赢的。问题是怎么办？中國的社会文化能够老是这样被把玩，这样不着根基，老是像浮萍一样飘下去吗？我们将飘向何方？

　　作者:范立群

　　多年不看电影，到现在也没有看过沸沸扬扬、争议不断的《色·戒》，因此对此片好坏本人没有发言权。但是，该片女主角汤唯被封杀、广告被撤之后反映出的政府行政的逻辑和思维，却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因为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问题的焦点其实不在《色·戒》的内容政治是否正确、是否有过于黄色的内容、是否应该封杀，而在于这部影片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的，也就是说，其政治和“情色”标准达到了审查标准。如果没有发现影片生产者在送审过程中有作弊行为，如送审的是一个版本，实际放映的是另一版本，那么包括厂商、导演、演员等影片的生产者就无任何过错，无人应受任何惩罚。

　　平心而论，审查者也并非无所不知的圣人，在审查过程中也确可能出错，不该通过的通过了，可能事后才发现已通过审查的影片有种种问题不宜继续上映。这时，正确的作法是通过合法的程序查封该片。但唯一应当承担责任、受到某种惩处的是审查者，审查者应负失察之查，而不应当是送审者，更不应当封杀有关演员与此片无关的其他作品。

　　各种管理、审查、制订种种行业标准是政府行政相当主要的内容。只要送审者将自己的产品依程序送审，其中没有作弊行为，产品获得检查、审查者通过后，如果出现问题，此时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审查者而不应是送审者。审查是种权力，同时也是责任。按照现代政治文明，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责任；不能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先前通过《色·戒》，而现在又封杀演员汤唯，是典型的只要权力而不承担责任的做法，这种行政逻辑和思维，后患无穷。

　　审查通过之后的责任，仍由送审者承担，这种行政方式将使人无所适从，后果非常可怕。试想，如果一个工人按厂方标准完成了零件的生产，并通过了厂方的合格检验，但事后由于种种原因厂方突然提高质量标准，以前的零件成为废品，这时厂方却要工人承担责任、惩罚工人，并且要剋克扣工人工资奖金，有这种道理吗？工人能安心吗？如果食品工厂按照国家安全标准生产食品并通过查验上市，但因标准制定过低而影响了顾客健康，应承担责任的无疑应是标准制订、检查者，而不应是厂方……

　　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标准”“规定”之中，检查者公开种种标准、规定，既是让被审查者能按标准、规定生产产品、指导自己的行为，也是审查者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内在要求。如果我们的产品、行为符合政府公开的标准、规定，并获得了政府的审查、同意，但我们依然无法预料政府的最后决定，并且还要我们来承担政府审查、批准失误的责任，我们能有稳定感、安全感吗？政府能获得我们的信任吗？这是诚信政府应有的行为吗？社会的稳定来源于公民对政府和自己行为双方的合理预期，如果打破这种预期，公民就有无法可依、无所适从之感，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諧。之所以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认识到不“依法”就无稳定，更谈不上繁荣发展。

　　如果说《色·戒》确有严重问题不宜公映，那么当初通过审查就是审查者的错误。而现在封杀汤唯，则是错上加错。封杀汤唯事小，政府公信力受损事大、不依法行政事大！

　　作者:雷颐

　　在东汉末年这样一个时局混乱、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够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最终脱颖而出，统一中原，纵横朝野，把持政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实行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机制。

　　广泛地吸收和笼络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机制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陈琳在那篇慷慨激愤、极富煽动力的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的种种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骂为“桀虏”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曹操看到这篇檄文时，不禁被陈琳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笔锋所震惊，当时虽然卧病在床，但还是忍不住一跃而起，连连称赞陈琳的文才绝佳。袁绍败亡后，陈琳被抓去见曹操，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因“爱怜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为从事，署为司空军师祭酒，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曹操在重用陈琳的同时，也经常与他在文学方面交流和探讨，对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

　　对于像陈琳这样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计前嫌，为我所用。那么，对于手下其他声名远播的文人名士，曹操应该倍加珍惜，极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却表现出了让人惊讶的言行举动，先后辱祢衡、诛孔融、杀崔琰、灭杨修，上演了一场场侮辱、屠殺文人名士的惨剧，让人不可思议。

　　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名文坛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无人，粪土一切，似乎带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症。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后，祢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许都城内除“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的感觉。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丝毫不懂政治的文学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引起了曹操的强烈愤恨和不满。对付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自命清高、蔑视权贵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不命坐”、“令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礼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极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杀祢衡，只是想到祢衡不过是一个狂傻之徒，顶多会恶语中伤、胡说八道，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再者自己霸业未成，如果杀掉祢衡就会冷了人心，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油然而生，何不借刘表之手除掉眼中钉、肉中刺，果然祢衡到了荆州后因出言不逊，结果被一介武夫黄祖砍下脑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着说：“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与三国“愤青”祢衡不同的是，孔融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官高名远，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的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来看不起曹操，丧失地盘来到许都后，孔融认为自己是在为汉献帝做事，而不是为曹操效劳，不买曹操的帐，这让大权在握的曹操觉得很窝火。孔融学问很大，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勇气不小，但缺乏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致于对时局经常错误估价。他与“高级俘虏”汉献帝来往过于亲密，甚至动不动就瞒着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借机嘲讽和指责曹操。他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比喻，来讽刺曹操把自己喜欢的甄氏让给儿子曹丕；用“肃慎氏不贡□矢，丁零盗苏武牛羊”的话语，来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动干戈远征乌桓；用“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的怪论，来反对曹操禁酒等等，这让自以为是的曹操觉得很难堪。思想领域的不同和政治见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针上再三的公开与自己唱反调，使曹操心怀嫉恨，杀孔融的念头早已萌生。但由于北方局势还不稳定，加上孔融的名声远播，曹操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便授意部下诬告孔融“欲规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将孔融杀害弃市，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与祢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文人，但他却代表着当时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崔琰虽然表面上归顺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对曹操自封魏王这种僭越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对于经自己举荐却赞同曹操称王的门生杨训，崔琰忍无可忍，有话要说，索性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一封义正严词的书信，里面竟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反句”。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将其关押。可崔琰在关押期间并不老实，竟然还“通宾客，门若市人”，与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反动聚会和非法活动，这是让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阳奉阴违和关键时候的节外生枝，曹操杀心顿起，于是利用“文字狱”的方式除掉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名流。

　　不少人认为杨修是因为他的才华外露，被曹操出于嫉妒而杀害，其实不尽然。曹操不但欣赏杨修的才华，而且对其“委以钱粮重任”，早晚“多有教诲”。如果单纯的因为嫉妒，曹操决不会把这个多次扫自己面子的人留在身边近二十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杀掉杨修，是因为杨修作为文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杀掉杨修，不过是曹操为了身后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较欣赏的两个儿子中，杨修是站在曹植这一边的。他在为曹植能够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出谋划策，纠集势力，成为反对曹丕的政治共同体。不过曹植因为“华而不实”，并不被曹操喜欢。再者，杨修作为曹植的嫡系黨羽，为其在谋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馊注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对杨修由厌恶而逐渐起杀心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自己死后权力的顺利交接，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后的明争暗斗，所以曹操随便找了个“泄密”和“扰乱军心”的理由，便果断的砍下了杨修的头颅，防患于未然。

　　曹操一方面实行“唯才是举”，吸收、笼络和重用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坚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用人原则。对于愿意臣服归顺于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可以与他们推心置腹，尊重爱护；可对于那些不肯服膺，不愿与自己合作，甚至别有用心的知识阶层精英，曹操却不惜背上屠殺知识分子的千古骂名，也要对他们下狠手、下毒手，这是他对文人惯用的一种统治手段。

　　曹操是位大文人，他重视文化，理解文化，更知道文人是不能随便杀的，但当他的政治统治受到知识分子的攻击和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自然就会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利用“铁血政策”，才能扫清口舌和文字障碍，实现“以曹代刘”的政治目的。对于曹操来说，杀掉几个不识时务的异己文人，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的高压统治捷径，既能肃清耳根，又能杀一儆百，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刘秉光

　　近日，网络上掀起一股对《三国演义》重新评估的热潮，主推人、北京市海淀区新国语培训学校校长王泽钊声称，《三国演义》就是“杀人演义”，是一部“在思想上和文学上毫无价值的作品。”“应该踢出四大名著”。他不仅不鼓励学生读，甚至反对学生阅读；学者陈明远也发文声援，直指《三国演义》胡言乱语、无聊调侃的“戏说”、“大话”。学者朱大可则认为，《三国演义》属于“流氓文学”，它里面某些内容带有“流氓色彩”。例如暴力、战争以及传统社会中的潜规则等，需要老师和家长引导阅读。

　　《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國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也因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增添了灿烂的光彩而被列入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毛澤東说过：“生子当如仲谋，交友如鲁达，信心如唐僧，读书就读四大名著。”研读中國四大名著，是浏览中國古典文学的智能之海，也是阅历中國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历史、地理、民俗、心理、处事策略的知识之库。而如今，不知为何却成为了暴力与无聊的“流氓文学”。这究竟是正本清源还是危言耸听的哗众之举呢？

　　笔者以为，从一般人想不到的角度去说话去行为，往往能收到特别的效果。比如芙蓉姐姐说：“我为人所不齿为，所以我出名并且红到现在”。不知道特级教师王泽钊当时和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他说他不理解三国演义如何能“荒谬地列为四大名著之首”，他还说“不要再让这本书毒害青少年”。设若我们学蔡明小姐那样很天真地问一声：为什么呢？回答是因为《三国演义》一没有文学性，二没有思想性。我估计王回答这个问题时的声音很有可能会比张飞在当阳长坂坡的大喝更有气势。设若我们再问，《水浒》歌颂强盗土匪，《西游》怪神乱力，封建迷信，《红楼》诲淫诲盗，提倡早恋等等要不要读的话，这位王先生恐怕不会都要把其踢出四大名著吧？！

　　我们评价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来看待问题，也不能对同类书不“一碗水端平”。王泽钊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已几近妖怪”。其实在《水浒》里面，也有洪太尉释放妖魔、公孙胜遣龙降妖等情节，更不要说《西游记》等名著，亦有信史依托却更奇幻了。而王泽钊所说的“《三国演义》被荒谬地列为四大名著之首，与巨著《红楼梦》同列，实在令人费解”。其实，每个文学作品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一字不谬。（面面俱到，一字不谬的不是小说。是法令条文）24史、古代小说哪有一部不是在讲他说的“残暴的皇权”和“腐朽的忠孝仁义”的？就连唐诗宋词也不乏靡靡之音、歌颂战争人物的内容。从第一部小说《源氏物语》到最新的一部小说《哈里波特》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名著之所以为名著，是提高人的最高精神的升华。而不是去除掉所有人性的不完美……

　　所以，《三国演义》不但可以读，甚至很值得一读。毕竟，对一部名著的内容与思想有所了解不是什么坏事。当然，价值观还不明晰的中小学生，阅读时最好能够有人进行指导。其实，对于该怎么读《三国演义》，民间老话“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早已经含蓄地给出了提示。那就是，勿向《水浒》学暴力，不从《三国演义》学阴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第一次看这首《临江仙》是《演义》的主题曲就应该知道：三国如江水逝去，不可能在历史重演了。最后一句最绝，说了：多少事都是笑谈，没必要较真）

　　2008年3月22日于河南新乡

　　作者:李吉明

　　我们可爱的祖国多灾多难，动荡的年代，百姓受苦，而和平的年代，却不时的有昏官为了出所谓的政绩定些令人费解的法规号令，翻开中國的历史，那朝那代都有昏官出现，但动荡年代的昏官却各有各的特点，有的是鱼肉百姓，有的是令法出奇，而和平年代的昏官却大都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在文化上做文章，大家看，京剧进入小学教育就是典型的一例。

　　我国的教育，如此的落后，诺贝尔奖100多年了，几百名的获奖者中就没有一个从中國教育出的学生，在中國的教科书中，那些定律定理有几个是以中國人的名字命名的，在现代新型工业品中，从电灯、冰箱、电脑、电视、音响、飞机、汽车、手机、电话、连自行车算上，那一个与我们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发明是我们中國人的，我们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在四大发明的光晕里，却不知给我们的四大发明增光添彩，外国人在小学必上的是创新课，而我们上的却是京剧课，在电影神鞭中，我们中國人拿的大刀长矛，吹的鼓乐笙箫，在神灵的保佑中与拿长枪火炮的八国联军打仗的时候，我们的人死尸遍地，而今天中國的教育和外国的教育与电影中的场景何其相似，拿我们学京剧课的学生和国外创新课的学生在将来的建设国家中争高下，我们能行吗？

　　中國人历来重文轻理，直到到现在这种观念也未改变多少，就拿中央电视台来说，国外的科技频道都是主要频道，而中國却放在了第十频道，还是和教育放在一起，叫科教频道，国外科技宣传节目类似《科学猜想》，《科学狂人》等科普系列片比比皆是，而我们中國有个前段时间有个《科技之光》，还是买的国外的拷贝，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有幸去北京出差的人们都知道，在北京的绝大部分宾馆里是看不到中央十频道的，因不重视，北京有限台就不转播，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举行十大经济人物、十大感动中國人物的评选，但什么时候举行过十大科技人物的评选，袁隆平研发的水稻其所产生的产值不知比那些其他的经济人物大多少倍，但感动中國也罢，经济人物也罢，多少年一直没有他，直到去年，才在舆论的呼吁下当选了一次十大经济人物，要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民创新观念的增长，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而我们真正的知识不去学，而把一些文化中的老古董去当作全民運动来学，且不说京剧只是在津京沪周边地区流行及可圈可点的几个省市有部分市场外，在国内其它地方，京剧几无市场，论其流行也只是全国地方戏中比其他剧种流传较广的一个地方戏，但却全国学习，与十年动乱中的江青搞得八个样板戏有何两样，试问：这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还是罢黜百戏，唯京剧独尊呢？但就因为京剧生在北京，遇到庸官昏官，为了搞一些政绩上的动静，便生出这么个条令来。

　　对于京剧、越剧、豫剧等一些地方剧种，对好多年青人来说，虽不特别厌恶，但绝没什么好感，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娱乐形式，保留和发扬均是应该的，但绝不是可以都进入课堂，这种把教育部几个官员对京剧的喜好强加于全国大众的做法，说穿了就是在强奸中國国民的民意，中國的文化传承众多，难道把皮影、相声都引入小学课堂吗？

　　要说国粹，武术的国粹程度不知比京剧高多少，到了国外，人们知道京剧粤剧的人并不多，但几乎没有人不知中國武术的，但为什么不把武术引入中國小学的课堂呢？

　　从目前的迹象上看，八股文有在现在的小学课本里复活的趋势。不止八股文，以后但凡是跟国粹沾边的玩意儿都要义不容辞地登上教育专家编写的课本里面，不然不足以彰显我五千年文化之精神，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