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有个古代的寓言[聚宝缸的故事]：说是有位贪财的县太爷，抢走了一个农民偶然发现的聚宝缸，放到自己家的庭院中， 放进一个金元宝就变出了很多，把他全家高兴得不得了， 他年老的父亲一不小心掉进了缸里，马上被旁人拉出来，可是聚宝缸里又变出第二个县太爷的父亲，第三个，第四个，…一会儿满院挤满了这些新出现的老人家，直到把缸挤碎了才中止这个无尽的复制。 县太爷从此每天忙着伺候他这些上百个一模一样的老父亲。

　　回顾中國近60年来的历史， GDP增长了若干倍， 粮食产量在增加，汽车在增加，人口也增长了2倍，耕地在减少，空气土壤江河湖海的污染增加了不知多少倍，…。我们的国家不是很象这个神奇的聚宝缸？难道它也只会机械地自动增加却无法调节控制？它的结局是否也是被挤碎而休止？

　　这类决策模式呆板僵硬的机器被控制论大师诺伯特。维纳在他的[人有人的用处]（1950.上海译文P174）一书中称之为“不具学习能力的，呆头呆脑的机器”，他提醒人们使用它时要小心遭殃。

　　如果把社会制度看作是一架复杂的机器，人们都想从各自的制度中达到理想的境界。

　　美国人试验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他们的[獨立宣言]中写道：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美国人的谨慎心理使他们精心设计了分权的共和民主制度。

　　而苏联人试验了專政的共產主义制度，他们的歌里曾吹嘘地唱到：“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于是，苏联人的盲从心态产生出逐渐军事化的也逐渐僵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实验了75年后，觉醒了的前苏联人民于1991年抛弃了它。

　　历史花了几百年来检验究竟哪种制度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自由民主国家从1800年的3个，变成1900年的13个，再变成现在的140个。全球各个种族和文化都有采纳民主自由制度的成功经验；最近台湾第二次依照人民的选票而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替，使孙中山一代开启的宪政革命在华人世界中终于结出了初步的胜利果实。

　　为什么历史会呈现这个大趋势？有多种的解说揭示了各个方面的理由：

　　胡适1941年7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做演讲中转述了伊司曼（Max Esatman）对極權制度的剖析： 在共產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的極權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

　　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黨，来执掌国家的政权。

　　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黨控制新闻。

　　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十一、由政黨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

　　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

　　十八、把“劳工階級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黨及领袖的统制。

　　胡适在演讲中耐心地解释说：“我认为急进革命与逐渐改革二者的区别，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与極權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这种根本的差别，几乎可以解释这两个互相冲突的制度中的任何问题。”胡适当时可能很难让中國的革命者理解他对社会演化所作的历史性的解释，战争中甚至没有人听得到他的声音。当毛澤東的革命胜利时， 胡适选择了远离他在演讲中所批评的極權化的政权，把对错判断留给了时间老人。1949年毛澤東踌躇满志地面对“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就是共產主义的中國了！

　　但令人惊讶的是，50年后，苏联终于因为这些制度上的特征而崩溃了，毛澤東也早已把中國这张白纸涂得一塌糊涂；在2007年的17大上，中國执政黨也宣布开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了。

　　苏联和毛澤東失败的制度内在原因何在？

　　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斯大林本人留下的遗产是：肆无忌惮地利用国家的暴力来对付社会，建成了一个抑制社会创造性、把任何理性的创新扼杀于萌芽状态的警察国家，形成了一个等级特权制度，把一切都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 （[大失败]P38）

　　“以苏联的名义所建立的極權主义制度不仅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不能汲取后工业社会中内在的必要因素——分散的大众传播媒介，自由沟通信息，自发性的相互作用和决策的多中心。”（出处？）

　　需要注意的是， 布热津斯基在这里也谈到了信息，诺伯特。维纳也在[人有人的用处]中曾经说过：“要有效的生活就要有足够的信息”。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在 [欧洲梦]（2004，）一书（重庆出版社，P197） 中也论述道：“苏联的突然崩溃乃是最早的现象，表明了政治集權化的命令与控制机制过于陈旧，无法适应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所带来的时空取向的巨大变化。。。。无法回应分散式的全球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解放性力量，这就决定了它后来的厄运。”

　　由此看来，苏联在与美国的竞赛中从落后到崩溃，其秘密原因在于它的信息和控制机制是过于陈旧的。相比之下，英国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开始了现代的议会政治制度，从此人民逐渐通过选举的议员用立法约束和指导执政者，先是对国王，后是对执政黨。竞选辩论，议会辩论，法庭辩论，报刊媒体上的辩论，学术界的自由辩论，社团集会的辩论，使“言路畅通”，使公共事务的决策透明化，使辩论的各方在反复交锋中形成明确的见解，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记录在案，在其后的实践中得以检验，然后再通过立法和政策的修改，甚至的执政者的更换，来达到符合人民要求的变化。

　　这就是民主制度为工业化时代所提供的必需的高效“信息核实机制”和“自我纠偏机制”。

　　如果也有这种民主制度，苏联就不会发生于1954年在半干旱草原开垦荒地而带来的“黑风暴”灾难和1954年开始的盲目灌溉而给咸海周围地区带来的“白风暴”灾难，也不会有1984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它最终促使了苏联解体；如果1949年后中國有这种民主制度，毛澤東的个人错误就不会发展成三年大饥荒和十年纹革浩劫，唐山大地震就不会被漏报，青龙奇迹就会升级为唐山奇迹，进而有可能在2008年再创汶川奇迹！那样的话，中國的荣耀岂不是十倍百倍于一场北京奥运会？不幸的是，專制制度这个聚宝缸天生缺乏自我学习和调整的能力。

　　人类文明发展就是信息核实机制和自我纠偏机制的进化，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多黨对抗竞争下的“辩论—立法—检验—再辩论…”的自我学习和改进机器。没有它，信息就会率先陷入混乱，进而一切努力都会失败：

　　植树治理沙漠50年的失败，土地盐碱化从1958年的引黄灌溉的失败到2005年宁夏红寺堡移民开发区的困境，甘肃民勤县的生态崩溃，七大水系的污染加重，10年600亿淮河污染治理的失败，10年47亿滇池污染治理的失败，25年100亿太湖污染治理的失败， 不断增加着的癌症村，SARS曾长驱直入，奥美定-郑筱萸祸害百姓十多年，禽流感和猪蓝耳病的防治延误，2007年的“临沂怪病”发展成为现在的手足口病疫情，气象局对拉尼娜雪灾预报的去向不明， 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与耿庆国先生的地震前预报也是下落不明……

　　人们需要认识到：信息也是生产力。最近有本新书叫作[信息改变了美国]，两位美国作者在其中讲到：“美国人在19世纪上半叶开创的信息时代的核心是动员人民大众”，“美国是一个没有中央集權的国家，因此缺少自上而下的、垄断的信息体系支持，在美国，有太多的相互竞争的精英团体都要求获得信息，他们不会允许在政治生活或经济事务中建立封闭的信息系统。”“美国建立了一个极其开放的、民主的信息体制，它增强了公民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也许深受專制制度造成的谎言文化之苦的中國人更知道真话与真相的宝贵，因为这常常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人们再次看到：耿庆国先生的一条信息也许会拯救10万人的生命。而关于全国所有学校建筑安全的信息就决定着学生生命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千千万万的中國网友不约而同地在网络的空间中追寻真相和传播真理，阻止腐败的脚步，促进法律的改进，揭露黑幕和骗局，…一个巨大民间的信息核实网正在迅速地扩展着，其影响力已经使中國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去年网友发起的揭发浪潮已经使镇坪假虎照成为了腐败官员无能的象征，今年对地震局地震漏报的讨罚洪流必将展示：人民是推进民主改革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

　　信息就是力量，这力量在人民的掌握下可以改变历史。

　　作者:陶达士

　　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几乎是顺理成章的。脑满肠肥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除了为官方经济政策做注解，除了为强势集团背书，确实已无所作为。指望这些经济学家为弱势群体说话，站在民众的一边，凭良心和理性发言，越来越变得奢侈。林毅夫有一个说法：“当前，中國不和諧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穷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仍然较穷，或者说收入增加较慢”。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穷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消失，可怕的不是贫穷，这种贫穷如果不是制度性的，是有可能通过努力或其他正当途径改变的，那么贫穷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諧的根本原因。造成当前中國不和諧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穷人问题，而在于严重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是体制性的，现有的体制框架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保障基本的社会公正，因为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依靠不公而赖以运转的，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不公基础之上的秩序，一小部分人被赋予了无限的特权，对绝大部分人的权利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夺，对社会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瓜分和掳掠。

　　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那么多城市拆迁过程中，体制是如何站在房地产商一边，不惜成本地维护房地产商的根本利益，以暴力为后盾，侵害弱小无助的普通居民的正当权益；在农村大规模征用土地、滩涂的过程中，体制同样毫无疑问地站在强势一方，根本无视农民的权益。哪怕出了问题，引发农民、市民的反抗，现存体制也总是露出残酷无情的一面，以行政的、司法的甚至是黑社会的手段扼杀一切不满的声音。重庆钉子户事件是个意外的特例，是个孤立的、很难效仿的新闻事件，是由很多特殊因素构成的。强势集团越来越强硬，越来越跋扈，官商抱团，他们的专横不受任何制约，绝大多数利益受到侵害的城市拆迁户、失地农民处于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状态。换言之，在这里，合法抗争、公开搏对弈的空间是极为窄小甚至不存在的。说到底，那些写在纸上的宪法、威武高大的衙门、不獨立的司法体系都不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而存在的，留给中國人的几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逆来顺受，一直等到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横空出世。

　　一个体制一旦保障不了正常的社会公正，天怒人怨，民气消沉，无论口号有多么动人，理论怎样的天花乱坠，控制如何的密不透风，也就差不多山穷水尽了。诚然，山穷水尽并不意味着立马完蛋，有一位对政治学有深入研究的朋友说，虽然已经是日薄西山的下坡，但很可能这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在这条注定不和諧的下坡路中，尽管也蕴涵着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危机，什么样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强势集团和依附于强势集团的所谓知识精英不仅支配着最大份额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他们的看法、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走向。如果他们没有任何推动变革的诚意，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那么，等待着这块土地的命运只能是山呼海啸、天崩地裂。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有很多的先例可以参照，只是时间的早晚罢了。是的，中國老百姓最善于忍耐，最缺乏抗争意识。甚至还有人告诉我，在毛澤東统治时代，本民族那些具有血性的人在肉体上消亡了，民族的基因里少了反抗性，只剩下了顺从、屈服和沉默。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嗜血的残暴的统治者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有统治者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子子孙孙万年永固，长葆富贵，那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觉。历史永远都有出人意料，历史从来不是按强者的意愿发生的。

　　聪明的经济学家以为，只要穷人的经济增长变得稍微快一些，穷人有机会打工赚钱，社会就变得和諧了。很明显，他将和諧问题简化成了贫困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和諧，从字面上看也包括两个方面，“和”是有饭吃，“谐”是有话说，不允许人说话的和諧绝对算不得和諧。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諧首先是个体制问题，有了一个能保障全体人说话权利的体制，一个可以救济社会缺陷的体制，社会才有可能和諧。只有建立在权利的基石上的和諧才是可靠的、真实的。将人的权利架空之后，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諧。即使有，也只是依靠无情暴力的和諧。如果这样的和諧也叫和諧，充其量也不过是火山上的和諧。这样的和諧只会离真正的和諧越行越远。

　　作者:傅国涌

　　5月4日，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天，成都市民200人在市区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散步”，他们不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进行“散步”比赛，而是为了表达对在建和待建化工项目的抵制意见。据亲历者透露，整个“散步”持续近两小时，中间并没有发生混乱，整场“散步”平稳结束。

　　这是今年的第一次“散步”事件，这样的“散步”，在去年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厦门市民为抵制PX项目，另一次是上海市民为抵制磁悬浮项目。

　　要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为何只能采取“散步”方式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按照《宪法》第35条规定，如果市民要公开表达意见，完全可以采取游行、示威方式。这部根本大法，虽然赋予了公民这些基本权利。但是，要想行使这些权利，却不是那么容易。按照《集会游行示威法》第7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这就意味着不经许可，去集会、游行、示威就是违法了。该法出台后，能够得到许可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寥寥无几。如此一来，市民既要表达意见，又不能去违法，那只好采取“散步”方式了。

　　由厦门、上海、成都市民的“散步”，使我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国外的反CNN和国内的抵制家乐福“运动”。海外华人为了表达爱国之情，表达对CNN的不满情绪，根本不用采到什么“散步”方式，而是公开走上城市街头去游行、去示威，去行使国外法律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国内的“散步”与海外华人游行，虽然性质不一样，但从权利行使来看，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

　　“散步”不是集会、游行、示威，“散步”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维权方式，但愿有关部门能给市民一个表达意见的“散步”空间，更愿政府能够重视市民“散步”表达出来的意见。

　　作者:刘晓原

　　这些天的媒体越来越看不得了，感觉像是回到了二十年前，再次体会到了纹革时智者的痛苦。不仅滥用国家主权、奥运与政治无关等原则，论述过程也充满逻辑错误。

　　真理进化论认为，追求方法是决定发展速度的唯一要素，一个国家取得迅速发展的唯一方法就是改进制度，将发展方面的问题归因于各种外部因素是不理智的。例如，将当前中國的经济问题归罪于美元贬值就是错误的，等于是在限制美国央行的决策自由，难道人民币将来贬值（现在的通货膨胀就是在为此埋下伏笔）也要先征求持有人民币的外国人的同意？

　　中國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这不一定是好事，甚至成为坏事的可能性更大。人们常说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但是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多数民族、国家意识崛起的国家并没有大幅提升发展速度，而后者对于证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优越性是很关键的。相反，采用统一市场、维护契约、保障个人选择自由等正确制度的国家绝大多数都能大幅提升发展速度。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民族主义往往是被少数人当作牟利工具，一个国家总是秉承首先一致对外的原则可能最终是被真正的国贼暗害，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属于这一范畴（列举名单很可能会被删，所以也就免了），中國同样存在这种可能性。

　　虽然抗日战争时期御外侮更重要，但那是因为战争迫在眉睫，如果凡事都要攘外先于安内，一些人就会始终让国家处于外部压力之下，从而减轻国内改革的压力，从而为少数人不法利益提供长期保障，这是久经考验的民族主义害国之道。民族主义等于是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很多人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在国内改革无门的情况下滋长起来的。

　　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不能办好事，但是条件是国家制度的正确，没有了这一条，民族主义就是危险的。甚至，即使是伴随着制度进步而来的民族主义，也难保正确，日本的民族主义是伴随制度进步而来的，但是由于带来了很多错误的制度而走上了战争罪犯的道路。

　　对于外界舆论，是没必要过于紧张的，纹革时对国外舆论也是动辄批判，也经常说西方国家侮辱了中國人民，其实那是少数人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了制度优势才是不可替代的，那比任何物质财富都要巨大得多（中國人习惯强调西方一百多年前从中國抢走的大量财宝，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多于此前人类创造的总量，光是从资本主义学到的制度、技术的价值也远远超过此数）。民族主义往往是为了保护物质财富，殊不知，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中國媒体说“一小撮”一词的历史太悠久了，可是中國大多数人总是上当受骗。每次看到这种情景就让人心灰意冷，虽然社会制度的进步是必然的，但是看到这样愚蠢的行为实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从传媒舆论来看，国人似乎已经把中國看得太完美了，主要问题全都是外国人、一小撮坏人带来的（台獨、藏獨、疆獨、美联储、热钱还有英法德美等国政府），中國俨然是一个饱受歧视、欺凌的贫穷的完美追求系统，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微乎其微。

　　作者电子邮件：unifytruth(at)163.com

　　作者:蒋锴

　　家乐福事件，是最近一次西方世界与中國正面碰撞后，国人的一种本能反应。碰撞突如其来，激动也在情理之中。随着奥运会的临近，类似的碰撞或许还会发生。好在随着火炬的长征，我们已经见了世面，更长了见识。从最初海内外伤情动感，到中國人渐渐理性面对，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民心态淬了一次火，北京奥运主场也由此多了一层绝不脆弱的人文保障。

　　激情自由迸发

　　网上有人好奇：“到底是谁最早提出抵制家乐福？”

　　跟帖五花八门。“是千千万万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國人提出来的”，这是被复制最多的一个答案。

　　成都网友“萝雨宁馨”是最早将家乐福纳入“抵制清单”的网友之一。10日上午9时51分，她在天涯社区发帖《爱我中华，抵制法货》。

　　“这次是我少有的一次冲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个1981年出生的女程序员说，“我看到一个网友提出抵制家乐福，但那帖被埋得很深，顶不起来，为了醒目，我单独开了一个。”

　　26岁的“水婴”，也是“80后”，在北京一家IT公司上班。10日上午10时45分，他将《抵制法国货，从家乐福开始》贴上“猫扑”网，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

　　12日前后，一条短信悄然传遍几乎所有用手机的人：“奥运圣火不断受到骚扰，尤其在巴黎……让全世界看看中國人团结的力量！5月1日，让全国的家乐福冷场！”

　　短信末尾还有一句，足以使它跻身成功营销案例：“转发20个，你就是最爱国的中國人！”

　　激情，就这样被点燃了。

　　稍后，另一条短信被加进来：“家乐福后台老板路易威登公司曾多次资助達賴集团，支持其分裂中國的罪恶行径。”

　　一直关注事态发展的一位民意调查专家对本报记者说，不论是网络还是短信，民众自发的声音，很可能并非单一来源。它们不约而同出现，在极短时间内形成海量的自由传播，确实说明当时人们对法方的不满情绪异常强烈。

　　4月14日~16日，新浪网连续3天的在线投票显示，88％的网友赞成抵制家乐福。

　　4月15日~17日，本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题客网，通过数据库实施的全国民调显示，赞成抵制家乐福的比例，比在线调查低很多，但也过半——51％（7240个样本）。

　　辩争互不相让

　　反对抵制家乐福的声音，也出现了。

　　“网络让微声弱音也有了舞台。围绕抵制和反抵制，争论很充分，声音也相当嘈杂。”一位传播学专家对记者说。

　　6天后，家乐福表态了。4月16日，中國区家乐福向媒体发出声明，“家乐福集团支持个别非法政治组织的传闻完全是无中生有和没有任何依据的”。

　　随后，路易威登老板贝尔纳·阿尔诺公开申明，他与達賴和藏獨从未有资金往来，也从未支持过反对中國政府的组织。

　　法国家乐福总裁若瑟·迪朗，也多次面对媒体坚决否认支持達賴，称“从未直接或间接支持过政治、宗教势力”。

　　家乐福的“声音”没能减缓中國公众抵制情绪的急剧升温。相反，一个不知源头的消息又进一步激动了许多人：“法国政府准备拿出两千万美元，用于家乐福五一降价促销……要让中國人在促销中挤破家乐福，最好踩死几个人。法国电视台也在积极做准备，拍摄中國人到家乐福疯狂购物”。

　　一位传播学学者对记者说，群情激奋时，这种比较极端的传言，因为迎合了大家的心理情绪，往往有着非同寻常的鼓动性。在北京某跨国软件公司工作的黄宇（化名）告诉记者，那几天，她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几封呼吁抵制家乐福的邮件，“我原本无所谓，但看到他们居然要通过促销来分化中國人，我忍不住了——抵制！”

　　火势趋猛，呼吁国人理性的声音开始被注意。4月14日下午，著名新闻摄影记者贺延光，在个人博客上贴《我不赞成抵制家乐福》，他直言：“这么大的情绪就像传染病一样快速蔓延，很令人担忧”。文中说，13日，他去了家乐福，买回来的全都是国货，“那个超市养活着数百名中國职员，在那货架上数万种货物的背后，恐怕不会少于数百万的中國工人。”

　　与贺延光差不多同时吁请国人理性对待的，还有三位公众人物：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凤凰卫视主播何亮亮和闾丘露薇。他们的观点同贺延光近似，在网上的待遇也差不多——少量的支持，大量的板砖。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是公众人物中“抵制派”的早期代表，他不仅赞成抵制法国货，也不认为抵制法国货就是“愤青”。他在4月16日发出的博文被众多网友热捧，但也受到一些很严厉的抨击。

　　学者不同的理念与思辩

　　知识界也在更深的层面进行着思辩。

　　王小东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國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他本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早的一批海归，这次成了“抵制思维”的主要代言人。他对本报记者说，就在这10来天，他已经记不清接受了多少中外媒体的采访。在一场激烈的电视辩论中，他这样“捍卫”了抵制行为的合理合法性：“不管家乐福有没有过错，不管法国货有没有过错，这次国人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都是可以的。”

　　他请大家思考，奥运火炬传递与中國的西藏政策没有关系，金晶更非决定西藏政策的人，但敌对势力为什么还要通过袭击奥运火炬、袭击金晶来表达他们的抗议呢？

　　在电视辩论时，王小东还提到WTO规则中的“交叉报复”。这是法学博士成晓霞最早在博客中國的座谈会上提出的观点。“我们完全有权选择最方便的抵制对象。一个国家的A部分冒犯了我们，我们也许够不着那个A，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那个国家的B部分进行报复，以对那个国家施加压力，这就是国际法中‘交叉报复’的原则。”王小东说：“WTO就明确认可在国际贸易关系中采用这个原则，这个原则用到其他国际矛盾中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抵制思维”的支持者大多是年轻人。

　　一位“80后”给本报来信：在一段时期内不去家乐福购物，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抵制活动。网民只是在选择“用脚投票”——用自由购买商品的权力来表达不满，而不是“用脚踢人”——去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和他人的合法财产。面对西方嚣张的反華言论，如果连这种表达都没有，也太冷血了。

　　“不抵制思维”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薛涌。他在一篇博文中写道：后发国家的经济崛起可分两种模式：一是自力更生模式，特点就是通过产业保护发展民族工业，并立足于本国市场。另一则是有求于人的模式，它强调进入世界体系，以国际市场为经济发展的基点。这两种模式，需要两种民族文化心态。一是干什么只图自己痛快，民族主义精神强烈。二是该弯腰时就弯腰，把别人接受自己当作发展的首要条件。

　　中國已经放弃了第一种发展模式，但我们毕竟在其中发展了将近30年，有一套为这种模式所滋养的文化，即便是“80后”，也是被这种文化所培养。同时，再加上近代的惨痛历史，民族自尊心格外地强。动不动就有受辱的感觉，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薛涌说：“抵制家乐福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不抵制思维”，在学界得到了更多的共鸣。“西方媒体有失真的报道，必须加以辩驳和指责。但由此上升到批判一个国家或者某公司，或者用一个整体化的‘外国人’、‘西方媒体’来描述，这就好像要做一顶给一万人戴的大帽子。”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说，“在这次抵制事件中，我看到很多网民有一种整体性思维下的含混、模糊逻辑。”

　　4月19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一些专家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理性对待”会给中國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

　　情绪之后是理智

　　面对中國民众的强烈情绪，法国政府开始行动。在一周时间内，法国先后派出3名特使前来访问。

　　其中，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行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接谈到了抵制家乐福事件，他表示理解中國人民的感情，但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抵制，既反对抵制奥运，也反对抵制法国企业，“因为抵制就意味着决裂”。

　　对法方的姿态，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也作出了回应。4月22日，商务部出来表态，“家乐福等一些企业表态反对‘藏獨’、支持北京奥运会，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4月25日，家乐福中國区媒体经理陈波告诉本报记者，家乐福中國区临时取消了“五一”促销活动。“这是为了表达对目前中國广大民众情感的充分理解和高度尊重。”

　　事情似乎在走向平静。在网上，一位网民发帖《我为何停住了抵制的脚步》赢得很多点击。他陈述了自己的五大理由：

　　一、一个国家赢得尊严的必要条件是强大的国力。强大国力只能从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来。一旦大范围的抵制和抗议，势必破坏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互利互惠已成基本规则，盲目地抵制某个跨国企业或产品，可能损害的是本国利益，也会影响本国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

　　三、敌对势力在这一时刻借西藏问题发难，不是偶然的。因此，我们不要盲目过激，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四、我国已树立起了稳定、开放的国际形象，一旦因为盲目抵制和抗议，破坏了这样的形象，我们将损失惨重。

　　五、西方敌对势力施加这样那样的压力，使出这样那样的花招，不希望我们办好奥运会。而办好奥运会，不让他们搅局，就是最好的回击。

　　4月28日，在本文截稿前，中國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题客网，进行了一次2．4万多个样本的民意调查，在回答“怎样对待此类问题对解决问题最有帮助”时，高达85％的人选择了理性，其中45.40％的人认同“应该持理性分析的心态”，39.28％的人认同“站在全局考虑问题的心态”。同期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应该避免”这样3种情况：“反应过激”（64.74％）、“使用方式不当”（56.95％）和“过分忍让”（46.49％）。

　　4月24日，黄宇又收到了一封邮件，《五一一定要做好准备，不要去家乐福门口聚集》。文章开头就说：“网上到处是抵制法国家乐福的文章，我也支持抵制，但大家是否想过这背后隐藏的巨大阴谋？”文章呼吁：“小心中了奸计！”并建议“不要去闹事，不要去打砸，不要去焚烧法国国旗。”

　　黄宇说，看完这封邮件，感觉身边一度表现得非常激愤的同事，其情绪也慢慢地平静下来。

　　也许，这就是家乐福事件的尾声——一个民族的理智与情感，在澄清的底线之上，再次选择坚强的和諧。

　　时间永远在向前走，中國人也是。

　　100天后，各国朋友将自远方纷至沓来，北京——欢迎你！

　　来源：中國青年报

　　作者:叶铁桥

　　恐怕历史上没有哪一届奥运火炬传递活动有今年的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动作这么大了，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引起上万人的聚集，都会出现一定范围的“红色海洋”，甚至引起了一些骚动，也引起了所在国人民的不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所有民主自由的发达国家面前的形象并不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是很多臭名昭著的專制国家和政府的联盟，包括柬埔寨的布尔波特政权，阿尔巴尼亚的乔塞斯库政权，前苏联斯大林政权，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以及今天的北韩專制政权，这些政权的共同特征就是反民主，反自由，鎮壓人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而动）；中國国民近年来出游海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给当地国民所留下的印象也并不太好，随地吐痰不讲卫生（有些宾馆的卫生间甚至用中文写着“不要蹲在马桶上”），不守秩序，大声喧哗，这些都时有报道。

　　中國人，从政府到民众，必须在世界面前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让世界感觉中國是一个正在向民主和自由方向发展的国家，中國人也正在用世界现代文明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在世界面前证明中國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国家，中國人也不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群体。

　　这些本应该利用举办北京奥运的契机来努力做到的，通过举办奥运，政府完全可以“因势利导”改变政府形象，从包括改善人權废弃反动愚民的网络金盾工程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工作做起，让人民有自由获取各种信息、听取不同意见和声音的自由，让人民有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同时也引导民众讲文明守秩序，从爱家人做到爱他人，从爱自家的清洁卫生做到爱公共清洁卫生，从尊重自己说话的权利做到尊重他人说话的权利，从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开始做到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等等，我们本应有太多的值得做的工作要做。

　　然而，我们却轻易地丧失了这个极好的机会，我们不仅没有利用好这次机会，相反我们却在节骨眼上，在世界面前又一次暴露了我们的野蛮和对民主社会游戏规则的无知。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厌中國，让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北京奥运的不可爱。我们应该深刻地反思一下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如果一意孤行，对你，对我，对我们大家，对所有中國人没有好处。

　　3.14西藏事件的处理，西藏政府领导人张庆黎应该撤职查办，他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好藏民和汉民之间的民族关系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它所采用的一套管理模式基本上是纹革思路（看看他所说的那套纹革语言就让人不寒而栗），在3.14之前他动用武力鎮壓藏民对政府的不同意见是造成3.14事件的主要起因之一。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留着他在领导岗位上贻害国家。应该让一个有能力处理好民族关系，让西藏人民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的领导人来管理西藏才是。

　　西藏事件我们在国内没有处理好，在国外引起了一些反应，民间两种意见都有，这在民主社会本属正常，作为一个民主政府，应该倾听种种不同的声音，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检讨自己的不足，改进工作，提高政府效率和形象，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然而我们所作所为恰恰是背道而驰！我们的政府一面倒地支持甚至怂恿所谓的“爱国派”，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国内由政府控制的舆论千篇一律地站在“爱国派”的立场上，制造出一个所谓的“藏獨”的稻草人，绝大多数人明明是希望中國政府给与西藏以自由，并没有要求西藏獨立（只有极少数人，而且并没有什么市场），而我们的宣传机器却故意放大所谓的“藏獨”，以此激励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对相对理智或清醒的声音加以打击，由政府控制的人民网上对青岛留美的学生王千源的侮辱已经肆无忌惮，更有人还以违法的手段侮辱了王千源的家人，给王千源的家人造成了伤害，所有持不同声音的人包括王千源都被骂成了“汉奸”，有人声称要杀了王同学，所有这些都让我看到了法西斯的影子。要知道法西斯主义就是在所谓爱国主义的破旗下发酵形成的，难道我们要展示给世界的真的是中國法西斯吗？

　　我们不仅没有能够利用好这次改变形象的机会，相反我们又一次侮辱了我们自己。4月27日星期天，奥运火炬传到韩国首都首尔，我们的政府和国民又一次上演了丑剧。大批留学生集聚首尔，有人动手打伤了持不同政见的韩国人（请注意，持不同政见是他自己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他的政治见解，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常识，或许哪一天你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你对他的尊重也可能是对你自己的尊重），造成了很恶劣的国际影响，现场有很多照片显示了留学生的施暴场面，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中國人”的“暴行”了。

　　据调查显示，中國的形象通过这次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在各国民众的心目中大幅下降，对中國的友好态度同时普遍下降。我们正在为CNN臭嘴卡弗蒂所说的辱华言论作脚注！据媒体调查，这次首尔的留学生集聚活动背后是中國驻韩大使馆、领事馆的操纵，中國当局应当立即召回驻韩大使和各领事馆领事，重新委任，消除4.27首尔事件的恶劣影响，以一个大国的风范向受伤的韩国民众道歉，获取国际社会的谅解。请不要一错再错，请不要彻底葬送中國的形象，不要一意孤行，弄到最后所有中國人在世界所有民主自由国家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那样岂不太可悲了？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bjzkd

　　作者:周口店人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國，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國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國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國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國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國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國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國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國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國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國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 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 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國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 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國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國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國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 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國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國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國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國，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國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國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 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國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國，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國，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國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國 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國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國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國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國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来源：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作者:陈志武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它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骨血里。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的指归是本民族的自我反思、完善、自强，最终实现民族的文明和强大。中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起源于鸦片战后外敌入侵的强烈刺激。特定的历史原因，导致了中國民族主义的内涵不同于西方獨立国家对外侵略和对内自强的表征。防止外敌入侵和排外，以及反击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本国政府，成为中國民族主义的突出特征。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國民族主义的如下特征：

　　动辄排外

　　义和团运动是典型例子。从山东的中德矛盾扩展成见洋人就杀，导致外国入侵由以往一两个国家同时侵华，发展成八国联军同时入侵，外敌的空前强大，对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损失自然更大，赔款数额和中國付出的政治、军事代价达到史无前例程度；杀了德国驻中國公使克林德，不仅违背基本国际公法，也使清政府付出了多余代价，并有屈辱的克林德碑之出现。类似义和团一样的运动，表明了中國人不怕死的决心，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求得民族的强盛。

　　动辄抵货

　　抵制洋货无疑是打击外国侵略的有效手段，但当这种运动被赋予政治意义时，就必须考虑到策略问题和条约约束。中國对于洋货，想抵就抵。但这种抵制的积极作用却乏善可陈。某些时候，抵货运动还让中國付出过惨重代价：大革命时期，中國在南方的主要敌人是英国，在北方是日本。但中國人见洋货就抵，烧合法商户店铺，结果将保持中立的西方国家赶到敌人一边，使国民革命军付出更多代价，帝国主义以此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加速了他杀害工农的步伐，削弱了中國反帝发军阀的力量。

　　民粹主义

　　民众总是对的，政府总是软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已经成为中國民族主义的基调。七七事变后，为免于北平古都毁于炮火，张自忠奉命撤退，如果不是化了妆，在火车上会被上来搜索他的愤青打死。正是他自后一直被指责，故亲自赴前线捐命以洗雪清白。只有他死了，国人才可以饶了他，而不在乎丧失了一员抗敌虎将，真乃亲痛仇快之事。中國人的价值观是：只有扑火的才是精英。只要与敌人谈判的，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都有汉奸卖国嫌疑。

　　盲目自大

　　中國人从鸦片战前的“天圆地方，中國在中央”，到被八国联军打得彻底屈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跌落到低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國人作了日本仆从，捡得个战胜国地位；同时，西方文明被血淋淋的欧洲战场所重创。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被打昏头的西方人间短暂兴起的东方文化热，刺激了中國人的神经。立时，从辜鸿铭到杜亚泉；从梁漱溟到学衡派，将中國文化的价值高扬到非理性地步，并有中國文化代替西方文化之说。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结合，贯穿了中國现代历史。它在鼓励民族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消解了中华民族对外问题上的理性和诚恳、谦虚，阻碍国家进步，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之敌。

　　有实力的低调，没实力的自大，这已成为一条规则。中國近代民族主义就被深刻打上了弱国自卑的烙印。直到现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反思，对别人的谦虚。行为上不顾一切追求西方科学技术取得的物质文明，嘴巴上却丝毫不认输：中國一切都是好的，包括脓疮。拿不出实际行动，仅仅用打肿脸的方式，无益于国家和民族进步。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卫金桂

　　奥运会不会成为大国崛起的契机，却可以是大国崛起的橱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本来，日本获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因为侵略中國而被取消，该届奥运会也因为二战而终止。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的侵略国，在国际上全无面目。自己的国土被美军占领不说，连宪法都要人家给写的，并且根据“宪法第九条”而放弃了对外使用武力的主权。但是，日本人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经过五十年代经济已经恢复。到了1964年时，全民走出政治纠纷，正在为“国民所得倍增”的计划而努力。这时由东京主办的奥运会，正好是日本向世界展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军国主义、正在成为一个发达、繁荣、热爱和平的国家的机会。果然，这也正是国际社会在东京奥运会上看到的。日本经过一场痛苦的战争而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尊重，和东京奥运会有着重要的关系。毕竟，东京奥运会是第一届在非西方国家举办的奥运会。日本不仅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具有西方发达国家所有的物质繁荣和组织能力，而且这个东方国家不会对西方和自己的邻居再构成威胁。果然，日本几乎在同时成为唯一非西方的发达国家，而且并没有和西方产生“文明冲突”。

　　北京奥运会要学的，也应该是这种东京模式。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國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国。中國的ＧＤＰ，已经在世界第三、四位之间，并将很快超过日本，甚至超过美国。同时，因为中國一直声称自己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样强劲的崛起，自然会对方不安。北京奥运会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中國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橱窗：中國是个和平崛起的国家，是个求同存异的、包容的国家，是国际社会负责的成员。中國的崛起，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如果这正是世界从北京奥运会上看到的，那么奥运会将有助于世界接受中國，为中國的崛起创造机会。

　　东京奥运会模式的优越之处，也被战后发展经济学所证实。战后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大致而言可分两种模式：一是自力更生模式，代表者有中國、印度、以及巴西等南美国家。这一模式的特点就是强调摆脱对外的依赖，通过产业保护发展民族工业，并立足于本国市场。另一则是有求于人的模式，代表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等国家和地区。这一模式强调迅速进入世界体系，以国际市场为经济发展的基点。战后的经济发展证明，采取第二种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大都比较成功。第一种模式则很快就丧失了后劲儿。乃至中國、印度已经放弃了第一种模式，正以第二种模式参与二十一世纪的竞争。

　　这两种模式的不同命运的根源在于：第一种模式立足本国市场，而本国市场属于发展中经济，购买力有限，很快就会饱和，最终导致经济动力不足。另外，这种模式把民族产业收缩于国门之内，安于落后的现状，丧失了和发达国家的产品直接竞争的机会，水平也不能很快提升。第二种模式，则在两方面都有优势：即占了发达国家旺盛的购买力的便宜，又通过和最先进的产品竞争提高了自己的水平。

　　不过，这两种模式，需要两种民族文化心态。第一种模式因为是自力更生，干什么只求自己痛快，谁也惹不得，民族主义精神非常强烈。第二种模式则到处求人，该弯腰时就弯腰，“和气生财”，把别人接受自己当作发展的首要条件。东京奥运会办得井然有序，又谦卑平和，也和日本战后致力于第二种模式的发展战略有关。

　　中國的经济发展，已经从第一种模式转化为第二种模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國毕竟在第一种模式中发展了将近三十年，有一套为这种模式所滋养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中培养了一代人。连所谓八十年代后的一代，其实也是被第一种模式的文化所培养。同时，再加上近代受人欺辱的惨痛历史，民族自尊心格外脆弱。动不动就有一种受辱的感觉，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这也正是抵制家乐福的爱国愤青们所鼓吹的。一句话，我们民族的心态，还套在第一种模式中不能自拔。如今网上流行的观点，还是什么西方不希望中國崛起、正在挖空心思地破坏中國的发展。殊不知，最近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國正是搭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便车。中國不费一枪一弹，马六甲海峡畅通无阻，美国等发达经济的市场向我们敞开。中國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更不用说，象《华尔街日报》这样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和中國截然对立的右翼报纸，近年来不断在自由贸易上为中國说话，并为中國的领导人和企业领袖提供论坛。如果我们总是被受害者心态所征服，就看不到这些，一天到晚就会想着人家怎么欺负我们，或者怎样企图欺负我们，而看不到我们占的便宜，看不到我们从世界上得到的好处。

　　如今离奥运会仅仅有两个多月，如果中國社会还是被抗议、谴责、抵制所占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中國将主办一个愤怒的奥运，还是平和、快乐的奥运？中國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容不得别人、随时可能爆发、一心要付仇的国家，还是一个宽宏大量、谦虚平和、对人心怀感激、愿意把别人往好处想的国家？我们今天可以抵制家乐福。但不要忘记：中國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家乐福。中國ＧＤＰ的1%，一度就在沃尔玛的货架子上摆着。世界各国的超级市场、连锁店，就是中國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连家乐福本身也主要是销售中國产品。如果这样闹下去，中國将向何处去？还回到自力更生的锁国时代吗？所以，新时代的中國人应该警惕，不要让那些爱国愤青搅了奥运会。

　　作者:薛涌

　　最近，网上民族主义汹汹，抵制欧洲产品的呼声排山倒海。乃至中國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出面澄清：将认真维护与欧洲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國政府始终如一地追求一个目标：政治是政治，贸易是贸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中國作为全球化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西方国家也结纳了一些盟友。比如美国最有影响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就非常了解美国经济和中國发展的共同利益。在最近几年内，该报虽然政治上不断批评中國，但在贸易上一直为中國进行辩护。从吴仪到中海油总裁，在关键时刻都在该报发表文章阐述中方的立场。这种跨国的、超越政治的自由贸易联盟，来之不易，而且在未来仍将是中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目前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崛起，对中國的海外市场构成严重挑战。美国今年的大选，民主黨胜面甚大。从希拉里到奥巴马，都在竞选中不断挑战自由贸易体制，并不停地点中國的名字。甚至共和黨选民也开始对自由贸易表示怀疑。在大选之后，要保持中美贸易关系的现状已经非常困难。

　　欧洲在对华贸易上，虽然叫得没有美国响，但内部不满情绪非常严重。比如，人民币并没有对欧元形成对美元那样明显的升值，这对欧盟一直是个大问题。欧盟没有行动，主要还是因为各国之间利益不同、意见不统一。但随着对华贸易赤字的加大，共同行动的立场正在形成。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中國民众成功地抵制了欧洲货，那么就更加严重地加大了欧盟对华的贸易赤字。其实，具体数字还在其次。以现在中欧贸易的规模，象家乐福这类的企业受到些抵制，对中欧贸易的平衡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抵制欧货一旦成气候，中國就将在欧洲面临着强大的公共关系危机。欧盟就会面临日益强大的民众压力，要对从中國的进口产品采取实质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四分五裂的欧盟，就可能团结起来。

　　这样的贸易战一旦打起来，谁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呢？当然是中國。我们不妨从双方的贸易和工业结构上进行一番分析。中國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输出的，主要是廉价消费品，我不妨称之为“初级产品”。即使是这些产品，也多是顶着人家的牌子，是接受西方企业的外包。目前中國生产廉价消费品的优势，正在受到象越南等许多后起国家的挑战。西方并非没有能力甩掉中國而把外包甩给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且，欧美的许多产品，早就外包给中國制造。中國人抵制的许多产品，实际上是中國劳动力的产品。这样的抵制，有时就是自家打自家人。更何况，欧美消费者要报复中國的抵制，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不管什么牌子的产品，只要看到商标上有个“中國制造”，就算锁定了目标。在几年前中美外交危机之时，美国消费者就进行了这样的动员。幸好危机及时化解，才没有对中美贸易构成实质性危害。

　　西方出口中國的产品，则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产品有两类：一类是如计算机之类的高档消费品，一类则是生产性的设备、部件，我称之为“二级产品”。固然，前者可能受到抵制，但是那些进口先进设备和部件，则是在消费市场上看不见的，很难抵制。比如，一个国产汽车中，可能就有大量法国的部件，甚至是用法国进口的设备生产的。你可以抵制法国车，但怎么抵制用法国设备生产的、带有法国零件的国产车？更有些先进设备，你不抵制人家也不卖，你还不得不进行游说要求对方政府进行技术出口解禁，何来抵制？

　　以上的分析，不过说明了一个现实：中國还是发展中國家，要依赖国际合作才能发展。中國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靠的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这种产品要保证质量、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必须依赖进口的“二级产品”（即设备和关键部件）来生产。在中國还没有发展出替代“二级产品”的能力之时，抵制了“二级产品”的进口，只能降低我们产生“初级产品”的能力、打压“初级产品”的海外市场。如果“初级产品”不能在足够规模的海外市场上竞争、缺乏足够的利润，就将削弱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内厂家设备投资、更新的动力，最终导致“二级产品”的研究开发不足，使中國在“二级产品”上永远有求于人。可见，抵制外国货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在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激化欧美和中國的贸易矛盾。一旦引发了贸易战，就将对中國经济的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损害。

　　最后我还有必要提醒读者一个历史教训：美国建国之初，年轻气盛，和英国一有矛盾就对之采取禁运，以为这样人家才知道尊重自己。没有想到，禁运了半天，住在伦敦的美国人什么感觉也没有，大英帝国的日子照样过；反而是美国，经济凋蔽，弗吉尼哑的烟草离开英国市场后变得一钱不值。历史证明：任何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必须积极寻求沟通而不是壁垒才能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国际贸易体系而保持长期的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抵制外国货，实际上就是抵制自由贸易，进而抵制中國的崛起。

　　作者:薛涌

　　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开始后麻烦不断，为了防止藏獨及其它势力干扰破坏，保证活动顺利进行，相关组织者如临大敌，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由此引起了广泛争议。一项有趣的大众参与活动，由于组织者的神圣化，反而成了伤财惹气的麻烦事。

　　奥运会本来是身体强健的人凑到一起比试身手的游戏。可是多年来，奥运会被注入了太多不相干乃至完全相悖的因素，已经变了味，奥运火炬传递神圣化就是其中之一。

　　希腊女祭司们装神弄鬼搞个什么仪式，一把再普通不过的火就成了所谓奥运圣火，此火种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不少人竟认为与此相关的一切属于国家民族尊严，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窃以为大可不必。

　　点燃火炬是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一个想法，传递火炬是德国人卡尔·迪姆主意，后来得到了其它奥委会委员的赞同，这项活动就保留了下来。个别人的一个念头变成了大家认可的行为，无非是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体育活动——仅此而已，哪有什么神圣可言。

　　这次火炬传递由于藏獨捣乱，搞得鸡飞狗跳，整个活动成了相关组织者的沉重负担。据说，已经有奥委会委员建议，今后不再搞火炬全球传递活动。其实，对于奥运会本身来说，点燃火炬，传递火炬都属可有可无。进而言之，如果能用其它方式保证增强国人体质，即使不参加、不举办奥运会也无所谓——不能让手段妨碍目的，更不能让手段取代目的。

　　当然，中國既然选择了举办奥运会，就要尽可能搞好。把好事办好并不容易，把奥运会这个全球盛事办好更是天大的难题。什么叫好？不见得花钱多就好，也不见得仪式隆重，接待规格高才好，从根本上说，是参与者满意才算好。

　　由此而论，全球火炬传递头一炮我们就没有打响。如果不能吸取教训改弦更张，奥运会正式开始后，定有更多麻烦。

　　我认为，要想举办好这场活动，必须淡化奥运神圣色彩。藏獨分子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干扰火炬传递，就是因为这一活动的神圣化——官方太在乎这件事。又是专机，又是护卫队，又是庄严仪式，又是高官隆重登场——不少方面远远超过了国家元首正式访问。

　　官方越是搞得神乎其神，藏獨分子越想抹黑。藏獨分子人数很少，与欢迎者不成比例，双方根本不是对手，其捣乱乃是不值一提的插曲。只是由于我们神圣化之后的过度反应，使他们有了成就感，因而如同注射了兴奋剂一样逞强。

　　客观现实是，海外存在着不少对中國政府不满的群体（消除敌意来日方长）。要想防止他们捣乱，最好的选择就是民间化，商业化，避免或减少官方参与，消除活动的神圣光环。或者更明智一些，公开拍卖火炬传递权，交给各国奥委会进行商业运作，参与者还能赚上一笔。如果呈现那样局面，藏獨分子还有兴趣捣乱吗？

　　那时如果还有反对势力捣乱，各国司法机关都不是吃素的，他们断然不会容忍外国势力破坏本国社会秩序。根本用不着我们火冒三丈，口诛笔伐。

　　前不久杨恒均先生发表文章，谈了关于澳大利亚火炬传递的情况。那里的人们把活动当成了击鼓传花般的大游戏，有的市民抢过火炬自己拿着跑，有的市民甚至把火炬扔到了海里，有的人挡着路线，让火炬手绕道而行，官方和警察都以宽容对待。结果天没有因此塌下来，谁能说悉尼奥运会不成功。

　　北京奥运会应是中國走向世界，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标志。要想成功举办，就有必要创造宽松环境，减少并消除神圣化、官方化，增进平民化，娱乐化。有些人把外国首脑是否出席当成大事，其实他们是否到来无关紧要，关键是各国出席者是否满意，而不是官方设计的神圣、尊严、荣誉指标是否得到了满足。

　　三年前，笔者好友王一名先生在凯迪网络的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不要自我神圣”，对此我深表赞同。神圣与專制如影随形，思想神圣、主义神圣、制度神圣、帝王神圣，领袖神圣市场广大，主子的神圣会传染给臣民，国人从来不乏神圣情结。

　　神圣需要大众的痴迷，于是有了儒教的兴起，有了无休止的洗脑教育。个别人的神圣意味着大众的卑贱，为了防止卑贱者挑战，以神圣自居者不惜动用所有资源保护神圣，不惜牺牲众多生命维护神圣，这就造成了中國历史的多灾多难。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诸多国人为诸如奥运火炬传递之类无足挂齿的事情闹得人仰马翻，却对中华民族唯一神圣的宝物屡被践踏亵渎视若无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自己的最高利益只有宪法才能保护。也就是说，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神圣，可是让我们静下心来数一数，从政黨到政府，从法院到媒体，从高官到学者乃至老百姓，有多少人把宪法当回事！！！

　　该神圣的不神圣，不该神圣的乱神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新的千年，我们连最起码的价值取向都不能确立，难怪今天有诸多乱象。

　　个人主页：www.zglnw.com

　　附：爱国主义“名言”集萃：（转自其它网友）

　　1、智者的思考是愚者的明灯

　　2.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托马斯.潘恩

　　3.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 ——涅克拉索夫

　　4.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

　　5.人權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 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张思之

　　6.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安卜罗斯.皮尔斯

　　7.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

　　8.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列寧

　　9.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勃特兰.罗素

　　10.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乔治.简.纳森

　　11.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               　　——乔治.肖伯纳

　　12.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 ——阿瑟.舒本华

　　13.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                    　　——亨利.大卫.梭罗

　　14.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伦模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说，我所谓的 “爱国主义”态度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义与真理的原则之上。 　——埃里克.弗罗姆

　　15.爱国是窃国者的通行证，汉奸是爱国者的墓志铭。 　　——明白人

　　16.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塞缪尔.约翰逊

　　17.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秦晖

　　18.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庄子

　　19.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卢梭

　　20.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   ——克里希那穆提

　　作者:田奇庄

　　对于目前轰轰烈烈的抵制活动，舆论分析已经够多了，究竟谁是谁非，理性能否战胜情感，这不可能是舆论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必须提醒一点是，提醒或者呼吁要理性爱国，未必像有论者所认为的故作深沉或者摆出一副精英的模样。

　　我们深知，爱国是一种朴素甚至是不加修饰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就像你喜欢看姚明打篮球并因此喜欢美国休斯顿火箭队那样纯粹。没有人会去怀疑这种情感的真诚。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种真诚的情感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却是我们需要加以审慎考量甚至是警惕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历史从来就不乏经验和教训———当年全民砸锅大炼钢时，又有多少国人不是基于“赶英超美”的爱国真诚？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而在近日，各大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一篇评论文章，该文章认为，做好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当前最大的爱国。

　　中國一直就有“慎独”、“独善其身”的说法和传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可以让自己获得老板或者上司的认同和肯定，说不定可以因此涨点工资，同时，做一个有道德自律的公民，当然也不会给社会、国家添乱。那些贪官污吏，不做好本职工作，既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又祸国殃民“挖社會主義墙脚”、“给社會主義抹黑”，那当然是很不爱国了。

　　然而，对于每个个人而言，能否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与爱国与否是毫无关系的。办好自己的事情，是对自己负责或者对自己的家庭负责，正如我们不能说一个学生学习成绩好就爱国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就不爱国一样。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而在个人的私事之外，还有公共事务。有不少人，他（她）未必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她）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做出出色的成就，比如说像现在活跃于环保领域的志愿者，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人，比那些只把自己事情办好的人，更加地爱国。

　　而对于掌握了公共权力的部门而言，能否做好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当然就可以以此来衡量它们是否爱国。毕竟，对公共权力部门而言，他们是否履行了对人民的承诺以及自己作为公权部门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国家的整体形象。如果公权部门漠视权利、钳制自由、利用公权为某些个别人牟取私利，这很容易会被国际舆论认为是“流氓国家”，自然是在给自己的国家形象抹黑。

　　具体而言，从风起云涌的爱国热情来看，中國人未必如论者所担忧的对社会公共事务冷漠，如果每个中國民众都能把社会公共事务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要求并努力参与其中把它办好，公权部门应该感到十分庆幸和欣慰。

　　当然，要使公众能够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保持理性和有序并非是能一蹴而就的。比如说，昨天就有报道称在美国有5000多名华人举行了抗议集会，整个过程井然有序，结束后现场也没有留下一点垃圾。我相信这是长期习得的结果。这样的理性抗议不仅有利于抗议者诉求的有效表达，而且也展现了华人的风范。

　　因此，对公权部门而言，他们应该从制度的层面去肯定并呵护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让公众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过程中不断得到历练，而不能说今天有民众抵制家乐福就是爱国的表现，明天他们要抵制“血汗工厂”就认为他们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来源：新快报

　　作者:司徒望

　　有人以为爱国主义表演，是自今日始，其实在中國有很古老的传统。远的不说，自从共產黨诞生后的爱国主义表演，就是一部洋洋大观的“破尸”（pose）史。比如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苏联窃取中國的利益，昭彰天下，彼时共產黨为了“爱国”，要武装保卫苏联；抗战时期他们抗战甚少，却借机壮大自己，种鸦片作为财政收入，实为借机发国难财，但他们却很会装扮自己，到最后颠倒黑白，说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1945底至1946年苏联在中國攫取的诸多利益，这一点老一辈的东北人绝对还有记忆（即他们说的长毛子之恶有甚于日本者），但共產黨是非常欢迎苏联老大哥，他们是这样“爱国”的。至于四九年后的爱国“破尸”表演就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其要有利于他的黨，他既可以视爱对方为爱国，如向苏联的一边倒，当然黨的利益闹翻了，便视苏联为恶人。总之，在官方几十年的爱国“破尸”表演里，黨派利益远远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甚或干脆就是用黨派利用代替国家利益，而这样的代替通过愚民，从而达到混淆天下视听的效果。如视国共内战里的仲共牺牲者为烈士，让全体纳税人供奉，这便是黨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但我们几十年的爱国教育基地，有几个不是官方黨派利益的完全体现。至于那些真正为民族利益而战的抗战烈士，四九年后许多碑被毁掉，而像重庆的抗战纪念碑干脆改为“解放碑”，同时将宣传抗战的书籍视为反动书籍大量销毁（请参看拙文《请看他们销毁的“反动”书籍》），此种篡改历史的做法，遍布四九年后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教科书，导致了许多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或者是错误的了解。

　　除了篡改历史，伪造他们需要的“爱国主义”外，还造假树立一批“爱国”主义人物，如刘文学、雷锋、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这三位是抗联合国援朝，所谓援朝其实就是援意识形态，援黨派利益，而以国的名义去牺牲民众利益，现在沈志华、陈谦诸先生的研究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赖宁等，不一而足。用这些黨派利益人物，从小灌输学生爱国，实在爱黨，正是在这样的愚弄下，爱国早已变成爱黨的别称。在一个没有自由民主，没有言论开放，没有信息公开的铁幕国家，爱国主义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你只要稍微有思考的头脑，便不能理解。但就是这样胡乱愚弄的爱国主义，主宰人们的头脑，使得官方随时可以利用爱国主义愚民，并且从中有效地化解他们对民众造成的灾难而死不认错。不仅还死不认错，而且还用爱国主义来美化他们给民众造成的灾难。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的著名人物，尚且对爱国主义有很多批评，何况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实质性制约，传媒完全统于官办的国家，爱国主义的灾难会多么深难。爱国主义的灾难在中國的频繁演出，相当于人道主义灾难在中國的频繁发生。

　　反日游行上演过，大使馆被炸演出过，中美撞机表演过。我不是说对日本有看法不行，也不说大使馆该被炸，更不是说美国该来撞机，而是说每一次这样的“灾难”，他们就会成功地煽动民族仇恨的情绪，而转移国民生视线，从而化解官方糟糕的执政危机，完成对黨派利益的巩固，而不是从实质上推进民主自由进程，反而使社会有倒退之嫌。这一次的西藏问题和奥运问题，本来也是推动中國向民主自由社会前进的好时机，可是，官方不在民主自由、民生问题上努力，却又一次利用来压制西藏的自治诉求，以及民众对国内民生的注视，从而成功地在通货膨胀、经济滑坡、国内诸种利益博弈矛盾尖锐的时刻，混淆视听，完成新的一次金蝉脱壳。我不同意任何的暴力行为，所以控制住西藏局势是应该的，但应该完全公开真相，开放新闻言论自由，可是现在是进一步的清算抓人。同样，我认为抗议奥运火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却将其神化为“圣火”，从而愚弄国人，一个火炬被抗议好像很失面子似的，让一帮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歇斯底里，进而有人要去抵制家乐福（当然抵制可以学习如何游行、如何声张自己的权利，但我认为声张自己的权利不是去抵制家乐福），如此做法，近于饮鸩止渴，将来不仅共產黨官方会为这样的积端民族主义情绪买单，整个社会当然包括民众也会付沉重的代价。极端的民族主义和不理智的爱国主义，是一副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毒药，但官方为了黨派私利，为了度过自己不合法的统治危机，不惜一切，让被信息封闭愚弄的民众癫狂起来，从而达到他们转移国内民生视线的效果。

　　有官方这样的利用极端民族主义和不理智的爱国主义，当然会有许多表演爱国主义“破尸”的人。举其荦荦大者。如护卫火炬的残疾人金晶，前几天是“爱国主义者”眼中的民族英雄，备受尊荣；过两天金晶反对抵制家乐福，同样又是这批“爱国主义者”就是极尽下流之能事的话来辱骂金晶，说她是汉奸是走狗，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合肥家乐福门前，在成年人的号召及诱惑下，小学生也去抵制家乐福；昆明家乐福门口，有抵制者有反抵制者，抵制者用矿泉水打反对抵制者，一位老年人（有些人还以为表演“爱国主义”破尸的只有青年人呢，你看仲共的愚民宣传多成功，有些人一辈子活得非常没有尊严，但就是看不穿官方这样的愚民把戏）还说要拍下这位汉奸的丑恶嘴脸传到网上；至于“王千原事件”中，王千源獨立的表达自己对西藏题的看法（她的看法对与不对，你可以商议批评，但不能损害别人的言论自由），就定性她为汉奸，公布她的一系列隐私资料，威胁她及她家人的安全，甚至完全是官方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也用非常暴力和侮辱性的词汇来谈论此事，真可谓无耻之尤，有这样的媒体你还好意思反CNN而不惭愧？我不同意CNN卡弗蒂评论中的种族主义腔调，但我认为他说六十年来中國产生大量的暴力之徒（官方讲暴力，讲愚弄，因此诞生暴力而愚昧的民众），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许多人如果不昧良心都可以证明他所说的事实，只不过因为他是美国人是白人而已。至于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卡弗蒂的话侮辱所有中國人民，这又是他们惯用的滥用全称判断，即使只有我一个不觉得受侮辱，你也不能用全称判断。他话语中的优越感甚至不乏的种族歧视，是让人讨厌，但他所说的话中的确包含事实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外交部“义正词严”去反驳CNN挑拨中國政府与中國人民的关系之类，本身就是色厉内荏的心虚表现，真正受民众爱戴的民选政府怕别人挑拨吗？我看中國的传媒侮辱美国的时候也不少，但为什么从来没看到美国外交部出来对中國的传媒“义正辞严”呢？这一切的爱国主义“破尸”表演，实在拙劣而可笑。官方不教民众如何平和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人的批评，却火上烧油，冀图一时转移危机，将来会自食其果。官方这样“教化”民众，怎能让不让全世界侧目而心惊？

　　有朋友说，如果英雄与汉奸像金晶这样，好贴标签，那么中國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奇观，即有可能是一个由十四亿汉奸组成的国家，连那些贼喊捉贼的爱给别人贴汉奸标签的人，都不能幸免。这真是一幅旷世罕有的由爱国主义“破尸”表演而组成的滑稽图。

　　2008年4月19日8：28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有很多人认为爱国是无条件的，常用的是不伦的比喻：“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爱国看上去显得美好，却使某些人智商低下，连比喻都不会用了。母亲于人是惟一，国不是惟一，否则出国迁移自由就不会成为普世价值。除了像中國这样少数的專制国家外，在世界上自由迁徙并付诸行动，于很多人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他们互相“叛国”，各自融合。

　　我再次强调，国与政府、黨的不同那是自然的，但对于中國的实际情形来说，只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应然状态。即国家被不是民选的政府、没有真正竞争对手的一黨獨裁给劫持了。即在中國你一不注意，黨就从后门，就把你的爱国热情给代替乃至强奸了，因为黨就是国。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政府很不可爱，黨更不可爱，由他们所承载的当下这个国的实体，实在是非常的不可爱。但这个政府、这个黨不由你选，而且强奸你的意志，用爱国的大氅，来遮掩他们强夺民众利益的实质。

　　香港作家陶杰针对大陆不惜钱财搞神六上天，官方营造欢欣鼓舞的气氛，却不为那些挣扎在饥饿乃至死亡边缘的民众，提供应有的帮助，曾经说过：一个满身脓疮的病人，穿了件时尚的内裤。我们现在连爱国的权利都没有（比如你要上街抵制家乐福并游行，这个权利恐怕不一定会配发给你），却在那里无端挺这个極權统治的国，爱国也成了满身脓疮的时尚内裤。不去医治你的脓疮，却拿起爱国内裤在那里炫耀，真是比这个国要“可爱”得多。我们真爱自己的国家，是要让自己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日子，而不是那些虚幻不着边际的所谓爱国表演兼说教。

　　一：国很不爱你，你爱国否？别跟我说基督精神，打了我左脸，再伸右脸去。基督是信仰，国是否爱你，涉及柴米油盐酱醋茶。更别跟我说，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中，那些被整的知识分子，被黨妈妈整得一塌糊涂，还说黨妈妈是为他好。国只知道你纳税，却不知道你还有福利，常四爷的话早就说了：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二：国“爱”死了你，你爱国否？前苏联还驱逐所谓的像索尔仁尼琴一样的“寄生虫”，但在中國你有随便被驱逐的自由吗？比如我的朋友老威，就是一非常牛逼的“寄生虫”，他无数次申请被驱逐——申请出国，就是死活不让他出去，这个国真是“爱”死了，这样的“爱”你能爱得起这个国家来吗？官方执政六十年来，这个由共產黨承载的国，“爱”死了几千万人，那些地下的冤魂以及尚存的家属，你让他们怎么去爱国？

　　三：叛国者何其多耶？叛哪个国？几十年偷渡香港，偷渡海外的这些人中，有哪个是去卖国家机密而叛国的，他们都是小民百姓，甚感在这个“爱”死你的国家，无法生活，没有尊严，因此不惜用生命作最后的赌博，有少部分人成功了，大多数被自己的“国”给打死了，关押了，消灭掉，这个国真是“爱”死你了。看看前不久用多弗尔偷渡案拍成的电影《鬼佬》吧。用生命来偷渡，难道生命是韭菜吗，割了又生？为什么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美英帝国主义人民，不偷渡到中國来呢？

　　四：国“爱”死你了，不让你出国，但执掌国柄的仲共官员，却基本上都将他的子女送出国，甚至将他贪污腐败、搜刮的民脂民膏转移到国外。他们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去，用不着叛国。很多小民百姓思考的是，我们如何爱国，这当然值得尊重。但似乎从来没有多少人问过：共產黨真爱中國吗？

　　五：没有个体之爱的抽象之国是个什么东西？国家的要素是什么，是人民、土地、主权。再简单地说，是个每个人的个体利益都应该得到良好保障的利益共同体。可是，在我们这里，这一点近乎天方夜谭。四九年以来，官方就是用抽象之国，来忽悠民众的利益。所以才有逼着你非交不可的“爱国粮”、“爱国猪”。

　　六：圣化爱国是为了什么？因为四九年后成功地用黨作为国的灵魂，所以他们几十年来不停地用尽各种宣传机器，来圣化所谓的爱国行为。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猪、爱国粮等等，不一而足。却没有爱国共產黨员一说，因为他们不用证明，共產黨就是先天爱国的，因为黨就是国。

　　七：国“爱”死你了，爱到你没有权利去爱。最近有些朋友想去抵制家乐福，虽然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去爱国，也是他的权利。而且这种爱国方式，好像官方也很合拍，官方应该无条件支持才是。我想许多爱国者就是因为太相信官方是“爱国”的，来形成了一个内心“同构”，才觉得自己坦荡光明，又符合官方的看法，因此组织人去合理抵制，但就是这样的“爱国”的举措，已被警察阻止（请用百度查看“憋屈的爱”）。连爱国的权利都没有，你怎么去爱国？在我看来，应该先争取你爱国的权利，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爱国。

　　八：爱国是否必选项目？无条件爱国在我看来是荒唐的，那么爱国是否是人生的必选项目，我可否不爱国？我既不恨也不爱，行不行？国尚且不爱，那么爱国主义，就更是扯淡。人之自由大于一个强迫的必选项目——爱国，这便是我对爱国的看法。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爱国绝非必选项目，很多人讨论的不是他爱不爱国，而是国爱不爱他，国不爱他，他要采取什么办法？

　　八：不爱这个国家，可否依旧在这个国家？可以这样说，我是部分认同中國文化的，在利益上我也部分认同我所处的这个环境（从这两点来看我还是尚存些许爱意），但觉得国家几千年的專制统治，特别是我身处其间的这个極權政府的统治十分不可爱。无条件的爱国者就说，既然你不爱，为何不选择移民？我只想问的是，如果不移民，我不能待在这个国家吗？我完成我法律（尽管有些法律是恶法）上的义务（但爱国不是义务）如纳税等等，我就应该有权生活在这里，让我滚蛋，这是对我人權的侵犯。我要与这个“爱”死了很多人的極權政府耗下去，反对他们的做法，我知道也许我不会胜利，但喜欢并享受这种用非暴力的方式反对他们并争取自由的过程。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在共產黨看来，这对他们“爱”死老百姓有很大的障碍，像这样的言论就会插上汉奸言论的标志，于是富兰克林这个美奸成汉奸们的精神导师。

　　2008年4月18日9：05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因为最近的时局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疯狂，反而觉得博客写无可写。一个做体育媒体的，就好好地做体育吧，做奥运吧。虽然，北京奥运无论用什么华丽诡异的词汇来描摹它，它都已经是处于最艰难的考验之中。

　　这种沮丧，难以形容。原因是，我找不到是谁置它于死地的。我的愤怒没有对象，我的哀伤难以传递。我非左非右，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绝对不反对普京、布什式强权。我不认为奥运就应该是中國用来为自己庆典的工具，也绝不认为奥运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折腾和政治秀而毫无体育意义。因为，我是一个做体育媒体的，我用时时细分、夜夜警惕的心，提醒自己：体育的核心是竞技，体育的升华是普世价值观。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按照商业伦理生存的媒体，在追求价值最大化时，所必需遵循的法则。

　　然而，现在已经几乎可以宣布，竞技，对于本届奥运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伟大的体育，必诞生于伟大的国家。且不论接下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还有圣火在中國的漫长传递，还有奥运期间十几天的惊心动魄，这中间会不会发生任何出人意料、让人哀伤或愤怒的事情；就算一切太平，奥运竞技没有失败，我也无法开心。因为，我的国家正经受最大的考验。我梦中都在幻想太平盛世、高楼林立，人们开诚布公、锐意进取，国家诞生伟大的政治英雄和文化、经济、科学英雄。他们引领着这个国家的公民，意气昂扬地走在这平面的世界，将俄罗斯、印度、德国、日本甩在后面，和美国争雄。梦想着这个国家出现甘地、德兰修女、马丁·路德·金、约翰·列侬、亨利·卢斯、奥巴马、普京这样主宰当今、光耀千秋的英雄，梦想着这个国家诞生一篇演讲，人们读它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梦想着人们能宽容过去、开放未来，梦想着人们能自由享受信息，国家领导人脸上再没有肃杀的寒气，梦想着我们的媒体，产生的价值能够按照美金和人民币的汇率，与世界顶级媒体等比。然而，现实告诉我，现在，这可能吗？

　　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全世界的敌人？难道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除我们以外，都是榆木脑袋、豺狼心胸、老鼠眼光，就专看着中國过不去？就要与中國为敌？中國，你有那么牛逼吗？为什么我们就要与全世界为敌？哪一次你扛到过最后？哪一次最后不是和解？哪一次不是人家既需要你而你也绝对离不开人家？当年，对面骂美帝苏修，转眼就派出总理风度翩翩地去机场迎接人家，你如何和你的人民交代，你如何让你的人民转弯？

　　说实话，我反感民族主义情绪，但我绝不愿意谴责持此种情绪者，我通常都不喜欢用“愤青”这个词。因为，我认为人人生而有罪，但追究责任，民众绝不能排第一位，无论是今天对待国际，还是哪天可能的将怒火对向国内。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任何一个人，如果得不到必要的完全信息，将不能作出相对獨立和准确的判断；任何人如果从小就接受某种固定的教育，将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人，就是一个孩子，如果和狼生活十年，都会成为狼孩，何况是人与人之间，何况是权力、暴力对人的控制。阉割教育、封闭信息，是一切误解的根源。无论对内，还是对外。

　　神州都在混乱，是什么事情呢？一是西藏骚乱问题，一是CNN等媒体报道问题，一是长平言论，一是火炬传递问题，一是CNN主持骂中國人。我们可以看到，刨除长平这个非常理性的观点，一边是西方媒体怒气冲冲声讨中國人權，一边是民众率先杀上一反CNN，再反长平，三反巴黎，四反家乐福，现在看来又要反到CNN上了，一边是政府部门发言人义正词严地跟在后边，你们看看，把我们老百姓都给惹急了，还不赶快反省。敢作敢为，是一个男人最起码的担当，何况是一个国家，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政府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自己直截了当地说？为什么总要自己可怜的人民先出头？

　　世界的误解真的这么远？世界的矛盾真的这么大？CNN是根据自己的编辑需要进行了裁图，你可以说他别有用心，但就算如此，这样能说是“歪曲”吗？难道那张图是假的？就算是歪曲，难道就可以给他们定性是“反華媒体”？正如我们看到过，此前他们报道过那么多中國的发展，我们将如何解释啊？民众这么说情有可原，言论自由嘛，如果官方没有自己的理智，以后将怎么收场啊？退路在哪里啊？还有，这些媒体，你让他们自由、深入调查过新闻现场吗？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只要具备最浅薄新闻常识的人就知道，新闻不被允许在现场，将如何有准确的新闻？还有，他们那样做，CNN、BBC、图片报等等，我们听过他们的声音没有？采访过他们没有？为什么就不能派出一些记者，亲自到他们的总部或分部，调查他们的报道和立场？还有，为什么在埋怨别人造谣虚假时，为什么我们内部，就不可以允许一下各种报道、各种声音？动不动就自己一个官员出来，说什么证据表明、事实证明，都是从结论跳到结论，一个口子，一种声音，一种结论，稍有异音，则可能被查封，这么诡异的行事，让人家怎样彻底信服？火炬传递，人们愤怒于抢夺火炬，激动于弱女护卫、高唱国歌，然后要反对法国、封杀家乐福，然而我们想过没有，伦敦、巴黎、希腊还有旧金山，这里的政府又是花怎样的心血，要仔细控制，既不侵犯抗议的权利，又要捍卫火炬的神圣？他们必须做到，允许抗议，阻止侵犯，这样的界限，早不得玩不得，轻不得重不得，左不是右不是。想一想，如果火炬到了某地，四处戒严、鸦雀无声、毫无抗议、组织人群、热烈欢迎，这样是不是更可怕？你做得出来，他们做不出来啊。

　　我也看过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你说他们没有偏见吗？没有怨气吗？很多有。看着这些，我总遗憾于相互的偏见和误解，总遗憾于这些记者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做事，中國偏见式意识形态当道，为什么你们也要一样？但总的来说，如有明显歪曲，总有人自由纠错；就算明显歪曲，和我们千篇一律的报道相比呢，就算当内参看，也是一个参考。还有一前提是，你骂人家歪曲、反華之前，得充分地让人家进来看啊。但有一条，如果他们批评中國，就一定意味着偏见和歪曲吗？绝不是的！人，良心总是有的，是非总是有的，黑白总是有的，如果你没有做好，还要别人做吹鼓手，岂非异想天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新闻法则说，客观，就是意味着对任何一方都不批评。恰恰，更多的时候是，如果该批的不批，反而是不客观。

　　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春日，我祈祷：政府要慎重疏导民意。民意是双刃剑，既可能伤人也可能伤己。最好的政府是言论自由，无论民意如何，无论民意对内对外，都不会强制性疏导。做不到这一点，则切不可乱玩刀锋，引火上身。因为这样对自己一点好处没有。这些事情总会过去，那时候，愤怒将向何处去，须知，今天刚刚过4月15日。有消息反应，有公民想组织去家乐福抗议被阻止。鼓动民意已经是错误、危险，如果阻止合法抗议自由，则将会错上加错，险过剃头。提线木偶游戏没玩好，将一招错招招错。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每个成年公民和未成年人都有自尊，当他热血沸腾地反这反那，用这种特殊的言论自由，表达自己的“爱国”，通过发言人的话语，似乎是被支持，一旦真要去家乐福抗议，却被告知不被允许，则情何以堪，则将会产生怎样的被欺骗感和羞辱感？尊严挫伤带来的愤怒，则向何处发泄？我不支持近来反这反那式的“爱国”，也不赞成杀到家乐福门口的“爱国”，然而，当看到十年砍柴转贴的一篇《憋屈的爱国》，如果民众真要去家乐福集体抗议而被禁止，我真为我们的公民，这种被揉来揉去、像个面团的命运而伤心。我祈祷，执政黨危机公关的素质和手段，跟得上时代，受得住考验，对可怜民众的尊严有基本的体恤。

　　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春日，我祈祷：

　　我们伟大的公民，参与政治、爱护国家、捍卫主见是好事；同样，言论自由，无论你们反CNN、反长平、反家乐福，这都是公民的个人自由，或许，这也是难得一见的自由，这样的自由，需要捍卫。但你们必须知道，当你想捍卫公民权利时，你的权利来得是否诡异？是否能永远持续？你是否充分了解到必要的信息？你是否有过对公民含义的思考？你是否是内心最理智的选择？如果是，你是否愿意为你的言行承担责任和代价？公民，如果你把自己当成公民，这是伟大的，但公民意味着责任、理智和知识。如果仅是简单的表态、冲动的情绪、片面的判断，这不是合格的公民。同时，我祈祷，永远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狼犬丹尼一样，他们的怒火，可以吃人，但绝对被控制为，仅仅只能咬向既定的敌人。

　　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春日，我祈祷：

　　我们的奥运价值观、公民价值观和国家价值观，将因磨砺和考验而更加清晰和坚定。民众和国家一起，能在风雨飘摇中仰望星空，一起成长而非互相恶化。我祈祷，我的祖国，能经受住考验，必将凤凰涅磐。

　　作者:魏寒枫

　　最近西藏出了很大的事情，有人要獨立，要脱离中國。于是有人问：西藏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是连達賴喇麻也同意的事实，也是世界主要大国一致认可的；但西藏是不是永远‘不可分割的领土’？却是值得我们忧虑的。外蒙古不曾经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吗？但是由于满清政府的不思进取，和一时振奋人心的 ‘驱除靼虏’的错误口号，沙俄、苏俄势力的乘虚离间，外蒙古脱离中國已经将近一百年了。

　　事实上，今天不仅有‘藏獨’、‘疆獨’、‘蒙独’，还有‘汉独’。李登辉、陳水扁不都是汉族吗？即便是那个台湾新出选的蓝色总统马英九，也声称獨立是台湾人民的‘选项’，而且还预设了大陆政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陆肆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先决条件。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说马英九是一个‘准台獨分子’，或者是一只‘比達賴喇麻更阴险的披着羊皮的狼’呢？

　　既然，台獨不是民族问题，藏獨也不可能完全是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是不能用‘领土归属’的讨论来解决的，即如‘西伯利亚是三百年前俄国强占去的’，亦如‘阿拉斯加是一百年前美国用钱买去的’，于今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便‘天安門广场是祖国的心脏’，难道有主权的政府就可以在广场上为所欲为了？当前‘诸独 ’气焰嚣张，主要还在于中國的政治有问题，而这是有根据的。

　　例如，四月二日西藏自治区黨委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张庆黎讲了一席《同達賴斗争，否则“红旗落地人头搬家”》话。他说这场‘平乱’是：‘以胡錦濤同志为總書記的黨中央坚强领导、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中央赴藏工作组精心指导、参战部队英勇善战、广大干部顽强战斗、各族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只要西藏各族人民一心一意跟黨走，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把達賴集团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西藏一定会在有中國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上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達賴集团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

　　发表在官方的《西藏新闻网》上的这篇言必称‘胡錦濤同志……坚强领导、英明决策’讲话的对敌斗争语境，与溫家寶希望達賴喇麻发挥影响安定西藏的温和措词适成反照。这位山东基层知识青年出身的‘驻藏大臣’的治藏方针是什么呢？是恐吓西藏人民惟‘一心一意跟黨走’，否则不仅‘幸福生活付诸东流’，而且‘ 就要……人头搬家’。这些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初启用的‘红旗、人头’，或曰‘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之类的狠毒词语，就是纹革暴力和武斗恶果的源头，就是中國走到‘崩溃的边缘’的起步。读了张庆黎说的这些久违了的隔世话，更有藏汉对立愈演愈烈的不良预感。

　　说来，汉藏文化反差非常之大，吐蕃民族在公元六、七世纪兴起以后，一度四方征伐，而一旦皈依佛教以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内敛虔诚、顶礼膜拜，笃信轮回转世的，而且与外界无争民族。我们这个几千年世俗无神中原汉族，则是‘宗教鸦片’和‘成王败寇’肤浅教条的天然信徒。藏民族在雪域中物质匮乏却内在宁静，产生了许多思辨卓越的智者，因此蒙古人历来是服藏族而不甚服汉族的，自八思巴成为忽必烈的良师益友后，元朝十四位帝师统统都是藏族；而今世達賴在西方讲经，动辄听众千数、万数、十万数，乃至成为与教皇保罗齐名的世界级精神导师，西方人和蒙古人实在是同样地识货。

　　藏族本分‘卫藏’、‘康巴’、‘安多’三系，四川康巴藏族和甘青安多藏族的祖先是唐代以后‘蕃化’了的西羌部落，他们自认与北方民族有血缘联系，故尔康巴与蒙古、突厥在藏语中同谓‘霍尔’，实质就是中原之谓北方民族的‘胡儿’。而元蒙、满清两代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